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同诈骗和合同欺诈（民事纠纷）的区分
实践中，因为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在客观行为具有极大相似性，导致部分民事欺诈型合同纠纷行为被作为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另有一些符合合同诈骗的行为，经民事诉讼后变成了民事纠纷。
（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鉴于目前合同诈骗罪的入罪及升档标准均高于诈骗罪，实务中针对诈骗罪的指控以构成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的不在少数。
实践中，一些普通的诈骗行为也存在买卖交易的属性，但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要从行为人与被害人“合意”所订立的契约的性质入手
需要指出的是，实务中对于利用与政府签订的财政优惠协议骗取财政资金等类似行为，虽也涉及合同，但该合同不属于典型的合同，具有政策扶持性，如果行为符合骗取型犯罪的话，一般认定为诈骗罪。
（三）犯罪中既未遂定罪及既未遂数额并存时如何确定刑档及量刑情节
按照以下规则进行：
1.全案既遂或未遂的，按照案涉数额确定刑档；
2.既未遂并存，均未达到入罪条件，数额累加符合入罪条件。
不建议追诉，如果进入司法程序，辩护人可以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为由辩护。
3.既遂与未遂并存均符合定罪条件，参照诈骗司法解释进行，全案的法定刑幅度根据其中较重的认定；二者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一致的情况下,以既遂处罚。
合同诈骗罪
一、法律规定
第二百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第七十七条 [合同诈骗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申付强诈骗案如何认定诈骗数额问题的电话答复》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豫法（研）请［1991］15号《关于申付强诈骗案如何认定诈骗数额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同意你院的倾向性意见。即在具体认定诈骗犯罪数额时，应把案发前已被追回的被骗款额扣除，按最后实际诈骗所得数额计算。但在处罚时，对于这种情况应当做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申付强诈骗案如何认定诈骗数额的请示》(豫法（研）请〔1991〕15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近，濮阳市中级法院就申付强诈骗案诈骗数额如何认定问题向我院请示。
被告人申付强以欺骗手段，于1987年10月与江苏省新沂县酒厂签订了价值为106200元的各类曲酒合同。案发前，新沂县酒厂追回曲酒价值61086.24元，下余45113.76元已无法追回。
对此案，我院审委会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对申付强的诈骗数额，可把案发前被追回的6万余元扣除并作为从重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按下余的4万5千余元的数额予以认定；另一种意见认为，申付强已将价值10万余元的曲酒诈骗到手，诈骗数额应按合同总标的计算，属数额巨大，被追回的6万余元可作为从轻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我们倾向于第一种意见。
当否，请批示。
二、犯罪构成
犯罪成立条件包含行为、结果、因果关系，违法性，有责等方面，现就犯罪构成中实务认定的若干方面摘录阐述。
（一）定义
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从而构成的犯罪。
本罪的立案标准为二万元，目前全国各地关于数额巨大的标准一般认定为二十万。部分
（二）关于合同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相对于民法中合同范围窄，一般认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需要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属性，体现财产转移或者交易功能，为行为人带来财产及财产性利益。对于一些不具有经济属性的合同，一般不认为构成本罪的载体。另外，按照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缔约形式的规定，合同的形式要件不仅仅包括书面合同，还包括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签订，只要能够具备合同的本质特征，即属于本罪中的合同。
（三）行为—客观方面
认定合同诈骗罪，应当从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处罚，一般而言客观行为相对容易判断，按照法条规定，行为人实施以下行为类型的，可认定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要件。
需要说明的是，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必然构成合同诈骗罪，构成合同诈骗罪除了考虑行为人客观行为外，还需要考察主观构成要件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虚构合同主体签订合同的
即法条规定的第一项，行为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采用根本不存在的单位的名义订立合同或者未经他人允许或委托而采取他人的名义冒名签订合同的。
2.虚构担保
签订合同之际，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汇票、本票、支票）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股权、期权证明）作担保的。
一般而言，合同相对方为了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先行交付财物的一方一般会要求相对方提供一定的担保，以期保证合同到期后合同目的的顺利实现，行为人适用虚假的产权担保证明，可能导致合同最终无法实现。
3.钓鱼式合同
即在行为人并无实际履行能力，先以履行部分合同或小额合同，得到被害人的信任后，然后继续签订大额合同骗取财物。
4.收款（货）后逃匿
行为人在收收对方支付的货款、货物或者款项后逃匿。注意逃匿和躲债的区分。
5.兜底条款
实践中，犯罪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除了以上列举的行为模式外，其他符合虚构实施、隐瞒真相的行为亦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的行为模式。
（四）非法占有目的—主观方面
