本文由眉山律师编辑整理，多位从业13年以上的律师，也非常认可此文的回答，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有不妥欢迎指正。
文章目录：钱江晚报·小时新闻通讯员 彭丽莎
4月16日下午2点许，金华婺城区战疫求助平台收到一条消息：“我怀孕34周了，感觉胎儿胎动有点快，我很担心，你们可以帮帮我吗？”打电话求助的孕妇周女士，是兰溪人，也是白龙桥镇上浙江星筑科技有限公司的职工。受到疫情影响，她不得不与家人分开，独自一人暂住在公司宿舍。当天，她觉得胎儿胎动很快，身边又缺乏医疗物资，原本寻常的孕检也成了“难题”，所以十分担心。
接到求助信息后，婺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当即决定，特殊情况特殊对待，马上安排医务人员前往该孕妇住处为其提供免费上门产检服务，全力保障孕妇和胎儿安全。
当天下午5时许，医护人员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携带体温仪、电子胎心检测仪等医疗设备抵达孕妇所在宿舍，为周女士做了b超和胎心监护等检查，并给予情绪上的安抚。检查后发现，造成胎动过快的主要原因是周女士过于焦虑。目前，周女士和胎儿一切正。为此，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还与周女士建立一对一服务，确保孕妇和胎儿能稳定安全度过特殊时期。
面对疫情，婺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及时对“三区”内孕产妇的身心状况进行排摸调查。根据摸排情况，医务人员对首批孕周大于37周的127人，孕周小于37周但属于红橙色高危的214人，开展了一对一电话随访，做好疫情期间情绪的安抚和咨询指导，并提供24小时的咨询电话（0579-82149021）。同时，根据“三区”内孕产妇管理的需要，婺城启动中心孕产妇流动服务小分队和流动孕检车，为急需的孕产妇做好上门服务。
“这两天真是谢谢你们了，就像家人一样关心我们，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家了。”4月17日早上，白龙桥镇双牌村村民徐女士和丈夫激动地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徐女士是一名怀孕24周的孕妇。4月16日早上，她和丈夫从兰溪出发，前往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做产检。做完产检后夫妻两人发现，白龙桥镇的家被划入了管控区，家里回不去了。就在徐女士不知所措之际，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一通来电，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
“你好，请问你现在有需要帮助的吗？”当中心工作人员了解到徐女士的难题后，立即商讨对策，为其定制方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徐女士和丈夫于当天下午做了核酸检测，晚上10时许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于是，工作人员在第二天早上把他们接了回来，护送他们安全到家。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作为妇幼保健工作人员，守护一方孕产妇和儿童的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大家如果有需求，可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一定会尽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婺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近期热播电影《过春天》引发社会对未成年人“夹带走私”的关注。3月28日，新京报记者从深圳海关获悉，日前罗湖海关查获了一起“12岁女童受人利诱指使，藏142支孕妇血样违法出境”案件。
