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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您有什么建议？”
（1884年～1901年）

[译者题注]

在美国历史上，1895年发生了一个特别的事件，黄金从国库大量外流，使得国库中黄金的数量不到法定黄金储备量的一半。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克利夫兰[122]，作为当时已经是世界强国之一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得不向摩根——华尔街的领袖——屈尊求援。他向摩根问道：“您有什么建议？”……

译者导读

·格兰特公司的破产所引发的混乱逐渐消退，尽管有过昙花一现的繁荣，华尔街还是在持续低迷中度过了19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股市刚刚有转暖的迹象，却突然遭遇了1893年的市场崩溃，这引发了美国经济体系中一颗定时炸弹的爆炸。

·南北战争后，随着美国逐步回归到金本位制，美国财政部于1873年开始停止铸造银币，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声势浩大的银矿工人罢工等政治压力下，国会于1887年通过法案，允许更为自由地将白银铸币，并规定了银币和金币的价格比。当西部地区以空前的速度开采白银使白银的供应量激增后，白银逐渐贬值。按照“劣币驱除良币”的原则，人们很自然地选择使用银币作为流通工具，并开始收藏黄金。于是，黄金开始流出国库，在1893年市场崩溃的打击下，形势迅速恶化，流出国库的黄金如滚滚洪流，并被整船运往欧洲。1895年1月，国库中只剩下了价值4500万美元的黄金，不到1亿美元法定黄金储备量的一半。

·一筹莫展的克利夫兰总统最终决定向摩根求援。摩根和他的同伴成功地为美国在欧洲筹集了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同时摩根使出浑身解数，利用各种金融操作，平息了黄金外流。终于，到1895年6月，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稳稳地停在了1亿美元之上。这样，摩根凭借他无人可及的影响力和非凡的智慧，独臂擎天地挽救了美国，使其免遭一场金融灾难。这一刻，华尔街凭借自己的力量，真正地成为了一个世界巨人。

·19世纪90年代是华尔街的转型期，1892年，纽约建立了一个大型清算中心，为经纪商的证券交割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在这一时期，《华尔街日报》的创始人道和琼斯将股市中主要股票的价格加权计算，得到了能够反映股市整体情况的一个绝妙而简单的方法，这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道琼斯指数。刚刚问世的道琼斯指数只有40点，1906年首度突破100点，1972年首度突破1000点。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人自发推行了在美国上市公司里强制实施普遍接受的会计准则，有效地遏制了此前华尔街上市公司乱做假账的恶习。同时，和文明一样古老的会计职业也在这个时期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注册会计师首次出现并从此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

·在20世纪来临之际，华尔街爆发了历史上最后一次铁路大战。这次铁路股票囤积战的主角是摩根和一位与他同样声望显赫的犹太银行家谢弗。有趣的是，这两位塑造了华尔街全新形象的银行家，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华尔街最后两位“牛仔”。

在格兰特-沃德公司破产之后，华尔街在痛苦中挣扎着。19世纪80年代的衰退结束了，但经济的繁荣期却还没有来临。因此，那些年里，交易量和交易席位的价格都日趋下降。尽管在1882年年交易量就超过了1.16亿股，但是1891年年交易量却下降到了6900万股。（当然，那时候偶尔也会出现日交易量的井喷现象，例如1886年5月5日，纽约交易所日交易量第一次超过了100万股。）在1880年售价2.6万美元的交易席位，到1893年只要1.5万美元就能买到。

19世纪80年代华尔街的午餐时间。当时的经纪人们因没有时间回家吃午餐而开始吃快餐，这客观上成为美国快餐文化的起源。

1889年11月，一场可怕的恐慌席卷了伦敦，声誉最好、实力最强的英国私人银行之一——巴林兄弟银行支撑不住了，原因是阿根廷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而巴林银行在阿根廷有大量投资，从而使得人们对该银行失去信心。伦敦的投资者马上也开始抛售美国证券，特别是原先被巴林兄弟银行看好的证券以及一些铁路类证券，例如圣达菲铁路（Santa Fe Railroad），这些证券的价格跌了一半以上。那句“伦敦感冒，纽约就要打喷嚏”的老话再一次得到了验证。然而对于纽约市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英格兰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为了维持伦敦市场稳定而向巴林兄弟银行伸出了援助之手，使其摆脱了困境。

美国似乎又回归了繁荣，但这只是一种假象。美元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黄金开始流向欧洲，交易所的交易量也极其低迷（尽管在几个做空集团坐庄达到顶峰的1893年2月20日，交易量创下147.4万股的单日成交新纪录）。紧接着，2月25日，费城-雷丁铁路公司宣告破产，其负债超过了1.25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

1893年3月4日，格罗弗·克利夫兰第二次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市场看上去又恢复了稳定。虽然克利夫兰是一个民主党人，但实际上，他在金融和货币政策上一直非常稳健，连J·P·摩根也投了他的票。上任后不久，克利夫兰就说服了一批华尔街银行家，让他们用黄金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国债，从而使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重新达到1亿美元的法定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市场上开始纷纷传言美国的外贸收支状况开始改善，人们开始期盼华尔街迎来一个更好的时期。4月5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反映了这样一种氛围：“今天交易所里下单的情况发生了彻底改变，好像事先约好的一样，大家都争相将他们的空头账户平仓。现在说牛市已经到来还为时过早，但是股价有明显上涨的趋势。虽然华尔街的专业人士还是市场的主流，但在今天的下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久违的华尔街投资者。”

然而《纽约时报》的水晶球几乎从未像这次一样模糊[123]，形势很快就开始恶化了。4月，华尔街的一些小机构发生了违约。5月1日，星期一，市场开始大幅下滑，到星期三时，整个市场经历了自1884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第二天，美国船缆公司（National Cordage Company，也称“rope trust”，“绳索信托”）出人意料地破产了，负债1000万美元，而就在几天之前，这家公司还刚刚向普通股股东发放了股息。交易所里一些新兴工业公司的股票开始大幅下跌，但大多数经营较好的铁路公司还是能坚守住它们的价位。

7月，市场终于跌穿了底线。即使是那些经营得最好的铁路公司，它们的股票也受到重创。纽约中央铁路年初以每股109美元开盘，到7月底已经跌到了每股92美元。宾夕法尼亚铁路则从每股54美元跌到了每股46美元，跌幅将近15%。一些赢利较差的铁路公司情况就糟多了，艾奇逊-托皮卡-圣达菲铁路公司的股票年初开盘在每股34美元，在年底跌到了每股10美元。

美国船缆公司总裁指出了正在动摇美国经济和华尔街基础的真正问题，他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美国船缆公司的）破产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贷款，在历史上，信用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地被抑制过，雪上加霜的是，白银问题和雷丁铁路公司的破产导致了普遍的信心缺失。”

什么是他所提到的白银问题？《布兰德-埃利逊法案》[124]是隐藏在19世纪80年代相对繁荣表象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它一直在滴滴答答地走着，1893年的市场崩溃只不过是这枚炸弹不可避免的爆炸而已。

集中于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工业化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就业机会和财富，也给所有消费者带来了更加物美价廉的消费品。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有许多失败者，资本主义一贯如此。当这个国家在东北部地区的带动下缓慢地回归金本位制，并最终在1879年全面完成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中“绿钞时期”标志性的通货膨胀也开始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漫长的通货紧缩期。1879年，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是1.22美元，但到1890年已经跌到了0.89美元。此时仍然是美国经济基石的农业遭受到巨大损失，农民将矛头对准了金本位制和铁路，许多支线铁路垄断了当地的陆路交通，提高了铁路沿线农民的运输成本。

更糟的是，由于农业经营的特点，农民往往是负债者，他们一般都需要通过按揭购买农场并贷款购买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生产资料。通货紧缩意味着他们在还款的时候，要用比借款时更为值钱的美元来偿还贷款，因此美国的农村地区一直在抗争，希望继续使用绿钞，并且要求发行更多的绿钞。

随着货币体制逐步回归到金本位制，美国财政部在1873年开始停止铸造银币。这一政策被称为“1873年的罪恶”（“Crime of 73”），遭到了美国西部和南部地区人们的强烈反感和怨恨，在这些地区，农场主和采矿业者主导着当地的政治。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银矿工人罢工，像康斯塔克矿工罢工事件等，要求将白银重新货币化的压力与日俱增。国会作为一个民主机构，试图使矛盾双方都感到满意，于是要求财政部每个月按照市场价格购买200～400万美元的白银，然后按照16∶1的比例将这些白银铸造成银币。也就是说，按照国会这一法令，不管其市场价格怎样，16盎司的白银都相当于1盎司的黄金，这实际上相当于随意增加了国家的货币供给，是“制造”通货膨胀的经典做法。

1878年，当《布兰德-埃利逊法案》正式生效的时候，16∶1的比率大致相当于市场上的白银价格。但是，随着西部地区继续以空前的速度开采白银，银价开始下跌，到1890年已经跌到了20∶1。更为糟糕的是，就在那一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125]白银法案》（Sherman Silver Act），以此来取代《布兰德-埃利逊法案》。新法案要求财政部每个月购买不少于450万盎司的白银，这一数量大致相当于全美国的白银产量。由于银币的面值远高于它们所含白银的市场价格，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从1879年1月1日开始，政府已经采用金本位货币制度，财政部也按照法定要求一直持有至少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以随时满足兑换黄金的需求。一方面，国会的白银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另一方面，黄金政策又保持了美元的币值稳定，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无异于既确保了通货膨胀的发生，同时又试图避免它的到来。

除了国会山的那帮人以外，任何一个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预测到，格雷欣法则将要起作用了。白银的市场价格只有黄金的1/20，而把它铸成银币之后，按国会规定，其价格就相当于黄金的1/16，因此人们便开始使用白银而将黄金收藏起来。于是黄金如涓涓细流一般从国库中不断流出。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当政府每年都有巨额财政盈余的时候，这种神经质的货币政策的恶果还被掩盖着。但是在1893年市场崩溃的打击下，外流的黄金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滔滔洪水。随着政府收入急剧下降，国会匆匆忙忙废除了《谢尔曼白银法案》，但是为时已晚。美国国内外的公众已经开始对美元失去信心，他们要的是黄金。尽管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购买黄金，以维持国库的黄金储备，但是国库中的黄金存量仍然日渐干涸。

1894年，随着经济衰退进一步加重，国库的黄金储备再一次跌到了1亿美元以下。1月，几家华尔街投资银行共同为财政部承销了5000万美元的黄金债券，出售给公众以使国库的黄金储备回涨到1.07亿美元。但是，没过多久，黄金又很快从国库中流走了。11月，财政部再次发行了5000万美元的黄金债券，这一次的承销商是德雷克塞尔-摩根银行，它再一次补足了国库的黄金储备。但是，到了1895年1月24日，黄金储备又只剩6800万美元。一个星期之后，只剩下了4500万美元。整个国家在惊恐之中像着了魔一样关注着黄金。

克利夫兰总统努力想说服国会，授权再次发行债券来补充储备，但是遭到了拒绝。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金从这个国家流出，一艘艘装着黄金的船从纽约起航开往欧洲，欧洲各中央银行在那里将它们持有的美元兑换回黄金。据财政部估计，1894年的第四季度，总共价值8400万美元的黄金被运到了国外。在华尔街，人们对美国将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度确信无疑，他们在猜测的只不过是这一天什么时候会降临。

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来说，这样一次在金融方面的蒙羞让美国极其尴尬。但是，美国需要承受的却比丢掉面子痛苦得多，因为联邦债务的本金和利息都需要用黄金来偿付，而一旦到期的债务不能偿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利率飙升。这对于已经处于严重衰退中的经济无疑将是雪上加霜，整个国家面临着一场灾难。

一个施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国会和一个要保持币值稳定的总统，使得联邦政府陷入了瘫痪。深为警醒的J·P·摩根在发给他在伦敦办公室的电报中这样写道：“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来避免这场灾难。”摩根的名声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敬畏的金字招牌，事实上，当一个经纪人看到摩根和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爱德蒙·柯蒂斯（William Edmund Curtis）从宽街的国库分库一同走出来时，他马上冲进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大喊：“财政部正在想办法贷款！”场内原本浓厚的恐慌情绪立刻开始平息下来。财政部截住了原本正准备装船运往国外的价值900万美元的黄金。

但是，关于白银和黄金之间的政治斗争使局势进一步恶化。2月4日，摩根收到了财政部部长的信，信中提出中止有关贷款的谈判。克利夫兰总统想迫使国会允许他向公众发行债券，但摩根知道即使国会同意这个方案，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他和洛希尔家族的代表——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匆匆赶到华盛顿，试图改变总统的想法。摩根给伦敦发去了这样的电报：“我必须承认希望渺茫。”

当晚，摩根登门拜访了总检察长，告诉他，如果克利夫兰总统拒绝见他，第二天一早他就返回纽约。于是，第二天上午9点半，克利夫兰总统极不情愿地和他见了一面，随后便让他一个人坐在总统办公室的一角，而自己去和内阁开会商量对策。此时财政部部长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国库里面可供提取的黄金只有900万美元了。

直到此时，克利夫兰总统（他在一个主张白银自由铸币的党派中试图保持币值稳定）仍然坚持，如果国会不授权发行债券，那么他就要让国会来承担所有对这场崩溃的指责。但是，摩根最终参与到内阁的讨论中，他告诉总统，他知道此刻就有向财政部提现的面值1200万美元的汇票，如果这些汇票提交上来的话，而且事实上这也很有可能，那么不管国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财政部都将面临无力偿付的窘境，所以，此时此刻一定要采取果断措施。

克利夫兰沉默了片刻，他是一个精明而现实的人，而不是一个死脑筋，他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了。他最终问道：“您有什么建议？”在这一刻，华尔街凭自己的力量真正成为了一个世界巨人——即使是美利坚合众国，一个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经济体的国家，它的总统也向华尔街伸出了求援之手。

摩根力挽狂澜。他指出，即使国会批准财政部在国内市场发行债券，也不会管用多久，因为黄金还会轻易地“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甚至还会使国库比以前更加吃紧。但是他和贝尔蒙特愿意到欧洲去筹集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并以此阻止美国国库的黄金外流。此外，摩根还想出了一个办法，使得该计划无须惊扰国会就可以完成。1862年，国会曾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财政部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用债券购买铸币。而迄今为止，政府还从未用过这项政策，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下正好可以使用。摩根还许诺，在短期之内黄金不会再流回欧洲。在作这项承诺的时候，摩根完全是自作主张，甚至未和同在一室的贝尔蒙特商量一下，这一举动充分显示了摩根对自己市场声誉的非凡信心。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对市场反应的判断是正确的。

果然，由摩根和洛希尔银行分别在华尔街和伦敦同时承销的债券，瞬间就销售一空。同样重要的是，摩根兑现了他让黄金留在美国国库里的承诺，他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套利，包括从伦敦拆借英镑然后将其在纽约市场出售来支持美元，等等。到1895年6月，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稳稳地停在了1.075亿美元。

美国的民众，尤其在西部和南部地区，对于摩根、克利夫兰总统、华尔街和洛希尔家族的敌意非常强烈。玛丽·E·里斯（Mary E. Lease），当时一个极具煽动性的专职撰稿人（她煽动农民“少种玉米多种仇恨”的名句常被引用）这样写道，克利夫兰只不过是“犹太银行家和英国黄金的代言人”而已。约瑟夫·普利策[126]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称“华尔街阴谋”正在进行之中。但是《纽约时报》这样写道：“金融界对（摩根）在此次融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尽管有一些批评意见，但摩根对美元的救援行动改变了经济氛围，新的一轮复苏开始了。第二年，年仅36岁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因承诺不会把美国人民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面[127]而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他的演说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但是口才比他逊色得多的竞选对手——威廉·麦金利[128]却高喊着“保卫美元，保护弱者，保证繁荣”的竞选口号，将他踢出了竞选。

[122]格罗弗· 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 美国第22 任和24 任总统（1885~1889 和1893~1897），以诚实和独立而著称。—译者注

[123]水晶球在国外一般指预测，这里是指预测不准确。—译者注

[124]《布兰德－埃利逊法案》（Bland-Allison Act），1878 年在美国国会通过，它允许更为自由地将白银铸币。—译者注

[125]约翰· 谢尔曼（1823~1900）， 美国政治家， 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1861~1877 和1881~1897），他起草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译者注

[126]约瑟夫· 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匈牙利裔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报纸发行人，他在圣路易斯和纽约拥有几家报社且设立了普利策奖。现在，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译者注

[127]见第16 页前注。—译者注

[128]威廉· 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1897~1901）。他在职期间曾发动美西战争（1898），吞并古巴和菲律宾；对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通过金本位法案（1900）。后来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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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是华尔街的转型期，它在这个时代构筑的商业运作框架和模式将在接下来的80年里发挥作用。华尔街的银行早在几十年前就建立了支票清算所，但是直到1892年才最终建立起一个大型清算所，为大经纪商提供方便、快捷的证券交割服务。传递员（一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一天要跑两次，将一摞摞的股票和债券送到清算所，然后带回交割后的证券。

19世纪90年代，报纸上向公众介绍华尔街行情的文章和图解。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公众对华尔街的兴趣与日俱增。

铁路证券仍然是主板上的主流证券，当时的主板有130亿美元的证券挂牌交易，州政府债券有30亿美元，联邦政府通过征收高额关税获得大量的财政盈余，并缓慢而稳健地偿还了很多联邦债券，此时在市场上交易的联邦债券只剩下大约7亿美元。这个时期增长最快的是工业类证券，1893年，工业类债券只有大约5亿美元的市值，但是随着美国工业的扩张，很多公司通过合并成为庞然大物，一些大投资银行开始发行越来越多的股票为所谓的“托拉斯”（Trust）融资。[托拉斯是一种公司组织形式。在一个托拉斯里，一小部分人为一家母公司的股东持有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同属一家母公司的各子公司的股票——这是1880年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为规避现今已经过时的州立公司法而创造出来的。1891年，新泽西州为了开辟新的税源，率先允许公司可以用它本身的名义持有其他公司证券。包括标准石油在内的许多公司都涌向新泽西州，在那里注册，这样托拉斯就逐步退出了美国经济的历史舞台。然而，“托拉斯”这样一个美国政治一直试图战胜的恶魔，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存在。]

19世纪90年代华尔街的另外一个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至于今天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缺少了它的华尔街将会怎样？这就是股票市场平均指数。今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29]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统计指标了，当人们问：“今天市场行情怎样？”他们需要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数字。由于有了计算机，你现在能够通过有线商业网络得到道琼斯指数每一秒钟的涨落情况。

对于研究华尔街的历史学家而言，道琼斯指数同样是无价的，因为它是现存最早的股票市场的连续平均指数，从1896年就开始有了记录。发明这个绝妙而又简单的办法的天才是查尔斯·道[130]，他也是《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创办人之一。《华尔街日报》在1884年第一次出版，是当时几份为华尔街服务的报纸之一，另外一份报纸——《商务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则要比它早几十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华尔街日报》一直只是一份发行量较小、仅在当地有影响的报纸。后来，它的发行量和影响力都迅速增长，直到今天，《华尔街日报》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查尔斯·道认为：“股票市场指数就像温度计一样，会反映股市整体的涨落。”但是怎样去读懂这支“温度计”呢？那个时候的绝大多数报纸都已经开始公布股票每天的收市价格了，但是这些价格不能让人们一眼看出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就像华氏温度计和摄氏温度计一样，查尔斯·道的温度计也需要一个标度。于是他创造了两个平均指数，一个指数是铁路股票指数——那个时代的蓝筹股，另外一个是反映风险相对较大的工业企业股票的平均指数。

1889年7月8日，第一份《华尔街日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还是一家小报，不为华尔街之外的人所知。但随着公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华尔街，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今天，它已经是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日报。

最初的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包括了12种股票（其中的通用电气是唯一至今仍在道琼斯指数中的股票），第一天收于40.9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尔斯·道刚刚开始编制市场指数，市场就开始下落，到8月的时候，道指已经跌到了28.48，狂泄30%。（如果美国商务部在这个时期就公布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话，国内生产总值也会显示出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但实际上美国商务部直到1929年才开始编制计算国内生产总值。）

但是，随着总统竞选局势的明朗化，麦金利很可能打败布赖恩，市场开始迅速反弹。10年之内，道琼斯指数便超过了100，真正成为一只完全如查尔斯·道所期望的华尔街的温度计。

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巨大进步，那就是现代会计制度的出现。很少有人认为它和华尔街有什么关系，但是，事实上，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行是推动现代会计职业产生，以及在美国上市公司中强制实施公认会计准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的主要力量。

会计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事实上，很可能是记账的需求推动人类发明了文字，但是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会计一直没有大的发展。意大利在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复式记账法（double-entry bookkeeping）。复式记账法能够很容易就发现错误，也能从一大堆原始数据中形象地描绘出一个企业的动态财务情况。作为财务工具，复式记账法和单式记账法的区别就好比作为诊断工具的心电图和听诊器的区别一样。

会计是美洲新大陆最早出现的职业之一，事实上，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德[131]就在“圣玛丽亚号”（Santa Maria）船上派了一名会计师，以确保他们能够准确无误地得到他们应得的那份战利品。美国早期的商业企业规模都比较小，通常是家庭作坊式的，一般都不需要外部的会计师。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铁路延伸到几千公里以外，铁路公司雇佣成千上万人工作，这一切使得财务管理变得非常困难。会计师们不断发明新的会计工具来追踪企业的资金流向，以便使管理人员能够准确知道钱花在了哪些地方，同时能够查出哪些钱是不该花的。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些新的会计工具，才使得华尔街有可能创造出来一些庞然大物般的“超级企业”。［会计领域的飞速发展至今还在延续着，例如，现在大家普遍认同，企业的现金流（cash flow）是一个反映企业状况的最为重要的指标，而现金流这个词直到1954年才被发明出来。］

这些新时代的超大型企业，除了要保证财务数据井然有序之外，还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当铁路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迅速扩张的时候，企业的资金需求远非一个家族能够满足，于是融资便成为一条必由之路。但是，当企业在华尔街发行了股票、筹措到企业所必需的资金后，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鸿沟也日益加大。后者希望获得及时的信息，以便评估手中所持有股票的价值，并将它们和同类公司比较来评判管理层的表现。而管理层则很自然地希望能够随意摆布那些数字，使它们看起来要多好有多好。这样一来，公司的真实情况不为股东所知便成为常事，很多公司最终走上了欺诈之路。

更为糟糕的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公布财务报告。当纽约证券交易所想了解特拉华-拉克万纳-西部铁路公司（Delaware Lackawanna and Western Railroad）的财务信息时，它被告知不要多管闲事。“我们不作财务报告，”铁路公司扔给了交易所这样几句话，“也不公布会计报表。”

某些铁路公司即使发布财务报告，那通常也是一堆“摸不着头脑的烂账”。由于州政府为伊利铁路的建造出了部分资金，所以铁路公司必须每年向州政府提交年度报告。1870年，贺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上对伊利铁路的报告嗤之以鼻，他说，如果这份报告是准确的话，“那么，阿拉斯加就将是热带气候，在那里到处可以生长草莓”。

华尔街的另外一家报纸——《商务金融报》（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早在1870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1870年5月17日，《商务金融报》这样写道：“在这样一个充满阴谋的时代，保密成为了成功的一个条件。如果公众也有机会了解到那些只有公司董事才知道的关于公司价值和前景的所有信息，那么，‘投机董事’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公司的财务报表……它显示了公司收入的来源和数量、每一块钱的用途、财产的收益、运营、供应、建设和维修所花费的成本、公司的负债情况以及整体资金的处置情况，所有这些信息都必须精心编制，以供每个季度公布出来。”

今天看来，很难想象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里会没有年度和季度财务报告。但是，就像所有人都会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样，19世纪后半叶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也在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强烈抵制这样一种报告制度。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经纪人亨利·克鲁斯［Henry Clews，他的回忆录《我在华尔街的50年》（My 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坚定地推行财务报告制度，很快又有许多投资银行家和经纪人也加入到他的行列之中。当纽约证券交易所最终开始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提交财务报告的时候，上市公司管理层已经别无选择，只有照办了。

但是，由谁来作这个报告呢？公司内部的财务人员毕竟是为公司管理层工作，所以很难做到真正地独立。这时，独立会计师的人数迅速增加。1884年，在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的商业电话簿上只能找到81个会计师，仅过了5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322。1882年会计师及簿记师协会（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and Bookkeepers）在纽约成立，并且开始向那些通过了严格考试的人员发放资格证书。1887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ccountants）成立，它是现在美国会计行业管理机构的前身。1896年，纽约州通过立法奠定了这项职业的法律基础，并使用“注册会计师”这样一个称号来表示这些人是符合法律标准的会计师。纽约州的法律和“注册会计师”（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CPA）这个名词马上也被其他州采用了。

独立会计师的出现和公认会计准则的建立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但是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几乎完全是由这场大博弈中的参与者们自己推动完成的，而与政府毫无关系。事实上，时至今日，政府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上都还未能采纳这些显然很有效的安全措施来防止政府自身产生假账。

[12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简称道琼斯指数，或道指。——译者注

[130]查尔斯· 亨利· 道（Charles Henry Dow，1851~1902），美国经济学家和出版家，与爱德华· 蒂· 琼斯（Edward D.Jones，1856~1920）创立了出版金融报刊的道· 琼斯合股公司。—译者注

[131]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德（Isabella and Ferdinand），15世纪西班牙的国王费尔南德和皇后伊莎贝尔于1492年统一西班牙。1492年，哥伦布带领88人，以“圣玛丽亚号”为旗舰，经过3 个多月的航程，首先发现海地岛，1493 年3 月15 日回到西班牙。同年9 月25 日，又带领1 500 人，分乘17 艘大型船只出航，后发现新大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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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里，华尔街还发生了一个变化，一个不太好的变化。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从荷兰人统治时期开始，犹太人就一直居住在纽约。从一开始，犹太人就是纽约商务圈子和社会关系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的华尔街公司，不是基督教的，就是犹太教的，当时的银行和经纪行都是合伙制，而且往往是家族企业。但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又常常在相同的俱乐部和社会团体中活动。1836年，犹太人帮助建立了一个叫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的上流社会俱乐部，以及许多其他俱乐部和团体。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先生（August Belmont Sr.）于1837年来到纽约，负责洛希尔家族的生意，他把自己的名字从舒恩伯格（Schoenberg，犹太人的名字）改为贝尔蒙特（Belmont，意思是俊美的山），并且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身世。他娶了海军英雄奥利弗·哈泽德·佩里[132]的女儿为妻，自己也被纽约的上流社会所接受。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德国在原来许多小国的基础上最终统一为一个大国，它的犹太人曾经一度被严格限制在犹太区里面，现在这些犹太人也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包括投票权、土地所有权和执业权。在欧洲，这导致了反犹太人运动（Anti-Semitism）的兴起。这次反犹运动和过去中世纪的反犹运动具有不同的性质：中世纪的运动主要是宗教性质的，而这一次主要是社会和种族性质的。

没过多久，“反犹”这个丑陋的教义便跨过了大西洋。事实上，反犹这个词正是在1881年才出现在英语当中的，它是从德语中直接借用过来的。到19世纪90年代，这种偏见在华尔街的年轻一代中已经相当普遍。然而，反犹太人运动直到1893年才引起公众的注意，当时联合联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拒绝接受一个名叫西奥多·塞利格曼（Theodore Seligman）的年轻人。联合联盟俱乐部是在南北战争时期由联合俱乐部的一些会员组建的，因为他们不满于联合俱乐部不肯将一些来自南方的会员拒绝在外[这些南方会员包括J·P·本杰明（J.P.Benjamin）。本杰明后来成为了南方邦联的总检察长、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他也是一位犹太人]。

塞利格曼出生于纽约最古老也最有声望的犹太家族，是后来纽约犹太社区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家族的公司——J & W·塞利格曼（J. & W. Seligman）公司多年来一直是华尔街上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事实上这家公司现在还存在），除了纽约以外，这家公司在旧金山、新奥尔良、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都有分部。此外，在西奥多被俱乐部拒绝的时候，他的父亲杰西·塞利格曼（Jesse Seligman）正担任该俱乐部的副主席。

毋庸多言，这种肯定能引起轰动的事件受到了报纸的广泛关注。老资格的会员，包括俱乐部主席科尼利厄斯·布里斯（Cornelius Bliss）、参议员昌西·迪普（Chauncey Depew，纽约中央铁路前总裁）都支持这个年轻人的申请。但是年青一代的俱乐部会员，也就是西奥多那一代，却反对这样做。他们的理由今天看起来很可笑，他们中有人说：“（我们的）反对不是基于讨厌某一个人，而是基于这样一个总的信念，那就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在社会行为方式上很难和不信仰他们宗教的人相融合。”

老塞利格曼立即宣布从联合联盟俱乐部退出——尽管俱乐部拒绝了他的退出，并且一直将他的名字列在俱乐部会员名单当中。俱乐部中的其他犹太会员也相继退出。而《纽约时报》对此只是冷冷地评论说：“这种不幸的事，如果是在需要筹集竞选经费的竞选年就绝不可能发生。”其意在讽刺联合联盟俱乐部犹太会员们的财富在共和党内的巨大影响力。

与此同时，纽约权力阶层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如J·P·摩根和当时最为杰出的律师伊莱胡·鲁特[133]（后来在西奥多·罗斯福[134]政府里面担任国务卿，西奥多·罗斯福本人也是联合联盟俱乐部的会员），都在这件事情上引人注目地保持了沉默。很快，纽约其他一些主要俱乐部也停止接纳犹太会员了。

差不多整整花了两代人的时间，这个丑陋的伤痕才得以愈合。联合俱乐部直到1956年才开始重新接受犹太会员，那一年犹太人哈罗德·麦迪那（Harold Medina）法官加入了这个俱乐部。

[132]奥利弗· 哈泽德· 佩里（Oliver Hazard Perry，1785~1819），美国海军军官，在英美战争期间，他曾率领美国海军在伊利湖击溃英军（1813）。—译者注

[133]伊莱胡· 鲁特（Elihu Root，1845~1937），美国律师和政府官员，任美国作战部长、国务卿，获1912 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134]西奥多·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lt，美国第26任总统，1901~1909），在威廉·麦金利被暗杀后（1901年9月）继任总统。在任时曾调节托拉斯集团、建造巴拿马运河，及对外奉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他因调停俄日战争而获1906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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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一些歧视，那些年里，华尔街上的犹太人经纪行还是多了好几倍，实力也不断增强。尽管基督徒的公司和犹太人的公司的合伙人们从不互相走动，但生意归生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是华尔街一贯的传统。世纪之交华尔街最有实力的犹太银行家叫雅各布·谢弗（Jacob Schiff），他是银行家里唯一可以在实力、声望和公众形象上和J·P·摩根相提并论的人。

和摩根一样，谢弗也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而且极为富有，他的家族可以上溯到13世纪70年代，是欧洲历史上最为悠久也最为著名的犹太家族。1847年他出生于法兰克福，同摩根一样，在他一生中，他也对自己要做什么没有丝毫怀疑。1875年他定居纽约，并很快就成了库恩·勒布银行（Kuhn Leob Bank）的合伙人。他和银行资深合伙人的女儿泰蕾斯·勒布结了婚，并成为勒布家族的一员。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铁路的重新整合当中，库恩·勒布银行几乎是和摩根银行同样重要的银行。1898年，谢弗帮助改组了联合太平洋公司，之后该公司又被E·H·哈里曼（E·H·Harriman）控制。

1862年，14岁的哈里曼以华尔街传递员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尽管身材矮小，他深邃而又敏锐的目光总是让人想起拿破仑，他对于人们这样的类比一点都不在意。19世纪70年代，他从叔叔那里借来了3000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买下了一个交易席位。很快他又投身于铁路，他的岳父威廉·J·埃夫里尔（William J. Averell）是奥登伯格-尚普兰湖铁路（Ogdensburg and Lake Champlain Railroad）的总裁，于是哈里曼利用这一关系在1881年获得了安大略湖南部铁路的控制权。就像以前的“船长”范德比尔特一样，哈里曼知道怎样去经营一条铁路。他减少浪费，消除贪污，在效益好的机车和线路上大量投资。两年之后，他就将重新整顿过的铁路卖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从中大赚了一笔。

哈里曼还改造过其他好几条铁路，但是一直遵循着最基本的原则：唯一可以让你的公司增值的办法，就是让它在最好的状态下运行。1898年，他控制了濒临破产的联合太平洋铁路（Union Pacific）。由于与动产信贷公司丑闻相关联，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合法性一直遭受着与生俱来的质疑，因此该公司被认为和垃圾没什么两样。但是，哈里曼仔细地考察了该公司，将赌注押在该铁路会带动中西部农场的重新繁荣上，他几乎重修了这条铁路。在他的经营下，联合太平洋铁路成了一棵摇钱树。

华尔街历史学家约翰·穆迪（John Moody）曾作出了这样的估算，投资者如果花1600美元在1896年购买100股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到1906年，这些股票将值21900美元。当然，公司最大的持股人哈里曼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华尔街巨富。

1895年的美元救助行动之后，1901年经济繁荣开始回归，这时，哈里曼准备夺取联合太平洋公司的主要对手和竞争者——北太平洋公司（Northern Pacific）的控制权。北太平洋公司的主要持股人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詹姆斯·J·希尔（James J· Hill），他是大北方集团（Great Northern）的创始人和拥有者。此前，希尔用北太平洋公司获得了芝加哥-伯灵顿-昆西铁路（Chicago Burligton and Quincy）的控制权，这是一条威胁联合太平洋铁路生存空间的小铁路。当希尔拒绝哈里曼提出的铁路收购条件后，哈里曼决定通过收购北太平洋公司来解除这条铁路带来的威胁。

与哈里曼合作的银行家是雅各布·谢弗，而希尔是摩根银行的客户，因此对希尔的进攻也就是对摩根的进攻。但是，谢弗毫不畏惧，他很快就悄悄地将大部分北太平洋公司已发行的优先股（这种优先股和普通股有同样的投票权）收购到手。同时，他还持有了相当数量的普通股，这使哈里曼控制了绝对多数的北太平洋股票。而此时摩根还在欧洲，他“打了一个小盹”，对此一无所知。

当摩根银行最终察觉到这个偷偷酝酿的计划时，随即向摩根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要求他授权银行在5月6日（星期一）开盘后购买15万股北太平洋公司的普通股。对他们来说，剩下的一线希望是：如果希尔能够在市场上购得北太平洋公司的大多数普通股，他就可以拖延时间，来购回优先股，因为这是公司有权决定的，这样，希尔就能获得控制权。实施这个计划至少要花费1500万美元，但是摩根立刻回电批准了这一计划，于是摩根和谢弗之间的竞赛开始了。当华尔街的巨人开战的时候，华尔街上所有其他人都要格外小心，免得被无辜伤及。

