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衰退于1987年就已显露端倪，国家经济增长停滞。至1990年，经济危机全面加深，是自二战结束后，苏联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该年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分别下降了2%、1.2%和2.3%。1991年，苏联经济走向全面崩溃。
该年前6个月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2%，劳动生产率和工业产品的生产率分别下降11%和6.2%。1991年下半年，国民经济急剧衰退的趋势迅速蔓延和升级，这导致1991年全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降幅达到17%。
在国民收入方面，尽管居民的名义工资收入不断增加，但仍无法追赶通货膨胀的步伐。尤其是1991年奔腾式通货膨胀爆发后，苏联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幅下降。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居民不得不花高价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其结果是实际生活水平严重下滑。据调查，1991年，65%左右的居民在领取下月工资前，上月工资只够勉强度日，16%的居民则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
1991年，苏联出口和进口出现急剧下滑，仅上半年就分别减少了23.4%和47.7%。其中，与经互会其他国家的贸易改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结算后，二者的双边贸易额锐减。
与此同时，在国外经营的苏联银行也纷纷陷入危机。到1991年末，苏联国外银行系统的破产局面已是无可挽回。实际上，苏联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可谓“四面楚歌”。能源产业、粮食、消费品市场、国际收支、政府信用等出现了全面危机。
20世纪80年代，苏联曾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燃料动力综合体，它基本上保证了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外汇收入。1989年，苏联能源总产量约为23亿吨标准燃料，位居世界第一。
1990年，苏联的能源产出大幅下降。能源产业危机威胁到国内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能源出口的潜力。
就石油开采量来看，1988年，苏联石油开采量为6.24亿吨，同比增长0.1%。1989年降至6.07亿吨，同比下降2.7%。1990年进一步降为5.7亿吨，较上年相比下降了6.1%。1991年，苏联石油开采量仅为5.16亿吨，同比下降9.5%。
在煤炭开采方面，1988年，苏联煤炭开采量为7.72亿吨。1989年降至7.4亿吨，同比下降4.15%。1990年为7.03亿吨，同比下降5%。1991年降至6.29亿吨，较上年相比下降10.53%。1988～1991年间，苏联煤炭开采量总体缩减近20%。
石油和煤炭开采量的下降致使冶金工业减产，这是苏联末期工业生产总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苏联末期，国家粮食储备状况堪忧，粮食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当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与1987年相比，1988年粮食储备量减少了1190万吨，仅为计划储备量的16%。至1989年1月1日，共有6130万吨粮食进入国家储备，而原计划的粮食储备量为8570万吨。这意味着近30%的国家粮食储备计划未能完成。
以小麦为例，1989年，尽管苏联政府对向国家交售面筋量高的小麦实行了物质刺激，小麦的国家储备量仍仅为620万吨，同比减少80%。而全国的需求量则高达1400万～1500万吨，是当时储备粮的2.42倍。自此，苏联末期的粮食危机变得愈发严重。
尽管1990年农产品获得丰收，但进入国家储备的粮食量仅为6680万吨，比国家订货减少了1800万吨。与获得同样收成的1978年相比，该年的国家粮食储备减少了2800万吨。 1991年3月，除种子外的国家余粮数量约为1300万吨，其中近半数在哈萨克。这意味着除哈萨克外，食用粮储备将在3月底告罄，而哈萨克的粮食储量也仅可维持至次年收成。
面粉的供应状况更加令人不安。在莫斯科、图拉、下诺夫哥罗德、秋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赤塔等城市以及勘察加州和其他一些州，面粉的储备量不足10天之需。雪上加霜的是，苏联政府无法通过增加进口来源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91年1～3月，在预计供应的1240万吨粮食中，到货的进口粮食仅为370万吨，不足计划供应量的30%。
