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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不上学以后,我嫌在家干活太辛苦,一直想出去闯荡闯荡,母亲给我算过命,说是只要出去了他们就管不住我了,所以母亲一直没有同意,直到一年后我定了亲事有了对象母亲才松了口。
算卦的连见过我的面也没有就出言伤人,我很是不服气,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欺骗迷信的母亲。
那是零四年的初春,我和几个同龄人一起坐上了南下的K234次列车,人生第一次出远门,是到江苏吴江的芦墟镇,精元电子厂是我进的第一个厂子,也是出省的唯一的一个工作地,坐了十二个小时的车还没有到,我的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恐惧,幸亏是跟自己一个村子的几个好姐妹一起出来的,要不然真得哭鼻子不行。
刚从农村出来,别说别人看我们的眼神,就是自己也感觉土里土气不入群,厂里的人事主管应该是个没有结婚的小姑娘,看起来跟我们是同龄人,但是人家穿着个拖鞋出来,我们也感觉人家长得白净又秀气,都说江南出美女,难道是每个江南女人都是美女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做了体检,过了面试,成了厂里的一名正式工人。
在家里吃顿大米饭都是很奢侈的事情,一般都是大米汤馒头就咸菜,即使是炒菜也很少有肉吃,在厂里管吃管住,顿顿都是荤素搭配,礼拜二发个水果,礼拜五还能吃上鸡腿,早上还能吃上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的蛋炒饭,如果不想吃还可以用早餐票换两个沙琪玛,说实在的,出门以后又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
刚开始吃大米饭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吃了一个星期左右就不行了,胃不舒服还有点儿难受,还有就是每道菜里都有辣椒,吃起来挺香,吃过以后感觉鼻子和嘴唇都在冒烟,同事告诉我们餐厅早上有馒头,可以用饭票多换点儿中午吃,没想到厂里的老乡早就向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中午和晚上也有了热馒头,虽然像面包一样又酸又没有嚼劲儿,但总比没有东西吃强多了,菜里的辣椒我们就用水涮过了再吃。
那时候俺家里还没有装电话机,电话打到俺三大娘家,三大娘再跑着去叫来我的父母亲,我告诉父母,厂里的伙食很好,有好多在家里没有吃过的菜,每个星期还有鸡腿和鱼吃,让他们放心,不要惦记我的饮食安危,俗话说报喜不报忧,我们谁都没有告诉家里我们在这里还有很多不适应,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些只能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上班后,我被分到了射出成型车间,主要生产电脑键盘上下盖,以及键帽和键帽下面的支撑架,其他的姐妹被分到了电子课和前后制程,相对来说我的工作稳定还轻松,白夜班两班倒,一个月也难放一天假,其他的姐妹都是长白班,有活儿的时候干到后半夜两三点,没活儿的时候连着休好几天,每次见了面除了谈工资就是各种亲切和抱怨。
我们没有分到一个部门,也没有分到一个宿舍,不过都是一层楼,也不远,厂子里的河北人不少,光我的那个宿舍就有四个老乡,加上我就有五个,占了宿舍的一半人口,其他室友有来自山东,有来自河南,也有来自江苏的徐州和盐城,都是差不多的年龄,也有共同的语言,没过多久就成了朋友,河南和山东的我们都互相称为半个老乡。这样就感觉特别近。
宿舍里的老乡多不寂寞,车间里的老乡也不少,四条线加上品检班,走到哪儿都有同样的口音可以聊天的人,河北永年的武翠娟,齐星星,邯郸大名的张飞艳,冯亚伟,磁县的叶聪聪,我一直叫她“黑葱”,其实人家一点儿也不黑,就是嫌她说我没有她的皮肤白才这样说的,这些都是我在车间里的“铁哥们儿”,工作上互相帮忙,生活上互相照顾,出门在外,我们就是兄弟姐妹般的友情。
也多亏了这些老乡,让彼此的工厂岁月没有显得那么寂寞和凄凉,每天上班说说笑笑,下了班还能一起玩儿,上夜班的时候我们白天就一起到镇上买衣裳,镇上离厂区有五六里路远,要过两个桥,打的费是一人三块,我们谁也不愿意掏,有那钱我们能买好几样东西呢,零四年,一份凉皮才一块五,加个烧饼就饱了,剩下的一块钱还能买包蚕豆吃,出租车想挣我们的钱真是不容易,哈哈,我们个个是老抠儿。
其实步行对我们这些农村的人来说真的是小事一桩,在家又不是没有走过,只要跟钱挂钩的事没有必要我们是不会出的,再说,来到江南,看看沿路的风景也是一种新的享受。
江南这个地方有一多半时间都是阴雨连绵,我们也是后来慢慢适应的,走在通往镇上的那条路上,我们总是好几个人结伴而行,毕竟是在外地,有点儿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再说也热闹,看看南方的建筑,跟我们的家不一样,不管地方大小,都是二层小楼加白墙,再看看南方人的衣着,男人还一时看不出来,就是女人的旗袍-----也可以说成是连衣裙,我们家乡的农村基本上是没有人穿的,估计就是有也怕穿出来让别人笑话。