本罪为故意犯罪，认定犯罪主观方面除了具有故意之外，还需要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按照规定，本罪罪状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所以犯罪故意及非法占有目的并不必然产生于签订合同之际，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实施了合同诈骗的客观行为的，亦可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实务中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结合客观方面的行为注重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人是否具有签订、履行合同的条件，是否创造虚假条件；
（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
（3）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
（4）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5）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是否有挥霍、挪用及携款潜逃等行为。
例如，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无履行能力，之后亦无履行能力，依然哄骗对方，占有财物；或者在取得对方支付的款项后，将大部分款项用于挥霍或拒不交代资金去向，导致无法返还的，可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实务办案注意事项
（一）合同诈骗和合同欺诈（民事纠纷）的区分
实践中，因为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在客观行为具有极大相似性，导致部分民事欺诈型合同纠纷行为被作为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另有一些符合合同诈骗的行为，经民事诉讼后变成了民事纠纷。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模式包含在民事欺诈之内，合同诈骗只是民事欺诈中的特殊情形，区分二者之际重点应当考量行为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如何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则不在考虑民事欺诈问题。如果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问题，则属于民事欺诈解决。
民法并未将非法占有目的排除在民事欺诈外。如果行为人利用合同欺骗他人使之处分财产，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合同诈骗罪成立。所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系用于评价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的关键。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可结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表现形式及前文中关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形式综合判断。
（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鉴于目前合同诈骗罪的入罪及升档标准均高于诈骗罪，实务中针对诈骗罪的指控以构成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的不在少数。
实践中，一些普通的诈骗行为也存在买卖交易的属性，但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要从行为人与被害人“合意”所订立的契约的性质入手
即：如果双方订立的合同具有市场经济属性，可向合同诈骗的方向进行辩护。
另外，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在行为模式中，如果确定为单位犯罪，一般只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需要指出的是，实务中对于利用与政府签订的财政优惠协议骗取财政资金等类似行为，虽也涉及合同，但该合同不属于典型的合同，具有政策扶持性，如果行为符合骗取型犯罪的话，一般认定为诈骗罪。
（三）犯罪中既未遂定罪及既未遂数额并存时如何确定刑档及量刑情节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2号:王新明合同诈骗案
在《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前,对于数额犯,实践中一直以既遂和未遂的总数额作为犯罪数额,进而确定全案的法定刑幅度,将未遂部分作为未遂情节对全案适用。
实践中，在只有既遂或者只有未遂的情况下，直接按照法定刑确定犯罪数额即可。在既遂与未遂并存的情况下,分别比较既未遂数额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具体而言按照以下规则进行：
1.全案既遂或未遂的，按照案涉数额确定刑档；
2.既未遂并存，均未达到入罪条件，数额累加符合入罪条件。
不建议追诉，如果进入司法程序，辩护人可以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为由辩护。
3.既遂与未遂并存均符合定罪条件，参照诈骗司法解释进行，全案的法定刑幅度根据其中较重的认定；二者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一致的情况下,以既遂处罚。
四、裁判规则
1.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虚构或隐瞒整体事实、被害人是否因错误认识而无对价交付财物、行为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应当从被告人是否虚构或隐瞒整体事实、被害人是否因错误认识而无对价交付财物、被告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2.行为人合同诈骗的数额应以受骗损失数额为准，行为人伙同他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隐瞒租车意图，其非法占有的对象是所骗车辆，当租车公司交付车辆后，其合同诈骗犯罪已成既遂状态，而质押借款仅是前一行为的后续和延伸，故应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及其单独犯罪中涉案车辆的评估价值计算犯罪数额。
3.合同诈骗是民事欺诈、合同纠纷中的特殊情形，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合同纠纷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包容关系。合同诈骗是民事欺诈、合同纠纷中的特殊情形，不应以行为属于民事欺诈、双方存在合同纠纷为由，就否认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关键是要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4.不能仅以因发生疫情导致经营亏损不能履行合同债务来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不履行债务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需要明确其是否有合同诈骗的犯罪故意，对于因疫情引发亏损致债务无法偿还，不能直接认定为其具有逃避债务、拒不归还的犯罪故意，还应当结合其是否曾有还款行为等因素来综合认定，对无充足证据证明行为人拒不归还债务的，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5.行为人被指控罪名中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亦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审理厘清经济纠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
