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17日早上5点，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郡，天色昏沉。一辆黑色奔驰车已经发动引擎，在行车道上耐心地等待。车灯在苍茫夜色中显得格外明亮，散落在面积48 000平方米的草坪上的水洼在车灯的照耀下熠熠发亮。不一会儿，司机听到人行道上传来窸窣的脚步声，小理查德·富尔德从前门走出来，钻进了轿车后座。
奔驰车左转上了北街，开向曲折狭窄的梅里特公路，直奔曼哈顿。富尔德默默地看着车窗外一座座被浓雾笼罩的豪宅，这些豪宅的主人大都是华尔街的执行董事或对冲基金经理。他们于繁荣时期花费了数千万美元在这里买下房产并斥巨资进行豪华装修，不过他们与富尔德一样，当时都没预料到这个繁荣时期会终结得如此之快。
富尔德从车窗玻璃里瞥见自己憔悴的面容：疲惫让他的双眼周围现出深深的皱纹，睡眠不足还带来了大大的黑眼圈。他的飞机午夜时分才在威彻斯特郡机场降落，之后，他总共睡了不到4个小时，这真是地狱般的72小时！富尔德是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突发危机，他和妻子凯西此时应该还在印度，用印度一种叫“塔利”的特色佳肴盛宴款待那些身家过亿的客户。由于时差反应，此刻富尔德感到疲惫至极。
两天前，他还舒舒服服地躺在私人飞机里闲适地打着小盹。飞机在新德里附近的一个军事机场降落时，妻子凯西把他叫醒，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从12 000公里外的华盛顿特区打来了电话。保尔森告诉富尔德，星期一，贝尔斯登将被出售或宣告破产。一旦贝尔斯登破产，雷曼必将受到极大冲击。“你最好马上赶回来。”保尔森说。富尔德当然也希望能尽快赶回去，他问保尔森能否帮忙让他的私人飞机获得飞越俄罗斯领空的官方许可，以便节省至少5个小时的时间。保尔森听了心里暗暗发笑：“我自己都没办法获得那样的许可。”
最终，富尔德的私人飞机在伊斯坦布尔和奥斯陆停靠加油。26小时后，他终于回到位于格林尼治郡的家。
此刻，富尔德正反复琢磨着周末发生的事情：华尔街五大投行中最小但最活跃的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以每股两美元的超低价收购了。为说服戴蒙进行收购，美联储答应承担贝尔斯登最差资产中高达300亿美元的坏账损失。说实在的，当纽约的下属说出“两美元”时，富尔德还以为飞机上的电话掉线了，以至于后面的一些数字没有听到。
突然间，就像1929年大萧条时那样，街头巷尾都在谈论银行危机事件。富尔德星期四前往印度时，就听到传言称一些恐慌的投资者拒绝与贝尔斯登进行交易，但富尔德没想到贝尔斯登的崩盘会来得如此之快。这是一个建立在投资者信心基础上的产业：投资银行进行隔夜拆借，而从其他机构拆入资金的前提是第二天一早就得归还。贝尔斯登的破产使人们开始高度质疑这种商业模式。股票一贬值，那些赌股价下跌的做空者就可以赚到利润，因此做空者总在千方百计地琢磨市场走低的蛛丝马迹，那劲头真像凶悍的西哥特人千方百计地想摧毁古罗马的城墙以便进城劫掠一般。在返程飞机上，富尔德也考虑过收购贝尔斯登的问题：应该吗？可以吗？不，这样做可太不现实了！
富尔德认为，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既拯救了单家机构，也拯救了整个银行业体系；华盛顿为这次交易牵线搭桥是明智之举，因为市场已无法再承受贝尔斯登倒闭的打击了。如果贝尔斯登倒闭，市场信心作为银行间融通大额资金的重要基础将遭受重创。他还认为，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为投资银行开放贴现窗口的决定也是相当明智的。因为这样一来，投资银行便可以与大型商业银行一样，以优惠利率从政府获得资金。如此看来，华尔街还是有机会翻盘的。
富尔德很清楚，除贝尔斯登外，雷曼在剩下的四大投资银行中实力最弱，现在就要轮到自己承受压力了。星期五，雷曼股价下跌了14.6%，而当时贝尔斯登的股票仍在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进行交易。“这真的发生过吗？”仅仅24小时前，富尔德还在印度惊叹华尔街对全球金融市场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但现在，这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吗？
当汽车驶入纽约市区时，富尔德的大拇指不停地按动着黑莓手机的按键，好像它们就是一串解忧珠。尽管美国股市还要过四个半小时才开市，但他清楚这将是糟糕的一天：日本股票市场最主要的指数——日经指数已经下跌了3.7%；欧洲已传出消息，荷兰银行业巨头荷兰国际集团将暂停与雷曼及其他券商进行交易。用“券商”这个词来形容这些机构其实并不确切，因为这些机构既代理客户进行证券交易，也开展自营业务，正是这些交易造就了真正的华尔街。
“是的，烂戏码才刚刚上演。”富尔德心中默念。
当汽车往南驶入通向曼哈顿城区的西侧高速公路时，富尔德给老朋友、雷曼总裁约瑟夫·格雷戈里（Joseph Gregory）打了个电话。此刻是清晨5点30分，格雷戈里正要登上他的私人直升机赶去上班，坐直升机上下班非常便利，从位于长岛劳埃德港口的家到办公室只需20分钟。直升机在西侧机场降落后，早就等候在那里的司机会开车把他送到雷曼位于时代广场的摩天办公大楼。
“你看到这个乱哄哄的局面了吗？”富尔德问格雷戈里，他指的是亚洲市场行情大跌。
富尔德千里迢迢从印度往回赶的同时，格雷戈里整个周末都耗在办公室里以研究危机应对方案，他也因此错过了儿子的曲棍球比赛。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向雷曼派驻了6名工作人员，协助他们审查公司情况。
格雷戈里理解富尔德此刻的焦虑，但他仍然认为，既然他们以前战胜过危机，那么这次也一定能熬得过去。
2007年夏天，房价直线下跌，一向大肆放贷的银行突然开始紧缩信贷，富尔德却仍自豪地宣布：“我们账面上有很难剥离的东西吗？有。它会置我们于死地吗？当然不会！”当时，公司看起来是如此坚不可摧。三年来，雷曼赚得钵满盆盈，人们甚至开始把它与华尔街的“赚钱机器”高盛相提并论了。
当富尔德的奔驰轿车从冷冷清清的第五十大街疾驶而过时，环卫工人正费力地把调节人流的栅栏拖到第五大道上，以便防止第二天参加圣帕特里克日（爱尔兰国庆日）游行的人群过于拥挤。车开进了雷曼总部的后门，这座宏伟的钢筋玻璃结构大厦是富尔德的丰碑。格雷戈里常说，富尔德是这座大厦的奠基人，“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他带领雷曼走出了那段混乱岁月。恐怖袭击毁掉了雷曼与世贸中心大楼一街之隔的办公大楼，他们只好在喜来登酒店租用房间，作为临时办公场所。2001年，富尔德从摩根士丹利手中买下了这幢摩天大楼，尽管液晶电视大屏幕后面的大楼建筑线条略显笨拙，但这笔交易非常划算。
富尔德走出31层的电梯，面对着空空如野的楼道。31层是公司高管的办公地点，人称“31俱乐部”，这里的气氛威严肃穆，令人生畏。
富尔德把外套和风衣挂在私人盥洗室旁边的衣柜里。和往常一样，他快速登陆彭博网站，同时打开电视收看CNBC[1]。时间刚过清晨6点30分，他的助手安杰拉·贾德（Angela Judd）或谢尔比·摩根（Shelby Morgan）通常会在7点之前赶到办公室。
期货市场的投资者主要赌股票开市时的表现。期货市场行情走势令富尔德大惊失色：雷曼股价下跌了21%。他迅速心算了一下：还没开市，他的个人账户就已经损失了8 950万美元。