粮食的锐减直接导致食品供应状况恶化。在俄罗斯联邦，用于加工面粉、粒粮制品和其他谷物产品及畜牧业配制饲料的原料供应均出现危机。1991年上半年，俄联邦粮食缺口约1800万吨，几乎是需求数量的一半。同年9月，雅罗斯拉夫尔、下诺夫哥罗德、伊万诺沃、弗拉基米尔等州的面粉企业和绝大部分区、州、自治共和国的配制饲料厂被迫停工。
根据戈尔巴乔夫总统助理切尔尼亚耶夫的日记，“1991年3月31日安全会议讨论的是粮食问题，而且具体到面包问题，达到平均标准尚缺600万吨。莫斯科全城到处都在排队。如果不能搞到粮食，到6月就会闹饥荒。加盟共和国中只有哈萨克和乌克兰勉强能养活自己。国内想要有面包，看来像是神话。”
苏联末期，全国范围内消费品市场的商品短缺状况急剧恶化。从1985至1991年，消费品市场的商品短缺状况迅速蔓延并升级。食品、服装和鞋类及文化日用品类的商品供给从1985年开始下降，实现连续供给的商品数量在被调查商品总数中的比例分别从1985年的16%、18%和22%，降至1988年的11%、13%和9%。其中，文化日用品的降幅最大，达到13个百分点。
1989年，商品供给继续萎缩。其中，食品类的供给状况更为严峻。该年，实现连续供给的食品数量仅占被调查食品总数的5%，同比下降6个百分点。
1990年，苏联商品短缺形势极为严峻，全国范围内消费品市场一片萧条。包括莫斯科在内的所有城市都实行了凭票供给制，甚至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也需凭票排队购买。
该年年底，商品短缺更加严重，以致几乎没有任何商品能按国家规定的价格获取。许多加盟共和国开始实行具有地方保护性质的歧视性配给制度。全国范围内的消费品市场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各个城市商店里的货架空空如也。
据调查，基本食品的供给率从1983年的90%降至1989年的22%。1990年6月则仅为11%。基本消费品的短缺更为严重。在被调查的1200种消费品中，1990年，达到“完全短缺”程度的商品比例为96%～97%。
1990年中期，在160种日用商品中，没有一种敞开供应。1990年下半年，进口数量的减少使得居民的商品供应情况更加严峻。该年10个月中，商业部门的食品储备减少了29%，城市商业网肉奶产品的平均进货率不足上年的80%，食品供给率仅为60%～70%。
1990年6～8月，30%的居民购买食粮、肉类及肉制品的票证无法兑现。8～10月，所有食品都已脱销，即使在合作社商店里也很难高价买到肉类制品。
到了1991年，苏联的经济形势恶化至灾难性地步。该年，全国范围内的1100种消费品中仅有20种能够实现经常性供给。尽管莫斯科在商品供应方面享有特权，但其商品供应状况仍然堪忧。
该市商业部门掌握的全部非食品类商品仅为51亿卢布，是上年的42%（进口商品在布匹、服装和鞋类中的比重历年都达到55%）。1991年进口商品供应量计划减少75%，但即使这样的调拨数量也未能得到落实。在现有的商品补给情况下，莫斯科不可能实现对该市居民的定额供应。
相对而言，非首都城市的消费品市场情况更加糟糕。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居民食品供应状况已恶化至极点。即便是儿童、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等符合急救标准的人群，调拨的存货也已无法保证其基本食品供应。除定额供应的商品外，国营商店实际上已经没有食品可卖。
1991年春，在雅罗斯拉夫尔市，“人们排队的机会越来越少。在日用工业品商店和百货商店里早已无队可排了。买面包如今成为最后、最难受和最令人悲观失望的队列”。此时的苏联政府对于解决日益严峻的食品供给危机已经力不从心。走投无路之下，它只好求助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人道主义帮助。
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苏联日益扩大的供求缺口需要更多的进口商品填补，其结果是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逆差。1981～1983年间，苏联国际收支逆差平均为近13亿美元。
1984年，苏联对外贸易实现6亿美元的顺差。从1985年起，苏联国际收支状况急剧恶化。1985年，国际收支逆差为78亿美元。1986年攀升至143亿美元，是上年的1.83倍。1987和1988年，国际收支逆差分别为138亿和186亿美元。1989年增至251亿美元，同比增长35%。1990年苏联的国际收支逆差有所回落，达129亿美元。
