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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要去参加一个订婚宴，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订婚在中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可是在中国的台湾，法律却规定，那里男满17岁，女满15岁，只要是双方自愿，就可以订立婚约，受法律保护。
这让我非常的好奇，双方同文同种，生活习俗也相差不大，怎么会在这样重大的一个问题上，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呢？
于是我就查了查资料，忽然发现，这件事居然很有故事，说起来更是让人唏嘘不已，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说订婚为什么被废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中国的婚姻发展史，中国的文史大家吕思勉先生，恰好写了一本书，《中国婚姻制度小史》，挺有意思，我就从这里开始给大家讲起。
其实结婚这种事，最早只有贵族才需要，完全不关我们老百姓什么事。
有人可能会奇怪了，不结婚这咋过呀？
有办法！
《周礼》上说：“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啥意思呢？
就是天气暖和了，政府鼓励所有的老百姓，赶紧都到小河边的桑树林里，去洗洗澡，打打滚，搞个野合，谁都不许干涉。
这样的生活听起来挺惬意，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早期的社会里，老百姓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因此你看，封神演义里，就是纣王和狐狸精妲己的那个商朝，他们的祖先契，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有一天，契她妈，突然就肚子大了，别人就问她，这是谁搞的呀？
这个女孩想了想，说我好像最近吃了个黑鸟蛋，所以肚子就大了。
看来以后我要是请女同志吃饭，菜里千万不能有黑鸟蛋，不然别人肚子大了，我连手都没摸着，那真是冤大了个头。
中国早期这种原生态，纯天然的生活，我估计大部分男士都很向往，但是有一个人例外，他是谁呢？
孔老二。
那他为什么不喜欢呢？
他倒不是因为担心大家在桑林里开party，没穿衣服很容易感冒，得了新冠，造成医疗崩溃，又或者一大群男女，满地打滚，压坏了花花草草，不利于环境保护。
孔子反对这种当时流行的桑濮习俗，是因为他是个贵族，对贵族来说，结婚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都听过一句成语，叫做秦晋之好，讲的就是喜欢吃羊肉泡馍的陕西娃，和喜欢吃醋的山西人，也就是那个盛产煤老板的地方，互相结为亲家的故事。
秦晋之好这个成语，现在听起来全是褒义，满满的甜蜜感，可是在当时，它可完全不是这么简单，充满了政治算计，为什么呢？
你看，晋献公把自己的女儿穆姬嫁给了秦穆公，这个穆姬，可不是呆若木鸡的那个木鸡，她可是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的。
这个晋献公死了以后，穆姬的兄弟担任了晋惠公，没想到刚继位就遇到了天灾，全国陷入了饥荒，怎么办呢？
赶紧去找姐夫秦穆公，然后再请姐姐，也就是那个一点儿也不呆的穆姬，吹吹枕头风。
秦穆公一看，哎呀小舅子遇到困难了，老婆也这么担心，那我就帮帮吧。
这事过去没几年，秦国也发生饥荒了，秦穆公就给小舅子晋惠公说，当初我帮了你，那现在你也帮帮我吧。
没想到这个小舅子可不是一个善主，一看秦国缺粮，那我干脆就趁你病、要你命，居然就发兵进攻秦国。
双方在今天的黄河边上大打了一架，结果小舅子被姐夫打得满地找牙，人也被姐夫给捆了。
这下秦穆公气得不得了，说你这个小舅子简直不是个东西，拉回去要把他杀了。
这时候那个一点也不呆的穆姬，又派上用场了，她就反复地给老公求情，让他放了这个小舅子。
你想想秦穆公这时候有多气呀？哪里肯听，非杀不行。
穆姬就说，你是不是非要杀他？那好，她就搭了个柴堆，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女，举着一个火把，跑到柴堆上，说你要杀我小舅子，我也不活了。
你别说啊，这个女人惯用的把戏，一哭二闹三上吊，有时候还是很有效的，秦穆公一看老婆发飙了，一下就变成耙耳朵了，赶紧说：好好好，老婆我爱你呀，你赶快下来吧，我是怕了你了，我把你兄弟放了行不行？
