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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今天介绍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同性情侣如何共赴加拿大？我们今天将目光聚焦于同性伴侣均为中国人的情况。
同性伴侣也拥有获得幸福的权利
首先，如果同性婚姻中的一方在事前已经计划此后会为配偶申请工作签证，那么在前期自己申请签证时便应该如实陈述自己的感情关系。如果是已经同居满一年的同性伴侣，应该在申请中始终表明自己有Common Law伴侣——一定不要按照单身来填写。
实际上，加国的签证官对同性关系接受度极高，并不会在配偶工签的过程中“卡性别”。若是签证官了解自己面对的是同性伴侣，反而会帮助他更加谨慎地作出判断。
此外，由于国内的大环境，同性伴侣的任意一方可能会存在形婚，即：形式婚姻，就是婚姻只有形式，无实质内容。表面上是个由一男一女组成的正常家庭，实际，“夫妻”双方在生理和人格上保持独立。我不想从道德层面评价形婚，本文只是为了说明形婚对签证的影响。
如果同性伴侣中的一方已经在法律层面完成了“形婚”，即：已经完成结婚登记，这会对后续的Common Law关系认定产生实质性影响。形婚的存续时间与真实伴侣的同居时间无法进入Common Law关系的时长之内。而且，申请时应该写明的配偶，必须是结婚（形婚）的对象。鉴于此，其上情况也会影响申请人在加国签证申请中的配偶关系认定等。
即便某人结束了形婚关系，并满足了Common Law的同居时长，也会面临格外严格的关系审查——说了这么多，您一定已经了解，形婚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包袱。
正向文化输出
最后说一个小轶事：加国华人最多的城市温哥华，很多华人父母已经在人民（划掉）中央公园中自发形成相亲角（有中文指示牌）。这是成都市人民公园相亲角的正能量文化传播。据闻，现在也有老外开始组织类似的相亲角了。
两名在美国结婚的台湾女子及香港女子，在台湾登记同性婚姻遭拒，入禀进行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将于下星期四裁决。
台湾在2019年5月生效的同婚专法，订明台湾居民若要与同性别非台湾人士在台办理结婚登记，只要对方来自的国家或地区本身已开放同性婚姻，即可登记；但若未开放，同性婚姻登记就无效。
个案中的台湾女子及香港女子，2019年7月在美国结婚，同年8月到台北巿信义区户政事务所成功登记结婚。其后香港女子办理依亲来台居留程序时，台移民机构认为她虽然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但仍然是香港人，于是否决申请；户政所亦撤销两人的婚姻登记。两人不服上诉，其中撤销婚姻登记部分将于下星期四宣判，依亲居留部分仍在审理中。
另一方面，台湾的立法机关正审议“司法院”去年1月通过的修正草案，规定只要一方是台湾民居民，即可在台湾同性结婚。
1939年8月的一天，邓小平和卓琳在延安的一间窑洞中举行了婚礼。
说起他们相识相爱的经过，实在是有些曲折。
图丨邓小平和卓琳
卓琳原名浦琼英，他父亲是云南赫赫有名的“火腿大王”——浦在廷。
浦在廷一直很支持革命，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北伐战争。可能正是浦在廷的言传身教，浦家几个孩子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卓琳是浦家最小的孩子，除了受到很多宠爱之外，也接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很小的时候，便有私塾先生在家授课，长大后又去了昆明女子中学读书。
当时，昆明女子中学有一名音乐教师，她是中共地下党，经常向孩子们宣传革命道理与共产主义思想。
在卓琳的回忆中，这位教师是她革命路上的启蒙者。后来，这位教师被反动派押赴刑场，途中，她高呼共产主义口号，坦然勇敢地面对了即将到来的死亡。
自此，卓琳心中的革命种子开始破土而出。
图丨浦在延
1931年，被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的卓琳，准备去北平参加全国运动会。
转道香港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运动会办不成了，云南省体育代表团打算原路返回，可卓琳不愿无视日本侵略，麻木离开，于是，她给家里写了信，表示要去北平读书。
父亲对卓琳的打算表示同意，之后，卓琳考上了北平女子一中，并积极参与到“抗日”的爱国活动中。
1935年12月9日，卓琳跟随几千名北平学子，走上街头，高喊“不做亡国奴”的口号，大家试图用这样的方式，讨伐南京国民政府的卖国行径。
一年后，卓琳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她渴望用科学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的局面。
图 |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与此同时，她的两个姐姐也来到北平求学，姐妹三人欢聚一堂。只不过，幸福简单的日子没过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了。
日军占领了北平，中国老百姓在日军的刺刀下，不得已背井离乡。当时，卓琳问二姐浦石英，“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延安，一条是回家。”