6.以伪造的金融凭证骗取他人财产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行为人以伪造的银行存单、资金证明、对账单等金融凭证及材料骗取他人信任后，进而以“保证费”等名义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因诈骗行为没有进入金融领域，没有侵犯到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没有使用金融凭证的特殊功能，并非以非法占有金融凭证上的利益为目的，应认定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7.房屋出卖人以非法占有购房款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先后与两个房屋买受人就同一房屋先后签订两个房屋买卖协议，构成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出于诈骗的故意，且主观意图是非法占有两笔买房款用于偿还其他家庭债务;客观上以隐瞒真相的手段和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较大，符合刑法上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8.以“一房二卖”手段非法占有两笔买房款的，构成合同诈骗罪，“一房二卖”是指房产交易中出卖人先后以两个房屋买卖合同，将同一个房屋出卖给两个买受人。如果出卖人的行为仅仅是为了在比较中获取更高额利润，并无同时非法占有两笔房款的意图，该类纠纷应当在民事纠纷范围内处理。如果出卖人是以非法占有两笔房款为目的，则有可能突破民事纠纷的范畴，而触犯刑法上的合同诈骗罪。
9.采取欺骗手段致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公司连年亏损、无力偿还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公司法定代表人上采取欺骗手段，诱使担保人为该公司提供担保并最终代偿巨额债务，使担保人遭受巨额损失，该公司构成合同诈骗罪。
10.汽车承租人将租赁的汽车用于“抵押”借款的合同诈骗案中，应将租金从诈骗数额中扣除，汽车承租人将租赁的汽车用于“抵押”借款的合同诈骗案中，应将租金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11.通过支付预付款获得他人房产后以抵押方式获得第三人借款，既欺骗卖房人又欺骗抵押权人的，应当认定原房主为被害人，通过支付预付款获得他人房产后以抵押方式获得第三人借款的，既有欺骗卖房人的行为，又有欺骗抵押权人的行为，应当认定原房主为被害人。因为被告人根本不是为了买房，被害人损失的房屋余款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追回，而抵押权人的债权因为有经房产部门登记过的房屋抵押手续，该抵押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故其债权的实现是有保障的。
12.被骗车辆登记已变更，但实际未转移占有的，构成犯罪未遂，被骗车辆已经登记在行为人名下，其所有权有可能发生转移，但行为人未能实际控制、支配被骗车辆，亦未给受害人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故不成立犯罪既遂，只能认定为犯罪未遂。
13.签订合同并收取对方的保证金后挪作他用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收取他人支付的保证金后挪作他用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14.骗租机动车并质押变卖构成合同诈骗罪，质押变卖行为应作为事后处理赃物的行为，不能再以犯罪予以惩处，行为人签订租赁合同从对方手中取得车辆使用权，随后以该机动车作为质押物向他人借款或卖予他人，应构成合同诈骗罪，质押变卖行为应作为事后处理赃物的行为，不能再以犯罪予以惩处。诈骗数额应认定为骗租车辆的价值，不应认定为抵押变卖所得数额或者是两者之和;租赁车辆的租金应视为犯罪的工具，不能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15.代收款人将代收款挪用拒不给付的是合同诈骗行为，商业合作中，一方代为收取货款后不及时支付给合作方，违背协议约定用于其它投资并造成亏损，合作方催讨债务时隐匿、转移部分货款故意不还付给合作方的，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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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刑事辩护##犯罪#
1.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必须实施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即具有与签订、履行合同相关的筹备、管理、经营活动。即使合同条款中明确了双方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但行为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筹备、管理、经营活动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作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种罪，如果行为人客观上没有实施任何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合同”就意味着仅是一个道具，未实质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而仅是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
2.即使行为人与被害人订立了合同，且行为人实施了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要认定合同诈骗罪也不够，还必须要求合同系导致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作出财产处理的主要原因。本案中，被告人贺某1虚构建厂事实骗取被害人王某1、冯某1钱款，虽形成收据及入股协议，但并不存在任何筹备、管理、经营活动，也未曾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另，使被害人王某1、冯某1产生错误认识的并非收据及协议本身，而是被告人贺某1宣称的虚构事实，故被告人贺某1的该部分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犯罪行为。