所以你看，对贵族来说，这门婚事和谁结，那实在是太重要了。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家里有人嫁对了地方，那创业的时候就有人给你出资金，出了事还会有人来捞你，因此贵族的婚姻大事，就必须要反复琢磨琢磨了。
那大家可能会问了，这和订婚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还是这个秦国，有一段时间，被魏国的名将吴起，打得是灰头土脸，怎么办呢？
赶紧抱大腿，怎么抱呢？
这可不像周星驰的电影里，周星驰对于一群人说，谁敢惹我，老子就收拾他，结果有一个膀大腰圆的人出来，说我敢惹你。
周星驰一看，打不过呀，赶紧改口，说谁敢惹我们两个，我们就收拾他。
可是现实中哪有这么容易啊？别人凭什么要和你站在一边，那该怎么办呢？
哥俩好，咱们结个亲家，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所以秦国赶紧就派人跑到楚国去，对楚王说，咱俩结个亲家吧，以后谁敢惹我，不对，是谁敢惹我们俩，我们就收拾他。
楚王说好啊，那你就把你女儿嫁过来，我把我女儿嫁过去呗。
秦国的使臣心想，在古代这个条件下，从武汉走到西安，几个月就过去了，再搞个婚礼，筹备上几个月，黄花菜都凉了。
于是使臣就跟楚王商量，要不咱们就先订婚，订了婚你就赶紧出兵。
楚王一听，这个方法也行，那咱们就拉钩上吊，反悔的是小狗。
后来《芈月传》里的那个芈月，就是这么陪嫁过去的。
从此以后，对贵族来说，订婚就等于结婚了，订婚甚至比结婚还重要。
到了这个东汉的第一个皇帝，汉光武刘秀的时候，订婚制度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甚至出现了指腹为婚。
刘秀有一个大将叫做贾复，有一次作战时受了重伤，很可能是救不活了，刘秀去看他，发现周围的人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为什么呢？
大家睹物伤情，马上就联想到，平常为你当炮灰，可是一旦死了不就白干了吗？
刘秀是一个超级聪明的人，他一看大家这表情，马上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那他该怎么办呢？
刘秀正好看见贾复的老婆挺个大肚子，他马上就说，贾复你不用担心，如果你死了，你老婆要是生个儿子，那我就让我的女儿嫁给他，如果她给你生个闺女，那我就让我的儿子娶他。
周围的人一听刘秀这番话，马上感动的稀里哗啦，心想这老板好，跟他有前途。
所以你看见了没有，在古代，订婚还可以用来收买人心，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老百姓的觉悟也逐渐提高了，知道在桑林里打滚，小河沟里野合，那是不卫生不健康的，按孔老二的话说，是非礼也，那该怎么办呢？
跟偶像学呗，老百姓的偶像就是贵族，虽然人穷但不能志短，逼格必须拿够，咱们也得像贵族一样，先订婚再结婚。
政府一看老百姓觉悟这么高，太开心了，马上就宣布订婚就等于结婚，不准反悔噢，反悔了是要打屁股的。
为啥政府这么积极呀？
中国的古代政府，你要问它全国有多少人，它搞不清楚，但是你问它全国有多少个家庭，它了如指掌，为啥呢？
因为古代是按户收税的，政府一听说你们要订婚，脸都笑烂了，又有地方收钱了呗！
只要订婚的双方年龄一到，管你办不办仪式，入不入洞房，政府马上就可以上门收税了。
所以依照中国的传统，订婚就是最重要的，你得向官府申报，不报就要治你的罪，至于你啥时候入洞房，摆婚宴，政府懒得管你。
订婚受法律保护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解放前，当然，这中间也是不断地有进步的。
就比如指腹为婚这件事，宋朝那个砸缸的司马光，就说这事不妥，万一男方生出了一个王*强，女方生了个*蓉，那女的肯定是要劈腿的吗！
不好，这得改，所以从元代开始，指腹为婚就不受法律保护了，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包办婚姻也不认了，必须要当事人双方同意，这才作数。
说到这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产生一个疑惑，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订婚，突然就不作数了呢？
因为我们国家，在1950年把它给废了，为什么给废了呢？
你想想看，1950年是什么时候？新中国刚成立的第一年，社会刚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大柱子和村里的素芬订了婚，然后就参军打仗去了，当上了干部，来到了大上海。
