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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搞垮一家食品厂(怎么搞垮一家食品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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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6-13 1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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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承德律师编辑整理,多位从业21年以上的律师,也非常认可此文的回答,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有不妥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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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卫龙辣条“毁掉”的发财计划

被卫龙辣条“毁掉”的发财计划

最近有点慌。老婆的生意火爆,在她们一伙高收入“理财精英”眼中,哥们已经快变成吃软饭的了。

正琢磨呢,就有朋友送来了机会。某深圳手机生产商,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了江西南昌,需要大规模招工!哈,哥小学中学就是在南昌上的,虽然出来混了,但是当地亲戚朋友一堆,妥妥的地头蛇。帮招工能拿提成,机会看着不错。


被卫龙辣条“毁掉”的发财计划


《没完没了》:你看这四辆大轿子车,这哪是拉人哪,这是给我拉钱呢。


但也得搞清楚,厂家是不是靠谱,到南昌来开厂是不是真的,条件待遇如何。别弄得像《没完没了》里的老板傅彪似的,开了四辆大轿车去拉人,结果被人玩了。

南昌,江西省会。虽然进步也算不小,但是和周边的武汉、合肥、长沙等同级城市相比,南昌经济发展明显落后,缺少拿得出手的支柱型产业集群。郑州拉了富士康生产iPhone,成为进出口支柱产业。南昌搞个开发区,手机组装企业引进来,完全正常。

这深圳手机公司做的是ODM代工,年产几千万部远销海外,虽然一般群众不知道,但业内也是知名的。深圳成本高了,要转移到成本低的地方去。各地招商引资给优惠条件,南昌也是能吸引到一些公司的。而且在南昌的生产基地一期厂房已经运作起来了,现在是需要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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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南昌的厂房和办公区外观看着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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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里仪器看着很不错,整体环境整洁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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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工作环境看着也不错,比想象的要好。


看上去公司很正规,在南昌扩张招人也说得通。一期运作得不错,已经有多条生产线了,年产值十亿以上了,二期要继续建厂房加人上产能。当然还得看招人的条件和待遇了,是个什么情况。

招的是手机等数码产品生产线的普工,男女不限,年龄18-45周岁,身体健康,初中及以上学历,要求工作或实习时间一个月以上。这基本上没什么门槛了,确实是要求最低的普工。

工作时间为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加班时间为18:00-21:00。每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这个要加班,周末只休息一天。但对打工者来说,能加班才是好事,有些厂甚至一个月只休息两天。这个要求也正常。

最关键的是收入待遇。月收入3500-4200元,包住。虽然不包吃,但是公司食堂每月补贴300,中餐晚餐标准8元,早餐自选。公司提供乒乓球、台球等文体娱乐设施,还有免费网吧。员工居住条件良好,宿舍60多平一间,配空调、洗衣机、WiFi,带独立卫生间。住满是8人间,上下铺,60多平应该还可以,不算挤。

是听说近年来打工者要求高了,住宿条件不行没人来,特别是年青人要求有网络、空调。这个条件基本等于包吃住3500-4200了,听上去相当过得去。当然这种企业基本工资都不高,真要赚到4000肯定要加班,这也是行业普遍现象。老板盼着有生意,能给员工加任务,员工也盼着加班多挣点钱。朋友说,有的工厂任务急,工人加班一周就挣了3000,老板和工人都很开心。

统计局有个调查,说月收入2000-5000元是中等收入。包吃住3500-4200,在南昌二线城市打工,有这个收入应该不错了吧?而且工作生活环境看着挺好。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城镇居民39251元,农村居民14617元。假设来这厂子打工的人是光棍一条,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万应该能达到。这个收入水平,吸引城镇居民都够了,农村民工更是不在话下。

厂家看来是靠谱的,可以行动起来了!和南昌亲戚一商量,现在正好是过年,农民工扎堆返乡,招工机会介绍过去正是时机。目标就先放在老家,湖南平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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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就是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的那个地方,是有名的将军县,革命老区,国家级贫困县。平江属于岳阳地区,但离长沙也不远。我虽然没去过,但是这里亲戚一堆,见过的就有十多个,没见过的更多。发动亲戚,到村里招人方便。计划是开年就拉人进厂,每工作一个月都有提成可拿。

查了一下,当地户籍人口112万,上百万人算是人口大县了,劳动力应该不少。根据《2017年平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平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98元,农村居民仅8690元,这离全国平均水平都有较大差距,是国家级贫困县的数据。给老乡们提供足足4000的月收入机会,这是帮助家乡,厂家和老乡们都会开心,是双赢!这个赚钱计划,完美!

可能的漏洞是,如果拉来的老乡太多,这厂不要这么多人怎么办?但是这厂子号称是要做到百亿产值的,用人数量应该不会少。就算这厂满人了,能拉到人就不怕没生意,还有别的不少厂子要人。

和老家亲戚表弟一聊,人家就问,多少?3500-4200?我说,是真有这个数,靠谱的朋友介绍的,不是蒙人的,只是要加班的。表弟却说,4000这个真没啥吸引力,在平江县城打工都能赚5000了,还不用离家。啥玩意?小县城打工能赚5000?这能信?表弟说,千真万确,就是县里的食品厂,火得很。我心里咯噔一下,猛然想起,这平江县还真有一个特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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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香干,我小时候经常吃,是亲戚从平江带来的。还碰见过老家也在平江的朋友,也吃过。后来在各地吃不到了,商店里没有。再后来有淘宝了,我还买过几次。虽然味道不如小时候香了,但应该可以理解。客观来说,是相当有特色的一种地方产品。但你要说,就这么个小东西,能让县城食品厂打工的挣到5000,我是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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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去查平江招工信息,还真有这回事。食品厂普工3500-5000,包吃住。有根脚的当地人,在厂里时间长点,月入5000确实可能,看来表弟没有忽悠我。

原来事情还真不简单,平江不是说把香干做大了,而是把辣条做大了!平江本地人都是吃更好吃的香干,不吃辣条。但是在全国食品行业,平江是以“辣条之乡”而出名的。辣条这个东西我根本看不上,口感和香干差几个档次。但辣条在全国青少年中却火得很,据说90后记忆深刻,不知道是什么鬼。


被卫龙辣条“毁掉”的发财计划



辣条我还是知道的,最出名的企业品牌也听说过,是“卫龙”辣条。但卫龙是河南漯河企业,和平江有啥关系?

原来卫龙的创始人刘卫平,就是平江人。而且辣条确实是从平江发源的。

1998年,三个平江老乡在平江香干的基础上改良,制造出了辣条。到现在全国有辣条厂近两千家,产值六百亿,河南和湖南平分天下,但90%的辣条产业是平江人所有的。不知道为什么,刘卫平在平江学了做辣条,1999年却跑到河南漯河创办了卫龙。

辣条在全国火起来,和卫龙的营销有很大关系,让这种小东西杀进了全国各地的连锁商超和街边小店。卫龙组织了凶猛的地推团队全国到处推销,这是一般的小厂不敢想也做不到的。

辣条流行全国,更好吃的平江香干却没有做到的,个中原因值得思考。我认为,可能原因非常简单。香干制作工艺要复杂些,产品出来是块状,撕开袋有油和鸡汁,吃起来不是太方便。而辣条有香干的部分口感,撕开袋子条状物拿起来方便,不会弄脏衣服,单价更便宜,更适合当休闲食品。

卫龙辣条做大,对平江本地的辣条企业帮助很大,等于打开了一个超级大的市场,让辣条变成了一种全国流行的常规产品。平江毕竟是辣条的发源地,做起辣条有传统优势,虽然没有很出名的大企业,但是卖到全国各地还是可以的。

全国60%的辣条是平江生产的,2017年以辣条为主打的平江食品工业产值超过200亿。不起眼的辣条,其实产值超过电影行业的票房收入,这是什么概念。

名气要大得多的“赣南脐橙”,连续四年名列“初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价值第一名,最新品牌价值668.11亿元。2017年赣州全市脐橙种植面积高达154万亩,产量124万吨,产业集群总产值118亿元。这个数值,却还比不上平江县的辣条产值。


被卫龙辣条“毁掉”的发财计划



其实官方早就注意到了平江食品工业的大发展,2015年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给了平江一个大的荣誉称号,但是起了个古怪的学术性名字:面筋食品之乡。面筋听了根本不知道是啥,其实就叫“辣条之乡”名气更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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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平江把主打产品归到“休闲食品”类别里,这个听上去不错。2018年11月,第二届中国(平江)休闲食品文化节在平江天岳广场开幕。这个休闲食品文化节,和大多数地方的XX节相比,还是比较实在的,产值和历史传承都有,平江是实至名归的食品工业强县。