到了星期一早晨，哈里曼和希尔两人总共持有北太平洋公司80万股中的63万股。但是，到星期二收盘的时候，摩根又为希尔的账户上添进了12.4万股，这样市场上只有4.6万股还在其他人手里，而这一天北太平洋公司股票成交了53.9万股的天量。这巨大的交易量中绝大多数来自一些做空投机者，他们一直期盼北太平洋公司的股价下跌，而这只股票的价格从谢弗开始购进起就一路上扬。

等空头们意识到哈里曼和希尔两人正在竞相收购北太平洋公司股票时，一切都太晚了。他们在绝望中只好抛售掉手中的其他股票，并以高价买进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来履行合约。于是其他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出现了雪崩似的下跌，例如摩根刚收购的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几天前还在每股54.75美元的高位，星期四一天内就从每股40美元滑落到每股26美元。

当时市场对北太平洋公司股票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有一位经纪人为了将500股股票从奥尔巴尼带到纽约，不惜专门雇了一列火车。一家小公司——诺顿公司（Norton）以每股1000美元的价格将300股卖给了一个空头，这个价格是一星期之前的10倍。一个刚从郊区返回城里的场内经纪人搭乘一辆出租车回到华尔街，当他看到显示牌上北太平洋公司的股价正在一路飙升时，冒冒失失地承认他有1万股。场内那些绝望的空头们撕扯着他的衣服要买他的股票，最后他在交易所大厅里几乎被人剥了个全身精光。

到星期四的中午，这场恐慌几乎要将整个华尔街吞噬，J·P·摩根和库恩·勒布银行只好签订紧急停战协定。两家银行都宣布不再购买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同时允许所有的空头以每股150美元的价格平仓，将他们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结果很明显，库恩·勒布银行成功地狙击了摩根银行，使之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这使得哈里曼得到了他从最开始就想要得到的——不是北太平洋公司的控制权，而是伯灵顿铁路对他的权益的尊重。他很快成为伯灵顿铁路的董事会成员。

《纽约时报》（此时这家报纸已经由阿道夫·奥克斯[135]经营，至今他的后代还拥有这家报纸。在此后不久，这家报纸就成为时代的记录者，而且它一直以此标榜并引以为荣。）对整个事件极为厌恶，将这场争战比成“打红了眼的牛仔拿着枪互相乱射，全然不顾旁人的安危”。

北太平洋公司一役是整个华尔街历史上最后一次铁路大战，它让华尔街好像又回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那个狂乱而又混沌的时代。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两个塑造了华尔街全新形象的人，却不无讽刺地成为华尔街上最后两个“牛仔”，这就是典型的华尔街，充满了戏剧性，充满了矛盾。

第十章
“为什么您不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呢，摩根先生？”
（1901年～1914年）

[译者题注]

20世纪初期，极度繁荣的美国经济被一次由铜矿股票投机案引发的股市危机带入了深渊，股市的危机同时也引发了银行的挤提和连环破产，华尔街岌岌可危。华尔街的巨头们齐聚在摩根的书房里，一筹莫展。摩根的助手向摩根问道：“为什么您不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呢，摩根先生？”……

译者导读

·到1900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美国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的警觉，但是，受到实力也超越了自己的德国的威胁，英国不得不与在大洋对岸刚刚成长起来的这个巨人建立起紧密的关系，而通过大西洋海底电缆联系在一起的纽约和伦敦两大金融市场的逐步一体化对这一关系的维持至关重要。

·此时的华尔街，在规模和影响力方面上已经可以与伦敦分庭抗礼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搬进了新的交易大楼，装备了各种电子演示器，交易员奔忙穿梭，报价之声不绝于耳。交易所里交易的证券为这个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化工业强国提供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华尔街的银行家正是推动这个巨大工业化进程的先锋力量，然而，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他们一直是饱受争议的人群，常常受到代表小农场主利益的政治派别的猛烈攻击。

·摩根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1901年，他出面组织的辛迪加并购了钢铁大王卡耐基的公司，创立了能够进一步垄断国际钢铁市场的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的资本金达到14亿美元，超过当年联邦预算支出的两倍多。当然，在这个阶段的美国经济生活中，摩根所起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

·20世纪最初阶段极度繁荣的美国经济在慢慢酝酿着一场危机，而这场最终在华尔街爆发的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却是遥远的西部小镇比尤特的铜矿之争。电的发明引发了对铜的巨大需求，投机家海因兹利用他的聪明和诡计在比尤特一举击败了华尔街大老板在当地的势力。一夜暴富的海因兹来到华尔街，试图在这里重复并放大自己的成功。他控制了几家银行，开始了对铜矿股票的投机操纵。可是，纽约不是比尤特，在这里，他遭到了他的老对手们的强大阻击而一败涂地，他试图囤积的铜矿股票的价格一落千丈。这引发了一家又一家银行的连环挤兑，一场金融恐慌蔓延开来。

·再一次，依仗摩根巨大的影响力，摩根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阻止了这场可能将美国经济拖入深渊的金融恐慌。美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在危机中不得不依靠摩根个人来扮演中央银行角色，这一事实促成了美联储在1913年成立。这一年，成为美国金融历史的分水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在对华尔街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这场战争也将彻底改变世界格局。

1836年，“华尔街”一词开始代表纽约的资本市场，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它已经是美国资本市场的代名词了。19～20世纪之交，华尔街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在海外，它代表着美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巨人的经济实力；在美国，它是那些在南北战争后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的银行、铁路和工业公司的代名词。而这些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到了需要加以约束的时候。“左派”（The Left）这个词正是在这个时期进入美国英语，用来代表美国政治观点中的一派。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左派逐渐成为政坛上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左派和华尔街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几乎描绘和涵盖了整个20世纪美国的基本轮廓。

在20世纪，“左派分子”通常也被称做激进分子，而在19世纪，“左派分子”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他们是杰斐逊和杰克逊的传人，鼓吹小农场主的利益而反对维护“资本的利益”。因此，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华尔街的，就像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反对美国的第一和第二美国银行一样。但是，此时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场主在人口中的比例逐年下降。正在迅速崛起并逐步替代他们的政治力量，是新工业时代数以百万计的劳工，这些人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当然，杰斐逊早在工业经济来临前就死去了，于是左派只好将目光投向欧洲，希望学习欧洲模式来抵抗资本的力量。在此后的岁月里，大规模的国有经济在美国从未发展成为主流，但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却不然。从那个时候起，政府何时干预经济以及如何进行干预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论战的焦点。

此时的美国经济体已经相当庞大，这主要得益于迅速发展的铁路网，它使得整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同时，内部竞争推动了成本的降低和创新的涌现。到1900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它保持着棉花、小麦、玉米等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同时，它也是世界主要的矿产品出口国，其中包括两种新的矿产品——石油和铜。在这个时期美国也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品出口国，1865年，工业品出口只占到美国出口额的22.78%，但到1900年，这些产品已经占出口额的31.65%，而出口总量也大大增加，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在所有的出口增长中，铁产品和钢产品的增长最为引人瞩目。它们是19世纪后期最前沿的工业技术中的“锋刃”。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钢铁制成品出口额每年只有大约600万美元，但是1900年，美国出口了价值12191.4万美元的钢铁产品，包括火车头、发动机、铁轨、电力设备、电线、管道、车床、锅炉和其他钢铁产品，甚至连缝纫机和打字机等也开始大批量出口。

1901年的证券交易所大厅。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纽约证券交易所大楼这座30 年前建造，并于19世纪80年代扩建过的建筑此时已经太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的需要。

欧洲这个素来大量进口原材料而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制造业基地开始警惕起来。19世纪90年代，一些警示性的书籍开始在欧洲出现，例如《美国入侵者》（The American Invaders）、《世界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美国对欧洲的商业入侵》（The American Commercial Invasion of Europe），等等。此时的英国发现，它的经济霸权地位不仅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也受到来自德国的挑战，后者在生产能力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国。由于德国在军事上也对英国构成威胁，英国决定和它已经在北大西洋对岸成长为巨人的后裔建立一种更紧密的关系。在即将来临的世纪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关系演变成现代世界中所能见到的两个强国之间最紧密的关系。

对这一新型关系至关重要的是伦敦和纽约这两大金融市场的逐步一体化。由于大西洋底的电报电缆将世界的两大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华尔街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外国债券的承销。虽然伦敦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直主宰着资本主义世界，但此时的华尔街已经开始与伦敦分庭抗礼。华尔街股市的涨落不仅被华盛顿、费城和芝加哥的人们密切关注，也同样为伦敦、巴黎和柏林的投资者们所关心。与此同时，纽约仍然是美国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远非其他港口所能相比，纽约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仍然控制着美国贸易的资金命脉。

作为新兴工业经济基石的钢铁也彻底改变了华尔街的外观。许多建于19世纪50年代的陈旧的6层小办公楼被一一推倒，让位给“摩天大楼”（skyscraper）——这个词在1883年才被创造出来。钢铁建材的出现和电梯的发明使摩天大楼成为可能，而纽约狭小的城市面积更使得摩天大楼的大量出现不可避免。纽约古老街区里窄窄的街道从此开始熟识摩天大楼巨大的投影和楼宇之间漏出的些许阳光。这种趋势引起了市民和市府官员们的警觉，当40层的“衡平保险公司大厦”（Equitable Building）在雪松大街和青松大街之间的百老汇上开始建造时，它严严实实地占据了整个街区，这直接导致美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条例的颁布。就像快餐一样，城市规划条例也发源于华尔街。事实上，美国文化中很多与金钱无关的传统都与华尔街有关。

1903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搬进了在宽街8号原来位置上盖起的新交易大楼。新交易大楼比原来大得多，它最有特色的是以6根科林斯式大柱子装饰的古典庭面，屋顶的三角墙上装饰的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沃德[136]的雕塑。大楼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交易大厅，宽30米，长56米，高24米，与日益增长的交易规模相匹配。这个交易大厅直到今天还是股票交易的场所（尽管现在有计划要将交易所迁到宽街对面的摩根银行后面一片更宽阔的地方去）。

纽约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在当时是纽约最宽大的室内场所，其中布满了各种电子显示器，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交易员在大厅里面匆忙穿梭，由于纽约交易所不允许像期货交易所那样使用手势来报价，在不同交易席位的买卖双方通过公开叫价进行出价和应价，所以大厅里总有不绝于耳的报价声，如同怒吼咆哮，又如同轰轰雷鸣，无休无止。

[136]约翰· 昆西· 亚当斯· 沃德（John Quincy Adams Ward，1830~1910）， 美国雕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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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正在创造一个现代工业国，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交易的证券为这个新兴工业国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尽管在一般人眼里，那些银行家、经纪人和实业家们看上去有点保守，但事实恰恰相反，就像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在50年前所写的那样：“摩根和现代化大工业的其他缔造者，还有那些设计新公司结构的律师和立法者，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先锋力量，他们正在改变美国的面貌；而那些不愿看到这种改变的保守派在拼命维护过去的制度和他们自己的利益。你也许会质疑摩根前进的方向，但是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这种前进的速度是飞快的，而且摩根相信这会使整个国家受益。”

1908年宽街上的路边交易市场。钢铁构架和电梯使得摩天大楼成为可能，它们此时已经替代了宽街上原来那些六层小楼，但是路边交易市场——纳斯达克市场的“精神祖先”——却一直没有移到室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

毫不奇怪，在20世纪来临之际，这些变化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惊慌失措。此时，摩根已经组建了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等上市公司。1901年，他又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U. S. Steel），这家公司来自卡耐基钢铁公司总裁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的创意。施瓦布就其所任的职位来说，年轻得令人难以置信（当安德鲁·卡耐基任命他为卡耐基钢铁公司总裁的时候，他才只有35岁）。1900年12月12日在第五大道和55街交界处的大学俱乐部举办的一个晚宴上，他接受了一项颁奖。晚宴有80人出席，包括卡耐基、E·H·哈里曼、雅各布·谢弗和J·P·摩根等。

施瓦布是个天才的演说家，他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这样一个能影响美国新经济领袖人物的机会。当他被邀讲几句话时，他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向在场听众阐述了他眼中美国钢铁工业的前景。此时美国钢铁工业在全世界已经是效率最高的了，但是施瓦布告诉那些已经被他的演说深深打动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们，美国的钢铁工业还可以更上一层楼。施瓦布建议，如果钢铁工业进行一次大的合并，组建一家资产规模最大、同时也最高效的大钢铁公司，那么由于拥有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巨大优势，这家公司将击败英国和德国的钢铁公司，称霸世界钢铁市场。

摩根就坐在施瓦布的旁边，在整个演讲过程中，他一直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一支未点燃的雪茄在他的手里被慢慢地搓成了碎屑。晚宴之后，摩根将施瓦布带到一旁，两人又悄悄地谈了几分钟。摩根以雷厉风行著称，他决定将施瓦布描述的前景变成现实。但是，两人都知道，要做成这件事，安德鲁·卡耐基是关键，因为卡耐基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卡耐基住在曼哈顿北哈德逊河畔圣安德鲁乡村的木屋别墅里，他是一个苏格兰人，喜欢在那里打高尔夫球。19世纪80年代之前，高尔夫球在美国还不为人所知，但此时已经开始在商人和其他一些富足得能够玩得起这项昂贵运动的人群中爆炸式地流行起来（约翰·D·洛克菲勒是这项运动早期的另外一个狂热爱好者），高尔夫球场很快就成为谈生意的方便场所。经过一场高尔夫比赛（施瓦布小心翼翼地让卡耐基赢了这一场），一笔历史上最大的交易达成了：卡耐基愿以4.8亿美元的价格把他的钢铁公司出售给摩根出面组织的辛迪加[137]。摩根立刻祝贺卡耐基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从此，卡耐基不再埋头经营企业，在他余下的20年里（他于1919年去世），他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将他的巨大财富捐献给社会。

这笔交易的数额之巨使每一个人都目瞪口呆。新成立的公司叫做美国钢铁公司，资本额达到了14亿美元。与之相比，当年的联邦预算支出只有5.25亿美元，整个美国所有的制造业总资本是90亿美元。即使是《华尔街日报》也承认“为这笔交易的规模感到不安”，同时也猜测这家新公司的成立是否标志着“工业资本主义的高潮”。在华尔街的圈子里面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长久以来，华尔街一直被称为段子王国的首都，尽管它的这一地位现在受到了互联网的严峻挑战——老师问学生，是谁创造了世界，一个小男孩回答说：“是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世界——但在公元1901年，世界又被摩根先生重组了一回。”

这种不安远不仅限于华尔街，那年秋天，西奥多·罗斯福在麦金利死后继任总统，他坚信并提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防止某些强大的经济力量变成政治上的霸权。当1904年美国司法部宣布按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起诉并要求拆分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 Corporation）时，J·P·摩根被惊得目瞪口呆。北方证券公司是摩根处理E·H·哈里曼和詹姆斯·J·希尔关于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经济纠纷而成立的一家公司。摩根火速赶到了华盛顿，想搞明白为什么西奥多·罗斯福不能像绅士之间的交往那样事先告诉他，以便私下里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妥，”摩根这样对总统说道，“请您派人接洽我的下属，他们会妥善解决问题。”

“我不会那样做。”罗斯福告诉他。

“我们不是要它作什么改进，”总检察官解释道，“我们是想让它关门。”于是他们真的让它关门了。

尽管罗斯福领导下的联邦政府不断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但它一直缺乏一个最基本的调控工具——中央银行。1836年，安德鲁·杰克逊摧毁了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第二美国银行，从那以后，美国成为几个主要经济强国中唯一没有中央银行的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是监控商业银行，管理货币供应，同时在金融市场恐慌或银行危机时期担当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银行危机通常也被称为流动性危机，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流动性指一种资产与另外一种资产互换的难易程度。例如土地资产，因为每一块都有其独特性，所以很难互换，它被认为是所有资产形式中流动性最低的。与之相反，货币的流动性最高。“货币”的准确定义就是一种在与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易中都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商品。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恐慌，当它一旦蔓延到整个经济体系当中时，人们便开始将手中的资产转换为流动性更高的资产。他们会将股票和债券卖出以换成现金和黄金。当他们开始担心银行不够安全时，就会到银行提取他们的存款——这些存款本来只是在银行存折上的一些数字符号，现在他们将现金取出自己藏好。

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要随时应付存款人的提款，而其发放的贷款则只有到期时才能收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银行永远都处在无法清偿的状态。一旦存款人开始怀疑某家银行的安全性并开始提取存款时，他们很快就会将该银行的现金提光，迫使其关门或者至少是暂时性地停业。这当然会使其他银行的存款人也紧张不安，恐慌就通过这种情绪的相互传染而扩散开来。恐慌，即使是金融恐慌，也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其本质上更应该是一个心理学术语，而不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同时也提醒我们，“经济学”在本质上是研究市场中人的学问，而人有着与生俱来不可预测的奇怪天性。就像爱无法简单地用一堆数字来解释，经济学同样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能够记住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就会减少很多灾难。）

中央银行以各商业银行稳健的贷款组合作为担保，向这些银行提供足够的现金以满足其短期的流动性需求，如有必要它还可以印刷钞票，一旦人们觉得存款有保障，可以随时提取，恐慌也就得到了控制。美国在19世纪所发生的几次周期性的恐慌，例如1857年、1873年和1893年的恐慌，正是由于缺乏一个中央银行，所以远比欧洲类似的恐慌强烈，破坏性也要大得多。但是在人们真正接受这个教训之前，还要再经历一次这样的金融恐慌。

[137]辛迪加（Syndicate），指财团或联合企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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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刚刚从19世纪90年代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中复苏过来，开始了飞速的扩张，20世纪初达到极度繁荣。随着进出口额在1896～1907年期间翻了一番，由于关税的增长，政府收入也翻了一番。在那些年里，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150%，而卡耐基钢铁公司的利润从经济衰退最低谷时的每年300万美元，跃升到1901年卡耐基将公司卖给摩根时的4000多万美元。

卡耐基钢铁公司。它1901年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全国钢铁公司的总产量。（来源：维基百科）

但是，所有的繁荣都孕育着毁灭的种子。在金本位制度下，最终决定货币供应量的黄金供应量终会赶不上全球经济对资本需求的增长。此外，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系列现在回过头来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战争，如南非的布尔战争[138]和日俄战争[139]。由于这些卷入战争的政府需要进入世界金融市场为战争筹措资金，这给世界金融市场又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利率（也就是资本的价格）逐步上升，一向谨慎的华尔街人已经公开表示他们的忧虑了。早在1906年1月，雅各布·谢弗就警告说：“如果这个国家（指美国）的货币状况不能有根本改变……那么你很快就会在这个国家看到一场恐慌——这场恐慌将会使得以前的所有恐慌显得像是小孩过家家一样。”

此时的美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物价平稳，公司赢利也在增加，但是作为先行指标的股市指数在1907年3月开始下跌，尽管只是暂时的。与此同时，世界市场仍然处于极度不安之中。由于英国的黄金储备大量减少，出现了一次对英镑的恐慌。亚历山大、埃及和东京的股票市场开始崩盘。在美国，许多经营良好的公司和信誉极佳的州政府和市政府的债券也开始发行不出去了。

而当真正的危机到来的时候，就像华尔街历史上所常见的那样，它不是直接由华尔街自身引起，这一次它是由发生在偏远西部地区的一个事件引起的——蒙大拿州的比尤特（Butte）“铜矿王”（“copper kings”）之争。

电的发明带来了对铜的巨大需求，在蒙大拿州和亚利桑那州的铜矿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大的罢工。比尤特被称为“地球上最富有的山丘”，每年能从这里长达600英里（约900公里）的隧道的矿井中开采出大约3亿磅铜。但是，比尤特缺乏法律和秩序，为了刺激铜矿的开采，蒙大拿州通过了所谓的《矿脉顶法》（Apex Law），按照这个法律，矿主可以顺着自己地产中的矿层进行开采，即便矿层延伸到别人的地产也不受限制。围绕如何界定这些“矿脉顶”，产生了很多激烈的争执，也经常引发暴力冲突。在比尤特地下昏暗的竖井和连绵不绝的隧道里面，人们对武力争斗早已司空见惯。

来自布鲁克林的F·奥古斯塔·海因兹（F. Augustus Heinze）1889年作为波士顿-蒙大拿矿业公司（Boston and Montana Company）的一个雇员来到比尤特。他曾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前往加拿大淘金，不过，在离开比尤特之前，他对该公司的矿产资源已经十分熟悉了。在加拿大发了一笔财后，他回到了比尤特，开始购买这里的矿产。他是一个天生的探矿者，他的鼻子似乎对矿石有一种神奇的嗅觉，经常能获得意外之财。当然，当他利用“矿脉顶法”夺得原本属于波士顿-蒙大拿矿业公司的矿产时，他也充分借助了他对当地地理条件的了解。

但是，在当时，波士顿-蒙大拿矿业公司已经是一个铜矿托拉斯——统一铜矿公司（Amalgamated Copper Company）的一部分了，统一铜矿公司的老板和董事会会员包括了J·P·摩根、标准石油的高级主管H·H·罗杰斯（H. H. Rogers）、第一国民银行（现在是花旗银行的一部分）的老板詹姆斯·斯蒂尔曼（James Stillman）和约翰·D·洛克菲勒那个远比他神气活现的弟弟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对于海因兹厚颜无耻地把他们的财产占为己有的做法，他们十分不满，但是他们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阻止他。海因兹巧舌如簧，很快就获取了矿工们的支持和选票。他还神通广大，影响了好几个法官的选举，因此这些法官都很乐意为他办事，丝毫不在乎损害统一铜矿公司的利益。

最后，统一铜矿公司的大老板们决定，与其让他们在比尤特的财产受到威胁，不如把这个讨厌的小暴发户买过来划算得多。他们用1050万美元买下海因兹在蒙大拿的全部产权。如果在1905年有《福布斯》排名的话，这笔钱足以让他进入前400名。海因兹在比尤特教训了一群大家伙，于是觉得他在华尔街也能如法炮制，但是他错了。

海因兹为他的两个兄弟开立了一家经纪行，然后又在交易所里买下了一个交易席位，这样他在交易所里面从事投机活动就不必支付佣金了。海因兹和另外一个行业联合公司——美国冰业公司（American Ice Company）的创始人查尔斯·W·莫尔斯（Charles W. Morse）联手，获得了几家银行的控制权，并把这些银行作为进一步投机的现成资金来源。莫尔斯控制了北美洲银行（The Bank of North America），用这家银行的资金获得了商业国民银行（Mercantile National Bank）的控制权。接着，他们又用这些银行的资产获得了纽约市最大的一家银行——尼克博克斯[140]信托公司的控制权。海因兹认为，现在万事俱备，所缺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投机工具。

铜矿股票仍然很走俏，海因兹相信，他在比尤特的成功经验无疑能使他在投机铜矿股票的活动中占有天然的优势。他和莫尔斯开设了一家名字听上去很响亮的公司——联合铜业公司（United Copper Company），资本金高达8000万美元，但公司除了发行股票所筹集来的钱以外，其他的资产其实很少。

海因兹和莫尔斯并不是真正想生产铜，他们的目的只是想通过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和看涨期权来抬高股价，诱使其他的投机者卖空。一旦他们坐庄成功，他们就会执行他们的看涨期权，而当空头方发现这个陷阱时则为时已晚。但是，这个圆满的计划有一个大问题：H·H·罗杰斯既没有忘记，也不会原谅海因兹两年前在比尤特对统一铜矿公司所做的一切，而他所管理的标准石油公司是20世纪头10年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对石油的需求不断增长，而它垄断了80%的石油生产。由于持有好几亿的现金储备，标准石油此时既是一家石油公司，也是一家庞大的金融公司。华尔街的每一个经纪人、银行家甚至新闻记者都对它心存敬畏，不得不看它的脸色行事。

海因兹和莫尔斯在1907年1月开始了他们的坐庄操作。3月，当其他公司股票受挫的时候，联合铜业股票却一路上扬。整个春季和夏季市场都不稳定，但是海因兹和莫尔斯却使联合铜业股价保持稳步上升。最终，到10月时，由铜业板块领跌，整个市场开始崩溃的时候，海因兹准备将他的坐庄计划付诸实施了。

10月14日，星期一，空头开始补仓，此时其他所有的铜业股票都开始下跌，而联合铜业却从每股37.5美元一下蹿升到了每股60美元。海因兹认定已经稳操胜券，于是向不同的经纪人发出指令，要求执行看涨期权，时间决定一切。但是，这些经纪人的动作却莫名其妙的慢，迟迟没有下单。接着，报纸上开始质疑联合铜业公司的财务状况。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标准石油涉入这两件事情当中，但是无论是当时的华尔街人，还是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怀疑这一切不是百老汇26号——洛克菲勒帝国总部指挥的。

1907年“崩盘日”，西瞰华尔街。三一教堂是华尔街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从1874 年起就一直矗立在距此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

不受海因兹和莫尔斯控制的银行开始要求这两个人提前偿还贷款，迫使他们在这个紧要关头卖出股票。星期二早晨，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因为那些对财务问题的质疑而开始下跌，来历不明的大宗卖单涌向交易所大厅，使得股票价格进一步下跌。整个华尔街都谣传这些卖单是从H·H·罗杰斯手中出来的。当天收盘时，联合铜业前一天的涨幅已完全蒸发了，股价收于每股36美元。星期三，股价继续下滑，收于每股10美元。海因兹的坐庄计划被彻底粉碎，付之东流的还有他的数百万美元。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一家名为商人银行（Mercantile Bank）的银行出现了挤兑，听命于标准石油的纽约清算中心（New York Clearing House）拒绝为其提供帮助，除非莫尔斯和海因兹辞职。10月18日，星期五，莫尔斯和海因兹被迫辞职。接下来的星期一，股市再一次下跌，银行挤兑现象进一步加剧，这一次还包括了海因兹控制的尼克博克斯信托银行，当时纽约的第三大信托公司。

位于第五大道雄伟的尼克博克斯信托银行总部仿佛变成了一座疯人院，存款人拼命冲向银行出纳员，想把自己的存款提出来。许多人认为，像尼克博克斯信托公司这么大的银行出现问题，纽约清算中心理所当然地应该提供帮助，但是清算中心却作壁上观，丝毫不为所动。10月22日，星期二，尼克博克斯信托公司的总裁鼓起勇气，决定在正常时间开门营业，希望以这样的姿态向人们表明银行经营状况仍然良好。但是，这一招并不管用，数小时之内，存款人提取了800万美元的现金。下午，尼克博克斯信托公司宣布破产。

海因兹和莫尔斯的金融王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个人也遭受了和尼克博克斯信托银行一样的命运——破产。标准石油的复仇成功了，但是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却因他们的成功而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星期三银行挤兑进一步恶化，银行的危机将会殃及纽约证券交易所。

不幸的是，此时的美国缺乏一个能够印钞的中央银行来应付这场危机，罗斯福政府束手无策，只能将这个问题交给当时唯一具有足够影响力和声望来协调整个华尔街的人——J·P·摩根。其他主要的银行家都已经要求摩根提供所有可能的帮助，纽约清算中心也不例外。约翰·D·洛克菲勒愿意出资1000万美元。财政部部长乔治·B·科特柳[141]在周末火速赶到纽约，他告诉摩根，财政部准备向纽约的那些银行注入600万美元，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继续注入资金。当这个处在危机中的国家的所有人把目光投向摩根银行总部，并请求帮助的时候，J·P·摩根和他位于华尔街23号的摩根银行事实上扮演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的中央银行的角色。

星期一，摩根意识到尼克博克斯信托银行已经不可挽救了，这也是为什么清算中心一直没有出手帮助它的原因。但是，到了星期三，华尔街和宽街上挤满了人，即使在声誉最好的银行门外，焦急的存款人也排起了长龙。此时另一家银行——美国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 of America）也陷入了困境：当天1点，这家银行有120万美元以待提现之需，但到1点20分的时候，只剩下80万美元了，到1点45分，剩下不到50万美元。半个小时后，已经只有18万美元了。

美国信托公司的总裁和大股东奥克·萨恩（Oakeigh Thorne）冲进摩根银行，请求摩根给予援助。摩根转过身去问他的助手们，美国信托公司的基本状况是否良好，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现在是出手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摩根说道。他下令将一大笔钱送到美国信托公司，以帮它渡过当天的难关。

摩根要求财政部部长科特柳将政府资金存入当时挤兑最严重的信托银行，但科特柳不能这样做，因为按规定，他只能将钱存入国民银行[142]中。摩根于是让他在国民银行里面存入3500万美元，然后再让国民银行将钱转手借给那些信托银行。

第二天，10月24日，星期四，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人上门来找摩根。交易所的官员告诉摩根，如果几家主要的经纪行不能获得足够现金，交易所将不得不像1873年那样被迫关门。摩根是肯定不会让交易所关门的，他马上将纽约几个主要的银行家召集到他的办公室。5分钟之内，他又募集了2700万美元，帮助这些经纪行渡过难关。同时，他还放出话去，任何试图在此时做空股票而赚钱的人，会受到“适当的关注”。而空头们显然深谙其意，不需要摩根把这句含混不清的话解释得更清楚。

那天晚上，纽约所有重要的银行家在摩根位于东36街的富丽堂皇的私人图书馆里聚会。当这些银行家们在东边的房间里开会的时候，摩根坐在西边的办公室里，里面有三层装满了西方文学名著的玻璃书柜。摩根得了重感冒，他坐在壁炉前面，不停地玩着单人纸牌，抽着雪茄。

“为什么您不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呢，摩根先生？”他的图书管理员，也是他最信赖的助手贝尔·格林（Belle Greene）问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摩根以他特有的直率回答道，“但是总会有人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然后我再告诉他们怎样去做。”

银行家们终于折腾出了一个方案，他们建议动用清算中心的存款以增加流动性。这一方案获得了摩根的首肯。所有银行会员都在纽约清算中心有大量的存款，以方便银行之间的结算。这些银行家决定使用清算中心存款凭证并支付6%的利息，就可以进行结算，而不再需要动用现金。这样就使得那些经营还比较良好的银行能够动用它们在清算中心的存款来满足客户的提现需求。这客观上增加了货币供给——这从来都是结束流动性危机的关键，于是，市场上立刻增加了8400万美元的巨额货币供给。当人们发现银行能够满足他们任何和所有的提现要求时，他们就不再想真正去提现了。1907年的恐慌也随即结束了。

摩根在平抑恐慌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获得了非凡的成功，赞誉之词接踵而来。他的合伙人乔治·W·珀金斯（George W. Perkins）这样说：“在我所了解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位将军在指挥一场战斗时，表现得比摩根先生更加机智与勇敢。”甚至在8月份还在严厉批判那些“拥有巨大财富的犯罪分子”[143]的西奥多·罗斯福，此时也毫不吝啬地赞美“这些具有传统美德的商人，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充满了智慧和公众精神”。

当然，任何好事都免不了受到责难，许多左派，包括专门揭短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指责摩根为了自己恶毒的目的煽动了这次恐慌，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还有其他类似的谣言对摩根进行中伤，但摩根从来不屑于屈尊去回应这些无耻的指控。

1907年的恐慌在刚刚开始时就被遏制住了，没有像以前的恐慌那样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很快就恢复了繁荣，而且这次恐慌还带来了一个完全正面的结果：国家在紧急情况下只能求助于华尔街的实力派这一残酷事实，使得那些中央银行最坚定的反对者们也认识到，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再也离不开中央银行了。这个国家从托马斯·杰斐逊那里继承的最不幸的遗产，在百年来给这个国家不时带来一次次深重灾难之后，终于被彻底抛弃了。

尽管如此，直到6年以后被称为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中央银行架构才最终建立起来。华尔街当然希望中央银行的总部设在纽约，毕竟钱都在这里。然而，出于政治原因，纽约从来就不在备选之列，因为纽约是“货币托拉斯”的心脏，是大资本的代表。最终，美国建立了12家储备银行，其中一家设在纽约，其余的分布在全美主要的城市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主席。这些行长定期在华盛顿开会，通过投票以多数原则采取一致行动。

但是，新设立的美联储覆盖的范围也是有限的。从1863年开始，联邦政府特许成立的国民银行被要求加入到联储体系中，数量更多的州立银行中只有达到一定标准的银行，才被邀请加入。然而，绝大多数的州立银行达不到标准，因此那些实力最弱的、也是最需要这一新体系监管和保护的银行反而被排除在外。

美联储能采取的行动也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尤其在对银行的贷款组合中有多大比例可以用做抵押的判断上。美联储能以各银行的短期商业贷款和农业贷款为抵押，向银行提供现金，但不能以未开发的土地或者已开发的房地产作抵押向银行提供贷款。《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中的这两条规定将在此后的20年里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1913年12月23日，国会立法批准设立美联储，这一年成为美国金融史上的分水岭。

J·P·摩根在这一年的3月31日去世。在他去世的消息公布后的12小时内，3698份电报如潮水般从全世界涌来，分别来自国王、教皇、艺术品商、银行家和实业家，只有皇室主要成员的逝世才能同时获得社会名流和平常百姓的关注和哀悼。而当人们发现他的所有财产只有6000万美元（另有与这个数目相当的艺术品）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震惊了。约翰·D·洛克菲勒在公开场合评论说，这点财产甚至还不足以让摩根称得上是一个“富人”。

摩根出生于富庶之家，长大以后更是随随便便就能玩得起私人游艇——一项可能是由摩根设立的衡量富人的标准，但是他对敛财从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对摩根而言，让美国经济合理化更为重要，而且他在致力于经济合理化的过程中所累积起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单纯的金钱所能带来的影响力。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摩根银行仍将是美国最大的银行，而且，此后再也没有一个普通美国公民能有像摩根那样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然而，比摩根逝世影响更大的是美国的新政治格局。由于威廉·霍华德·塔夫托[144]——西奥多·罗斯福亲自挑选的继承人——奉行谨慎的公共政策而和罗斯福发生分歧，罗斯福分裂了共和党。1912年，在共和党的全国大会上，罗斯福输给了塔夫托，后者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罗斯福退出了共和党全国大会，创立了美国进步党[145]。尽管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共和党一直是美国的多数党，但罗斯福的这一举动导致伍德罗·威尔逊[146]当选美国总统（他在摩根逝世前一个月宣誓就职），也给了这位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总统在参众两院同时获得多数派支持的机会。

随着美联储的成立，威尔逊和他在国会的同盟加快了制定《个人所得税法》的步伐，并由威尔逊在1913年10月23日签署通过。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法案似乎无关紧要，它仅仅影响到2%的家庭，只是对民主党内主张“劫富济贫”派（soak-the-rich wing）的一种安抚，而不像是一项严肃的税制改革，但它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1913年是美国金融史上的分水岭的话，那么1914年也是。1914年6月28日，一名狂热分子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rd）[147]。欧洲的政治家们都试图利用这一政治事件——这是政治家的天性，但是局势的发展越来越糟，政治家们骑虎难下，全欧洲的军队都被动员起来，整个事态失去控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说的“20世纪灾难的种子”已经播下。华尔街，以及整个世界，都将完全不一样了。

