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乡村医生石占起坚守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邵家峪村卫生室岗位上的第47年。64岁的他，头发花白，右眼有轻微的白内障。
“(政府)一旦解决村医养老问题，我马上退休，一分钟都不想干了。”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村医们期待着“迟早解决”的时间能尽快到来。但卢水镇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上面没有具体政策的情况下，(村医)养老保障不可能解决”。
对于“上面”一词的含义，该工作人员解释，起码是地市级，比如秦皇岛市。
而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目前全国仅有北京、浙江、江苏等少数地区解决了乡村医生养老保障问题。
昔日风光的“赤脚医生”
那时当上村医并不容易，“得托关系、走门子才行”
随着卢龙县县卫生局召开的这次会议结束，对石占起而言，另一个逐渐到来的日子，对他而言也意义重大。
这个日子，是6月26日。
48年前，也就是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这一席话，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当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卫生部党委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
“赤脚医生”应运而生。所谓的“赤脚医生”，就是走家串户、半农半医的卫生员。
时至今日，“赤脚医生”的名号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而由其演化而来的乡村医生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却仍然在四处奔忙。
石占起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小学毕业后，他师承当地一位老中医。1966年8月，他成为邵家峪村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生。
据石占起回忆，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当地乡村医生的工资实行工分制。从工分制度上看，与一般人相比，村医显然是份体面的工作。“当时，群众每天劳动得10个工分，乡村医生可以拿十二个工分，每月另加3元工资补助，略高于乡村教师。”
因此，那时当上村医并不容易，“得托关系、走门子才行”。
彼时的风光景象，令几十年后的石占起再次提及时，嘴角仍然不自觉地翘起。
随着农村合作社体制的逐步解体，乡村医生“拿工分”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看病赚钱”。
这一改变，使一部分医术不够火候的村医被淘汰，而石占起却迎来了事业的黄金期。
忙碌，成为石占起形容自己当时工作状况唯一的词汇——不仅要在村卫生室坐班，一旦有急诊，他还得背起药箱，蹬着自行车出诊。
“太忙了，不仅有本村的病人，还有外村的。每天我只能吃一顿正经饭。”他说。
昔日的“富村医”石占起并非孤例
来自江苏省丰县的村医岳增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有一天晚上，我出了7次诊。后来，到人家家门口敲了门，等对方开门时，我已经倚在门框上睡着了。”
值得欣慰的是，忙碌的工作可以换来相应的回报。当时，县里有的医生一个月收入不过68元，但石占起比他们“高得多”。这种差距，使得在面对一些医院的邀请时，石占起也没有离开自己工作的乡村。
然而，石占起等村医的“高收入”，却在2003年戛然而止。
村医陷入“两头空”
不愿意回到村庄的年轻人，难以对村医的工作产生兴趣。在一些地方，不少干了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村医的纷纷改行
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和基本药物制度在全国推行，石占起感觉自己受到冷落。
2009年起，各省在城市社区服务机构和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包括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现零差价销售。
此后，村卫生室与乡镇卫生院均配备使用基本药物。相同的药物，让村卫生室与乡镇卫生院展开竞争。
而新农合对乡镇及以上卫生机构报销力度大力倾斜，使得村卫生室在这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村里人到我这儿来看病，一年顶多报销55块钱，可是到镇卫生所就不一样了。”石占起两手一摊，“镇卫生所报销比例是85%，县医院报销比例是80%。”
卫生室原本能凭借“就在村里”的地理优势争取一部分患者，但河南省新密市中甸镇打虎坪村卫生室村医付文娜却发现，“不少村民宁可去十几里地外的药店，也不愿踏进卫生室的大门”。
从2003年起，石占起的村卫生室“门可罗雀”。此前，石占起的收入高于民办教师，如今，他却只能靠田地的收成过日子。
在石占起家的一个角落里，法治周末记者看到了陪伴他数十年的药箱。棕色的药箱下方，是白底红十字标志。打开药箱，里面还装着听诊器和不少常用药。但药箱上的一层灰尘，似乎说明它不常派上用场了。
石占起曾将两个女儿送去学医。如今，女儿们都毕业了，他却不愿让她们继承父业。“没身份、没工资、也没养老保险，怎能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呢。”
法治周末记者采访十几位60岁以上的老村医后发现，他们之中，无人愿意让儿女从事自己的职业。
而另一方面，是不愿意回到村庄的年轻人，难以对村医的工作产生兴趣。在卢山镇，近年还频频发生乡村医生流失现象。不少干了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村医，都改了行。
据石占起统计，卢山镇最年轻的乡村医生，已年逾四十。有数据则展示出一幅更为广阔、令人担忧的图景：全国乡村医生总数为130万，其中60岁以上的乡村医生有三十余万，而30岁以下的乡村医生尚不满2%。
补助少和工作多的双重压力
在一个村庄，村医为应付领导，将丈夫编为“精神疾病患者”
2009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始启动。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也由起初的每人15元，提高至2013年的每人30元。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规定，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首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并要求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负责挨家挨户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并录入电脑，传输到上级卫生单位。建档过程中，村医承担40%的工作量，补贴额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的40%。也就是说，每建一份健康档案，村医可获补贴12元。