休闲食品这个产业不得了,年产值2万亿,最近三年每年增速12-13%,是高增长行业,全国吃货非常给力。休闲食品包括谷物膨化类、瓜子炒货类、果仁类、油炸薯类、油炸谷物类、糖食类、肉禽鱼类、干制蔬果类等等。象辣条、泡椒凤爪,都搞出大名堂了。休闲食品不需要高科技,门槛不高,全国各县都可以发展,是各地发展经济、老百姓创业的好行业。

至于说平江是国家级贫困县,这有点搞不懂,按说有一个年产值200亿的主打产业不至于,还有旅游等几个也不错的产业。但是“国家级贫困县”有各种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想办法保住这个名头可以理解。

还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90元,这个和县城食品厂月入5000是有些对不上。也许是需要保住贫困型数据,所以调查时按惯例来,收入大增的人在统计中排除掉。

反正哥的返乡招工发财计划是破产了,罪魁祸首就是那个卫龙辣条。要没有卫龙狠命地推,辣条就不会全国流行,平江的辣条厂就卖不动货也开不起来,食品厂工人的收入和工作机会就很有限,就会出来到南昌手机厂打工。南昌的手机工厂,摸着良心说,这么好的工作条件,包吃住收入3500-4200算少么?真不少了。

1998年,我们的国营厂一步一步走到了破产

1998年,我们的国营厂一步一步走到了破产

1

1998年1月初,我们主管单位县粮食局召开了所辖企业的中层干部扩大会议,我作为厂里的办公室主任去参加了会议。

会上,钟局长传达了上级有关企业破产的文件精神。其中,我们粮食局下属的八家企业,因资不抵债,连年亏损,经局领导班子研究,均纳入破产名单,关闭企业。“据估计,全县将有90%的国有、集体企业破产,这是改革发展的需要,是彻底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必然结果”。

接着,钟局长安排了有关企业的具体破产时间、步骤和操作办法,以及成立企业破产领导小组的事宜,钟局长为组长,成员除了本局各科室人员外,还有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税务、财政、社保、审计等各个部门的人员。

最后,他动情地说:“春节临近了,为使广大职工欢欢喜喜过新年,今天的会议精神请在座的各位严格保密,不要外传。趁过年之前,市场需求大,大家想法将各自公司(厂)的积压货降价促销,回笼资金,给职工开个团拜会——我已经给友情大酒店说了,到时按成本收费。”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食品厂既不采购原材料,也不进行销售,主要就承担全县粮食的计划加工任务,把原粮加工成面粉、面条、大米,再运到粮食供应公司的门市,卖给居民。

进入市场经济后,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粮食市场放开,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外省产粮区的粮食大举进入,市场竞争激烈,我们厂由于产品成本高、质量不稳定、服务态度差,渐渐陷入亏损的境地。

那两年,我们食品厂几乎是全年停产,为确保退休工人的工资发放,厂里的会议室、仓库、空地、车间、甚至有的股室,能租的都出租了。

根据企业破产的实施步骤,首先要召开“职(工)代(表)会”,要就“是否破产”讨论并同意后,再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回厂后,我和厂长邓一华商量后,决定等正月过完,再通知全厂的中层干部到厂开会。

春节一过,职代会先在办公室里召开。小道消息在年前基本就传开了,人人都明白这是开企业破产会,屋里很安静,只有邓厂长照本宣科地阅读局里文件的声音。文件读完,短暂的沉默后,工人们就议论了起来。

“过去我们是国有企业,后变为省属国企,再是县国企,没想到今天什么都不是了。”有个老工人轻声叹息道。

“为建设好工厂,我们吃苦耐劳,有了新车间,实现了机械化,眼看着条件越来越好,没想到企业却要垮了。”另一个老工人小声附合,又回忆起过去上“三班倒”时热火朝天的情景。

交头接耳的声音还没安静,女工时英突然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她是我们厂的困难户,男人因贪污劳改去了,上有二老,没工作,下有两娃,大娃还是残疾,全家就靠她的工资过活。之前厂子再困难,职工无事放假时,都会照顾她上班。

她压抑的哭泣,刺痛着在场每个人的心——不破产,企业前景无望,破产了,职工失去了唯一的依靠。何去何从,大家都束手无策。会场死一般的寂静。

邓厂长的眼圈也明显发红,他轻咳了一声,扶了扶眼镜,低沉地说:“我能力有限,没能将企业起死回生,对不起大家,但我真的尽力了……”停了停,他又说:“要不我们先缓缓,观望一下其它单位的行动,再做决定。”

会议结束后,看着工人一个个离去,邓厂长失落地对我说:

“没想到我上任两年多,却是来给工厂送终的。”

2

邓一华是局里下派到我们厂的干部。他出身山区,学粮食机械专业,1990年大专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局的工业科,是局里当时唯一一个全日制大学生,主要负责全县粮食机械的技术工作。1993年,我们厂引进了一套自动化面粉加工设备,他参加了机器的安装调试,被时任厂长胡方飞看中,请求局里把他留下来“以充实厂里的技术力量”。局里同意后,他就做了我们厂的生产技术副厂长。

1995年底,胡方飞升迁调到了局里,临走前极力向局领导推荐,要把邓一华“扶正”。上级派人来做了民意调查,反馈不错,于是同意了胡老板的请求。但当局里政工科长找邓一华谈话时,邓一华却不同意——他说自己只懂技术,不擅长全盘管理,况且企业正处在“爬坡上坎”的关键时期,他没有能力让企业扭亏为盈。

政工科长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干部队伍就是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你是我们局重点培养的后备人才,应该自觉自愿下基层锻炼,积累工作经验,提高管理能力。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事局里已经决定了。”

邓一华又去找钟局长,局长拍着他的肩,鼓励道:“年轻人,不要怕吃苦,好好干个三五年,我就会把你调回来的。当然,局里也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目前企业差流动资金,我已经联系了银行,局里给你们担保,除了之前你们厂房屋产权抵押贷的款,再贷一笔。”

在如此困局之下,邓一华不得不走马上任。他跑市场、找业务、搞推销,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但食品厂仍没有任何起色,还把自己搞得很窝囊。

之前胡老板在位时,为减轻企业负担,鼓励职工停薪留职、自谋职业,对“三人组团自谋职业”的,厂里还可以借款1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一些胆大的职工立刻办了手续,在厂区周围租了门市做粮食生意,结果只要有人来厂购货,都会被他们拦住,抢了业务。

积压的粮食时间长了,有些都变质了。银行的贷款,也无力归还。职工待岗,人心涣散,对厂子前景失去了信心,对厂领导的所作所为,更是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

可联系业务又免不了吃吃喝喝。过去胡方飞接待客户,基本都是叫我安排高档餐厅,拿中华烟,喝五粮液或茅台,酒足饭饱后,不是小姐陪着唱歌,就是去按摩洗头。而邓一华招待客户,都是去一些不起眼的小吃店,点的菜也都是以素菜为主。

有两次,我劝邓一华:“要想事情办成,就不能太吝啬了,况且这是正常开支。”

“能省就省点吧,企业都不行了。只要我们讲声誉、诚实办事,别人应该也不会计较这些。”

可职工们却并不领情,他们同意邓一华当厂长,有人说他为人正派,不会损公肥私;有的说他技术好,为人低调;还有一些老油条,就是认准他没有靠山,可任意拿捏。邓一华上任后,常有职工对他就像对一个从农村来的打工仔,可劲在他面前发脾气、耍威风,只要一看到他喝酒泛红的脸,就会气愤地骂道:“工厂债台高筑,他却还在大吃大喝!”

