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金融危机是具有阶段性的，一般按照其发展的阶段分出“将来进行时”、“正在进行时”以及“过去完成时”这三种形态。

金融危机的“将来进行时”阶段，意味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具有必然性，其所呈现的经济衰退、萧条迹象早在经济景气和繁荣阶段就已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阶段是具有连贯性的，有繁荣就必然有衰退，只不过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是呈轮回状态的，类似于一个生态系统，新生与衰亡是交替进行的，不存在生态系统的彻底崩坏，同理，人类文明各环节的发展亦是如此。

金融危机的“正在进行时”阶段，一般而言指代的是整个社会的通胀或滞胀导致经济增长引擎熄火，从而进一步致使经济运作系统暂停的状态。其状态的发生及持续通常伴随一个系统内部的重要部分的缺失，继而将缺失所导致的消极影响变成风险传导到整个系统，经济学将这一缺失的发生时间点命名为“明斯基时刻”。

金融危机的“过去完成时”阶段，意味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及其影响将持续作用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整个经济运作系统，或短期，或长期，前者如1929年经济大萧条，后者如2008年金融危机，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金融危机的后果和影响对包括经济运作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的系统来说是极具毁灭性的，前者间接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后者则使如今的全球局势波云诡谲。

金融危机的各个阶段对经济形势的塑造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

说白了，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就是资本和债务。

而这两大因素又都是人性当中的贪婪所制造出来的产物，依托复利这般指数级的数量型增长手段以及投资回报这般倍数级的效率型增长手段，推动要素生产力水平以提升的同时，这两大因素无节制的扩张又会造成系统部分的缺失。

由此，系统的部分传导于实践来看，由于无标度网络的网点自身具有多向性，致使系统形态始终具有不确定性，也就导致其无论如何都具有矛盾性，因此，资本和债务不可无节制的扩张。

然而，由于人性的贪婪本身不易被改变，且其对推动人类社会以正向演进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故而资本和债务的扩张必然与系统部分的缺失形成二律背反，这也就意味着，金融危机是无法避免的。

02

现金流处在金融危机的各个阶段会呈现出以下特性：

现金及其流动性无论如何都具有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属性以及法偿性，只不过促使它成为变量的唯一特性就是其价值的稳定性，这主要取决于其稀缺性。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由于人类社会系统各环节的发展需要，货币供给是呈波动增长的，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大幅度的通胀，现金本身的价值基于稀缺性的缓解而逐步减小的，反映在投资者的收益状况是不太好看的，譬如储蓄利息。所以，这时候相比将其变成资本以增持其他资产，仅是持有现金是不会对整体收益情况的改善带来哪怕半点的积极作用。

另外，在这个时候持有现金是不明智的行为，但是如果你能精确预判整个经济形势往金融危机转舵的具体时间点，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换入现金，此无疑是明智之举。

至于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增持资产和资金流，那是因为纵观整个经济学以及人类货币的历史，那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通胀史”！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去看，通胀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你在这个时候增持资产是为了对抗日后金融危机带来的通胀，你这个时候增值的资产是为了消化日后通胀带来的消极影响，要不然现在投资界怎么会把资产增值唤作“资产保值”？

然而，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社会各级市场上的交易客体的价格均因通胀而普遍上涨，资本市场的价格必定遭遇“腰斩式”下降，这时候增持资产将是极其不明智的行为，而且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或多或少会导致社会各主体或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失衡，债务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稳定的现金流就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以让你平稳地度过这场危机，而不会成为市场出清的“牺牲品”或“代价的微观体现”。

待度过了金融危机，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开启，市场出清消灭了一批旧产能，而新生产能涌现的机会蠢蠢欲动，这时候就是经济复苏往繁荣过渡的时期，现金流再次回归由币值稳定主导的时期，大量的发展需要迫使货币供给增长，故而，回到了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场景。

此外，现金流对金融危机各个阶段所塑造的经济形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金融危机发生前，现金流作为资本及用于投资的资金流的主要形式，亦是原始资本积累的外在体现，其重要性对这个时期的经济形势而言，可见一斑。

金融危机发生时，现金流作为缓解社会各主体债务以及改善其等资产负债表的主要来源，其对这个时期的经济形势而言，不可或缺。

金融危机发生后，现金流再次作为新型投资行为的主要来源，其对这个时期的经济形势而言，至关重要。

03

所谓的“危中显富”实则是典型的客观事实影响主观判断的现象。

通常来说，这部分所谓在经济危机中富起来的人其实是在经济危机发生前相比那些更加富裕的群体而言显得没那么富有的群体，此因传播学的眼球效应所致，只不过他们的财富获取方式或许很稳健，相对没有那些更为富裕的群体那么激进。

于是，经济危机发生时，那些采取激进策略的富人群体纷纷暴雷，相当于出清了落后的产能，因此，社会财富再分配。

由于财富分配具有系统性，其率先传导到此前较低一级的群体，于是，这部分人相对来说就变得富有了，加上传播学的眼球效应，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经济危机发生时，公权力应对的方式是货币宽松，并将流动性引导到资本市场上，此因过去的财政经济学忌惮社会民生的通胀，却又无法阻挡人性贪婪的本能，被迫将统一的市场割裂所致。

由于投资者大量持币观望市场导致抛售资产，引发了市场价格的崩盘，公权力不得不印发大量货币流入市场，此对持币者来说，既是激励，又是惩戒。

得益于原始资本的积累以持有大量的现金流，公权力所释放的天量货币无疑可以使他们手上的现金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推高他们的身价，使他们在社会上的自主性及其能力更上一层楼。

故而，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尤其是当公权力明确了出手救市之际，率先进行资产配置的人无疑会成为财富再分配的赢家。倘若不能及时利用手上的现金在资本市场上配置资产，则无论是身价还是能力，都会落后于那些率先进行资产配置的人，正所谓“先下手为强”，此时此刻，强大的执行力成为了最具优势的品格。

金融危机发生后，根据原始资本积累与否以及社会主体就资产配置的多寡，以经济运作系统为显性的族群社会内部定然遵从二八定律和马太效应等自然规律，体现出“适者生存、强者恒强”的特征。

只要在经济危机的市场出清存活下来的社会主体，至少可以体现出他们身处其中的应对方式是具有适应性的，故而顺利度过危机亦不足为奇，正所谓“适者生存”，能够在暴风雨中存活下来就是一种胜利。

当危机度过之后，经济运行再次呈现出周期性，即使面临经济危机，认知较为全面者和能力较为出众者更能从容地应对，故而，社会整体始终体现出一种“强者恒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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