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消耗了苏联政府大量的黄金储备。1990年，苏联国家基金保存了484.6吨黄金。至1991年底，苏联的黄金储备缩减至1985年的1/10，总量仅剩240吨。在作为国家偿付能力重要指标的黄金储备方面，苏联宣布的官方储备水平与其大国和主要产金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随着国际收支赤字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大幅下降，苏联政府已濒临丧失支付能力的边缘。苏联政府的债务总额不断攀升，从1985年的272亿美元增至1991年的522亿美元，六年内增长了近一倍。
具体来看，1986年为394亿美元，同比增长45%。1987年有所回落，为388亿美元。1988年增至408亿美元，同比增长5%。1989年进一步增至463亿美元。1990年达到576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截至1991年底，按1992年1月1日可自由兑换货币计价的苏联外债总额是834亿美元。由于在耗尽外汇储备的同时无法吸引到外国贷款，苏联政府逼近了国家破产的边缘。
苏联政府债务的急剧攀升日益受到西方国家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广泛关注，后者对向苏联提供新贷款越来越心存戒备。苏联只有用黄金、石油等做抵押方有可能吸引金融资金。苏联对外经济银行对国外资金高度依赖，这使其面临短期资金大规模流失的现实可能。
自1989年1月末至1990年初，据估计，约有85家签约银行已暂停向苏联对外经济银行提供短期资金。西方国家已十分清楚地看到，提供资助或低息长期贷款并不能解决苏联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苏联实现稳定财政计划和经济自由化之前，所拨付的资金只会用于填补政府预算和国际收支中不断扩大的缺口。
由于商业性贷款渠道愈来愈难以走通，苏联领导层认为，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尝试着通过改善对西方的关系获取战胜经济危机的政府间贷款。然而，西方政府贷款的附加条件极其苛刻。多数国家提出给予贷款的前提是，苏联政府应尽快采取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切实可行方案，并签署明确划分联盟中央和加盟共和国权限的联盟条约。
而在这些措施落实之前，西方国家对向苏联提供新贷款将会持冷淡态度。苏联政权的分崩离析趋势使其吸引带有政治动机的贷款机会变得微乎其微。
1991年夏，甚至原先准备对苏联的商业性债务进行国家担保的西方国家，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警惕性。由此可见，当进一步获取商业性贷款的希望变得渺茫甚至毫无可能时，苏联也无法从西方国家请求到政府间财政支持。
在国际社会上遭遇政府信用危机的同时，苏联国内对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支持率也持续下降。根据1989年全苏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在被调查的13000人中，71.1%的受访者对改革表示“满意”，近一半的受访者对改革至少有兴趣。
到1989年底，只有14.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关心人民的利益；31.1%认为苏联领导层是精英主导且只关心本阶层的利益；44.7%认为人民选出的代表已忘记普通民众的关切问题。
关于“是否赞同戈尔巴乔夫活动”的回答，1989年10月，52%的受访者支持公开性和多元化。但到了1990年10月，这一支持率就降至21%。
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根据1989年初对2万人的调查结果，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3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简朴”；27%认为他们勉强度日；近1/3抱怨自己负债累累。
1990年5月，56%的受访者支持转向市场经济，60%认为戈尔巴乔夫市场化改革在短期内不会产生正面结果，还可能引发政治危机。
到了1990年12月，全国56%的居民认为经济形势危急，37%的居民认为不尽如人意。
在对苏联未来的预期方面，70%的受访者回答说情况会恶化。超过半数的居民（54%）认为1991年可能面临经济灾难，49%认为会出现大量失业，42%认为会发生饥荒，51%认为会断水断电。
1991年，苏联居民普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结果大失所望。43%的受访者“对明天失去信心”，37%指出“民族关系出现危机”，29%认为“国家管理混乱无章”。只有19%的受访者提到“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正常化”。
产品供货合同协议书（商品供应合同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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