第十一章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1914年～1920年）

[译者题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美国和华尔街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到1918年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超越了欧洲强国，而纽约则超越了伦敦。刚刚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遭受了一次巨大爆炸的冲击，惊魂未定的来访者战战兢兢地问华尔街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译者导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危机的爆发相似。尽管在此前的数年里，由于几个欧洲大国的勾心斗角，战争的阴影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是，战争的直接起因却是一个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偶然事件。1914年6月，一名狂热分子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王储，这一事件立刻被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利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欧洲主要国家都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烟燃起，“在欧洲各处，明灯正在熄灭。”欧洲长久以来享有的世界经济和金融霸权结束了，“美国世纪”开始了。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1914年7月底，全球股票市场全线下跌。由于海底电缆已经将世界主要的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当伦敦交易所宣布暂停交易时，全世界所有的卖单都集中到了纽约，华尔街别无选择，闭市是唯一的选择。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历史上，这是第二次非正常闭市。

·1914年8月，人们普遍估计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将迅速崩溃。但事实是，尽管在战争初期美国对欧洲的出口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但战争创造了对军需品和农产品的巨大需求，订单源源不断地从欧洲飞向大洋彼岸的美国，这给美国带来了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经济繁荣，而华尔街也在经历了战争刚刚爆发时的短暂恐慌之后，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

·尽管当时每10个美国人里就有1个德国后裔，但是美国的公众舆论从一开始就倒向协约国一边。1915年，客轮“路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1198人葬身海底，其中包括128名美国人，这一事件使得美国向轴心国开战。

·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一个重要制高点，华尔街的金融资源显然是倾向于协约国的。在战争初期，德国在海上无法击败英国，于是在华尔街开出天价，试图收购对此影响巨大的伯利恒钢铁公司，但被拥有伯利恒公司控股权的施瓦布断然拒绝。

·交战中的国家不仅需要物资，还需要购买物资的资金。大英帝国在战前的国防预算每年大约为5000万英镑，进入战争后每天的花费就要5000万英镑。摩根银行为协约国筹措了大量战争所需的款项，美国政府最终也决定向协约国提供直接贷款。4年的战争使得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最大的债权国，至此，美国不仅在实业上，而且在金融上，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经济体系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华尔街了，它一举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太阳，而包括伦敦在内的世界其他金融市场，从此成为围绕这个太阳旋转的行星。

·1918年，战争的突然结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次短暂而急剧的衰退，而后华尔街最著名的10年——20世纪的20年代即将开始。而这非凡的10年却是以1920年在华尔街的一次爆炸开始的，这一声爆炸的巨响仿佛是向“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声颇具讽刺意味的道贺。”

在金融市场中，没有比不确定性更令人烦恼的东西了。而同时，金融市场之所以得以存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希望通过金融市场减少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可以每天——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实时——将投资者持有的证券的真实价值告诉投资者，而期货市场则可以帮助他们锁定利润或者减少风险。

没有什么能比战争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战争是人类最不可预测的活动，而在大国之间的战争则更加无法把握。因此，所有在金融市场中谋生或是依靠市场生活的人，对于战争的恐惧，甚至对战争威胁的恐惧，都远远胜过其他。而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有一个“左派分子”广泛传播的谣言：是“死亡商人”[148]和“华尔街”（指大公司和它们的大股东）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兜售军火和为战争融资而从中谋利。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其他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都是极其荒谬的，当然，政治谣言的制造者可能完全不顾事实，但是新闻记者和历史学者却应该尊重事实。只要对1914年发生在华尔街的事情稍有记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荒诞的说法。

在当时的欧洲，几个大国为了政治、经济和殖民利益而勾心斗角，战争的阴云已经酝酿了好几年。使这种不稳定性越来越强烈的是德国皇帝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此时的德国拥有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这个国家又被狡诈善变而又极度神经质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所控制。在那些年里，每当有危机出现，全世界的股票市场都会急剧下滑，因为人们无法预测威廉皇帝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

1912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对土耳其宣战，这场冲突将奥地利和俄国卷入其中，并且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战火。市场的反应异常迅速，全世界所有的股票市场都直线下跌。由于欧洲中央银行提高了贴现率，市场利率急剧上升。世界上最早的债券——英国的联合公债[149]甚至跌到了历史最低点。欧洲国家开始将它们在海外的投资清盘并收回，尤其是在美国的投资，同时，它们将黄金运回本国。8月到10月这一段时间是美国秋季农产品出口的季节，通常也是黄金大量运往美国的季节，但是，在1912年8～10月，只有价值3700万美元的黄金流向美国。而1913年前6个月，从美国流出的黄金达到了6300万美元。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一场欧洲大战将不仅给欧洲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也将给美国经济带来同样的灾难。19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安吉尔[150]出版了一本极为畅销的书——《大幻灭》（The Grand Illusion），他认为一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信用体系瓦解，而这是所有国家都无法承受的，仅此一点就可以确保任何冲突方都会尽力避免战争，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战争爆发了，它也会很快结束。英国、法国和德国在美国的投资总共有50亿美元，如果发生战争，这3个国家会将所有这些投资变现来购买军火，可以预计，这将导致美国股市的崩溃。欧洲的利率将会扶摇直上，并带动美国的利率也直线上升，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将大幅下降。而在1914年，农业仍然是美国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衰退将会把所有一切都带入黑暗的深渊。

因此，当时人们都认为一场大范围的战争永远不会到来，而这主要归功于安吉尔的影响。1914年初夏，一位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周末版撰文：“一场会招致全体商业界一致反对的战争将永远不可能发生，因为现代战争必须要从商业界的钱柜里获取原动力。”

因此，当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极端分子刺杀的消息传到华尔街的时候，市场仍然保持着平静。在此前的几十年里，欧洲皇室不断遭到暗杀，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并不是其中最显赫的一位。事实上，《商业金融报》在事件发生后简短地写道，这次暗杀“之所以给政治和金融观察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全世界得知这个消息后所引起的惊慌程度之轻微……在一两天的大量报道和评论之后，整个事件似乎已经被人忘却”。过去的一年里，市场走势平稳，利率也在下降。最近的几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里市场一直保持着稳定，政治家、经纪人和银行家们都在度假。这一年的7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只有30万股。

但是，到了7月底的时候，世界政治局势却风云突变。7月25日，英国提议几个国家一起召开会议解决巴尔干地区问题，而奥地利此时正想利用大公被刺的事件逼迫塞尔维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法国和俄罗斯很快接受了英国的提议，但是德国和奥地利断然拒绝。奥地利担心这样一次会议将使它无机可乘，而德国——实际上就是德国皇帝，决心要支持它的奥地利盟友。

7月27日，星期一，华尔街的股价开始放量下跌，同时对黄金的需求大大增加。第二天，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全球股票市场大幅下跌，而黄金价格却一路上扬，许多市场不得不暂停交易，纽约市场的交易量达到102万股。次日，随着欧洲各国动员军队的呼声逐渐增高，欧洲的政治家们发现形势越来越超出他们的控制，在绝望之中，他们仍旧努力寻求一条和平解决争端的道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交易所关门，包括维也纳、罗马等地的交易所，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林交易所。

次日，对黄金的抢购仍在继续，开市的交易所日渐减少，即使在开市的交易所里也只能看到疯狂的抛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为130万股，达到了1907年恐慌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同时行情却大跌，许多股票跌了20%～30%。此时，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还不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但也已经是行业领先者之一了，其股票价格从每股58.875美元跌到了每股39美元，跌幅将近34%。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虽然只是美国第二大钢铁公司，但却是军舰和主要船坞所需装甲钢板的最大生产商，它的价格竟然也跌了14%。

那天晚上，交易所的管理层开会讨论交易所是否应该闭市，争论双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那些赞成交易所继续营业的人担心闭市反而会加重恐慌气氛，他们提起在1907年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在数百家银行和经纪行相继破产的时候，交易所也是照常开门的。但是反对者指出，在1907年，J·P·摩根还在世，他独有的声望和能力控制了局面。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的情况是，1907年，世界上的其他交易所都没有闭市，而现在，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早已经闭市了。

7月31日一大早，伦敦交易所宣布将暂停交易，在其漫长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华尔街此时已经别无选择。如果纽约证券交易所继续开市交易，它将是世界上唯一开市的主要交易所。由于海底电缆已经将全世界的市场联系在一起，全世界所有的卖家都将集中到这里。事实上，等待着一开盘就卖出的隔夜卖单已经堆积得像小山一样高了。这一次恐慌来势凶猛，是华尔街以前从来都不曾领教过的。在紧急会议上，交易所的绝大多数理事都投票支持暂停交易，以观事态发展。然后，交易所的总裁走过大街，来到了华尔街的“街角”，征求摩根家族现在的当家人——小J·P·摩根的意见。小摩根随后和美国财政部部长威廉·G·麦卡杜[151]交换了意见，他们都认为闭市是唯一的选择，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的第二次闭市。

然而银行照常营业，在全美范围内，由于存款人蜂拥前来提取黄金和现金，有几家银行都受到挤兑。从7月27日（星期一）开始的两个星期内，储户从纽约的银行里面提走了8000万美元，其中7300万美元是以黄金的形式提走的。

31日下午，德国对俄国宣战。到8月3日，欧洲所有的大国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这一天，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对德宣战，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152]在会后说道：“在欧洲各处，明灯正在熄灭；在有生之年，我们也许看不到它再次点亮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们的确再也没有被点亮过——欧洲长久以来享有的世界经济和金融霸权结束了；“美国世纪”开始了。

[148]“死亡商人”（“merchants of death”），指军火商。—译者注

[149]联合公债（British Consols），英国的一种政府公债，最初发行于1751 年，支付利息且没有到期日，永不还本。—译者注

[150]诺曼· 安吉尔（Norman Angell, 1872~1967），英国经济学家及和平主义者，获1933 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151]威廉·G· 麦卡杜（William G.McAdoo,1863~1941），美国铁路行政官员、政治家。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1913~1918）、铁道指挥官（1917~1919）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1933~1938）。—译者注

[152]爱德华· 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 1862~1933）， 英国政府官员。任外交大臣（1905~1916）时，主张1914 年对德宣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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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重新恢复商业活动。投资者不仅无法买卖证券，而且，事实上他们根本无从确定手中证券的价值。经纪业一片荒芜，交易所里一个交易席位要付8万美元，而租金和其他费用还不算在内，所以，经纪人们都极度渴望交易所能重新开市交易，这样他们才能赚钱来支付这些费用。地下交易市场几乎一夜之间就活跃起来，再次证明了“只要有买家和卖家的地方，就有市场”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

几个场外经纪人宣布他们愿意买卖纽约交易所挂牌证券，但是受到来自纽约交易所的压力，他们的交易很快停止了。在波士顿、芝加哥和费城，一些拍卖市场逐步发展起来了，它们的功能有点类似于120年前梧桐树下面的老华尔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强烈要求下，这些市场上的股票价格不得在报纸上刊登，这使得它们无法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所（这些信息的缺失也妨碍了历史学者们了解当时股价的波动情况以及市场的整体规模，但这些市场的规模看来相当庞大）。

不久，交易所后面那条狭窄的新街（New Street）上聚集了一些人，有报道说他们正在买卖证券。很快，纽约证券交易所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受命就此事进行调查。有意思的是，这位纽约证券交易所委员会的委员现在的工作是“防止”在纽约有交易活动。在他著名的报告中，他这样写道：“在新街上只有4个人和1条狗。”而实际上那里的市场很快就飞速发展起来，在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大约有100多名证券经纪人在紧张地进行着交易。

华尔街逐步恢复了运转。8月12日，清算所允许进行限制性交易，规定交易价格不能低于7月30日的价格。但是，这样的规定使得每天的交易量只有区区5000～7000股。几周过后，新街市场的价格稳住了，场外交易市场（Curb Market）宣布11月16日（也就是美联储准备恢复运作的那一天）将重新开市交易。芝加哥交易所也宣布将在那之后一周内开市交易。

纽约证券交易所决定于11月28日重开债券交易，12月12日允许对股票进行限制性交易，只允许一些特定的股票交易，必须使用现金，而且不允许卖空股票或作股票期货交易。在此后的几周里，纽约证券交易所慢慢恢复了正常。到1915年4月，交易所完全恢复了正常运作。此后，交易所再也没有发生过连续的闭市了。现在的法律规定，交易所不能连续闭市超过3天，这就是为什么在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交易所会短暂开市交易。

刚开始的时候，市场萧条，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交易量也不见起色。事实上，1914年12月30日，交易量只有区区49937股，是整个20世纪交易量最低的一天。

8月，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将迅速崩溃，这一悲观的看法事实上大错特错，这也是市场能够得以重新开市的唯一原因。9月，欧洲西线的运动战已经停止，无休止的痛苦的壕沟相持阶段开始了。但是，原先人们普遍预计的美国黄金外流也在此时中止了。到年底，出于安全考虑，黄金又开始流入美国。从那以后，这些黄金中的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美联储地下26米的金库里，它位于华尔街向北3个街区的自由大街上。与此同时，美国证券对于欧洲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来说也显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到9月初，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士开始重新审视这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真正影响。当时的全美制造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主席看到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巨大商机。他大胆地预测，战争结束时，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纽约将成为全球金融之都。他无疑是对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初期，美国的商业活动肯定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战争开始前一个月，德国从美国进口了260万浦式耳小麦，但是1914年

8月却没有进口一粒小麦。美国的棉花出口也大幅下跌。由于此时的白宫和国会都在民主党手中，而民主党内，南方的强硬派又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美国朝野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避免棉农破产。有人甚至提议每个家庭都购买一大包棉花并储藏起来直到战争结束。威尔逊总统自己就带头买了一大包。

但是，一旦英国皇家海军控制了北大西洋，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就开始急剧回升，部分原因是那一年欧洲农业歉收。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农村劳动力应征入伍，欧洲农业在整个战争期间面临歉收已成定局。此外，由于德国控制了波罗的海，其盟国土耳其控制了通往黑海的入口——达达尼尔海峡[153]，另一个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无法进入世界市场。在1914年12月至1915年4月之间，美国至少出口了9800万浦式耳小麦，而在一年以前的同一时期，小麦的出口量仅为1800万浦式耳。

长期以来一直被欧洲控制的亚洲和拉美工业品市场此时也向美国人大开门户，美国迅速抓住了这个黄金商机。战争创造了对军需品、钢铁、车辆、通讯工具、铁路设施和船只的巨大需求，这也随即带来了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大繁荣。

1914年前，伯利恒钢铁公司所签过的最大一笔合同为1000万美元，是为阿根廷海军提供舰船和装甲板。但是，1914年11月，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查尔斯·施瓦布（他曾领导管理过美国钢铁公司）被请到伦敦，在那里他接下了英国皇家海军一份总额为1.35亿美元的订单，包括机枪、炮弹和潜水艇等武器。E·I·杜邦公司（E. I. Du Pont）也在战争期间从一家大军火制造商转型成化工产业巨头，爆炸式增长的杜邦公司为协约国提供了大约40%的军需品。它在4年之内完成的军火合同相当于该公司战前年平均军火业务量的276倍，也是该公司战前年平均业务总量的26倍。其他公司也经历了类似的扩张。

在经历了战争刚刚爆发时的短暂恐慌之后，华尔街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通用汽车已经从闭市之前最后一天交易的暴跌中恢复过来，股价在1914年底收于每股81.5美元，一年以后涨到了每股500美元。美国冶炼公司（American Smelting）股价从每股56.25美元跃升到每股108.125美元。而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接踵而来的协约国订单的助推下，股价也从每股46.125美元翻升到了每股459.5美元，在那一年最高的时候曾涨到过每股600美元。

由于英国皇家海军对海面的有效封锁，德国和其盟国无法从美国获得任何军火。德国无法在海上击败英国，决定在华尔街上将其击溃。查尔斯·施瓦布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拥有控股权，1915年的大牛市使他手中的股票价值涨到了5400万美元。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代表向施瓦布开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施瓦布无法拒绝的天价：以1亿美元收购他持有的股票。英国破译了德国的密电，迅速得知了这一计划，准备对施瓦布出同样的价钱。但是，施瓦布已经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德国人，并对英国承诺他将履行合同。在摩根银行的帮助下，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大量股票被转入信托，这样就保证了该公司不会被收购。

英国现代皇家海军之父——海军上将费雪勋爵（Admiral Lord Fisher）在他战后的回忆录里面这样写道：“如果说有人值得英国感谢的话，那就是施瓦布先生。”看来在华尔街上并不只有贪婪和恐惧。华尔街的股票深刻地影响着战争中的大国们，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华尔街在新世界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153]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 在土耳其欧亚两部分之间， 连接马尔马拉海与爱琴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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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最初的那段日子里，美国政府保持严格中立。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是一个极度孤立主义者，他决心通过《中立法案》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这一法案包括禁止向交战双方提供贷款，布赖恩把向交战双方提供贷款称为“最卑劣的走私”。而一旦战争所带来的商机渐渐清晰，政府的立场就悄悄发生了改变。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兰辛[154]说服了威尔逊总统，使他确信“贷款”（“loans”）和为便于各国在美国采购而给予它们的“信用”（“credits”）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一个强权政治世界中，布赖恩就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鱼，他很快绝望地辞职了。兰辛取而代之，成为国务卿。

由于摩根银行在英国和法国银行界广泛的社会关系，它很快就积极地参与到帮助协约国进行战争融资的各种努力中去。1915年2月15日，摩根与英国政府签订协议，成为英国政府在美国采购的总代理。第一笔采购就是价值1200万美元的合同——向英国提供前线急需的军用马匹以运送炮火和给养。同年春天，摩根银行和法国政府也签订了类似的合同。最初，摩根银行和英国政府都没有估计到这个代理合同会有很大的数目，英国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155]原以为顶多也就是5000万美元。但是，到战争结束时，摩根银行实际上一共为英国购买了价值30亿美元的军需品，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参战前一年——1916年联邦政府收入的4倍。

按照1%的手续费，摩根家族赚取了3000万美元。当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摩根银行高级合伙人，他儿子后来成为罗斯福政府最后一任国务卿）领导着摩根银行175名员工奔走于全美采购军需品并安排货物的运输和保险时，摩根家族在美国工业界的影响也大大增强。

作为一家银行，摩根银行还帮助美国的工业企业迅速扩张，以满足战争之需。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军工产业已经比英国和法国加在一起还要庞大。时至今日，爱德华·斯特蒂纽斯还很不幸地被人视为美国军工业之父。而德国将军冯·鲁道夫[156]则认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协约国的一个军团。

1914年，尽管每10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德国后裔，但是美国舆论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就倒向协约国一边。德国入侵中立的比利时的事实以及在这个国家所施的暴行，被老练的英国宣传机构大肆渲染之后，在美国激起了巨大反响，震动了大多数美国人。但是，真正导致美国对轴心国产生深刻敌意的却是1915年5月7日卡纳德海运公司的“路西塔尼亚号”轮船（Lusitania）被德国潜艇炸沉的事件。

我们这些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生活过的人，曾经亲历过战争对无辜平民的伤害，但是我们的曾祖父辈却没有过这种经历，所以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德国驻美使馆的确曾在纽约的报纸上发布过一个公告，警告所有搭乘“路西塔尼亚号”轮船的美国乘客，德国和英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德国人怀疑“路西塔尼亚号”装载着走私违禁品——事后这一怀疑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在意这个公告，因为在当时击沉一艘没有任何武装的客船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此外，也没有人会想到，在北大西洋航线上快速往来的客轮会被当时还只能缓慢移动的潜艇击中。然而“路西塔尼亚号”太不幸了，霉运使它正好现身在德国潜艇面前，潜艇发射了鱼雷，客船在15分钟内就沉没了，1198人葬身海底，其中包括128名美国人。

愤怒席卷了美国。在华尔街上，雅各布·谢弗也受到了极大震动，他出生在法兰克福，视德国为自己的祖国，在家中还一直说德语。毋庸置疑，他与这场悲剧的发生没有丝毫关系，但他仍然觉得很有必要亲自向小摩根表达他个人深切的哀悼。他来到“街角”的摩根银行总部，在合伙人的会议室里找到了小摩根。

但是，小摩根丝毫不为他这一特殊举动所动，他愤怒地喃喃自语，然后就径自离开了，谢弗只好独自悻悻地走出房间。摩根的合伙人们被这一幕惊呆了，小摩根自己也很快意识到他这样做似乎太没有风度了。“我想，我是不是做得有点过分？”他问他的合伙人，“我是不是应该向他道歉？”

很显然，没有人有勇气当面回答小摩根，但是德怀·莫罗（Dwight Morrow）——即使以摩根银行合伙人的标准来看，他也算是一个机敏的人——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圣经》中的一句话，将它递给摩根，上面这样写道：“以色列神啊，行这事不是为你，乃是为了你的圣名。”[157]于是，摩根穿过大街来到库恩·勒布银行向谢弗道歉。

谢弗和华尔街的其他犹太银行家、经纪人经常被指责怀有亲德情结，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冤枉，例如高盛公司的亨利·高曼（Henry Goldman）具有强烈的亲德思想，他公开谈论对普鲁士的景仰并赞美其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但是，许多犹太公司反俄甚于亲德。由于沙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谢弗公开称俄国是“人类的公敌”，并且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帮助日本筹集过资金。

尽管每个人的个人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协约国有机会进入美国市场和全世界的商业市场，所以，金融资源显然是向协约国倾斜的。为了赢得战争，协约国不仅仅需要物资，它们还需要金钱，需要筹措资金来购买所需要的物资。而到此时，华尔街和坐落于此的大银行已经是这些资金的唯一源泉了。大英帝国在战前的国防预算每年大约为5000万英镑，而现在，为了维持这场战争，每天就得花费500万英镑。

尽管已经获得威尔逊总统的默许，为方便协约国在美国采购商品，美国可以向它们提供一定的信用，但威尔逊总统仍然反对直接提供贷款。不过他很快被说服，因为他被告知直接提供贷款对于保证美国的出口十分必要。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劝告威尔逊，如果不直接向协约国提供贷款，“结果将是美国的产出减少，工业衰退，资金空闲，劳力剩余，破产加剧，金融衰退，并引发劳工阶层的大动荡”。威尔逊很快就言听计从了。

1915年9月，英国派代表来到摩根银行商谈一笔贷款，数目之大前所未有。在20世纪初，摩根银行曾经帮助英国政府筹措过一笔1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英国进行布尔战争，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数字了，而现在这笔贷款将不少于5亿美元。

任何一家银行都无法单独承揽数额如此巨大的一笔贷款，即使摩根银行也做不到，因此需要组织一个由多家银行构成的承销团。最后，这笔贷款共有61家以上的承销商，此外还有1570家金融机构参与推介。但是，库恩·勒布银行不在其中，当英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雷丁勋爵（Lord Reading，他自己也是犹太人）拜访库恩·勒布银行时，谢弗坚持说，如果要他参与提供这笔贷款，那么俄国人不能从贷款中得到一分钱，雷丁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由于谢弗的立场，库恩·勒布银行在名誉和经济上遭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而其他的犹太银行则没有这样固执，在高盛公司，当合伙人们听说高盛公司很可能因为执行主席高曼的亲德立场而被伦敦列入黑名单时，他们甚至强迫高曼辞去了职务。

1915年的5亿美元贷款，只不过是协约国在以后3年战争中所获得的多笔贷款中的第一笔，而摩根银行至少筹措了这些贷款中的15亿美元，但是提供贷款和作为采购代理商并不是华尔街从战争中获利的唯一来源。虽然英国政府对英国人投资于美国股票所得的股息征收特殊的所得税，但却允许英国人用美国股票来支付他们的所得税。于是，美国公司的股票开始在英格兰银行堆积如山，摩根银行帮助英格兰银行将其中价值30亿美元的股票全部变现。摩根的做法是巧妙地分步将这些股票运回纽约资本市场出售，以防止大量股票抛售带来价格跳水。纽约的资本市场消化掉如此庞大的一笔股票，却连饱嗝都没有打一个，这是战争帮助美国经济和纽约资本市场实现巨大扩张的最直接例证。

这一切不仅给摩根银行带来了巨额的手续费收入，也使美国工业的所有权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里。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4年后，它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这样，无论是从金融还是实业的角度来说，美国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这个新兴强国的资金巨流，无疑是通过华尔街这个“大峡谷”流动的。

当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战时，联邦政府也不得不想办法筹措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美国的债务曾经在1866年达到了27.55亿美元的顶峰，自那以后就一直在减少（随着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美国政府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更是大幅降低）。1916年，美国的债务为12.3亿美元，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45%；而到1919年它再次达到了顶峰，高达255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34%。发行债券的方式仍然是50年前杰·库克为南北战争融资时就用过的，唯一增加的节目就是好莱坞的参与，在发行债券的推介会上，有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和玛丽·璧克馥[158]到场助兴。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这些证券的发行，华尔街的影响力和实力都日渐强大起来。

道格拉斯· 费尔班克斯正在华尔街上推销自由债券。作为好莱坞的第一代巨星，费尔班克斯从一个“跑腿者”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过，那时距使华尔街彻底改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20年。

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唯一真正的赢家。俄国国内已经一片混乱，很快共产主义就取得了胜利，奥匈帝国也被肢解了。即使是英国和法国，这些名义上的胜利者也精疲力竭，它们的人力和物力已经消耗殆尽，在世界舞台上的强权地位也永远地消失了。但是，美国在人员上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6万人的伤亡（比美国总人口少得多的英国死亡了将近100万人），而且美国经济比战前要强大得多。欧洲国家对美国政府的欠债达到了100亿美元之巨，除此以外，很多美国人还握有欧洲国家的债券。

美国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华尔街了，它已经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太阳，而环绕其左右的是全球其他金融市场，包括伦敦。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格局，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就像几年前银行抢劫犯威利·萨顿[159]讲他为什么要抢银行时所说的：“因为那儿有钱。”

[154]罗伯特· 兰辛（Robert Lansing, 1864~1928），美国政治家，1915~1920 年任国务卿。—译者注

[155]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1850~1916），英国军事家，殖民地官员，曾指挥埃及军团夺回苏丹（1898），结束布尔战争（1899~190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陆军大臣（1914~1916）。—译者注

[156]威廉· 冯· 鲁道夫（Wilhelm von Ludendorff, 1865~1937），德国将军和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东部战场的总指挥。—译者注

[157]圣经原文为：“I do not this for your sakes，O house of Israel，but for mine holy name’s sake”（Ezekiel,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而莫罗所写的是“Not for thy sake，but for thy name’ssake，O House of Israel ! ”—译者注

[158]道格拉斯· 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1883~1939），美国男演员，因在无声电影《罗宾汉》（1922）等中扮演轻率浮夸之徒而闻名。玛丽· 壁克馥（Mary Pickford，1893~1979），加拿大裔美国女演员，因主演《风骚女人》获奥斯卡奖（1929 年），也是联合艺术团的建立者（1919）。—译者注

[159]威利· 萨顿（Willie Sutton）美国一银行惯窃，曾前后监禁35 年，自称盗窃赃款达200 余万元，外号“戏子威利”，被法官问及为何要抢银行时，他回答说“因为那里有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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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1日，战争突然结束，这突然降临的和平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战争订单的结束以及欧洲农业生产和民用制造业开始增长，从1920年开始，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次短暂而急剧的衰退。战争的结束也给纽约带来了一个新传统：早在19世纪80年代，当有人在华尔街的百老汇大街上游行时，两边大楼里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将自动报价机的纸带从窗户里扔出去。直到1953年都一直担任纽约市市长接待委员会主席的格罗夫·惠伦（Grover Whalen）在1919年将这种“纸带游行”（ticker-tape parade）正式化，他向纽约商业区的公司发出通知，要求它们给予合作。这一年，潘兴将军[160]和后来成为温莎公爵[161]的年轻的威尔士王子一起，第一次享受了这种“纸带雨”的殊荣。

但是，华尔街最著名的10年——20世纪20年代——却是以一次实实在在的爆炸开场的。1920年9月16日，阳光明媚，正午前，一辆四轮马车来到华尔街，停在摩根银行旁边，随即发生了爆炸。爆炸时马车上满载着炸药，重达500磅的吊锥被炸得粉碎，这些碎片就像榴霰弹的弹片一样在空中划过，成了致命的“连枷”[162]。30人当场死亡，10多人后来由于伤势过重而死，130多人受伤。假如爆炸再晚一点的话，将正是午餐时间，华尔街和宽街的交叉路口就会人潮汹涌，那么伤亡的人数将远远不止于此。

年轻的约瑟夫·P·肯尼迪[163]那时在华尔街上还不算一个人物，他当时正走在离爆炸中心不远的危险地带，他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却没有受伤。斯维特饭店的老板——百万富翁爱德华·斯维特（Edward Sweet）却被炸得粉身碎骨，最后找到的只有一只戴着戒指的手指。摩根控制的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 Company）总裁苏厄德·普罗瑟（Seward Prosser）则完全是死里逃生，当时正好有一块吊锥碎片穿过他办公室的窗户，从他身旁不到1英寸（约3厘米）的地方划过。而一个年轻的传递员却没有这么幸运，他被炸成重伤，躺在街上，但他仍央求路人帮忙，将要递送的那一捆证券送达目的地，他不愿意没有完成任务就这样死去。

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所以到处可见窗户外的遮阳篷。这些遮阳篷燃起的火焰有近12层楼高。爆炸地点半英里以外的窗户都被震碎了，浓重的墨绿色烟雾像棺盖一样笼罩着这个地区。

交易所大厅里的经纪人都被这声爆炸惊得目瞪口呆，大厅里一片死寂。交易所朝宽街一面的巨大窗户被震成无数小碎片，人们全部涌到了大厅中央。随后，他们突然意识到头顶的玻璃穹顶有巨大的危险，此时，穹顶已经开始剧烈颤抖，但是还勉强支撑着没有倒塌。经纪人们再次开始逃散，躲到了墙边安全的地方。交易所总裁拼命挤到主席台上，敲响了钟。这样，在爆炸后一分钟之内，他宣布停止交易。

摩根银行窗户的玻璃也被震碎了，但如有神灵相助一般，就在不久前，银行在大楼窗户内侧装上了金属网格，这个网格避免了一场银行大楼里的惨剧。尽管如此，摩根银行仍然有一个职员死亡，另外一个由于伤势过重，第二天也死了。小摩根的儿子朱利叶斯·摩根（Julius Morgan）也受了伤。另外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威廉·尤因（William Ewing）摔倒后失去知觉，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脑袋塞在了一个废纸篓里面。

此时，小摩根正在英国。爆炸发生的时候，他的4个高级合伙人正在银行里和一个法国将军开会，厚厚的花岗岩墙使他们免于受伤，但是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被惊呆了。当雷鸣般的爆炸声平息后，玻璃的碎裂声、幸存者的尖叫声以及受伤者痛苦的呻吟声混杂在一起。法国将军重新开始说话，他礼貌地问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几分钟内，警察、消防员和救护人员挤满了这个地区，大规模的调查也同时展开。在1920年，现代刑侦技术尚未成形，警察们所能调查的只有那些吊锥碎片以及在两个街区外三一教堂前面发现的马蹄铁。这些吊锥看上去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而无法判定它们的出处。尽管调查远至芝加哥以东的4000个马厩和所有的铁匠铺，马蹄铁也同样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1920年，华尔街大爆炸之后。这次爆炸中有40人死亡。如果再晚几分钟爆炸，可能有数百人死亡。制造这次爆炸的罪犯始终没抓到。

这次爆炸最可能是无政府主义分子干的，事实上，它是19世纪哲学（指无政府主义）最后、也是最受人瞩目的暴行。爆炸之后，一个邮递员把在百老汇大街和雪松大道街角处一个邮箱里发现的传单交给了警察，那里离宽街和华尔街只有几步之遥。那天11点半他已经取过一次邮件，再次取邮件的时间就在爆炸前。这些传单是在第二批邮件中发现的，因此，可以肯定这些传单是由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的人放在那里的。

“记住，”传单上不连贯地写道，“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了。释放政治犯，否则你们都将去死。”落款是“美洲无政府主义战士”。这些传单和1919年纽约无政府主义分子爆炸案后发现的传单完全一样，但没有抓到任何嫌疑犯。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线索。爱德温·P·费歇尔（Edwin P. Fischer）是一名与华尔街有着广泛联系的年轻律师，他还曾在全美网球比赛中拿过名次。他行为古怪，曾经不止一次精神错乱。在爆炸前两个星期，费歇尔曾告诉他的朋友和熟人华尔街将要发生一次爆炸，他还加了很多贬损华尔街（特别是摩根银行）的话。此外，他还不止一次跟人说爆炸将会发生在9月15日，至少他所说的爆炸日期和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当然，在爆炸发生以前，没有人会真正在意他的话。当爆炸发生的时候，费歇尔正在加拿大，他的内弟马上赶到他那里，劝说他回到美国。警方对他进行了彻底审问，并把他秘密关押在医院里长达好几个月，但没有人认为他和爆炸有任何真正联系。正如他的一个朋友解释的那样：“只要和费歇尔谈上10分钟，你就会知道没有任何密谋者会让他这样一个人参与其中。”就像我们都知道的那样，费歇尔发出警告很可能源于在疯子身上常见的那种超自然的预见能力。

1920年的爆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声颇具讽刺意味的道贺。随后，华尔街表面上又恢复了往日那种一夜暴富、销金蚀银的生活，爆炸很快就被人忘得干干净净。烧焦的遮阳篷被换了下来，窗户上也装上了新玻璃。但是，摩根银行决定不再修复大楼正面那些被吊锥砸出来的沟沟点点，其中有些痕迹有一英寸之深，这些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小斑点”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成为华尔街一个小小的看点。

第十二章
“交易所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1920年～1929年）

[译者题注]

进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但是就其制度和运行方式而言，却和1817年它刚刚建立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从本质上讲，它仍然是一个私人俱乐部，其宗旨仍然是在为交易所的会员谋取利益，而不是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交易所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译者导读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股市中，汽车行业股票成为龙头股，投机家赖恩决心在斯图兹汽车股票上一展宏图，不幸的是，他的对手中有一些交易所的核心成员，而交易所成员不择手段操纵股票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赖恩成功地囤积了斯图兹股票，身为交易所成员的几位空头准备故伎重演，通过修改交易规则来击败赖恩。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单枪匹马的赖恩巧妙地利用了公众对对弱者的同情，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交易所的当权派们投降了。

·赖恩在此役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也支付了高昂的成本。他的对手仍然控制着交易所，他们将他逐出了交易所，最后，他的财富在随后而来的熊市和做空袭击中被洗劫一空。交易所最终报复了赖恩，但在声誉方面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同样在1920年惨遭打击的还有通用汽车的创始人杜兰特。这位创造了世界上最大公司的实业家，因为一个小小的但却是致命的错误判断，个人财富在股市中丧失殆尽，只好靠经营一个保龄球馆度过余生。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蒸蒸日上，亨利·福特开创了汽车时代，美国财政部部长梅隆推行的低所得税政策使得居民收入大大增加，电力的运用使得生产率大大提高，并购浪潮风起云涌，此时刚刚出现的信用支付手段使得中产阶级一夜之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购买力。

