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2021年7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杨某在昆明市呈贡区××市场向被害单位云南Y经贸有限公司、昆明H经贸有限公司谎称自己所在的云南炳嘉商贸有限公司需要钢材，采用赊货的方式陆续从上述两家公司骗得七百余吨钢材。骗得钢材后，杨某将货物低价卖给其他商户，卖货所得部分用于支付云南Y经贸有限公司、昆明H经贸有限公司货款，部分用于个人挥霍，造成被害单位140余万损失无法追回。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合同诈骗的金额特别巨大；被告人系坦白，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合同诈骗的事实属实。经核对，杨某骗取被害单位云南Y经贸有限公司人民币388699.68元，骗取昆明H经贸有限公司人民币1196875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应负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根据证据，被告人杨某用虚假信息赊购钢材，高买低卖，违法所得用于个人挥霍，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依法惩处。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杨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罚金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21年10月16日起至2031年10月15日止。)
二、作案工具OPPO手机一部予以没收；责令被告人杨某将违法所得人民币388699.68元退赔给云南Y经贸有限公司、将违法所得人民币1196875元退赔给昆明H经贸有限公司。
【法律分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三十一条 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根据《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包括：
1.客体要件：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2.客观要件：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行为表现为上述五种形式。
3.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个人或单位均可构成。犯本罪的个人是一般主体，犯本罪的单位是任何单位。
4.主观要件：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1.虚构主体；2.冒用他人名义；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 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 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 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 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须注意区别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在现实社会中，二者的界限容易混淆。民事欺诈系通过商品交换，完成工作或提供劳务过程中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等等行为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而合同诈骗罪根本不准备履行合同，或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1.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必须实施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即具有与签订、履行合同相关的筹备、管理、经营活动。即使合同条款中明确了双方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但行为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筹备、管理、经营活动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作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种罪，如果行为人客观上没有实施任何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合同”就意味着仅是一个道具，未实质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而仅是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
2.即使行为人与被害人订立了合同，且行为人实施了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要认定合同诈骗罪也不够，还必须要求合同系导致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作出财产处理的主要原因。本案中，被告人贺某1虚构建厂事实骗取被害人王某1、冯某1钱款，虽形成收据及入股协议，但并不存在任何筹备、管理、经营活动，也未曾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另，使被害人王某1、冯某1产生错误认识的并非收据及协议本身，而是被告人贺某1宣称的虚构事实，故被告人贺某1的该部分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犯罪行为。
公诉机关指控称：2018年3月16日，被告人贺某1以投资经营废旧电瓶回收企业入股为名，与被害人王某1、冯某1签订入股协议，骗取其100万元。
1、2017年7月25日至8月11日，被告人贺某1以为被害人崔某1的儿子安排工作为名，骗取崔某120万元，在崔某1报案前贺某1的亲属归还其2万元。
2、2018年1月至2月期间，被告人贺某1以购买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工业园区土地需送礼为名，分多次骗取被害人魏广记人民币30万元。
3、2019年1月23日，被告人贺某1以帮助张某1要土地征收补偿款为由骗取其人民币20万元。
为证明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和宣读了受、立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前罪刑事判决书、户籍证明、微信截图、企业档案资料、抓获经过、证人证言、被害人报案材料及陈述、银行交易流水记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贺某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侵犯财产1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贺某1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作案三起，侵犯财产共计68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贺某1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七条、第六十九的规定，数罪并罚。
