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深入研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的现实要求，一直是思想界的热点。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决策层特别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在学界内外引发广泛热议。我们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作为新供给研究群体，已经在这方面做了数年的集体努力。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其后欧债危机等波澜起伏、冲击不断。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又一次引起全世界注目，然而在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中国经济也不得不直面现实：已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而“矛盾凸显”对“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峻的新阶段，即现在所强调的“新常态”。往前看，寻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必须在“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使中长期发展与有效激发、如愿释放内生潜力与活力相结合，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真正提高，已强调多年的优化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落到实处。与此相关的分析认识屡屡指向一个人们无法回避、议论纷纷的问题：为使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得到破解，需要构建什么新的思路？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得到理论创新之光的烛照引领。基于20世纪至今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实践带给我们的丰富启示和一系列亟应正视的经济学研究课题，我们认为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与“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引发的相关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在世界各国当中的排名由第10位之后，上升到第2位；基于世界银行2015年发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7594美元，位列世界第80位。此种巨大规模经济体的长期高速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罕见，堪称“中国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中国在总供给管理（制度供给和结构调整）角度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变革，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同时也较有效地在运行调控中对总需求进行了管理。但是中国未来10~30年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2012年以来，宏观经济下行已引出经济增长“新常态”的概念和相关讨论。通常，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第一个视角，是从内部因素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自身技术水平提升、改革红利、内需扩大、加大投资等有关。然而，高速增长作为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普遍增长形态，会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而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水平逐步收敛的态势，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初期所具备的技术性后发优势、帕累托式（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改革红利将消失殆尽。从全球范围来看，拉美地区多国都曾经历30年黄金增长期，日本、韩国在赶超的过程中也曾经历先高速增长后逐步放缓的阶段。就中国而言，这种意义上的收敛虽然将横跨较长时期，但增长速度由峰值水平转折性地回落，已经开始[1]。从2015年的宏观经济运行表现观察，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这一“新常态”中的“新”已成共识，但经济完成探底企稳而同时有效实现结构优化调整、增长质量提升的“常”，还未实现。第二个视角，是从外部因素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面开放条件下人口、原材料等要素红利作用下的全球化份额攀升有关。然而，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历经五年在局部及个别时段也曾有一些积极信号，但全球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一方面表明中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也表明欧美近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派专注于从需求端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已面临步入穷途的窘境，需要深入反思。
立足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当下，我们感受到既有严峻挑战和风险，又蕴藏着重大的机遇。一方面，倘若不能正确认识潜在经济增长率（通常指某一经济体在各项资源都得到最优配置、既无通胀又无通缩的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的应有水平而一味通过政策刺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则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导致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特别是这一过程还可能与“矛盾凸显”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式风险叠加。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个时期以及未来十年，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仍与供给侧的特殊基本国情、特定经济转轨、特色化结构变迁有关，这些方面反映的关键问题是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而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这种调整能够继续解放生产力——以体制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充分释放制度供给的潜力空间依然巨大，而制度供给显然可进一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发展进程的活力，在中等收入阶段培育起以创新为主的接续增长动力，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指产出增长率高于物质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这部分增长通常来自技术进步与制度改进）稳步而持续地提升。以改革为核心带动中国宏观经济总供给的质量上升，同时促进宏观经济研究中所追求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简称“总供需平衡”），建设更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将为中国经济持续长期繁荣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其后，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下全面改革相当清晰的框架部署。面对未来的挑战，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应按照党的十八大做出的部署，以改革统领全局。然而，若没有洞悉规律、“对症下药”的经济理论做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与方略。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怎样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较充分的理论准备。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坚持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核心思想，在“科学发展”中以改革统领全局，构建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调理性供给侧管理的“新供给经济学”，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部署、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理论框架。这也事关中央新近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
