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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晓君 | 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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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日，“贵州43斤女大学生吴花燕百万捐款只收到2万”的新闻如海啸般喷发，引起人们对9958儿童救助中心“把慈善做成一门生意”的强烈质疑。然而，吴花燕的悲剧被当成敛财工具，却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在当前中国，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为慈善公益活动带来的是惊人的动员能力和筹款速度，却并没有减少社会的不平等，甚至没有进一步召唤人们的公益行动，沦为“消费即慈善”的秀场。本文作者认为，必须警惕互联网包装下的慈善变成维护贫富分化的工具。平台算法逻辑、商业利益以及消费主义文化，正在把慈善所依赖的“同情文化”改造为功利化的数字游戏和爱心表演。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解决社会问题的初心，需要社会团体和政府建立更为良性的合作和相互监督的关系，而不是寄希望于通过技术一劳永逸地解决慈善动力问题。文章原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10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技术神话光环下的中国慈善公益

在当前中国，以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为核心的慈善公益活动因其惊人的动员能力和筹款速度而得到广泛关注。在技术的助推下，慈善公益活动变得愈发便捷，人人都可以在指尖和鼠标的共舞中安放自己的爱心。

然而，我们并没有等来“人人慈善”的时代，反而是此起彼伏的争议和丑闻：2014年“冰桶挑战”变成名人社交游戏，2016年罗尔事件中山穷水尽的父亲形象一再反转，2017年支持自闭症的“小朋友画廊”染上“选秀”嫌疑，2018年冰花男孩中善款的共享引来各种质疑，以及在王凤雅事件中出现舆论审判现象。在这些让人目不暇接的“爆款”事件中，既有慈善公益领域中老问题的重新表达，也有慈善事业技术化过程中滋生的新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兴慈善公益形态带来的挑战，本文以中国慈善公益事业面临的问题和信任危机为起点，讨论慈善公益事业技术化如何在解决/回避这些问题的同时又孕育出新的危机，进而探究资本和数字技术如何凝合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形塑力量，侵蚀中国社会主义语境下慈善事业的基础和独特性。

▍“同情疲劳”下的慈善技术化

按照郑功成对现代慈善的定义，以社会贫富分化为基础的现代慈善离不开建立在同情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捐赠，因而其面对的最大危机就是“同情疲劳”。根据日常经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互联网慈善兴起之前，社会捐赠往往是以特大灾难事件为基础的“动员式的募捐”，2008年汶川大地震带来的慈善捐献就被认为是一次异常高潮。大众慈善未被日常化和普及化的原因很多，除了国民慈善意识不足，还有捐助方式的问题。以灾难事件为基础的募捐经常是自上而下、有组织的捐赠形式，在日常空间安置了各种捐款方式，以省去人们去邮局汇款或银行转账等麻烦，让爱心到捐赠的转换变得更为直接和便利。

与此同时，中国的慈善机构同样也面临运作不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价体系等一系列老问题。关于慈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的报道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接连不断的丑闻让本应造福社会的慈善机构变成了人们眼中的造富工厂。郭美美事件正是中国公众对慈善机构失去信任的一个集中表达。由于中国知名的慈善机构大都是半官方形式，中国公众在舆论推动下直接将这些官办的慈善机构等同于政府，愈发不信任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救助活动。

商业化的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联手形成新的公益慈善形态，正是在这种信任危机中完成了对慈善事业的“去中介化”，以“技术拯救世界”的姿态，宣称对普通用户赋权，试图解决中国慈善事业的日常化、效率以及监督层面上的问题。

首先，点赞、转发以及手机支付等数字化技术为“善心的释放提供了便捷的通道”，消除了复杂捐赠方式的障碍。其次，让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相互“看见”，从而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善款的利用和监督问题。这里不再需要任何慈善机构的中介，捐赠者可以直接面对需要帮助的人，全权接管与监督自己的爱心和善款，同时需要帮助的人也不再被动地等待着不合自己需求的救助，而是被赋予自我言说的能动性，主动出击寻求解决自己不幸的办法。