被告人贺某1及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有异议，提出指控事实均为民事纠纷，贺某1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魏广记在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余粮堡大六家子村的马场建设“电瓶冶炼厂”，至2017年8月，贺某1未能按约办理该厂的环保及相关手续。贺某1遂提出由其购买场地重新建厂，魏广记表示同意。至2018年1月间，魏广记一直催促贺某1购买场地事宜。期间贺某1在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工业园区通辽市兴合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门口看到法院张贴的拍卖公告，遂告知魏广记其购买通辽市兴合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场地，将于春节前完成过户。其后以购买场地需送礼为由骗取魏广记30万元。期间就上述“购买场地建厂”事项，贺某1向被害人王某1、冯某1等人谎称：其已和工业园区、银行等达成协议，只要交足550万元竞买保证金，就可以取得通辽市兴合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权。后于2018年3月16日，贺某1找到被害人王某1等人就上述事项称其已有几百万元，骗取王某1、冯某1各50万元，共计100万元。案发前贺某1分别向王某1、冯某1转帐31.2万元、31.1万元，共计62.3万元，其余用于消费支出。
二、被告人贺某1以为被害人崔某1的儿子安排工作为名，于2017年7月25日至8月11日间共骗取崔某120万元。在崔某1报案前贺某1的亲属归还其2万元。
三、张某1托李某1帮忙找人办理征地补偿款事项，经李某1联系贺某1，贺某1称能办。2019年1月23日，李某1、张某1一同来到贺某1处，张某1与贺某1相商，由贺某1办理上述补偿款事项，张某1先行给付贺某120万元，张某1如约给付钱款，贺某1未能办理上述事项。
另查明，贺某1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7年7月18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9日作出（2019）内0502刑初1547号刑事判决：
一、被告人贺某1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撤销原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中的缓刑部分，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5日起至2031年9月4日止。所处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贺某1退赔王某118.8万元、冯某118.9万元、崔某118万元、魏广记30万元、张某120万元。
被告人贺某1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0日作出（2021）内05刑终16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贺某1犯诈骗罪的事实与罪名成立。上诉人贺某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侵犯财产人民币105.7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上诉人贺某1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为：
一、上诉人收取魏广记的30万元“送礼钱”，实际用于为其购买进口汗血马支出22万元、购买草饲料支出4万元、偿还车贷6万余元、买酒垫付3万余元；
二、上诉人未诱导冯某1、王某1入股；
三、为崔某1出具的出售凭证是真实的；
四、上诉人向李某1借款20万元，与张某1无关。
故请求依法改判无罪。
经查，上诉人贺某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购地建厂及送礼、帮助安排工作、帮助办理征地补偿款事项等事实欺骗被害人，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向其交付钱款，在案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认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原审依据上诉人贺某1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悔罪表现等，对其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该案例涉及如何对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进行区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第二百六十六条对诈骗罪进行了规定。但二者如何区分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难点。
一是合同是否仅限于“书面合同”。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除特别规定之外，对于形式是没有要求的，即包括书面合同，也包括口头协议。换言之，如果在订立、履行口头协议时，骗取对方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当然也可以成立合同诈骗罪。
二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订立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犯罪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此，“合同”是合同诈骗罪不可或缺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缺少“合同”这个基本构成要素的诈骗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三是行为人是否实施与合同内容有关的经济活动。
首先从立法精神和规定分析，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必须实施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即具有与签订、履行合同相关的筹备、管理、经营活动。即使合同条款中明确了双方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但行为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筹备、管理、经营活动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其次从从罪名归类分析，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必须实施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刑法分则将合同诈骗罪规定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将诈骗罪规定在第五章中，这一体例的安排体现出立法者对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评价指标在侧重点上不同。合同诈骗罪作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种罪，尽管犯罪客体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和公民的财产权利，但罪责评价更侧重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诈骗罪的客体仅是公民的财产权利，罪责评价紧紧围绕行为对公民财产权利侵害的主客观程度。既然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是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就必然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扰乱市场秩序的经济活动。在现代法治理念中，在强调不能客观归罪的同时，更强调不能主观归罪。如果行为人客观上没有实施任何与合同内容相关经济活动，“合同”就意味着仅是一个道具，未实质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而仅是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