CNBC正在播放乔·凯尔宁（Joe Kernen）对伯纳姆资产管理公司（Burnham Asset Management）的安东·舒茨（Anton Schutz）的采访，该采访主要是围绕着贝尔斯登收购案的后果以及对雷曼的影响展开的。
“我们一直认为雷曼会第一个倒闭，或者说会处于风暴的中心。根据今天的情况，您认为未来事态会如何发展？”凯尔宁问道。
“我认为投资银行会走向衰弱，理由是人们现在都害怕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项目是不实资产。为什么摩根大通可以用如此少的资金收购贝尔斯登，为什么美联储要为贝尔斯登负担300亿美元不良资产的损失？这其中恐怕有很多问题，我们都很想知道答案。”舒茨回答道。
富尔德紧绷着脸专注地看着采访，直到话题从雷曼绕开后，他才略微放松了一些。但话题很快又绕了回来。“如果您是雷曼的一员，看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您会怎么办？我想雷曼的员工们此刻正如坐针毡吧。”凯尔宁问道。
如坐针毡？这还不足以描述他们的窘境！
7点40分，保尔森打来电话。道琼斯新闻电讯报道说：上周晚些时候，东南亚最大的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控股集团在内部发布要求，不允许交易员再进行与贝尔斯登或雷曼有关的交易。保尔森认为雷曼正在不断地丧失交易伙伴，这意味着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我们会没事的，乱局最终会平定下来。”富尔德向保尔森保证。周末他已向保尔森汇报过公司盈利稳定的情况，这时他又把相关情况重复了一遍。这份报告将在星期二上午公布。
“有消息马上通知我。”保尔森说道。
1小时后，纽约的交易大厅全都喧闹起来。富尔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目光紧紧盯着面前两台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彭博网站数据：一开盘，雷曼股价就下跌了35%。穆迪评级公司在投资银行高级长期负债项目中仍给了雷曼A1的评级，但同时把雷曼的前景从“积极”下调为“稳定”。
从印度回来的途中，富尔德、格雷戈里以及首席法律顾问托马斯·拉索（Thomas Russo）就公布公司盈利状况报告的时机进行了讨论：原计划周二公布，但富尔德想赶在周一开市前提前公布，他一向对公司盈利状况充满信心，认为没必要拖到周二。他在动身去亚洲前用公司内部邮箱给员工们发了一封对公司前景表示乐观的邮件。拉索却担心提前公布会被公众认为是绝望中的背水一战，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反而会引发更多担忧，因此力劝不要提前公布。
看到雷曼股票持续下跌，富尔德开始重新考虑公布盈利报告的时机，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所做的经营决策。多年前他就意识到，雷曼有一天可能会悄无声息地突然陷入困境。他也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华尔街高杠杆率的做法蕴藏着巨大风险，但他不愿错过赚钱机会——建立在对前景看好基础上的豪赌带来的回报实在太丰厚了。他常对同事说：“这是在用劣质沥青铺路。天气恶劣时，路面上的坑洼会更深、更糟。”现在坑洼出现了，他不得不承认，情况比预想的更糟糕。但他内心深处依然相信雷曼能够挺住，他实在无法想象雷曼挺不住会是什么景况。
格雷戈里在富尔德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两人微微点头以示问候。当CNBC在屏幕下方打出“谁是下一个”的滚动字幕时，两人都不禁向电视机屏幕前凑了凑。
当听到各大公司的高管们轮番宣扬着自己公司的辉煌业绩时，富尔德忍不住骂了句粗口。
仅1小时内，雷曼的股价就下跌了48%。
“看空！看空！现在都在看空了！”富尔德怒吼道。
时年65岁的拉索教授坐在格雷戈里旁边，他原打算和家人去巴西度假。与格雷戈里一样，拉索也是富尔德为数不多的几个心腹之一。他告诉富尔德，人们都在交易大厅为华尔街一帮对冲基金经理联手搞垮贝尔斯登的事情交头接耳。这些对冲基金经理提走经纪账户上的资金，购买针对贝尔斯登的保险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然后做空它的股票。拉索还绘声绘色地说，上周日早上，有人看到这些搞垮贝尔斯登的做空者在曼哈顿四季酒店共进早餐，高举着350美元一杯的米摩莎鸡尾酒，以庆祝获得成功。
这是真的吗？谁知道呢？
富尔德、格雷戈里和拉索三人聚在一起，积极筹划危机应对策略。他们一大早就召集精神已高度紧张的高管们开会。雷曼陷入危机的传言已遍布华尔街大街小巷，如何才能平息这些负面舆论呢？现在人们只要谈论贝尔斯登，最后都会扯到雷曼。纽约子午线股权合伙公司股权战略专家迈克尔·麦卡蒂（Michael McCarty）在彭博电视上说：“雷曼可能在周五之前就会重蹈贝尔斯登的覆辙。”
当天早上，美林公司资深首席投资策划师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给他的客户发了一条预警短信：“贝尔斯登倒闭后，将会有更多公司步其后尘。我们刚刚感觉到，信贷市场的泡沫原来如此巨大。”短信说得很婉转，没有直接点雷曼的名。
整个上午富尔德的电话就没断过，客户、交易伙伴、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纷纷来电，大家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打来电话是想要从富尔德这里得到安慰，有些人打来电话则是想要安慰富尔德。
“你还好吗？”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问道，他也是富尔德的老朋友了，“情况如何？”
“我很好，”富尔德告诉他，“但谣言四起，已经有两家银行不愿和我们做交易了，”德意志银行和汇丰银行已经停止与雷曼进行任何交易，“不过我们有充足的流动性，所以不会有问题。”
“好的，我会交代交易员整天都与你们进行交易的，”麦克说，“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告诉我。”
富尔德开始向他的得力助手伸手求援了。他与雷曼伦敦分公司的负责人杰里米·艾萨克斯（Jeremy Isaacs）进行了电话沟通。放下电话后，艾萨克斯告诉他的团队：“我们不会下午就破产的，不过对此我也不是百分之百地确信，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在发生……”
尽管富尔德非常热衷于利用杠杆，但他也深知拥有足够流动性的重要性。他常说：“你需要拥有足够的现金才能安然渡过危机。”他常常给别人讲述一个他在拉斯维加斯亲眼目睹的故事：一次，他在21点赌博游戏桌旁看到一个疯狂赌徒每次赌输后都把赌注翻番，寄希望于只要下次赌赢就可以捞回本钱，但最后这个赌棍一夜之间输掉了4 500万美元。富尔德当即把他的感悟记在一张餐巾纸上：不管你是谁，都必须拥有足够的现金。
现金总是多多益善！