新京报记者检索，利用尚未成年的跨境学童夹带“走私”电子产品或“寄血验子”血样等违禁物品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学童居住上学的地点分别在深圳和香港，每天两地往返，这一特殊情况被不法分子利用。类似案子让海关工作人员“很头痛”。
这些学童被截后，因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执法人员只能让监护人严加管教，并不会有制裁措施。律师表示，虽然对未成年人不予处罚，但应找出背后组织者给予严惩。
▲12岁跨境女童因书包太鼓，过境通关时被拦截。监控画面截图
跨境学童因书包太鼓被截
3月28日，深圳海关通报，罗湖海关日前在出境通道，从一名跨境学童书包内截获142支孕妇血样。这是罗湖海关今年以来查获的第二宗案件，也是该关近两年来查获单宗数量最多的违规携带血液制品出境案件。
这起案件犯案人员是一名每天往返深港两地上学的12岁女童。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一段监控视频显示，2月23日13时50分左右，一名背着书包，学童模样的小女孩通过边检后，急急忙忙地小跑了起来，神情慌张，加上身边无监护人陪同，引起了海关关员的怀疑。
“跨境上学的孩子，除了携带书本、文具、零食外，基本没其他东西，书包不会太鼓，我们发现她书包很鼓，都快撑开了，我们就让她过机。”当值关员回忆道。X光机成像显示，书包内有淡黄色管状物1批。
海关关员把女童带到查验台，发现书包里藏着6个包裹，初步判断为人体血样试管。“当时我们就怀疑是‘寄血验子’，然后就送到相关部门进行检测，3月18日出来结果，证实是孕妇血液。”一名海关关员说。
▲事发当日，跨境女学童通关时，步履匆匆、精神紧张，引起关员注意。监控截图
海关通知监护人到场协助调查
海关提供的材料显示，该批人体血样试管规格为10ml/支，管身贴有标签，注明了被采集者的姓名，并均随附着一张“母血Y染色体基因检测申请表”。而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禁止非医学的胎儿性别鉴定。
3月28日，深圳海关方面称，这名女童自称受人委托携带物品出境，过关后交给一名叔叔即可拿到报酬。
事发后，罗湖海关立即通知女童的监护人到场协助调查，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人体血样作截留处理。该案的具体调查工作目前已经展开。
罗湖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人体血液和血液制品等特殊物品可能带有传染病病原体，易引发传染病跨境传播，携带、邮寄人体血液和血液制品进出境时，需提前办理出入境特殊物品审批手续。切勿听信不法分子蛊惑，贪图小利。
▲罗湖海关从女童书包里查获的142支孕妇血样。海关供图
生母利用子女走私
公开报道显示，利用跨境学童带货走私现象由来已久。近些年，深港边境海关执法力度加大，案件发生率下降，但仍时有发生。
2017年，海关总署网站就披露过一起利用深圳跨境学童走私的典型案例，背后的“主谋”是其母亲。
2017年5月3日12时许，一香港中年女子带着两名双胞胎女童入境，关员发现两名女童书包所装物品形状有些异常，查验发现了30台全新iPhone手机。
经询问，女子系两名女童生母。据其交代，因禁不起走私分子蛊惑，想利用双胞胎女儿作掩护，帮他们带点货赚些小钱。
没多久，海关关员又在一6岁学童书包内查获CPU100个、手机配件34件，而将这些东西藏进书包里的同样是其亲妈妈。
▲涉事孕妇血样。海关供图
追 问 1
夹带违禁品的跨境学童哪里来？
3月28日，一位不愿具名、在某海关工作的员工向新京报记者透露，跨境学童夹带物品出入境的情况“并不少见”，“目前是存在执法困境的，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力，这些学童是未成年人，通知监护人过来领孩子，协助调查了一番，家人最后并不知情，只能作罢。”
上述受访者还坦言，有时会出现“漏网之鱼”，“毕竟这些孩子特别小，有时上学赶时间，书包不过检，难免会有漏洞。”
那么，这些学童从何而来？深圳罗湖海关一关员告诉记者，“有些是网上招募的学童，有些是学童的同学请他一起带的，还有是学校外面有一些人会胁迫这些学童做。”