浦石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延安。可卓琳很担心，浦石英身体不好，她担心二姐身体撑不住。
可浦石英非常坚决，“我就算死，也要死在延安。”
卓琳点点头，“好，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就去延安吧。”
就这样，她们二人同三十多名学生一起步行去了延安。之后，卓琳考入陕北公学，并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的卓琳，年轻漂亮，活泼开朗，还聪明能干，领导考虑后，认为她很有敌后秘密工作的潜力，便把她调到了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特别训练班学习。
因为工作需要，她正式改名为“卓琳”，并遇到了她执手一生的爱人——邓小平。
图 | 邓发
当时的邓小平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1939年秋季的某天，邓小平来延安开会。
这时候的他已经35岁了，因为操心战事还没有成家。同住一间窑洞的邓发简直比邓小平本人还要着急，忙活着要帮邓小平介绍个对象。
所以，他经常带着邓小平去保卫处走动，因为那里的年轻姑娘最多。
去的次数多了，邓小平注意到了卓琳。都不用邓小平说什么，已经察觉到这份心思的曾希圣便找到卓琳，跟她说了邓小平对她有意的事情。
卓琳虽然听说过邓小平的名字，也听过他的演讲，但当时的她还年轻，不打算考虑结婚的事情，因此曾希圣找了她两次，都被卓琳婉言拒绝。
除此之外，卓琳不接受邓小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工农干部，不少都没什么文化，可卓琳自己是接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人，担心和对方没什么共同语言。
图 | 曾希圣
知道这个原因后，邓小平决定主动出击，他亲自找到卓琳，讲述了自己先在法国、苏联留学，后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
经过一番了解后，卓琳才知道自己是彻彻底底误会了邓小平。他不仅不是自己预想的“大老粗”，反倒很有学识，很有抱负。
同时，他也很诚恳，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邓小平便直言不讳地说，
“卓琳同志，我想要与你结婚，曾希圣和你谈过两次，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是很会说话，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不过希望能在其他方面弥补你。”
图丨邓小平在法国
面对邓小平直白的求爱，卓琳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回到宿舍后，有女同志问她如何，卓琳说邓小平什么都好，就是个子不高有些遗憾。
听了这话，大家都笑了，“城里马路边的电线杆子高，可抬回家也没啥用。”
卓琳想了一下，觉得大家说得不无道理。更何况，自己对邓小平已经挺有好感了，既然早晚要结婚，跟邓小平结婚，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于是，卓琳同意了邓小平的求爱。1939年8月的一天，邓小平和卓琳在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了婚礼。
除了邓小平和卓琳夫妇，一起举行婚礼的还有孔原和许明夫妇。
当时，毛泽东夫妇、刘少奇夫妇、张闻天夫妇……几乎延安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来了，唯一有些遗憾的是，周恩来去了苏联治病，未能出席。
图 | 从右到左：邓小平、卓琳和孔原、许明
婚宴上，大家的目标直接对准两位新郎，一杯接着一杯的劝酒。几番下来，孔原醉的站也站不住，可邓小平还是眼神清明。
在场的人都夸邓小平酒量好，殊不知，是李富春和邓发一人拿着真酒，一人拿着白开水，帮邓小平“混”过了这关。
婚后，邓小平带着卓琳回到了太行山，还去见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彭德怀一看到卓琳便说，“小平同志啊，你可真会找老婆，两个人看着跟兄妹一样。”
邓小平和卓琳对视一眼。两个人的脸型都是有点圆的，五官还有些莫名的相似之处，虽然彭德怀开玩笑说是“兄妹相”，其实两个人是“夫妻相”。
图 | 彭德怀
之后，邓小平回到了129师，卓琳则留在了八路军总部。当时，八路军总部有个妇女部，卓琳便在那里工作，只有邓小平从前线到总部开会，两个人才能匆忙地见上一面。
时间长了，卓琳觉得这样也不是个事，于是，她向邓小平提出，让他给自己写信。
邓小平问他写什么，卓琳想了想，“那你就把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吧。”
结果，邓小平说，“那好，我让秘书给我打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
卓琳大概是了解了邓小平有些过分“直”的性格，她没计较，只是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告诉邓小平，“写信你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
图 | 邓小平和卓琳
卓琳向组织申请了去129师工作。组织考虑到前线危险重重，一直没有同意。一年后，卓琳才终于如愿以偿，去到129师与邓小平团聚。