作为技术平台提供方的企业一方面负责审核项目真实性，监督追踪善款的使用；另一方面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或者通过流量变现，从而能够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平台的收益。在双赢话语的助力下，众筹技术解决了求助者和捐助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等与不透明问题，“网络慈善成为慈善金矿”。

但是技术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是多元且矛盾社会意图的物质表达。我们在欢呼互联网慈善成为“金矿”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在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的联合中，与慈善公益目标不相一致的社会意图和商业力量也在形塑着慈善公益的发展方向。前文提到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在互联网慈善的技术神话光环之下慈善公益事业面临的新老问题。

▍“爱心超市”里新的不对等

在新兴的互联网慈善下，受助者不会再啼笑皆非地收到“10个书包”或者领到短裙来当过冬福利。他们可以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从而得到最直接的帮助。这种赋权确实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局限性和潜在危害也不可忽视。潜在的捐助和受助者并不同处于一个触手可及的物理空间，无法直接感知到求助者的需求，依然需要借助各种关于不幸和困境的言说来充当中介。

以罗尔事件为例，在整个事件的发酵过程中，是罗尔而不是罗一笑让这个不幸事件在众多白血病患者的故事中脱颖而出。也就是说，“我们”更多是被罗尔的文字打动，才在众多不堪重负的白血病家庭中看到罗一笑，并伸出援手，但发现这个爸爸有超出普通人的财力后，“我们”又纷纷感到愤怒，那位本应被同情的小女孩却成为一个“在场的缺席者”。

当前互联网慈善公益愈发强化“可见性”作为划分不幸等级的标准：被看见的不幸才是值得被消除的不幸。时至今日，决定不幸的可见度的，不是不幸的程度，也不是需求的紧迫度，而是关于不幸的叙事如何才能被看见，并打动屏幕前的陌生人。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成了一个各种“不幸”相互竞争的超市。这里的“他者之痛”不再互相联系，它们从不平等的社会语境抽离出来，被包装在一个个独立的故事里，争夺捐助者的注意力和爱心。与不幸竞争相配套的是“捐助者及上帝”的视角。和超市里的消费者一样，个体的捐助者被赋予“超级能动性”或“自由”，取代慈善机构来决定自己爱心的最终安放。

在赋权的光环下，捐助者的权利和权力被浓墨重彩地凸显出来，成为延续和推动慈善的新动力，这也使得“快乐公益”的潮流日渐成为应对宏大叙事失效之后的新范式。关于苦难的宏大叙事已经被抛弃，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强调的是苦难的普遍性，指向结构性的不公。如今捐助者已经变成投资人，是“上帝”，不能让他们因为面对普遍性的苦难和不幸而感到无力，更不能对造成苦难的结构性不公而感到愤怒。因为无力和愤怒都不会让捐助者慷慨解囊。快乐、正能量、时尚才是主旋律。2017年“小朋友画廊”就是这一新范式的典型案例。它并没有调动关于自闭症的痛苦和悲惨来催泪，而是用暖心抓人的色彩、明亮丰富的主题以及恰到好处的音乐打动观看者。

快乐叙事摘掉“消费苦难”的帽子的同时，也把慈善变成了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升华。鼓励自我表达的社交媒体是这个转变中的重要一环。在对“小朋友画廊”的大量朋友圈转发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转发者和捐赠者的感慨，在表达爱心的同时顺便展示一下自己不俗的艺术品位。当慈善和公益活动不再借用公平和正义等宏大叙事来动员人们的慈善行为，自我的感觉和表达成为善的动力和回报。在一些快乐公益活动中我们甚至从头到尾都看不到慈善的对象是谁，公益的目的是什么，焦点是筹到善款的数量以及参加者的自我升华。