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倒闭事件又给富尔德上了一课。当时雷曼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敞口巨大，情况十分危急，但幸好有额外的现金作为缓冲，同时也得益于富尔德采取的有效措施，雷曼最终安然渡过了危机。富尔德从中得到了另一个教训：必须及时辟谣！如果任由各种谣言传播，谣言最后就会成真。在那次危机中，他向《华盛顿邮报》发飚：“所有谣言都是谎言。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查出谁在造谣，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这天早上，富尔德给《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苏珊·克雷格（Susanne Craig）回了电话。苏珊为人精明、务实，多年来一直负责为雷曼写报道。富尔德很喜欢她，常向她透露一些公司内幕。苏珊认为富尔德接受采访是有效平息外界对雷曼种种负面传闻的良机，她还建议富尔德重点谈谈雷曼应对危机的种种预案。富尔德平常比较低调，不爱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但他基于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中的经验，愉快地接受了苏珊的建议。在那次危机中，他对待媒体的方式不甚积极友好，而雷曼则因此吃了些苦头。富尔德告诉苏珊：“希望这次我能做得好些。”
中午，富尔德和其他雷曼高管一致决定接受《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巴伦周刊》的采访。他们将尽可能多地向苏珊披露公司内部的运营情况，争取在这些报刊的头版大幅报道公司稳健运营的消息。下午3点开始，他们安排了许多员工轮流接受采访。采访的主题很鲜明：传闻并不真实，雷曼和高盛、摩根士丹利一样拥有充足的流动性。
为了准备采访，富尔德与格雷戈里、拉索及公司新任首席财务官艾琳·卡伦（Erin Callan）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
富尔德告诉苏珊：“我们知道自己需要大量流动性，也知道谣言一旦传出，就要快速应对，绝不能拖沓。”他还强调说，美联储开放了贴现窗口，雷曼的根基因此更加牢固：“有人打赌说美联储不能稳定市场，我认为这场赌局的胜算不大。”
格雷戈里也重申：“我们拥有流动性，尽管现在并不需要用到它，但拥有流动性本身就是强有力的积极、稳健的信号。”
这些话没有触及美联储向投资银行开放贴现窗口这一政策的隐性障碍。美联储决定为雷曼等投资银行提供低息贷款，但接受低息贷款实际上等于默认自己情况不妙，没有哪家机构敢冒这样的声誉风险。事实上，这是美联储为了增强投资者信心而采取的安慰性措施，并不是真的要拿出资金支持投资银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联储出台这项务虚政策的始作俑者正是投资银行人士们自己。两个月前，一年一度的资本主义盛会——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举行。雷曼首席法律顾问拉索在向论坛递交的白皮书里提出了这个建议，纽约联储行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当时在台下听取了拉索的报告。
采访结束后，格雷戈里和卡伦回到办公室，挨个打电话给那些传言要缩减与雷曼交易的对冲基金公司，尽一切办法挽留它们。
这个闪电战术奏效了：交易结束前1小时，雷曼的股价发生了U形逆转。当天早些时候雷曼股价一度下跌了近50%，但最后收盘时只下挫了19%，收于每股31.75美元。这是四年半来的最低价，繁荣时期创造的利润一天之中就消失殆尽了。尽管如此，高管们还是为通过努力取得的些许成效感到高兴。明天盈利报告即将发布，好势头看来还能保持下去。首席财务官卡伦将是明天报告发布会的核心人物，她匆匆赶到格雷戈里的办公室，为发布会做悉心准备。
富尔德筋疲力尽地坐进回家的车，打算到家后好好睡一觉。此时，他多么希望花费2 100万美元购买的豪华公寓已装修完毕，可妻子凯西却固执地决定重新装修一下。这座位于公园大道640号的公寓拥有16个房间，全部位于一层。他慵懒地坐在奔驰车后座上，关掉黑莓手机，享受着这难得的轻松时刻。
没人想到迪克·富尔德[2]会在华尔街发展得这么好。
1964年，富尔德作为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一年级的学生，似乎迷失了人生方向，迟迟决定不了就读的专业。于是，他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营（ROTC），这个训练营的受训者都是有志于成为军官的大学生。
一天早上，一名大学高年级学生担任指挥官，命令所有学员在学校正方形大操场上列队接受检阅。
“富尔德，你的鞋子不够亮。”指挥官厉声喝斥道。
富尔德刚想应答，指挥官已在富尔德左脚鞋子上故意跺了一脚。他命令富尔德回寝室把鞋擦干净，富尔德不声不响地照办了。当他回到操场后，指挥官又故意在他右脚鞋子上跺了一脚，再次命令他回寝室去擦鞋。
指挥官还开始折磨队列中一位身材矮小的学员，他用结实笨重的军靴使劲踢着年轻人的脚踝，年轻人疼倒在地，痛哭起来。可指挥官还不肯放过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屈起膝盖去撞男孩的脸，男孩的眼镜被撞到地上，镜片玻璃碎了一地。
富尔德并不认识那个男孩，但他实在看不下去了。
“嘿，混蛋，”他冲指挥官喊道，“你为什么不找个和你个头差不多的来欺负呢？”
指挥官逼近富尔德的脸，厉声问道：“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富尔德毫不犹疑地应了声：“是！”
他们很快撕打起来，其他人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最终他俩都血淋淋地躺在地上。很快，学校里负责后备军官训练营的领导把18岁的富尔德叫了去：“你竟然和长官打架，这可不是军校学员应有的举动。”情况很明显：他就要被开除了。
富尔德争辩道：“长官，我希望你能听我解释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很清楚。你和你的长官打架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不能再让你待在训练营里了。”
后来人生中有很多事情都让富尔德备感失望，这件事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件，但却成了他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富尔德是在纽约州威彻斯特郡哈里森地区的一个富裕郊区长大的。他的家族拥有一家年收入高达10亿美元的纺织品公司——联合招商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是他的外祖父雅各布·舒瓦布（Jacob Schwab）在1912年和别人合伙创办的，公司最初名为科恩·豪尔·马克斯公司（Cohn-Hall-Marx Company）。
富尔德的父亲不想让儿子在家族企业里工作。1966年夏，作为雷曼的老主顾，富尔德的外祖父雅各布·舒瓦布很快给外孙谋到一份在雷曼丹佛交易所做暑期兼职的差事。