·华尔街再次伴随着经济的繁荣起飞了。在此前的繁荣期，华尔街股市的涨幅和美国经济的增长基本同步，但这一次，华尔街的步伐明显快于美国经济本身，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不到50%，可是道琼斯指数上涨了3倍。当时的投资者只需支付10%的保证金就可以购买股票，余额由经纪人支付。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美联储贴现窗口以5%的利率借出资金，然后倒手以12%的利率借给经纪人，而经纪人又转手以20%的利率借给投资者，而在这个不断飙升的股市中，人们已经忘记了什么叫风险，银行、经纪人和投资者对于如此高的利率背后所隐藏的风险置若罔闻。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牛市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正在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美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是一位资深的银行家，他深刻地洞察到这种股市狂潮背后所酝酿的风险，他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止股票市场灾难性的崩溃”。但不幸的是，他于1928年10月辞世，失去了斯特朗的美联储毫无作为，未能采取进一步的严厉措施，终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市灾难——1929年的股灾拉开了帷幕。

人类社会有一条铁律：在没有外来压力时，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会朝着有利于该组织精英的方向演进。这条规律既适用于津贴丰厚的公司管理层，也适用于被领袖人物控制的工会，既适用于美国国会，也适用于好莱坞。但是，在昭示这一规律的各种社团中，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无疑是最佳范例之一。

经过了19世纪30年代不正规的、以自我调节为主的童年时代，又经历了南北战争时期无法无天的青春期，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股市已经开始逐步摸索出一整套保证市场有序稳定发展的制度和程序。随着交易所在华尔街建立起独一无二的地位并将这些规则付诸实施，投资者们不必再担心会受到欺骗，而能放心地寻找投资机会；而经纪商们，至少是那些有商业头脑的经纪商，从长远来看就有赚钱的希望。

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在此前40年的快速发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爆炸式增长，使得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交易市场。但是从制度上讲，它和1817年刚刚正式成立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它仍然是一个私人俱乐部（private club），交易所的宗旨仍然是保护它的会员们的利益，也就是那些席位拥有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像大多数私人俱乐部一样，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内部管理方面毫无民主可言。

也像大部分俱乐部一样，交易所由会员中的一小部分人——那些总是想方设法维护自己地位的寡头集团所操控，他们占据了交易所几乎所有的职位和委员会中的席位。在交易所中，寡头集团的权力并不是按照会员比例平均分配的。尽管大经纪公司都有合伙人在交易所拥有席位，但是有大约一半的席位由专门经纪人（specialist）和大厅交易员（floor trader，或称场内交易员）控制，而后面这两个集团也拥有交易所中地位最为显赫的交易所管理和法律委员会（Governing and Law Committees）中2/3的席位。

专门经纪人为特定的股票“做市”[164]。他们的工作就是维持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每一个专门经纪人手中都有某一只股票所有买单和卖单的详细记录，当股票价格符合买家或卖家的要求时，他们就执行这些买卖订单。这样他们就处在最有利的位置，能最先知道市场消息，并从中谋利。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任何规定禁止这些专门经纪人从他们做市的股票上谋取私利，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将内部信息泄漏给其他人来帮他们赚钱，自己从中提成。

大厅交易员则与他们不同，他们只为自己的账户交易。与那些只能不断出没于经纪人办公室以获取一点可怜信息的普通投资者和投机商相比，他们拥有两个巨大的优势。首先，由于可以在交易所大厅交易，他们能够得到有关市场变化的最新消息，并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买卖。其次，他们不必支付经纪代理费，因而他们可以随意买进卖出股票和债券，利用价格的轻微波动来谋利，这很像今天在因特网上买卖股票的即时交易者（day trader）所做的那样。

然而，与今天的即时交易者不同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彼此合谋或者和专门经纪人合谋操纵市场（至少迄今为止，互联网上的即时交易者还没有这么做）。19世纪最后30年的改革成功遏制了上市公司和管理层通过操纵市场损害投资者和股东的权益的行为，但交易所会员操控市场的能力却毫发未损。

联合坐庄（pools）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尽管“虚卖”（wash sales，即经纪人报告股票被售出，而事实上并没有发生）是被禁止的，但是这些集团仍然可以在集团会员之间精心制造出一系列虚假买卖，俗称“对敲”（matched orders）。这些对敲会在股票自动报价机上制造出一种虚假的股票走势（painting the tape），诱骗其他投机商按照集团希望的方向进行买卖。一旦达到目标，他们就迅速离场，由此获得可观的收益，而外界的投机者还蒙在鼓里。

大厅交易员也占据着极佳的位置，他们经常上演卖空袭击的好戏。他们会利用一连串卖空对某一只股票进行连续打压，或者对整个市场进行打压。接着，因为他们处在整个市场的核心，能够比外界投机者更好地判断市场何时真正接近谷底，而一旦市场探底，他们就立刻平仓，以此获得最大利润，而此时，外围的买家刚刚开始买入。

这多少有点像持有官方特许的“盗窃”执照进行偷盗，至少对那些机敏胆大的投机商来说是这样。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是从广大的普通投资者那里偷盗，但是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从俱乐部中那些实力稍弱的会员那里偷盗。

托马斯·福琼·赖恩（Thomas Fortune Ryan）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主要的金融家之一，艾伦·A·赖恩（Allan A. Ryan）是他的儿子。老赖恩出生在西弗吉尼亚农村一个贫穷的爱尔兰后裔家庭，他于1870年来到纽约，19世纪80年代中期彻底摆脱贫困。那一年，他和威廉·C·惠特尼（William C. Whitney）开始联手接管纽约市交通系统，他获得了路面电车的特许经营权，同时收购了高架铁路。20世纪头10年，IRT地铁系统刚刚建成，他就控制了这条地铁。1905年，老赖恩的财产按保守估计为5000万美元，到1928年他去世的时候，这个数字又翻了4倍。伯纳德·巴鲁奇[165]称老赖恩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少有的那种足智多谋、雷厉风行的人”。

老赖恩在1906年开始从生意场淡出，投身到艺术品收藏和向天主教教堂施惠行善中。1915年，他将自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传给了儿子艾伦·A·赖恩。小赖恩随即组建了艾伦·A·赖恩公司，并很快成为华尔街非常有名的多头，他投资于一系列工业股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华尔街带来的牛市大潮中如鱼得水，大发横财。

1916年，他控制了美国斯图兹汽车公司（Stutz Motor Car Company of America），这家公司生产著名的斯图兹Bearcat汽车——20世纪20年代汽车的典型代表（有趣的是，在2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1920年，这家公司就已停止生产Bearcat汽车，所以20年代的汽车偶像实际上都是以前的旧汽车）。此时赖恩还不到40岁，而他的资产，至少按他自己的说法，估计已经高达3000万美元了。当然，这和他父亲庞大的资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对父子却越来越疏远，虽然两人从未在公开场合解释过其中的原委，但答案却是显而易见的：小赖恩的母亲于1917年逝世，他的父亲在其后不到两周就再婚了。

1920年1月，斯图兹股票开始上涨。此前，它在纽约交易所的交易价格一直徘徊在每股100美元左右，到1月底的时候已经达到每股120美元，在2月2日，突然又冲到每股134美元。然后，卖空投机者开始入场，准备对这只股票进行卖空袭击。空头中的一些人是交易所内部的核心会员，尽管赖恩的事业如日中天，而且他还是世家子弟，却还算不上交易所的核心会员。此时的赖恩刚刚从肺炎的折磨中挣脱出来，但他毅然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亲自来到华尔街，捍卫自己的利益，一开始，他还需要一名护士的陪同。

他开始购入斯图兹股票，吃下所有的买单。赖恩下决心杀空这只股票，直到空头们发出惨叫。尽管他很富有，但进行如此庞大的操纵活动仍显得资金不足，于是他开始用公司的其他资产甚至是个人财产做抵押，大量借钱。

到了3月底，看起来他的目标似乎已经唾手可得。3月24日，斯图兹股票在当天日中交易价格就达到了每股245美元，收盘的时候涨到了每股282美元。到4月1日，股价达到了每股391美元。大部分斯图兹股票的持有者早就开始兑现离场，他们把股票都卖给了赖恩，实际上此时赖恩是场内唯一的买家。这场大搏杀中原先以每股130美元价格卖空的空头们现在面临着灭顶之灾。如果赖恩手中持有了全部斯图兹股票，他们将不得不以赖恩开出的天价从他那里购买股票来平仓。但是，空头中仍然有一些死硬派还在继续卖空，他们从赖恩那里借入股票，然后以更高的价钱卖给他。如果赖恩能够成功杀空，在一个正常的游戏规则下，他们这样的行为无异于自杀。

因为卖空者是从赖恩这里借入股票的，所以赖恩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交易所的会员，而且其中有些人是交易所一些重要的委员会的成员。3月31日，赖恩被交易所商业行为委员会（Business Conduct Committee）召去解释斯图兹股票的异动情况。委员会成员当然已经知道这只股票一路飙升的真正原因，而赖恩也知道他们是明知故问，他礼貌地解释道，斯图兹股票的异动是因为他和他的家族拥有了所有的斯图兹股票，换句话说，他在杀空这只股票。同时他开出了他的价码，空头们可以以每股750美元的价格从他这里购买斯图兹股票来平仓。

空头们决定坚挺到底。那天下午，赖恩被告知，交易所正在考虑将斯图兹摘牌，这意味着赖恩将无法把他手中的股票卖出。赖恩对交易所委员会的回应是，如果他们这样做，平仓的价位将是每股1000美元，而不是每股750美元。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下午3点收盘前的几分钟里，场内的卖空仍然在继续，空头们还在不断地从场内斯图兹股票的唯一来源——阿伦·A·赖恩那里借入股票。

当股市刚一收盘，空头们这种似乎是为自己“掘墓”的行动的真正原因就立刻清楚了。位于宽街8号的交易所最高权力机构——纽约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Governing Committee）宣布，他们全体一致决议中止斯图兹股票的交易。一名记者指出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交易所这么做缺乏法律依据。面对这样的责难，交易所发言人的回答是：“交易所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在华尔街200年的历史上，不论出现过什么样的阴谋诡计，仍然有两条游戏规则从来没有被亵渎过。第一条是“成交了就是成交了”（A deal is a deal），也就是说，当买家和卖家在价钱上达成一致时，交易就做成了，不论随后股价在股票交割前发生任何变化，交割时都要以原先说定的价钱结算。如果这条规则不被严格执行的话，那么我们无法想象，资本市场这样一个瞬息万变、规模巨大的自由市场如何能正常运行。

而交易所却能做任何个人永远无法做到的事，尽管它的这种特权本应用来为公共利益服务。4月5日，交易所宣布赖恩的所有合同无效，并称：“纽约证券交易所将不把那些因无法得到斯图兹股票而不能按时交割该股票的行为视为毁约。”换句话说，那条千古不变的格言——“只要是他卖空的，他就必须把它买回来，否则就进监狱”，对于交易所那些关系深的人就不灵了。

第二条同样神圣的规则是，私人契约的隐私权不受侵犯，也就是说，不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不能泄漏买卖合同的另一方是谁。按照J·P·摩根的一句名言，没有哪个生意人愿意和一个“透明的口袋”（glass pocket）做生意。一份买卖合同的暴露就可能意味着一次精心组织的投资运作被彻底摧毁。

纽约证券交易所深信赖恩不会透露斯图兹杀空战役中的空头一方是谁，因此就随意编造谎言，它的发言人厚颜无耻地说空头们大多是遵纪守法的普通人。像杜布克[166]这样一个小镇的家庭妇女竟然会是斯图兹股票的大空头，人们一听就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当交易所的这种谎言出现在报纸上时，人们甚至懒得去驳斥它。

赖恩则完全无视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他合同无效的声明，仍然写信给交易所，建议双方达成妥协，以免给空头们带来更多的麻烦。纽约证券交易所对此不作回应。现在，几乎所有华尔街人都在兴奋地关注这场较量。人们聚集在经纪公司的告示牌而不是股票报价牌前，紧张地等待交战双方发出最新声明。

赖恩并不比一般经纪人更高尚，他不是什么改革者，但是他知道他作为一个弱者与一群当权者斗争的形象有着巨大的煽动力。4月13日，他向交易所递交辞呈，辞去交易所的会员资格，他在辞呈中写道：“只要你们只对你们自己的利益负责，只要你们能够自己滥定规则……只要你们继续让个人利益影响你们的讨论、你们的判断、你们的决定……出于我的自尊，我羞于与你们为伍。”

赖恩的辞职也使他可以不受交易所各种规则的束缚，也就是说，他由此摆脱了华尔街行为准则的束缚，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赖恩很快将一份列有9位交易所会员的名单交给了《纽约世界报》，虽然他没有明说，但他暗示这些人都曾经卖给他斯图兹股票，但是还没有交割。这9位会员很快否认他们或他们的公司在卖空斯图兹股票，当然，他们同时又声称，他们也不排除曾为他们的客户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毋庸置疑，一个经纪人应该为他所有的交易负责，不论他是在为自己做还是为客户做。

立刻，各种小道消息开始传播开来，有的说政府马上要加强对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外部监管，有的说老赖恩将以他庞大的资产支持小赖恩。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变调了，它发表了一项声明，称它的所作所为纯粹是为了保护那些无辜的投资者，而不是斯图兹股票的空头们。它也突然决定：“这些卖空合同的结算将最终由当事双方协商解决。”

赖恩迅速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他要求空头们履约。换句话说，他正式要求空头们平仓并付给他斯图兹股票。如果空头们手里没有股票，按照交易所的规则，他有权“代为买进”，也就是说，他可以以空头们的名义向他自己购买空头们欠他的股票，并随意定价。而空头们也就只好付这个价，如果付不出来，就要面临破产的悲惨结局，并在这个博弈场销声匿迹。

4月20日，交易所的投资者保护委员会（Protective Committee）停止了抵抗，它承认它代表了58家以上的公司，这些公司一共卖空了5500股斯图兹股票。当然，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公布这个数字只是为了应付公众。随后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这个协调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借钱给赖恩进行逼空操作的银行家，他们试图在赖恩和空头们之间找到一个折衷方案，但是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于是赖恩宣布他将在4月24日上午10点“代为买进”这些股票。由于斯图兹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被中止交易，所以赖恩在位于宽街人行道上的“路边市场”买进这些股票，同时因为赖恩已经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出他的交易席位，所以他有理由在他能找到的任何其他市场自由地进行股票买卖。

4月24日是一个星期六，此时在华尔街，星期六仍然是半天工作日，直到二战后，星期六才改为休息日。这一天，宽街上挤满了人，大家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跑来看这场好戏如何收场。此时，协调委员会仍旧在附近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开会。最后，空头们终于意识到，他们除了投降别无选择。但是，在什么价位上收场呢？58位空头每人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自己能够承受的价格，然后取其平均数。最终的结果是：他们现在要为在1月1日还只是每股100美元的斯图兹股票每股支付550美元。

他们挤过人群来到赖恩的办公室，赖恩立刻接受了这一价位。斯图兹股票杀空战役结束了，赖恩从中获取的利润大致在100～150万美元之间。

但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更确切地说，纽约证券交易所中的寡头集团，不会轻易放过赖恩。有关调查赖恩的谣言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纽约证券交易所迟迟不批准赖恩出售他的席位，当时席位的价格是10万美元，并且最终也没有接受赖恩的辞职。他们指控他“违背了公正和公平的交易原则”——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能给予其会员的最严重指控。赖恩被传讯参加一个秘密听证会，并允许他为自己辩护。赖恩拒绝了，他轻蔑地回答说：“你们邀请我去你们的华堂，帮助你们粉饰你们过去和现在的丑行，而我将成为你们的一只替罪羔羊，对不起，恕不奉陪！”毫无疑问，这场缺席“审判”如期举行，赖恩被宣布有罪，并被逐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但是，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赖恩持有的其他股票遭到了一波又一波做空投机的攻击，随后，1920年的大熊市开始酝酿了，到了12月，它已经吞噬了股票市场1/3的市值。赖恩的其他股票严重缩水，而他的贷款是以那些股票为抵押的，现在银行想要收回给他的贷款，赖恩只有将他手中的斯图兹股票卖掉才能偿还银行的贷款。然而他实际上是市场上唯一的斯图兹股票拥有者，他只有找到一个能卖出斯图兹股票的市场才有出路，而路边市场显然无法应付这么一笔巨大的股票交易。到11月，银行宣布他们将接管赖恩的公司。

他挣扎着坚持了一年半，但是到了1922年7月21日，他已经无法继续坚持，只得宣布破产，他申请破产的声明上列明了其负债总额达到3243万美元的天文数字，而他的资产只有64万多美元。他的斯图兹股票将被拍卖，如果拍卖价格能够达到每股50美元，那么赖恩至少可以不用破产了。但是，这完全是白日做梦，因为在路边交易市场中，它的最新报价只有每股5美元。最终，赖恩在斯图兹公司的股票被施瓦布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买走——他是曾陷于赖恩制造的陷阱中的几个主要玩家之一。

这样，纽约证券交易所终于报复了赖恩，但它在公众声誉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此后的另一个年代，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它这种无视公众利益的傲慢还会阴魂不散地重新出现，继续给它带来烦忧。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华尔街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对这一形象有正面贡献的人要算是奥托·卡恩（Otto Kahn）了。奥托·卡恩是库恩·勒布银行的合伙人，当雅各布·谢弗在1920年去世的时候，奥托·卡恩成为这家公司的主要合伙人，并成为华尔街上犹太银行家的代表人物，他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过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的董事会主席。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英俊的椭圆形脸庞配上整洁浓密的大胡子，成了卡通游戏“垄断者”的原型。

[164]指为股票提供一个可供交易的市场。—译者注

[165]伯纳德· 巴鲁奇（Bernard Baruch，1870~1965），华尔街最成功的投机商之一。他依靠在华尔街投资获得了巨大财富，后帮助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成功竞选总统（1912），并被任命为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166]杜布克（Dubuque），美国艾奥瓦州东部城市，位于密西西比河畔，这里意指美国任何一个小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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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在华尔街上赔钱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即使你没有陷在那些蓄意害人的阴谋中也是如此，事实上，这一年，人们目睹了华尔街上最大的个人财产损失：威廉·C·杜兰特[167]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里损失了9000万美元。

杜兰特是一个销售天才，他在马车生意中积累了一些财富。1904年，他意识到汽车将成为人类交通工具中的未来之星，那一年他控股了正处于财务危机中的别克公司（Buick Company）。到1908年，杜兰特已经将它成功地改造成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年销售量比它的另外两家竞争者——福特公司和凯迪拉克公司的销量总和还多，达到了8820辆。

杜兰特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他开始了他的并购狂潮，收购了其他汽车公司和零部件供应商，并将它们与别克公司整合在一起，组建了一家新的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虽然杜兰特在销售方面是一个天才，但是他在并购业务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笨蛋。他在购买公司的时候经常花太多的冤枉钱，或者买了一些他根本不应该买的公司。等到1910年经济衰退袭来的时候，通用汽车公司不得不靠银行家的帮助来渡过难关，公司股权被托管，杜兰特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长达5年之久。

当银行家们正忙于理顺通用汽车的内部结构时，杜兰特又组建了雪佛兰公司（Chevrolet），它的490型汽车在1915年首次推向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这款车的价位比当时传奇般的福特T型汽车稍贵一些，但它给驾乘者提供了更多的舒适。490型车的销售是大众营销策略的第一个成功范例，它为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实惠选择，包括各种不同的颜色，而福特只知道压低价格。通用汽车在接下来的10年中采用这种大众营销策略超越福特，成为汽车行业的龙头。

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股权托管即将到期的那一年，杜兰特用他在雪佛兰汽车上所赚的钱开始购买通用公司的股权，并且从他那些拥有通用汽车股票的朋友们那里争取到他们的委托投票权，他同时也劝说因为一战而富得流油的杜邦投资于通用汽车。第二年，雪佛兰购得了通用汽车的控股权，杜兰特又完全控制了通用汽车公司（从通用汽车被雪佛兰控制，到后来雪佛兰又被通用汽车控制，是好几年后的事情了，并经过了无数次复杂的证券转手才得以完成）。

在战争引发的经济繁荣中，通用汽车公司呈爆炸式增长。1918年，它生产了246834辆汽车和卡车，除此以外，它还生产了大量军需产品。此时，它已拥有5万名员工，当年利润为1500万美元。第二年，它的利润增加了3倍，达到6000万美元，员工数量达到8.6万人，产量上升到40万辆。

1920年初，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按10∶1的比例进行拆股，拆股之后每股42美元，至少拥有几百万股通用汽车股票的杜兰特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是，随后的4月，汽车股票开始领跌市场——正如那些拥有时代最新技术的股票在市场上一贯的表现那样。本来杜兰特可以耐心等待这次下跌的结束，但是，出于保护他的投资人和员工的心理，他固执地试图一个人托市。而这一幼稚的做法，正如通用汽车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所说的那样：“他成功的概率如此之小，就像站在尼亚加拉瀑布的最高处，试图用他的帽子阻止瀑布下泄一样。”

杜兰特开始在交易所购进通用汽车的股票，并通过支付保证金来放大他的购买力。在那个年代，你只需要支付股价的10%作为保证金就可以购买股票，不足部分由经纪公司垫支。这种做法在股票上涨的时候当然是一本万利，但是如果股价下跌的话——在1920年，几乎每一只股票都在下跌——经纪人就会要求越来越多的抵押品，如果客户没有足够价值的抵押品的话，经纪人就会把他的股票在低价抛出，客户于是不得不蒙受巨大损失。在这个伟大的博弈里，游戏规则从来如此——风险和收益相匹配。

但是，到了10月底，通用汽车的股价已经下跌到每股17美元。到了11月10日，股价仅为每股14美元，是4月的1/3，名义上曾无比富有的杜兰特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杜兰特不是个可怜虫，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正身处困境。可是华尔街一直以来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谣言工厂，通用汽车的其他投资者，如杜邦公司和摩根银行，对此已经有所耳闻，它们要求杜兰特告诉它们真相。最后，在11月16日，杜兰特讲了实话。此时的杜兰特手里有一份要求增加保证金的通知单，要求杜兰特在第二天市场开市的时候补交15万美元保证金，而这仅仅能使他勉强过关。不幸的是，第二天，通用汽车的股票再次下跌到每股13.5美元，又引发了对杜兰特新一轮雪崩似的保证金要求。

摩根银行和杜邦公司知道，如果杜兰特支撑不住而将他手中的通用汽车股票在市场上抛出的话，对它们在通用汽车的利益甚至对整个通用汽车公司都将是灾难性的。于是，它们决定帮助杜兰特，将他从他善意的蠢行中解救出来，它们借给杜兰特足够的资金，使他足以支付保证金并还清他欠经纪人的债务。结果，它们成功地阻止了几乎是必然将要发生的一次大危机，但是杜兰特却失去了几乎所有的通用汽车股票，总计300万股——它们转而成为摩根银行和杜邦公司的资产。

假如杜兰特没有在1920年的熊市中为通用汽车的股价下跌作螳臂挡车似的努力，他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10个人之一，到了1926年，通用汽车的股票已经涨到每股210美元。可是，当初杜兰特的确感到他对投资者们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按照他认为是最好的方式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其结果是：这位创建了这个星球上最大实业公司的人——今天的通用汽车公司年销售额超过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能靠经营一个保龄球馆度过自己的余生。

[167]威廉·C· 杜兰特（William C. Durant，1861~1947），美国实业家，组建了别克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雪佛兰汽车公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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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21年的短暂衰退期很快就被新一轮经济扩张替代。1921年3月4日，一个重视商业的哈丁[168]政府时代开始了。安德鲁·梅隆[169]——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被提名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为此他辞去了至少51家公司的董事职务。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和金融问题，因此，梅隆——这位将在整个20年代一直担任财政部部长的人具有空前的影响力，以至于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 Norris）开玩笑说：“三位总统曾在梅隆手下工作过。”

梅隆的父亲托马斯·梅隆（Thomas Mellon）是一位苏格兰-爱尔兰移民，5岁的时候随他的父母一起来到匹兹堡，在那里开了一家私人银行。他很快显示出伯乐相马般的卓越天赋，他投资的对象中有安德鲁·卡耐基，他也贷款给一位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亨利·克莱·弗里克[170]，帮他扩大他的焦碳工厂。安德鲁·梅隆比弗里克小7岁，他们很快就成为终生不渝的朋友，各自的妻子也都是对方帮助介绍认识的。两人都对艺术品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艺术品收藏家。后来弗里克将他的收藏品连同他在第五大道的大厦一起捐给了纽约市，而梅隆将他的收藏品捐给了国家，并建造了美国国家美术馆来陈列它们。

安德鲁·梅隆很快就证明他比他的父亲更会选择赢家，老梅隆在安德鲁年仅27岁的时候就将家族银行移交给他打理。小梅隆大量投资于两家在当时还默默无名的小公司——它们后来成长为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和美国铝业公司（Alcoa）。

作为财政部部长，梅隆推行减税政策，并努力用政府的盈余偿还赤字，使政府的赤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高点下降了1/3多。同时政府支出也大大降低，从1921年的50亿美元下降到1928年的30亿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个人所得税的降低，政府收入下降了，但是居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却大幅度上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921年只有594亿美元，到1928年上升到872亿美元，增加了47%，居民收入从522美元增加到716美元，增长超过1/3，而同期通货膨胀几乎为零。

美国经济的这轮繁荣是由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的，在20世纪早期，正如在19世纪中叶铁路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一样，汽车工业成了美国经济的发动机。同样，像铁路工业一样，汽车工业也对华尔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14年，美国的道路上总共只有126万辆汽车，可是到了1929年，仅在当年美国就生产了560万辆汽车。汽车的辅助性行业，如燃油业、公路建造、维修业、玻璃制造业、钢铁业和橡胶业也急速发展。一些奢侈品如冰箱、洗衣机等也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千家万户，电的消费量在这10年里翻了一番。

像所有大战之后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也广泛出现了放纵现象，和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那几年一模一样——暴饮、豪宴、寻求刺激是生活的唯一目的。华尔街从来都是美国社会最精致的缩影，尽管它算不上是美国社会完整和彻底的代表。在华尔街上，人们疯狂地生活着，仿佛在以此庆祝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一场人类大灾难中幸运地逃过一劫。

和现在一样，那个时代的记者也偏爱城市，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美国的农村并没有享受到这次大繁荣。在20世纪的前30年，汽车的普及对汽车工业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对农民们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在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美国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是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了在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

但是，汽车的使用也大大扩大了农业家庭的活动范围，农民们以前只能光顾农村的银行和商店，现在，由于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贡献，他们可以来到城市。

美国一直都比别的国家有更多的银行，这是美国政府联邦制的本质所致，也受到托马斯·杰斐逊的影响。到1921年，银行的数目达到了顶峰，当时全美有29788家银行，它们中的大部分是农村小镇中微不足道的、只有一个营业点的小银行，完全依赖为当地农民提供小额农业贷款生存。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这种银行开始倒闭，到了20年代末期，全美每年平均有500家银行倒闭。

但是，华尔街再一次对这些发生在农村的创痛视而不见。毕竟，华尔街只做为大工业融资的买卖，影响的是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在它的日常事务中不会碰到这些农民和农村的小银行业主。华尔街上的大银行不会有农民客户，也不会理会农村的小银行，它们顶多会和一些小城市的银行打打交道。

华尔街再次伴随经济的繁荣起飞了。1922～1929年（1923年是个例外），道琼斯指数每一个季度都比前一年同期高。在此前的经济繁荣期，例如1896～1907年，美国经济和华尔街上的股价都大致翻了一番，也就是说，华尔街和美国经济基本上是同步增长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的步伐明显快于美国经济：在这个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到50%，而道琼斯指数却上涨了3倍。

当然，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华尔街股价上涨之间的差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也有其合理之处。这10年中，电力的广泛运用使得劳动生产率大踏步地提升了40%；同时，一轮又一轮的并购浪潮使得美国工业更好地实现了规模效应。

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广告业的迅速发展和信用卡的广泛应用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需求的增加。到20年代中期，许多普通人开始利用信用卡购买一些大件商品，而在20年代之前，信用是富人的专利，尽管那时也有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商家，如纽约最大百货商店梅西公司（Macy’s）的老板施特劳斯家族已经开始为客户提供“先付订金，暂不取货，待余款付清再交货”的服务。信用卡的普及大大增强了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和购买量，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在一战“自由债券”的发行中第一次尝到了资本主义的味道。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可以运用“信用支付”手段来购买债券和股票，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保证金的方式从经纪人那里借钱来购买证券。

在一个股价不断飙升的股市中，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随处可见。只需支付10%的保证金，余额由经纪人垫支，这种投资方式也是快速致富的捷径。例如，每股100美元的股票，如果以保证金的形式购买，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10美元。当你以每股120美元的价格卖出，获得的利润是20美元，利润率是200%，但是如果你支付全额购买的话，利润率只有20%。与此同时，华尔街的很多上市公司本身也是高度杠杆化的[171]，只要公司的利润不断增加，超过当前债务的利息，每股收益就会以飞快的速度增加，这会进一步刺激投资者对这只股票的热情。但是如果经济开始下滑，很多这样高度杠杆化的公司就会很快破产。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些做法助推了股市的繁荣，但当时市场也还不是完全非理性的。随后，很多无知的投资者一时头脑发热，也冲进来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当林德伯格[172]成功飞越大西洋后，华尔街上航空类股票立刻暴涨，而在当时，很多航空公司还没有运送过一位乘客。

所有的经济繁荣，不管它曾如何辉煌，都会逐渐衰退并结束。到1928年，美国经济体内潜伏的经济危机开始显现。在这个时点，华尔街开始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尽管股市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但不管怎样，它也必须是实体经济的一个映射——1929年的股市灾难终于开场了。

[168]沃伦· 迦玛列· 哈丁（Warren Gamaliel Harding，1865~1923），美国第29任总统（1921~1923），他有许多错误的任命，以致产生了一个腐败的政府，死于任内。—译者注

[169]安德鲁· 梅隆（Andrew Mellon，1855~1937）， 美国金融家， 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1921~1932），并向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捐赠基金。—译者注

[170]亨利· 克莱· 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1849~1919），美国实业家，因钢铁工业积聚大笔财富，并将一座收藏他艺术藏品的纽约城大楼遗赠给公众。—译者注

[171]也就是大量举债。—译者注

[172]林德伯格（Lindbergh，1902~1974），美国飞行员，首次单独飞越大西洋（1927 年5 月20~21 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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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件是，如果当时美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一个老练的华尔街人——能够再多活几个月的话，这场著名的大灾难或许可以得以幸免。

本杰明·斯特朗生于1872年，具有新英格兰血统。18岁的时候，他加入杰瑟普-帕顿银行（Jessup，Paton & Company）——纽约一家颇受尊重的银行，随后在华尔街平步青云。他于1895年结婚，有4个孩子，但家庭幸福却似乎总是与他无缘：他的妻子在1905年自杀，他的邻居摩根银行的合伙人亨利·戴维森（Henry Davison）收养了他的孩子；他的第二次婚姻也是失败的，他的妻子于1916年离开了他，在这一年，他得了肺结核。

在孤独和病痛之中，斯特朗将精力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工作中，职位也越升越高，直至美国信孚银行主席，此时的信孚银行主要由摩根家族控制。如果不是被劝说去做刚刚成立的美联储主席的话，他可能很快就会爬到美国银行业的金字塔尖——成为摩根银行的合伙人。

美联储的建制显然不是斯特朗所愿意看到的那种，就像所有华尔街人一样，他希望美联储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把总部设在纽约。斯特朗觉得这个由威尔逊政府和国会刚刚建立起来的美联储一定会有不少政治上的麻烦，所以一开始就拒绝出任美联储主席职位，但是亨利·戴维森坚持让他接受，最终，斯特朗同意了。很快，他以他在华尔街一贯高昂的工作热情开始了在美联储的工作。

斯特朗是对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联储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政治性任命，他们中很多人连商业银行一些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更不用说复杂的中央银行了。这也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对二者都了如指掌的斯特朗。到了20世纪20年代，斯特朗已经是美联储无可争议的老板了，委员会只是他的一个橡皮图章，但是他的肺结核也越来越严重了。

长久以来，不同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相互影响和传染的，无论是一般的商业银行体系还是中央银行体系都是如此。此时战争造成的巨大震荡还在影响着欧洲，斯特朗深谙现代金融的全球性本质，急迫地想要向欧洲伸出援助之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将美国的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使得欧洲的资金不会大规模地横跨大西洋涌入美国——在此之前，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期，黄金一直源源不断从欧洲流入美国。

但是，低利率环境进一步刺激了华尔街上的投机活动，这使股票信用借贷成为比任何买卖都赚钱的生意。投资者满怀着在华尔街上大发横财的愿望，用保证金买入股票，对借款成本几乎不加考虑，这使得股票信用借贷市场的利率不断上升，到1929年夏末，这一利率已高达20%。不仅各家银行积极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伯利恒钢铁公司也在这个市场投资了1.5亿美元，克莱斯勒公司（Chrysler）的投资也有6000万美元。

当斯特朗察觉到这种投机活动几乎要失控的时候，他果断地采取行动，在1928年，他3次提高贴现率[173]，使之高达5%——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很高的利率水平，同时他开始缩减货币供应。斯特朗写道：“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制定出适宜的政策，以防止股票市场出现灾难性的崩溃……与此同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推动欧洲的复兴。”

美联储的新政策很快就对实体经济——华尔街以外的经济体——产生了影响，在1929年初，经济开始缓慢而显著地减速，这本来应该使华尔街冷静下来，但事实上却没有。华尔街此时已经完全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了，这个时候，本来需要美联储以更强硬的手段来刺破那个将要带来斯特朗所担心的大灾难的股市泡沫，但是，斯特朗却不在了。1928年10月，在为治疗其肺结核而进行的最后一次手术中，斯特朗去世了。

现在，失去了舵手的美联储已经无所作为，它只是将贴现率保持在斯特朗留下的5%的水平上。更糟糕的是，它允许银行用美联储提供的资金注入到本已狂热的投机行为中去：美联储成员银行从美联储贴现窗口以5%的利率借出资金，然后倒手以12%的利率借给经纪人，经纪人随后一转身又以20%的利率贷给投机者。这样，数以亿计的资金沿着这条渠道源源不断地涌入华尔街，而美联储所做的只是试图用“道义劝告”去阻止这股洪流。

1929年1月《福布斯》杂志上的漫画。1929年的股市似乎只有天空才是极限——直到10月24日为止。

当然，美联储发出的道义劝告是一回事，而人性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能够赚到7%的利润，而且还是用别人的钱，银行是一定会这么做的。因为，贷给经纪人的钱事实上是以经纪人账上的证券全额作担保，所以贷款风险很低——只要股票市场还在上涨，这个逻辑就是成立的。的确，1929年的春夏，股市在无数致富之梦的推动下节节攀升，就像一份周末晚报所描述的那样：