追 问 2
不法分子为何瞄准跨境学童？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告诉新京报记者，不法分子将跨境学童作为目标的主要原因在于成功率较大。跨境学童的特殊身份容易迷惑执法人员，减少查验的可能性。此外，学童年幼，通常对走私的严重性无认知能力，很容易受到诱导，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达到惧怕程度。不法分子利用无健全法律认知能力的跨境学童进行走私犯罪，执法人员就很难根据表情等产生怀疑。“不法分子正是利用跨境学童这样的特点和优势，铤而走险，博取走私的不法利益。”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新年表示，即便有少数儿童被海关查处，也会因其是未成年人而免予被追究。因此，跨境学童成为了近年来从事违法“寄血验子”组织的首选目标。
追 问 3
未成年人带违禁品跨境如何处罚？
张新年律师表示，基于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即便未成年人携带违禁品入境，可能只会要求监护人严加管教，并不会采用制裁措施，“这也是犯罪分子选用未成年人携带违禁品的原因之一。”
韩骁指出，教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符合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的行为，缺乏成为“犯罪主体”的条件，因为被教唆者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教唆者也不构成“教唆犯”，而是成为“间接正犯”（又被称作“间接实行犯”）。根据《刑法》第29条第1款后段“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 应当从重处罚。”所以，教唆跨境学童走私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应被认定符合《刑法》分则中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从重处罚。
张新年也强调，此案虽然对未成年人不予处罚，但应找出背后组织者给予严惩。
新京报记者 李一凡 编辑 林野
值班编辑 潘佳锟
资料图
摘要：
身为网络原住民一代，来自浙江工业大学的8名学生，更习惯于从互联网汲取观念，形成认知——生孩子，听上去是一件“没必要”的事情。自2022年1月起，他们分发千份问卷，访谈80个人，走访家乡的社区、生育驿站、幼儿园，做了为期一年的生育意愿调查，想要理解“周围的人”为什么不生孩子。
他们是一群00后，成长在生育思潮和政策转变的20年，周围人的行动、观念，与他们相互冲突、无法调适。比如一个22岁的义乌女孩，有个比她小15岁的弟弟，在全面二胎政策下出生，她几乎目睹了母亲生产、养育的每一份艰辛。
对中国人来说，生育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但这群00后仍旧试图厘清，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件最平常的事。
文｜徐巧丽
编辑｜陶若谷
“想不想要一个妹妹？”50岁的爸爸把这句话抛给了黄一鸣。
那是去年6月底一个普通的周六，屋外蝉鸣，暑意飘过纱窗。电视机前，黄爸爸躺在贵妃椅上，刷着抖音里咿呀学语的萌娃们，露出由衷的笑意。黄一鸣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以为听到的是个玩笑。
“你都多大了？”黄一鸣也像玩笑般回他。黄一鸣在浙江工业大学读大三，暑假回家，发现爸爸总是刷一些萌娃视频。他以为，是短视频让爸爸产生了这个念头。爸爸年纪大了，突然开始健身锻炼，性格变得有些啰嗦。多一个妹妹，意味着维持20多年的家庭结构彻底改变，有什么必要？
加班的妈妈下班后，他从妈妈口中得知，这个念头，爸爸在妈妈面前念叨了好多次，“他不是开玩笑的”。但黄一鸣仍旧觉得太草率了。