四是“合同”是否系导致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作出财产处理的主要原因。“合同”在诈骗过程中应当起到实质作用，并非存在合同形式即认定为成立合同诈骗罪，被害人是因为“合同”产生认识错误，从而处分财产，造成财产损失。如果在行骗过程中没有“利用合同”或者在签订、履行合同前、后诈骗行为已经处于完成形态的，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而只能认定为普通的诈骗罪。
本案中，被告人贺某1虚构建厂事实骗取被害人王某1、冯某1钱款，虽形成收据及入股协议，但并不存在任何筹备、管理、经营活动，也未曾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另，使被害人王某1、冯某1产生错误认识的并非收据及协议本身，而是被告人贺某1宣称的虚构事实，故被告人贺某1的该部分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犯罪行为。
五是“合同”内容应当具备经济性、交易性。合同诈骗罪分离与诈骗罪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合同”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具有便捷性、有效性等特点，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不可或缺之物，而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法律观念的深化，“合同”不再是市场经济领域的专属，在劳动、婚姻、收养、继承、遗赠等等领域，“合同”也大显身手，在这些场合，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能否成立合同诈骗罪呢？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合同诈骗罪规制的是破坏市场秩序，侵犯他人财产，其中市场经济秩序其主要客体，诸如劳动合同、收养合同、继承合同等极具人身属性，不属于经济市场所调整的对象。对于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当以诈骗罪处理。
该案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虽已形成合同等文件，但仍被定性为诈骗犯罪行为而不是合同诈骗犯罪行为，明确了二者之间的一个区别。对于今后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对推动司法解释明确合同诈骗罪的加重法定刑适用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裁判要旨
合同诈骗与普通经济合同纠纷的本质区别是签订合同时一方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被告人吴某、李某在明知吴某公司没有资金、没有履行合同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以仅仅备案的巨额工程为诱饵，以吴某公司的名义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通过收取保证金的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钱财，数额巨大。从犯罪构成来看，一是具有骗取财物的行为手段；二是没有实现合同的事实基础；三是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诈骗行为；本案应当认定为吴某、李某蓄意合谋的个人犯罪；本案犯罪对象是受害人黄某从经常居住地康县汇出的款，犯罪对象被侵害地就在康县，因此康县公安局、康县人民检察院及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基本案情
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6月至7月，被告人李某、吴某在被告人宋某的介绍下将仅仅处于备案阶段的陕西吴某所在公司“九省十三宫”项目造价1亿元的修路工程发包给被害人黄某，二被告人宋某和李某一起与被害人黄某商定议标费、保证金等事项，通过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的方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财物，数额巨大。被告人宋某以介绍工程为名，与被告人李某、吴某实施诈骗行为，非法获利。三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三被告人刑事责任。办案过程中，本院向康县人民检察院发出了司法建议书：吴某所在公司涉嫌本案合同诈骗罪，建议对吴某公司补充起诉。康县人民检察院复函：吴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不起诉。
被告人李某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认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本案应是普通经济合同纠纷，被告人李某行为不构成本罪名；被告人吴某及其辩护人同样认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撑吴某自然人犯罪的指控，且认为本案在管辖上从侦查环节开始便无管辖权；被告人宋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当庭自愿认罪，并表示悔过。其辩护人辩称，在本案中宋某起的作用较小，主观恶性较小，且有坦白情形，并取得被害人谅解，无犯罪前科，因此对被告人宋某应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
1.吴某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4日，被告人吴某系原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范围：农副产品深加工、新材料、旅游、土石方工程、房地产开发投资、物业管理中街等。
2.2014年12月15日，陕西省眉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以眉民宗发（2014）46号文件批复同意恢复修建远门十三宫。2016年9月20日，眉县汤峪镇人民政府以汤政发（2016）219号文件批复同意该项目在钟吕坪村开发建设。相关通知中指出不作为开工依据，待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3.2017年2月19日，吴某给李某承诺，将“九省十三宫”远门水乡部分工程给李某工队。李某给宋某打电话后，宋某介绍给朋友赵某，赵某介绍给本案受害人黄某，黄某表示愿意干。2017年6月7日黄某、宋某、李某一起协商，黄某应李某要求给其交报名费3500元；李某要求黄某给吴某公司交纳110万元保证金、30万元招标费，黄某表示同意；李某要求由黄某按工程造价的1.5%支付介绍工程的“好处费”，几经协商后按0.5%交纳；后黄某相信了吴某所在公司有资金，并承诺工程施工后给宋某支付一定“好处费”；李某让宋某催促黄某给吴某公司交纳保证金和招标费，宋某遂催促黄某交纳。
4.2017年6月28日，吴某代表其公司与黄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协议签订后，吴某没有给黄某协议原件，黄某只用手机拍了照。吴某公司于2019年12月10日提供证明，协议原件因项目部几经搬迁已丢失。
5.2017年7月7日，黄某因妻子住院给宋某转账30万元，委托宋某转给吴某公司，同日宋某转给吴某公司账号为26120***3095的账户20万元，给李某转账2万元，自己将8万元扣留花用。吴某公司收到宋某代黄某转入的20万元保证金后，转吴某个人101000元，付房租5万元，给股东赵某河转账6200元，剩余转给其他人。
6.自《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签订后，黄某因李某索要“好处费”，通过微信四次给李某转账2万元。吴某从其个人账户分四次给李某转款8万元，李某在黄某处收取43500元（包括宋某转款2万元），吴某公司给李某转款10万元，李某共收到22.35万元。黄某损失共62.35万元（其中：李某、吴某及吴某公司收取54.35万元，宋某扣取8万元）。