噢，我的宝贝，不要吵，奶奶又买了些股票，

爸爸也在牛市和熊市中把股票炒，

妈妈按照秘诀买了股票，不会亏钱，

宝贝，你很快就有漂亮的新鞋子了。

9月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达到了381.17点，这个高度是此后25年之内再也没有见到过的。

第十三章
“不，他不可能那么干！”
（1929年～1938年）

[译者题注]

1929年，美国股市发生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崩盘。这次股灾及随后而来的大萧条迫使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并开始了对华尔街的实质性改革。同时，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已经存在了近200年的私人俱乐部也遭遇了它最为尴尬的历史时刻，惠特尼——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因盗用他人款项等丑行而锒铛入狱，就连与他相识多年的罗斯福总统不敢相信，他惊呼：“不，他不可能那么干！”……

译者导读

·历史上最著名的股灾发生在1929年秋天。在一片乐观的投资氛围中，持续数年的牛市突然改变了方向。9月5日，市场开始下跌，10月29日，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跌幅达22%，创下了单日最大跌幅。华尔街持续下跌的势头直到11月才最终止住。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的最高点下降了89%。

·股灾之后，美国进入了长达四年的经济衰退，这一次空前绝后的衰退造就了“大萧条”这样一个专用名词。也许是由于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相隔如此之近，许多人——包括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是“大股灾”引发了美国经济的“大萧条”。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有这样必然的因果关系，它们背后共同的原因是美国实体经济长期高歌猛进后的必然衰退以及胡佛政府的错误政策。

·股市崩盘和“大萧条”虽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惨痛经历，但也给美国经济和华尔街一次重塑自我的机会。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着手实施历史上以他名字命名的“罗斯福新政”，大幅度地改革美国经济政策，并着手对岌岌可危的华尔街进行改革，以恢复市场的信心。

·1933年，美国取消金本位制，颁布《证券法》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1934年，美国颁布《证券交易法》；同年，依据该法成立了美国证监会；1940年，美国颁布《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至此，美国资本市场在自我演进超过百年之后第一次出现了关于证券发行、交易和投资基金的法律，也第一次建立了监管机构，这一系列制度建设形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监管的基本框架，也为随后几十年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又称《1933年银行法》，根据该法案，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担保，以避免公众挤提的事件再次发生。同时，该法案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同时从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摩根银行被一拆为二。这一分业格局直到60多年后才随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而得以改变。

·美国证监会首任主席是后来著名的肯尼迪总统的父亲——老肯尼迪。老肯尼迪是一位闯荡华尔街多年的老牌投机家，深谙投机和操纵市场各种诀窍的老肯尼迪显示出了非凡的管理艺术，在他的治理下，华尔街开始逐步走入了正轨。

·惠特尼代表了华尔街——尤其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他是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曾经因为在1929年股灾中英雄式的救市行动而声望卓著，但是，他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和极其低劣的理财能力结合在一起，使得他最终走上了破产和犯罪的道路。惠特尼的覆灭，使得卫道士的势力土崩瓦解，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在此之前，华尔街上的所有改革都从未触动过交易所自身会员的利益，而这一次则完全不同了，它彻底改变了交易所的运行方式，使其开始真正为公众投资者服务，并为即将到来的华尔街巨大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1929年的劳工节后，股市重新开盘，第二天市场就开始下跌，有的时候很猛烈，有的时候稍稍温和一点，但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下跌。整个夏季到处弥漫的那种股市可以涨到天上去的氛围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神经质般的紧张和一些令人丧气的论调，听上去仿佛是穿过墓地的呼啸声。

没有什么比所谓的“巴布森突变”更能反映当时那种投资气氛的骤变了。罗杰·巴布森（Roger Bobson）当时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投资顾问，当市场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他一直持悲观的看法，但是人们对他关于市场即将要下跌的预言充耳不闻。9月5日，他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的一个午餐集会上讲道：“我再说一遍我去年和前年的这个时候说过的话，那就是，或早或晚，一场股市崩盘将会来临。”当他这番毫无恶意的言论在当天下午2点出现在大显示牌上时，市场立刻掉头向下，开始暴跌，到了3点股市收盘时，很多大股票都下跌了6～10美元。最后1小时，交易量竟然达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200万股。

即使此时，罗杰·巴布森的预言仍然被大多数人嗤之以鼻，但是有关技术调整的论调已经开始随处可闻了，而《华尔街日报》仍然在预测秋季将会是牛市，当然，它同时也写道：“不可避免地，有些股票会上涨，有些股票会下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174]因其在1929年8月的著名论断（“看来股市已经达到了一个永远不可能超越的高度”）而在历史上获得了让人有点难以信服的不朽地位，他此时也仍然认为股市的长期趋势是好的，虽然语气不再像以前那么肯定了。

但是，一些天生谨慎和嗅觉灵敏的投资者已经开始撤离市场了。德柯普特-道莫斯公司（Decoppet and Doremus）是美国当时两家最大的零股交易经纪公司之一，它的合伙人之一罗兰·斯特宾斯（Rowland Stebbins）开始对华尔街感到厌倦了，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已经有点索然寡味了。他决定去做一个百老汇的制片人，所以，他在8月将自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席位卖出，售价为64万美元，将通货膨胀考虑在内的话，直到今天，这个价格仍然保持着纽约证券交易所席位价格的最高纪录。

阿尔伯特·威金（Albert Wiggin）是大通国民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该银行在20世纪50年代初与曼哈顿银行合并，成为今天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总裁，他走得更远。早在7月，他就清醒地预见到股市崩溃迫在眉睫，于是悄悄地卖空了4.2万股他最“了解”的股票[175]。威金每年领着大通银行27.5万美元的高薪，其职责本应为维护大通银行的股东利益，却在这家公司股票随后的惨跌中赚得盆满钵满。当然，大部分人不如威金和斯特宾斯这两人目光敏锐，但随着劳工节后的市场跌势不减，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决定撤资离场，于是市场的下跌就如同滚雪球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0月18日，星期五，股市加速放量下跌。同样，星期六上午，情况也不见好转，只有那些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还对市场抱有希望。《华尔街日报》预测下周一市场将会反弹，一向乐观的费雪则把这次下跌称为“市场只是把一些神经质的非主流力量甩出去”。到了星期一，有600万股的股票易手，这是一个巨大的交易量，但是下跌的股票数目远远超过上涨的股票数目。星期二，市场短暂反弹，但是到了星期三，市场再次下跌，在那个300万股就可以称做是“交易异常活跃”的时代，这一天再次创下了600万股的巨额日交易量。即使是那些最安全、最稳健的股票，包括AT&T，都在这一天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10月24日，这一天很快就被称做“黑色星期四”。清晨，华尔街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之中。前一天晚上，全美各地的经纪公司里卖单已经堆积如山。当开盘的铃声响过，股票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易手，股价狂跌。每一轮股票的下跌都引发一轮新的追加保证金的要求，而这又进一步使得市场下跌，并引发更多增收保证金的要求。与此同时，空头们整个上午都在无情地砸盘。卖空的单子越来越多，焦急的人们和投机者们拥挤在大街上和宽街街头联邦大厅的台阶上。交易所的一个供游客参观、可以俯视交易大厅的走廊上也挤满了人，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哭泣，直到上午11点，交易所决定把这个走廊封闭。到中午，市场市值已经蒸发掉95亿美元。

纽约的银行巨头们都聚集在“街角”，和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摩根集团的高级合伙人）一起紧急磋商，此时小摩根正在欧洲。这些银行在市场上都陷得很深，有些还正在承销新股票，如果这些股票卖不出去，这些银行将面临绝境。为了保卫市场，同时也为了保卫他们自己，他们决定拿出2000万美元来托市。

在这天下午1点30分，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代理总裁——走进了交易大厅。虽然纽约交易所总裁经常会出现在交易大厅上面的主席台上，但是总裁——哪怕是代理总裁——亲自来到交易大厅还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高大而威严的惠特尼快步走到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柜台，询问最后一次卖出的价格，他被告知是每股205美元，但是实际价格已经又掉了几块，仍然没有买家。惠特尼引人注目地宣布：“我出每股205美元的价钱买1万股。”接着他从一个交易台走到另一个交易台，一个接一个地下了很多类似的买单，购买那些蓝筹股里的蓝筹股，直到将2000万美元全部投入股市，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5亿美元。

他的策略成功了，至少暂时如此。按今天的话说，在惠特尼以那种万人瞩目的方式将钱投到市场后，市场又被那些出钱救市的银行家拉回到了“可控局面”，空头们转而开始购进股票，以便将他们的卖空账户平仓。市场开始止跌回升，早些时候投资者令人心痛的损失稍稍得到一些弥补，有些股票甚至在当天还微幅收高。例如，美国钢铁公司当天的开盘价是每股205.5美元，日中交易曾达到过每股193.5美元的最低点，而收盘价格为每股206美元。当天的交易量非常惊人，达到了1300万股，以至于股票自动报价机直到傍晚7点多，也就是闭市4个多小时后，还在嘀答不停地吐出记录报价的纸带。

周五，市场进一步反弹，但是到了周六，市场再次下跌，只是这一次没有出现什么恐慌的迹象，一些人开始认为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到了星期一，市场上传言四起——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假的，有的说华尔街的巨头们都在做空，有的说一些孤注一掷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有的说新的卖空袭击就要来临，等等，于是，股市再一次开始下跌。接下来，星期二，也就是10月29日，卖单像雪崩一样毫无中断地倾泻下来，从洗碗女工到银行家，每个人似乎都在拼命卖出。有些卖单是非自愿的，是投资者受到追加保证金的要求，不得不忍疼割肉变现。这一天交易量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1600万股，创下了此后近40年中的最高纪录。据说，这一天，自动报价机源源不断地打出所有交易的报价纸带，总长度超过了1.5万英里，直到闭市后4个小时才结束。

娱乐刊物《繁华》报道1929年的股灾。

星期二早晨的《纽约时报》上有这么一段话：“那些一向谨慎的投资者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买股票了。”而娱乐业行业刊物——《繁华》（Variety）却因它当天的头条标题而在新闻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地位：“华尔街摔了一个大跟头[176]”。

股市在星期三反弹，资金开始涌入市场买入一些超跌股。在这些买家中，据说有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惠特尼宣布，因为交易所的后台来不及处理所有的交易，股市在星期四将只有下午半天开市，并随后休市，直到下一个星期一。

星期一，市场继续下跌，跌幅接近前一周星期二的一半，这样下跌的势头一直延续到11月13日这天才止住，这轮熊市最终气数耗尽，而此前两年半中市场辛辛苦苦积累的所有收益都已然付之东流了。

[174]欧文· 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美国经济学家，设计出价格指数以考察经济趋势。—译者注

[175]指他所任职的大通国民银行的股票。—译者注

[176]此处原文为“Wall Street Lays An Egg”，在美俚语中，lay an egg 指完全失败，有嘲讽的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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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美国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发生在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之后，所以，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是股市的大崩盘引发了美国经济的大萧条，但这事实上是不对的，这两个事件都是由同样的两个因素引起的：一个是多年形成的经济形势，另一个是联邦政府为应对这种经济形势而采取的措施和政策。

事实上，正如1929年夏季的牛市随着市场的巨额超买而结束一样，随后的秋季熊市也止步于市场的超卖。买家开始进入市场，在新一轮、较为温和的牛市渐渐临近的时候，华尔街走到了1929年的岁末。在1930年春季，股市保持继续上涨的势头，到此时，股市的涨幅差不多补回了前一年秋季跌掉的市值的一半。1930年6月，当一群神职人员到白宫访问并提请胡佛[177]总统关注公益项目时，胡佛告诉他们：“你们来晚了60天，大萧条已经结束了。”

胡佛总统是诚挚的，但他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到了1930年的下半年，一场刚开始看似很普通的经济紧缩已经逐渐演变成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灾难。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完全可以说是华盛顿的领袖们，首当其冲的就是胡佛总统本人。首先，因为胡佛曾在竞选中许诺通过提高农产品的关税来救助美国农业，所以，当选后，他于1929年召开了一次特别国会会议。这次会议中很快就出现了各个利益集团竞相为本集团争取更多利益的疯狂场面，每个与会者都心怀鬼胎，没有人考虑公共利益。每一个主要的行业（即使是很多小行业，例如墓碑制造业）都在国会游说，要求给予他们保护，以免受到“不平等国际竞争”的冲击（在保护主义者的专用字典中，如果来自国外的竞争者能够并愿意为美国消费者提供比本国产品更便宜的产品，就是不平等竞争）。

在股市大崩盘之后，《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Bill，以它在国会中的提案人斯慕特和霍利的名字命名），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上的同情和支持，胡佛总统不顾1000多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于1930年6月17日签署了这个法案，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同时大幅提高。

后来的事实证明经济学家们是对的。作为报复措施，其他国家立刻提高了对美国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于是，世界贸易体系崩溃了。1929年，美国出口贸易总额为52.41亿美元，而到了1932年，这一数字仅为16.1亿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这个数字为1896年以后的最低值。更有甚者，在1930年上半年就随着《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在国会中的表决传言而起伏跌宕的纽约股市，此时开始了它长达两年半的下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29年秋季的熊市也不过持续了两个半月。

另一个为这场崩溃“雪上加霜”的是美联储，它在本杰明·斯特朗去世后基本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美国经济和纽约股市摇摇欲坠的过程中毫无作为。早在1928年，斯特朗就曾经说过：“美联储存在的意义在于为美国经济提供保护，以抵御货币利率之类的因素所导致的任何灾难……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们将有能力通过向市场大量注入货币来缓解危机。”但是这时美联储却没有这么做，而是维持着斯特朗的反通货膨胀和经济紧缩政策，将利率定在远远高于当时新的经济条件所要求的利率水平之上。所以，当美国经济几乎被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紧缩中冻毙的时候，美联储还在为美国经济开着治疗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退烧药。在这几年里，货币供应量下降了1/3，9800家银行倒闭，带走了千百万人的存款和他们的希望。不仅如此，美联储在很多救援其成员银行的行动中也缩手缩脚，无所作为，因为按照最初有关美联储的法律规定，对美联储成员银行向美联储借款时需要提供的抵押有严格的限制条款，这些苛刻的条件使得很多本来还算健康的银行也随同那些问题银行一起走向了破产。

大萧条的最后一个罪魁祸首是胡佛政府。面对急剧下降的政府收入和不断上升的政府支出，胡佛政府还在试图平衡政府预算（当然，按照传统的经济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1932年，当美国经济正以自由落体运动的速度直线下跌的时候，胡佛竟然推动议会通过了提高税率的法案，而且幅度之大在美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1930年的交易大厅。大厅里原来像宽街路灯一样的席位被换成了马蹄铁形的席位，可以显示更多的信息。

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的时候，这些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给当时的经济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失业率超过25%，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29年峰值时的50%。经济最可靠的先行指标——股市则一跌再跌，过去20年一直门庭若市的华尔街和宽街的交界处，现在变得冷冷清清，像一座空城。

1932年的秋天，当各种矛盾终于酝酿成一场危机时，华尔街出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短期国债的利率竟然变成了负值。短期国债是联邦政府的短期债务工具，一般期限低于一年，因为期限很短，所以它们不用像长期债券那样付息，而是折价发行，到期再以面值赎回。但是，到了1932年10月，那些手中仍然持有资金的人因为对不明确的未来充满担心，他们希望把钱投在最安全的投资工具——有国家信誉保证的短期债券上。对发行量有限的短期国债的激烈竞争竟使得短期国债的发行价格高出了面值。

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32年6月8日下降到了41.22点，与1929年的最高点相比，跌幅达到89.19%，仅比该指数刚刚诞生时的点位高了约1/4点——在1896年5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刚刚问世时，第一天收于40.94点。1929年的股票年交易量曾高达11亿股，而4年后不足5亿股，1929年一个交易所席位的价格曾超过50万美元，而此时的席位只值7万美元。

这样巨大的灾难自然需要寻找替罪羊，胡佛总统理所应当地成了替罪羊。在1928年竞选时，胡佛获得了41个州的支持，而他的竞争者阿尔·史密斯（Al Smith）只获得了7个，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32年再次竞选时，富兰克林·D·罗斯福[178]获得了41个州的支持，而胡佛只获得了7个。当罗斯福在1933年3月4日就职时，这个绝望的国家给予了罗斯福一个独裁者的权力——这里的“独裁者”，要按它在《罗马共和国宪法》中的本意来解释，是指为了帮助国家渡过灾难性危机而被赋予临时性绝对权力的人。

如果胡佛总统是为其任期内所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的最大替罪羊，那么华尔街就是紧随其后的第二只。在罗斯福政府酝酿各种改革方案以避免另一场类似的大灾难发生时，他们绝不会忘记改革和监管所有贴有“华尔街”标签的东西。

罗斯福上任伊始，一场银行恐慌正在迅速扩散，所以，实际上，罗斯福上任后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关闭所有的银行，直到判别清楚哪些银行的情况依然良好，交易所也被关闭了。随着一家又一家的银行被宣布处于良好状态，并开始营业，公众对它们的信任（这是银行体系成功运转的必要条件）也就逐渐恢复了。

对华尔街而言，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对银行体系、货币政策和证券交易体系进行的一系列改革。1933年3月9日颁布的《银行紧急救助法令》（Emergency Banking Relief Act）赋予总统控制信用、货币和黄金的广泛权力，并允许财政部部长可以购回黄金和黄金票据——事实上他也立刻这么做了。5月27日，罗斯福签署了《联邦证券法》（Federal Securities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它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都必须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即美国证监会）注册，而且必须披露特定的信息。6月5日，国会取消了美国的金本位制，6月16日又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正式的官方名称是《1933年银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根据该法案，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简称FDIC），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保险，以避免公众挤提的事件再次发生。事实上，成为FDIC成员的银行迄今为止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时至今日，美国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FDIC的成员银行。这项法案同时也要求银行必须选择或者从事储蓄业务（也就是吸收存款并发放贷款），或者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也就是承销各类证券），而不能兼而有之。因此，很多家大型银行——包括摩根银行——不得不被一分为二。摩根银行被拆分出一家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而其从事储蓄业务的另一部分仍然称做J·P·摩根银行。此时的摩根银行已经在走下坡路，这一拆分使得它在世界银行业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了。

在1933年举行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听证会中，摩根银行和其他华尔街银行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该委员会由费迪南·佩科拉（Ferdinard Pecora）主导，佩科拉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视雄辩而不是调查研究为自己工作的第一要务。他是一位善于不停地提出刁钻问题的大师，而小摩根和其他接受质询的华尔街人却缺乏政客们的基本功——竭力避免回答类似问题。当小摩根和其他人的回答听上去不可避免地有点闪烁其辞时，媒体随后就大有文章可做了。不管怎样，佩科拉的委员会的确发现了很多华尔街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不法之举，而这极大地增强了要求华盛顿对华尔街进行监管的呼声。毫无疑问，华尔街在竭尽全力抵制这些监管措施。在这场抵制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人就是理查德·惠特尼，此时，他因在“黑色星期四”中的英勇行为已经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当调查人员来到他的办公室时，惠特尼告诉他们：“先生们，你们正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交易所是一个完美的机构。”当然，在当时那样一种舆论氛围下，惠特尼这样的花言巧语对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帮助。

惠特尼和罗斯福同是来自格罗顿[179]，又是哈佛大学的校友，他们在白宫会谈了45分钟，交换了对华尔街未来的一些想法，按照惠特尼的说法，他们就一些理念交换了看法。但是，如果惠特尼认为老校友的关系就能阻止联邦政府加强对华尔街和交易所的监管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尽管惠特尼百般阻挠，罗斯福总统还是提交了一项法案，于是，惠特尼和交易所决定由他们自己动手先来改革华尔街上最有问题的那些行为。1934年2月13日，交易所委员会投票通过法令，禁止联手坐庄，同时也禁止专门经纪人将内幕信息透漏给他们的朋友，并禁止专门经纪人购买他们所做市股票的期权。除此以外，惠特尼和他的同伙们还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舆论攻势，试图使罗斯福提议的法案搁浅，但这一切都毫无用处。在某种意义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改革还起到了引火烧身的作用，因为他们这么做，就等于承认了交易所并不是一个惠特尼所宣称的“完美的机构”。

理查德·惠特尼。这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最终因挪用财产而身败名裂。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保存历任总裁油画肖像的传统，但是惠特尼的肖像却始终没有完成。

尽管惠特尼等人未能阻止罗斯福的提案，但他们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这项法案的立场比最初提出时松动了很多。最开始，《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不加区别地将很多种特殊交易方式（包括卖空）界定为非法，而最后通过时，它只是将“操纵市场”认定为非法，并把具体什么是“操纵市场”留给即将成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裁定。这个新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费迪南·佩科拉，而约瑟夫·P·肯尼迪被罗斯福提名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是典型的罗斯福式政治手腕。

[177]赫伯特·C· 胡佛（Herbert C. Hoover，1874~1964）， 美国第31 任总统（1929~1933），于1932 年竞选连任失败，富兰克林·D· 罗斯福取而代之。—译者注

[178]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 美国第32 任总统（1933~1945），曾任美国纽约州州长（1929~1932）。任期内他实行新政（New Deal），采取措施增加就业、协助工业和农业从大萧条中复苏，并主张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唯一一位连任三届（1936，1940 和1944 年）的美国总统，死于任上。—译者注

[179]格罗顿（Groton），美国康涅狄格州东南一城镇。—译者注

*　　*　　*

肯尼迪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作为一个投机者来到了华尔街，很快他就表现出是投机这门艺术的行家里手。他曾经在波士顿的海顿·斯通经纪公司（Hayden，Stone）学习业务，并在1923年1月1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他波士顿办公室的门上挂着这样一个牌子——“约瑟夫·P·肯尼迪，银行家”。肯尼迪一直称自己是一个银行家，因为他喜欢“银行家”（Banker）这个英语单词的发音，但实际上，他的业务范围涉及很广，远远不止银行业。时至今日，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肯尼迪从事过的所有生意，但是只要听听那些关于他早年职业生涯的传说，就足以知道他在同代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人们对他的无数指责里，最出名的是他曾非法贩酒，并有黑手党背景。这里面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酸葡萄心理”在作祟，有多少是恶意中伤，有多少是纯粹的反爱尔兰情结，我们都无从得知。但是，这些流言飞语直到他死后30年的今天，仍然不绝于耳。

肯尼迪在华尔街第一次大的投机操作是针对黄色出租车公司（Yellow Cab Corporation）的股票。在一次当时司空见惯的做空投机后，这只股票从每股85美元降到了每股50美元。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沃尔特·豪利［Walter Howey，《波士顿美国人报》（Boston American）的执行主编］曾经在肯尼迪的岳父菲茨杰拉德（Fitggerald，前任波士顿市长、绰号为“蜜糖菲茨”）的政治生涯中给予过很多支持。为了报答沃尔特·豪利的这份恩情，肯尼迪决定伸出援助之手。肯尼迪在豪华的沃尔多夫-阿斯特拉酒店订了一间套房，在里面装了一台股票自动报价机和几根电话线。随后，他开始通过遍布全美的经纪人买卖黄色出租车公司的股票。一天又一天，他一心一意地操纵市场，其他什么事都不做，空头们斗不过他，终于放弃了。

老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父亲。老肯尼迪是一位闯荡江湖多年的老牌投机家，罗斯福上台伊始，任命他为刚刚成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深谙投机和操纵市场各种诀窍的老肯尼迪显示出了非凡的改革艺术，在他的领导下，华尔街开始逐步走入正轨。（来源：维基百科）

“我在早上醒过来，觉得累极了，”肯尼迪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这才意识到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出过旅馆的大门了。我的孩子，帕特，已经出生快一个月了，可我还没有见过她呢。”

对于那场战役的结果，肯尼迪的说法很简单：“我们有几个人成为了有钱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肯尼迪并没有夸大其辞，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计，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肯尼迪的身价至少值2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笔极为可观的财富。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肯尼迪一直在从事投机工作，这场博弈中的其他主要玩家很少有人能获得他那样的声誉——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把为自己赚钱作为唯一目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黄色出租车公司战役刚刚结束几个月，又一轮攻击开始了。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是肯尼迪在幕后操纵了这轮新的做空投机，虽然不久以前他还使出浑身解数来捍卫这只股票。

肯尼迪是一批天才的华尔街人中的一个——他们都预见到了这次股市的大崩溃，其中包括罗杰·巴布森、阿尔伯特·威金、罗兰·斯特宾斯。毫无疑问，在市场跌入大萧条的深渊时，肯尼迪的大规模做空给他带来了巨额财富。但是，即使当他变得越来越富有时，他骨子里的悲观主义仍让他怀疑，自己的末日是不是就要来临了。他后来回忆，他那时候曾想过：“我甚至愿意分出自己的一半财产——如果这样做就可以让我的另一半财产置于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之下的话。那时候，我甚至觉得，为了保护我的家庭，我应该什么都不要。”

但是，肯尼迪和绝大多数的投机商不一样，他的野心远远超越了金钱。在很早的时候，他就认定富兰克林·罗斯福将成为美国政坛的一颗新星，所以他早在1930年就帮助过罗斯福竞选纽约州的州长，并于1932年帮助他竞选总统。肯尼迪在波士顿长大并深谙波士顿政坛的规矩——在这里，给那些忠诚的赞助人以适当的回报是一项近乎庄严的义务，所以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被罗斯福任命为新内阁的高级官员。他甚至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将成为财政部部长。

但是，罗斯福不仅没有让他进入内阁，甚至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实惠。最后，还是一些更接近于中间派的政府官员建议提名肯尼迪为新成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而刻板的自由主义者都认为这简直是派一只狐狸去看守鸡窝。《新闻周刊》（Newsweek）这样评论：“肯尼迪先生——从前的投机者和联手坐庄的操纵者，现在的工作将是制止投机和阻止坐庄。”

然而，肯尼迪十分聪明而且野心勃勃，他绝不会干赤裸裸的以权谋私的蠢事。而且，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在华尔街的哪些地方埋藏着“地雷”，如果他选择对华尔街直接采取行动，虽然场面一定会非常盛大而有趣，但那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他认识到他的工作不仅是要恢复整个国家对华尔街的信心，而且同等重要的是，要恢复华尔街对美国经济和政府的信任。肯尼迪首要的工作就是结束当时所谓的“资本罢工”——当时华尔街所有的大银行，还有其他不计其数的小银行，都像被炮弹震傻了一样，拒绝承销任何新发行的证券，也拒绝向任何人提供任何贷款，不管借贷方用多么优良的资产做抵押，也不管需要融资的项目是多么安全。

“金融‘新政’[180]将会是一套对所有人都更有利的政策体系”，肯尼迪在他作为主席的第一次演讲中这样声称。他熟练地应付着证券交易委员会面对的各种政治压力，同时很快在人们心中建立起一个公平、有魄力、高效率的管理者形象，使得一切关于他的怀疑论调都渐渐销声匿迹了。鉴于早期各界对他的不信任，参议院曾将他的正式任命延迟了6个月，以观察他的所作所为。6个月后，这项任命毫无争议地通过了。

肯尼迪也加强了华尔街上温和派的力量，这些温和派欢迎改革，只是不希望改革的步伐走得太大而严重脱离现实，如宣布做空为非法等。惠特尼基本上代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最保守的力量，他们继续维护着大厅交易员和专门经纪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已经为所欲为几十年了。以E·A·皮尔斯（E. A. Pierce）为代表的温和派经纪人，则把为一战后才进入华尔街的小投资者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皮尔斯在向佩科拉的委员会作证时承认，对股票交易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实际上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得益于肯尼迪的支持，温和派集团的力量不断壮大，惠特尼只好在1935年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的位置上下台了，尽管他随即又被选入交易所管理委员会——这保证了他的集团仍然有能力阻挠一些有意义的改革。

在罗斯福的领导下，逐渐转暖的经济环境帮助结束了这场“资本罢工”，这其中也有肯尼迪的功劳，华尔街上的各种业务又开始兴旺起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罗斯福新政的前几年或多或少地稳步上升，记录着华尔街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牛市——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市场是从20世纪的最低点开始反弹的。交易量也在上升，一些公司甚至开始雇用新的员工了。

但是，一旦证券交易委员会走上正轨之后，肯尼迪就失去了对它年复一年进行日常管理的兴趣，并于1935年9月辞职，他前后一共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5个月。他的继任者是詹姆斯·兰迪斯（James Landis），基本上无所作为。第三任主席是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此人之后曾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任职长达30年之久，他倾向于运用此前一直未被发掘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影响力去强迫华尔街改变它的运作方式。他并不激进，非常注意对资本主义的保护。为了确保做到这一点，道格拉斯认为，交易所必须做到“使任何人无法质疑。为了满足所有投资者们的需求，这个巨大的市场不仅需要高效的服务，而且还需要保持公平和绝对的诚实——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巨大的市场之所以可以存在并繁荣，有赖于投资者们的厚爱”。

很自然地，惠特尼和他的集团认为道格拉斯是一个现世恶魔。就像在所有牛市里那样，随着华尔街股价和交易量的攀升，要求改革的压力逐渐减退。到了1937年，市场经历了4年不算奇迹般的但还算平稳的增长，如果不是因为股市在这一年秋天突然回调而造成又一次衰退的话，道格拉斯对华尔街的改革可能会比实际上艰辛许多。衰退的回归重新唤回了要求改革的呼声，经济学家们于是用“衰退”（recession）来代表这个新的经济低迷状态，可能是因为他们很愿意看到终于有一个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并把它和美国此时仍然身处其中的更大的经济“萧条”（depression）相区别。从那时起，经济的低迷状态就一直用“衰退”一词表示，而“萧条”一词则特指20世纪30年代的那一场经济大萧条。这轮新的衰退也把惠特尼推到了悬崖边上。

[180]这里肯尼迪借用了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执行的积极经济政策的代名词—“新政”。—译者注

*　　*　　*

在黑色星期四的那次股市大危机中，惠特尼因他的英勇行为——当然是用别人的钱——而成为华尔街上最出名的经纪人，他对自己的表现津津乐道，甚至买下了他当初买入1万股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那个交易台，把它安置在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的会客室里（现在这个交易台就陈列在纽约市博物馆内）。

他的公司规模很小，即使按照当时华尔街的标准而言也是如此，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摩根银行，惠特尼的哥哥乔治是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因此，惠特尼拿到了摩根公司的经纪业务。“摩根银行的经纪商”给了他的公司很多殊荣，但实际上并没有为他带来太多的佣金收入，因为摩根公司在二级市场上只有很小的业务量。

尽管这样，惠特尼却过着一种穷奢极欲的生活，他是多个私人俱乐部的会员，在曼哈顿东73大街有一栋豪宅，在新泽西州的远山有一个大农场，他经常在那里猎狐狸。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每个月的花销至少为5000美元，而当时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才2500美元。于是，他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入不敷出。他的经纪公司的收入根本不够维持他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为了补差，他恣意从他的哥哥那里借钱，从朋友和同事那里借钱。起初，他很快就还钱，但又会以同样快的速度马上再借。他也在路边交易场投资于各种垃圾股票，但就像数目多得惊人的华尔街专业人士一样，当涉及个人理财时，他就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笨蛋。投资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该斩仓时要斩仓，见好就要收”，而惠特尼的投资却一亏再亏，直到最后连老本都赔光了。

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惠特尼在华尔街的游戏中还算成功，至少没有陷入什么灾难，但是到了3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1931年，他的公司的实际净资产不足4万美元——这一点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甚至连惠特尼本人也不了解，而他的个人债务则高达近200万美元之巨。然而，这丝毫不能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于是他开始偷，从他的合伙人、朋友、客户、俱乐部、兄弟，甚至他的妻子那里偷。就像所有的贪污和盗窃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败露一样，惠特尼最终也被戳穿，1937年11月19日，他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了。

惠特尼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退休基金（New York Stock Exchange’s Gratuity Fund）的托管人，虽然叫退休基金这个名字，这个基金实质上是交易所会员为他们的家人设立的一种人寿保险计划。在每个会员去世的时候，这笔基金向该会员的家庭支付两万美元。被提名为这个基金的理事被认为是一项很高的荣誉，当惠特尼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职位上离职的时候，他被授予了这项荣誉，但他随后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却是逐步侵吞这笔基金的资产。

惠特尼的公司一直是这只基金的经纪公司。在1937年3月，理事会决定卖掉市值为22.5万美元的债券，并用销售债券的所得购入新证券。理事会把这些债券交给惠特尼去出售，但却从没有见到过新证券的影子。实际上，惠特尼根本就没有买入任何新证券，因为他已经用那些债券做了他个人贷款的抵押品。到11月，惠特尼已经从基金中盗用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巨额款项，而且，他没有任何偿还能力。

基金会计几次向惠特尼索要这些证券，但都遭到毫不客气的拒绝。最终，他只好在11月19日惠特尼缺席的一次会议上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其他理事，理事们投票要求惠特尼立即交出这些证券，但惠特尼做不到——它们已经像惠特尼其他所有的投资一样化为乌有了。

惠特尼的麻烦源于1933年，当时他帮助建立了一家蒸馏酒业公司，生产一种叫做“泽西闪电”的苹果白兰地，满心希望能因《禁酒令》（Prohibition）的即将废止而获得暴利。这家公司的股票以每股15美元的价格上市，借助《禁酒令》即将废止的好消息，所有的酒业股票都在直线上涨。在1933年《禁酒令》实际废止之前，惠特尼的酒业公司股价曾经高达每股45美元。但是，当酒业市场完全放开后，“泽西闪电”却并不怎么成功，股价开始持续下跌。惠特尼又一次没有及时斩仓撤出，他甚至还追加了投资。到了1937年，惠特尼和他的经纪公司已经持有了这家酒业公司13.45万股股票。此时，这只股票的卖出报价只有每股3.5美元，买入报价更低，而且和卖出报价相差甚远。惠特尼用这些股票作抵押借了很多钱，所以当股票的价格下跌时，他不得不用更多的抵押品来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当他将自己所有的证券用完以后，他就开始盗用那些由他保管的证券了。

惠特尼现在走投无路了，他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他的哥哥乔治。乔治听了他的叙述后，特别是他盗用基金的事——那简直无异于在偷寡妇和孤儿们的钱，惊得目瞪口呆。乔治随即通知了托马斯·拉蒙特——摩根银行的执行合伙人，两人经过商议，为了避免一场使整个华尔街声誉严重受损的丑闻，他们决定帮助惠特尼。他们借给惠特尼足够多的钱，让他从市场上买回他盗用的证券，并补回到基金里去。