为着这个念头，家里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谁来生，谁来养？”黄一鸣比爸爸考虑得更多，“一个是妈妈的年纪是不是适合生育，一个是你们还是上班族，有没有精力带孩子，总不能去找外婆、爷爷奶奶来养。”黄妈妈表示支持。面对这些质问，坐在他们对面的黄爸爸，未置一词。
黄一鸣觉得，在上一辈眼里，就像瓜熟自然蒂落，草自然结籽，“生孩子也好像就是这么随口一说的事情。”但他很难理解这种生育观。对他来说，生还是不生，是需要反复权衡的——“从想要生孩子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要承担一种责任，你没有做好对未来所有可能的预估的话，干脆就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
他出生于2000年，漫画、小说伴随他长大，高中拥有了手机，就看微博、逛贴吧，最喜欢的是B站，和里面的用户“同频”。作为独生子女，他出生在一个开明的环境，初高中，母亲就建议他多谈恋爱，他也尝试过几段恋情。
“会觉得我是独立完整的个体，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家人的束缚。”他从小就和父亲对着干。小时候，父亲会给他布置奥数题，他做不出来会挨骂，甚至挨打，他一言不发。初中，他和朋友出去玩，时常会和掌控欲强的父亲争吵。大学里，他放弃父亲给他选择的制药专业，选择了文科。
每次被衣架追着打、被骂“你怎么这么蠢”的时候，他会觉得，“这种你累我也累的关系，完全是人生的累赘。”
有一年春节，爷爷殷切叮嘱他“早点让我抱重孙”，他嘴上应付着，等到晚上和爸妈散步，他突然问他们，“你们可不可以接受我不结婚，也不生小孩。”他记得，爸妈第一反应是“这不正常”，但想起他的叛逆，才改口说“随便你”。
和黄一鸣一样，他的同龄好友，都觉得生育没必要。他们的观念反映了新世代的生育意愿。2020年，第三届人口与发展论坛一项调查显示，作为生育主体的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48个，低于90后。一份《2021年广州市生育意愿调查报告》则显示，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有随年龄减小而降低的趋势，其中00后最低。逐步进入婚姻、生育的年纪的00后，却开始选择“自愿少生、放弃多生甚至不生”。
杭州某街道的生育宣传手册。讲述者供图
作为00后女生，义乌人李芳菲就觉得，“不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现在读大三的她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肉嘟嘟的脸上架着细框眼镜，会戴上10块钱的黑色爆炸头假发，在朋友圈发四宫格照片。
“不生”的想法源自高中。那时的英语老师曾留学国外，日常上课时，会强调“女孩子一定要有经济能力，不要习惯于依靠其他人”“学识上的眼界比男朋友更有安全感”。那是李芳菲第一次接触女性思潮、男女平权的观念。
上大学后，她开始建构对婚姻、家庭的想象。周围的同学、朋友，无不经历着恋爱的“苦涩”而非“甜蜜”。情感控制、因为不回消息而生气、不负责任……听多了，她觉得谈恋爱确实是一件挺花费精力的事情。
尤其是在越来越卷的当下。拿出国留学举例，“想申请好一点的学校，都会要求你平均分90以上，还要你做科研项目、发论文，要有实习经历、大赛经历，最好还有一点学术的身份在身上。”根本无暇顾及恋爱、婚姻，遑论生育。
2016年，也是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那年，李妈妈取下了留在肚子里十多年的节育环。不久之后，李芳菲多了一个小15岁的弟弟。
父亲常年在外，是妈妈一个人负担起全部的抚养任务——下班之后接小孩、接完小孩做饭、吃完饭送兴趣班、做家务、陪玩、辅导作业、哄睡，“之后，才能做自己的事情。”有一次，她半夜起床，发现弟弟发了高烧。她陪着妈妈去医院，忙活下来已是凌晨4点。妈妈一夜未睡，第二天仍旧准时上班。
她目睹了这份艰辛，更加疑惑，“父母这一辈对于孩子的执着，和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的矛盾或者悖论，背后的社会因素到底是什么？”