7.黄某交纳保证金、“招标费”后，多次向李某和吴某催促何时开工，李某让宋某催促黄某交剩余保证金。吴某公司延长的开工日期到期后，工程仍未开工，黄某自2018年11月9日起多次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向李某、吴某要求退款，吴某以公司无钱为由没有退款。后宋某协助黄某去吴某公司要求退还保证金、“招标费”未果。2019年3月11日黄某向康县公安局报案，同年4月11日康县公安局以黄某被诈骗为由立案。
裁判结果
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作出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2020）甘1224刑初27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吴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李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三、被告人宋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被告人吴某、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12刑终1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
1、罪与非罪
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即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卖、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式，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贷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而合同纠纷是指因合同的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所明确的是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二者本质区别是签订合同的一方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被告人吴某、李某在明知吴某公司没有资金、无履行合同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以仅仅备案的巨额工程为诱饵，以吴某公司的名义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以收取保证金的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钱财，数额巨大，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诈骗行为。一是被告人吴某、李某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手段：吴某授意李某招揽工程承包人，明知其公司没有资金，以虚假外币存款单采取拍照方式向受害人展示，引诱受害人签订合同，达到收取受害人财物的目的；二是“九省十三宫”工程项目虽有备案记载，但吴某以其公司名义作为投资方、李某自称是工程项目总指挥，庭审时查明二被告人不知道该工程的范围、具体位置、具体实施项目，更谈不上工程的规划、设计，在不知工程具体实施项目的情况下，与黄某签订施工合同，没有实现合同的事实基础；三是吴某、李某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庭审查明的事实是吴某公司在数年内没有资金入账，黄某的款存入吴某公司账户后，吴某立即给李某支付10万元，且二人对该笔款项用途的陈述各执一词，能够认定该笔款项属于赃款。在短时间内将黄某存入的“保证金”支付完毕，吴某、李某均无能力偿还，用虚构的开工日期敷衍、搪塞受害人，具有明确的非法占有目的。因此，被告人吴某、李某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宋某在吴某、李某对受害人黄某实施合同诈骗的过程中，介绍、沟通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自扣取他人财物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亦构成合同诈骗罪。
2、本案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本案中被骗取的钱款虽存入吴某公司账户，但吴某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议研究的情况下对黄某以签订合同的名义实施诈骗、吴某从其公司账户随意支付被骗取的钱款，且吴某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实施具体的工程项目，公司账户没有资金，李某、吴某同样以“九省十三宫”工程项目名义骗取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人宋某朝工程保证金，被立案后退赔，因此对黄某实施诈骗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吴某、李某蓄意合谋的个人犯罪。被告人宋某在本案中无证据证实与李某、吴某共谋，应当以个人所得诈骗数额予以处罚。
3、关于本案管辖权问题
依据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本案犯罪对象是受害人黄某从经常居住地康县汇出的款，犯罪对象被侵害地就在康县，且公诉机关对本案管辖权层报请示，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复函同意康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因此康县公安局、康县人民检察院及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4、关于量刑
被告人吴某、李某在收取他人保证金时蓄意合谋，骗取的钱款到账后分赃，应认定为共同犯罪，且均为主犯，对被告人李某以骗取的54.35万元数额予以处罚，对被告人吴某以骗取的存入吴某公司的50万元数额予以处罚，对被告人宋某以骗取的8万元数额予以处罚。被告人吴某虽在庭审中对其行为的性质提出辩解，不认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但能积极退赔其收取的被害人全部损失，并获得被害人谅解，依法应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虽在庭审中对其行为的性质提出辩解，不认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但能够供述部分事实，能退赔被害人部分损失，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对被告人宋某应认定为自首，可依法减轻处罚，且能够当庭自愿认罪，积极全额退赔其收取的受害人损失，可依法酌情从轻处罚，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可适用缓刑。
案例评析
