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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第十五章
弗洛伊德告诉我，我可以带着我的新娘赴一九一四年的心理分析学大会，于是我们俩就一道去了该次集会。当我把爱拉介绍给弗洛伊德的时候，她说了几句话，为她的插足于这种专家学者云集的会议而道歉，我们的大师用了古维也纳式的殷勤态度答道：“不过妳是这个大会之花。”她脸红了，我相信，自从那一刻以后，她爱上了弗洛伊德，虽然那时对于他的工作，她可说一无所知。
她并不十分喜欢弗洛伊德夫人。当我们从柏林回到维也纳之后，教授夫人(我们都这样称呼她)邀请我们去喝茶。当然，那是十分简便的茶会——就像你请一对刚刚结婚的年青夫妇一样。在谈话当中，弗洛伊德夫人，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家庭主妇，告诉爱拉说：“妳看，我总是天天用那些带双边的茶杯。”这是一句对于一位年青的家庭主妇很实用的忠告，但我的妻子却气恼在心，因为这在她看起来，好像是弗洛伊德夫人当着我面前，好歹训了她一顿。几分钟之后，爱拉必是说起什么有关她前几天感到神经过敏的事，因为只听得弗洛伊德夫人说道：“神经过敏？我就神经过敏不得。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必须照料得顺顺当当，否则的话，我的丈夫怎么能够做他的工作呢？”维也纳的人都知道，多年来，弗洛伊德夫人放弃了进歌剧院听戏的乐趣，因为她要在弗洛伊德一向喜欢的某个时刻，照料他的晚餐。爱拉厌恶她在这个老夫人的话中听出来的微妙的奚落。然而，她对她保有很大的敬意，至少有一种事能确切地证明弗洛伊德夫人的话曾使爱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之后，我听到爱拉向一个来访的年青新娘子说：“妳看，我总是天天用那些带双边的杯子。”我曾经在什么地方听过这句话呢？……教授夫人绝不是爱拉的茶杯，可是……
和一个你所爱的人每天生活在一起，这与每天只花几个小时和她在一起有着十分不同的性质。婚姻生活基本特色之一，即两个人相互地再适应，使得从前所没有发现过的歧异显明出来。我对前途担忧，不满现状，而且，似乎很奇怪的，我常把这种情绪向我年青的妻子表示，她对于人生的看法比我乐观许多。我为了不能够供给她一种比仅仅温饱更丰富的生活，即没有安适，也缺乏乐趣，使我一心想使她能获得乐趣，即使是那么少那么小。我总是一个令人扫兴的人。她不仅愿意，而且十分高兴与我共享这种朴实的生活方式，她不了解，为什么我对那种生活不觉得满意，但是我自己也不了解。
我试着引起她对于心理分析的兴趣，但没有成功。在她的人格之中有某种东西，使她不愿以这种客观的眼光来透视人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后，我明了，如要以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观察人？需要具有某种天赋的心理癖性才行。有许多敏锐而深沉的人——如算得上是最伟大的歌德——就不愿以这种方式来看个人与团体。
当我在工作方面有所成功的时候，爱拉便觉得很快乐，而且以我早期的著作所受到的每一个赞赏的征象引以为荣——但使她这样感觉的，是她对我的爱，不是对心理分析的兴趣。几乎我所有的草稿，她都很整洁地，很审慎地誊清一遍，但草稿的内容并不使她发生兴趣。可是不敏感如我，竟要求她在这一方面也和我共享我的洞察力。我不再以为夫妇两人一定要有共同的兴趣，但当时我没能领悟些一简单的事实，而且我也没体认出我之想和爱拉共享每一样事物的希望是单方面的。这就好像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把你的表给我，我就会告诉你，现在是什么时候。”
这种普通的、日常的生活，让她看到了我所有的缺点与过失，如今回顾起来，实令我惊讶不置，因为她竟默默地忍受了我那么许多缺点和过失。而我在她身上发现的些许缺点和过失并没有减损她，反而增加了她的魅力。可以说，它们只是她的许多优点之隐藏的一面。她与事务、对人物的看法(与我的是那样的不同！)，每一个微小的特征以及行为的细节都表现出她的女性气质。她对人类在艺术与生活方面的兴趣之偏爱(譬如表现在和她的女友之无伤大雅的闲聊)；她对可怜的、受苦的人们的强烈感情；她的迷信和偏见；她对衣帽服饰的关心——有那么多的东西；是使我必须了解女人的。