生活到一起后，卓琳渐渐发现，邓小平的性格果然如他自己所说“不太会说话”。卓琳比较爱说话，也很喜欢说笑，因此，她对邓小平说，
“我知道你不太喜欢说话，可我这个人很喜欢说话，但我又不能跟别人说，万一说错了，对你影响不好，所以，我只能对你说。我说出我的想法，你听，若是说得不对，你就指出来，我改。”
邓小平则回复她，“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不太爱说，你要是愿意说，那你就随便说，我都会听的，有意见我会说，没有就算了。”
图丨邓小平全家福
1941年，卓琳在河北涉县赤岸村生下大女儿邓琳。因为当时局势紧张，需要经常转移，卓琳便将孩子寄养在了当地百姓家里。
一年半后，卓琳回到赤岸村。当她看到女儿瘦瘦小小，穿着脏破的衣服时，卓琳抱着孩子心痛到大哭。
后来，她将孩子送回了延安，托延安保育院的阿姨照顾了好几年。
1944年和1945年，卓琳分别生下长子邓朴方和次子邓楠。因为常年奔波，卓琳的身体很差，甚至连一点奶水也没有，迫不得已，她只能再次把两个孩子托付给老乡。
直到1945年10月，邓小平在武安县安顿下来，卓琳才将她分散在各处的孩子接了回来。
图丨邓小平全家福
这样东奔西走的日子过了几年，1949年重庆解放后，城市成立了人民小学，卓琳留在重庆担任了校长。
当时，有几个孩子非常调皮，为了管好这些孩子，卓琳决定先拿自己的孩子“开刀”。
有一次，邓朴方在午睡时，一看到卓琳就假装睡觉，卓琳一走便“张牙舞爪”。
为了治他，卓琳把他按在床上，捂住他的嘴巴，故作“凶狠”地说，“你要是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
邓朴方被吓得不轻，赶紧停止挣扎，闭上眼睛睡觉。其他孩子见卓琳对自家孩子都这么“狠”，也不敢轻易闹事了，都听话了不少。
图丨邓小平和卓琳
1952年邓小平被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一起去了北京。这时，邓小平向她提出几点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要谨言慎行。”
卓琳思考后，决定全心全意支持邓小平工作，于是，她成了邓小平的秘书。
当时的中央领导中，数邓小平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档需要有专人负责。卓琳就是负责这项工作。
每次，邓小平看完文件，卓琳便会把这些文件登记。登记完后，她会骑自行车把文件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
她从来都是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点不给邓小平添乱。
图 | 邓小平和卓琳
在家里，卓琳是真正的顶梁柱，她得把孩子们教育好，也得把邓小平照顾好。邓小平爱喝龙井，一向精打细算的卓琳会很大方地给邓小平泡杯浓茶，等邓小平喝完后，自己再把剩下的茶根喝掉。
20世纪60年代，条件比较困难的时候，供应的油和肉都很少。那时候，邓家还有不少亲戚在家里吃饭，那点油和肉根本不够十几张嘴分。
为了让邓小平吃好，卓琳决定让他单独吃饭。邓小平不干，卓琳便派出儿子邓楠陪他吃饭。
可没过多长时间，邓小平又不愿意了，他坚持要与大家一起吃。
卓琳担心邓小平的身体，可又拗不过他，所以，她单独为邓小平准备了一盘菜。可就这一盘菜，邓小平还会到处分，分到最后，所有人都吃上了，唯独邓小平没吃上。
卓琳无可奈何，只能给大家都吃一样的。
图 | 邓小平和卓琳
1966年，邓小平去到江西工作，卓琳毫不犹豫地陪着他一起去到江西。当时，两个人的生活费很少，邓小平迫不得已戒掉了烟酒。
为了能让邓小平解解馋，卓琳专门找人学了酿酒的手艺，并托人买来了酒药和糯米。一段时间后，邓小平便喝上了卓琳亲手酿制的米酒。
那段时间，两个人还种了不少菜。虽然邓小平比卓琳大不少，可他一直很体谅卓琳的身体，浇水之类的体力活从不让卓琳去做。
就这样，两个人携手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图丨退休后的邓小平
1973年，邓小平回到北京后，身体一直很好，他在自己热爱的革命事业中忙碌了很多年后，于1989年11月退休。
慢慢的，他退出了大众视野，开始在一个安静的小院子里，与卓琳安度晚年。
他每天很早起床，吃完早饭后，便会在办公室看看报纸和资料。有时候，他会和家人朋友打打桥牌、踢踢足球，不过最常做的运动还是散步。
直到1996年12月的一个早晨，邓小平醒来后发觉自己呼吸不畅，他无法完成吞咽，更不能做到平日里完成的活动。
身边的医生无法应付这个局面，马上将他送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这一走，邓小平再也没能回到家。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享年93岁。
卓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转告了邓小平的遗嘱：
“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把骨灰撒入大海。”
她还告诉前来悼唁的晚辈，
“我不求你们能当多大官，只求你们能像小平同志一样，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这便是你们对小平同志最好的怀念。”
中国去外国同志婚姻(中国同性在国外结婚必须改国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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