现在，乔治决定让他的兄弟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尽管这来得有点太晚了。他要求惠特尼放弃所有的商业活动，卖掉经纪公司、酒业公司以及名下的所有资产。乔治希望用变卖这些资产所得的钱将惠特尼的债务还清，剩下的部分再加上惠特尼妻子的财产还能让他体面地生活。当然，乔治·惠特尼和托马斯·拉蒙特此时还不知道理查德·惠特尼也曾从他妻子的信托基金中盗用过资金。从严格意义上说，乔治和拉蒙特没有将惠特尼所供认的罪行报告给有关当局，这实际上属于“包庇”，本身也是一项重罪，但是这种情况很少有人追究，尤其是如果当事者只是为了帮助自己的亲戚，而没有从中为自己谋利的话。在这个案子里更是如此，乔治不仅没有为自己谋利，还不得不又一次拿出数百万美元——此前他已经为他弟弟支付过数百万美元，而那些钱早已全部付之东流了。实际上惠特尼的哥哥和妻子最终赔偿了他所偷的每一分钱，尽管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他们这么做。

但是，无论是惠特尼的经纪公司还是他的酒业公司，都找不到买家，而惠特尼的个人开支却丝毫没有减少，他依然花钱如流水。他又开始不断向朋友和一些熟人借短期贷款，通常是10万美元，而他明知自己还不起。由于他特殊的地位和声望，惠特尼在借钱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但是，一向高效的华尔街流言市场已经开始偷偷议论起惠特尼了，到2月，有关惠特尼和他的公司遇到了大麻烦的传言已经沸沸扬扬了。这个时候，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好在向所有经纪公司寄送一份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的调查问卷。尽管按照正常时间，惠特尼应该至少在5月份之后才会接到这份问卷，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商业行为委员会（Committee on Business Conduct）主席豪兰·S·戴维斯（Howland S. Davis）决定立刻给惠特尼发一份。

当这份问卷在一个月后（比截止日期晚了一个星期）交回来的时候，交易所的督察人员立刻发现问卷上的回答缺乏真实性，于是他们向惠特尼的公司派遣了审计员。审计员们很快查出惠特尼盗用他客户账户上的资产，惠特尼的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管理层都知道了这件事，但惠特尼仍然认为交易所和它的一班保守派会帮他摆脱困境，“我是理查德·惠特尼，”他向他的继任者查尔斯·盖伊（Charles Gay）说，“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我就代表交易所。交易所承担不起让我破产的名誉损失。”

如果在过去，这很有可能是对的，但现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稳步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督，盖伊意识到交易所此时更承担不起不让惠特尼公司破产的责任。

1938年3月7日，星期一的早晨，华尔街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理查德·惠特尼的公司破产了，所以，这天早上10点过5分，当交易所大厅里的铃声响起，盖伊总裁走上主席台宣布交易中止时，人们并不惊讶。但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所披露的事情的真相，他宣布，惠特尼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公平和公正交易的原则”。换句话说，理查德·惠特尼——这个来自格罗顿的老小子，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任总裁，摩根银行的经纪人，华尔街地位的坚定守护者，竟然是个大骗子。

盖伊的话音刚落，大厅里一片死寂，很快，经纪人们回过神来，大厅里立刻又变得一片喧嚣。当交易重新开始时，股市直线下跌，随后交易几乎中止了。下午，经纪人们逗留在饭店和酒吧里讨论所发生的一切。左翼的《国家》（Nation）杂志可能最准确地表达了对这件事的反应，它幸灾乐祸地写道：“即使J·P·摩根被抓住偷拿神圣的圣约翰大教堂里的金银餐具，都不会比这件事更使华尔街感到尴尬。”

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本质上他仍然有地道的东部贵族的心态，尽管他平时标榜自己的平民色彩——都被这个“刚刚暴露的骇人听闻的罪恶行径”惊得目瞪口呆。“不，他不可能那么干！”当他的助手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大叫一声，“迪克·惠特尼[181]——迪克·惠特尼，我不信。”

事情的进展很迅速，3月10日，惠特尼被指控盗用他岳父为他妻子设立的一个信托基金的资金。地方检察官托马斯·杜威[182]怀着他竭尽全力也无法隐藏的政治野心，亲自逮捕了理查德·惠特尼。3月15日，（被保释后的）惠特尼再次被逮捕，这次是因为从纽约游艇俱乐部盗用了15.3万美元的款项，惠特尼是该俱乐部的财务主管。惠特尼对两项指控都供认不讳，并承认：“没有一个我的公司的合伙人（因该公司的倒闭，这些人也都破产了），没有一个我的公司的同事，或任何和我有关系的人——事实上，除了我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应该对这一切承担任何责任。”3月17日，他被赶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3月25日，他申请了个人破产，4月8日，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他的听证会开始了。

但是，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惠特尼似乎仍然对他将要承担的罪责没有太多概念。在听证会上，当听证官格哈德·格塞尔（Gerhard Gesell，他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联邦法官）问他：“惠特尼先生，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你破产了？”

“我没有破产。”惠特尼平静地回答。

“你是什么意思？”格塞尔很震惊地问——其震惊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我仍然可以从我的朋友那里借到钱。”惠特尼回答说。

即使是他这个关于破产的特殊理解也不过是他的臆想而已。在同一个听证会上，当小摩根被问及：“你认识理查德·惠特尼吗？”

“曾经认识。”他冷冷地回答。对华尔街来说，理查德·惠特尼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4月11日，惠特尼被处以5～10年的监禁，并立刻被送进了监狱。惠特尼在“坟墓”监狱度过了一夜，第二天被转送到新的监狱，当他经过中央火车站时，在那里聚集了6000多人围观，人们看到他手腕上的手铐代替了往日的金表链。他同两个勒索犯、一个抢劫犯和一个强奸犯一起被押上了火车。在监狱里，他被关在一个单人小房间里，脱下西装，换上囚服，被分配了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那天晚上，他的晚餐是烤利马豆、煮土豆、茶、面包和玉米布丁。

与此同时，在华尔街上，惠特尼的丑闻彻底地改变了原先的力量均势。道格拉斯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迅速抓住了这个保守集团土崩瓦解的好时机。很快，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有了一部新的章程，旨在加强交易所的公共职责，使它不再仅仅是为交易所会员的利益服务。交易所的总裁成为一名拿薪水的雇员，而不再是交易所的会员。交易所对会员公司也增加了更频繁和更详细的审核。如果一个经纪公司开办公众业务，它就被禁止为自己开设保证金账户。从那时起，保证金的比例要求将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而不再由纽约证券交易所设定，而保证金要求是抑制投机和防止股市再次出现像1929年那样的泡沫的一项有力工具。

会员公司的债务被限定在其运营资本的15倍以内，其中非抵押贷款必须报告纽约证券交易所。经纪业务与承销业务必须分离，而客户的账户也必须与公司自营账户分开。为了防止卖空投机和股市恐慌时打压市场，卖空单只有在股价上升时——也就是说卖空股票的价格高于上一个成交价时——才被认定有效。

当然，这些改革无论如何也会到来，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理查德·惠特尼的丑闻使得这一改革提前到来了，从这一点上讲，华尔街可能还要感谢这个华尔街最著名的罪犯。理查德·惠特尼的丑闻案使这些改革更容易取得成功，而这些改革的成功又为在战后将要在华尔街上演的一次真正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繁荣，一次影响深远的繁荣，一次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大牛市最疯狂的年代中，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繁荣。

第十四章
“华尔街也是……主街”
（1938年～1968年）

[译者题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经济繁荣巩固了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美里尔开创的美林帝国使得股票深入到千家万户，而证券分析手段使得理性投资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为华尔街最终的起飞奠定了基础。华尔街一向被认为是美国主体经济——主街的附属品，然而，随着华尔街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华尔街也是……主街”……

译者导读

·陷入经济大萧条中的美国再一次被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战争所挽救——这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证明，无论战争给欧洲和其他地区带来多大的创伤，它都会给大洋彼岸的美国带来巨大利益，所以“二战”的开始并没有像“一战”那样立刻将股市带入低迷。反之，道琼斯指数还略微上涨。但很快，随着希特勒的节节胜利，华尔街开始了长达三年的下跌。

·但事实上，在股市下跌的同时，美国的经济正经历着新一轮的高速增长，美国公司赢利从1939年的64亿美元激增到1942年的209亿美元。除了战争所创造的巨大需求以外，民用经济也持续增长。而在战争期间被严重压抑的民用需求，如住房、汽车、家电等，即将催生战后美国经济的大繁荣。

·在这个历史时期，有两个人对华尔街的未来影响深远，一位是查尔斯·E·美里尔，一位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美里尔革命性地将连锁店的运营模式引入经纪业务，并创建了美林公司。而格雷厄姆让此前只知道投机和坐庄的华尔街明白了基本面研究的重要性。

·1954年，华尔街再一次迎来了长达10年的大牛市。华尔街在滞后多年之后，终于反映了美国实体经济在战时和战后的高速成长。

·在这个时代，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包括一大批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出现在资本市场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它们不仅推动了华尔街的发展壮大，也推动了美国社会养老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科技的进步使得交易所的技术装备日新月异，新的股票自动报价机和数字计算机开始使用。

·1962年至1963年之间，商品投机商安吉利斯精心组织了一场豆油囤积活动，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与他有关联的华尔街两大经纪公司陷入困境，加之时遇肯尼迪总统被刺，恐慌开始像瘟疫一样在华尔街上蔓延开来。

·最终，华尔街的经纪公司团结起来，采取了果断的自救行动，交易所出面为这两家经纪公司的破产承担责任，才使得这一次金融恐慌得以平息。为了防止今后单一金融风险再次扩散为金融系统风险，纽约证券交易所于1964年第一次建立了风险基金。就像19世纪交易所和经纪人委员会采取行动抑制过度的投机行为以及投资银行一致要求上市公司出具年度报告和独立的会计报表一样，华尔街的参与者们再一次意识到，他们有着超越各自利益的共同利益，需要大家共同维护。

尽管罗斯福使出了浑身解数，他的新政也没有能够结束大萧条，大萧条实际上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的。在1940年到1944年之间，美国经济扩张了125%，是其经济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在这些年里，民用经济几乎是在不间断地增长，不仅如此，美国还生产了6500艘海军军舰，29.64万架飞机，86330辆坦克，64546艘登陆艇，350万辆军用吉普、卡车和运兵车，5300万吨级的运货船，1200万支步枪、卡宾枪、机枪和4700万吨炮弹。

在1944年，美国只有70万人失业，是1940年失业人数的10%。然而，这种经济上无与伦比的繁荣并没有在华尔街得到体现。同样，1939年9月在欧洲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没有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给华尔街带来恐慌。在大战爆发前几个月，战争的迹象就已经十分明显。而且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的那样，无论战争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悲剧，它都会使美国经济受益。的确，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还上涨了20点，而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这个上涨的势头很快就停止了。人们开始对希特勒感到恐惧，担心他在与斯大林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而免受第二战场的干扰后，会很快对英国和法国取得压倒性胜利，而此时这两个国家比起25年前已经衰弱了许多。1940年，德军彻底摧毁了法军的抵抗力量，占领了法国，并把英国也带到了战败的边缘，华尔街开始了长达3年的下跌。标准普尔平均指数（Standard & Poor’s Average）在1939年收盘于12.06，在1942年底收在8.67，跌幅超过25%。1942年4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历史上最后一次收于100点以下。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这种下跌发生在美国公司的赢利从1939年的64亿美元激增到1942年的209亿美元这样一个背景下。

对经纪业来说，比股市的下跌更为糟糕的是，交易量也开始严重萎缩。自1923年以来，1939年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日均交易量跌到100万股以下的第一年（在此前的10年内，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均交易量平均为250万股），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939年日均交易量为95.4万股，1940年为75.1万股，1941年进一步下降到了61.9万股，而在1942年日均交易量降到了令人吃惊的45.5万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里的经纪人经常无所事事，有的时候在大厅里打“棒球”——他们把报纸卷起来当球棒，把询价单捏成一团当纸球。1940年，华尔街上共有5855名经纪人、承销商和交易员，但到了1947年，这个数目已经萎缩到4343名。

在1943年阿拉曼战役[183]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纽约交易所的交易量才有所回升，1943年的日交易量回升到100万股的水平。但是，即使盟军胜利的形势越来越明了，市场依然顽固地陷在低迷之中，对大部分公众来说，1929年股市崩盘时的惨状仍然历历在目，他们根本不愿意和华尔街沾边。尽管在1940年到1945年之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一番，但是这些钱并没用于投资股票，相反，人们用这些钱来支付汽车和房屋的首付款，或者购买更多的人身保险，同时，更多的钱流入了银行，成为银行储蓄。1940年美国人在银行存入了42亿美元，4年之后的1944年他们存了359亿美元，大多数的钱进到了安全的、受存款保险保护的储蓄账户上，或者是用来购买战争债券，而没有进入有风险的华尔街。

此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言，随着战争刺激因素的结束，经济将面临一场新的萧条。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紧随其后的就是1920～1921年的剧烈衰退。和历史上的很多将军一样，美国的经济学家此时也在这最后一次大战中“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经济除了民用生产以外，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经济几乎完全变成了集中的计划经济。而战时美国经济的“首席执行官”是唐纳德·纳尔逊（Donald Nelson），他曾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的一名执行副总裁，此时被罗斯福任命为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Administration）的主席。纳尔逊和他的委员会的工作就是要决定：要打赢战争需要生产些什么？需要哪些原料和工业生产能力？资源如何分配？哪些生产优先？到了1945年，战时生产委员会成为美国战时最大的非军事办公机构，总部设在华盛顿，有2.5万名雇员，每天消耗的纸张相当于一个大城市发行报纸所用纸张的数量。没有它的批准，无人有权制造哪怕是一个曲别针。

这样的经济模式的结果是：在战争进行的几年里，几乎看不到任何新的房子、家电、汽车、卡车、轮胎、收音机或电话等等，正是这种被严重压抑了的民用需求，和人们在储蓄账户和战争债券上积累的大量资金一起，催生了战后美国经济的大繁荣，而不是衰退。1946年年初，当工资和物价都从战时的控制状态中放开后，美国经济在持续扩张的同时，也开始了一轮恶性通货膨胀。

但是，华尔街似乎依然置身局外，没有完全参与到美国经济的热潮中去。到了1949年12月31日，道琼斯指数也仅仅达到200点，只是1940年点位的两倍，而在同一时期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长到了原先的3倍，公司利润的增长更是远远不止这个比例。即使是蓝筹股中的蓝筹股，如凡世通公司（Firestones）和肯尼科特铜业公司（Kennecott Copper），尽管这些股票的股息高达8%～12%，远远高于当时债券的利息，市盈率也只有4倍左右。

但是，在华尔街看上去似乎持续委靡不振的表象之下，其光明未来的种子已经种下。华尔街的未来将受到两个人的巨大影响，他们就是查尔斯·E·美里尔（Charles E. Merrill）和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

[183]阿拉曼（El Alamein）， 埃及北部一村庄，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 英军曾在此击败德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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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很多在华尔街上成名和发迹的人一样，查尔斯·E·美里尔来自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小镇，1885年，他出生于杰克逊维尔城（Jacksonville）南部的绿色湾泉镇（Green Cove Springs），那里当时还是佛罗里达北部的亚热带荒地，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兼药剂师。美里尔读过几所学校，也上过大学，还曾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就读两年，但他没有毕业。他未来的岳父是华尔街上一家小控股公司的财务主管。离开学校后，美里尔在这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当美里尔刚刚来到华尔街的时候，华尔街正处于1907年的恐慌之中，但经济很快就开始繁荣起来了。他曾经在几家公司打工，最终在1914年初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查尔斯·E·美里尔公司（Charles E. Merrill and Company）。

美里尔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他轻而易举地在华尔街打开了局面，结交了很多朋友。但是，他的公司还没来得及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纽约证券交易所闭市了，他自然也就没有了生意。美里尔靠着新街（New Street）这个非法但被默许的市场生存了下来，直到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美里尔将自己的公司与一个名叫埃德蒙·林奇（Edmund Lynch）的债券销售员创建的公司合并，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and Company）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了华尔街上（按照惯例，两个名字之间应该有一个逗点，但这个逗点在两个公司合并时的文件中被不小心遗漏了，从那以后，在这家公司的历史上，每一次重组和重新命名时，这个形式一直被有意保留并沿用下来）。

查尔斯·美里尔。他相信为传统的华尔街客户以外更广大的公众服务孕育着无限商机。到1950年美林公司成立10周年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纪公司。

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家公司已经在华尔街立住了脚，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不满足于此的美里尔注意到一群新客户，并开始开发这个此前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客户市场，这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手中有可支配收入，当然也就有可供投资的资金，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投资或购买股票。在这个阶段，美里尔也开始承销股票的发行，特别是连锁店股票，例如克雷斯吉（Kresge）、西部汽车设备（Western Auto Supply）和J·C·彭尼（J.C. Penney）等公司。1926年，他的公司承销了数额巨大的Safeway连锁店的股票，他后来成为这家公司的董事和主要股东之一。

1928年年底，当一路飙升的股市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的时候，美里尔是最早感觉到大难将至的人之一。他的直觉来得太超前了，以至于他一直在怀疑自己的这种直觉，他甚至为此去看了心理医生——“一战”以后，心理治疗已经成为富人圈里非常流行的一种时尚，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心理有问题。但是经过几次谈话之后，美里尔和他的心理医生都坚信他十分清醒。于是，心理医生中止了对美里尔的治疗，并和他的“病人”（指美里尔）一起开始抛售手里的股票。到了1929年秋天[184]，美里尔和大多数经纪人一样，差不多完全撤离了股市，但美里尔与他们都不同的是，他早在这一年3月就开始并一直建议他的客户撤资离场。

第二年，看到大萧条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美里尔决定离开股市。他将他在交易所的交易席位卖给了E·A·皮尔斯（E. A. Pierce & Co.）公司，他和林奇都成为该公司的有限责任合伙人，这家公司后来成为华尔街改革进程中的排头兵。在随后几年里，他为他以前曾帮助承销过股票的那些连锁公司做顾问，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一个想法在他脑海里逐步酝酿成熟，那就是将连锁店的运作模式引入经纪业中。他最终建成了分支机构遍布全美、规模前所未有的、庞然大物般的“美林帝国”。

20世纪30年代末期，E·A·皮尔斯公司经营不良，公司邀请美里尔回来担任公司的执行合伙人并主持日常管理工作。1940年，他接受了邀请，新公司被命名为美里尔-林奇-皮尔斯-卡萨特公司（Merrill Lynch，E.A. Pierce and Cassatt），尽管这时候林奇已经去世了，但是美里尔仍然坚持在公司的名称中保留他的名字。新奥尔良的经纪公司菲纳-比恩公司（Fenner and Beane）很快也合并进来，于是公司的名称变成了美里尔-林奇-皮尔斯-菲纳-比恩公司（Merrill lynch，E.A. Pierce，Fenner and Beane）。1958年，比恩退休，于是温思罗普·史密斯（Winthrop Smith）的名字被加了进来。

甫一上任，美里尔马上着手开创一种新的经纪业务模式。原先的经纪公司以理查德·惠特尼公司为代表，规模都很小，一般拥有不足50个账户（当然，胆大妄为的惠特尼是个例外），其中的大部分可能还属于他们的亲属和朋友。那个时代大一点的经纪公司中，有一些客户经理会到公司合伙人的小圈子以外去游说和争取客户，但也大都只是依靠朋友介绍而零零星星地做的。

因为客户经理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客户进行证券买卖时所缴纳的佣金，所以他们有极强的动机去鼓动客户频繁交易，不论这些交易是不是符合客户的最大利益。尽管很多客户经理诚实守信，工作也很努力，而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但毕竟，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因为是某个人的姐夫或妹夫，才得以在证券行业中谋到一个差事，所以他们对于“投资研究”的理解，就是将华尔街这个永不停息的谣言工厂制造出来的最新的小道消息和炒股“秘诀”再传播给他们的客户们。

美里尔将这一切彻底改变了。他严格培训他的客户经理们——这些人现在被称做注册代理人（registered representative），让他们掌握经纪业务的基本知识，并且，美里尔在他们刚刚开始工作时就给他们支付固定工资，而不是让他们完全依靠佣金过活。从1948年开始，美里尔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重点宣传他的这些股票推销员们所受到的严格训练和他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他也认识到，对他的新客户们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他们对华尔街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他们往往只知道证券的买进卖出本身。因此，在他的广告宣传里，美里尔还提供一些基本的知识，告诉人们如何对股票和债券进行投资，其风险和潜在的回报是什么，等等。

美里尔还进一步利用广告，大力宣传他认为华尔街应该和能够成为怎样的一个地方，他对华尔街的展望是：华尔街应该成为一个安全的投资场所，在那里，你会见到很多诚信、专业的金融专家。几乎在一个世纪以前，福勒曾这样描写华尔街：“伦理学家和哲学家们都认为华尔街是一个赌窝——或者说是一个塞满不洁之鸟的笼子。在那里，人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憎恶，他们进行着可怕的交易，靠榨取朋友和邻居的财富来养肥自己——或者你可以把华尔街看成一个现代的罗马斗兽场，角斗士在里面进行着殊死搏斗，牛啊，熊啊，还有其他一些残忍的野兽在互相撕咬，以供大众消遣。”到了20世纪40年代，福勒笔下那个无法无天的华尔街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是他创造的这种华尔街形象却长久地留在了美国民众的记忆里，华尔街也从来就没有试图作任何努力去改变它。但现在美里尔做了，并且成功了。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他1948年总统竞选活动的一次演讲中将华尔街人斥为“钱庄老板”（“the money changers”）。美里尔在一则公告里回应道：

“某些竞选伎俩的确让我们感到有点气愤，尤其是当有人又把所谓‘吃蛾子的妖怪’——华尔街大亨抛出来……杜鲁门先生和其他所有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华尔街，它顶多只是一个概念。华尔街是什么呢？华尔街是旧金山的蒙哥马利大街，是丹佛的第十七大街，是亚特兰大的玛利埃塔大街，是波士顿的联邦大街，是得克萨斯州韦科城的主街 。它和密苏里州独立镇（Independence，杜鲁门的家乡）的任何一条街没有什么两样，在这里，节俭的人们把他们的钱拿去投资，买卖证券。”[185]

美里尔的新运作模式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功，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林公司已经成为华尔街上最大的经纪公司，总收入为4570万美元。到了1960年，它的总收入达到1.36亿美元，几乎是华尔街第二大经纪公司——巴奇公司（Bache & Co.）的4倍，在这一年，美林公司拥有54万个经纪账户，成为著名的“气势汹汹的牛群”。

很自然地，美里尔的成功迫使其他华尔街经纪公司也群起仿效采用他的业务模式，那种陈旧的、小型的、作坊式的经纪公司开始走向衰亡，全国性的经纪公司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查尔斯·E·美里尔可以说是现代经纪业的鼻祖，他在华尔街经纪人中的重要地位毫不逊色于J·P·摩根在银行业里所拥有的地位。

另一个帮助扩展经纪业务客户群的华尔街人是本杰明·格雷厄姆，他于1894年出生，原名叫本杰明·格罗斯鲍姆（Benjamin Grossbaum，格罗斯鲍姆家族在1917年更名为格雷厄姆，当时，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德语发音的名字在美国很不受人欢迎）。格雷厄姆的父亲是一个瓷器和小古董的进口商人，他从被俄国占领的波兰移民到伦敦，他的祖父曾经是华沙著名的大拉比[186]。当本杰明一岁的时候，他的家庭移民到纽约，继续从事瓷器进口生意。

格雷厄姆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9岁，他的母亲一个人艰难地将孩子们抚养长大。格雷厄姆一直是一个优秀的好学生，曾经就读于布鲁克林区男子高中——纽约最好的高中之一，接着他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数学一直是他的强项，他同时还会不下6种语言，包括拉丁文和希腊语。

毕业后，他获得了一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但他却对华尔街上的那些数字心向神往，尤其沉迷于研究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和华尔街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他很快认识到，这些信息对投资决策是极为有用的，简直就像是一座金山。这个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正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不朽贡献。他开创了一个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才正式命名的领域：证券分析。

当然，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从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由于它的出现主要是银行家们的推动所致，所以这些报告并没有为投资者们提供太多有用的信息。相反，这些报告的重点往往是银行家们最为关注的东西——贷款信用。

格雷厄姆很快就出了名——他是能从一堆数字中看出公司价值的那种人。1916年，古根海姆[187]家族集团决定将古根海姆勘探公司（Guggenheim Exploration）清盘，出售价为每股68.88美元。格雷厄姆注意到这家公司的大部分资产是其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他对该公司的固定资产作了最保守的估价，发现其每股净资产至少应为76.23美元，这意味着投资该公司至少有10%的利润保证。格雷厄姆自己没有足够的钱来投资，于是他就把这个信息告诉其他人，并收取他们投资收益的20%作为报酬。

与此类似，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格雷厄姆又发现杜邦公司的股票市值竟然低于杜邦旗下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市值（杜邦公司一直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大股东，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反托拉斯运动中，才被迫卖出了它所拥有的通用汽车的股票）。因为杜邦还拥有除通用汽车公司以外的很多其他资产，所以这一现象说明，市场不是大大低估了杜邦公司的股票价值，就是大大高估了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的价值，但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呢？

格雷厄姆的著作《证券分析》。格雷厄姆被称为“现代证券分析之父”，他倡导的基本面研究和开创的证券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尔街此前盛行的投机风气，并为现代资产管理业奠定了基础。其著作《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者》影响甚广。巴菲特早年曾向格雷厄姆学习投资。（来源：维基百科）

格雷厄姆不需要知道，他只需要买入杜邦公司的股票，同时做空同等数量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然后耐心等待市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当市场最终自我更正时，杜邦公司的股价大幅上扬，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仍然保持稳定，这使格雷厄姆得以在通用汽车上毫发未损地平仓，同时在杜邦公司上狠赚了一笔。

这两次投资运作充分展示了格雷厄姆拿手的投资技巧，那就是找到价值被低估的公司股票，并投资于该股票，然后等待市场醒悟过来。他特别强调公司运营资本和现金在评估公司价值中的重要性，然后才是厂房和设备等固定资产，他还提醒大家要注重商誉等无形资产。格雷厄姆认为，在评估一家公司的价值时，最重要的是计算出其净流动资产，也就是说，公司所拥有的现金和其他可以迅速变现的资产加起来，减去公司所有的流动负债，如果得到的数字很高，那么这家公司的价值就有很好的安全保障，下跌的风险有限，而上升的空间很大。当然，要进行这种投资，另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耐心——这是一种在华尔街极为少见的美德，在华尔街上，往往本季度末似乎就已经是时间的尽头了[188]。

作为一个挑选股票的奇才，格雷厄姆的名声迅速传播开来。1926年，他开办了一家投资公司，管理45万美元的资产，短短3年之后，这个数目增加到2500万美元。在那些年里，格雷厄姆的业绩持续超过道琼斯指数的表现。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对一个基金经理来说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绩。1928年，伯纳德·巴鲁奇想吸收他为合伙人，但被他拒绝了。当然，在牛市里赚钱相对容易，能不能在熊市里将它们保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1929年的道琼斯指数虽然经历了市场崩盘，但由于年初上涨了很多，所以全年的整体跌幅只有15%，但是格雷厄姆的基金却跌了20%。第二年，格雷厄姆以为熊市已经结束了，就实施了一项激进的投资策略，事后证明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失败。在1930年，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9%，但格雷厄姆的基金下跌了惊人的50%。但是，随后的一年，当道琼斯指数继续下降48%的时候，格雷厄姆将他的损失控制在了16%。

到1932年，市场终于触底了，市场呈现出熊市结束时典型的超卖现象，格雷厄姆发现了无数符合他投资标准且有良好投资前景的公司。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的时候，格雷厄姆已经将他在大股灾前后损失的所有钱都赚回来了。为了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格雷厄姆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一门课，这门课的课程介绍上这样写道：“本课将讲述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投资理论，它将教你分析股票价格背离其价值的原因，并帮你发现价格被低估的股票。”这门课程很快就声名远扬，前来听课的不仅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还有很多华尔街的专业人士。

1934年，格雷厄姆和大卫·L·多德（David L. Dodd）合著的《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出版了，这是一本大学本科水平的教科书。1949年，他又出版了《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它是一本写给那些想成为聪明的投资者的人看的书。自从出版以来，这两本书再版了无数次，每版都售出了数十万册，这在一个每年有几百本新书出版的领域[189]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大部分这类书在书店的书架上都是昙花一现，其寿命比最新的侦探小说还要短。这种空前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就像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他是格雷厄姆的学生，并为格雷厄姆工作过）所解释的那样：“读懂格雷厄姆的书的人，全部发了财。”

查尔斯·美里尔和他的追随者将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手段运用到推销股票中去，建立了庞大的研究部（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还是前所未闻的）来“生产”大量选股建议和各种市场评论。纽约证券分析协会（New York Society of Security Analysts）于20世纪30年代成立，当时只有20多名会员，到1962年，它已经有大约2700名会员了。

[184]股市崩盘发生在这个时期。—译者注

[185]这里，美里尔强调华尔街实际上渗透在美国经济的每个角落里，而且，华尔街人和其他劳动者一样，也在勤奋地工作并创造价值。—译者注

[186]大拉比（grand rabbi），拉比为犹太教中的教士。—译者注

[187]古根海姆（Guggenheim），工业家及慈善家家族，该家族在纽约捐助建立了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1959）。—译者注

[188]这里指华尔街上人们往往只考虑短期的收益， 一个季度似乎是人们考虑问题的极限了。—译者注

[189]指金融和证券领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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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尽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投资于华尔街，但此时直接持有股票的人数仍少于1929年股市泡沫达到顶点时的人数，然而由于两项新生事物，间接持有股票的人数则是大大增多了。养老基金（Pension Funds）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补充形式出现在20世纪30～40年代，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大公司里开始出现工会，而工会的出现催生了养老基金。查尔斯·E·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当时为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他后来因为一句他自己从未说过的话而闻名于世：“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威尔逊是养老基金最早的推动者之一，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对他说：“如果养老金账户里的钱被投资到股票市场，那么过几年之后，这些工人将成为美国企业的拥有者。”威尔逊则回答他：“正应该如此。”顺便提一句，威尔逊的父亲曾是尤金·德布斯[190]的坚定支持者之一。

1960年，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养老基金和工会拥有数以十亿计的资金，它们成为华尔街的大玩家。那一年，美国中部卡车司机联合工会（Teamsters）持有的股票价值为2350万美元，美国矿工联合工会（United Mine Workers Union）有1640万美元投资在华尔街。1961年，联邦政府预算总额只有不到1000亿美元，而所有非保险类养老基金持有的股票市值就有174亿美元之多。在那个时期，养老基金每年都有10亿美元的资金进入股市，有20亿美元进入债市。除此以外，随着千百万美国家庭开始有能力购买原先是奢侈品的人寿保险，这些人寿保险的承办主体——保险公司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华尔街的主要投资者。

共同基金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封闭式基金有固定数目的基金份额，投资者可以像买卖其他证券那样在市场上买卖封闭式基金的份额。尽管封闭式基金已经出现多年，但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基金[191]（它的份额可以按照基金的净资产价值进行申购和赎回）在1924年才出现，第一只这样的基金是马萨诸塞投资信托（Massachusetts Investment Trust）。虽然共同基金比封闭式基金更好地经受住了1929年大股灾的冲击，但是它们在华尔街上仍然不受重视，这是因为经纪人可以通过客户买卖封闭式基金来赚取佣金，很自然地，他们会向顾客推介封闭式基金而不是共同基金。

但是到了1940年，这些旨在为小投资者提供服务的共同基金（它们允许投资者可以以10美元为最小投资单位进行投资）已经有5亿美元的规模，几乎和封闭式基金的规模相当。1950年，共同基金的规模达到25亿美元，10年之后，其资产规模为170亿美元，并且还在继续猛增。

[190]尤金· 德布斯（Eugene V. Debs），民主党人，5 次成为总统候选人，被认为是倡导民主自由的代表。—译者注

[191]这里指开放式基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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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的资金和新的参与者进入华尔街，1929年留下的大阴影终于开始逐渐消退了，华尔街上最古老的格言——“号角响时就卖，锣鼓响时就买”再一次得到了印证。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号角并没有带来股市的繁荣，但当1953～1954年经济衰退的鼓点声渐渐来临时，股市却意想不到地起飞了。1953年9月30日，道琼斯指数只有264.04点，在此之前几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曾这样写道：“今天股票的平均价格比8个月以前大约低了11%，投资者们面对在一片繁荣中下跌的股市，感到迷惑不已”。

但是，1954年1月，当艾森豪威尔[192]总统宣布他将平衡政府预算（实际上他并没有努力去做这一点）以后，市场终于开始了强劲的攀升，这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654亿美元下降到3631亿美元，而道琼斯指数却增长了125点，在2月13日创下了大萧条之后的新高——报收于294.03点，这是自1930年4月以来的最高点。6月，道琼斯指数进一步上涨到330点。12月的第一个星期，道琼斯指数终于冲破了1929年的最高纪录——381.17点，此时离1929年已经过去了25年。

事后证明，这正是市场长久以来一直等待的信号，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牛市随着这一声咆哮开始了。股价上涨的速度远远高于股息的上涨速度，在20世纪50年代，股息仅仅增加了35%。事实上，股价上涨的速度有时甚至超过公司赢利的增长速度。通用汽车的股价从1954年的高位每股32.875美元上升到1960年的每股55.875美元，但公司每股赢利仅从3.02美元上升到3.35美元。

除了对1929年大危机所产生的恐惧逐年减弱以外，其他两个因素也推动了这轮新的牛市。首先是供求关系，大量涌入的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险公司的资金总是需要有地方投资，而证券的供应速度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增长速度。从1953年到1959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股票数目实际上是减少的，从1532只减少到1507只，流通股票总量从32亿股增加到58亿股，而同期股价上涨幅度超过了一倍。

第二个因素是，在很大程度上，资本市场终于反映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实。除了很少的几个阶段，美国资本市场一直滞后于迅速发展的战后美国经济，就像一位经济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艾森豪威尔牛市的基石是杜鲁门时期的繁荣。”

但是，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牛市，此前与华尔街毫不相关的人开始关注股市，电台和电视评论员开始提供选股建议，他们之中，沃尔特·温切尔[193]可能是最出名的一位，他吹捧的股票往往会大幅跃升，直到某一天它们又会跌下来，回到被他“提携”之前所在的默默无闻的“平民一族”之中。

所有牛市来临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具备了——交易量也在迅速增加。1954年总交易量为5.73亿股，是1931年以来的最高值，日均交易量自1933年大萧条以来第一次超过200万股，到1959年，年交易量第一次超过10亿股。