我从她对我们小公寓的大兴趣学知，房子对于女人有如她们自己身体的扩展之潜意识的意义。有时候我多愁善感而她却平稳踏实；有时她感情用事，我辄实事求是。当我们搬离我们新婚最初几月住过的公寓时，为什么她哭了呢？我们不是要搬到更好更方便的住处吗？我是谦恭，亲切的；但她，用歌德的话说，有着“心的文雅”。我们有许多不能和解的差异。对于我，警察是法律的化身；而对她来说，警察不过是穿着蓝色制服的男人。她常对我表现得很稚气，可是不一会却又是她比我老成而有智慧似的。(以后，我读到托尔斯泰的妻子在托尔斯泰想改造世界时写的关于她著名的丈夫的故事。“别管孩子想做什么；主要的是他不应该哭。”)有时当我心中激愤难平，在房中跛着方步，口说：“我要让他们瞧瞧……！”时，我常常看到她的斜视，那种神色好像看我是一个顽梗、愚抝、生长过度的孩子，正向别人挑衅或接受了别个小孩的挑衅似的；她突然变成一个抚慰的母亲。几分钟过后，她又成了一个小女孩，拿些小东西作乐，而我对那些，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她也能言善辩，但同时，她也是最自相矛盾的女人，对逻辑压根儿没有一丝敬意。一件事不能是它自身，而同时又是它的反面，这一条基本真理，对她简直是不存在的。
她所说的、所做的那么多的小事，使我对于我们男人所不具有的感情的微妙与深度获得可惊的洞察力。但也有一些小玩意是与我不相同的，譬如说，对于一样事务之取近的迂回战术，规避我的一种微妙的方法，以绕道而达成目的的手法，在个人感情活动的范畴中，那种令人吃惊的缺乏公正的态度，对唯有理智而非同情或憎恶才有权参预事情的不合理的看法。不仅如此，每一个月总有数天会出现难以理解的沮丧情绪，以及一种要把抽屉和箱柜整理得井然有序的奇怪的欲望。年青的男人对于女人的来龙去脉，要学的多着呢！
不管年青的或年老的男人，都流行着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要了解女人，就必须有许多罗曼史。他们把了解女人和与女人发生关系(即性交)混为一谈。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女人专家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曾经勾引过许多女人的人，一个唐璜。可是这就如同把一个能准确地预知顾客将给他多少小费的侍者看做是心理学专家一样；他不过是知道了少许的人类行为，而甚至这一点点知识，最多也只是对他的直接的目的有用处而已。我认为，只要把一个女人的生命的每一方面彻底了解就够了——女人气质的特性，其易消散的以及其恒久的特点；其浅薄及其深不可测的奥秘。
医生们说：从爱拉心脏的情形看来，最好她不要生孩子。他们告诉她，生产对她并不是非常安全，可是她说：“不管我会发生什么事，我都要这孩子。”我们结婚一年后，我们的儿子阿图生下来了。过后我时常记起那些中世纪怀里抱着婴儿而面露微笑的圣母画像。爱拉是最慈爱的母亲，而同时她也证明她是坚强的。时常在晚上她能耐心地听着婴孩的啼哭，当她知道他的确没有什么不适的时候。而每次我都忍不住把要孩子抱起来，在室内踱着对他唱歌的时候，她都笑着警告我会把他惯坏。十一年以后，阿图得了严重腿骨的骨髓炎时，我的妻子心脏病已经极厉害，可是在手术过程她一直站在手术室外面等候。当医生走出来时，我以颤抖的声音问他需要不需要把腿锯断，他说：“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他。”我的眼前一下子发黑，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昏倒，而在我身旁扶着我的是我的妻子。
还是让我们回说到我和爱拉结婚后的第一年里所遇到的心理上的问题，以及在我的研究中与年青的歌德之比较吧！我在许多年之后写成的歌德研究中，曾经指出，这一位诗人必曾患过精神性阳萎，而一直到他接近四十岁的时候，他才克服了这种隐疾。他对许多女人，譬如法兰克府的葛蕾蓁，杰贞汉的弗丽德莉克，维茨勒的罗蒂这些人他热爱或迷恋，他和莉莉的订婚，最后和冯·史妲夫人长久、深情、病态的关系——这些只止于精神上的关系。这些关系是热烈的，但也是悲惨的。其中没有一次达成性的交合，而是每次都逃开他的爱人。他把他的热情用来创作美丽的诗歌和戏剧。看来，他对于那些女人不曾做过一次认真的进驱。就像托玛斯•曼所说：“他的进求是漫无目的的。”有某种比他活力充沛的感官更强大、看不见的力量，阻止他把热情的对象变成性欲的对象。某些神秘的恐惧促使他控制他的欲望，直到他忍受不住而溜之大吉为止。