一、合同诈骗罪与普通经济合同纠纷：罪与非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与普通经济合同纠纷的界定，一直以来都是司法实践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主要由于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表面形式非常相似，因此不同的案件承办人难免存在主观上的认知差异，最后导致处理结果有所不同，甚至最后形成司法上的“瓶颈”。本案中，关于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合议庭就有三种处理意见：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见认为合同诈骗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某、吴某在明知吴某公司没有资金、无履行合同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以仅仅备案的巨额工程为诱饵，以吴某公司的名义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以收取保证金的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钱财，数额巨大，应认定被告人李某、吴某对所收取的保证金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诈骗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只不过两种意见对此二被告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有不同之处；被告人宋某在李某、吴某对受害人黄某实施合同诈骗的过程中，介绍、沟通，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自扣取他人财物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某、吴某、宋某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中，从现有证据看，九省十三宫项目是从某工贸公司到吴某公司的变更协议取得，眉县发改委备案文件、眉县民宗局的批复、汤峪镇的文件、眉县林业局预审意见、吴某公司和道教协会的恢复协议，能证实九省十三宫作为一个建设项目具有备案的事实，认定九省十三宫项目属虚假项目的证据不足。第二、被害人和被告人签订合同时，被告人并未隐瞒九省十三宫项目手续不完备的事实，被告人在签订合同前向受害人展示了相关资料，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也约定甲方也就是被告人一方具有的征地、拆迁的义务。第三、涉案资金一共到吴某公司公账50万元，除支付给李某的10万元外，部分款项给职工发了工资、房租费。就在案证据分析，收取的保证金被吴某用于个人消费的证据不足。第四、从吴某代表其公司与黄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分析，协议约定：吴某公司将1亿元工程协议给乙方施工（乙方单位当时未确定，黄某代表乙方），工程名称：九省十三宫及远门水乡项目，地点：宝鸡、眉县、汤峪口；工程内容：主干道及园区内道路；工程承包范围及方式：主干道及园区内主辅道路，包工包料。协议还约定了工程质量验收条款，协议还约定因甲方原因不能按照约定的开工日期开工甲方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延迟开工日期，承担乙方因此造成的经济……，甲方支付乙方已交的所有费用，按银行利息两倍赔偿。依据该协议，如果因吴某公司的原因延迟开工，吴某公司支付乙方（黄某）已交的所有费用，按银行利息两倍赔偿。如此，就可以排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合同诈骗罪的目的性，吴某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的民事法律责任。宋某扣取的8万元亦是基于介绍工程后黄某承诺的好处费，也属于民事法律的范畴。第五、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达不到刑事案件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合同诈骗罪是刑法规范的问题，而合同纠纷则是民法调整的范畴，表面上两者界限似乎很清楚，但实践中却很难区分，主要还在于对两者本质的把握。合同纠纷是指因合同的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所明确的是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二者的本质区别是签订合同的一方是否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二、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认定
单位和自然人是我国刑法中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主体，正确区分两者直接关系到罪轻罪重、罪与非罪的界定。刑法理论和司法解释上曾对两者有不同的争论与规定，这也导致了实践中操作上的困惑。本案合议庭对三被告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就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对三被告人以个人犯罪定罪处罚。理由是：被告人吴某与李某在收取他人保证金时蓄意合谋，骗取的钱款到账后分赃，应认定为共同犯罪，对被告人李某以骗取的54.35万元数额予以处罚，对被告人吴某以骗取的存入其公司的50万元数额予以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本案中被骗取的钱款虽存入吴某公司账户，但吴某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议研究的情况下对黄某以签订合同的名义实施诈骗、吴某从其公司账户随意支付被骗取的钱款，且吴某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实施多少工程和项目，公司账户也无资金，因此对黄某实施诈骗的行为应认定为吴某与李某的个人行为，应当认定为吴某、李某蓄意合谋的个人犯罪。被告人宋某在本案中无证据证实与李某、吴某共谋，应当以个人所得诈骗数额予以处罚。第二种意见是依据吴某公司单位犯罪对责任人李某、吴某予以处罚，对被告人宋某以个人犯罪予以处罚。吴某公司在明知没有资金、没有履行合同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以仅仅备案的巨额工程为诱饵，以公司的名义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以收取保证金的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钱财，数额巨大，应认定吴某公司对所收取的保证金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诈骗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被骗取的钱款54.35万元，有50万存入了吴某公司账户，并由公司支出，给李某支付的10万元也是从公司账户中支出，部分款项用于公司员工工资、房租，签订合同、骗取保证金的行为虽未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但吴某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牟利型单位犯罪的法律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吴某公司符合该规定。第一、虽然吴某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干过较为突出的工程，自2015年至今公司账户无资金，但是吴某公司成立于2005年，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该公司自成立至今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吴某公司法人吴某与李某虽在2016年以吴某公司发包人名义，以“九省十三宫”的项目为名骗取宋某朝10余万元，后予以退还，但该次行为未经人民法院裁判、被确定有罪，不能认定骗取宋某朝的行为吴某公司构成了犯罪，因此，不能认定吴某公司是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亦不能认定吴某公司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第二、在案证据能够证实的是：被告人李某经吴某公司法人吴某授意联系工程队，黄某与吴某公司签订合同，被骗取的钱款转入吴某公司对公账户，从吴某公司账户支付员工工资、房租费等事实可以认定实施合同诈骗的行为属公司行为，吴某公司副总经理对黄某存入公司账户的50万元知道并认可，其证言证实部分款项用于公司租赁办公室。第三、从黄某与吴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分析，被告人吴某以公司法人名义与黄某签订协议，加盖的是吴某公司印章；协议主体是吴某公司，协议内容亦是吴某公司和黄某挂靠单位的约定。第四、从黄某被骗的资金流入方式分析，给黄某提供的是公司账户，为何不提供吴某或李某的个人账户，黄某的50万元存入了吴某公司账户，至于吴某公司账户内的资金支出，属于公司的内部行为，能确定的是部分款项用于公司员工工资和房租，吴某公司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第四、从吴某公司发出的开工通知分析，是吴某公司确定不能实现的开工日期，并非吴某以个人名义的通知。第五、从吴某公司与黄某签订的还款协议分析，给黄某退赔是吴某公司签订还款协议，黄某收到的是吴某公司的退赔款，剩余的款项也是吴某公司承诺退赔。赵某河在证言中也明确黄某的钱公司一定退赔而非由吴某个人退赔。因此，被告人李某、吴某在本案中的行为应认定为单位犯罪。