互联网众筹平台一方面解决了慈善机构的中介问题，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捐助者和受助者的不对等关系。众筹平台并没有给受助者提供真正的言说平台，受助者和捐助者之间的互动十分有限，只有当捐助者的捐款数额达到一定数量，受助者才会亲自回复，否则只有非常机械化的自动回复。事实上，这种直接但差异化的回复强化了捐助者的恩赐色彩，而不是受助者的能动性，这恰恰又是现代慈善希望避免的问题。

理想的大众慈善不同于建立在社区或亲缘关系之上的互助，它是在没有直接社会联系的陌生人之间的一种互助行为。慈善机构充当着捐献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使得捐献者与受助者不存在面对面的接触，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是谁，少了恩赐的色彩，多了回报社会的光荣，有益于形成社会互助的气氛。我们的捐助首先是出于这样一种社会期待--当我们遇到同样的不幸，也会得到来自他人同样的帮助。这使得我们的帮助并不是要马上获得回报，而是一种延长的心理期待。建立在互助行为背后的逻辑既不是利己或利他的心理所能囊括，而是强调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对“他者之痛”、对社会不公的责任。同时，遥远不可及的捐助者也并不承担直接的监督角色，是由地方政府或当地社区来完成有效的监督。

事实上，过分强调捐助者的监督权利一直存在于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中，并已经产生破坏性的后果。例如，汶川地震中捐助者通过媒体报道的“关心式监督”经常演变成对灾区和灾民正常化的期待，迫使灾区与灾民不能在多元的时间节奏中慢慢恢复社区和心理重建，被迫在短时间内“复工或复课”，反而出现更为严重的社区矛盾和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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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商业利益和议程设置

除了消费主义逻辑的影响，企业的商业利益也在主导着新兴慈善的方向和议程设置。当前众筹平台主要有两种营利模式，第一种是利用公益铺路，然后将服务对象转化为相关企业的潜在客户。如刚被官方认可的水滴筹就是直接把众筹平台转变为销售健康险产品的互联网保险平台。另一种模式则是创建流量入口和其他业务形成对接，即把慈善变成护城河一样的存在来守护其核心业务。

众筹技术是平台经济中一种重要的锁止技术，它通过生产社区来保证用户的黏度。支付手段、回报和监督机制都在帮助众筹平台把捐助者锁在同一公司内部平台。例如，腾讯公益平台使用的是同一集团的微信支付，捐赠后获得的虚拟奖赏或货币都直接链到该集团其他业务（QQ秀、QQ空间、腾讯游戏等）的入口。

这种回报机制试图鼓励捐助者把参与感、归属感、荣誉感兑换成虚拟货币，把一次性的爱心捐赠转化为具有持久性的日常消费。它们不仅可以让集团其他业务的原有客户产生更多的数据，同时也可以培养更多未来用户。哪怕是不成为任何业务的用户，捐助者也会被各种推送服务邀请过来对其捐助项目进行“监督”，为平台的流量作贡献。

平台技术正在把行善社区变成消费社区，从而“解决”了持续为善的动力问题，并且这些操作在双赢话语的包装下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道德光环或遮蔽或合法化了平台利益对慈善事业的挪用。无论是哪种模式，最大限度的吸引流量是当前众筹平台竞争中的重要砝码，于是各种简单有效的手段被开发和利用起来。

例如，在线下的推广中，很多平台的推销员都是底薪加抽成，业务量的完成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收入，这迫使推销员或多或少成为了 “星探”。例如2017年火爆朋友圈的“小朋友画廊”，其作为一个致力于帮助自闭人群的项目，却以“寻找中国的梵高”为口号，充满“选秀工作室”的味道。更不要说平台在日常筹款过程中出现审核把关不严、筹款数目随意变更等急功近利的做法。

而平台蕴含的“赢家通吃”的垄断本质更加剧了它对慈善生态的渗透和改造。众筹慈善平台的垄断首先来自对捐赠的大数据搜集和分析，以此可以对不同苦难叙事的“效益”进行评估，从而“发现/包装”更能提升流量的求助叙事，以此来“管理”众多爱心故事的可见度。然后利用这种管理功能来为自己平台的利益或者其他业务服务，从而巩固彼此之间利益输送的链条。