在我，是找不到这种情形的。可是，必有某种东西可以至少令人回想起存在于年青时代的歌德心中的更严重的抑制。我在秘密订婚七年中所经历的种种克制，不是正可以和阻止了歌德亲近弗丽德莉克的那种抑制相比拟吗？
当我和爱拉结婚之后，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发生了，使我们在一起的幸福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在性的方面是不协调的，我们所热望已久的交合竟不成功，然而这显然不是像歌德的那种精神性的阳萎，而是从勃起到高潮的自然发展过程，被过早的射精所阻断了，那样得到了发泄，但并未得到快慰。这种太突然，太早的终场，使得我年青的妻子亢奋而干渴，而我也不觉满足。在于我和魏尔玛及其他的女人的关系中的那种自发、自然的特质，那种似乎是由两个肉体的了解奋想成为一体，而我们所视为当然的结果，在此却不能完成，使我内心充满失败的羞愧。人为的克制和延展都没有用，自然是不能欺骗的。
这种早泄，术语叫ejaculatiopraecox，对我来说，显得像是精神性阳萎的一种轻微的或不同的形式。为什么这种令入困窘、令人气馁的经验，以前从来没发生过呢？我必得向自己承认，在我和我所深爱的妻子的关系中，必有其心理方面的原因。或许是一种古老的性的抑制被重新唤起了。那与〇先生的左轮枪的形象相联的威胁，是否可能甚至在我们现在合法地结了婚之后，还在潜意识里支配着我？我告诉自己，在那七年当中，有二种因不自然的禁制所产生的情感的余效。我记得有一则轶事(那不是从史旦达尔的De l’amour取来的吗？)，关于一个法国的轻骑兵军官，热烈地追求一个女人，但是她不为所动。最后出乎意料的她让步了，可是使这个军官感到很羞辱的，他发现自己是阳萎的。我的心中不是也有一种对爱拉的潜意识的愤恨的痕迹，而那是由于长久的禁制而产生的？我不能在我意识的思想中，发现出这一类的感情，但我早己从弗洛伊德那里学知：你可以从一个行动或一个态度的效果推断其潜意识动机的一种(至少)。而不是因为这种效果以致我的妻子依然不能满足吗？所有的这些问题和考虑都在我和卡尔•亚伯拉罕博士行心理分析的时候，被阐明及证实了，亚伯拉罕博士在相当短的期间内成功地除去这种令人困窘的病征。
在这一点上，那连结着我自己的故事的这一片断与年青的歌德的经验的线索，变得显著的细薄。但它没有中断，因为我在性的方面的缺陷，正好可以和歌德对他所尊敬的女人的精神性的阳萎相比拟。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这个现象同时发生，而那些可与歌德的生活相比拟的，却是接二连三地陆续出现。我爱上了爱拉，如同歌德爱上了弗丽德莉克一般，然后我还缠上了一情妇，而她比我至少大十二岁，且养有一个孩子。当时二十六岁的歌德在爱上弗丽德莉克之后不出几年，找到了冯·史姐夫人，当时她是三十三岁，有七个孩子。其后十二年当中，歌德一直和这个母亲典型的妇人有着韵闻，而她是一个奇怪、神经质的女人，她只准他保持精神上的情谊。
当他随后秘密地逃到意大利的时候，他感到有如再生。他变成一个异教徒，沉溺于他的性生活。“目光所及，欲望随之；欲望所及，享乐随之。”这是他在他的《罗马悲歌》里，对于他在意大利的性生活的描述。他排除了他敏感的良心，委身于一种自由的荒淫；是的，他还以此夸耀，所以他的朋友们都叫他“Priapus”。威玛朝廷里的仕女，绅士都吃了一惊，当这一位伟大的诗人带了一个标致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卖花女——克丽丝汀·Vulpius到他家里做他的枕畔人的时候，这个讲美的、高尚的、保守的社会整个地都受了震动。他对那些仕女、绅士们的意见，一概置之不理，而一连好多年就和一个对浮士德一行都不了解的女人，过着一种荒淫的罪恶生活。以后，在歌德的生涯中，所发生的事，也在我年青时候的生活中共存。他和我之间的差别就像一个半神和一个凡人之间的差别那样大。但是在这个更黑暗、更低级的平面上，(在那里，这个不朽的天才也是凡俗的，在那里，这个超人也是属于尘世的。)如今我了解，有着许多起源于潜意识的感情与秘密的禁制的类似之点。
