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发表了著名的《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哈丁在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即如果有一片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牧场,那么牧民们会倾向于在这块公共牧场上养尽可能多的牲口,直到过度放牧引发牧场退化。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对于个体来说,多养一个牲口的收益完全归自己享受,但多养牲口给牧场带来的负担却是全体牧民承担。
环境领域的公益诉讼起步则更晚一些。美国在1970年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中首次创设“公民诉讼”的概念。该法律规定,为保护自然资源等不受污染和损害,任何个人或法律实体,都可以提起诉讼。
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在近几年才开始发展。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进一步完善了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明确了有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的条件。201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环境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以及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相关程序等。
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分别增加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规定。根据修订后的法律,在没有社会组织起诉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有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发现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规定标志着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
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法典》也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实体法上的依据。《民法典》第1234条规定了有关机关和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1)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检察机关成为环境公益诉讼主力
据统计显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总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具体而言,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增长不明显,但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数量均有很大涨幅(见下表)。
(2)案件类型逐渐丰富
除了传统的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外,近年来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类型还涉及鸟类、濒危植物、湿地、自然保护区、文物、自然遗迹等,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环境公益诉讼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3)相关配套机制在摸索中完善
由于环境公益诉讼在立法层面仍有不少空白,环境公益诉讼的很多相关制度仍在摸索完善的过程中。例如,在环境公益诉讼赔偿资金的使用问题上,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在省级层面设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专项资金账户,从全局上统筹解决环境修复问题,确保修复费用和赔偿金专款专用;有的案件中法院还创新引入公益信托机制,由污染者设立信托基金来履行环境保护义务。
此外针对环境公益诉讼中鉴定难、鉴定贵问题中,近年来,法院已经在实践中尝试了专家证人、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陪审员等做法,为庭审提供技术支持。法院对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结合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在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有关专家的意见的基础上予以合理确定。
(1)诉讼主体资格的法定性
在我国,
(2)请求保护的客体是环境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
环境公益诉讼旨在保护“
(3)兼顾预防功能和赔偿功能
在传统民事诉讼中,原告通常只能请求被告赔偿其实际遭受的损失。例如《侵权责任法》第65条就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因为环境问题具有不可逆性、稀缺和脆弱性,环境公益一旦遭到侵害,事后补救就变得极度困难或无法挽回,因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允许原告
曾经,人们以为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只要通过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然而后来人们越发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既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人文社会和法律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环境公益诉讼为应对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发展历史还较短,不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仍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此企业应当保持关注。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当严格执行环保合规要求,才能降低诉讼风险,防患于未然;如果企业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则更要高度重视,积极应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仲裁 英语?仲裁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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