公诉机关指控称：2018年3月16日，被告人贺某1以投资经营废旧电瓶回收企业入股为名，与被害人王某1、冯某1签订入股协议，骗取其100万元。
1、2017年7月25日至8月11日，被告人贺某1以为被害人崔某1的儿子安排工作为名，骗取崔某120万元，在崔某1报案前贺某1的亲属归还其2万元。
2、2018年1月至2月期间，被告人贺某1以购买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工业园区土地需送礼为名，分多次骗取被害人魏广记人民币30万元。
3、2019年1月23日，被告人贺某1以帮助张某1要土地征收补偿款为由骗取其人民币20万元。
为证明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和宣读了受、立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前罪刑事判决书、户籍证明、微信截图、企业档案资料、抓获经过、证人证言、被害人报案材料及陈述、银行交易流水记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贺某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侵犯财产1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贺某1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作案三起，侵犯财产共计68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贺某1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七条、第六十九的规定，数罪并罚。
被告人贺某1及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有异议，提出指控事实均为民事纠纷，贺某1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魏广记在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余粮堡大六家子村的马场建设“电瓶冶炼厂”，至2017年8月，贺某1未能按约办理该厂的环保及相关手续。贺某1遂提出由其购买场地重新建厂，魏广记表示同意。至2018年1月间，魏广记一直催促贺某1购买场地事宜。期间贺某1在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工业园区通辽市兴合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门口看到法院张贴的拍卖公告，遂告知魏广记其购买通辽市兴合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场地，将于春节前完成过户。其后以购买场地需送礼为由骗取魏广记30万元。期间就上述“购买场地建厂”事项，贺某1向被害人王某1、冯某1等人谎称：其已和工业园区、银行等达成协议，只要交足550万元竞买保证金，就可以取得通辽市兴合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权。后于2018年3月16日，贺某1找到被害人王某1等人就上述事项称其已有几百万元，骗取王某1、冯某1各50万元，共计100万元。案发前贺某1分别向王某1、冯某1转帐31.2万元、31.1万元，共计62.3万元，其余用于消费支出。
二、被告人贺某1以为被害人崔某1的儿子安排工作为名，于2017年7月25日至8月11日间共骗取崔某120万元。在崔某1报案前贺某1的亲属归还其2万元。
三、张某1托李某1帮忙找人办理征地补偿款事项，经李某1联系贺某1，贺某1称能办。2019年1月23日，李某1、张某1一同来到贺某1处，张某1与贺某1相商，由贺某1办理上述补偿款事项，张某1先行给付贺某120万元，张某1如约给付钱款，贺某1未能办理上述事项。
另查明，贺某1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7年7月18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9日作出（2019）内0502刑初1547号刑事判决：
一、被告人贺某1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撤销原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中的缓刑部分，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5日起至2031年9月4日止。所处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贺某1退赔王某118.8万元、冯某118.9万元、崔某118万元、魏广记30万元、张某120万元。
被告人贺某1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0日作出（2021）内05刑终16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贺某1犯诈骗罪的事实与罪名成立。上诉人贺某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侵犯财产人民币105.7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上诉人贺某1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为：
一、上诉人收取魏广记的30万元“送礼钱”，实际用于为其购买进口汗血马支出22万元、购买草饲料支出4万元、偿还车贷6万余元、买酒垫付3万余元；
二、上诉人未诱导冯某1、王某1入股；
三、为崔某1出具的出售凭证是真实的；
四、上诉人向李某1借款20万元，与张某1无关。
故请求依法改判无罪。
经查，上诉人贺某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购地建厂及送礼、帮助安排工作、帮助办理征地补偿款事项等事实欺骗被害人，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向其交付钱款，在案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认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原审依据上诉人贺某1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悔罪表现等，对其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该案例涉及如何对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进行区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第二百六十六条对诈骗罪进行了规定。但二者如何区分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难点。
一是合同是否仅限于“书面合同”。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除特别规定之外，对于形式是没有要求的，即包括书面合同，也包括口头协议。换言之，如果在订立、履行口头协议时，骗取对方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当然也可以成立合同诈骗罪。