雷曼丹佛交易所的办公室只有三个人，富尔德干些杂活儿——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抄写文件（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有时也跑跑腿。正是这份兼职工作开启了富尔德华尔街事业的大门。富尔德被交易大厅热火朝天的景象深深吸引：人们在交易大厅里声嘶力竭地高声报价，紧张、忘我地投入工作。“我属于这里。”富尔德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富尔德之所以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并不是因为他的人生理想是玩转别人的钱，而是因为这个行业带给他一种发自内心的豁然开朗的感觉。多年后他承认：“我当初真是误打误撞进入投资银行业的。可我一接触到这一行，就立即发现我能理解它，它的一切都非常适合我。”
不过，富尔德不喜欢雷曼总部的刘易斯·格鲁克斯曼（Lewis L. Glucksman），因为他穿着邋遢、态度生硬、语言粗暴。格鲁克斯曼有时会从华尔街总部到丹佛交易所来。要不是实在太热爱这份工作，富尔德才不愿为这个暴君工作。
1969年2月，大学毕业半年后的富尔德以暑假实习生身份重进雷曼。这一次，他是在位于华尔街核心地段——威廉第一大街的雷曼总部上班。公司大楼建于1907年，颇具雄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他和父母住在一起，每天乘坐公交车上下班。他的工作内容是处理公司用于为日常运营融资的商业票据。
除了要向格鲁克斯曼汇报这一点外，富尔德对这份工作满意极了。格鲁克斯曼还是像过去那样，整天不停地训他。
不过富尔德也不是特别在意格鲁克斯曼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在雷曼干多长时间。他打算到科罗拉多大学攻读国际商务方向的MBA。暑期实习快结束时，他找格鲁克斯曼为自己写一封推荐信。
“见鬼，你要那玩意儿干嘛？”格鲁克斯曼吼道，“读研究生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我现在已经给你工作了啊。”但富尔德还是坚持要去念MBA。
“我们相处不来，”富尔德反唇相讥，“你总对我大声嚷嚷。”
“留下来吧。你不必为我工作。”格鲁克斯曼说。
富尔德最终选择留在雷曼，晚上到纽约大学继续攻读学位。他继续干着诸如扛着当时公司最新的技术装备——录像机到处拍摄之类的杂活儿。一天，他正在录制对格鲁克斯曼的采访节目，采访间隙，格鲁克斯曼问：“录像机后面是谁？”富尔德赶忙把脑袋探了出来。
“你他妈的到底在干什么？”格鲁克斯曼说，“明天一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第二天，格鲁克斯曼在办公室对富尔德说，“做那些琐碎的破烂事儿？太可笑了，你为什么不为我工作呢？”
“难道说我‘升职’了？”富尔德问道。
两人很快成了朋友，富尔德从此平步青云。他当时的年薪是6 000美元，仅为30多年后担任首席执行官收入的万分之一。那年年底，他从父母家搬了出来，住在第六十五街东401号以每月250美元的价格租下的一居室。他开着一辆桔色的庞迪克GTO汽车上班，常有同事搭便车，后来成为财政部副部长的罗杰·阿特曼（Roger C. Altman）也是其中之一。
2006年去世的格鲁克斯曼也是出色的交易员出身。从富尔德身上，格鲁克斯曼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曾这样价评富尔德：“迪克不会让情绪影响他的判断。他很清楚何时该买入，何时该卖出，他是天生的交易员。”
每天清晨，一迈进交易大厅，富尔德就感觉到心脏开始兴奋而有力地剧烈跳动，一种紧张、刺激感油然而生。他喜欢这里的一切：喧闹声，咒骂声，在这里只有拥有智慧、相信自己的人才能生存。
事实上，富尔德刚进雷曼时，雷曼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转型，他便是这场变革的受益者。
雷曼创立于1850年，20世纪时发展成为商业巨擘。美国内战爆发前几年，伊曼纽尔·雷曼（Emanuel Lehman）、亨利（Henry）和迈尔（Mayer）兄弟三人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移民到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做棉花生意，当时棉花是美国的经济作物。20年后，三兄弟在纽约曼哈顿开设了店铺，并协助了纽约棉花交易所的建立。雷曼很快由交易行发展成投资银行，为西尔斯、伍尔沃斯、美国无线电公司等公司的创立筹集了大量资金（这些公司当时的地位正如今天的苹果、谷歌、微软、英特尔公司等）。
富尔德进公司的第一年，雷曼颇具传奇色彩的高级合伙人、伊曼纽尔的孙子罗伯特·雷曼（Robert Lehman）去世了。罗伯特带领公司挺过了1929年的大萧条，并在大萧条后把公司打造成金融巨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罗伯特颇具贵族气质，他曾长期执掌公司大权。20世纪早期，很多大公司都是他的客户。到了20世纪60年代，雷曼银行咨询业务的规模仅次于高盛。不过，在他们这里咨询的客户最终得去高盛融资。罗伯特·雷曼和其他合伙人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于是决定开办商业票据交易业务，并从当时华尔街著名的投资银行——A.G.贝克尔资本管理公司挖了刘易斯·格鲁克斯曼来负责此项业务。
富尔德跻身于雷曼董事之列时，公司绝大部分利润都来源于格鲁克斯曼负责的交易业务。格鲁克斯曼管理的交易所嘈杂混乱，装着烟头的烟灰缸和盛着微温咖啡的杯子散落四处，交易终端和电话机附近都堆满了文件。电话筒在空中被传来递去，纸篓也被踢得东倒西歪。为了营造出拉斯维加斯赌场的气氛，格鲁克斯曼要求窗户不透光，所有交易员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拓新（Quotron）和德励（Telerate）机器上（这是当时华尔街的标准配置）。与拉斯维加斯赌场一样，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烟味。这与银行家们的绅士做派有天壤之别，但却渐渐成了雷曼的风格。
富尔德身高不到1.73米，头发乌黑，额头宽阔饱满，眼窝深陷，眼神阴郁，气势逼人，令人生畏，这在格鲁克斯曼精心培育的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氛围中绝对是种优势。富尔德酷爱健身和举重，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不会有人屑于和瘦小的他交锋，但实际上他相当有耐力。
富尔德在公司做交易员时人称“一根筋”，从来不和别人废话。他的眼睛总是紧盯着面前那台旧式电脑的绿屏幕，嘴里不断地咕哝着他的交易。
一天，他走到交易所主管艾伦·卡普兰（Allan S. Kaplan）的办公桌旁（艾伦·卡普兰后来成了雷曼的副董事长），让他为一笔交易签字（根据规定，交易所主管当时必须为交易签字）。烟不离手的圆脸卡普兰正在打电话，故意不理富尔德。富尔德眉头紧锁，焦急地在旁边转来转去，他手里挥舞着交易合同，大声催促卡普兰签字。
卡普兰用手捂住话筒，愤怒地转向这位年轻的交易员：“你总是觉得自己最重要，”他真的发火了，“除了你的交易，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但除非我桌子上的文件都办完了，否则我不会给你那些该死的交易签字。”