让我们还是回到阳萎或它的被限定的、中庸的形式：早泄的心理上的问题吧！有许多男人只有与他们所不尊敬，所鄙视的女人在一起，才能发挥他们全部的性能力。和另一种女人，即使他们感到情爱或温馨以及被他们归于母亲或姊妹之类的女人在一起，他们的性行为就失败了。这些男人能够享受与他们所鄙视的女人发生关系时，所能得到的一切乐趣或深度的满足。对于另外一种对他们显得凛然不可侵犯，不容他们想入非非的女人，他们则能达到挚爱与理想化的境界。对两种相反的类型所赖以显示给人的想象的极端的形象，就是圣母与妓女。在这两种类型之间筑有一道不容超越的墙；一种是令人以肉体的一切狂热的热情来渴求的，另一种则是令人以幻想的所有的能力来崇拜，来瞻仰的。
当时，爱拉和魏尔玛对我正代表了两个类型。我不是常常在我的思想中把爱拉喻为圣母吗？对于我，她不是女性气质之最高贵，最善良的化身吗？但是我为这个理想付出很高的代价，我无法和她达到完全的性的满足。另一方面，魏尔玛是单单具有性的魅力的女人之化身，对之我不尊敬也无情爱，在我看来，她是放荡的，是属于所有男人的女人，她能给我完全的肉体的满足。
圣母和妓女——这是一个心理学者曾清楚地加以分辨的两个类型；若干年前，还在一位天才的一本令人困惑的书中有过对照。曾在维也纳大学认识他的一些心理学的老学生，告诉他的事。那本书名叫《性与性格》，它的作者奥图•怀宁格，在什瓦兹帕尼尔街贝多芬曾经住过的房子里自杀而死。但以后，我从弗洛伊德学知，在我们的文化里，有许多人对于他们在性的方面渴求的女人没有真爱，对于他们所尊敬而加以理想化的女人，在性的方面却不能完成任务，这些人爱情与性行为的分别是多么的显明。我知道，在我自己的分析中，这种温情和性欲的分别是如何根植于幼年和青春期的印象。其后，当我诊治神经病患者时，我明了了何以许多男人需要在他们的幻想里，或在与他们所欣赏或热爱的女人之行为里得到一种退化感。他们为了把她们从那阻止了亲密的肉体接触的高阶层拉下来，而不得不贬谪她们。在我开始我的分析工作不久，有两个病人显示出神经病的症状，使我获得结论，认为他们的症状是由他们的性生活之此种典型的男性态度所引起的。其中一个病人，只有用污秽的名字叫他的太太，并在性交之前及性交之间用最粗鄙的语言说话，才有性交的能力。她必须告诉他，她喜爱并且欣赏性交，而且她必须使用某些色情的辞句。另外一个病人，患了严重的困迫性神经症，深为渎神的思想所苦，那种渎神的思想常当他在教堂里，或正在祈祷的时候出现。譬如，当他注视圣母与基督的像时，他就被迫想象她的腿因性交时的挑逗动作而高举分叉。当他想向基督祷告的时候，常常不禁想道：“私生子！”
要知这种思想为何接近于意识思考之国，可以从安那多·佛兰思的一本小说中叙述的两则趣闻看出来：有一个意大利女孩向圣母这样祈祷：“喔，无罪而受孕的圣母呀！让我得以不受孕而犯罪吧！”另外有一个西西里的农夫，向耶稣祈雨无效后，带了圣母与圣婴的塑像回到教堂，说：“我可不是对你说话，你这个狗娘生的，我是向你的圣母说的！”
在这些临床病例当中，就如同在一些逸事当中，一种精神的反机转在作用着，它试着取消那种孤立作用的结果。这种连结的机转试着再填补两个部分之间的鸿沟(而那两个部分本来是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该二者真的永远不能相遇吗？
美国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最喜欢把“精神性的成熟”，作为个人发展之最具决定性的标准。无可否认的，几乎每一个为我们所认识的伟人，终其一生，都不曾达到“精神性的成熟”。我们单举两个在本章所提及过的大人物来作例子：歌德从来没有占有过一个他所那么热烈地敬爱的那些女人。在与冯·史妲夫人及Christiane Vulpius之间是一个无法填补的鸿沟。前者是他灵魂真正的伴侣，他完全信赖她，而从不曾碰过她。而Christiane Vulpius则只是他同床的伴侣，除此无他。有人说他是在：“尽可能少结婚。”而贝多芬对于维也纳的贵妇人一个也不能有性的亲近。一方面是那个“不朽的爱人”，而另一方面是放荡的女人，他还因而得了梅毒。在歌德与贝多芬(如同所有的伟人一样)的人格当中，就有这一、种深深的裂隙，这种不一致实有一再加以解释的必要。他们都像浮士德一样感觉：
两个人在争逐着我，
两个人都想获得我，
由是却要摧毁这王国。
一个是情人，紧紧地拥着
那如有形体的炙焰似的宇宙长须。
另外一个带着苦痛地想要站立
在那她如由来的荒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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