和她一样，黄一鸣也试图厘清，应该如何理解爸爸想生二胎的想法？出于自身困惑，两人加入了生育意愿调查的研究，试图寻找答案。
杨妍是这个研究的发起者，也是一个00后。2021年12月，她偶然看到人口学家穆光宗的两篇论文，才发现，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走低、育龄女性生育率一直在下降，“真的步入了一个少子化的社会。”
某一天，她看到一则新闻。婚礼上，新娘高高地把捧花扔向未婚的女性来宾，出乎意料的是，人人躲闪，没有一个人愿意接，“为什么尤其我们00后，不生会成为一个趋势？”
在此之前，她从未关注过生育话题。杨妍22岁，留着一头长卷发，在同龄人眼中，做事负责，有拼劲，很多加入生育调查的人都说，是出于对她的信任。在爸妈眼里，她是一个乖孩子，成绩出色，懂事。问起未来打算生几个孩子，她会说，“一男一女，凑个好字。”一个令人欣慰的答案。
杨妍的世界纯粹、完美。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承担着父母望女成龙的期盼。因为是最小的孙女，也没体会到爷爷奶奶重男轻女的对待。
但是平顺的表象下仍旧隐藏着“不对劲”的细节。在把人口当成劳动力的遥远时代，远在安徽山村的奶奶，生下了4个男孩。6岁，她跟着父母来到杭州，高中买房前，一家三口租一室一厅的房子，她睡小床，爸妈睡大床。同学过来瞪大了眼睛，“你家怎么这样？”
逼仄的、不属于自己的空间，也是杨妍对杭州的印象。“小时候我挺叛逆的，到了杭州之后，变得很乖，也很卷。”随着她长大，天平的另一端，已是父母所能给出的最大砝码。每当爸妈调侃想不想要一个弟弟妹妹时，她都会回一句，“你们养得起吗？”
走进一段亲密关系也很难。她不排斥恋爱，但周围好友经历的吵架、冷暴力，会让她一再提高标准。“婚恋难是一个普遍现象。”她看到穆光宗在论文中提到，“社会转型导致生育成本急剧升高，养儿防老的实际作用被削弱，都导致了‘生育恐惧’的出现。”
完美世界的壳被敲碎了，那些“不对劲”的细节全都裸露了出来，她窥见了社会更为现实的样貌。
杨妍在做访谈。讲述者供图
导师鼓励她去做一个调查。原因很简单，出于竞赛、成绩的需要，学院会给每个同学一个科研的机会。在正式报名科研项目之前，杨妍找了6位研究生学姐，做了初步访谈。
那是第一次，她发现周围有这么多不婚族、不生族。6个学姐中，有3人不想谈恋爱，1人可谈可不谈。3人不想结婚，剩下3人，也只说“发自内心想结婚再结”、“没遇到合适的可以不结”。提到生育，有人说，“结婚是愿意的，但生孩子就不大愿意。”
她又找了几个上班族。上海一家外企的学姐告诉她，“来上海的人基本上是来打拼的，社会关系链条比较脆弱，会更注重个人事业的发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有了房子之后，再去结婚。”
也有一些人，困囿于生与不生、结与不结的难题。她记得，一位在英国读人类学的学姐，是大家公认的“独立女性”，身材健美，一个人去伦敦、巴黎旅行，在朋友圈，也会发表一些女性主义的见解。
访谈中，她坚持不婚主义，认为“将生殖行为社会化，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以来形成的，以性为中心的知识与权力的特定机制”。但在访谈时，她又写下，“我还是挺适合结婚的，受母亲的影响，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愿意为家庭操心的人，愿意进行一些体力劳动，甚至做好了成为全职太太的准备。但另一方面又始终会想要保持独立女性不断Lean In的愿望，所以浸泡在矛盾与两难之间。”
这种矛盾感，杨妍理解为是这一代人的“理想和现实”：理想上，希望一切都自己做主，有坚定的观念选择；现实中，却挣扎在对传统的、家庭的妥协之中。而这个学姐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逃离自己传统的那部分。
那段时间，她有些许的动摇，“是不是现在社会普遍的情况是这样子？”反而那个想生的自己，成为了社会中的少数？
在这群年轻人面前，现实的一隅被一点一点地掀开了。自2022年4月开始，陆续有8人参与进了这项调查。他们收集了1500份问卷，访谈了80多人，试图理解年轻人为什么不生育。也走访了家乡的社区、街道、医院、幼儿园，了解机构如何面对低生育的现实。