二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订立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犯罪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此，“合同”是合同诈骗罪不可或缺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缺少“合同”这个基本构成要素的诈骗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三是行为人是否实施与合同内容有关的经济活动。
首先从立法精神和规定分析，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必须实施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即具有与签订、履行合同相关的筹备、管理、经营活动。即使合同条款中明确了双方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但行为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筹备、管理、经营活动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其次从从罪名归类分析，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必须实施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刑法分则将合同诈骗罪规定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将诈骗罪规定在第五章中，这一体例的安排体现出立法者对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评价指标在侧重点上不同。合同诈骗罪作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种罪，尽管犯罪客体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和公民的财产权利，但罪责评价更侧重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诈骗罪的客体仅是公民的财产权利，罪责评价紧紧围绕行为对公民财产权利侵害的主客观程度。既然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是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就必然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扰乱市场秩序的经济活动。在现代法治理念中，在强调不能客观归罪的同时，更强调不能主观归罪。如果行为人客观上没有实施任何与合同内容相关经济活动，“合同”就意味着仅是一个道具，未实质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而仅是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
四是“合同”是否系导致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作出财产处理的主要原因。“合同”在诈骗过程中应当起到实质作用，并非存在合同形式即认定为成立合同诈骗罪，被害人是因为“合同”产生认识错误，从而处分财产，造成财产损失。如果在行骗过程中没有“利用合同”或者在签订、履行合同前、后诈骗行为已经处于完成形态的，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而只能认定为普通的诈骗罪。
本案中，被告人贺某1虚构建厂事实骗取被害人王某1、冯某1钱款，虽形成收据及入股协议，但并不存在任何筹备、管理、经营活动，也未曾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另，使被害人王某1、冯某1产生错误认识的并非收据及协议本身，而是被告人贺某1宣称的虚构事实，故被告人贺某1的该部分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犯罪行为。
五是“合同”内容应当具备经济性、交易性。合同诈骗罪分离与诈骗罪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合同”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具有便捷性、有效性等特点，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不可或缺之物，而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法律观念的深化，“合同”不再是市场经济领域的专属，在劳动、婚姻、收养、继承、遗赠等等领域，“合同”也大显身手，在这些场合，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能否成立合同诈骗罪呢？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合同诈骗罪规制的是破坏市场秩序，侵犯他人财产，其中市场经济秩序其主要客体，诸如劳动合同、收养合同、继承合同等极具人身属性，不属于经济市场所调整的对象。对于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当以诈骗罪处理。
该案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虽已形成合同等文件，但仍被定性为诈骗犯罪行为而不是合同诈骗犯罪行为，明确了二者之间的一个区别。对于今后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对推动司法解释明确合同诈骗罪的加重法定刑适用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合同欺诈的责任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它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理应受到刑法制裁。
网友咨询：
合同欺诈应当承担哪些责任？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王立新律师解答：
合同欺诈的责任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一、合同欺诈行为的侵权民事责任，主要方式有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害：
1、对于返还财产，可以由受害人主张，以有利于受害人为原则，决定是否返还，实现减少受害人“财产的损失和浪费”的目标。
2、对由于欺诈行为使受害人对预期不利的规避决策失误致使规避没有实现，或因欺诈而决策失误致使预期利益无法实现或不能全部实现的，应当赔偿损失。
3、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应适当赔偿。按照民事协商原则和调解原则，这种责任制度将使受害人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同时体现了法律的威严。
二、违法行政责任