这种管理功能已经成为网页基本架构的一部分，让人难以察觉。它可以通过各种界面语言来“推销”特定的不幸故事，比如“小朋友画廊”项目的火爆背后离不开腾讯众多平台（腾讯公益、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的联合造势，而事后媒体揭露其善款监管方--爱佑未来，是由腾讯公司的董事长马化腾出资发起的。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众筹慈善平台对自己的议程设置进行必要的解释。换句话说，平台可以毫无压力地设置自己的议题，安排众多不幸的可见度等级。因此，虽然法律上规定慈善公益组织不能营利，但是并不妨碍公益众筹平台成为企业营利的工具。虽然马化腾认为企业家不能担任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的规定会“在实践上抑制企业家成立基金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在理论上，马化腾完全可以通过腾讯公益的平台来保证其在基金会的话语权。于是，平台技术使得爱心超市可以让慈善资源为各种企业利益服务，并对公共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却又很难被监控。

▍互联网慈善公益的功利化和去行动化

在一个行为日益数据化的平台逻辑下，慈善事业会日益功利化。众筹慈善则把筹款当成了目标而不是手段，把筹款数额和速度当成了评估慈善效率的标准，把慈善变成爱心竞赛。在众筹平台，善心和善意被抹平，以金钱的数量单位进行衡量和对比。前文提到的平台捐款设置的回复也在强化这种功利标准。腾讯公益网页2017年直接把个人捐款和筹款项目的排行榜放置在醒目的位置上；2018年，把焦点转移到平台本身，把历史筹款总额和参与总人次放置在首页。

许多公益事业的评估本来就很难量化，也不能用是否“增长”来进行评估。因为公益事业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不幸和社会问题的逐渐解决，而不是逐年增多。然而，众筹平台成功地化解了这种无法量化效益的尴尬。如“小朋友画廊”公益项目的创始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俨然把筹款的成功置换为这种教育+康复模式的成功，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取代了对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和有限性的反思与讨论。几副好看的画作被等同为特殊群体的“成功”或者“康复”的标志，被置换为对艺术疗法以及对该公益组织的肯定，于是品牌化和规模化之路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不能否认，众筹技术为社会互助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尤其是利用社交媒体扩展了原有的以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社群慈善。比如，在2016年“99公益日”活动中，最牛的一位网友动员了7541位好友，筹款超过169万元。但潜藏在这些成功案例背后的一个危险信号是同情文化的缺失以及慈善的圈层化。这些“成功”的募捐活动往往都是依赖于并反过来强化受助者和捐助者本已存在的社会联结，这不仅与以同情文化为基础的社会捐赠有段距离，甚至还有些背道而驰。

同情文化强调的是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互助，力图解决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但是如今在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相结合的慈善实践中，求助者信息能覆盖的社交圈（社会等级）成为筹款成功的关键。平台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开发会使得这些“成功”的案例反过来强化平台对其他失败案例的“歧视”，而这些无法迅速筹款的案例往往又关系到更为弱势的群体和阶层。

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联手形成的社区互助也并不打算召唤进一步的行动，“消费即慈善”。在“小朋友画廊”的案例中，均值的小额善款降低爱心的门槛，平台内部资源的整合让我们动动手指就能完成对他人的帮助，降低了行动的门槛，如在社交媒体上点赞、发文、转发等。于是慈善变成了一种很“酷”的生活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人们在社会现实中需要直接面对这个群体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无知、恐慌以及排斥。

在庆祝中国互联网慈善井喷的同时，中国的志愿服务参与率很少被提及。在全球参与调查的145个国家，2016年中国的指数为4%，即2016年增加400万志愿者，与当年人口增长率相近，排名倒数第三。这与高速增长的个人小额捐款形成强烈对比。众筹慈善和这种去行动化的潮流相互强化，它让人们不必有直面“他者之痛”的不安，可以安全地躲在屏幕后面，自在、轻松地献爱心，陶醉在自恋的道德光环中。