“真的？”富尔德挑衅地问道。
“当然。”卡普兰说。
话音刚落，富尔德就弯下身子，胳膊用力往卡普兰桌面上一扫，无数文件瞬间在空中漫天飞舞。富尔德低声而有力地问：“现在你可以签字了吗？”此后，富尔德“大猩猩”的绰号就慢慢在公司内外传开了。富尔德自己倒没觉得这个绰号有什么不好。多年后，他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后，还特意买了个大猩猩毛绒玩具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雷曼被迫撤离了位于与世贸中心仅一街之隔的曼哈顿下城总部，那个大猩猩毛绒玩具从此也就丢失了。
富尔德到雷曼几年后，有一天他在抵押贷款办公桌前看见一张新面孔。富尔德肤色黝黑，气质忧郁；那个人则皮肤白皙，热情亲切。新面孔亲热地向富尔德伸出手来：“嘿，我是约瑟夫·格雷戈里。”一段长达40年的友谊从此拉开序幕。
格雷戈里和富尔德性情迥异。富尔德常常咄咄逼人，相比较而言，格雷戈里更讨人喜欢些，不过这并不妨碍两人成为亲密朋友。格雷戈里对富尔德非常敬重。
有一天，富尔德把格雷戈里拉到一边，婉转地提醒他的穿着不太得体。富尔德说：“格鲁克斯曼不会因领带上沾有汤水渍、衬衫下摆没整理好就被辞退，但你我都不是格鲁克斯曼。”听罢此言，格雷戈里立刻抽空到百货公司买了好多衣服。他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我不想让迪克失望。”
与富尔德一样，格雷戈里也并非毕业于常春藤联盟的著名学府（他毕业于霍夫斯特拉大学），也纯属偶然地于20世纪60年代加入雷曼。他本打算做一名高中历史老师，但在雷曼做了一夏天的通讯员后，决定从此往金融业发展。
20世纪80年代，格雷戈里与公司其他三位升迁很快的高管一起从长岛北岸的亨廷顿赶到公司上班。每天清晨，在那段长长的路途中，他们会一起讨论当天在交易所实施的交易策略。他们总是一起到达公司，下班后也常常聚在一起打篮球或健身，因此公司里的人把他们戏称为“亨廷顿黑手党”。
格鲁克斯曼是一名出色的交易员，在他的指导下，富尔德和格雷戈里都进步很快，但格鲁克斯曼明显更偏爱富尔德。每天早上，富尔德和另一位新秀詹姆斯·勃沙特（James S. Boshart）都会凑在格鲁克斯曼旁边一起阅读《华尔街日报》，格鲁克斯曼会做一些精彩点评。他那些名言警句很有他独特的风格，如“别随意接交易”，意思是，如果你不知道最新股票报价，那连电话都不要去接。
人们渐渐地意识到，格鲁克斯曼之所以不修边幅，其实是在给自己着意打造一种另类的政治风格。他对公司里毕业于名校的投资银行家们所享有的特权和种种做派极为不满。华尔街银行家和交易员的斗争就像一场真正的战争，投资银行业务向来被尊崇为一门艺术，而做交易则被看作是一种简单运动，只需要技术，不需要脑子和创造力。尽管交易员的收入已逐步提高，但在华尔街的社会等级排序上，交易员的位置总要矮一级。好斗的格鲁克斯曼努力激起交易员的对抗心理，公司上下常能听到“该死的银行家”这种说法。
20世纪70年代，雷曼洛杉矶分部一位成功的银行家彼得·卢斯克（Peter Lusk）斥资36.8万美元，用水晶吊灯、木质画墙和吧台来装饰办公室。格鲁克斯曼得知此事后，立即飞到西海岸，直奔卢克斯的办公室。他到达时，卢克斯的办公室还没有人。看到卢克斯的办公室如此奢华，格鲁克斯愤怒极了，他从秘书办公桌里翻出一张白纸，用大写字母潦草地写下“你被开除了！”然后把纸贴在门上。
格鲁克斯曼没有就此作罢，他又抓起一张白纸接着写道：“雷曼为装修这间办公室花的每一分钱你都要还回来！”，并把这张纸紧贴在前一张纸的下方。
1983年，格鲁克斯曼发起了一场华尔街的著名战役，并取得了最终胜利。作为一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裔二代美国移民，格鲁克斯曼逼走了曾任尼克松政府商务部部长、在金融界人脉关系最深广的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最后，格鲁克斯曼让彼得森选择：要么轻松地离开雷曼，要么留在雷曼艰难度日。彼得森选择了前者，并与别人合伙创立了黑石集团。随着年龄增长，格鲁克斯曼更加圆滑世故。他从不谈论这次人事斗争，他说：“谈这种事有点像谈论我的前妻。”
格鲁克斯曼没能当多长时间的雷曼总裁。8个月后，1984年4月10日，雷曼董事会17名董事投票通过决议，以3.6亿美元的价格把雷曼卖给美国运通。富尔德称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这其实是彼得森的亲信所发动的报复行径，他们积极联系美国运通，促成了这笔交易。雷曼差不多花了10年时间才又赢回斗争的胜利。
美国运通公司旗下负责零售经纪业务的希尔森公司与雷曼合并，全盘吸收雷曼的人马成立了希尔森雷曼公司，专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新公司成立伊始，关系就没有理顺。美国运通公司最大的失误是，没有立即解雇雷曼方面一开始就明确反对并购的高管们。
并购发生时富尔德已是雷曼董事会成员，他是三位反对出售雷曼的董事之一。投反对票时他深情地说：“我爱雷曼。”
格鲁克斯曼、富尔德、格雷戈里，还有格鲁克斯曼圈子里的其他人为雷曼的自治和独立艰苦地奋斗了十年。格雷戈里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就像蹲了十年监狱。”
为了让大家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格鲁克斯曼把富尔德和其他高级交易员召集到公司会议室。开始大家都不明白格鲁克斯曼为什么拿来一大捆2号铅笔。只见他给每人发了一支，然后下令把铅笔折成两截。大伙在嘻笑中都轻松地做到了。接着格鲁克斯曼把一大捆铅笔递给富尔德，让他把它们一下子全折断。虽然号称“大猩猩”，富尔德却没能做到。
玩了这个有趣的游戏后，格鲁克斯曼对大家说了句富有哲理的话：“只要团结一致，你们就能办成大事。”
雷曼成了“金融超市”的一部分。在雷曼交易员和高管看来，“金融超市”是太过稀松平常的东西，这让他们感到很恼火。更糟糕的是，新公司的管理架构错综复杂，极不明晰。
1993年，富尔德和唐米尔森·希尔（J. Tomilson Hill）一起被任命为希尔森雷曼控股公司的联合总裁和联合首席运营官。他们向希尔森雷曼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报告，希尔森雷曼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则向美国运通首席执行官哈维·戈卢布（Harvey Golub）报告。富尔德的门生克里斯托弗·佩蒂特（T. Christopher Pettit）负责投资银行与交易业务部。没人知道到底谁真正负责，换言之，没人负责。
1994年，不堪重负的美国运通终于决定把雷曼分离出去。当时雷曼资本严重不足，业务主要集中于交易债券。大批业务骨干离开了公司，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黑石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没人料到雷曼作为一个独立公司还能生存很久，大家都以为它很快就会被一家大银行收购。
