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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黄永顺

西单商圈曾经有个著名的商场，叫做民族大世界商场，逛过西单的市民应该都有印象。该商场的经营场所是小石虎胡同33号，清代是绵德府，后来作为国立蒙藏学校使用。

为保护文物，民族大世界商场在2013年关闭。随后，文物保护部门开始修缮。前几日，我去西单时专门到小石虎胡同33号探访。胡同西口北是一片殿堂式建筑，这里便是民族大世界商场腾退后的殿宇。相对周边高大的商业楼群，殿宇显得低矮，但很古老，占地面积也较大，尤其是建筑和格局还保留着皇家府第之风格。经过修缮，院落和殿宇焕然一新，古老的建筑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容貌。

绵德府 摄影：黄永顺

绵德为乾隆长孙

乾隆的长孙是爱新觉罗·绵德，绵德的父亲是乾隆的长子永璜。乾隆最喜爱这位长孙，一心想把他封为郡王。清制“显爵”有五，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

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因在孝贤皇后祭礼时不懂礼数，被乾隆斥责，暗示要取消他们的继位资格。这对皇长子打击很大，两年后便忧郁而终，时年23岁。永璜的去世让乾隆意识到对儿子的斥责过于严重，遂追封永璜为定安亲王，谥号安。作为永璜的长子，绵德承袭了王爵。不过，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绵德因错被降为定郡王。又过了四年，绵德因结党营私，与礼部官员互相馈赠礼物，由郡王被降为镇国公，后又被封为固山贝子。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绵德病逝。

绵恩比哥哥绵德更加出众，文武双全，处事谨小慎微。身为庶子，绵恩一直不被乾隆关注。绵德被削爵后，乾隆才发现绵恩这个皇孙是个“宝藏”，于是让绵恩承袭了定郡王，并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晋封亲王。乾隆颁布上谕：“定郡王绵恩为皇长子永璜之子，绵恩于现在诸皇孙中年又最长。自派管旗营诸务以来，谨慎妥协，甚为得力，著加恩晋封亲王。”定亲王的后代是清朝诸王中较为强盛的一支，延续王爵的时间是最长的。

绵德承袭王爵时，年仅三岁，还不能独立建府。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石虎胡同8号院按公爵标准改建后赐予绵德，被称做贝子绵德府。改建后的绵德府“共房三十二座，计一百四十八间，垂花门一座，月台一座，甬路三道：外围墙长八十丈八尺；院墙长八十丈七尺；随墙门十九座；影壁一座……”

光绪年间，该宅院为绵德玄孙毓厚居住。民国后，此宅收为官产，但仍然称为“毓公府”。1928年11月，毓公府正式划拨给蒙藏学校。

绵德府东侧也是一片殿宇式建筑，明清时期这里是大学士的宅院，其殿门与房舍相对隔壁的绵德府小了很多。1951年6月，两所宅院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因我父亲曾在民委所属机关工作，我小时候曾随父亲到过这里，记得那时候两院合为一体，7号院大部分是学校的办公地，8号院是教室和宿舍等，校门是绵德府的大门。而两所院子的门牌号也由石虎胡同7号、8号改为31号、33号。1965年重整地名时，改为小石虎胡同。绵德府殿堂高大，灰筒瓦、硬山顶，大脊吻兽，正殿高大气派，完全是是王公府第规制。而7号院房子原是会馆格局，院子窄些，房子也少很多，曹雪芹、蔡锷、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名人曾于此工作和居住过。

绵德府一进院和殿堂

今小石虎胡同33号把两院相通，两院建筑均分别对称，各有六进院落。《北京百科全书》对绵德府有详细记述：“府坐北朝南，分中东西3路。中路有府门3间，南面有影壁，门内有丹樨；过垂花门进二院，有正房5间，均为硬山大脊灰筒瓦顶，大吻，垂兽，前有月台，东西厢房各3间，现已拆除。三进院有穿堂门3间，明间带雀替，左右顺山房各3间。四进院有正房5间。五进院有后罩房7间，现已拆除。”