就全球现状来看，欧洲和日本等国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主要即是仿效学习美国依靠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但实际上成效并不明显，纵观全球主要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对策，可说乏善可陈。“新供给经济学”着重从供给侧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亚非拉发展和欧日走出危机及美国理性总结危机经验也有积极意义。欧日等经济体亦可以考虑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形成的新的国际经济格局，通过加快变革构建有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制机制，进而发展实体经济来扩大就业、增加需求，而不能再寄希望于回避实施必要的改革而仅依赖于无限期的量化宽松（通常指在极低利率政策下，央行通过购买国债等增加市场的货币供给来增加流动性的宏观经济干预方式）货币政策。
从全球经济实践来看，需求管理与货币刺激已出现大面积失灵。把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和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前置的“长期引致期”放在一起全面来看，也说明我们在检讨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竞争而反对政府干预）的偏颇的同时，亦十分需要认真吸取传统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扩大赤字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教训。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文中对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有过这样的解释：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其实，格林斯潘对“大萧条”的解释，就是奥地利学派（强调减少政府管制而主张自由放任）的观点。虽然没有指出准确的时间，但米塞斯（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确实预测到了“大萧条”的到来。政府失灵要比市场失灵更可怕地造成“大起大落”。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永远铭记朱格拉医生的名言：“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
但也必须遗憾地指出，无论是格林斯潘本人，还是欧洲、日本的决策者，在另一方面即在单一需求侧视野之内放任市场力量上，其实也犯有不容忽视的错误。美国基于市场环境超宽松考虑而引出的畸高金融杠杆率，导致了世界金融危机，自不必赘言。在欧洲，当人们庆祝欧元及其货币联盟诞生之后，过于沉浸在欧洲一体化的梦想之中，更多的是要享受统一货币带来的好处，而对于需匹配的财政联盟，即维持欧元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必不可少的控制财政赤字的有效制度安排，则漫不经心。作为欧元区支柱的德国和法国两个“带头大哥”在2002~2005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均已突破了3%，虽然经过调整两国财政情况有些好转，但对于突破限制的行为却没有任何惩罚性的措施，其他小国情况更甚。更为恶劣的是，很多南欧国家只是一心要享受统一的欧元所带来的低利率的好处，任意扩大政府福利开支和放任市场调节来寻求执政者任期内的“得分”。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希腊，为了尽快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标准，甚至通过投资银行的帮助利用金融手段对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作假”的包装，使得希腊得以在2001年顺利加入欧元区，这一伎俩直至新政府上台发现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到来再也无法隐瞒的情况下，才被公之于众。由于希腊长期以来消费过多，社会福利负担过重，财政赤字长期无法实现“马约”的要求，终于出现了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况。
日本的教训更是深刻。在面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规模顺差和日元升值压力时，日本本应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但是，按照日本中央银行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的话说，当时日本“社会心态膨胀，对日本经济过于自信，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心理膨胀，政策决策者们开始变得傲慢，听不进外面的意见，本该主动从自己的角度早做政策调整，但调整的严重延迟，最终导致日本当时无力应付国内市场运行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最终做出了被动性调整。而那之后，我们其他的经济政策调整（如紧缩货币政策），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个地被耽误”。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误解是，国内对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解读，往往归咎于广场协议的日元被迫升值，但这在国际和日本国内并非主流认识。日元升值至多只是其中因素之一，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才是症结所在。长期在日本财务省任职的现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特别是，日本社会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度及政策救助企业的强烈倾向，再加上日本自1999年以来长达十多年的几乎零利率政策，最终只是造就了占据大量资源的僵尸企业，严重缺乏“创造性破坏”，而这正是熊彼特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