当初，美国运通首席执行官哈维·戈卢布把富尔德从希尔森雷曼公司的一名高级交易员提升为联合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现在富尔德不再为他工作了。雷曼危在旦夕，希尔森的业务单元被卖掉时，雷曼的净收入下降了近1/3，它的投资银行业务也缩水了近1/3。富尔德等人一直在为雷曼的命运苦苦奋战。
在这危急的特殊时期，内部斗争仍很激烈。1996年，佩蒂特到处嚷嚷着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富尔德便把他开除了。三个月后，佩蒂特乘坐的摩托雪撬发生事故，佩蒂特不幸身亡。富尔德独自管理了公司数年，后来，他任命格雷戈里和布拉德利·杰克（Bradley Jack）为公司的联合首席运营官，但杰克很快便被格雷戈里排挤走了。格雷戈里深受富尔德信任，因为他确有天分，更为重要的是，他看起来不会对别人构成威胁。
富尔德把格雷戈里视为手下“最好的交易员”，他认为有了格雷戈里的帮助，一定能消除20世纪80年代差点毁了雷曼的种种负面舆论。接着，富尔德开始大量裁员。1996年，雷曼员工减少了20%，只剩下7 500人左右。同时，他采用了更为流畅的管理架构。富尔德拥有一种令人惊讶的标榜自我、招纳贤才、讨好客户的才能，他把自己重塑为公司的公众形象，格雷戈里则成了首席运营官、富尔德的“贤内助”。富尔德成了一位“该死的银行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提升这个新上市公司的股价。公司员工拥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股份，最终占到公司股份的1/3。“我想让我的雇员像主人翁一样工作。”富尔德告诉他的管理人员。
为鼓励团队努力工作，富尔德实行了计分制。事实上，他也用计分制鼓励儿子里奇打曲棍球。里奇打球时，富尔德会为他录像并告诉他：“如果你进球，得1分；如果你助攻，得2分。”他把教育儿子的经验运用到对雷曼的管理中，例如，他说：“团队中任何一人受到攻击，团队所有成员都要拼命反击。”雷曼高管能拿到多少薪酬，取决于他们所在团队的整体表现。
如果你对富尔德忠心耿耿，他也会对你以诚相待。很多雷曼员工都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富尔德和洛斯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蒂施（James Tisch）一家人一起度假。他们到犹他州布赖斯峡谷国家公园做徒步旅行，从峡谷顶下来差不多走了两公里路时，蒂施10岁的儿子本哮喘发作，当他意识到吸氧器被忘在峡谷顶上时，顿时惊恐万状。
富尔德和蒂施一起陪本折回峡谷顶。“本，你来带路。”富尔德一路想方设法帮助男孩树立信心。
半路上他们碰到一个徒步旅行者。那人看着喘着粗气的本说：“天啊，我们今天可没喘成这样。”
富尔德立即冲那个人愤怒而粗暴地咒骂道：“吃屎去吧，去死吧！”
富尔德此举大大鼓舞了本，他几乎是小跑着回到峡谷顶上的。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那段混乱时期，富尔德充分发挥了领导才能。他反复宣扬团结友爱精神，敦促员工紧密团结在一起。世贸大厦被撞的第二天，富尔德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参加关于讨论何时重开纽交所的会议。当被问到雷曼是否能够投入交易时，富尔德饱含着热泪说：“现在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谁还活着。”
最终雷曼确认在“9·11”恐怖袭击中只有一位员工不幸遇难，但位于世界金融中心3号楼的雷曼全球总部大楼严重损毁。富尔德在曼哈顿中城第七大道的喜来登酒店为6 500名员工租了临时办公室。几星期后，他亲自与摩根士丹利谈判，从其手中买下一栋新楼。
一个月后，雷曼换了办公地点并正常营业，就像什么灾难也没有发生过。不过搬家损失了一员“爱将”：富尔德的黑猩猩毛绒玩具从此不见了。格雷戈里后来说，富尔德和整个公司都已经不再需要它了。
虽然富尔德常常谈到改变，但他并没有彻底变革公司文化，而只是对其进行了一些微调。与格鲁克斯曼宣扬偏执好斗的世界观相比，富尔德所倡导的公司文化表面上看起来要柔和得多，但他同样尚武。“每天都是一场战斗，”富尔德向高管们吼道，“必须干掉你们的敌人。”但交易员和银行家不再针锋相对，雷曼也不再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我努力培训投资银行家，让他们了解自己所销售的产品。”富尔德担任首席执行官很长一段时间后，格鲁克斯曼说：“我们是第一家把投资银行家放到交易大厅的公司。我离开公司后，迪克比我做得还要好。”
富尔德认为雷曼过分依赖交易债券及其他债务工具的做法过于保守，看到高盛通过运用自有资金投资赚了大钱，富尔德也想拓展公司业务。于是，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格雷戈里头上。格雷戈里并非天生就心细，也不是天生的风险管理者，但他在公司业务拓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地将雷曼业务扩展到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杠杆贷款等领域。随着牛市的到来，雷曼的盈利和股价都飙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年，格雷戈里的薪酬为年薪500万美元现金和2 900万美元股票。当年富尔德的年薪为4 000万美元。
富尔德自己不想出面的事，全由格雷戈里来做。公司员工违规挨训，训斥者总是格雷戈里，话筒那端的受训者总被他斥为“混蛋”。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格雷戈里是“达斯·维德”[3]式的人物。尽管富尔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格雷戈里的铁腕策略确已成为公司正常运转的有力保障。
2005年，格雷戈里做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决定，此后这一决定也在公司内部广为流传：他令人费解地让得意门生罗伯特·沙菲尔（Robert Shafir）坐了冷板凳。沙菲尔是雷曼股权业务的全球负责人，并曾帮助格雷戈里开创了这项业务。因此，格雷戈里的做法似乎毫无道理。格雷戈里告诉沙菲尔给他安排了新的工作，就把他从公司管理委员会踢了出去。生怕沙菲尔还不明白，格雷戈里故意把他的办公室安排在管理委员会会议室的正对面，时刻冷酷地提醒着他已遭到排挤。那段时间，沙菲尔的女儿恰巧被诊断出囊性纤维化病，于是沙菲尔请了几天假，并寄希望于等他回公司上班后格雷戈里还会重新给他安排工作。
几个月后，见沙菲尔还没主动辞职，格雷戈里就把他叫到办公室。一阵尴尬的沉默后，格雷戈里问：“派你去亚洲怎么样？”
沙菲尔懵了：“去亚洲？你在开玩笑吧。格雷戈里，你知道我孩子的情况，我是不可能去亚洲的。”
就这样，沙菲尔跳槽到瑞士信贷。雷曼内部人士称他为“乔杀”[4]。
格雷戈里在用人决策上也常剑走偏锋。2005年，他把赫伯特·巴特·麦克达德（Herbert “Bart” McDade）从公司固定收益业务负责人改任为公司股权业务负责人。麦克达德是债务领域的专家，对股权业务却知之甚少。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灭时，不断有人责问格雷戈里，为什么安排那么多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管理人员负责商业房地产业务。格雷戈里对此的解释是：“人们需要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现在这个局面是金融体系造成的而非他们造成的。”