一位杭州工作的31岁男性提到，在买房的焦虑面前，孩子仿佛一个提速器。访谈时，他妻子已怀孕近4个月。原本，夫妻二人计划结婚后，双方一起奋斗，积攒积蓄后，再找个好房子。但孩子只能等10个月，房子成了10个月内就要解决的事儿，接下来，培训班、辅导课，一系列的开销也会蜂拥而至。
“孩子生下来没几个月，就要上思维课、逻辑课，动辄上万，还要上好几年的培训班，和结婚的时候相比，天差地别。”男人说。
生了孩子，意味着同时要做“房奴”、“车奴”，最根本的还是“孩奴”。问卷中，有812份数据表明，近70%的人，将经济与居住条件、养育孩子的费用，视为影响生育的第一、二要素。
不过，在养育成本这座大山下，问卷也反映出对待生育的性别差异。愿意30岁之后结婚的女性，比男性高出6个百分点；在生育面前，女性对身体状况的考虑，也比男性高出20个百分点。
“一开始，我设想的是，大家不愿意生小孩，应该是经济方面承受不起。”杨妍说，“但后来慢慢会发现，女性考虑的是职场、事业上，权益如何保障的问题，以及家庭养育的问题，而男性则更多考虑学区房、托育的费用这些经济压力。”
她接触到一位二胎妈妈，觉得婚姻很不符合自己的预期——在孩子的养育上，丈夫没有分担一分，而自己要一边带娃一边工作，“带孩子累，教育孩子也累，养家养孩子又花钱。”
有了孩子以后，在职场与家庭的权衡中，许多女性选择了家庭。一位在投行工作的职场女性，生了二胎之后，辞职做了全职妈妈。最初的四年里，她陷在退出职场与整日“鸡娃”的落差中，孩子成绩不好成了她最大的困顿，之后，她开始投向心理学，寄希望于此，能让自己接受不再成功的现实。
即使孩子长大，女性得以重回职场，她们也会发现，世界完全变了。一位36岁的二胎妈妈，为了生老二，去做了保育员。她觉得做全职妈妈是一件很无聊、沮丧的事，想回去工作。老二7岁后，她做了一名幼师，因为教育孩子是目前唯一擅长的事。她的父亲对此感到不满，“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却去做一个幼儿园的阿姨，而女婿（她的丈夫）却是西装革履。”
累、与社会脱轨、围着孩子转……经历这些的人，都不希望再生一个。一位80后爸爸总结，现在的生育趋势是“在精不在多”。以他自己为例，独生子女会希望孩子还是要有个伴儿，一个不行，两个就正好，生三胎的话，“吃不消这个生活”。他继承家族企业，金钱不是问题，有资本生两个孩子，但也逐渐感觉到吃力，因为要买学区房，尽管对杭州的应试教育不满，他还是从上海搬到了杭州。
团队小组讨论。讲述者供图
一线城市不适合养孩子，更不适合生孩子。压力早在生育之前就垒在年轻人身上。
杨妍的一位学姐，在北京做传媒工作，朋友圈中时常可见与明星的合影。她并不排斥生育，也喜爱孩子的陪伴，在她的畅想中，至少要有两个孩子，理想的生育年龄是32岁。但如今，她已33岁，还是觉得工作不稳定，还有身材和容貌焦虑，一再推迟生育。“生孩子回来，也许这个岗位在不在都是个问题。”
与大城市不同，在县城，生育本身成为了一项拼搏的事业。26岁考到金华的公务员，一毕业就结婚生子了，她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一位受访者提到自己在边远地区感受到的震撼，“一生生五六个孩子，太羡慕了，我自己生一个已经很不快乐了，他们那么多照样生。”
为什么那些地方，他们会生好多个孩子，但是在大城市，大家反而不愿意生？杨妍在访谈了20多个人后试着去解释背后的社会图景——
“大城市人有非常高的向上去跨越阶级的想法，婚姻和生育变成了阻碍。而城镇中人，家庭就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份事业。生育的背后，是结构性问题的折射。”杨妍说，横向上看，城乡流动，造成了生育观的迥异；纵向上看，生育政策的转变，也导致了代际生育观的冲突。
李芳菲的大姨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她60多岁，是农村户口，计划生育时期，可以生“一胎半”（农村第一孩为女性的农户，在间隔4到5年后允许生育二胎）。生了一个女儿后，再生一个，还是女儿。她不死心，偷偷怀了第三胎，躲到了乡下，却还是被超生队抓到，送到医院打掉了。
那一胎是男是女，大姨并不知道。但生儿子的念头，成为一个未完成的执念，困扰着她几十年——直到两个女儿也步入生育年龄。
一个女儿头胎就生了儿子，“已经生儿子了，那也不强求她生了，再生一个是更好。”一个女儿生了女儿，“那就得再生一个儿子出来。”