而邓一华对这些都是逆来顺受,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生怕犯错。

1997年夏天,邓一华求爷爷拜奶奶,终于拉来一笔谷子加工业务。因产量不大,他就比平时少安排了一个装包工。没想到,就因为要多干一点活儿,另一个装包工大刘很不满,包装时也不称重,不是少就是多。邓一华责备他,还没说两句,大刘就直接跳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邓眼镜,企业都被你整垮了,你他妈还花着公款,吃香喝辣,四处游山玩水,让我们当牛做马。老子今天就是瞎整给你看的,你能把我怎样?”说完,用力扔了包装袋,挑衅地看着他。

邓一华脸气得通红,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而是拿起包装袋,自己干了起来。

厂子濒临绝境,邓一华家里也四面楚歌。本来当了一厂之长后,家里人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出了一个光宗耀祖的人物。他的老婆没有正经工作,在一个夜食门市打工,很是辛苦,想凭着他进厂做小工,家里的兄弟姐妹也眼巴巴地望他“拉一把”——结果非但老婆、亲戚都没如愿,家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邓一华自己在厂里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3

职代会开完后,我们不断接到局里询问企业破产工作进度的电话,领导不断催促我们尽快安排实施——已经有包括金穗粮食公司在内的3个公司向法院递交破产申请了。

厂里人心惶惶,小道消息纷纷扬扬:有人说,这次企业不破产,就享受不了政府免去欠贷资金的优惠政策了,企业都资不抵债,职工肯定会净身出户;还有的说,我们厂之所以不愿破产,是因为我们几个负责守厂的干部想一直拖着拿工资——其实,我们每天按时上下班,做些日常工作,就拿点基本工资。

邓一华想找钟局长打听打听自己的编制是不是仍在局里,如果在,他就没有下岗失业之忧了。可每次去局里,局长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处理问题,办公室经常无人——其实,钟局长对邓一华这两年来的工作能力颇有异议,觉得他思想不开放,工作没能打开局面。年前他指示安排团拜会,我们却觉得不如发钱实惠,没有听他的话。

“你去友情大酒店找找。”我提醒邓一华,“局长爱去那里‘休息’。”

果然,在友情大酒店,邓一华堵到了钟局长。他还没开口,钟局长就先批评了他一顿,说年前他没能把职工聚拢、热热闹闹迎新年、最后给职工一些安慰。

骂了一顿后,钟局长有点不耐烦地问邓一华找他有什么事。

邓一华说了来意。钟局长告诉他:“局里人员是根据规定‘定编定员’的,你去了企业任正厂长,胡方飞进了局里科室,编制也就跟着互换了。”

那时,企业已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邓一华进了企业就不是编制内的干部了,根据上级有关企业破产规定,不管原来的身份如何,只要现在在企业工作的,都是工人。

看着邓一华沮丧的样子,钟局长又安慰他说:“改革必然会牺牲很多人的利益。我也没想到形势会发展到这一步。企业破产了,今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来找我。”

与邓一华不同,胡方飞是钟局长的老乡,是从山区粮管站调进我们厂的。钟局长当年从副局转正后,“大力推行改革”,从局里科室成员到下属8个企业的负责人,都做了大规模调整,调换后的8个企业负责人,被大家戏称为钟局长的“八大金刚”,胡方飞就是其中的一尊。那时流行管厂长叫“老板”,胡方飞对工人叫自己“胡老板”非常满意。

胡老板过去主要从事粮食收储工作,对工业生产很是外行。刚上任时,财会股长和办公室主任总爱和他对着干,让他很不爽。比如胡老板在全厂大会上讲话,把计划经济“束缚了我们手脚”念成了“束搏了我们手脚”,主任就在下面大声插话说“念错了”,引得会场笑声一片;而当胡老板说到一些财务数据、经济指标时,财会科长也总会提出质疑,还常常拒签胡老板的各种报销单据。

但胡老板对人不错:职工的婚丧嫁娶,他都会亲自出马或过问,并尽可能解决大家实际困难,厂里青年职工多,他就修了小户型的宿舍楼,一下解决了年轻人结婚没房子的问题,赢得了职工的普遍赞誉。

我因为在县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胡老板便把我从车间提拔为办公室文秘:“跟着我好好干,你会从文秘干到主任,再到副厂长,前程无量。”

我感恩戴德,连连点头。之后,办公室所有的事,胡老板都叫我去办,再没理睬过办公室主任。我除了白天忙日常事务,晚上还得挑灯夜战,写厂里的改革动态、老板的个人传记,在局简报和县报上发表,还请来一些文学爱好者参观我们厂里现代化的生产工艺流程,请他们写诗、写新闻。

那几年,我们厂报纸上有事迹,电视上有新闻,企业是县级先进,产品荣获省名优。胡老板一下成了钟局长的红人。办公室主任因为被架空无事可做,就申请了停薪留职——自然,位置由我接任。

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胡老板终于对财会股长的挑刺发了飙,当着全厂职工质问他:“每次我想给职工多发点奖金福利,你不是说违反了财金制度,就是(说)不符合财金纪律。现在可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我是厂长,为了职工我不怕犯错误,也不怕坐牢,你拼命拦着,居心何在?!”

当时全厂职工的眼睛一下子全齐刷刷地落在了财会股长身上。后来,有不少职工去局里反映财会股长的“问题”,局里便把他调去了别的单位。

4

到了3月份,法院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裁定了金穗公司等3家单位的破产申请,企业按程序开始进行破产清算。

清算的具体操办由原企业负责人及财会、办公室的人员负责,这引起了金穗公司职工的不满。金穗公司的负责人李总,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公司财务管理混乱,多年来职工一直怨声载道。职工们说:“企业要是由他来负责清算,怎么真实得了?”

于是,金穗的职工们开始自发组织到县里上访,去局里示威,找破产领导小组中的公检法反映情况。钟局长见事情闹大了,就亲自去召开职工大会征求意见,让职工自己推选代表做清算人员。

在清查债权债务时,职工们发现李总以公司名义在外借款十几万——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破产领导小组召李总前来核对时,他却带着情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检察院只好将此案子存放。

金穗公司职工的做法,让局里其他7个企业的职工受到了极大鼓舞,纷纷“造反”要求组建自己的“清算组”。我们厂里的一些人也行动起来,他们推举阿奇领头,由大刘串联其它职工,准备“揭竿而起”。

阿奇之前是混社会的滚刀肉。他初中毕业后没再读书,伙同一些不务正业的人给地下赌场守场子,收保付费、放高利贷,经常参与一些打打杀杀、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他被公安教育过,也被拘留过,但依旧我行我素。社区和派出所很是头疼,一致认为这是“无业”造成的,鉴于他是“粮食子女”,1992年,经派出所、居委会与局里协商,把他安排进了我们厂。

厂小,就百多人,政工、人事等都归办公室管。进厂那天,他拍着胸膛,语气诚恳地对我道:“于哥,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小弟,咱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讲义气,道上认识的人多,不怕事!”

阿奇被安排到车间工作没到半年,就因为迟到早退被退回了办公室。

我对他说:“阿奇,你现在是职工,要遵守厂里的规章制度。这样胡来,叫别人怎么管理?”

“于哥,说实话,我在社会上野惯了,根本不适合进工厂。这8小时太难熬了,一个月到了,就百多元工资,还不够兄弟们几个两顿饭钱。我跟你说,就昨天晚上,街上一摩的撞倒了一个老头,老头没受伤站起来要走,我们兄弟几个就上去了,一人把老头拉开,一人对司机说这是他舅舅,要么赔医药费,要么暴打,最后司机就给了我们1000元‘了事’——你说这吃不饱、饿不死的工作,我怎么看得起?”

1998年,我们的国营厂一步一步走到了破产

“你看不起,怎么还同意过来?”

“还不是为了顺我老丈人的一口气!他说我没有正式工作,我才来的。”

阿奇刚参加工作时,他岳父曾来找过我,声泪俱下地请我们帮忙,让阿奇放过他小女儿——最早的时候,阿奇是和他家大女儿耍朋友,俩老人不同意,阿奇就带着大女儿私奔去了广东,几个月后,阿奇回来了,大女儿却被留在了那里打工,据说是做了小姐。回来没几天,阿奇又和他家读高中的小女儿小美好上了,没多久,小美就私自辍学和阿奇同居了。

为了这事,老人找过派出所,找过居委会,也找过阿奇的父母,后来又来找我们。我向兄弟单位了解情况,他们也都毫无办法:“小美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居然非阿奇不嫁,大人要是管吧,她就以死相逼。”

“你老丈人同意了你们的事?”我问。

“他现在松口了,说想要娶小美,我就得有正式工作。我们是真心相爱,于哥,求你让我挂在单位上行不行?今后小弟愿为你上刀山、下火海。”阿奇央求道。

阿奇的母亲是我们居委会的小组长,每次看见我都很是热情,她检查卫生,次次都给我们家贴“最清洁”,阿奇的表哥是我同学,也时常请我“关照”一下这个弟弟。于是我给胡老板建议:把阿奇调到装卸队,那里都是临时工,他不上班,也有人顶替。

这个安排应该是遂了阿奇的心意,后来,他隔三差五就打来电话约我喝酒,说介绍一些社会上的兄弟给我认识。我去过一次,之后就推说有事,没再赴约。

1993年10月的一天,阿奇和小美找到我:“于哥,我现在要结婚了,没有房子,老丈人不同意,你看厂里能不能解决?”