与日本相比较，德国经验值得借鉴。同样是广场协议后，德国马克大幅升值36%，但德国并没有开展大规模刺激政策。时任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施奈德教授在解释当时政策的出发点时指出，对于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是无法在长期中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增加就业要靠投资，但利率下降只是暂时性、一次性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成本，而企业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最终将取决于利润率情况。因此,他主张德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盈利的环境，而不是一味地对经济直接进行刺激。1982年至1987年，德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3.3%递减到了0.4%的水平。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在财政支出方面也通过减少补贴等手段削减开支。这些是在约束政府作用方面的理性的、机制性的调整。另一方面，政府又确实有所作为：在削减财政收支的同时，注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用财政补贴资助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一些生产行业；积极支持企业的研发，并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培训及其他形式的帮助，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如果不考虑两德统一的影响，广场协议后的德国经济一直保持了2%左右的温和增长。至今，德国成为表现稳定且有可持续性的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仍无大患，也因而成为维系欧元区不解体的决定性力量。
简言之，在国外经济实践中，遵循凯恩斯主义问世以来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需求管理路径，以及运用货币刺激宏观经济繁荣的手段，在短期内往往是有显著效果的，而放眼于经济结构调整等中长期国民经济发展问题，需求管理手段则更多表现出其局限性，更有在实践中出现明显负面效应、不良结果的前车之鉴。由此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体量的发展中大国，宏观经济调控思路与手段如何把握，基于全面反思的理念创新，思路调整，至关重要。
如上所述，需求管理往往主要通过总量调控的货币收缩——刺激与财政政策配合来实现，而经济实践现实中，总量调控往往不足以“包打天下”，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中更是如此。“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弗里德曼式“经典表述”，虽然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表述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但生活中却很容易使人们形成一种简单的认知，那就是物价上涨完全是由于货币过多、通货膨胀，而若将这一认知唯一地联通到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配合）上，就是把“抽紧银根”作为解决通胀问题的不二法门、完全手段（相应地，情形反过来的通缩阶段则为“放松银根”）。然而，如果具体考察一下中国近些年物价上涨的原因，不难发现较明显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特征，虽然有主张完全依靠需求管理的学者质疑这种表述，但这种特征切实存在。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连续多个季度幅度为8%左右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中，食品价格占6.8%左右，房价占1%左右，其余仅占0.2%。对于这种情况，必然引出的理论分析解释是：在那一阶段，中国除可能存在银根偏松带来的涨价因素外，还存在着食品类少数龙头产品“供不应求”“成本推动”式的涨价因素，调控当局如能够在“供给侧”着手，有针对性地着力于较快增加这些产品的有效供给，便有可能相应产生缓解物价上涨势头的调控效果，而无须全面实行需求侧“一刀切”的收紧银根来求得对物价的控制（当时也确实针对粮、肉的生产采取了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其后的政策效果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这种供给侧“区别对待”的调控模式，对于十分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适应性概率相对较低，因为较充分的市场竞争和要素自由流动机制能够自然而然地、自发地消化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于是对于宏观调控当局来说，便主要留下了需求管理的任务和总量调控方面简单抽放银根的方式。当然，世界性金融危机“百年一遇”式的出现，实际上打乱了原来理解的市场机制，从而致使供给管理的任务在美国等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突然浮出水面。相对于市场机制较为完善的发达经济体，现阶段的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市场健全程度远远不能与发达经济体同日而语，上述“结构性物价上涨”实证情况和供给侧“区别对待”调控模式的适用性概率便极高，甚至成为宏观调控实践中应偏重的主导形态。考察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存在十分突出的基本国情制约问题和结构问题，客观上需要特别注重结构性对策，宏观调控目标的达成，往往更需倚重“供给侧”发力实现。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侧”管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完整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应成为宏观调控中极重要的可选方式，在现阶段的中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若对现实经济生活加以具体分析，我们可进一步清楚地看到，不论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还是之后，中国不论是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还是迅速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和通缩压力，都存在某些领域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即结构性的供需失衡。如能运用政府财力和其他可用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具有在宏观经济“反周期”调节操作的不同阶段、在经济社会转轨的“矛盾凸显期”改进民生及消解矛盾并在“黄金发展期”维持良好发展势头的重大意义。
现阶段中国亟待进行针对性结构优化的领域来看，至少可以重点认识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基本国情首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农村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实施最终融合于“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需要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从“托底”事项（如“十三五”规划时期要使农村区域7000万贫困人口“一个都不能少”地脱贫）做起，到对各阶段上不同的重点和区分先后顺序、衔接关系，投入天文数字的财力。面对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的投入不是多了，而是不足，大量事情只能循序渐进、逐步去办。宏观经济低迷下行时，按照凯恩斯主义强调的反周期扩张性政策，还可以尽力在以上这些方面多办一些事，但关键是要处理好供给侧的结构特征。
第二，中国的区域间差异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还未得到很好缩小，甚至一些方面还有所扩大，亟须通过合理的统筹协调来有效贯彻中央确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以及近年来陆续明确概念的数十项不同区域的发展战略，特别是2015年前后聚焦的“京津冀一体化”、长江中游经济带和以“走出去”为导向的“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在财政政策层面，就是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控制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当然也需要为数可观的财力，相关方面的投入绝不是多了，而是还很不足，特别是要做好一整套“区别对待”的安排。