在格雷戈里的人事任命中，艾琳·卡伦最受争议。卡伦金发碧眼，外貌出众，喜欢穿鞋跟细高的时髦皮鞋。2007年，格雷戈里任命41岁的卡伦升任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公司上下一片哗然。卡伦确实很聪明，但她根本不了解公司的财务运作，也没有一点财会背景。雷曼女银行家罗斯·史蒂芬森（Ros Stephenson）对这个任命极为不满。罗斯也极具影响力，她是公司里除富尔德外唯一可与英国私募基金科尔伯格-克莱维斯-罗伯特公司（Kohlberg Kravis Roberts）头号人物亨利·克拉维斯（Henry Kravis）通电话的人。她直接找到富尔德发泄不满，但富尔德一如既往地支持格雷戈里的决定。
卡伦非常渴望能向同事们证明，自己与富尔德一样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华尔街战士。和富尔德相比，卡伦登上金融行业顶层的道路更加不同寻常。卡伦的父亲是纽约市的一名警察，一共有三个女儿。1990年，从纽约大学法律学院毕业后，卡伦在盛信律师事务所（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的税务部门担任助理。盛信律师事务所专门为华尔街大公司服务，雷曼便是其重要客户。
在盛信干了5年后，卡伦冒昧地给在雷曼的熟人打电话咨询：“像我这样的人到华尔街工作会不会显得很奇怪？”
不，当然不会。卡伦被雷曼聘用后不久，税法有所修订，证券产品按照负债来缴税，证券业随之繁荣起来。卡伦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税法方面的专业知识熟练地为客户设计一些复杂的投资产品。因为自身的机智、自信、灵活，她很快就得到了升职。几年后，她负责公司的全球金融解决方案和全球金融分析团队。随着对冲基金公司日益成为华尔街的高端客户，2006年，公司交给卡伦一项重任：协调对冲基金公司与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的关系。
在卡伦的帮助下，堡垒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成为美国第一家管理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上市公司，此举为她在雷曼赢得声誉。后来，卡伦又负责了另一家基金公司Och-Ziff资金管理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工作。她还为雷曼最重要的对冲基金客户，即肯尼斯·格里芬（Kenneth C.Griffin）执掌的城堡投资集团（Citadel Investment Group）精心筹划了总价5亿美元、期限为5年的债券发售工作，这也是对冲基金公司首次发行债券。
卡伦很快就引起了格雷戈里的注意。格雷戈里在管理上信奉多样化，他认为，世界在改变，雷曼和其他金融团体一样再也不能仅是男性白种人的舞台。提拔一位聪明的年轻女性无论对雷曼还是对他自己都有好处，况且不管卡伦在电视上多么引人注目都不会对他在公司的地位构成威胁。
3月17日晚，艾琳·卡伦在时代华纳中心的公寓里辗转反侧。明天将是她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她将单枪匹马去扑灭即将吞噬雷曼的熊熊大火，同时也将证明嘲笑和批评她的家伙们是多么愚蠢可笑。
数小时后，卡伦将代表雷曼面对全美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她将主持一次详述公司季度业绩的电话会议。全美各地的金融分析人士都会认真聆听，其中很多人已准备从雷曼任何一点脆弱迹象着手打倒雷曼。根据相关安排，卡伦报告完业绩数据后，会有很多人提问。就算一切进展顺利，也肯定有些棘手问题需要卡伦机智应答，而她的回答既可能拯救雷曼，也可能毁灭雷曼。
卡伦实在睡不着，她干脆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门口拿起当天的《华尔街日报》。头条新闻是“雷曼发现自己正处于暴风雨的中心”，这让卡伦原本就紧绷的神经更加紧张。报道还说，雷曼高管们正力图平息雷曼已摇摇欲坠的传言，尽管她也被点出是高管之一，但她还是很喜欢这篇报道。
卡伦疲惫极了，却又很兴奋，肾上腺素在她苗条的身躯里流淌。她穿着一套由她的私人导购从波道夫·古德曼时尚精品店中仔细挑选出的黑色西装，端着咖啡杯快速走下楼梯。今天她还要参加CNBC玛丽亚·巴蒂罗姆（Maria Bartiromo）主持的《美市收盘报道节目》，她已为此特意做好了发型。
卡伦站在时代华纳中心的遮阳篷下等待司机，她希望这里只是她暂时的家。她早就希望改善一下居住环境，职位晋升后薪水也水涨船高，她已看好位于中央公园西15号一套面积200多平方米的31层公寓，眼下正在进行一系列购房谈判。这幢石灰岩构筑的大楼坐落于纽约市最好地段，由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A. M. Stern）设计。很多著名金融家，如高盛的劳尔德·贝兰克梵、花旗集团传奇人物桑迪·威尔（Sanford I. Weill）、对冲基金大师丹尼尔·洛布（Daniel Loeb），还有摇滚明星斯汀（Sting）等，纷纷在这里安家。卡伦的新公寓总价648万美元，她打算贷款500万美元。坐进汽车后座时，她觉得今天上午的赌注实在太大，她中意的新公寓也是赌注之一。
在雷曼的办公室里，富尔德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准备收看财政部长保尔森在CNBC的直播节目。他用遥控器把声音调大了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CNBC都在播放《今日秀》节目，主持人马特·劳尔（Matt Lauer）正在进行采访。
“我不想咬文嚼字，”劳尔说，“但我想和你探讨一下星期一总统会见你后的言论。总统说：‘财政部长保尔森告诉我最新消息。很明显，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白宫新闻发布室里，保尔森看上去明显睡眠不足，他全神贯注地听着从右耳边传来的问题。
劳尔继续说：“我想把这和艾伦·格林斯潘最近所写的一篇文章做个比较。”屏幕上出现了格林斯潘的照片，旁边打出了他的文章内容： “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可能会发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惨痛的事。”
“‘我们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低估了今年的形势？”劳尔以他一贯礼貌但尖锐的方式发问道。
保尔森微微有些迟疑，但很快就回过神来侃侃而谈：“自8月以来，我们的资本市场一直有点动荡。我们正努力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我对我们的市场很有信心，这个市场很有韧性。但解决问题需要时间，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他希望这番话能让大家感到宽慰。