我为难地说:“目前房子都分完了,后来的(职工)都没有。你们先租个屋(把婚)结了,以后再想法吧。”

“老丈人不同意,说这点简单要求都做不到,哪还有脸提结婚?我也想为小美争口气。”阿奇又求我说。

我想起胡老板在厂里宿舍楼有间“休息室”,平时他也很少用——胡老板的家步行到厂里也就20分钟。便跟阿奇说了情况:“你去和胡老板说说,看他同意不。”

我本是暗示阿奇给胡老板送点礼物,通融一下。没想阿奇直接和几个社会上的兄弟,趁星期天厂里休息无人,撬了门锁,硬占了房子。

这让胡老板很是火大,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让阿奇搬走。后来听说是我“指的道”,胡老就板直接把我贬到了装卸队顶替阿奇的岗位——后来有人对我说,之前偶尔会看见一个漂亮女人去“休息室”,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胡老板发火的原因。

我为阿奇落了难,没想到不久后他却受到了重用。

5

钟局长在任时,在职工眼里也算干了不少“实事”:为“提高职工福利待遇”,他批准各单位建了宿舍楼;为“改善部门形象”,新建了局办公大楼;为“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将我们厂从城中迁到了城郊,并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安置了大批“粮食子女”就业;为“调整产业结构”,他又将我们的旧厂改建为友情大酒店,吃住玩,一应俱全。

那时盛行歌舞厅、夜总会,原来人们见面常问“你吃了吗”,后来就改成了“你唱了吗”,好像不去夜总会唱歌,就是思想不开放。

小城夜总会多了,竞争激烈,友情大酒店的生意不好,钟局长就把它“对外承包”了。承包人是一个过去的夜总会小姐,外号“白牡丹”,青春妩媚,颇有姿色。熟识的人都知晓她是钟局长的红颜知己,只是不知其真实姓名,于是均喊她“白老板”。自打白老板承包了友情大酒店后,酒店就成了我们局系统内的所有活动的指定地点。

胡老板45岁时,算命的说他有血光之灾,“需得连做三年大生(日)”。为照顾白老板生意,那3年他都是在友情大酒店举办的生日宴会。头两年,大家都送了礼金,第三年胡老板说免费请大家吃,但进门的礼金处仍有不少人在放钱,厂里职工们不好意思了,只好也都掏钱,权当自费聚餐了——不过只要胡老板高兴,多发点福利奖金,也就扯平了。胡老板跟职工们的口头禅是“亏国家,我也不会亏职工”,就算厂里一直在亏损,发的福利奖金也从没少过。

“上半场”吃完饭,众人再一起前往夜总会进行“下半场”——唱歌跳舞打牌。事后,这笔开销,白老板会开了发票交给我,我再找胡老板签字,列入工会活动经费进行报销。

白老板生意兴隆,引起了同行的嫉妒,常有些小混混到夜总会闹事。1995年的时候,白老板就叫了阿奇来“护场子”。阿奇和小混混发生了火拼,脸上留了道刀痕,双方都说这是“道上的事”,都没报警,对方赔了阿奇5000元钱,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估计是为了发挥阿奇所长,没多久,他就当上了我们厂的保卫股长。通常,上午的时候阿奇会穿着一身保安服装,拿着配备的电警棍,跟在胡老板身后耀武扬威,遇到违反安全规定的、不尊敬胡老板的、爱调皮捣乱的,三句谈不拢,提棍就打。下午则很少看见他,听说是到友情大酒店“护场子”去了。

阿奇碰见我,再也不“于哥于哥”地喊了,脸上满是嘲弄和不屑,昂头飘然而过。他妈见着我也不打招呼了,冷着脸熟视无睹,检查清洁卫生时,给我们家贴的都是“不清洁”。

半年后,阿奇带着兄弟在替白老板收高利贷时,将人打成重伤,伤者报了警,阿奇闻风而逃,去外地躲避到事情解决后才回来。

企业的保卫业务属公安局内保科管,鉴于阿奇劣迹斑斑,内保科坚决不同意再用他当厂里的保卫。阿奇便要求停薪留职,胡老板就照过去的办法,借了1万元“启动资金”给他,让他离开了。

阿奇走的那年,企业因为连年的亏损,已是病入膏肓。胡老板经过深思熟虑,说“自己年龄大了,文化水平低,跟不上改革的步伐”,跟钟局长请求调离,“让位给有能力的年轻人”。

临走时,他把我又收回了办公室,说起了阿奇占房的事:“你刚调到办公室时,我就给你讲过,跟着我好好干,结果你辜负了我的期望。其实,我心里还是看好你的,临走收你回来,就是怕你被埋没了。”

我诚心诚意地作了检讨,并感谢他再次给了我机会。

6

阿奇作为清算组的“领头羊”,带着全厂职工声势浩大地行动了。

局里的科室全被各厂职工占满了,除了我们几个厂的领导层,连行动不便的退休老工人都被搀扶着来了。阿奇带着一大群职工去找钟局长交涉,说“职代会”选出来的都是听话的老实人,起不到职工代表作用,现在他们要重新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表决。接着,他们跟钟局长约定好了开大会的时间,并要求局破产小组派人监督。

会议如期进行,当天,邓厂长刚到会议室,就被愤怒的职工们包围了,他们纷纷谴责他搞垮了工厂。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阿奇就拿着同意破产的职工们的签名和职工选出的“清算组”人员名单,对局破产组派来的人说:“现在我们要维护全体工人的利益,全盘接收工厂。必须让他们马上交出公章和办公室钥匙,档案室我们刚才加了大锁锁上了,以免有人销毁罪证。”

局破产组请示钟局长,钟局长说这是工人的权利,应该支持。

于是在破产组的监督下,我们和阿奇完成了所有手续的交接。阿奇趾高气扬地对我们说:“我们会派人24小时盯着的!希望有的人要像个男人一样,敢做敢当,不怕劳改,别吓得跑路了。”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等着你们查,跑了的不叫人!”邓厂长高声应答。

阿奇他们查了账,找不出毛病,便借口自己是外行,想让检察院的人去查。检察院那边说:“这些账都要审计的,有问题我们自会出面,现在你们连线索都没有,查什么呀?”

阿奇把我叫去,和我套近乎,说:“‘邓眼镜’捞肥了,却把工厂给搞垮了,让我们都失了业。你是主任,肯定了解一些内情,有没有什么线索?”还说,像我这种人在社会上吃不开,只要我检举揭发邓一华,就让我在清算组混,“拿工资”。

我心想:查邓一华还不如查胡老板。但想到胡老板对我的恩情,我觉得自己还是“扬长而去”比较好。于是冷笑道:“我真不知道,知道我也不会说。”

阿奇怒了,冲我喊道:“你不识抬举,我会叫你开口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阿奇天天派些小混混来骚扰我,在街上走不时有人来撞我,还打家里电话来恐吓我,有的还拿着刀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阿奇打电话问我“感受如何”,还要我“注意保护孩子”。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我,我回道:“我警告你,阿奇,再无理取理,我表弟‘土匪’不来砍断你两根脚筋,我跟你姓!你狠,比你狠的人多得是!”

针对我的事情便不了了之。

没多久,阿奇他们“清算组”就内讧了。

阿奇在组里一手遮天,一些欠厂子货款人请他们大吃大喝一顿,他高兴了,就给别人的债免了,列入“无法收回的欠款”里。在变卖生产设备时,大刘又说阿奇捞了3万块钱回扣。

大刘他们找到局里告状,钟局长说:“你们有真凭实据吗?人是你们自己组合的,有矛盾要好好商量,现在距离完成破产的规定期限,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要破坏大局。”

阿奇知道后,指着大刘鼻子骂道:“你们敢告老子黑状,小心找人弄死你们!”

之后,厂里的资产清算,大刘他们都不管了,职工们也寒了心。

本来资产变现,价格都要通过局破产组研究决定,但扯皮闹事、遗留问题太多,甚至个别企业还请了公安出警,抓了一个欠公款、有钱不还的“老赖”职工和一个阻扰破产实施的职工。破产组的人疲于奔命,管他什么资产流不流失,得过且过,都盼望着快点结束。

1998年11月下旬,作为局里最后一个破产的企业,我们厂全体职工都聚集到了局大会议室里,排着队,神情麻木,鸦雀无声,在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注视下,依次和破产组签订了《自愿解除劳动合同书》。我工作18年,买断工龄,拿了4000多元。

就此,我们成了下岗工人。

7

那天晚上,我找邓一华喝酒,问他:“大家散了,今后打算做什么?”