都说南方人聪明是吃海鲜的缘故,不像我们北方只吃鸡蛋和猪肉,这话我一直都信,小镇不大,到处都是河流和水沟,每个河里都有鱼,有的水沟还有虾,真羡慕南方的男女老少,只要勤快点儿,不用掏钱也能吃到海鲜美味,比我们北方强多了,每到一个水边儿我们都会驻足逗留,看看鱼看看虾看看江南异样的风景。
零四年的冬天,应该是刀郎最火的一年,镇上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播放着刀郎的音乐,《冲动的惩罚》《二零零二年的第一场雪》《情人》,都是我们最喜欢听的,通往镇里的路上有很多门市,门市里好听的歌曲能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一直到听完再走,我们没有见过刀郎长得是什么样子,却 当了他最忠实的粉丝。
一个月一千左右的工资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已经不少了,因为我们在家里的内燃窑上班一天才十一块钱,还得起早摸黑,所以我们对这份工作非常珍惜,虽然说是去镇上买衣裳,但是还是不舍得,运动鞋超过三十五不要,牛仔裤超过六十不穿,上衣不用,冬天夏天都有工作服,买了也是多余。
为了跟厂里的同事接轨,我们买了新的毛巾,买了新的睡衣,还把穿过来的裤子放到来时的包里,换上了新的行头儿,一时间感觉自己有点儿飘,对不起在家种地的父母双亲。
宿舍里,我们几个就是个大傻帽,相比于异地的几个舍友,我们的生活简单又无聊,湖北的黄丽娟,每天下了班都给男朋友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儿,占着线,就是谁有电话也打不进来,俺也不知道,还没有结婚,哪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啊?要是俺对象打来电话,我估计说不了十句就挂了,不好意思加无话可说。
盐城的小红(我都忘记了她的全名叫什么了),花几百块钱买了个MP3,下了班整天戴着耳机听《二零零二年的第一场雪》,买点儿瓜子倒杯水儿,那陶醉的表情真让人羡慕,我调皮,有时候跟她开玩笑,搂着她的腰说真粗,整出一脸坏坏的表情,跟她说句“吆西吆西,花姑娘”,惹得宿舍一阵大笑。
李云是哪里的我忘了,只知道她是个大学生,在厂里的研发部门上班,本不该分到我们这个宿舍的,无奈厂里领导太多,只能在此先将就一段时间,等有了空缺再另行安排,她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书,因为分到了上铺,我们都不知道是关于哪个方面的内容,她也不经常跟我们交流,最多就是打个招呼,就趴在床上看书。
不过这个大学生有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裸睡,炎热的夏天都穿着睡衣短裤,吹着风扇,人家却是脱得一丝不挂,刚开始我们下铺都不知道,还是在上铺跟她对头儿睡的小雪告诉我们的,好奇的心晚上起夜的时候才得以证实是真的。
宿舍里的趣事真不少,我挑最好的跟大家说,我上夜班的时候白天睡觉,小红子的家里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们说是晚上九点以后小红子才是下班时间,人家竟然问我这里是哪儿,我告诉人家这里是厂里的宿舍人家不信就挂了,后来小红子说她家里怀疑她在外面搞了对象同居了,还说上午打来的电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接的,他们哈哈大笑,全宿舍的人都在跟她家里人解释,说宿舍里的小燕子声带有问题,说起话来像男生,还说我确实不是小红的男朋友,哈哈,我的嗓子我也是服了,竟然弄出了这样的事情。
中国是个大社会,我们的车间就是个小社会,来自五湖四海的男女都有,江西的朱发元,是我们的课长,戴着个眼镜,对车间里的一切样样精通,谁做什么也瞒不过他的眼睛,不过他很通情达理,对领班们怎样不知道,对我们犯的错误能说几句绝不罚款,我们有什么事情找领班请假不批就直接找课长,像我得了咽喉炎需要回家治疗,朱发元一下批了我二十一天假,当时就是不去了厂里也不欠我一分钱,不过就看课长这么好,我还是去了。
老林是车间的副课长,就没有那么好,一般有事找他都给我们打马虎眼儿,人称笑面虎,笑里藏刀不顺眼,小错大错,到他那里就得罚款,他的调机技术还没有领班好,就是拍马屁功夫一流,跟厂长和副总关系都挺好,也没人敢去说他的不好。
听说他家里条件不好,在老婆家当上门女婿,跟老丈人脾气闹不对,就出来打工,也没有带来家里的妻子。时间长了,在厂里找了个相好,也是婚姻不幸的女人,没有离婚就在外面过起了不合法的小日子,那个女人也在我们部门,有老袁撑腰,神气得不得了,没人敢惹还都说人家的好,当然,这跟我们这些作业员没有一点儿关系。
来自重庆的刘晓庆,跟明星同名同姓,相貌跟大明星佟丽娅差不多,她是我最说的来的朋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还不到一米五的个子,却非常有精神头儿,跟我这个一米六五的傻大个儿形成鲜明的对比,很巧的是我们还经常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上下班,把胳膊搂在她的脖子上正好,漫长的白夜班,她操作的机台正好跟我并排,无聊的时候就偷偷凑到一起说说话,她讲着一口四川话,我的普通话也带着很浓的河北味儿。