第三，中国在争取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亟待增加供给。如实行义务教育全面免费，建立城镇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健全养老金个人账户，健全已有的城市居民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在全国农村普遍实施“低保”和“大病统筹”制度；发展城镇住房基本保障制度；保护生态、治理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污染，以及改进城乡人居环境（如解决数千万人尚未得到安全饮水保证条件的问题），等等，莫不需要定向运用大量的资金，相关投入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而且结构优化的掌握又成为其关键。
第四，中国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要求走创新型国家之路。为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必须在实行科技体制和管理体系改革、提升绩效的同时，下决心增加科技投入，这着重是支持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16个重大专项——近年这方面的资金投入虽节节上升，但某些重要的需求仍未得到很好满足，我们仍然是处于资金制约之下的科技投入相对不足、机制专项不到位状态。
第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在逐步构建、健全的过程之中，还应继续瞻前顾后适当充实战略性的社保基金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高峰、填补转轨成本。几年前已启动的覆盖全民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新医改”），在已投入超过万亿元的资金支持之后，仍需巨量的新增财力“结构化”地投入其关键领域和环节。
第六，中国国防和必要的重点建设，仍需可观的“重点倾斜”式的资金支持。
总之，如果我们在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搭配，转为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之后，继续坚持有区别对待地在中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国防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供给侧”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经济社会中的有效供给，优化了结构，提升了发展质量。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而且将会增强中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即提升可持续性。在中国的调控实践中，这应该成为一个重大特色。
毋庸讳言，这种“有保有压”“有支持有节制”的结构性“供给管理”方略，也有可能给政府体系带来一种“政府万能”的幻觉和轻易滑向过度调控的危险性（甚至带上“旧体制复归”色彩），所以亟有必要使承担调控之责的各政府部门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始终把针对结构性问题的“供给侧”管理，掌握在符合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决定性机制的“政策理性”范围之内，避免做出那些过多、过细碎的行政干预和“越界”调控，特别应强调尽量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来贯彻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的追求。
多年以来，围绕宏观经济学理论，从经济学新兴学科（如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到新兴流派（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等），无一不重视研究经济增长动力的相关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传统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解说一直被奉为圭臬。然而，若细心观察不难发现，从2008年美国应对金融危机时在宏观调控中采用具有针对性的“供给管理”措施，到中国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时代决心加快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均不失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切实有效措施。这些并未在主流教科书中被注重、看似不合“华盛顿共识”金科玉律却在经济实践中产生实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已引发学界的广泛讨论，对“三驾马车”究竟是否为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讨论也包括于其中。我们所致力构建的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仅从需求侧看重“三驾马车”并将其认作经济增长的动力，认识远非完整，因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认知框架需从需求侧对接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构建，才能得以完成。
追根溯源，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强调的还是“有效需求”这一概念，宏观所指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均衡中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中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动力，自然相应地指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外资需求。在短期视野和投资、消费、储蓄三部门框架下，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有效需求总是不足的：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强流动偏好会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并认为这是形成生产过剩危机并导致高失业率的直接原因。加入开放因素分析后，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四部门框架下认为净出口需求受到实际汇率的影响，而影响程度最终取决于该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弹性和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总而言之，最终仍落脚在需求侧。
但基于需求的以上认识，并不妨碍我们对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做出一个新视角的定位，即其认识框架实已体现了需求侧管理也必须面对结构性问题，即光讲总量是不够的，必须对总量再做出结构上的划分与考察，这当然可称为是一种认识深化与进步的体现。从灵感源自马尔萨斯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宏观经济学强调的就是侧重于总需求的有效需求层面，并随着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的更新而抽象为大家所熟知的ADAS（总需求-总供给）模型。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强调的实际上就是通过货币总量来调节宏观经济。而以消费、投资和出口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则使一直以关注总量为己任的需求管理实已展现出结构性特征。虽然都是基于需求侧的分析，但是从以俄罗斯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相关研究而抽象产生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开始，ISLM（希克斯-汉森）模型和ISLMBP模型显然通过产品市场的决定、货币市场的决定以及开放经济的决定为需求管理拓展出更为广阔、也理应继续得到认识深化的结构性空间，其相关研究也使需求管理得以更好地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来满足宏观调控需要，并实际上在需求侧已难以解决调控当局必须面对的结构性问题，所以会合乎逻辑地延展到“供给管理”问题。