▍破坏性的慈善和社会公平

简而言之，众筹平台不是一种中立的技术，平台算法逻辑、商业利益以及消费主义文化正在把“同情文化”改造为越来越功利的数字游戏和朋友圈的爱心表演，让竞争逻辑主导了受助者和捐助者之间的关系，并重塑了公益行动的方向。

一方面，爱心竞争不仅让各种企业家动用各种市场营销策略和叙事技巧，来使得自己的慈善或者公益项目在爱心超市里胜出，更使得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的关系愈发不平等。

另一方面，在技术神话中，社会不公似乎不需要伤谁的筋、动谁的骨就能得到解决，它把解决当前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消解为互相独立的个人不幸，不是苦难、不幸或者不公促成了人们的团结，是机构实现或者强化了自己的品牌，其用户的数据形成了联结。

而更危险的是技术和资本正在凝合成一股新的形塑力量，并且呼应着慈善资本主义逻辑，影响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在新时代，慈善公益事业已经被当成一种风险投资，以效率和利润为导向，通过成本和收益的量化控制与平衡来实现捐赠者/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而这样的新的慈善事业模式经常被简化为商业思维来做社会公益，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用市场方法来实现慈善公益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双赢话语掩盖的是慈善资本主义的破坏性，以及日益不受约束的大资本家的权力。正如塞缪尔斯所揭示的，富豪慈善家的决策过程不需要听取公众意见和公众监督，但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造成影响。

而如前文所示，在中国语境下数字技术和资本正在以相似的逻辑改造中国慈善事业。慈善事业并不排斥竞争，但是慈善事业的竞争并不是捐助者或受助者的竞争，而是解决社会问题不同方案和路径之间的竞争。如今慈善公益却用竞争逻辑固化原有的社会等级，并制造出新的不公平。慈善事业并不排斥效率问题，但是效率的衡量标准是社会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而不是筹款或规模化的速度。筹款数额的多少，规模大小，受益人群的多少，这些可量化、可视化的标准容易在短时间内用漂亮的数字获得捐赠人/投资人的认可，从而吸引更多的资本。同时，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的社会问题则被分割成相互独立甚至相互竞争的项目目标，成为各基金会吸引目光和资源的商机。

这些都与中国慈善事业的初衷背道而驰。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慈善不被承认和接受，因为那意味着要承认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以及私有财产的合法化。直到199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为慈善正名》之后，慈善事业才开始获得正式的发展。所以，与其说慈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分化、国家-单位保障体制瓦解的结果。但是社会主义语境下的慈善事业强调的依然是，在社会范围内的“财富转移”或者财富再分配，以此来平衡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从而确保财富的公共性。

换句话说，虽然社会贫富分化是现代慈善事业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现代慈善事业无法拒绝的“原罪”和内在悖论，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语境下，慈善事业不能成为维护社会贫富分化的工具。2016年颁布的《慈善法》明确规定慈善机构不能营利或分红，也明确规定“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也就是说，在法律意义上，中国并不具备慈善资本主义的存在空间，也不允许出现可以随意混淆私利和公益的慈善资本家。然而，以营利为目标，崇尚效率，以双赢话语为外衣的慈善资本主义逻辑在中国慈善事业领域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

虽然消除个体不幸比解决社会不公平来得简单，但是在社会主义语境下发展慈善事业的目标必须以消除社会不公为己任，而不是利润驱动的规模化或扩张。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解决社会问题的初心，坚持社会均等化的价值底线，而不能一味地夸大慈善公益的社会功能。这一过程需要社会团体和政府建立更为良性的合作和相互监督的关系，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培育追求公平的公益文化和行动主义，而不是寄希望于通过技术一劳永逸地解决慈善动力问题，从而生产出更多的社会不公。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10期，原题为“技术神话光环下的中国慈善公益”，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