于是，已过花甲之年的石占起，开始学习电脑录入。在他摆放着1980年代旧家具的屋子里，一台崭新的电脑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几经周折仍然“赶不上时代”的石占起，只能负责将村民的信息统计起来，再雇年轻人帮他录入电脑。
多名村医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本应拿到每份健康档案12元钱的补助，却在实际中大打折扣。村医岳增虎伸出一根手指说：“有时候，建一份档案只有一块钱。”
有村医对记者说，公共卫生补助经市级、县级卫生局、乡镇卫生院，最终下发到村医手中，但没有人知道，缺少的补助款最终流向何处。
与拿到手的建档补贴不匹配的，是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要求带来的工作压力。
《规范》中提及基本公共卫生建设的11项内容，即：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预防接种、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
“比如，65岁以上老人每年两次体检；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每3个月一次体检；对孕产妇定期送叶酸……”石占起一一解释。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一份完整的居民健康档案包括4张健康体检表和一张个人信息表。其中，不仅有体温、心率、血型等基本统计信息，还包括家族史、体育锻炼频率、生活方式等统计。
被乡镇卫生院“抢走生意”后，石占起有了相对充裕的时间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与石占起相比，村医付文娜却为建档叫苦不迭。
“每做一个健康档案至少40分钟。白天看完病，晚上在家做档案。”付文娜说，这是她每天的工作内容。
《规范》要求，健康档案建档率、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均作为村医的考核标准。若建档率达不到当地要求，村医能拿到手的补助将相应扣减。
“最近，上级领导进行村里人口中精神疾病患者的随访。我告诉领导，村里没有精神病患者。可他们不信，说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没有认真统计。”这让付文娜哭笑不得，“我只能编。可编谁呢？最后只能编自己的丈夫(是精神疾病患者)。”
由于农村人口流动量大、流动频繁，不少村医根本无法完成100%健康档案建档，只能通过造假，应付检查。“很无奈，也很普遍。”
与付文娜相邻的村子的村医，还因造假，闹出了笑话。“在他负责的健康档案里出现一个男人得了宫颈癌。镇卫生院院长跟大家说，‘你们编得真实点，男士能得宫颈癌吗’？”
“不敢看病”的村医
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至今仍作为不少村医的“老三样”，数十年来未曾更新
村医的困境还在于：一边是病患的流失，一边是接二连三出现的农村医疗纠纷，让村医“不敢给人看病”。
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灰山港镇甘泉山村村医许礼广的医疗事故，就成为了包括石占起在内不少村医的“前车之鉴”。
今年6月1日，甘泉山村一位颈椎病妇女来到卫生室，按照前一天的处方，许礼广继续为她输液。但不到一分钟，患者的眼睑、嘴唇开始发紫。随即，许礼广为她采取急救，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挽回患者的生命。
在当地政府的调解下，许礼广赔偿了21万元。据了解，这是该县目前为止医疗纠纷的最高赔偿金额。此后，许礼广离开了村卫生室，外出打工。
对此，民间公益组织“善医行”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医院的医生在发生医疗纠纷后，医院会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而乡村医生发生医疗纠纷后，这个责任大都由村医独自承担。解决的方式多是‘私了’，通过法律的途径并不常见。”
“因为村医们治疗的疾病往往是常见病、多发病，所以农村医疗纠纷的发生频率低于城市里医院的医生。但是，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对乡村医生的打击则重于一般医生，因为村医治病缺乏保障机制，一切风险需要自己承担。”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马文芳是全国模范乡村医生，长期关注村医困境的他，曾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据了解，青霉素是常见易过敏药物，用前需进行皮试。皮试虽使用小剂量药物，但对过敏者来说，已是极大的威胁。
“一旦产生过敏反应，必须马上输氧，打强心剂。”石占起解释道，“可是村卫生室哪来的氧气罐呢？”
马文芳也提到，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至今仍作为不少村医的“老三样”，数十年来未曾更新。这种情况下，即使村中不乏留守老人、儿童病患，不少乡村医生也不敢出诊，亦不敢接诊。
“只要不是普通感冒，我就推荐他们去镇卫生院看病。不是不会看，是不敢看。”村医索华岱说。
今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一份涉及乡村医生的建议。他提及，“乡村医生医不像医，农不像农，身份问题亟待解决”，并建议将村医纳入乡村医务人员编制。
谁来接班
湖南省一名村医在接受当地卫生部门培训时发现，“就是吃吃饭，合个影”
就在各方逐渐对乡村医生投来更多关注时，一些村医在公益组织的引导下，参与民间培训，并在网上建立了QQ群、微信群。有时，针对患者症状，他们会在网络上发问。而这些问题也通常能很快得到反馈。
但让不少村医困惑的是：有时，一个有关疑难病症的发问，却得到多个版本的解答，他们只能等待权威医生对此的看法。
前述“善医行”工作人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虽然民间组织能够为村医提供免费公益医疗技术指导与公益培训，协助更新卫生室医疗设备，但对于全国百余万庞大的村医群体而言，民间组织的能力远远不够。另外，尽管每年卫生部门均安排村医统一进行培训，但在他看来，一些地区的村医培训“流于形式”。
湖南一名村医在接受当地卫生部门培训时发现，“就是吃吃饭，合个影”。
石占起则强调，他最后一次接受“正儿八经”培训的时间为1998年，“进修两年，闭卷考试”。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认为：“如果不解决村医收入过低的问题，基层医疗的底儿就兜不住了。”
而在马文芳看来，村医大量转行，谁来接班成为当前最大的难题。
“不仅是待遇、养老保障的问题亟待解决。”马文芳说，流动性差，缺少培训，没有晋升空间让乡村医生看不到前途。他认为，解决待遇等基本问题后，国家应将目光放在年轻乡村医生的晋升渠道上，让乡村医生感到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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