合同欺诈行为的干扰使相对人的意思按照欺诈行为人设计的模式运行，相对人表达的意思实际上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行为人的意思。它破坏了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平等，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破坏了交易的自愿性，破坏了社会信用。合同欺诈行为使参加交易的人没有安全感，使市场运行缺乏稳定的信用支持。
合同欺诈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一是要承担一定的惩罚性经济义务，通过经济惩罚强制教化;二是对严重违法的要吊销营业执照，实行市场禁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警示作用。
三、犯罪刑事责任
合同中的欺诈行为属于民法和合同法调整范围，其承担的是一种民事责任。但合同中的欺诈行为如果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三种性质时，行为人承担的就不只是民事责任，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它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理应受到刑法制裁。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王立新律师解析：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1.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合同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根据诈骗手段、犯罪数额、损失数额、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综合考虑诈骗手段、犯罪数额、危害后果、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王立新律师简介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26年，市律协两届物权法、三届不良资产处置专委会委员，多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代理多起有重大影响的民商事诉讼、仲裁撤裁、执行、国家赔偿等案件，为当事人挽回巨额经济损失。
合同欺诈的责任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它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理应受到刑法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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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欺诈应当承担哪些责任？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王立新律师解答：
合同欺诈的责任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一、合同欺诈行为的侵权民事责任，主要方式有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害：
1、对于返还财产，可以由受害人主张，以有利于受害人为原则，决定是否返还，实现减少受害人“财产的损失和浪费”的目标。
2、对由于欺诈行为使受害人对预期不利的规避决策失误致使规避没有实现，或因欺诈而决策失误致使预期利益无法实现或不能全部实现的，应当赔偿损失。
3、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应适当赔偿。按照民事协商原则和调解原则，这种责任制度将使受害人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同时体现了法律的威严。
二、违法行政责任
合同欺诈行为的干扰使相对人的意思按照欺诈行为人设计的模式运行，相对人表达的意思实际上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行为人的意思。它破坏了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平等，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破坏了交易的自愿性，破坏了社会信用。合同欺诈行为使参加交易的人没有安全感，使市场运行缺乏稳定的信用支持。
合同欺诈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一是要承担一定的惩罚性经济义务，通过经济惩罚强制教化;二是对严重违法的要吊销营业执照，实行市场禁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警示作用。
三、犯罪刑事责任
合同中的欺诈行为属于民法和合同法调整范围，其承担的是一种民事责任。但合同中的欺诈行为如果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三种性质时，行为人承担的就不只是民事责任，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它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理应受到刑法制裁。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王立新律师解析：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1.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根据下列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合同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根据诈骗手段、犯罪数额、损失数额、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数额。
4.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综合考虑诈骗手段、犯罪数额、危害后果、退赃退赔等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决定缓刑的适用。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王立新律师简介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26年，市律协两届物权法、三届不良资产处置专委会委员，多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代理多起有重大影响的民商事诉讼、仲裁撤裁、执行、国家赔偿等案件，为当事人挽回巨额经济损失。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场所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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