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开头难，写书也一样。
好在对于了解、学习金融学来说，有一个自然的起点：货币。
因为所有的金融现象、金融行为，都是某种程度的、或大或小的货币“事件”。从货币开始，我们就能一步步地构筑金融学的完整大厦。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钱，也就是货币。你可曾想过，如果突然没有了货币，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最重要、最不能承受失去的，往往是那些已经习惯、已经是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有时不觉得它们存在的那些人和物，例如空气、水、阳光，以及亲人。
货币也是这样。假如前人没有发明货币，我们也照样能过日子。但有了货币，生活就迥然不同，而且再也回不到没有货币的状态了。正如没有电视机、互联网，今天的人们也能生存，兴许有些人还活得更好，但有了电视，有了互联网，所有人的生活就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
司空见惯的东西，不是更容易理解，恰恰相反，它们更难理解，更难琢磨清楚。因为习惯了，就不再怀疑，不再追问，不再思考它们究竟为何物，从何而来。
货币，就是这样。
著名的黄梅戏剧目《天仙配》里有段唱词：“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
在戏里，董永和七仙女的生活是不求人，不用跟别人打交道的。这是原始野蛮状态下人类生存的常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道，在原始社会后期，有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部落。农业的特点是把种子种下去，就得等着开花结果，于是就有了定居，定居诞生了最初的文明。而游牧民族的生活是漂泊不定的，逐水草而生。
第二次是工场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成为专门、独立的行当。工场手工业就是制陶、酿酒这类的能工巧匠做的工作。
第三次是商人阶层的出现。商人不从事生产型劳动，专门做生意。
没有这几次大分工，人类的文明就无从谈起。也许，人类早就消亡了。
微观上，起初分工是这样发生的：
两个（男）人比邻而居。开始的时候老死不相往来，各干各的。他们俩都既捕鱼又狩猎。因为光吃鱼不行，光吃肉也不行，得两样都吃，才能过活（这也是假设），所以，两个人都必须同时做两种活计。
问题是，这俩人一年到头累得要死，日子依然艰难。因为人不可能样样精通，他们当中，一个只擅长捕鱼而不擅长狩猎，另一个呢，相反，只擅长狩猎而不擅长捕鱼。这就是他们困顿的根本原因。
因为当一个人只善于捕鱼，不善于狩猎，但每天还要花时间去狩猎，这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用于狩猎的时间，本来是可以捕鱼的。他擅长捕鱼，能捕获的鱼的量一定很大，去狩猎必然所获无几。他狩猎就是在损失鱼，很多的鱼。得不偿失。
另一个人也是如此。他把本来可以用于狩猎的时间，用于捕鱼了。他失去了本来可以获得的更多的肉。
但这没办法，他们必须如此。因为他们老死不相往来，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谁也不敢把时间全部用于自己擅长的，而必须既做自己擅长的，也做自己不擅长的。别忘了我们的假设，他们得吃两种东西才能过活。
但终于有一天，他们做了个约定：每个人都只做自己擅长的，放弃不擅长的，然后通过交换，获得自己放弃的鱼或者肉。作为人类的第一次，这是个聪明而危险的决定。
说这是个聪明的决定是因为，很显然，如果把这两个人当作一个整体，如果他们都只做自己最拿手的事情，放弃不拿手的，也就是善于捕鱼的人光捕鱼，善于狩猎的人光狩猎，鱼和肉的总量会比他们什么都做时大。秘密就是，时间没有被浪费，也就是没有“窝工”。
说这是个危险的决定，是因为这样做是不保险的。假如其中一个人表面上应允了，只做一件事，但不守信，背地里还是跟原来一样做两件事，也就是不打算交换，那就把另一个人给害死了。
但不用担心。因为，人们做事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好，不是为了别人坏，即使短期内，个别人如此。但也正是有这样的担心，分工的好处虽然早就看出来了，但分工出现，还是很晚的事情。慢慢地时间长了，人多了，这样的担心也就消失了。
只要总产量增多了，就会蕴含福利，也就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剩下的只是交换的比例问题，比如几条鱼交换一只兔子（肉）？
亚当·斯密[1]是经济学的创立者，要构建一个经济学的大厦，千头万绪，他从哪里开始的呢？《国富论》的第一章就是“分工”。他第一次从理论上解释了分工的必然性。
分工，说得极端点，就是每个人只做一种事。[2]
亚当·斯密举例说，做扣针，要经过18道工序。如果这18道工序，不分工，全部由一个人做，一天也做不出一枚扣针。但是如果分工，“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12磅。以每磅中等针有4 000枚计，这10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48 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 00枚”。[3]
亚当·斯密也详细解释了分工能增进生产力的原因。第一，分工使人们的技艺精进。你专注一件事，会越做越熟练，越做越精。第二，分工节约了从一个工种转换到另一个工种的时间。因为只做一件事，不做别的，就不用再熟悉、学习、体会、琢磨另外的事情。第三，分工促进了某些技术发明，时间久了，做事的诀窍就看出来了，聪明的人就会有所发明。传说鲁班[4]就是因为木匠活做久了，发明了锯子。
你看那些成功的人，莫不是专注一件事。如果样样都做，他们也不过是普通人。
人们的需求多种多样，但分工后，只做一件事情，而且不见得是自己需要的。比如种萝卜的人，他自己不吃萝卜，他只是种萝卜的能手，他要吃白菜，就得用萝卜交换白菜。
交换是人的天性，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给我我所要的吧，你也会得到你所要的。”人是靠交换生活的，包括乞丐。乞丐表面上是靠乞讨活着，但其实是靠交换。因为他乞讨来的东西，五花八门，不见得是他想要的。他必须再用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交换成自己真正需要的。
分工是必需的，交换就是必然的。
开始的交换是直接的交换，叫“物物交换”（barter），就是此物换彼物，比如1只兔子换3条鱼等。直接的交换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但是，直接的交换只能在小范围内成功，在大的范围内，很难进行。物物交换成功的前提是，我的东西是你想要的，而你的东西恰好也是我想要的，这叫“欲望的双向一致”。而且两个人要么认识，要么离得很近，总之找到彼此不费劲，不能好几天都找不到，那样东西（比如新鲜的鱼）可能就坏掉了。这些条件都很苛刻，所以物物交换能达成，是偶然的。
交易达不成，倒是经常的。比如，手里有兔子的人，找了好久，也没碰到有鱼的，或者虽然碰到了，人家不要兔子，而是要盐，那就只能望洋兴叹。近在眼前的交易，就是做不成。
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如果交换总是不成，那分工就要打折扣，人类就有可能退回到分工前的时代。
幸亏人是聪明的，找到了办法。
[1]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1776年出版第1版《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从而开创了近代经济学。
[2] 注意，这是一种假设，实际上，好多人做多种工作，但是假定每个人只做一种工作，容易把事情说清楚，而且不影响结论。当然，即使做几种工作，结论也是一样的。
[3]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著，郭大力和王亚南译，上卷第2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版。
[4] 鲁班（约公元前507—公元前444），姓公输，名班，因是鲁国（今山东滕州）人，被称为鲁班，是木匠的祖师。后人将他人的有关木匠工艺的发明都加在他身上，成为一种象征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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