他在上海遇到了进步女青年小丽，一听到对方满口的吴侬软语，直接半身就酥了，两人是一见钟情，如胶似漆，恨不得马上就谈婚论嫁。
但接下来大柱子就为难了，因为按照民国的法律，他和素芬的订婚是受法律保护的，他要是想休了对方，那是要脱层皮的。
可是想想家里粗手大脚的素芬，再看看城里细皮嫩肉的小丽，你这不是逼着大柱子犯错误吗？
又比如村里的小芳，参加了部队的文工团，每天拿个快板，唱着数来宝，数来宝，看咱们把老蒋打的跑。
领导一看，小芳政治觉悟高呀，赶紧入党，回去做个妇女主任吧。
可是小芳一回村突然发现，原来和她订婚的二栓子，画成份被画成地主了，属于批斗对象，这婚约自然就没法履行下去了，因为影响到小芳的进步了嘛，这让小芳情何以堪？
由于改朝换代，每个人的地位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所以政府门口挤满了要废除婚约的人。
这给当时的新政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如果一天到晚，光管这些家长里短的破事，政府还建不建设新中国了？
再加上订婚制度，多多少少和包办婚姻，童养媳等等恶习，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以政府干脆一纸法令，宣布订婚都不作数了，大家重新谈，谈好了重新办结婚证。
订婚这个中华文明两千年的传统，到此就寿终正寝了。
当然，订婚这事也不是完全被废止了，政府还是留了一个小口子，为啥呢？
你想想啊，村里的三娃子，和翠花订了婚，然后就去参军打仗，结果一不小心被炸断了一条腿，翠花万一觉悟不高，一听说订婚不作数啦，那可不赶紧躲的远远的。
这下政府当然不干了，三娃子为国献身，是英雄，哪能说不算就不算了，因此军人的订婚不在废除范围内。
1979年的时候，政府还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再次强调了军人的婚约不可更改。
为啥是这一年呢？因为正好在打对越自卫反击战，于情于理，都必须保护军人的婚姻。
所以今天只有台湾和澳门，还延续了这个中国二千年的传统，在内地，订婚仅仅变成了双方的一个道德约束，再也不受法律保护了。
我没想到一个订婚制度从建立到废除，这中间还有这么多的故事，细细地品味一下，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彩礼”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专指“订婚时男方送给女方的财物”。
江西丰城流传着一句话：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指的是汽车，“不动”指的是不动产，“万紫千红”就是纸币的颜色。
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女儿在家里静静等待男方上门提亲，一动不动就能得到好房、好车、一大笔人民币。可见，中国部分地区至今还存有收取“天价彩礼”的陋习，令无数青年男女如鲠在喉。
那在数千年前的封建时期，我们的老祖宗也有收取彩礼的风俗吗？
古人确实也有收取彩礼的习俗，这点毋庸置疑。在中国古代“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非受币，不交不亲。”
“彩礼”作为正式的婚姻礼仪，最早规定在西周“六礼”，由“纳征”演化而来，一直沿袭至清末。
“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个礼法。其中“纳采”“纳征”与后世的“彩礼”接近，指男方给女方家送聘礼。
女方一旦接受男方所送财物，即告订婚。（“征，成也，纳此则婚礼成，故云‘征’也”）
宋代把“六礼”简化为“四礼”（纳采、纳吉、纳征和亲迎），朱熹《家礼》中的“三礼”（纳采、纳成、亲迎），亦或是元代的礼制“七条”。（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婿见妇之父母）。
总之，古代“纳征”其名称与细节随时代不同有诸多变化，但不管怎么变，结婚前都是要走这一步。
至于送什么，周时玉帛鹿皮（包括大雁），战国以后奉金银珠宝，汉则以黄金为主，魏晋南北朝用兽皮；隋唐品物繁多，宋代唯财是重。
以上都是达官贵人或有头有脸之人嫁娶时才会遵循的风俗，普通百姓按照法令规定“以聘财为信”。就是有什么送什么，双方商量好就行。
看上去古人彩礼数额似乎不高，抛开那些上流贵人不谈，普通百姓随便给些什么，就能娶妻嫁女了。
其实也不是，在中国古代也曾出现过天价彩礼的现象，当权者们还曾经针对这一陋习进行了明文禁止。