在20世纪5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直至60年代，道琼斯指数继续上升。但是，在那时和现在都一直被视为股票市场温度计的道琼斯指数，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反映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牛市的盛况。事实上，对道琼斯指数的不满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至少，人们对于它按价格加权平均的编制方法持有疑议。道琼斯指数是按照价格加权而不是按照市值加权计算，这意味着在道琼斯平均指数的计算过程中，高价股票的影响大于低价股票，而股票市值的大小对指数的影响却没有被考虑进来（股票的市值=股票价格×股票总流通股）。道琼斯指数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计算方式，是由于在1898年查尔斯·道创建该指数的初期，这种方式可以用纸笔就很快计算出结果。道琼斯指数备受抱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只将30只股票纳入其中，而在华尔街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股票在进行交易。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30只股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用电气是道琼斯指数的早期成份股中唯一保留至今的股票，而其他的早期成份股有些因破产而从指数中消失了，有些被合并到了其他公司，有些被剔除出了指数——因为指数的编制者认为其他公司能更好地代表美国经济的发展。这些变化对道琼斯指数和股票市场的历史影响深远，尤其是在战后。

例如，在1939年，当时一家生产办公设备和制表仪器的公司IBM从道琼斯指数中被剔除，让位给了AT&T公司。那时的AT&T公司除了有一家叫做西部电子（Western Electronic）的子公司以外，并不是真正的实业公司。40年后的1979年，当IBM被重新纳入道琼斯指数的时候，AT&T的股票价格仅仅翻了一番，顶多也只能算是一个并不起眼的涨幅。而在同一时期，IBM成为华尔街上的传奇之一，它的股票在这40年里被拆分了至少29次，股价的涨幅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的22000%。

也就是说，如果影响力如此巨大的道琼斯指数没有这样庸人自扰地变来变去的话，股市很可能早就回到了它在1929年的高位，或许也早已超过了1000点，并在以比现实中更快的速度向更高点进军。而美国股市的历史也有可能被彻底改写，因为市场上的参与者将根据道琼斯指数——这个股市温度计完全不同的读数而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

尽管华尔街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深入改革，尽管查尔斯·美里尔创建了经纪业务的新型模式，尽管艾森豪威尔的牛市不期而至，尽管这一切给华尔街带来了崭新的面貌，但是骗子仍然存在，事实上他们将永远存在。这个时期的骗子当中，人们记忆最深的是安东尼·D·安吉利斯（Anthony De Angelis），人们通常称他蒂诺（Tino），他的不法行为将引发华尔街的另一次大变革。

安吉利斯是商品市场，特别是棉花籽油、豆油和豆粕（豆油生产的一种副产品）市场的一名投机商，1962年，他编织了一张极为复杂的投机网络，试图在色拉油（一种由多种植物油——包括豆油——混合而成的食用油）市场进行囤积活动。他在现货和期货市场上同时买入大量豆油，并储藏在自己农场的油库中，农场位于和曼哈顿下城隔纽约湾相望的新泽西巴约城。为了筹措投机所需要的资金，他将豆油的仓单售出，大部分卖给了美国运通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美国运通仓储公司。

美国运通公司又将这些仓单转手卖掉，并且暗示为它们提供担保。在某个时点，当运通公司派一名观察员前去安吉利斯的油库检查时，发现情况很不妙：油库大部分都空空如也，因为安吉利斯不但卖掉了仓单，把豆油也卖掉了。

1963年11月19日，星期二，安吉利斯的植物油精炼公司申请破产，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安吉利斯曾通过两家大经纪公司——威利斯顿-比恩公司（Williston and Beane）与艾拉·豪普特公司（Ira Haupt and Company）在色拉油期货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现在这两家公司都深陷绝境。第二天早晨，纽约证券交易所暂停了这两家公司的交易活动。

在20世纪20年代，一家经纪公司的破产可能只会影响到它的合伙人和为数不多的客户，但艾拉·豪普特公司有2.1万个客户，在公司的账号上有客户4.5亿美元的证券资产和550万美元的现金，这些证券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公司名下，也就是说，尽管它们是客户拥有的证券，但却是以公司名义持有的，以方便客户交易或是客户在以保证金方式购买证券时用做抵押。当经纪公司破产的时候，那些在客户名下的证券会很快还给客户，而那些在公司名下的证券就可能拖延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之久。

威利斯顿-比恩公司拥有另外9000名客户，也有类似数目的资产处于这种风险中。随着这两家经纪公司被暂停交易，这些资产突然之间被冻结。此时已是一家大型银行、同时也是一家旅行公司的运通公司，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其他经纪公司的客户这时也开始要求取出他们在经纪公司里的证券和现金，这有点像传统的银行挤提。尽管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它的会员公司都没有义务来援救这两家公司的客户，但是其他经纪公司完全了解这个事件在深层次上对自己利益的潜在冲击，如果它们的很多客户也要求提取证券和现金的话，那么，它们也将面临破产的危险，于是它们决定采取行动。而且，如果华尔街此时毫无作为，那么证券交易委员会一定会采取行动，这只会进一步削弱华尔街的独立性。

在周五早晨，美林公司和另一家经纪公司——沃斯顿公司（Walston and Company），宣布它们将向威利斯顿-比恩公司提供50万美元的贷款，使其能够满足纽约证券交易所对其资本金的要求，并得以重新开业。美林公司还宣布，如果有必要的话，它已经作好接管这家公司的准备。事实上，美林公司后来的确这么做了。于是，当天下午，也就是11月22日下午，威利斯顿-比恩公司重新开业。可是，另外一家经纪公司——艾拉·豪普特公司仍处于危险之中。

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基思·芬斯顿（Keith Funston）提议召开一次银行家会议，讨论将如何挽救艾拉·豪普特公司。但是，这个会议还没有开始，就传来了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的消息，华尔街立刻陷入了一场远比色拉油危机更为深重的恐慌之中。下午2点刚过，股市就关闭了，在闭市前的半个小时里，道琼斯指数直线下降了24点，交易量达260万股。

举国上下都在哀悼刚刚死去的总统，而基思·芬斯顿正忙于为艾拉·豪普特公司组织有秩序的清盘。11月25日，星期一，各方达成了一份协议：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它的会员们为艾拉·豪普特公司提供1200万美元以使其客户不受损失，艾拉·豪普特公司欠各大银行的2400万美元贷款将被延期还付。随后，艾拉·豪普特公司将被清盘，它的资产将被变卖，用来偿还交易所和银行的债务，如果还有剩余的话，将分给公司的合伙人。

第二天早晨，星期二，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正常营业，这是从上一个星期五以来首次开市。纽约证券交易所史无前例地为其会员公司的破产承担责任这一消息，加上从华盛顿传来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后政权正在有条不紊地移交的消息，推动道琼斯指数创下了当时的单日升幅纪录——32.03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运通公司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它完全可以让那些从它的子公司购买空仓单的人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但是，它最终赔付了所有这些空仓单。

1966年，新的股票电子显示屏。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基思·范士顿指着电子显示屏——它们取代了过去股票自动报价机的纸带。

一年以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建立一个1000万美元的特殊基金（外加15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额度）用于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类似事情。这个基金的成立是华尔街运行方式的一大变化，它标志着华尔街的参与者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有超越各自公司利益的共同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与历史上另外两次改革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次是在19世纪6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公开经纪人委员会采取行动抑制过度的投机行为；另一次是在19世纪90年代，投资银行一致强烈要求上市公司出具年度报告和独立的会计报表。而这一回，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再一次将华尔街引上了正轨。

1964年2月28日，道琼斯指数第一次收在800点之上，但这看上去还远远不是10年前已经开始的这个大牛市的顶点，在这年年底，道琼斯指数以874.13点报收，当年的涨幅为14.6%。此时，交易所的交易席位价格超过20万美元，年交易量超过了1929以来的任何时期。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它将引进一种新的股票自动报价机——每分钟可以报出900个字节，每天可以处理1000万股的交易量。这是技术上的巨大革新，它对华尔街扩展影响所起的作用，比此前几百年中其他技术革新都要深远。而另一项新技术——计算机，此时已经在银行、保险公司和大经纪公司的后台开始投入使用。很快，就像电话取代电报一样，计算机将取代自动报价机。

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牛市止步了，道琼斯指数曾有一次奇迹般地接近了1000点大关，但就此止步不前了：道琼斯指数曾在1966年某一天的日中交易探到1000点的高位，此后还有4次在日中交易中达到这个高度，但直到整整6年后的1972年才最终第一次收在1000点之上。尽管市场的上升势头停止了，但是交易量的上升却没有停止：日交易量从1965年的620万股上升到1975年的750万股。在1967年，最差的一天的日交易量为590万股，这比1960年最高的日交易量还多了69.5万股。在1968年，日交易量刷新了1929年10月29日创下的、保持了近40年之久的纪录，创下新高。这是值得庆祝的，毕竟，交易量对于经纪人就像母乳对于婴儿那样重要。

但是，在现实中，交易量的激增也带来了无穷的麻烦，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华尔街被淹没在了纸堆里。因为买卖双方的记录不同，大量交易无法执行，直到双方把事情搞清楚为止。这种错误交易的数量正在以令人警觉的速度上升。仅在1968年12月，就有至少价值41亿美元的交易因无法搞清而作废。

当然，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华尔街自胡佛主政白宫以来最糟糕的一段时期即将来临。

第十五章
“是为贪婪说句好话的时候了”
（1968年～1987年）

[译者题注]

在20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股市持续低迷，使得人们对于华尔街的前景再一次感到迷茫。这时，一位华尔街作家写道：“如果说贪婪和恐惧是华尔街上仅有的两种心态的话，我想现在，是为贪婪说句好话的时候了”……

译者导读

·20世纪60年代初期，牛市结束。此后的华尔街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以共同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市场的交易量也逐年增高。个人投资者在市场交易量中所占的份额逐步下降，他们转而将资金委托给专业理财的基金经理们，明星经理在市场中声名鹊起，身价连城。

·激增的交易量使得华尔街的后台运作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技术有效地改善了这一情况。1965年，交易所将自动收报机与电子显示屏连接，使得在交易大厅里的所有人能够同时看到股价。

·1971年，美林公司成为第一家上市的华尔街投资银行。随后，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华尔街投行也逐步打破了不向公众出售股份的百年惯例，放弃合伙人制，成为公众公司。

·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进入滞胀时代（即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同时存在），通货膨胀、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股市低迷，使得华尔街再一次陷入困境，“华尔街即将灭亡”的论调再次出现。然而，在这一片哀声之中，那些将会给华尔街带来巨大繁荣的变革也正在悄悄地发生。

·华尔街经纪人的固定佣金制和《梧桐树协议》一样古老，长期以来，它是华尔街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铁律。随着机构投资者力量的壮大，迫于其他市场的竞争压力，纽约证券交易所最终于1975年放弃了长达183年的固定佣金制，这标志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私人俱乐部”时代终结。

·197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证券法修正法案》，该法案要求将全美的证券交易所和三板市场连接起来，形成统一市场。1978年，跨市场交易系统投入运营。在这个扩大了的无形的电子交易平台上，纽约证券交易所利用其长久积累下来的影响力，仍然保持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1971年的纳斯达克成立敲响了美国步入新经济时代的钟声。纳斯达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成就了微软、苹果、思科、英特尔、甲骨文、戴尔、雅虎、亚马逊、谷歌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并使得硅谷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摇篮。科技和资本的结合机制使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扩张期，并引领了20世纪最后30年新经济的发展。

·随着华尔街上股票的市值越来越大，监管的力度逐步加强，想要在股票市场进行早期华尔街那种股票囤积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商品市场却不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石油巨子亨特兄弟主导的一起白银囤积投机活动再次唤起了人们对于久远历史的记忆。这场轰动全美的操纵案最终以亨特兄弟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告终，尽管华尔街的许多机构卷入其中，但美国的银行和美联储迅速采取紧急措施，成功地阻止了恐慌的蔓延。

当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大牛市开始停滞下来的时候，华尔街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些变化几乎完全是象征性的。1907年，穆里尔·赛伯特（Muriel Siebert）成为第一位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席位的女士——这离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在“船长”范德比尔特的资助下创立经纪公司已经有98个年头了。3年之后，约瑟夫·L·瑟尔斯三世（Joseph L. Searles Ⅲ）成为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席位的第一位黑人。然而，更为重要的一些变化发生在一些大机构和经营它们的人之间（他们几乎仍然全都是男性），这些人是华尔街的明星。20世纪20年代的明星，如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和约瑟夫·肯尼迪，他们一心一意只为自己谋利，他们占据了华尔街各类报纸的头条。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弗雷德·卡尔（Fred Carr）和杰拉尔德·蔡（Gerald Tsai）成为华尔街上的焦点人物。弗雷德·卡尔管理着“企业基金”（Enterprise Fund），在1967年，道琼斯指数上涨15%，而这只基金的净值上涨了117%。杰拉尔德·蔡在富达资本公司（Fidelity Capital）负责投资，他因善于选股而一举成名，1966年，他离开富达，创办了自己的共同基金——曼哈顿基金（Manhattan Fund），在初期募集资金的时候，他本来只期望能募集到2500万美元，但是公众投资者蜂拥而入，一共给了他超过2.7亿美元的资金让他管理。

但是，个人投资者在华尔街上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他们越来越多地将资金交给机构投资者去管理。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股市的个人投资者数量翻了一番，但是他们的交易量在华尔街全部交易中所占的份额却无情地下跌了。在1961年，个人投资者的交易量占纽约证券交易所总交易额的51.4%，机构投资者占26.2%，剩下的是交易所会员公司用它们自己的账户所进行的交易。然而到了1969年，机构投资者所占的份额已经上升到了42.4%，个人投资者所占交易份额则下降到了33.4%。

除了个人投资者的数目不断增长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更为多样化以外，交易量稳步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机构投资者投资组合的换手率大幅上升。人们的目光越来越多地关注在明星基金经理身上，因而对基金经理“业绩”的压力越来越大，而用来评估这些业绩的时间段却越来越短。在1955年，平均而言，共同基金年换手率大约为1/6，而到了1960年，50%的换手率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机构投资者现在可以进行大宗交易（每次以1万股或更大的数目买卖证券称为大宗交易），所以，毫无疑问，交易量开始螺旋式上升。在1966年售价仅为27万美元的交易所交易席位，两年之后就卖到了50万美元以上，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从未见过的高价。

但是，华尔街显然还没有为这么大规模的新增交易量作好准备，由此引发的后台混乱使纽约证券交易所不得不大幅度缩短交易时间，以便让它的会员公司能够及时完成各种后台工作。在1968年的春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决定每周三闭市，这个规定直到1969年1月才被废止，其后华尔街恢复了每周5天的交易，但每天的交易时间仍然较短。一直到了1970年5月4日，一切才恢复正常。

这个时候，经纪公司为了解决后台工作速度太慢的问题，开始在计算机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计算机体积庞大、难以操作而且价格十分昂贵。而在60年代早期，证券交易还几乎完全依靠喊话与纸笔来完成。证券的买单和卖单指令首先通过电话传给大厅里的记录员，由他们写下来交给经纪人去执行。当买卖执行完毕后，经纪人们再将交易记录交还给记录员。人们仍旧使用股票自动报价机将最新的报价发往全美各地的经纪公司，随着交易量的急剧上升，自动报价机几乎不断地在“吐出”没有尽头的纸带。

1965年，自动报价机终于与一块电子显示屏相连接，使整个大厅的人都可以同步看到正在打印的记录单上的股价信息。但是，这次巨大的通讯进步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负面效果，那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经纪公司换成了电子显示屏，自动报价机的记录纸带越来越少，以至于影响到了“纸带游行”顺利进行。直到今天，这种游行仍然深深地根植于纽约文化之中，人们舍不得将这个传统抛弃，现在，在每次“纸带游行”前，卫生部都会给各个办公大楼送去很多废纸片，供人们在“纸带游行”时抛洒，在游行过后还要花大笔的钱将它们清扫干净。

1969年，在经过长达40年的讨论之后，一家中央证券存放机构成立了，它旨在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华尔街文件周转问题，但是这一努力与实际中遇到的困难相比完全是杯水车薪。所以，尽管交易量在不断上升，但后台工作的混乱和为解决这类混乱而支付的高额成本严重影响了经纪公司的赢利能力，一些小经纪公司开始出现麻烦。但是，这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无权限制一些资质差的公司去从事新业务，除非是那些没有满足资本金要求或是违反了一些特定规则的经纪公司。在大部分情况下，交易所能做的只能是建议公司谨慎行事。

到了1968年1月，一家规模相对较小的公司——皮卡德公司（Pickard & Co.），由于无力应付庞大的交易量而被清盘。调查发现它涉及大量的违规操作——包括出售未注册的证券和频密交易（churning accounts，用客户的账户进行频繁交易以获得更多佣金）。这家公司3500名客户的损失由1963年艾拉·豪普森公司倒闭案之后建立的特别信托基金（Special Trust Fund）全部赔偿。在华尔街外，皮卡德公司倒闭案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但是到了这一年8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将35家公司归于“业务限制”之下，正如《财富》杂志（Fortune）所说：“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像皮卡德公司那样的业务过载现象再次发生。”

即使是一些运营稳健的公司也受到了影响，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决定不再开设新的分支机构或雇用新的销售员，潘恩韦伯公司（Paine Webber，不在上文所说的35家公司之内）自愿停止其广告宣传，并且提高了其客户保证金账户的最低金额要求。

对资本金的更高需求最终打破了不允许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向公众出售其股份的传统。有一种理论认为，在金融公司破产的时候，其合伙人要以个人所有资产负连带责任，所以直到20世纪4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都必须是合伙人制。后来，它们被允许采用公司制，但是公司的股票必须全部由私人持有。1970年的一项法规变革使得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可以对公众出售股份，也就是说证券公司上市成为可能——而上市恰恰是自从18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其他行业的公司在华尔街上筹集资金的方式。1971年，美林公司成为第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会员公司。

1968年的选举使得共和党入主白宫，但这并没有使华尔街股市回升多少。面对经济困境，理查德·尼克松[194]别无选择，不得不沿用约翰逊[195]任内就开始实行的紧缩银根政策，以抑制由越南战争及社会大福利方案[196]的“大炮加黄油”政策所引起的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

在1967年10月，联邦贴现率（discount rate，它是基准利率）还在4%的水平，但到了1969年年初，它就上涨到了5.5%，到了4月，这一利率进一步提高到6%，这是灾难性的1929年以后从未达到过的高水平。1968年年底，道琼斯指数报收于943.75点，但到了1969年7月末，该指数就下降到了801.96点，跌幅为15%，这是近10年来的最大跌幅。

那个年代的所有不确定因素——通货膨胀、越南战争、大学校园动乱以及城市的动荡不安都使得此时华尔街的支柱——机构投资者变得越来越警惕，交易量与以前的狂热时期相比有了轻微的下降。1969年8月11日，日交易量仅为668万股，为两年内最低。

随着股票价格不断下降，一些经纪公司作为资本金而持有的证券的价值也一路下跌；同时，交易量的萎缩也减少了经纪公司的收入来源。这一切使得华尔街上那些相对弱小的经纪公司面临着灭顶之灾。10月22日，一家叫格雷戈里（Gregory & Co.）的小经纪公司被纽约证券交易所除名，特殊信托基金为它的客户支付了400万美元。1970年，道琼斯指数继续在“尼克松熊市”中不断下跌，威胁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公司。

麦克唐奈公司（McDonnell）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在华尔街上崛起的一颗希望之星，它的规模迅速膨胀，有望成为“美林第二”。但到了1969年年末，情况急转直下，麦克唐奈公司开始关闭一些分支机构，裁撤一些经纪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麦克唐奈公司遇到了大麻烦，但该公司矢口否认。然而，《华尔街日报》是对的，1970年3月，麦克唐奈公司正式倒闭，成为自艾拉·豪普特公司倒闭之后最大的一宗经纪公司倒闭案。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它的调查表明，它涉嫌欺诈、交易记录严重缺失、有组织地进行频密交易以赚取佣金等违规操作。

麦克唐奈公司的问题是由媒体揭露出来的，而不是被证券交易委员会或纽约证券交易所发现的，这一事实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人们不禁怀疑，证券交易委员会或纽约证券交易所究竟有没有尽到职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罗伯特·哈克（Robert Haack）向公众保证，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中前25名公司全部符合资本金要求。不幸的是，事实不是这样，它们中有些公司当时正处在严重的财务危机之中。贝奇公司（Bache & Co.）在1969年亏损了900万美元，海登·斯通公司——一家拥有9万个客户账户的大经纪公司——也因违反交易规则而被交易所处罚，同时，它也没有达到资本金要求。

纽约证券交易所从1959年起就开始辛辛苦苦积攒的准备修建新大楼的3000万美元全部转给了特别信托基金，以应付大经纪公司可能的倒闭。但是，不止一家大经纪公司正处在危险的边缘，而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它的会员们资源有限。为了降低大经纪公司倒闭从而引发恐慌的可能性，美国国会按照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模式建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前者建立于20世纪30年代，旨在解决银行挤提问题。

海登·斯通公司——陷入泥潭之中的最大的经纪公司——从偏远的俄克拉何马州的一群投资者那里借到了1240万美元，勉强熬过了这一年的春天。麦克唐奈公司和其他3家公司则一家接一家地被清算了。一位知名的华尔街人这样评论：“如果一年前有人告诉我，我们将有4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被同时清算……我怎么都不会相信。”

道琼斯指数继续下跌，并在1970年5月26日跌到631.16点，比前一年年末下跌了整整1/3，甚至比9年前肯尼迪就任总统时的点位还低。但是，这后来被证明是第一轮“尼克松熊市”的底部。事实上，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市场开始强势反弹，并于年底报收于838.92点。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是机构投资者不得不维护那些市值最大的股票——其中很多是道琼斯指数中的成分股，市场可能早就惨不忍睹了。

“漂亮50（nifty fifty）”是指被大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最大的50只股票，这些机构有时重仓持有这些股票。例如，摩根保证基金公司[Morgan Guaranty，由J·P·摩根公司和保证信托基金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在1959年合并而成]就曾持有过价值高达20亿美元的IBM股票。对这些大机构来说，将这些股票大量卖出变现会不可避免地给它们的股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使它们自己的投资组合大幅缩水。众多机构持有大量为数不多的几只大股票，这使得当“漂亮50”中的某些股票遇到卖压的时候，机构投资者会竭尽全力维持它们的价格。例如宝利来公司（Polaroid），尽管此前5年赢利平平，股息也不到1%，但却长期维持着高达100倍的市盈率。而很多不受机构投资者青睐的股票，即使有稳定的成长和丰厚的股息，也只有6倍的市盈率。

越来越多的经纪公司不断地关门或停止交易。海登·斯通公司此时已经花完了那笔从俄克拉何马州借来的钱，只能在市场中苦苦挣扎，试图说服其他贷款人同意它提出的新生存计划。美林公司接管了古德博迪公司（Goodbody & Co.）——美国当时的第五大经纪公司，拥有22.5万个客户账户。

当这一切尘埃落定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直接干预了其200家会员公司的运作，这个数目占所有从事公众经纪业务的公司数目的一半以上。有129家公司或者破产，或者与其他公司合并，或者被完全接管。随着华尔街上一些公司关门，另一些公司勒紧腰带，并希望通过投资于技术改造而缓解困境，纽约证券行业的雇员人数也开始下降。1969年1月，共有10.52万人在华尔街工作，但到了1974年，这个数字下降了28%，只剩下了7.5万人。

到1970年年底，报纸和杂志上充斥着各种报道，这些报道认为被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和越南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尼克松将注定是“一届总统”[197]。但是，总统拥有调控经济的有力杠杆，而尼克松把它们全部用上了，包括实施价格管制和争取美联储的帮助。到了1972年，当下一届总统竞选临近的时候，经济形势看上去的确比先前好了一些。道琼斯工业指数再次探到了1000点大关——该指数第一次触到这个点位是在1966年的一次日间交易中。在选举中，尼克松获得49个州的支持，选举过后，道琼斯指数终于在1973年1月11日报收于1051.10点，突破了1000点的大关。

但是，这一次，作为1972年的标志的繁荣——更确切地说是虚假的繁荣——在1973年消失了。随着价格管制被取消，通货膨胀立刻死灰复燃，达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未有过的高度。结果利率大幅攀升，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大灾难。1973年4月被揭露出来的“水门事件”（Watergate）使得原本就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经济变得更加动荡不安。1973年夏天，全美各地都出现了肉类紧缺。10月，埃以战争爆发，石油危机从天而降，阿拉伯国家开始对美国实施禁运，油价飞涨，在美国各地的加油站前，汽车排起了长龙。

道琼斯指数很快又跌回到了1000点以下，到这年年底，它已经跌至800点以下，比1月份高峰时下跌了25%。与此同时，“漂亮50”的股价也开始狂跌。1974年，尼克松被迫辞职，道琼斯指数在当年12月跌到了577.60。实际上，1973～1974年的通货膨胀掩饰了这期间市场指数下跌的程度。一位华尔街作家安德鲁·托拜厄斯（Andrew Tobias）在《纽约》杂志（New York）中的一篇文章《华尔街的牛市》中写道：“如果说贪婪和恐惧是华尔街上仅有的两种心理的话，那么我想，现在，是为贪婪说句好话的时候了。”

随着物价飞涨，银行开始提供华尔街投资的替代品——大额定期存款（CD），并很快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这个前所未有的高利率时代，这种定期存款所支付的利息远远高过大部分的股票与债券的收益，而且没有本金损失的风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猛发展的共同基金此刻也止步不前，在熊市中，基金的净值大幅缩水。

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社会动荡、后台危机、大经纪公司倒闭，加上遇到自胡佛总统时期以来最糟糕的熊市，所有这些都使得华尔街在70年代早期成为一个最不受人欢迎的地方。它似乎已经过时了，仿佛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废墟。从20世纪30年代后就再也无人提起的“华尔街即将灭亡”的论调再一次出现，而且不绝于耳。一个度量华尔街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华尔街是否适合投资和工作）的最好尺码是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价格。在1969年的时候，一个席位可以卖到近50万美元，而一年之后，只能卖到13万美元。在1974年熊市的谷底，一个席位价格只值6.5万美元，仅为纽约市一个出租车许可证价格的两倍半——纽约市的出租车许可证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一样，其数量也受到严格控制。

但是，就像在华尔街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科技——这一次得益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及时推动——又来挽救华尔街了。华尔街不仅没有灭亡，相反，华尔街最后的胜利马上就要来临了。

[194]理查德· 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13~1994），美国第37 任总统（1969~1974），他竞选连任成功，但后因卷入“水门事件”丑闻而辞去了总统职务。—译者注

[195]林顿·B· 约翰逊（Lyndon B.Johnson,1908~1973），他在1960年的美国大选中是肯尼迪的竞选搭档，肯尼迪当选后他任副总统。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他继任总统，并于次年连任成功。在任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译者注

[196]社会大福利方案（The Great Society），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包括一系列增加经济机会的方案和法令、减税、增加老年人的医疗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增加对教育的支出等多项内容。—译者注

[197]美国总统一般会在任期结束时竞选连任， 如果竞选连任失败， 就被称为“ 一届总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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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机构投资者力量的壮大，他们反对固定佣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固定佣金的历史几乎和华尔街股票交易的历史一样长。事实上，1792年签订的《梧桐树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设定固定佣金：“我们，在此签字者——作为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庄严宣誓，并向彼此承诺：从今天起，我们将以不低于0.25%的佣金费率为任何客户买卖任何股票。”

纽约证券交易所一直在交易大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方面保持着绝对垄断地位，它的这种垄断地位从1869年就开始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逐步消失。而它的客户，不论大小，都对这种固定佣金无能为力。但是，华尔街从来都不像它的名字听上去那样是一个利益的整体，银行、大保险公司、路边市场、柜台交易市场（over-the-counter market，OTC市场），以及纽约以外的很多地区性交易所，它们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

甚至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们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那些靠佣金生存的公司（与公众进行交易的经纪公司）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那些专门经纪人（他们在交易所场内进行交易）则有不同的利益。对那些收取佣金的公司来说，只要能得到最好的价格，不管在哪个市场买卖都可以；那些场内交易人则当然希望交易被严格限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内进行。

柜台交易市场是由经纪人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网络，为那些不在任何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股票提供一个交易市场。经纪人们为客户提供买卖这些股票的机会，并通过买卖之间的差价赚取利润，而这些股票的价格每时每刻都可能变化。柜台交易市场主要依靠电话和电传——在很早以前这两种通讯工具就已经将全美的金融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事实上，他们是新的“街边交易者”，只不过他们现在通过电话做生意，而不再是站在马路边上了。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交易他们愿意交易的任何股票。并且，因为他们的交易成本更低——不用向交易所缴费，所以常常可以提供比在交易大厅里更好的价格。

很多大经纪公司很自然地想利用柜台市场上这一价格优势，而且事实上，法律也要求它们这样做，《联邦证券法》就要求经纪人为客户寻找到股票的最好报价。但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专门经纪人们通过交易所的管理委员在1955年制定了《394条例》（Rule 394），该条例禁止会员公司买卖交易所以外的股票，“除非是在交易所特别豁免的情况下”。换句话说，联邦法律要求经纪人们去寻找能给出最好价格的市场，而纽约证券交易所却禁止他们这样去做。

但是，共同基金和其他大机构不必受交易所条例的限制。本来属于纽约交易所的交易量，现在流向了地区性交易所和柜台交易市场，也就是所谓第三市场（Third Marker）。1955年到1962年之间，纽约交易所挂牌股票在柜台外市场的交易量上升了185%，尽管其总量仍只是这些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量的5%。但是，一些柜台交易市场的会员公司不断成长，渐渐发展得像纽约交易所的主要会员公司一样大了。以前默默无名的威顿公司（Weeden & Co.）在1961年的交易额高达9亿美元。作为报复，纽约交易所从两家柜台交易市场的公司里强行搬走了它们的自动股票报价机——如果没有来自纽约交易所的各种报价作参照，它们的生意就无法进行。1962年，纽约交易所的这一行为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

既然交易大厅的报价被认定是公众财产，那么，所有个人和机构都可以在柜台交易市场上买卖在纽约交易所挂牌的证券了。换句话说，任何一只股票只要有人为它做市，不管这个市场在哪里，他们都可以从那里买卖股票，而不必再通过交易大厅内的专门经纪人购买。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辛辛那提、费城和旧金山等城市的地区性交易所已经被华尔街和电报技术的应用压制成了一潭死水，从那时起，它们只能进行一些当地证券的买卖。现在这些地方性的交易所也开始了对机构业务的争夺，相比之下，它们比纽约交易所更愿意修改规则以招揽生意。除了以证券交易为主营业务的经纪公司以外，纽约交易所禁止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拥有席位，但是地区性交易所为了鼓励机构在它们那里进行交易，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便抛弃了类似的规则。纽约交易所的经纪公司也开始在这些地区性交易所购买席位，在那里，它们可以进行那些在纽约交易所不被允许的交易。

到了1967年，纽约交易所的交易量占全美证券交易总量的份额下降到了78%，交易所严格的规定已经开始松动了。在前一年，迫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压力，纽约交易所采用了《394（b）条例》[Rule 394（b）]，最终允许它的会员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和柜台市场的公司交易挂牌证券[198]。交易所也允许对大额交易给予佣金上的折扣，尽管佣金费率表本身还是保持不变。然而交易量从纽约交易所流失的趋势仍在继续，到了1970年，交易所的总裁罗伯特·哈克在一次被广泛报道的演讲中称，在所有1万股以上的大额交易中，至少有35%～45%发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之外。美国的资本市场有支离破碎的危险，除非采取有效行动，否则这种趋势不可避免。

哈克曾是一位各方妥协的纽约交易所总裁职位候选人。至少在一点上，他与纽约交易所的前任总裁们大为不同——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纽约以外。他于1917年出生在密尔沃基（Milwaukee），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职于一个叫罗伯特·A·贝尔德公司（Robert A. Baird & Co.）的中西部经纪公司。20世纪60年代，他在美国证券交易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简称NASD）工作。1961年，该协会重新修改章程，要求协会聘请一位付薪的会长，于是哈克被聘请为协会会长。

与他前任们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哈克是一个自由派的民主主义者，他甚至经常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曼纽尔·科恩（Manuel Cohen）一起打高尔夫球。在华尔街上，大经纪公司（如美林公司）更愿意接受变革，它们认为哈克一定能够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优秀总裁。但是，小经纪公司对来自柜台市场的威胁越来越警惕，它们认为聘用哈克就如同聘用一位“敌方的将军”。但是，大经纪公司的意见占了上风，哈克拿到了一份为期5年的聘书。那些害怕变革的公司对哈克的惧怕是有道理的，哈克1970年在纽约经济俱乐部（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的一次演讲——也是华尔街历史上最重要的政策宣言之一——中证明了这一点。

罗伯特·哈克提出了解决纽约证券交易所困境的方案。“尽管我个人以前强烈支持最低固定佣金制，”他说，“但是我相信，我们行业的领袖们现在应该重新作出判断了……我认为我们的行业应该考虑将浮动佣金制作为最终目标。”

哈克还说：“纽约证券交易所一贯奉行的私人俱乐部作风应该被彻底抛弃。”他这样说，有点像是天主教主教建议教会应该考虑改变一下教士们的单身生活方式。最初，他受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们的强烈反对，但是，要求实施这两项改革的呼声也在不断增强。

很快，当1972年哈克离职的时候，他在两年前的演讲被证明是有远见的。在他离开时，交易所最后一点私人俱乐部的印迹也已经消失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一个交易所付薪的雇员）和交易所管理委员会（Board of Governors）主席（一个交易所的会员）这两个职位合并成了一个。原先由33个成员（全部都是交易所的会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变成了由21个成员（包括总裁在内）组成的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其中10人为证券业的领袖，另外10人是公众代表。为了强调其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性质，新组建的董事会也开始非定期地在纽约以外的地方召开会议[199]。

自从1941年起，纽约证券交易所就一直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此时，尽管在理论上它仍然为它的会员公司所拥有，但是，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整个证券业的中心机构，其角色和美联储在银行业中的角色相当。

专门经纪人的势力被击垮了，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机构投资者的领导下，赞同浮动佣金制的势力逐渐壮大，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1975年5月1日，《梧桐树协议》签订183年之后，固定佣金制在华尔街上寿终正寝，几年之后，它也将从伦敦交易所消失。但是，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证券交易所中，它仍然继续存在，其中最出名的是东京证券交易所。浮动佣金制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作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证券交易所，纽约交易所这种大胆变革的先行能力正是它保持并扩大领先优势的强大工具。

固定佣金制的终结并不是发生在1975年的唯一重大变革。在这一年里，自由主义者主导的美国国会在“水门事件”后不久就通过了《证券法修正法案》（Securities Act Amendments）。这是20世纪30年代后通过的对华尔街最为重要的一项法案，它下令建立全美市场体系，该体系将美国的各个证券交易所和第三市场都连接了起来。

而实际上，这种连接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最早的系统可以追溯到1969年，它被称为奥特斯（AutEx），那时它有140家用户，其中75家是机构投资者而不是经纪人。这个系统旨在处理机构投资者的大宗交易，它通过电话线将各个用户的键盘与显示屏连接起来。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奥特斯平均每天可以处理15笔大宗交易，总值达520万美元。