富尔德焦急地等待着劳尔询问救助贝尔斯登的相关情况，劳尔终于提到这件事：“本周末，美联储采取了惊人措施来解决贝尔斯登问题。有人问：‘相比那些处于苦难中的美国人民，美联储是不是对华尔街所发生的事情反应更为强烈？’”
富尔德气愤地想，媒体总是惯用阶级斗争的术语来表述复杂的金融问题，劳尔的提问就是一例明证，非要把华尔街（甚至把高盛前首席执行官保尔森）与《今日秀》节目的观众——普通老百姓们对立起来。
保尔森停顿片刻，斟酌了一下措辞：“我这样说吧，贝尔斯登的股东肯定感到对现在的状况很难受。我想他们不认为自己被救助了。”显然，保尔森想传递这样的信息：布什政府不会总去救助，这只是临时性应急措施。
接着，劳尔引用了《华尔街日报》头版的一句话：“‘政府是不是开了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的先河？’换句话说，这是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呢，部长先生？将来那些遇到麻烦的金融机构是不是都会寻求政府的救助？”
这个问题真够尖锐。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保尔森和华尔街首席执行官们在电话会议中讨论过“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这个晦涩的经济术语是指风险承担者业务失败时因受到某种保护，逃避了本该承担的种种恶果，而这会促使他们日后经营业务时冒更大风险。
“嗯，我先前已经说过了，贝尔斯登的股东并不认为他们得到了政府的救助，”保尔森再次强调，“我们的目标很清晰，我们所做的一切均旨在最有利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力争把危机给资本市场造成的破坏性影响降到最低。”
卡伦在办公桌前坐下，她打开彭博网站等待高盛公布本季度业绩。市场把高盛业绩看作反映未来走向的晴雨表，高盛业绩良好对雷曼来说将是个利好消息。
屏幕上出现了高盛业绩数据。她很感到一阵愉悦：盈利15亿美元。虽然与32亿美元的盈利相比下降了很多，但谁的盈利与去年相比不下降呢？高盛的表现超出了预期。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
那天早上，雷曼发了一份总结第一季度经营业绩的新闻稿。卡伦认为这些数字一定能激发市场信心。公司公布的盈利为4.89亿美元，每股81美分，比前一季度下挫57%，但比分析员预测的要高。
媒体对雷曼利润公告的反应较为积极。私人投资公司霍兰公司（Holland & Company）的迈克尔·霍兰（Michael Holland）对路透社说，“雷曼公布的数据让那些预言失败的人有点不知所措。”美国银行证券部分析师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称雷曼这个季度的业绩“非常非常稳”。
早上10点，开市半个小时后，卡伦走进31层董事会办公室。尽管雷曼的成绩已平息了市场的恐慌，但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显然，很多听众会问这样的问题：雷曼与贝尔斯登有何不同？它的流动性有多强？它如何定价不动产投资组合？投资者真的可以信任雷曼评估资产的方式吗？雷曼会不会只是在玩“盯着让市场投资者相信”（mark-to-make-believe）[5]的把戏？
卡伦针对这些问题，准备好了答案。上周末，她就这些问题运用数据专门向证券交易所官员做了详尽阐释。证券交易所官员一向很难对付，但那次他们对她的回答还比较满意。卡伦知道，数据是冷冰冰的。要说什么内容，如何表达出这些内容，她都早已烂熟于心。
市场对盈利报告反应热烈。虽然信贷息差紧缩，但雷曼股价飙升，投资者认为雷曼现在没有倒闭危险了。卡伦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对盈利报告做些阐释。她喝了口水，4天来她一直不停地说话，声音早就沙哑不堪。
“都准备好了吗？”雷曼投资关系部负责人爱德·格雷博（Ed Grieb）问她。
卡伦点了点头，镇定而从容地对着话筒说起来：“毫无疑问，在过去几天中，不管是我们这个行业还是整个市场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众多金融分析家仔细聆听她的讲话。短短30分钟，卡伦报告了雷曼各个业务单元的业绩，并对数字做了详细解读。她还特别强调了公司为降低杠杆率和提高流动性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这是一场精彩的演说。卡伦坦诚、自信的态度给分析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对事实的把握以及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也深深让他们折服。
接下来就是提问环节了。第一个提问的是欧本海默基金公司（Oppenheimer）的分析师梅雷迪思·惠特尼（Meredith Whitney）。2007年秋天，她曾准确预测了花旗集团将被迫减少分红，从此以一名苛刻银行评论家的形象一举成名。卡伦及在场的其他雷曼高管都紧张地屏住呼吸，等待惠特尼发难。令人意外的是，惠特尼竟然说：“干得漂亮，卡伦。我想我们大家对这次披露都很满意。”
卡伦知道自己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但她还是尽量绷得紧紧的，不让大家看出自己已经松了一口气。如果连惠特尼都买她的账，就说明一切进展顺利。
在发布盈利报告的同时，雷曼股价继续上涨，市场也买雷曼的账，股价最终收于46.49美元，上涨了14.74美元，涨幅为46.4%。这是雷曼自1994年上市以来涨幅最大的一天。高盛分析师威廉·塔诺纳（William Tanona）把他对雷曼的评级从“中立”调高为“买入”。
发布报告后，雷曼一片欢腾，格雷戈里甚至冲过去拥抱卡伦。卡伦走到交易大厅，经过担保债务凭证销售和交易负责人彼得·霍尼克（Peter Hornick）的办公桌时，彼得主动伸手和她击掌相庆。
在这个短暂的光辉时刻，雷曼看起来一切顺利。
当然，也有些怀疑论者还在表示担忧。“我不相信这些数字，我认为他们处理账面负债项目的会计方法并不恰当，”欧洲太平洋资本公司（Euro Pacific Capital）总裁和首席全球战略官彼得·希夫（Peter Schiff）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人们终将发现，雷曼公布的那些利润数据是虚假的。”
纽约城的另一端，一个名叫戴维·爱因霍恩（David Einhorn）的年轻对冲基金经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雷曼岌岌可危！戴维刚刚连夜坐飞机从洛杉矶赶回办公室参加今早的电话会议，他属于被富尔德贬斥为对冲投资者之流的那类人。但他极具影响力，一句话就可以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他打赌雷曼的情形比卡伦透露的更糟糕。的确，外界很快就会认同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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