不同意见的出现表明有关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认定依然是本案疑难点。但本案判决最终认为，受害人被骗取的钱款虽存入了吴某公司账户，但对黄某以签订合同的名义实施诈骗并非公司股东会议研究，且吴某从其公司账户随意支付被骗取的钱款，吴某公司自成立以来也没有实施具体的工程项目，公司账户没有资金，因此综合认定被告人吴某、李某的行为为蓄意合谋的个人犯罪、被告人宋文杰在本案中因无证据证实其与李某、吴某共谋，以个人所得诈骗数额予以处罚，能实现定罪准确，罪责刑相一致。
裁判要旨
合同诈骗与普通经济合同纠纷的本质区别是签订合同时一方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被告人吴某、李某在明知吴某公司没有资金、没有履行合同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以仅仅备案的巨额工程为诱饵，以吴某公司的名义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通过收取保证金的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钱财，数额巨大。从犯罪构成来看，一是具有骗取财物的行为手段；二是没有实现合同的事实基础；三是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诈骗行为；本案应当认定为吴某、李某蓄意合谋的个人犯罪；本案犯罪对象是受害人黄某从经常居住地康县汇出的款，犯罪对象被侵害地就在康县，因此康县公安局、康县人民检察院及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基本案情
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6月至7月，被告人李某、吴某在被告人宋某的介绍下将仅仅处于备案阶段的陕西吴某所在公司“九省十三宫”项目造价1亿元的修路工程发包给被害人黄某，二被告人宋某和李某一起与被害人黄某商定议标费、保证金等事项，通过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的方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财物，数额巨大。被告人宋某以介绍工程为名，与被告人李某、吴某实施诈骗行为，非法获利。三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三被告人刑事责任。办案过程中，本院向康县人民检察院发出了司法建议书：吴某所在公司涉嫌本案合同诈骗罪，建议对吴某公司补充起诉。康县人民检察院复函：吴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不起诉。
被告人李某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认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本案应是普通经济合同纠纷，被告人李某行为不构成本罪名；被告人吴某及其辩护人同样认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撑吴某自然人犯罪的指控，且认为本案在管辖上从侦查环节开始便无管辖权；被告人宋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当庭自愿认罪，并表示悔过。其辩护人辩称，在本案中宋某起的作用较小，主观恶性较小，且有坦白情形，并取得被害人谅解，无犯罪前科，因此对被告人宋某应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
1.吴某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4日，被告人吴某系原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范围：农副产品深加工、新材料、旅游、土石方工程、房地产开发投资、物业管理中街等。
2.2014年12月15日，陕西省眉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以眉民宗发（2014）46号文件批复同意恢复修建远门十三宫。2016年9月20日，眉县汤峪镇人民政府以汤政发（2016）219号文件批复同意该项目在钟吕坪村开发建设。相关通知中指出不作为开工依据，待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3.2017年2月19日，吴某给李某承诺，将“九省十三宫”远门水乡部分工程给李某工队。李某给宋某打电话后，宋某介绍给朋友赵某，赵某介绍给本案受害人黄某，黄某表示愿意干。2017年6月7日黄某、宋某、李某一起协商，黄某应李某要求给其交报名费3500元；李某要求黄某给吴某公司交纳110万元保证金、30万元招标费，黄某表示同意；李某要求由黄某按工程造价的1.5%支付介绍工程的“好处费”，几经协商后按0.5%交纳；后黄某相信了吴某所在公司有资金，并承诺工程施工后给宋某支付一定“好处费”；李某让宋某催促黄某给吴某公司交纳保证金和招标费，宋某遂催促黄某交纳。
4.2017年6月28日，吴某代表其公司与黄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协议签订后，吴某没有给黄某协议原件，黄某只用手机拍了照。吴某公司于2019年12月10日提供证明，协议原件因项目部几经搬迁已丢失。
5.2017年7月7日，黄某因妻子住院给宋某转账30万元，委托宋某转给吴某公司，同日宋某转给吴某公司账号为26120***3095的账户20万元，给李某转账2万元，自己将8万元扣留花用。吴某公司收到宋某代黄某转入的20万元保证金后，转吴某个人101000元，付房租5万元，给股东赵某河转账6200元，剩余转给其他人。
6.自《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签订后，黄某因李某索要“好处费”，通过微信四次给李某转账2万元。吴某从其个人账户分四次给李某转款8万元，李某在黄某处收取43500元（包括宋某转款2万元），吴某公司给李某转款10万元，李某共收到22.35万元。黄某损失共62.35万元（其中：李某、吴某及吴某公司收取54.35万元，宋某扣取8万元）。
7.黄某交纳保证金、“招标费”后，多次向李某和吴某催促何时开工，李某让宋某催促黄某交剩余保证金。吴某公司延长的开工日期到期后，工程仍未开工，黄某自2018年11月9日起多次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向李某、吴某要求退款，吴某以公司无钱为由没有退款。后宋某协助黄某去吴某公司要求退还保证金、“招标费”未果。2019年3月11日黄某向康县公安局报案，同年4月11日康县公安局以黄某被诈骗为由立案。
裁判结果
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作出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2020）甘1224刑初27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吴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李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三、被告人宋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被告人吴某、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12刑终1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