这个女儿与母亲的冲突就在于此。因为知道兄弟姐妹的依靠、陪伴，她不排斥二胎的想法，但她抗拒母亲对男孩的执念，“我是女孩儿，我生的也是女孩儿怎么了？”
李芳菲此前从未想过，“这都21世纪了，还有重男轻女的问题。”关键是，还发生在自己的周围。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研之后，团队的成员都觉得，“生育指向的，好像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开始接触这群00后，我很难将其定义为一项“规范”的社会学研究。看起来，这就像是一群年轻人凭借着某种源生性的冲动，花了一年时间，采访了很多身边的人，仅此而已。没有研究问题，没有理论对话。
但那些访谈的学姐、老乡、大姨，让我想起项飙提到的小区保安、菜场商贩、快递小哥。这些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似乎让这群生活在网络世界的新世代，接触到了一个新的“附近”。
生育可能是人们最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李芳菲试图记录下身边的草蛇灰线。
那是今年寒假，她的调查到了收尾阶段。在乡下一个热闹的集市中，她抬起头，看到一块红色的牌子，角落卷曲、落满灰尘，镶嵌在一座破旧的“小洋房”二楼，写着：“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落款是乡人民政府。
时代的烙印镌刻在每个人的周围——就是这块牌子所代表的时代，造就了她的大姨，连及了她的女儿，影响了几代人的生育观。李芳菲把它拍了下来。
讲述者供图
调研之后，李芳菲对这些有了更为敏锐的触角。“简单来说，原来脑子里很抽象的问题，变成了更加具体的实例。”
调研团队中，有一个温州女孩王染，也在“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标语底下长大。这些标语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的性别观，“女孩子哪里没有男孩子好？”她周围有许多“姐弟”组合，包括她自己。父母给出的理由总是，“一男一女，凑个好字”。
这次调研，一个女同学向她倾诉，弟弟成绩不好，父母会花钱给他上一个好大学，弟弟也心安理得接受一切，而自己想要出国留学，就会对父母产生亏欠感。同校时，她们不会聊起这些，但这次访谈，让她意识到，那些“姐弟”组合，就是性别偏见的结果。她妈妈的朋友，生了一个儿子就觉得“任务完成了”。与之相对，生了一个女儿的舅妈，47岁了，还会被亲戚念叨再生一个儿子。
从前，她是一天里有大半天泡在网上的人，许多概念、观点，都经由网络建构。周围的人与事，像蒙了一层迷雾。“我们这一代对生育、婚姻，会更恐慌。”但这次调研，如同在家乡的航道中投掷了一个浮标，让王染对这个地方有了真切的思考——“为什么温州重男轻女的观念，比别的地方要严重？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产生这样的想法？”
这种“触摸”到真实可感世界的感觉，对杨妍来说，则是“理论照进现实”。她告诉我，调研后，她结识了自己小区里的一些二胎、三胎家庭。有一个父母的好友，2008年，他们生了二胎，是女儿，2012年交了2万罚金，又生了一个，才是儿子。
妈妈跟她说，这家人一直都想要一个男孩。她想起自己查找资料时发现的数据，三胎往往是性别最为失衡的一胎，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三胎性别比为132.9，而国际公认合理的性别比为103-107。她理解了三胎的选择，但也无奈于这样的现实。
李芳菲们也在拓宽“附近”的广度。社区、医院、幼儿园甚至中学告诉她们，低生育率背后，是一个努力调试的社会。温州本地妇保、儿保医院的医生感受到，相比全面二胎，三胎开放之后，自己的工作反而闲了下来。为了提高竞争力，这些医院更换了沙发、装修了病房、改善了生产流程。但仍旧无法避免人口减少的趋势。
给自己初中的学弟做家教时，杨妍才知道，由于生源不够，下一届，这所初中就要砍掉3个班级。为了流通生源，当地的中考也不再划分片区。