比这个系统远为重要的是纳斯达克（Nasdaq）——纳斯达克是“美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 System）的缩写，这个系统孕育并启动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它从一开始就使用计算机系统，比奥特斯和其他类似系统要复杂得多。纳斯达克于1971年2月5日正式开始投入运营，800多家交易商与之签订了协议，该系统可以为它们提供2400种未挂牌证券的信息。

纳斯达克集中提供未挂牌证券的信息，并且允许不同的做市商进行竞争，由此缩小了买卖价差，并使得交易者有一个更为便捷和可靠的渠道来获取信息。一年之内，纳斯达克的交易量就达到了800万股，超过了一直以来紧随在华尔街之后的美国证券交易所，同时纳斯达克的交易量也超过了所有地区性证券交易所交易量的总和。而且，它也开始有选择地提供交易所挂牌证券的信息。当这些证券在纳斯达克系统的交易量迅速增加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警觉了。

在20世纪70年代，第二项革命性的变化是技术上的。计算机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们的大小还和电冰箱差不多，被放置在恒温的房间里，由穿着白大褂的技术人员用一种外行人无法理解的术语来操作它们。1971年，英特尔公司推出了第一款微处理器，这种微处理器实际上将计算机微缩到了一块硅片上。尽管开发和研究微处理器耗资巨大，但是一旦研究成功，它就能以极低的成本进行大规模生产。

这种微处理器使计算机变得越来越便宜，从它问世以来，每单位计算能力的价格就不断下降。没有一个行业像证券业这样迅速而广泛地应用计算机，在微处理器问世10年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就彻底改头换面了。这个大厅一直是纽约最大的室内场所之一，从1903年开始营业以来在外观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到了1981年，大厅上空一排排钢架和电缆支撑起了无数的电视屏幕和显示器，在随后的18年里[200]，这些仪器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们与全球每一家主要的经纪公司和所有的资本市场连接在一起。

对一个门外汉来说，这些屏幕上涌动的数字洪流只会使他头晕眼花，不知所措。但是，对于交易员来说，它们是宝贵的信息，市场的生命血液。那句古老格言——“市场的边界不超过信息能够及时到达的范围”在1792年是成立的，到现在同样是成立的。而今天，信息几乎可以同时到达全球每一家经纪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显示屏。这些信息也被越来越多的“即时交易者”[201]看到并用来投资股票，即使是普通老百姓，现在在一天之内也可以买卖某些证券几十次，而这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那些大厅交易员才能做到。

而且，这些信息远不只限于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交易信息。再从1975年，美国国会下令建立一个真正的跨市场系统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它的竞争者们开始筹建跨市场交易系统（Intermarket Trading System），简称“ITS”。这个系统于1978年正式投入运营，它将9个市场相互连接在一起——美国证券交易所、波士顿交易所、辛辛那提交易所、中西部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太平洋证券交易所、费城证券交易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以及纳斯达克市场，这个系统可以使你及时获得所有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证券的交易信息，而不管这些交易发生在哪个市场。

最好的价格出自最大的市场，这一规律依然成立。19世纪40年代，遵循这条金融的“万有引力定律”，电报的发明使纽约证券交易所不仅成为全美最大的市场，而且成为全美占主导地位的市场。20世纪70年代，ITS和计算机的出现起了同样的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由于系统陈旧无法进行有效的竞争，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场份额不断减少，现在，技术的进步使得那些从华尔街流失的生意又回到了华尔街。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事实上只剩下两个证券交易市场：一个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主要交易挂牌证券，它们市值较大，并被广泛持有；另一个是纳斯达克市场，主要交易那些市值较小的、未在交易所挂牌的股票。当然，也有明显的例外，例如英特尔和微软这两家大公司都是在纳斯达克交易，而不是“主板”[202]。今天，纳斯达克市场的交易量经常超过“主板”，但是，大部分在纽约交易所交易的股票的市值仍然高于纳斯达克股票的市值。

[198]挂牌证券，指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证券。—译者注

[199]这里意指新的交易所董事会强调他们不再只为纽约的大资本服务。—译者注

[200]本书写于1999 年。—译者注

[201]即时交易者（day trader），指有互联网以来，一些每天通过互联网交易股票的投资者，他们不再需要通过经纪人。—译者注

[202]指纽约证券交易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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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华尔街已经为迎接未来作好了准备的话，美国经济却还没有。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略有减缓之后，在卡特政府时期又达到了自南北战争（当时联邦政府大量印钞以支付战争支出）以来的最高水平。利率也越来越高，完全抑制了各种投资。当政府为了抑制脱缰的通货膨胀而实行选择性物价管制的时候，煤气短缺又一次出现了。但是，就像所有和平时期的物价管制一样，这些物价管制再一次被证明是无效的。

在这样的困境中，道琼斯指数始终徘徊在它10年以前的水平。这一时期华尔街又发生了一起贵重金属囤积案，它最后一次唤起人们对那些久远年代[203]的回忆。19世纪司空见惯的囤积和逼空案在20世纪变得越来越罕见。交易所挂牌股票的市值越来越大，使得股票逼空的成本高得惊人，所以坐庄变得非常困难。最后一次股票逼空事件是在1923年发生的Piggly Wiggly股票逼空案，它是一家美国南方百货连锁店的股票。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的证券监管没有专门条款禁止股票逼空，但是监管条例中关于股票持有者的披露条款使得股票逼空在纽约和其他资本市场上彻底销声匿迹了。

但是，在商品市场上，情况就完全不同。1980年，美国两个最富有的人——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纳尔逊·巴克·亨特（Nelson Bunker Hunt）和他的兄弟威廉·赫伯特·亨特（William Herbert Hunt）大胆地试图囤积白银，上演了近年来华尔街一段最扣人心弦的投机操作。

白银和黄金不一样，它有着极广泛的工业用途，特别是在摄影业和电子工业中（白银的电导性优于其他金属），所以，除了货币用途外，对这种金属还存在着强烈的实际需求。但是，由于白银在过去被用做货币，所以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将银价锁定在每盎司1.25美元，就像以前将黄金与它的比价锁定在16∶1一样。1933年，当美国放弃国内金本位制时，仍一直保持着从威廉姆·詹宁斯·布赖恩时代就开始的银本位制。银币的面值和它作为一种贵金属的本身价值基本相同，财政部曾发行过面值1美元的白银凭证，人们可以用它来兑换白银。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对白银的需求迅猛增加，白银的产量供不应求，联邦政府发现这种政策难以为继。

美国政府最终被迫放弃了银本位制，财政部开始回收白银券，并降低银币中的白银含量，甚至有的银币中完全不含白银。结果，按照经典的格雷欣法则，此前一直流通的旧银币，在这种被称为“三明治银币”的新银币出炉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就从市场上消失了。20世纪70年代初，巴克·亨特兄弟看到了在白银上的机会。1971年，尼克松总统切断了美元与贵金属的最后联系——他结束了国际金本位制。此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外国政府可以按固定比例用美元兑换黄金。随着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作为后果之一，黄金和白银相对于美元的价值也逐渐增加。

此时，对美国公民来说，以金条的形式持有黄金是非法的，于是亨特开始购买白银。他大量收购白银，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使银价翻了一番。1974年，银价从每盎司3.27美元上升到了6.70美元。而且，他的做法几乎和所有现代的商品交易商都不一样，他要求实物交割，希望藉此使白银从市场上消失。

到1979年，亨特兄弟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白银，总量超过2亿盎司，基本上相当于公认的白银流通总量。随着可供交易的白银日渐稀少，白银的价格在1979年全年都在节节攀升。蒂芬尼公司[204]甚至暂停白银首饰业务，以便将其所有的商品在一个更高的价位上重新标价。

这年年末，白银市场上的卖空者开始消失了，随着他们购买白银进行平仓，白银市场上因亨特兄弟大量收购而产生的巨大买压进一步加大。1980年1月初，白银价格高达每盎司50.06美元，黄金与铂的价格也飞涨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度，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另一部分原因是当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白银囤积操作的溢出效应。此时亨特兄弟的白银储量的价值（尽管只是账面价值）已高达100亿美元，近60年来华尔街的第一大囤积操作眼看就要得手了。

但是，困扰每一个囤积商的问题现在也使得亨特兄弟陷入了麻烦。他们用白银作为抵押品，以支付保证金的方法大量举债购买白银，而在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这些年里，基准利率已经高达19%，巨额的利息支出，即使对富有的亨特兄弟来讲也如同噩梦一般。此外，正如110年前的黄金囤积投机一样，美国政府拥有大量以银块或尚未流通的银币形式存在的白银储备，那是可以将囤积者一举击溃的撒手锏。

最后，随着白银价格上涨到10年前的10倍，许多因常年亏损而关闭的银矿由于有利可图又重新开始运转起来了。此外，也有很多收藏在阁楼和地下室的银器又回到了市场上，旧银币所含白银的价值甚至比它们的面值或收藏价值高出许多，很多人决定在此时银价高涨的时候将它们及时出手。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美国家庭认定，此刻是将他们祖母留下的那些样式丑陋、长久不用的银质茶具变成现金的最好机会，没有人知道这期间有多少吨维多利亚时代的银器被熔化，然后源源不断地流入日益飙升的白银供给之中。

随着市场上白银供应量逐步增加——而亨特兄弟几乎是市场上唯一的买家——白银的价格开始回落，亨特兄弟被迫去借越来越多的钱以支持银价，直至耗尽他们原先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财富。美国的各大银行和经纪公司也精疲力竭了，因为它们给亨特兄弟的贷款已经超过8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前两个月内美国所有银行贷出总额的10%。

到1980年3月，银价跌到了每盎司40美元，而且还在急速下跌。3月27日，囤积操作彻底垮台，亨特兄弟无力应付新一轮的保证金要求。他们的经纪人自己也已身处危境，于是开始出卖他们，恐怖迅速笼罩在华尔街上。银价在一天之内下跌了一半，报收于每盎司10.82美元，股市随之大幅下跌。当“白银星期四”（Silver Thursday）结束时，亨特兄弟的损失高达10亿美元。

美国各大银行和美联储采取紧急措施阻止了这场恐慌的蔓延，使之没有演变成全美金融系统的大灾难。第二天，股市直线回升，华尔街迅速恢复了正常。但是，对于亨特兄弟来说，一切都不再一样了，银行重组了他们的债务，允许他们在10年之内逐步还清债务。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白银价格最终将要稳定下来的假设之上，而20世纪80年代，随着通货膨胀的逐步消退、采矿业的兴盛和对白银需求的滞缓，白银价格实际上在不断下降，亨特兄弟的经济状况也随之越发困窘，终于，他们在1987年被迫宣布破产。

而此时，华尔街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了。

第十六章
“这种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呢？”
（1987年～1999年）

[译者题注]

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人类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实现了全球化，并使得世界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90年代的股市更是一路高歌猛进。在资本市场的催生和推动下，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脱颖而出，成为引领美国新经济增长的引擎。在世纪之交的前夕，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了1万点。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呢？”……

译者导读

·1982年道琼斯指数第三次突破1000点，此后它再也没有跌破过这个数字。

·1987年8月25日，道琼斯指数达到了顶峰，随之而来的股市下跌唤回了人们对1929年股市崩盘的记忆。尽管这一次市场崩溃来势凶猛，而且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得这一次股灾波及世界其他金融市场，但是这一次股市灾难中的人们的命运却并没有那么悲惨，与60年前的人们不同，他们已经学会了分散投资。

·1987年的股市危机期间，美联储对市场进行了救助，以免股市危机演变成全国性恐慌，这与1792年汉密尔顿的做法一脉相承。而在这相隔195年的两次政府干预股市危机的行动之间，面对每一次金融危机，杰斐逊主义放任自流的思潮一直占据上风。

·在挽救此次危机的行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此时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格林斯潘。他所做的正如60年前的斯特朗所说的那样：“对付任何此类危机，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金钱充斥市场。”市场恐慌很快结束了。

·这个时代的华尔街有两个著名人物：鲍斯基和密尔肯。20世纪80年代，杠杆收购进行得如火如荼，鲍斯基热衷于风险套利——对潜在的被收购公司进行投机。不幸的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胜算，他用装满现金的箱子去换取自己所需的内幕信息，最后锒铛入狱。密尔肯则开创了著名的垃圾债券市场，他认定这种信用等级很低的债券的潜在回报高于其孕育的风险，他对垃圾债券出神入化的操作使他一度被追捧为华尔街的金融天才。他最终被判入狱10年，并被处以6亿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商业史上对个人的最高罚金。

·20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股市进入了一个一日千里的时代，截至1999年夏天，道琼斯指数较1990年年初上涨了400%，较1980年年初上涨了1300%。此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每天的日交易量比20世纪40年代任何一年的年交易量都高。

·20世纪90年代后期，雅虎、亚马逊、谷歌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发展壮大，互联网成为改变经济格局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也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网络股的兴起、网上投资的出现是华尔街所能感受到的最直观的变化，同时，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无疑也加速了正在进行之中的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一体化后的世界金融市场如何面对跨越国界的金融监管，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随着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华尔街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直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出这个经济时代什么时候会结束，因此，过去20年更多的是新闻工作者的天下，而历史学家则鲜有作为。虽然华尔街和联邦政府显然已经学会从过去的经济政策失误中吸取教训，但是它们是否能从当前的经济挫折中吸取教训还不是很清楚。事实上，这种教训已有不少。

20世纪80年代的交易大厅。1981年，这里是纽约最大的室内空间，但光线却非常昏暗，因为各种显示屏在这里堆积如山——它们上面的信息同时出现在世界各地经纪人办公室的显示屏上，这使得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了一体化全球资本市场的中心。

为了使华尔街更好地迎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改革，同时华尔街在投资者教育上也花费了巨资。跨市场交易系统和纳斯达克市场开始运营，债券电传系统（Telerate）也于1969年建立，它使得银行的债券部门能够随时跟踪债券价格，这个系统迅速成为美国国债的电子交易市场。美国国债不仅拥有大量本国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地被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投资者持有。1973年英国路透社开发了一个系统，叫做全球外汇实时报价系统（Monitor Money Rates），该系统使得全球的外汇交易员可以24小时进行不间断交易。

与此同时，参与全球交易的成本也大大降低。1950年从美国本土向其他国家一共打出100万个越洋电话，每一个电话都要通过接线员转接，而且还需要事先预约。到了1970年，随着财富的增加和电话费用的不断下降，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2500万个。此后，随着微处理器取代接线员，通信卫星大大提升远程通信能力，通信成本直线下降，这一数字也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到1995年超过了28亿。换句话说，这个数字在50年内增长近3000倍。

大多数这种通信已经不再需要人工参与，只要通过计算机联网，大量的数据就可以瞬间传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人类就实现了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并没有为新的信息化经济时代作好准备。自从金本位制结束以来，弱势货币国家的领导人就一直在努力抵制着外汇投机商们的袭击。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把那些准备对英镑进行投机的瑞士银行家们斥为“苏黎世的侏儒”（the gnomes of Zurich）。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侏儒”的威力已非昔日可比，在地理上也不仅仅限于苏黎世了。

1981年，当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就任法国总统后，他试图实施一个传统的社会主义施政纲领，包括银行国有化和增加高收入者的税赋等，但他很快发现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将这些纲领变成现实。纽约、东京、香港、伦敦和其他市场的外汇交易员在追逐他们各自利益的同时，通过已经一体化的全球外汇市场给法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密特朗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主张。从16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的法国，在这个全球市场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到20世纪末，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作了适度的调整——它们中有些国家曾一度试图用官僚体制代替自由市场，但现在又开始采用一些市场经济的模式。

密特朗政府控制本国货币的尝试失败以来，全球的主要货币已不再由金本位制决定，而是由国际外汇市场决定。因此，我们再也见不到20世纪70年代那种令人一筹莫展的通货膨胀，尽管这一转变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

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政府无力应付那场异乎寻常的通货膨胀（那是美国在和平时期经历的最糟糕的一段时光），美元的购买力每年以12%的速度下降。选民们的真实收入没有增加，但是由于通货膨胀，他们的名义收入增加了，所以又不得不缴纳越来越高的所得税。愤怒的选民使卡特成为自胡佛以来的第一位“一任总统”，并选择里根来接替他。里根和卡特不一样，他愿意采取措施来结束通货膨胀，但他同时也必须接受这种政策的后果：一次经济大衰退。

在里根政府的支持下，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狠狠地踩了一下经济的“刹车”，他大幅提高贴现率，其他利率随之升高。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以天才的融资能力闻名的地产商威廉·泽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说过一句名言：“即使花20%的利率去举债，我也不愿因花时间等待最优利率（即银行为信用等级最高的贷款者提供的贷款利率）而坐失商机。”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优利率本身已经达到了20%。

这一举措将失业率推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10%，公司赢利锐减，道琼斯指数狂泻20%，跌到了800点以下——道琼斯指数第一次达到800点是在15年前。报纸和电视新闻里充斥着里根也要成为“一任总统”的论调。

但是，随着通货膨胀压力减退，1982年夏天，美联储开始降低贴现率。股市作为经济的先行指标，在这年8月的一次疯狂买入浪潮之后开始迅速攀升。1982年，道琼斯指数再次突破1000点，这是道琼斯指数第三次突破1000点，此后，它就再也没有跌破过这个数字。的确，道琼斯指数从此持续上升，除了有一次较大的例外。1985年12月11日，道琼斯指数首次达到1500点——在短短3年时间里上涨了50%；而仅仅一年之后，1987年1月8日，达到了2000点；又只过了6个月，在1987年7月17日，它达到了2500点——这在10年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很多人看到如此短的时间内股市急速上升，不由想起20世纪20年代的伤痛记忆，于是，“很快将会有一次大调整”的论调开始充斥市井。这种悲观情绪的产生不只是由于对1929年市场崩盘耿耿于怀，事实上，利率也在逐步上升。日本电话电报（Nippo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简称NTT，日本电信业的垄断者）准备在当年秋天首次公开发行350亿美元股票。听到这个消息后，投资者为了认购这些股票开始抛售美国证券，特别是美国国债，巨大的卖压将美国国债利率推到了10%以上。当最安全的投资工具的回报率都如此之高时，很多人开始怀疑是否应该购买平均市盈率高达23倍的股票了。

市场在1987年8月25日达到了顶峰，道琼斯指数为2722.42点，随后各种令人担忧的消息开始越来越多[例如，债券利率不断上升，美国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威胁将美元贬值，巨额的贸易逆差，一艘挂有美国国旗的油轮在波斯湾被伊朗导弹击中，等等]，市场开始整体下滑。到10月16日，市场下跌109点，创下历史单日下跌幅度的纪录，市场共下跌了17.5%，降到2246.74点。

10月19日，星期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影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了。规模较小的亚洲市场——例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开市就开始狂跌，接着是伦敦。然后，最大的市场——华尔街开市了，半小时内，买单与卖单如此不平衡，以至于标准普尔指数的500只成份股中仅有25只可以交易，而大部分股票根本就没有买单。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期货市场表现与华尔街如出一辙，对一种期货的恐慌抛售迅速导致对其他期货的抛售。当证券交易委员会即将关闭市场的谣言出现后，投资者们更是蜂拥而入，抛售所有的一切。到下午4点闭市时，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2.6%，交易量为6.08亿股，是前一周周五所创纪录的2倍，正常交易量的6倍。两家老牌且很有声望的投资银行——E·F·休顿银行（E. F. Hutton）和L· F·洛希尔（L. F. Rothschild）宣告破产，其他60多家小公司也未能幸免于难。

这种情形不由让人想起1929年。那年，市场在9月3日触顶，在随后几周内下跌了21.6%；而1987年，市场在8月25日触顶，随后下跌了17.5%。1929年，市场曾在两天内（10月28日和10月29日）下跌23%，而1987年，它一天就下跌了22.6%。在这两年，都有很受市场推崇的分析师（虽然他们并不是市场上最德高望重的人物）——1929年的罗杰·巴布森和1987年雷曼公司的伊莱恩·嘉莎莉利（Elaine Garzarelli）——对大灾难作过预测。在1929年是保证金要求和卖空造成了市场大跌，而在1987年是程序化交易和一些用资产组合保险理论（portfolio insurance，滑稽的是，这一理论原本是用来降低风险的）管理的基金加剧了市场的下滑。

并不奇怪，媒体和很多了解华尔街运作方式的人都预见到了这次大崩溃。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James Goldsmith）是一位传奇式的英国金融家，他预见到了这次市场崩盘，并已经在不久前将其所有的股票清仓，他称他的预见是“在‘泰坦尼克号’的桥牌室里赢了一盘决胜局”。

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这一回，“泰坦尼克号”并没有沉没。第二天，虽然市场在上午仍然大幅下跌，但到中午的时候已经稳定下来，接着就迅速反弹了。随后，市场在两年内就回到了原先的高位，并在1991年4月17日攀升到3000点。今天[205]，距1987年崩盘短短的12年后，我们就几乎把它遗忘了，为什么呢？

原因可能很多，但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在1929年，市场中个人投资者的绝大部分资产都投资在资本市场，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市场崩盘来临，那些原先因为虚拟资产的膨胀而感觉自己很富有，从而一向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一文不名，他们的消费迅速缩减——而这会将整个经济直接拖入泥潭。但是，到了1987年，投资者已经学会分散投资，他们除了将大部分资产投资于证券以外，还投资于其他方面，特别是房地产，因此尽管市场崩盘令人痛心，但还不至于让他们彻底破产。

第二个原因是，两次危机爆发时，当局对这种事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1929年危机发生后，胡佛总统费尽心思一再向公众保证华尔街是个投资的好地方，但结果适得其反，这只能使人们更加担心。而1987年的里根总统却对当时的市场崩盘极少谈论，他这种非常放松的、认为“这种事情司空见惯”的态度反而让投资者增强了信心。与此同时，白宫悄悄地借钱给几家大公司用以回购自己的股票，并且大肆宣扬回购正适得其时，这些公司的实际行动比总统所能作出的任何保证都更有影响力。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联储的态度和对策。与1929年不同，这次美联储在市场恐慌中采取了一个中央银行应该采取的行动。保罗·沃克尔刚刚退休，接替者是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格林斯潘此时还不像他后来那么家喻户晓，但他知道该做什么。60年前，本杰明·斯特朗曾一语中的：“对付任何此类危机，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金钱充斥市场。”事实上，这也正是格林斯潘所做的，在10月20日星期二早晨，美联储在市场上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此举的直接效果就是增加了大约120亿美元的银行储备。随之，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 Rate，这个利率决定短期利率）下降了0.75个点——这是一个巨大的单日下降幅度。而一旦资金流动性得以回复，市场恐慌也就很快结束了，这是自1792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成功救市以来美国中央银行第一次成功地阻止了市场恐慌，而没有使其导致经济灾难——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托马斯·杰斐逊的阴魂终于被永远逐出了这个国家的市场 。

[205]指1999 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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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上所有的繁荣时代一样，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各种新人和新思想不断涌入华尔街的时代。华尔街上欣欣向荣，工作机会过剩，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纽约其他行业（如建筑业）就业机会的不足，而且使得纽约的市政税收严重依赖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个席位的价格在1974年曾低至6.5万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席位价格回升到100万美元以上，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这是一个新高。

就像范德比尔特和古尔德代表19世纪60年代、杰西·利弗莫尔和约瑟夫·肯尼迪代表20世纪20年代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新人物变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其中两个特别人物是伊凡·博斯基（Ivan Boesky）和迈克尔·密尔肯（Michael Milken）。博斯基是底特律酒吧老板的儿子，虽然1975年就来到了华尔街，但他的职业生涯到了1982年的股市回暖和杠杆收购业务（LBO，Leverage Buyout）兴起时才真正起飞。传统投资银行的赚钱方式是把私人公司公开上市，即以一定价格买下私人公司的股票，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在股市上卖给大众投资者。而杠杆收购的做法正好相反，它通过将已公开上市的公司私有化来赚钱。在操作上，杠杆收购通过借债获得的资金买断上市公司的控股权，然后再用公司未来经营中的现金收入来偿还债务利息。杠杆收购成功的关键在于准确预测出目标公司的现金流，并由此决定它能借多大规模的债来实施杠杆收购。

博斯基靠作风险套利（risk arbitrage，这是华尔街上的一个新现象）来赚钱，他首先买入一家潜在的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一旦收购完成，一般来说，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会上涨，这时他就将股票卖掉，狠赚一笔。在这种操作中，他只有一个风险，那就是：如果收购没有实现的话，他就只好自己兜着了。1982年，当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收购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的企图以失败告终时，博斯基损失了2400万美元。为了提高成功的概率，博斯基开始编织一张由那些愿意为他提供内部消息的银行家和经纪人组成的网络，其中包括基德·皮博迪公司（Kidder Peabody）的马丁·西格尔（Martin Siegel）和德莱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206]（Drexel，Burnham，Lambert）的丹尼斯·林文（Dennis Levine），这些公司都是老牌并且受人尊敬的公司。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只要是为客户尽职谋利，利用内部信息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事实上从19世纪30年代起，尽管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办法界定什么是内幕交易，内幕交易却一直都是非法的。而且，博斯基所作的内幕交易使人几乎无法为他辩护——他用装满现金的箱子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内部信息。1986年11月14日，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博斯基已经承认他的很多行为触犯了《证券法》，并正在接受政府的进一步调查。最后，博斯基被判入狱3年。

迈克尔·密尔肯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位会计师的儿子，有着非凡的分析能力，像100年前的J·P·摩根一样，他只需扫一眼就能掌握一张资产负债表的内容。在洛杉矶长大后，他于1970年加入了德莱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这家公司在历史上曾经一度与J·P·摩根公司联合，成为德莱克塞尔-摩根公司（Drexel，Morgan and Co.）。作为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一个见证人，在这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影响这个市场的最重要的人物[207]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洛杉矶，而不是在纽约。由于时差原因，他每天凌晨4点（相当于纽约时间7点）起床去办公室开始为纽约的开市作准备。

迈克尔·密尔肯。尽管陪审团对密尔肯的罪行从未达成过一致意见，但是，密尔肯在“垃圾债券”等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对华尔街的影响却是无人置疑的。

密尔肯最擅长的领域有一个不幸的名字，叫做垃圾债券。这些债券通常有比政府和蓝筹股公司发行的债券更高的收益率，但它们的收益率高是因为它们有更高的风险。一些垃圾债券的信用等级被定得很低，原因是发行这些债券的公司已经陷入困境。但是，密尔肯认为，很多垃圾债券的实际回报率已经超过了补偿其风险所需的回报率，所以是很好的投资。密尔肯还意识到，发行垃圾债券可以为由微处理器出现所引发的一系列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资金。新技术领域的公司当然蕴藏着风险，但是其潜在的回报足以补偿这些风险。密尔肯把这一哲学运用得淋漓尽致，扶持了诸如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也就是CNN）等公司的起飞，CNN对美国电视新闻行业起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有麦克格雷（McGraw Cellular）公司，它是一家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移动电话只出现在科幻小说里，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想象，而在今天的城市中，移动电话几乎像手表一样随处可见。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杠杆收购热潮的兴起，密尔肯和德莱克塞尔公司也开始用垃圾债券为杠杆收购提供融资。1985年，罗恩·佩尔曼（Ron Perelman）就是靠着密尔肯和德莱克塞尔公司为其发行的垃圾债券的帮助，控股了露华浓公司（Revlon）。第二年，当杠杆收购浪潮达到顶峰时，股市也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密尔肯当年从德莱克塞尔公司得到了一份高达5.5亿美元的年终奖金，这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薪水最高的雇员。即使让密尔肯在1987年1月1日彻底破产的话，仅他1986年的年终奖金就可以使他成为《福布斯》富豪榜400人名单中的前三名。

但是，就在那一年的年底，伊凡·博斯基为了能够减轻罪责，开始指控别人，他指认密尔肯也是他获得非法内部信息的一个来源。迈克尔·密尔肯在多大程度上犯有罪行？也许，他实际上只是博斯基这类为了自救而乱咬人的骗子和那些希望通过一案成名的野心勃勃的公诉人的牺牲品。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陪审团对这些问题依然意见相左。而在当时，他被控犯有不少于98条重罪，如果这些罪名都成立的话，足以使他入狱500年，同时他被威胁说他的兄弟也将受到指控，于是他只好与法院达成了妥协——对其中少数较轻的指控认了罪。尽管当时的女法官承认，她在密尔肯的账目上发现的问题不超过几十万美元（这个数目还不足密尔肯1986年年终奖金的5‰），但是她依然判处密尔肯入狱10年（是博斯基刑期的3倍），并且处以6亿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商业史上对个人的最高罚金。

其实，密尔肯最大的罪过是狂妄自大。他确信他有能力作成任何他所染指的交易，同时也低估了他的敌人。密尔肯作为一个金融家之所以走向毁灭，是因为他没有摩根那种对事物极限的把握能力和对周围敌对势力的敏锐洞察力，因此，像很多20世纪80年代翻云覆雨的华尔街人一样，他认为好光景会永远继续下去，不知不觉中他把自己当成了宇宙的主人。

谢尔曼·麦科伊（Sherman McCoy）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是汤姆·伍尔夫（Tom Wolfe）小说《虚荣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一个虚构的主角。这本小说出版于1989年，毫无疑问，它是所有描写华尔街的小说中最伟大的一本，就像另一部伟大的美国文学巨著——《格兰特回忆录》一样，《虚荣的篝火》也成为一个永恒的经典。它用狄更斯般精确的语言捕捉了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20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打开了一个观察里面世界的窗口，就像狄更斯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是观察19世纪40年代的伦敦的窗口一样。

[206]这家公司一般也被称做德莱瑟公司或者德崇证券公司。—译者注

[207]指迈克尔· 密尔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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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87年的股市发生了大崩溃，在20世纪80年代，道琼斯指数依然上升了228.3%，仅次于50年代的239.5%，那时的人们刚刚从大萧条的阴影中恢复过来。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是道琼斯指数仅有的下跌的10年，那一时期该指数下跌了39.5%。

华尔街的坏年景总是跟随着好年景到来，这个规律却不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尽管到此时，90年代还没有过完[208]，而华尔街也常常瞬息万变（例如，如果20世纪20年代是截止于1929年的9月3日而不是12月31日的话，道琼斯指数在那10年的涨幅就是225.5%，而不会因为后4个月市场狂跌而成为131.7%）。截至1999年夏天，道琼斯指数较1990年年初已经上涨了将近400%。如果从1980年算起的话，市场已经上涨了1300%。其间，交易量也在大幅上升，到199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平均日交易量已经超过了1987年股市崩盘时的日交易纪录，而该纪录本身已经是前一个纪录的两倍之巨了。今天的日平均交易量甚至比20世纪40年代任何一年的年交易量都高。

这种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呢？没有人知道，历史学家们也不会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所有的牛市都会结束。不论是1929年的大崩盘，还是1966年的市场低迷，这些都是取决于那些超过我们控制力的相互作用。但是，同时，就像我们看到的1987年的情形一样，如果监管当局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而且及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话，股市崩盘的后果并不一定是灾难性的。

这正是华尔街在新千年所面临的困惑。就像因为“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才建立了北大西洋冰层巡逻制度（North Atlantic Ice Patrol）一样，监管的加强往往只有在一些痛苦的经历，尤其是灾难性的事件之后才会来临。只有在饱尝了19世纪60年代以前放任自流的市场中投机者们为所欲为的苦果后，才有了经纪人队伍对市场投机行为的有效抑制。同样，只有当理查德·惠特尼使整个证券业蒙羞之后，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对经纪人队伍实施监管。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新客人。1997年10月31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江泽民敲响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市铃。截至2010年12月15日, 已有165家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

正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有效监管给华尔街带来了60年的稳定（虽然中间有熊市的间歇）和巨大的繁荣，而美国得以坐享全球最大的、最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今天，情况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一种全新的通信工具——互联网，正以远胜于19世纪中叶的电报的速度迅速将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种特许经营，只有大厅交易员（纽约证券交易所席位的拥有者）才能够在一天之内买卖几十次股票。但是，由于有了互联网，现在只要有几千美元、一台电脑和一根能上网的电话线，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这些人被称为即时交易者，他们往往会在一天结束时将当天的股票卖出。目前，大约有500万人通过互联网拥有在线的股票账户，据估计，其中有100万人是即时交易者，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呈指数级增长。即时交易者买卖股票的速度通常是传统经纪人的12倍，有时甚至每天买卖上千次。在线交易方式迅速在华尔街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至于华尔街上受此冲击最大的公司——美林公司（它有1.4万名持牌经纪人，他们依靠客户佣金生存的方式直接受到在线交易的威胁），在1999年年中也宣布将向其客户提供互联网在线交易服务。这一举措将在此后数年间给华尔街带来巨大的变化。

同时，互联网也被证明是为无数快速致富的梦想提供的一块沃土，就像20世纪20年代大家口头传递各种秘诀一样，互联网也提供了无数投资论坛供在线投资者讨论股票和交换投资心得，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与20世纪20年代类似的过热开始出现，网络股泡沫使很多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化受到与该公司的商业前景毫不相关或者关联很小的因素的影响。例如，当Ticketmaster（一家提供售票服务的公司，股票代码为TMCS）在上市第一天上涨了300%时，一个与它毫不相关的提供物业管理的公司Temco Service因其代号TMCO与TMCS相似也上涨了150%。

Google谷歌公司在总部的欢迎标志。这个由两个年轻人谢尔盖·布林与拉里·佩奇在1998年9月4日共同创建的公司，依托于纳斯达克的平台，实现了非凡的成长，在仅仅7年的时间里，市值达到了1000亿美元，同样的过程，微软用了22年，而通用电器用了103年。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背后是其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推动力。（来源：维基百科）

其实，这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互联网本来就是个传染跟风情绪的最好系统，那么由谁来监管这种正在出现的新交易方式呢？答案是，还没有人。就像20年前密特朗所发现的那样，市场正在彻底地全球化和一体化。华尔街已经超越国界，其影响力也超越了国界，而监管却只能止步于各国的边境之内。

要改变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如果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性市场的监管体系，必然要牵涉到世界大国在主权上的实质性让步，但是没有什么是比让一个国家在自由和独立问题上让步更难的事了。人类就是这样，也许只有一场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的金融灾难才能带来这样一个统一而有效的全球监管体系。

因为华尔街和政治家们尚不能建立起这样的监管框架来保证全球化市场的稳定，同时，也因为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资本家本身的贪得无厌”，所以，华尔街再次发生如同1929年那样规模的股灾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华尔街也不会就此止步，至少从长远来看不会。

因为，尽管有数不清的海难，人类依然扬帆出海，同样的道理，尽管有无数次金融危机，人们依然会进入这个市场，辛勤地买低卖高，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将手里的资金投入到股市，去参与这场伟大的博弈。这和人们去探险——去看看地平线以外的未知世界，是一个道理，它们都是我们人性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上，在资本市场上博弈和到未知世界去探险都源于我们人类的同一种冲动，因为市场的地平线之外也是一个未知世界——未来。

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通过人们参与这场伟大的博弈，并在游戏规则内不断追逐他们各自的利益，人类不停地推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富足，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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