当时县城实体经济已“空心化”,再就业困难,很多人都打算来年去沿海城市打工。邓一华工龄比我短,只拿了2000多元。

“我想用买断钱先摆个夜食摊糊口,看行不行。”他喝了一口酒答道——以前他只喝茶不喝酒,那天却主动喝了起来。

“那套几十万元的面粉机器,被白老板的亲戚用1万元作废铁买去了,准备重新使用,听说请你去帮忙安装调试?”我问。

“拒绝了。钟局长又给我说,叫我去做厂长。去他妈的厂长!我一听到他的话,心里就是一股无名之火,我他妈拼命压着火,一字一句地对他发誓——‘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干这个行道了,更不会踏进你的办公室!’”停了停,他端起杯子猛灌了一口酒,恨恨地说,“我终于明白了——我上了他们的当,接了食品厂的烂摊子,就是一个替罪羊!”

我本想劝劝他,但还是忍住了,他这人认死理,犟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

一晃10年过去,到了2008年,县粮食局已经在机构改革中被商务局兼并,钟局长、胡老板等一批年过50岁的人都被安排退了休。我也进了县里一个做建筑行业的私企,在办公室打工。

一天,阿奇给我打电话,说他要组织“企业破产十周年活动”。他在电话里一口一个“于哥”,为过去的事给我道歉,还说他在做小工程——可能是他打听到了我和集团下的建筑公司老总私交不错,想请我说说情,让他做我们公司的项目“二包”。我说办公室不管建筑业务,就挂了电话。

县城小,阿奇的事时有耳闻,他整天还是花天酒地的,有钱时大手大脚,无钱就四处借贷,但打打杀杀、敲诈勒索的事倒是没有了——江湖已不是他那时的江湖。

我给邓一华打电话说起这事——破产后,他开了家夜食摊儿,几年前变成了门市经营,生意不错,24小时营业,合伙人和服务员都是他的兄弟姐妹。2007年又开了第二个门市,虽然累,好在生活无忧。

邓一华只是说:“破产不是光彩的事,大家现在各奔东西,好在都生存下来了。”

过去不会忘记,但也没什么值得纪念。那个破产活动,我和邓一华等很多人都没有参加。

伊利举报前董事长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有多名省部级保护伞

伊利举报前董事长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有多名省部级保护伞
伊利举报前董事长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有多名省部级保护伞

10月24日,伊利集团在自己官网和官方微博上发布举报文章,实名举报前董事长郑俊怀。

郑俊怀简历:

1974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

1974.01—1975.11在呼和浩特市农林局政工科工作。

1975.12—1979.12任呼和浩特市国营畜禽场副书记、厂长。

1980.01—1982.12在呼和浩特市奶牛公司招待所工作。

1983.01—1993.05任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厂厂长。

1993.05—2004.12任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CEO。

2004年12月, 因涉嫌挪用公款罪入狱,

2005年12月31日,被判刑6年。

2008年9月,刑满释放(两次减刑)。

以下为伊利集团官网原文:

我们真的不想伤害任何人,不想得罪任何人,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忍辱负重,埋头于生产经营,但常年屡遭郑俊怀及其保护伞的破坏,14年来无法伸张正义,实在是心力交瘁,苦不堪言,被逼无奈之下,向社会公布真相……

摘要:

1、今年3月谣言案案发前,郑俊怀北京密会刘成昆,诋毁伊利的谣言文章随即出炉;

2、索要巨额犯罪所得不成,造谣伊利套路十几年如出一辙;

3、原国家级领导、多位省部级领导、厅局级领导充当郑俊怀保护伞,人为抹掉郑俊怀数亿元犯罪事实,运作假减刑;

4、郑俊怀6年刑期,被人为操纵以“发明假节水设备专利”和“表现好”为由减刑2年半,实际服刑过程中如住宾馆可随时回家;

5、记录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犯罪事实、证据确凿、犯罪分子供认不讳的78册案卷,14年来一直存放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今年机构改革后转到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被长期包庇,至今未公诉;

6、2015年,有正义感的马永胜检察长从内蒙古检察院反贪局调出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的案卷,仅用2小时就落实清楚:证据链完整、犯罪分子供认不讳,可以立即提起公诉,然而在郑俊怀强大保护伞的阻挠下,14年却无人敢处理,并谎称“还未结案”;

7、今年3月谣言案发生后,伊利再次向正在内蒙古的最高检第三巡视组及各级司法机关递交了关于郑俊怀已被查实的挪用2.4亿公款案及诸多涉嫌重大经济犯罪线索长达14年无人处理、被人为假减刑的汇报材料,半年过去至今仍无任何实质性进展;

8、昨天伊利又正式向正在内蒙古的中央巡视组递交了以上材料,期待能给社会一个公正的交代。

今天,邹光祥、刘成昆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一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宣判。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邹光祥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刘成昆有期徒刑八个月。

长达五天的庭审揭开了这起谣言案真相以及幕后关键人物——伊利前董事长郑俊怀。这起谣言案与幕后操纵者十几年来攻击、诋毁、破坏伊利的手段如出一辙,就连把写手“送进”监狱、自己抽身而退的手腕都大同小异。

可悲刘成昆、邹光祥接受了法律审判,而幕后操纵者仍逍遥法外,并继续破坏和攻击着伊利,甚至通过境外反华网站攻击、抹黑中国乳业。

面对一次次被攻击、被污蔑、被破坏,我们本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理会,一忍再忍,始终坚信清者自清,觉得回应只会让谣言炒得更热,不如踏踏实实抓好生产经营。但我们低估了郑俊怀的不顾底线和不知收敛,低估了洗白的辐射力和谣言的破坏力。经年累月无休无止的攻击和抹黑产生了持久、严重的破坏,尤其在诸如年报发布等重大敏感节点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承受和控制的范围,甚至被一次次误解。

今天我们不再沉默,将更多关于谣言案的真相公之于众,让公众看清郑俊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郑俊怀背后有着怎样强大的保护伞、郑俊怀及其保护伞是如何破坏伊利的……

谁在操控谣言案?案发前郑俊怀密会刘成昆,提供相关内容

2018年3月24日针对伊利的谣言案发生后,舆论汹涌,股市震荡,伊利股份当天市值蒸发60多亿,在员工、投资者、奶农中引起一片恐慌。尽管伊利在第一时间发布了澄清声明,然而谣言总是比事实传播更快、更广,且随着恶意揣测层出不穷,破坏力远非企业声明所能阻止,伊利第一时间选择报案。

种种迹象显示谣言案与郑俊怀脱不了干系,郑俊怀却急忙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让律师发表公开声明并接受采访,声称与刘成昆等人“不认识,没有任何交往”。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在该案长达五天的公开审理中,检方出具的证据显示,刘成昆供述案发前,郑俊怀主动约他在北京建外SOHO见面,向其提供了谣言案文章中的相关信息。检方还在庭审中提供了刘成昆的聊天记录。这些记录显示,他对其合伙人董敏说:“只能用小说的形式,信息源不真实。”董敏回答说:“可以搞一个小说系列,不好写的都用小说手法写……把料一个个爆出来,不行就小说体……”

随后,刘成昆在朋友圈大张旗鼓地发了预告:“今晚我要写篇短篇小说,超级重磅,大家敬请期待。”当晚,他就将造谣伊利及管理层的文章发表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并将链接发到一个有着200多人的财经记者群里,引发了群里对伊利及管理层的讨论。

同在该群的邹光祥看到刘的文章和群里的讨论,主动添加刘成昆的微信,询问更多情况。刘成昆将谣言消息以肯定的语气透露给邹,并说“一起写吧”。

3月26日,邹光祥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有关伊利及管理层的不实内容,并迅速在网上发酵。

造谣文章引爆网络后,庭审中警方依法提取的刘成昆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他跟人炫耀:“我炒起来的,牛吧,已经引爆了。”

公诉人出具的证据还显示,刘成昆与郑俊怀(微信名“关怀”)之间有微信聊天记录,谣言引爆网络后刘成昆向郑俊怀汇报,说“给我更多消息,才能接着写”。此前,刘成昆鼓吹郑俊怀的文章也暴露出:他曾与郑俊怀多次见面,接受过郑俊怀的宴请,称呼郑俊怀“老爷子”……