1、罪与非罪
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即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卖、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式，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贷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而合同纠纷是指因合同的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所明确的是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二者本质区别是签订合同的一方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被告人吴某、李某在明知吴某公司没有资金、无履行合同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以仅仅备案的巨额工程为诱饵，以吴某公司的名义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以收取保证金的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钱财，数额巨大，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诈骗行为。一是被告人吴某、李某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手段：吴某授意李某招揽工程承包人，明知其公司没有资金，以虚假外币存款单采取拍照方式向受害人展示，引诱受害人签订合同，达到收取受害人财物的目的；二是“九省十三宫”工程项目虽有备案记载，但吴某以其公司名义作为投资方、李某自称是工程项目总指挥，庭审时查明二被告人不知道该工程的范围、具体位置、具体实施项目，更谈不上工程的规划、设计，在不知工程具体实施项目的情况下，与黄某签订施工合同，没有实现合同的事实基础；三是吴某、李某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庭审查明的事实是吴某公司在数年内没有资金入账，黄某的款存入吴某公司账户后，吴某立即给李某支付10万元，且二人对该笔款项用途的陈述各执一词，能够认定该笔款项属于赃款。在短时间内将黄某存入的“保证金”支付完毕，吴某、李某均无能力偿还，用虚构的开工日期敷衍、搪塞受害人，具有明确的非法占有目的。因此，被告人吴某、李某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宋某在吴某、李某对受害人黄某实施合同诈骗的过程中，介绍、沟通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自扣取他人财物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亦构成合同诈骗罪。
2、本案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本案中被骗取的钱款虽存入吴某公司账户，但吴某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议研究的情况下对黄某以签订合同的名义实施诈骗、吴某从其公司账户随意支付被骗取的钱款，且吴某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实施具体的工程项目，公司账户没有资金，李某、吴某同样以“九省十三宫”工程项目名义骗取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人宋某朝工程保证金，被立案后退赔，因此对黄某实施诈骗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吴某、李某蓄意合谋的个人犯罪。被告人宋某在本案中无证据证实与李某、吴某共谋，应当以个人所得诈骗数额予以处罚。
3、关于本案管辖权问题
依据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本案犯罪对象是受害人黄某从经常居住地康县汇出的款，犯罪对象被侵害地就在康县，且公诉机关对本案管辖权层报请示，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复函同意康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因此康县公安局、康县人民检察院及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4、关于量刑
被告人吴某、李某在收取他人保证金时蓄意合谋，骗取的钱款到账后分赃，应认定为共同犯罪，且均为主犯，对被告人李某以骗取的54.35万元数额予以处罚，对被告人吴某以骗取的存入吴某公司的50万元数额予以处罚，对被告人宋某以骗取的8万元数额予以处罚。被告人吴某虽在庭审中对其行为的性质提出辩解，不认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但能积极退赔其收取的被害人全部损失，并获得被害人谅解，依法应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虽在庭审中对其行为的性质提出辩解，不认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但能够供述部分事实，能退赔被害人部分损失，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对被告人宋某应认定为自首，可依法减轻处罚，且能够当庭自愿认罪，积极全额退赔其收取的受害人损失，可依法酌情从轻处罚，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可适用缓刑。
案例评析
一、合同诈骗罪与普通经济合同纠纷：罪与非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与普通经济合同纠纷的界定，一直以来都是司法实践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主要由于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表面形式非常相似，因此不同的案件承办人难免存在主观上的认知差异，最后导致处理结果有所不同，甚至最后形成司法上的“瓶颈”。本案中，关于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合议庭就有三种处理意见：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见认为合同诈骗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某、吴某在明知吴某公司没有资金、无履行合同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以仅仅备案的巨额工程为诱饵，以吴某公司的名义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以收取保证金的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钱财，数额巨大，应认定被告人李某、吴某对所收取的保证金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诈骗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只不过两种意见对此二被告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有不同之处；被告人宋某在李某、吴某对受害人黄某实施合同诈骗的过程中，介绍、沟通，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自扣取他人财物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某、吴某、宋某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中，从现有证据看，九省十三宫项目是从某工贸公司到吴某公司的变更协议取得，眉县发改委备案文件、眉县民宗局的批复、汤峪镇的文件、眉县林业局预审意见、吴某公司和道教协会的恢复协议，能证实九省十三宫作为一个建设项目具有备案的事实，认定九省十三宫项目属虚假项目的证据不足。