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仅凭是否有私生子就认定重婚罪。中国不知有多少私生子？难道有私生子的他们都构成重婚罪？那不如直接将重婚罪的法律条文改成只要有私生子就构成重婚罪。更不能仅以有婚外情就定重婚罪，否则以后任何一方只要有婚外情，另一方都可以索要巨额赔偿，过错方不给巨额赔偿就必须以重婚罪予以定罪量刑，如果都这样，那么不用到法院打离婚官司，直接到看守所去谈条件即可。
张雄(化名)先生与李英女士(化名)结婚，两个人毕业于中国的最高学府，结婚五六年，没有孩子，基于工作关系，聚少离多。张雄通过网络认识了另一个叫王萍(化名)的女孩，一来二去，张雄和王萍两人有了孩子。张雄觉得如果让别人知道其与第三者在一起会不光彩，他与王萍的事情，从未告诉身边的人，更谈不上以夫妻名义公开生活。张雄觉得事已至此不想再逃避问题，于是张雄就在2022年春节向李英坦陈过错：不想离婚，希望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李英表面上无事，但私底下通过跟踪、录音、收集资料的方式欲将张雄予以定罪判刑，并提出索要近2000万元的赔偿，否则不原谅、不放过张雄。
双方没有协商成功，李英经常跑到公检法去闹，公安机关便以重婚罪予以立案侦查。之后，检察院以事实重婚罪提起公诉。
起诉的证据主要包括：张雄有私生子的事实；一个从未见过张雄的房东(王萍居住房屋的房东)证言；一个从未聊过天而只在电梯口见过张雄两次的清洁工之证言；王萍在妇产医院住院期间的医生、护士、同屋产妇家属的证言；一个临时月嫂的证言；张雄在孩子需要紧急剖腹产而同意剖腹产签署栏上，钩了是“女孩的配偶”的证明以及填写孩子的父亲是张雄的出生证等。检察院就这些证据指控张雄构成重婚罪，希望张雄认罪。
出于对张雄负责，我将检察院的意见带给张雄，并将事实重婚罪的法律规定、量刑、司法实践、本案证据的证明力等告诉张雄，让张雄自己决定是否作有罪辩护？张雄的意见：事实承认，但是否有罪听从法院裁判。
结合本案事实、证据、法律规定以及尊重张雄的意见，我强调：无论找什么理由，都无法掩盖张雄因为出轨给李英造成的伤害。张雄确实错了，但只是道德上的过错，我认为他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什么构成重婚罪？
不能仅凭是否有私生子就认定重婚罪。中国不知有多少私生子？难道有私生子的他们都构成重婚罪？那不如直接将重婚罪的法律条文改成只要有私生子就构成重婚罪。更不能仅以有婚外情就定重婚罪，否则以后任何一方只要有婚外情，另一方都可以索要巨额赔偿，过错方不给巨额赔偿就必须以重婚罪予以定罪量刑，如果都这样，那么不用到法院打离婚官司，直接到看守所去谈条件即可。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并不同时满足事实上重婚罪的条件：长期以夫妻名义生活，公开以夫妻名义生活，公众也认为他们是夫妻。
张雄与王萍没有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张雄认识王萍的时间就很短，才一年多。张雄与王萍在一起的时间更短，在这两年当中他们很少在一起，张雄居住在北京西城，工作在海淀，而王萍居住在北京东边的河北省燕郊。事实上，张雄很少去燕郊，根本不存在长期共同生活的客观事实。
本案所有的证人证言即使是真实，包括给王萍进行剖腹产的医生、照顾王萍的护士、临时月嫂、同产房的病友家属、在电梯里遇见的清洁工，都只是短短住院七天内只见过张雄两次，而他们都没有与张雄交流过，至于王萍的房东都没有见过张雄。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一起。
公众的范畴怎么解释？难道从未交流过的医生、护士、病友、清洁工就构成了公众吗？难道从未见过面的房东就构成了公众吗？难道他们毫无根据的猜测就达到公众认为吗？我认为：重婚罪的“公众”应是当事人周围的邻居、同事、朋友，而不应任意扩大到不认识的陌生人。
事实上的重婚罪，最起码也得符合结婚的基本条件，本案当中王萍案发时都没有达到20周岁，连婚姻的形式特征都不具备。
事后反思
就这样，一审开庭完毕，辩护词也提交上去，没过多久，法院通知我：还得开第二次庭，我又去复印材料，看到卷宗里，法院函明确注明：经开庭审理，本院认为张雄犯重婚罪证据不足，请检察院继续补充证据。第二次开庭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证据，无非就是希望张雄认罪，张雄仍坚持承认事实，是否有罪听从法院的判决。最后法院判决一年有期徒刑。
当我问张雄是否上诉时，张雄说：“那天判决完毕，法官问我什么意见？我说虽然不服这个判决但我尊重法院的判决，当然，我也真心感谢法官，如果没有这次人生经历，我不会改变我自己的性格。福祸所依，这是我要经历的磨难，就当我用一年的时间去获取人生最有价值的毕业证。在经历此次磨难，我没有责怪任何人，我对任何我伤害过的人诚恳道歉，包括李英、王萍、父母等。出去以后，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父母，好好开始工作，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其实，感情无对错，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本案中，李英也是受害者，就像我当初对张雄所说：“张雄你的行为肯定是错误的，你伤害到李英，也许她对你爱之深、责之切。”具体为什么会导致今天？诚如张雄所说：“勿以恶小而为之!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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