就连同案的邹光祥都在庭审中说:不知道刘成昆和郑俊怀的关系,不知道背后这么复杂,要是当时知道,自己才不会跟进这个事情。

郑俊怀为什么接连破坏伊利?旧案处理不彻底、索要非法资产未得逞

简言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当年郑俊怀及其背后保护伞合谋拟侵吞国有资产,将大量伊利资产变相转移出去;尚未落实到他们名下时东窗事发,郑俊怀等人被抓;背后保护伞四处活动,人为抹掉郑俊怀挪用2.4亿巨额公款及诸多涉嫌重大经济违法犯罪线索,而是选择了涉案金额较小的1650万予以6年有期徒刑的轻判;又人为操控假减刑,把郑俊怀的刑期减到3年半,就是这3年半的刑期里,郑俊怀跟入住宾馆一般可自由出入,随便回家;出狱后起诉呼和浩特市政府索要非法资产,多次败诉转而施压伊利要求配合将非法转移出去的资产落实到他们名下;因为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犯罪,伊利坚决予以拒绝……至此,他们便开始疯狂打击报复,长期造谣、诋毁、迫害伊利及管理层。

众所周知,2004年,时任董事长郑俊怀等人违法挪用公款、购买国债造成巨额亏损、家属持有公司巨额股份的丑闻败露,俞伯伟、王斌和郭晓川三位独立董事履行职责向郑俊怀等人发起质询,郑俊怀不但不依法履行上市公司规定,反而为了掩盖罪行,强行召开不合规定的临时董事会罢免了俞伯伟,独立董事王斌也愤而离职,引发了当年沸沸扬扬的“独董风波”。

据《新京报》披露,就在“独董风波”爆发后几日内,郑俊怀女儿郑海燕等高管亲属,闪电将借华商世贸间接持有的逾844万股(近亿元)伊利股份,转让给了几位根本无力出资、家境普通的工薪阶层。

然而,终究纸包不住火,郑俊怀挪用巨额公款等违法犯罪行为,在中国证监会两个月的调查后彻底败露。同年12月,郑俊怀等5名高管因涉嫌挪用巨额公款用于个人营利被刑事拘留。2007年,负责该案件的内蒙古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处处长贾岐忠曾向新华社记者披露:“针对此案涉案金额大、人员多、地区广,资金往来复杂等情况,我们又兵分多路,先后赴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海南、浙江、安徽、重庆、四川、湖南、湖北、河南、吉林、辽宁等14个省市开展工作,调查询问相关人员300余人次,提取各类证据10万余份。经过检察人员近五个月的努力,迅速获取、固定了主要的和关键的证据,形成案卷78册。”后经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查实、证据链完整、当事人供认不讳、随时可以提起公诉的,是郑俊怀挪用2.4亿元公款的犯罪事实。

这一涉案数额在当年足以让郑俊怀在监狱度过余生。然而,在强大保护伞的操控下,人为抹掉了郑俊怀挪用2.4亿巨额公款及诸多涉嫌重大经济违法犯罪线索,只选择了涉案金额比较小的一项罪名进行了公开审判,并象征性地作出了6年有期徒刑的从轻判决。

对此判决结果,当年就有媒体提出质疑;今年,原伊利独立董事王斌提起此次判决再次质疑,“就金额而言,判决结果和他当时应该承担的责任之间,是有一定差异的”。

然而,即便如此轻判的6年,在保护伞运作下又被人为操控做了假减刑,减掉2年半,剩下的3年半郑俊怀竟然如住宾馆一般,随时可以回家。

正是因为检察机关对郑俊怀旧案的处理不彻底和包庇,正是因为强大保护伞人为抹掉郑俊怀挪用2.4亿巨额公款及诸多涉嫌重大经济违法犯罪线索,并运作假减刑,才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给伊利留下了无穷祸患,贻害至今……

郑俊怀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索要巨额非法经济利益,甚至搬出最高检某原副检察长向伊利施压

由于2004年郑俊怀犯案突然,被抓时从集团转出去的巨额非法资产还没有来得及转移到他们名下。

2008年刑期一到,郑俊怀就状告当年出面收拾残局的呼和浩特市投资有限公司,索要违法违规所得,结果是郑俊怀败诉。

向呼和浩特市政府索要非法财产败诉后,郑俊怀和他的保护伞打起了伊利的主意:十几年来,包括时任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领导及领导亲属在内的人,一直不断给伊利管理层施压,要求配合将郑俊怀被捕前非法转移出去的资产落实到他们名下。

郑俊怀甚至搬出了最高检某原副检察长给伊利施压。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邢宝玉检察长就曾找到潘刚董事长,说:“最高检一位领导要求伊利配合,把郑俊怀当年非法转移出去的资产帮助落实到他们名下”;2015年,潘刚董事长向内蒙古检察院马永胜检察长汇报郑俊怀破坏伊利及其重大违法犯罪的相关情况时,马检察长也说到:最高检某原副检察长(即上述那位“领导”)向他提了相同的要求。

面对一次次施压,伊利管理层苦不堪言,但始终坚守法律底线,违法的事情坚决不能干,均明确予以拒绝。

郑俊怀是怎么破坏伊利的?洗白自己Vs污蔑伊利管理层

在起诉呼市投资有限公司屡次败诉后,在各种施压都无法得逞后,出于对索要非法财产未果的报复,郑俊怀开始纠集一批写手和网络打手,一方面炒作包装自己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对伊利管理层进行人身攻击、污蔑、迫害,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污蔑伊利管理层、收买个别司法人员非法窃取伊利管理层及家属信息再炮制谣言扩散、在伊利发年报等敏感节点炒作扩散黑稿……

积毁销骨,众口铄金。十几年的轮番炒作,不仅洗白了郑俊怀的罪行,谣言更大有取代事实真相之势,其中两次大的谣言案直接导致股票暴跌。

一次是2011年2月,郑俊怀所谓的“助理”张三林炮制谣言攻击伊利及管理层,不良媒体人李希晓、刑满释放人员姜林等参与扩散,导致伊利股份当日跌停;另一次就是2018年3月,利用刘成昆等人再次炮制伊利谣言案,导致伊利股份当天市值蒸发60多亿。套路几乎一样,不同的是上一次在论坛发酵,此次靠自媒体发酵。

面对谣言和破坏,伊利迅速发澄清公告,但单靠公告难以阻止谣言扩散的速度,为了维护股东利益,伊利迅速采取任何一个上市公司都会采取的措施——依法报案。

然而,令人悲戚的是,我们不但要承受谣言案带来的巨大破坏,还要承担别有用心之人的轮番诋毁和谩骂;伊利及管理层不愿卷入无端的是非之中,一次次忍受郑俊怀泼来的脏水,专心经营把企业做强做大,却因郑俊怀及其网络打手的轮番炒作、鼓噪,一次次被伤害被误解。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非曲直到底如何?看看为郑俊怀做“马前卒”的打手都是些什么人:

张三林,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原退休人员,被郑俊怀以重金收买;2004年9月,在郑俊怀被立案调查的敏感时期,怕被人发现,郑俊怀以宣传费名义私自给张三林26.98万元,购买了一辆福特蒙迪欧轿车,2011年谣言案发后潜逃(后附郑俊怀假借宣传费名义给张三林支付26.98万元的凭证和张三林购车票据);

李希晓,其所在单位2002到2010年间,长期接受郑俊怀违规提供的赞助费共计90万元,该赞助费2010年被伊利集团审计发现叫停不久,就发生了张三林、李希晓雇佣姜林等人捏造的针对伊利及管理层的谣言案(后附郑俊怀与李希晓签订的合同);

姜林,曾因盗窃被重庆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管教,1999年又因抢劫罪被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判处7年徒刑;

刘成昆,被媒体开除人员,庭审中当着妻子的面辩称“与人约炮”“与卖淫女聊天”是工作需要,还曾被北京市公安局处理过,留有案底……

且不论李希晓、刘成昆等人的目的是什么,更不论其背后是否有商业利益,只看案件本身,从侦查到公诉到庭审到判决,司法自有定论,我们相信法律的公平正义。

关于伊利管理层的真相是什么?临危受命带领企业做大做强却长期被污蔑

在郑俊怀所炮制的诸多谣言和贴金炒作中,影响最深的便是他炒作自己的贡献,污蔑伊利管理层。事实是怎样呢?