晓庆有个很好听的外号叫“小鸟”,是同事们给她起的,因为她的体型和性格都像小鸟一样,她也很乐意别人喊她这个名字。而我就惨了,因为她的缘故,我被大家叫成了“鸟蛋”,别人高兴了,我们也因此扯上了血缘关系,我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烦恼,反而更加高兴,这说明我这个人在车间里很入群,跟谁都能搞好关系开玩笑。
陕西宝鸡的杜亚梅,是个很文静的小姑娘,一口一个“鹅”差一点儿把我带成了陕西口音,有一句话很经典,是我说的最成功的陕西话:“鹅叫杜亚梅,鹅不淘气了,鹅不惹你生气了,鹅手机没(MO)电了,鹅不跟你说了”,当我成功地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笑坏了肚子,服我服得四脚趴地。
杜亚梅说她有个哥哥跟我同岁,要我嫁过去做她的嫂子,只可惜我名花有主,对象家看好了日子,等着我腊月回家结婚呢,再说我也不想走出河北去,一般没有我老公帅的都入不了我的法眼。哈哈,嘻嘻。
离开以后我跟杜亚梅一直还有联系,尽管这么多年没见面,打个视频电话还是那么亲切无比,可能以后永远都不会相遇,但是我们的友谊永远都在彼此的手机里。
品检班的申丽丽,是对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回老家以后还互相走动的肥乡老乡,她本名叫赵蒙,是进厂子的时候年龄不够十八周岁,用的她表姐的身份证,别看她年龄比我小,很知道关心人,住在一个宿舍两年时间,买了零食什么的总是分给我吃,搞得我这个不爱买零食的小气鬼为了她也进了超市的大门,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不是那只进不出的人那。
那时候,厂子附近有网吧,我们俩是泡吧的铁杆朋友,有时候还有小武子(我是大武子)和“黑葱”,通宵便宜按钟头儿贵,一般每个礼拜天我们都会在网吧呆一晚上,才十来块钱,她们都有不认识的网友在网上聊,我是知道我的同学只有礼拜天的时候才有在线的可能,说实话,跟她们在一块儿玩儿我很是知足,但是我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再想念我的同窗好友,她们都在上高中,而我却跑到千里以外来打工。
从赵蒙那里,我学会了很多关于电脑和QQ的一些功能,刀郎的《冲动的惩罚》和光良的《童话》我们能在网吧里整夜整夜地听,再多遍也听不烦,第一次体会到了除了打电话,还能面对面用视频来交流,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花钱就能见好友。
虽然车间的工作很累很劳人,但是有这些朋友的陪伴很开心很充实。
我小气不假,但是我也愿意追求高科技,零五年十月一的时候,我跟他们约定去镇上买手机,两个月没有往家里寄钱,告诉父母自己的想法后他们表示同意,忘记了别人都买了什么牌子的,只记得我买的是当时最流行的翻盖儿带摄像头的托普,花了我一千六百块人民币,心疼归心疼,但是还是挺开心的,我们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以后也方便知道对方的位置。
但是还不敢往家里打,长途漫游,比电话亭的话费高出了三倍,后来才办理了一个月五百分钟的全国通话业务,跟对象也只是互相发个一毛钱的短信,恨不得以写信的形式长篇大论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完。
零五年农历腊月二十二是我的婚期,我过完元旦就跟领导请了年假和婚假一共二十多天,冬天也冷了,我为自己买了大红色的羽绒服和黑色的皮靴子,牛仔裤更是买了两三条,留着回家穿。
同事和老乡们都听说这个春节我要结婚,甚是欢喜,都想知道虎头虎脑的“鸟蛋”找的老公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我说这个放心,我们都商量好了,过完年他就跟我一起过来进厂上班,揭开庐山真面目,满足所有人的好奇心,其实我宿舍有他的照片,只是没有让他们看过,一直都是属于自己的隐私。
还没有回家,同事和老乡们都拿着毛爷爷来给我随礼,大部分都是一百块钱,只有申丽丽,小武子,“黑葱“和“小鸟“是二百到三百不等,有生以来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该怎么回报朋友,打电话问父亲寻找帮助,父亲告诉我这些朋友等你结了婚一定要请。
那一次,我收了两千九百块钱的礼金,顶我上班三个月的工资,拿着这些现金,我心里很是激动,暗暗告诉自己,今后一定要好好与这些朋友相处,一定要还这些朋友的人情。
腊月十六,我启程回家,临走前告诉他们,等我回来一定请他们喝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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