根据《周礼》规定，先秦时期，大夫与士的“纳征”之礼数量以布帛五匹为限，庶民酌量减少，诸侯和天子也只是比一般士大夫多了块玉。
《周礼》：“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
只要能搞定布帛，这桩婚事就算成了一大半，顶多再给未来老丈人送上几只大雁或者几张鹿皮。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汉朝之前的朝代由于连年混战，导致社会上女多男少。
在以劳动为谋生手段的农耕社会，男人是主要劳动力，社会地位比女性要高出不少，在婚姻中往往更强势，所以只需象征性地给一些彩礼。
汉朝，准确一点说是东汉末年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普遍弥漫一股“厚嫁之风”，彩礼渐渐成为官位尊卑、门第高低的标识。社会上为准备婚礼财货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事时有发生。
萧道成创立南齐后，多次下主诏禁止奢侈风气，禁止奢华婚礼。
《南齐书·武帝纪》诏：“婚礼下达，人伦攸始……方樏供设，合卺之礼无亏，宁俭之义斯在，如故有违，绳之以法。”
永泰元年（498年），经尚书令徐孝嗣建议：“（婚礼） 依古以卺酌终酳之酒，并除金银连锁，自余杂器悉用埏陶。堂人执足克（火满） 燎，牢烛华侈，亦宜停省。”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朝廷明文规定婚丧嫁娶要贯彻节约，可奢华之风依旧屡禁不止。
这一时期的彩礼，近似于士家门阀通过婚姻进行敛财，从而助长了“买卖婚姻”。
到了唐朝，“天价彩礼”成为阻碍适龄青年男女结成佳缘的一大障碍。这是因为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厚嫁之风”，加上唐朝社会制度较为安宁，经济与生产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以至于出现了“男多女少”的现象。
适龄女性数量变少，那女方家自然是选择彩礼给得多的男方。连普通百姓嫁娶都变得如此奢侈，就更别提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这些门阀世家了。
甚至唐代男子结婚除了要给女方家彩礼之外，还要花钱垫高门第，这叫“陪门财”。当然，这仅出现在男方家世地位不如女方的情况中。
虽然只是个例，但也有不少落魄贵族、怀才不遇的学子想娶名门之女，弥补门第、出身上的差别。
此时大家族那些待字闺中的女性成员就成了“香饽饽”，谁能多出钱，就能娶到名门望族家的大小姐。《资治通鉴》：“苟他族欲与为婚姻，必多责钱财。”
之前有一部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一个名叫元载的不入流小官把大部分俸禄与精力全部用于包装自己，结果得到了王嗣忠将军的女儿王韫秀的青睐。
电视剧里的这一场景，其实也普遍体现在真实历史中。
唐太宗对此深恶痛绝，他曾经跟房玄龄说：“多纳货贿，有如贩鬻。”（这哪里是嫁女儿，分明是把女儿当成货品，待价而沽）。
显庆年间，唐高宗下令：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五品不得过两百匹；六、七品不过百。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彩礼攀比风气的政策。
为防止有的人家收取彩礼或聘财后突然反悔，唐高宗还曾规定“非聘不娶”。不论聘财多少，只要有收受聘财的事实，男女双方婚约即成立，且具有法律效力。
唐朝时期只要男女双方互相有过彩礼和聘财，日后就不能轻易反悔，法律会明文保护男女双方各自的权益。
然而，到了唐代中晚期，社会上又出现了这么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彩礼倒是和唐高宗时期的一样，数目不高，但嫁女儿的嫁妆却突然变得很高。
原因是，自唐代末年至宋朝，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榜下捉婿”的现象。
许多有才华的男子努力考取功名，每当成绩公布时，有钱有权的女方家长通过各种手段，找到新科进士，愿意出高额的嫁妆，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
即使这些男子已年过半百，老眼昏花也同样在所不惜。
动机是什么呢？相信很多人都能猜到。学习成绩好，能考取功名的男性大多都是“潜力股”，日后能混上个一官半职。有个当大官的女婿这对任何岳父岳母而言，都是光耀门楣的好事。