梳理当年的伊利“独董风波”和“郑俊怀被拘留”等报道,不难找到答案:

回首世纪之交,中国乳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在那个激荡岁月里,心怀理想、青春激扬、满腔热血的乳业人,卯足了劲想要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实现企业发展,推动行业进步。

1999年,潘刚带着一群年轻乳业人,从零开始,组建了伊利液态奶事业部,凭着年轻人的开拓与进取,在短短4年实现业务收入从6000万到46亿元的跨越,开启了中国的液态奶时代。

然而,就在伊利迎来大好发展时机之际,负责企业生产经营的潘刚总裁带领着这样一个一心为伊利拼搏、屡创佳绩的团队,却莫名其妙遭遇了来自时任伊利董事长郑俊怀的打压。

案发后才得知,原来当时的郑俊怀心思并不像他标榜的那样一心一意为伊利长远发展考虑,更没想着做大做强中国乳业。而是放在如何通过手中的权力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为此,郑俊怀罔顾国家法律,不顾巨额亏损的后果,用贪污公司的150万元公款作为好处费收买浙江金信信托董事长葛政,让他帮助进行了一系列非法转移资产的暗箱操作:郑俊怀挪用公司6亿多元公款到金信信托旗下的浙江金通证券购买了国债,然后将这笔国债抵押套现,将套现的资金转到深圳银信投资,通过银信投资再转给浙江金信信托,再由浙江金信信托打给持有伊利股份的呼和浩特市财政局,购买呼市财政局的全部伊利国有股份,从而通过违法手段将伊利资产变为了私产……其违法行为引起上交所注意、将要败露之际,郑俊怀又用人身调查等非法手段,试图逼迫董事会成员与己同流合污,未果后强行罢免独立董事、孤立打击其他坚持正义的董事……

最终,郑俊怀东窗事发,不仅包括他在内的原多名管理层被抓,也直接导致正在快速发展的伊利几乎陷入绝境:内部员工人心惶惶,不知道企业未来的路在何方;外有竞争对手虎视眈眈,准备一举将伊利从中国乳业版图上挤出;股票跌停,市场流言汹汹,投资者信心丧失殆尽……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时任总裁潘刚和管理层,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带领公司摆脱了困境,走向正轨。

这之后的14年,伊利在管理层的带领下、在全体员工的打拼下,一步一个脚印,一分一厘积累,保持了稳健高速增长,营收从突破百亿元大关,到200亿、400亿,再到500亿、600亿,直至2017年的680亿;从一家北方小厂做到亚洲乳业第一,跻身全球乳业第一阵营……

做大做强一个企业不容易,十几年心无旁骛专注于实体经济更难,认准了乳业这样一个产业链长且“小”“散”的行业更是难上加难。成绩的取得,没有任何捷径,靠的是全体伊利人的脚踏实地、务实苦干、辛勤付出,管理层甚至常年无休……

然而就是这样来之不易的局面下,伊利还要面对郑俊怀长期的攻击、污蔑和破坏,随着企业做大做强、向国际化大踏步迈进的关键时期,更是变本加厉,打击迫害、诋毁破坏愈加疯狂,就连董事长因长期高负荷工作累倒治疗一事,他们都不放过,更是让这波谣言持续数月之久,实在令人发指……

谁在纵容包庇郑俊怀?郑俊怀的保护伞有原国家级领导,也有多名省部级、厅局级领导

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及其它违法犯罪的证据确凿、案卷俱在;郑俊怀被人为假减刑,被判6年减为3年半;出狱后郑俊怀又被指控侵吞黑龙江近2亿国有资产……

就是这样的案犯,却常年逍遥法外,一方面长期诋毁、抹黑、破坏伊利,一方面又在媒体面前包装自己、虚伪地说“不会做损害伊利的事”。

面对郑俊怀十几年来的破坏、诋毁和攻击,我们被逼无奈,实在没有办法,才依法依规向各级检察、监察部门实名递交了几十封关于郑俊怀已被查实的挪用2.4亿公款案及诸多涉嫌重大经济犯罪线索长达14年无人处理、被人为假减刑的汇报材料,恳请呼吁对已查实的郑俊怀违法犯罪事实立即提起公诉,将郑俊怀绳之以法,向全社会公开真相,阻止其对伊利的破坏。

但每当有关部门想要办理此案时,都会受到郑俊怀强大保护伞的压力和阻挠,郑俊怀的保护伞强大到什么程度?通过两件事情公众可以感知:

2011年张三林炮制伊利谣言案发后,我们找到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的领导申诉:郑俊怀犯有这么严重的罪行,你们已经查实了他挪用2.4亿公款的罪行,为什么还不提起公诉?还让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人不断迫害伊利、把伊利迫害得这么惨?

检察院的领导对我们的遭遇非常理解和同情,但是跟我们说:“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的这个案子是查实了,但不能公诉,因为这是某某领导交办的。不过,你们可以再提供一些郑俊怀其它的违法犯罪线索,我们来进行调查”。

我们知道检察院还掌握着郑俊怀的其它犯罪线索,伊利原职工刘波在郑俊怀被抓后,主动找到检察院和伊利集团来反映:他曾消失一段时间,实际上一直在上海帮助郑俊怀打理巨额非法资产,包括呼和浩特恒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诚信有限公司、上海杨关实业公司、上海利洁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利驰有限公司、香港卓成有限公司、上海瀛洲实业公司等很多公司,还有房产、汽车;以及当时以伊利集团名义收购的乌海中药厂,当年是郑俊怀和乌海市委书记在内蒙古新城宾馆签的约,实际上是郑俊怀通过他非法控制的上海的公司收购的,根本不在伊利的名下。

所以我们就和检察院领导说,郑俊怀有这么多犯罪线索,能不能从这个线索开始查。检察院的领导说“我们马上安排”,没多久内蒙古检察院就成立了以反贪局干警陈某为组长的专案组,调查中,专案组发现了郑俊怀很多违法犯罪线索,也验证了刘波交代的情况是真实的。但蹊跷的是,专案组向反贪局领导汇报了阶段性成果后,案件就没了下文,专案组也很快被解散,之后再也没人敢调查这些线索。

2015年,郑俊怀再次破坏伊利时,我们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及马永胜检察长反映了检察院已经查实的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但被长期包庇不予公诉的事实,以及郑俊怀诸多涉嫌重大经济违法犯罪的线索。

头一天临近下班时,我们向马检察长做了汇报,马检察长说他从山东调来内蒙古检察院,对这个案情还不了解,让我们放心等待。并告诉我们:按照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对实名举报都会回复,检察院会依法办事,对伊利的实名举报会及时落实。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马检察长就回复了我们:他让检察院公诉处处长从反贪局调出了郑俊怀违法犯罪的所有案卷,只用了2个小时核实,就确认了伊利反映的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的犯罪事实是准确无误的,可以立即提起公诉。我们还了解到,马检察长将此事交由时任内蒙古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曲云清落实处理。但是,紧接着就遭到了来自他们强大保护伞的巨大压力,一直到2018年1月这位充满正义和责任感的马检察长离任,这个案子也没有办下去,没能启动对郑俊怀违法犯罪一案的公诉。

可见其背后保护伞势力之强大。郑俊怀背后的保护伞究竟有多强大?

在郑俊怀违法犯罪和被人为假减刑过程中,包庇他的保护伞,涉及原国家级领导、多名省部级领导和多名厅局级领导,还包括内蒙古某知名企业原董事长。

在这些强大保护伞的包庇下,郑俊怀为所欲为,对伊利现任管理层进行了长期的打击迫害。直至今年3月又一次炮制谣言,甚至就在这次谣言案开庭审理前后,还在持续炒作攻击。我们不得不又一次向正在内蒙古巡视的最高检党组第三巡视组、各级监察、检察部门实名举报,并当面向这些单位的领导反映关于郑俊怀已被查实的挪用2.4亿公款案及诸多涉嫌重大经济犯罪线索长达14年无人处理、被人为假减刑的情况。收到材料后,最高检党组第三巡视组、内蒙古监察检察部门的领导都对伊利的遭遇表示同情和理解,他们也认为我们反映的都是真实的、客观的。但是半年过去了,对于郑俊怀涉及重大违法犯罪的众多案件,至今没有任何处理。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询问,得到答复如下:

第一,确有其事。但目前新的《刑事诉讼法》正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还要再等一等;

第二,由于机构改革,监察和检察部门的职责还存在不清晰的地方,案卷已转到内蒙古监察委,应由监察委调出卷宗来启动,检察院才能公诉;

第三,案件正在初步核查落实中;

第四,郑俊怀的案子一直就没有结案;

第五,不查郑俊怀,是为了保护你们企业,如果继续反映情况就连你们一起查……

当年马永胜检察长只用2个小时就落实了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的犯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证据链完整、犯罪分子供认不讳的,可以立即提起公诉,怎么今天郑俊怀的案子“还在落实过程中”?