不只是机构在做这些努力，一个社区的全职妈妈成立了一个“全职妈妈读书会”，相互读道德经，借此倾吐生活的苦闷。杨妍访谈的那天，一个40多岁的妈妈，刚因孩子教育的问题，跟丈夫大吵了一架。分享时，她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流下了眼泪。杨妍发现，其他妈妈仍旧在很认真地听，时不时拍一下她的肩膀，等她分享完了，再给她出了点主意。她在这十多位全职妈妈身上，感受到个体与个体之间亲近的、具体的交流。
杨妍觉得，这种感觉甚至久违了。“现在，我们习惯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与远方产生连接，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情感交流，常常被忽视了。”
社区组织的全职妈妈读书会。讲述者供图
一台摄像机架在了李芳菲和她妈妈之间，访谈开始了。妈妈的眼神有点闪躲，李芳菲的心里也挺微妙。屋外的天非常非常热，办公室里，除了两个人的谈话声，只剩下空调发出的声响。
这场访谈，李妈妈是被拉来“凑数”的。由于需要许多样本，李芳菲首先想到的就是从身边入手。生活中，妈妈并不压抑自己的情绪，每天和外地的丈夫通一次电话，都要诉诉苦，讲讲委屈。她生李芳菲时，顺产顺不下来，又转了剖腹产，想到那种滋味，有时还会掉眼泪。
李芳菲上高中时，妈妈就给她上过性教育课，和妈妈讨论恋爱、性、生育，就像聊天气一样日常。她以为，这次不过是一场有摄像机“监督”的聊天而已。事实和自己预想的也差不多，但在最后，当问到，你对你子女未来生育有什么看法时，李妈妈的回答是：我希望，你以后找老公一定要找能够在身边的，能够参与到家庭的付出的，不要找像你爸这种天天出差，一年四季不到家的。
那可能是第一次，她捕捉到了妈妈的一丝后悔。“原来妈妈也有意识到生育中的不平等。”在以前的交流中，两人常因生育观争吵，李芳菲表示不生孩子、想30岁之后结婚，李妈妈都会极力反对。但这次访谈之后，妈妈再和人聊起天，会很平静地表示，我女儿以后想30结婚，35生小孩。在“晚婚晚育”上，母女俩拥有了一点默契。
如今，生育意愿的调研周期已经结束。相比起一年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生育是一件更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很少有人可以决定我就不要孩子，一辈子一个人，这也需要莫大的勇气和精神世界。能真正做出这个决定是挺酷的。”
这一年来，爸爸的那句“想不想生一个妹妹”，一直环绕在黄一鸣的心里。自己真有一个妹妹会怎样？四个人的家庭，会不会比现在热闹一些？访谈二胎、三胎家庭的时候，他总是经不住这样设想。
今年春节，在一个看似随意的时机，他和爸爸重新提起了生妹妹的那个念头。爸爸解释，这个念头的产生，是想弥补自己对儿子教育的强硬。他想起自己考察家乡的政策，问爸爸，“你知道有男性育儿假吗？”调研时，他发现，虽然存在这种育儿假，但并不会有人使用这个假期，甚至也从未听说过。
“生育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是男女双方的事情。”黄一鸣说，“你不能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当听到爸爸说“是我考虑的太理想化了”的时候，他意识到，父亲终于不再认为生孩子是一件随意的事情了。
不过，也有家长没有妥协。感知到具体而实在的生育压力之后，杨妍把自己的“一男一女”改成了“只生一个”。听到这里，杨妈妈吓了一跳，“我看你们就是太懒了。”女儿第一次变得不乖了。甚至某天，杨妈妈和女儿在阳台晾衣服，提到杭州三胎奖励2万元，女儿突然激动地嚷嚷，“生孩子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在文化层面已经成了一种风气，奖金能解决什么……”
觉得烦了，杨妈妈下了定论，转身离开：“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婚姻法对生孩子相关规定最新
【本文标题和网址，转载请注明来源】1460/计生办查家人(计生办能否查到一方已婚) http://www.gdmzwhlytsq.com/hyxw/356886.html
首页
找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