随着科举制慢慢普及开来，大部分贫寒学子也愿意娶一个有钱有权的女子当老婆。等到日后自己发达了，再另娶几房小妾也不迟。
至少在现阶段，他能从岳父那里得到帮助，收取高昂嫁妆，供自己继续念书或贿赂上下官员。
双方就这样各取所需，形成了“榜下捉婿”的独特现象。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四朝时有天价彩礼的现象，宋、明代“厚嫁之风”尤为更甚。
徐渭曾说过，浙东一带嫁娶奢侈之风盛行，即使刚刚生下来的女婴儿，都有人抢着“预订”。
因此，彩礼制度在我国古往有之，它并非就是买卖婚姻，借婚姻索取财物本身的陋习，而是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存在了数千年。
当然，现代彩礼与古之彩礼的意义已大不相同。现代意义上的彩礼顶多是女方家看看男方家有没有诚意，不能算作是一种缔结正式法律关系的婚姻前提。
古代男方家一旦给了女方家彩礼，就形成了法律文本中的一个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均未出现“彩礼”一词，亦未规定相应的彩礼制度。
但个人认为，作为婚姻习俗的彩礼，是一种传统习俗、文化，它有累积性、层累性。这也正是古代彩礼能一直不断延续至今的原因。
万不可把婚姻当一门生意，在尊重和承认习俗的同时，更要去芜存菁，这样社会才能不断发展，大大助力婚姻家庭幸福稳定。
参考文献：
［1］彩礼制度的社会功能变迁，作者王笑珂，西南政法大学 硕士论文 2018年
［2］古代的彩礼，作者苏锦瑟，婚姻与家庭(社会纪实） 2014年04期
旧时聊城莘县男婚女嫁沿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俗，讲究门当户对。男女双方不能直接见面，单靠媒人两方说合。
一、提亲
男子到十五六岁，甚至十二三岁，父母即央求媒人求亲，在婴幼儿、儿童时期定婚者，俗称“娃娃亲”。孩子未生下即联姻者称之为“指腹为婚”。若女方聘媒向男方求亲，俗称“倒提媒”。媒人将男女双方的年龄、品貌、地位、财产等情况告诉对方父母，经过反复考虑和查访，双方情愿后再传柬，交换生辰八字。如无“相克”和“冲犯”，则举行定婚仪式，俗称“就媒”。旧俗男女论婚，以女大为贵，男子八、九岁，女子十八、九岁，配婚者常见。俗话说“女大一，穿金衣”“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
二、送小帖（即定婚）
由男方送“小帖”给女方，同时附带成双成对的彩礼，女家亦回帖，作为定亲的依据。这大概有点“恐后无凭、立约为证”的意思。
三、传大启（即备婚）
男方送给女方的第二次帖称传大启。随帖赠送的聘礼，要比送小帖时带的彩礼多。建国前及建国初期的彩礼主要是衣料四套、六套或八套，金银首饰以及为数不多的现金等。七十年代后，彩礼逐渐增多，成套衣料多者达20身以上，现金1000-3000元，多者达5000-10000元。女方接受聘礼后，回敬男方“文房四宝”及退回小部分聘礼。同时将女方生辰八字送给男方，以备吉日完婚。
四、完婚
男方称“娶亲”“娶媳妇”“成家”， 女方叫“出门”“出阁”，继传大启之后，男方根据女方生辰八字，按照阴阳五行天干地支预卜吉日，择日迎娶。建国前后尚有用轿娶亲者，后来则多用车，早饭前迎娶为“头车”。早饭后迎娶为“二车”。也有以日出前为“头车”，日出后迎娶为“二车”的。如果一村有两家以上同时娶亲的，则互相争早，以早娶到家者为吉利。到女方家中，新郎要拜见岳父母，行“谢亲”礼。新娘用红绸布蒙面，送嫁者用椅子抬至车上，新娘啼哭以示依恋，家人哭泣表达不舍。男方所派迎新娘的女客多为儿女双全的青年妇女称“娶女婆”，女方所派女客称“送女婆”， 女方派男客押（或抬）嫁妆。押嫁妆者多为男孩。送到后，需等待男家给足喜钱方下车。用轿时，到家需以男童两名持火把绕轿三周，谓之“燎轿”。同时燃放鞭炮，由两名娘家近人（送客的）用柳圈椅将新娘抬至院内拜天地，然后新郎、新娘入洞房，婚礼即算告成。
五、请亲家
聊城莘县北部，完婚的第二天，男方向女方娘家下请帖。第三天，女方父母前往男家会面，男家备宴招待，彼此介绍家庭情况，相互客套一番。多数新娘当天随父母回娘家小住。此仪式在男方称“请亲家”，在女方称“叫闺女”， 也有统称为“会亲家”的。
六、回门
聊城莘县南部，婚后第三天新娘回娘家，一般由娘家弟弟或哥哥接送，也有新郎随新娘一同去的，当天返回。再过十二天，接到娘家小住六天或九天返回。也有女方父母三天叫闺女的，其形式则基本与“请亲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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