延凌会馆住户多名人

紧邻绵德府东侧的石虎胡同7号（旧门牌）在明代时是延凌会馆。明末，武进人董心葵买了这座已残破的会馆，重修一新后更名为武进会馆。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董心葵将会馆送给后为崇祯朝大学士的周延儒，这里便成为周府。崇祯十六年（1642年），周延儒请僧道在石虎胡同做法事，诵《法华经》第七卷，又自请督师，抵抗清军。但他驻扎在通州，并不出战，还虚报战功。不久，周延儒被控十大罪状，皇帝对他革职赐死，当时有民谣：“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周死后，府第被没收。

明朝灭亡后，清顺治十年（1653年），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与皇太极第十四女和硕公主成婚后被封为“和硕额驸马”。周府又成为驸马府。《燕京访古录·明吴三桂宅》有：“西单牌楼石虎胡同内蒙藏学校为吴三桂故居，相传为四大凶宅之一，民国十一年，有人于地下掘出蟋蟀盆，用青泥制成，状极古雅。盆底有‘月如’二子印章，月如者三桂之号也。”康熙十二年（1673年），坐镇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消息传到北京后，吴应熊受牵连入狱。次年，吴应熊与其子吴世琳被处绞刑。吴应熊被诛杀后，驸马府被没收为官房。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这座府第重修后，赏给清中期大学士、为民治水功绩卓越的裘曰修。裘住进这个宅院时为工部尚书，他的会客厅前额悬有“好春轩”匾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裘曰修任《四库全书》馆总裁，他的好友纪昀、钱大昕、朱筠等也常来此议事。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府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厅事西小屋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又横通小屋两楹。”清朝实行满汉分住，满人住内城，裘曰修能住在皇宫附近的西单石虎胡同，可见其深受乾隆信任。裘曰修在此居住了18年，他去世后，宅院供其后人居住。

民国初年，石虎胡同7号院由近代立宪派人物汤化龙居用。汤化龙居住期间，先是朋友在此猝死，接着是他本人遇刺，家人认为是“好春轩”的风水不好，当时京城有“四大凶宅之一”之说，一时间舆论众多，汤家人赶紧搬走了。此院交由北洋政府财政部财政金融学会使用。

在历史上，曹雪芹、梁启超、徐志摩、张君劢等，曾短期在石虎胡同7号院居住。该院曾短暂作为右翼宗学之地，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任职，在这里他与宗学学生敦敏、敦诚兄弟结识并成为好友。1918年，蔡锷将军的老师梁启超为了纪念蔡锷，准备用与朋友到欧洲游历时搜集的图书兴办图书馆，并以蔡锷字“松坡”命名为“松坡图书馆”。梁启超向北洋政府申请图书馆用房，北洋政府便将北海快雪堂和石虎胡同7号官房拨给了他们。

松坡图书馆第二馆殿堂

1923年，徐志摩开始在松坡图书馆担任外文部英文秘书。《徐志摩年谱》载：“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第二馆（专藏外文书籍）服务，协助处理英文函件。”徐志摩到北京时，感情遭受挫折，事业也不顺心，恰好他的父亲徐申如也在北京。徐申如为儿子出重金在石虎胡同7号办聚会，有意为儿子打开局面。徐志摩也在石虎胡同7号接待《新月集》的作者，《徐志摩：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载:“这种没有设定周期的聚会，通常在石虎胡同的一处出租房内举办……成为徐志摩等人创作的工作室。”经常来这里参加聚会的有胡适、陈西滢、林徽因、林语堂等。

1912年，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呈请设立“蒙藏学校”。1916年，民国政府将石虎胡同8号正式转租给蒙藏学校办学，1928年划拨给蒙藏学校。松坡图书馆搬走后，1931年，蒙藏学校将7号院、8号院之间的隔墙拆除，此后两院贯通。1937年7月，该校更名为“国立北京蒙藏学校”。这所学校的校址，后来就成为民族大世界商场的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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