按照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人们已结构化地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视为需求侧总量之下应划分出来认识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从动力的源头追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本原层面的“元动力”，当然是人的需求，有需求才会继之有生产活动来用以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出，从而产生供给。也是基于这种“元动力”的认识，才有把需求总量作三分的“三动力”即“三驾马车”认识。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得出：由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总是不足的，所以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刺激总需求，同时还不得不具体处理消费、投资和出口间的关系，从而才可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认识框架的内在逻辑，实已指向了一个重要判断：必须把对应三方面需求的结构性响应因素——供给的方面纳入研究，但在传统经济学中这一框架隐含的（非内洽的）“完全竞争”假设下，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那里，这种应继续努力探究的供给侧分析认识，却被简化为“市场决定供给结构并达于出清”而无须再做分析的处理。
无论如何，三大“动力”说赋予需求侧管理以结构性特征，使其得到了注入新鲜活力的新发展。沿着IS曲线所表示的投资决定，LM曲线所表示的利率决定，以及BP曲线所表示的实际汇率决定，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推动传统宏观经济学在继ADAS均衡之后，走向ISLMBP的均衡。相应地，落实到宏观调控政策主张方面，也从原来的强调总量调节合乎逻辑地发展到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带有结构性地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层面。回归到经济实践中，甚至更加灵活地表现为结构性地调整三大“动力”中的某一个或者某两个，以此来达到弥补一方或两方的疲软，在权衡中最终均衡地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点，我们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宏观调控范例中可得印证，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相继爆发欧债危机，发达国家市场遭受重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一致感到出口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大角度转向拉动内需、加大国内投资与消费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还可在学界对宏观经济的讨论中常年关注三大“动力”在短期与长期中作用的比较、正负面效应、调控手段等等讨论中认识其无可回避性和可观的分量。因此，三大“动力”分析认识对需求侧管理的贡献已无须赘言。
更加关键地，我们注意到三大“动力”认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需要，但是并不能真正在需求侧得以实现其认识与逻辑的周延。学界目前非常关注的“三驾马车”是否为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问题，结论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基本表现为否定一侧。然而，究竟其为何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则说法不一，有观点认为其只是国民经济核算指标、有短期特征、影响的是GDP需求边[2]，有观点认为需求侧三大“动力”已跟不上现代经济发展步伐，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内容又有所不同，有的认为是城镇化、信息化和民生建设[3]，有的认为是原“三驾马车”的引擎升级[4]等。
我们则认为，“三驾马车”不能构成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原因，在于其并不能仅在需求侧继续实现其“动力”特征与功能。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认识上所称的“动力”，其实已是“需求”这一“元动力”层面不得不再作出其结构分析而派生出的结构化认识框架，一旦脱离了元动力层面而变为合力的部分，便已失去了元动力属性和定位，所以严格地作学理的推演，这三个力自然不可能归为“根本动力”，只是“动力”的不同传递区域在人们认识上的一种归类。从研究者针对实际生活应做的需求原动力的回应考察或动力响应机制认知来说，不能不进一步沿需求侧的“结构化”认识推进到供给侧响应机制的相关分析认识——意在反映和指导实际生活的经济学理论理应如此。如果仅局限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层面，便走入了近年学界已普遍不再满意的局限性状态。
第一，仅从需求侧看消费，带有过强的静态特征，这与真实产品市场中种类更新日新月异这一现实大相径庭，许多新消费动力的产生并非因为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对消费的供给发生了变化。
第二，仅从需求侧看投资，则带有过强的主观特征，按照对投资需求的重视，似乎刺激了投资需求就能够在经济体量上有所体现，而现实的经济实践绝非如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小企业投资需求强烈而充分，但投资供给却往往跟不上；同样的投资规模，不同的投资机制和投资结构，结果可能有天壤之别，诸如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资本市场中如资源错配、结构性失衡的格局长时期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再大力刺激需求于宏观经济显然极易导致长板更长、短板更短，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仅从需求侧看出口，则多带有纯比较优势理论与纯汇率理论主导的色彩，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影响力越大则对本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越强，这种利用经济学抽象模型演绎的分析无可厚非，但真正落实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经济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的增长路径显然难以得到全面解释，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仅仅是实际汇率的变化并无如此大的魔力，先进经济体对后进经济体的“高端选择性供给”往往对于双边贸易的中长期基本格局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
总而言之，在需求侧对“元动力”的认识发掘推进至“元动力——三动力”，为需求管理带来的“得”与“失”便构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需求侧的“总量”观与简洁的“三驾马车”认识框架，确实在发达市场经济体一般情况下的实践层面满足了其调控对于“理论指导与支持”的需要；而另一方面，仅在需求侧的由“元动力”派生、演化出的“三驾马车动力”机制，在三者合力“怎样合成”上始终解释模糊，特别是经受不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考验之下“水落石出”般的审视和回应不了摆脱种种局限引出建设性对策的要求——这种悖论，只有在引入供给侧分析和供给结构与制度机制分析后，才能得到化解。一言以蔽之，“三驾马车”完全无法认作拉动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道理在于：对需求“元动力”的回应和传导，关键已不在需求侧。
[1] 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2] 李佐军.“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N］.中国经济时报，2014-12-16.
[3] 康怡.尹中卿采访：新“三驾马车”拉动中国经济［N］.经济观察报，2012-12-15.
[4] 邵宇.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N］.第一财经日报，201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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