第二、被害人和被告人签订合同时，被告人并未隐瞒九省十三宫项目手续不完备的事实，被告人在签订合同前向受害人展示了相关资料，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也约定甲方也就是被告人一方具有的征地、拆迁的义务。第三、涉案资金一共到吴某公司公账50万元，除支付给李某的10万元外，部分款项给职工发了工资、房租费。就在案证据分析，收取的保证金被吴某用于个人消费的证据不足。第四、从吴某代表其公司与黄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分析，协议约定：吴某公司将1亿元工程协议给乙方施工（乙方单位当时未确定，黄某代表乙方），工程名称：九省十三宫及远门水乡项目，地点：宝鸡、眉县、汤峪口；工程内容：主干道及园区内道路；工程承包范围及方式：主干道及园区内主辅道路，包工包料。协议还约定了工程质量验收条款，协议还约定因甲方原因不能按照约定的开工日期开工甲方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延迟开工日期，承担乙方因此造成的经济……，甲方支付乙方已交的所有费用，按银行利息两倍赔偿。依据该协议，如果因吴某公司的原因延迟开工，吴某公司支付乙方（黄某）已交的所有费用，按银行利息两倍赔偿。如此，就可以排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合同诈骗罪的目的性，吴某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的民事法律责任。宋某扣取的8万元亦是基于介绍工程后黄某承诺的好处费，也属于民事法律的范畴。第五、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达不到刑事案件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合同诈骗罪是刑法规范的问题，而合同纠纷则是民法调整的范畴，表面上两者界限似乎很清楚，但实践中却很难区分，主要还在于对两者本质的把握。合同纠纷是指因合同的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所明确的是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二者的本质区别是签订合同的一方是否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二、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认定
单位和自然人是我国刑法中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主体，正确区分两者直接关系到罪轻罪重、罪与非罪的界定。刑法理论和司法解释上曾对两者有不同的争论与规定，这也导致了实践中操作上的困惑。本案合议庭对三被告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就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对三被告人以个人犯罪定罪处罚。理由是：被告人吴某与李某在收取他人保证金时蓄意合谋，骗取的钱款到账后分赃，应认定为共同犯罪，对被告人李某以骗取的54.35万元数额予以处罚，对被告人吴某以骗取的存入其公司的50万元数额予以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本案中被骗取的钱款虽存入吴某公司账户，但吴某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议研究的情况下对黄某以签订合同的名义实施诈骗、吴某从其公司账户随意支付被骗取的钱款，且吴某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实施多少工程和项目，公司账户也无资金，因此对黄某实施诈骗的行为应认定为吴某与李某的个人行为，应当认定为吴某、李某蓄意合谋的个人犯罪。被告人宋某在本案中无证据证实与李某、吴某共谋，应当以个人所得诈骗数额予以处罚。第二种意见是依据吴某公司单位犯罪对责任人李某、吴某予以处罚，对被告人宋某以个人犯罪予以处罚。吴某公司在明知没有资金、没有履行合同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以仅仅备案的巨额工程为诱饵，以公司的名义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以收取保证金的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钱财，数额巨大，应认定吴某公司对所收取的保证金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诈骗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被骗取的钱款54.35万元，有50万存入了吴某公司账户，并由公司支出，给李某支付的10万元也是从公司账户中支出，部分款项用于公司员工工资、房租，签订合同、骗取保证金的行为虽未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但吴某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牟利型单位犯罪的法律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吴某公司符合该规定。第一、虽然吴某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干过较为突出的工程，自2015年至今公司账户无资金，但是吴某公司成立于2005年，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该公司自成立至今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吴某公司法人吴某与李某虽在2016年以吴某公司发包人名义，以“九省十三宫”的项目为名骗取宋某朝10余万元，后予以退还，但该次行为未经人民法院裁判、被确定有罪，不能认定骗取宋某朝的行为吴某公司构成了犯罪，因此，不能认定吴某公司是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亦不能认定吴某公司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第二、在案证据能够证实的是：被告人李某经吴某公司法人吴某授意联系工程队，黄某与吴某公司签订合同，被骗取的钱款转入吴某公司对公账户，从吴某公司账户支付员工工资、房租费等事实可以认定实施合同诈骗的行为属公司行为，吴某公司副总经理对黄某存入公司账户的50万元知道并认可，其证言证实部分款项用于公司租赁办公室。第三、从黄某与吴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分析，被告人吴某以公司法人名义与黄某签订协议，加盖的是吴某公司印章；协议主体是吴某公司，协议内容亦是吴某公司和黄某挂靠单位的约定。第四、从黄某被骗的资金流入方式分析，给黄某提供的是公司账户，为何不提供吴某或李某的个人账户，黄某的50万元存入了吴某公司账户，至于吴某公司账户内的资金支出，属于公司的内部行为，能确定的是部分款项用于公司员工工资和房租，吴某公司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第四、从吴某公司发出的开工通知分析，是吴某公司确定不能实现的开工日期，并非吴某以个人名义的通知。第五、从吴某公司与黄某签订的还款协议分析，给黄某退赔是吴某公司签订还款协议，黄某收到的是吴某公司的退赔款，剩余的款项也是吴某公司承诺退赔。赵某河在证言中也明确黄某的钱公司一定退赔而非由吴某个人退赔。因此，被告人李某、吴某在本案中的行为应认定为单位犯罪。
不同意见的出现表明有关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认定依然是本案疑难点。但本案判决最终认为，受害人被骗取的钱款虽存入了吴某公司账户，但对黄某以签订合同的名义实施诈骗并非公司股东会议研究，且吴某从其公司账户随意支付被骗取的钱款，吴某公司自成立以来也没有实施具体的工程项目，公司账户没有资金，因此综合认定被告人吴某、李某的行为为蓄意合谋的个人犯罪、被告人宋文杰在本案中因无证据证实其与李某、吴某共谋，以个人所得诈骗数额予以处罚，能实现定罪准确，罪责刑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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