现在某些人为了继续掩盖包庇郑俊怀的违法犯罪事实,故意混淆视听,说郑俊怀的案子“还没有结案”。当年检察院安排陈某负责调查的郑俊怀违法犯罪案和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根本就是两个独立的案件,是陈某查的案子被人为叫停没有继续查下去,而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的犯罪事实早已查清、证据链确凿、可以立即提起公诉,何来“没有结案”一说?

难道因为新的《刑事诉讼法》修订和机构改革,一些部门就停摆、不作为吗?难道修法过程中就任由犯罪分子犯罪而不予追究吗?难道就任由谣言案幕后操纵者肆无忌惮攻击一家涉及上下游几十万人利益的企业吗?难道就任由违法犯罪的人长期逍遥法外吗?

至于说“不查是为了保护我们企业”更是荒唐至极!十几年来,每当有人问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有人颠倒黑白说:“这是企业在内斗,他们都有问题,不查是为了保护伊利现任管理层”,实际这些说法是有人在混淆视听,目的是为了包庇郑俊怀,掩盖自己的渎职不作为。如果你们真的是保护企业,怎么还任由犯罪分子郑俊怀长期迫害伊利、给国家给社会给企业造成这么大损失而不管不顾呢?

可见,郑俊怀的保护伞势力有多强大!人为抹掉郑俊怀违法犯罪事实14年后,直到今天检察部门还不敢得罪他们,不敢对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的犯罪事实提起公诉。

何时才能还伊利公平?恳请对郑俊怀2.4亿犯罪事实提起公诉,彻查被假减刑、侵吞黑龙江国有资产等事实,阻止对伊利的破坏

十八大以来,在总书记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精神指引下,各级党组织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的誓言,全国各地都在认真贯彻落实“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

我们也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各级检察部门承受的压力依然非常大,我们非常理解。

但当年对郑俊怀的轻判,没有让郑俊怀为自己的行为忏悔,更不要说感恩戴德,反而恩将仇报状告政府索要非法财产,未能得逞后又长期诋毁、迫害、打击伊利及管理层,甚至动用非法手段连管理层家中的老人和孩童也不放过,四处造谣,滋事生非。每一次谣言,最直接的影响在股市,动辄造成股票跌停,导致广大投资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让伊利员工人心惶惶,他们的家人也为之担心;让广大奶农承受严重损失,辛苦积累付诸东流……

放眼全球乳业,没有哪一家乳企像伊利这样长期遭遇到来自经营之外这么大的破坏和压力;放眼国内任何一家实体企业,也没有哪家企业因为过去领导人的旧案羁绊至今……然而伊利十几年来,就是在郑俊怀及其保护伞的破坏下做到亚洲乳业第一,这其中的甘苦和压力,只有伊利人自知……但当面对亲人的叹息、员工的迷惘、奶农的无助、投资者的失望,面对每一次企业重大节点尤其今天国际化的前行路上谣言对我们的致命一击,此前的一再忍让瞬间崩溃,让我们别无选择,退无可退。

我们深知,今天发出这封公开信,可能会触动更多人的利益,不仅仅会受到来自郑俊怀和他的保护伞更疯狂的打击,还可能遭受那些14年来不作为甚至涉嫌渎职包庇的官员的报复。我们真的不想伤害任何人,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走投无路,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将关于郑俊怀已被查实的挪用2.4亿公款案及诸多涉嫌重大经济犯罪线索长达14年无人处理、被人为假减刑、郑俊怀及其保护伞常年破坏伊利的真相公之于众,再次恳请检察机关立即对郑俊怀诸多重大违法犯罪事实提起公诉,以阻止郑俊怀及其保护伞对伊利的破坏。

“广安严书记”“台州周局长”被举报后不到一周,有关部门仅凭网络上的一些线索即查实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了调查结果。当年马永胜检察长用了不到2小时就落实了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的案子是客观存在的、证据链完整、犯罪分子供认不讳,可以立即提起公诉,如今已经整整拖了14年,距今年3月谣言案发我们实名举报也过去了半年多,而这些案卷今年已经由内蒙古检察院反贪局转到了内蒙古监察委,根本不用像“严书记”“周局长”的案件那样去重新调查,都已经是查实的,可以立即公诉,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处理,甚至还以“没有结案”来搪塞企业和公众。

就在我们感到绝望之时,中央巡视组又一次进驻内蒙古,这让我们再一次燃起了希望。我们第一时间当面向中央第八巡视组进行了汇报并正式递交了实名举报材料,我们期待着能给企业、给社会一个交代。今天,我们从此前向各级部门实名举报的几十份材料中选择三份,向社会公开。我们还将视郑俊怀长期破坏伊利以及违法犯罪案的处理进展向社会公开更多具体信息……

我们再次重申以下事实:

当年已经坐实、证据链完整、当事人供认不讳的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及诸多涉嫌重大经济违法犯罪线索的78册案卷,14年来一直存放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现在这些案卷转至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恳请检察机关向社会公开这78册案卷,并对郑俊怀违法犯罪事实依法提起公诉;

郑俊怀挪用2.4亿公款及诸多涉嫌重大经济违法犯罪的事实,在强大保护伞的操控下被人为抹掉,未依法提起公诉,恳请检察机关公开什么人操控抹掉了郑俊怀的以上罪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马检察长当年不到两小时就落实清楚、说立即能提起公诉的案子,为什么今天你们还对社会谎称没有结案?如果真没结案,这14年你们在干什么呢?我们相信马永胜检察长说的是事实;也相信内蒙古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处贾岐忠处长代表检察院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到的形成的78册案卷是真实的;

在强大保护伞的运作下,2005年,只选择了郑俊怀挪用公款1650万这项比较轻的罪名进行了公开审判,并象征性地从轻判处郑俊怀有期徒刑6年,又把6年减为3年半,就是剩下的这3年半郑俊怀还能像住宾馆一般可以自由出入监狱,难怪连他自己在宴请谣言案案犯刘成昆等人的饭局上都说,“领导让我休息一段时间,我就进去休息了”(后附刘成昆2018年1月30日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到接受郑俊怀宴请时的聊天内容)。恳请检察机关公开哪些领导参与运作了郑俊怀案件的轻判以及假减刑?是怎么运作的假减刑?是谁允许郑俊怀可以像住宾馆一样随便出入监狱?山西黑老大因假减刑能重新收监,郑俊怀的假减刑事实检察院已经清清楚楚知道,为什么今天还不重新收监?

此外,郑俊怀多起重大经济犯罪中有一起涉嫌侵吞黑龙江两亿国有资产,我们就郑俊怀这一涉嫌违法情况向黑龙江省监察委寄出了几十封实名举报材料并确认收到,但时隔半年,至今没有任何人给予任何答复。恳请黑龙江省监察委公开被郑俊怀控制的公司收购三道牧场的整个过程及相关文件,是否存在郑俊怀控制的公司伪造合同行为?是否对三道牧场改制进行了公开的招拍挂?是否有领导在整个过程中存在操纵行为?是否如三道牧场员工所控诉的造成了近2亿元国有资产流失?

……

我们也要郑重告诉郑俊怀和他的保护伞:只要你们没本事把控制三道牧场的文件销毁,没本事把存放郑俊怀违法犯罪案卷的办公大楼连同78册案卷烧掉、炸掉、毁掉,总有那么一天,你们的案子会有人处理,你们违法犯罪的事实会依法得到惩处追究,你们破坏伊利的行为会真相大白。我们坚信,正义也许会迟到,但决不会缺席!

我们一直行走在阳光下,所反映的情况都是客观、真实的,愿意对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我们再一次恳请有关部门主持正义,也呼吁社会大众关注,彻查郑俊怀诸多违法犯罪事实,尽快对已经查实的郑俊怀违法犯罪行为提起公诉,并向全社会公开真相,以彻底阻止郑俊怀及其保护伞对伊利的破坏,还企业一个正常的经营环境,还广大奶农一份安宁,还社会以公平正义!相信在中央大力反腐、中央巡视组巡视利剑下,阳光驱散阴霾的那一天会早日到来。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4日

相关附件:

1、《关于原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涉嫌重大犯罪事实的举报信》

2、《关于检察机关对郑俊怀已查实的挪用公款2.4亿元的重大犯罪事实十四年不处理的情况反映》

3、《关于反映原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涉嫌篡夺红星乳业经营权、侵吞牡丹江三道牧场近两亿国有资产的举报信》

4、郑俊怀假借宣传费名义给张三林支付26.98万元的凭证和张三林购车票据

5、郑俊怀与李希晓签订的合同

6、刘成昆2018年1月30日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到:郑俊怀宴请刘成昆等人时,说自己服刑是“领导让我休息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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