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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3月3日下午2点多，河南泌阳县高店镇和岗村付爷庙组。
55岁的张新照，往脚盆里倒了大把的盐，蹲着脱下姚红瑞粉红色的袜子。姚红瑞个矮，两脚悬着够不到地面，张新照往她脚背泼了些水，用湿润的毛巾擦拭着。20岁的姚红瑞智力二级残疾，坐着轮椅傻笑，不时拍两下手。
在一段“河南老人娶未成年女孩为妻”的视频走红网络后，张新照和姚红瑞被卷入舆论风波。驻马店官方调查称，此事系女方“娃娃脸”引发的误会，“未成年”女孩系智障人士，已年满20岁法定结婚年龄，且属于双方家庭愿意，不存在强迫嫁娶行为。3月1日，泌阳县官方人士回应媒体：张新照与姚红瑞同居不违法，但不能办理结婚证。
3月3日晚上，张新照家里挂上了锁。姚父说他应该是带姑娘上医院看腿去了。在8公里外的姚红瑞家，64岁的姚修书把矛头对向了拍摄女儿婚礼视频的人，“要不是这个女的，根本没这事儿。”
有网友称，这段偶然被上传网络的视频，揭开了当地农村婚恋市场的“盖头”。
“我情愿对她好”
2月27日当天，张新照按照习俗租用本村村民汽车接亲，在家中举办婚礼仪式。当地政府在后来的通报中说，姚红瑞刚过完20岁生日，达到法定结婚年龄。
张新照所在的和岗村付爷庙组，一溜儿的平房，偶尔间隔有几幢二层小楼。一位村民说，早年村里有三百多口人，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现在只剩下部分老人、留守儿童。
3月2日，张新照本打算这天去领结婚证。但前一日，泌阳县官方的一则回应，打乱了他的计划，泌阳县官方人士回应相关媒体称：张新照与姚红瑞同居不违法，但不能办理结婚证。
张新照在给87岁的父亲洗脚。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这天下午，见到张新照时，他正在给父亲洗脚、喂饭。张新照87岁的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左手边的屋子，门口贴着红底金字对联“美满婚姻恩爱多，和睦家庭幸福长”。
刚喂完父亲五六口稀饭，他又进到那间房里，拎出深蓝色的塑料桶，里面装着用完的卫生纸，“她生活不能自理”。见有记者在门口同邻居聊天，张新照不时转头张望，低声问“那个记者是从哪来的？”又补上一句，“政府已经同意婚事了，你们去找政府吧。”
新娘坐在婚房的轮椅上，门口贴着新婚对联。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一位邻居说，张新照家兄弟姐妹7人，他在四兄弟里排行老三，大哥已经过世，家里还有三姐妹。张家底子薄，大哥、二哥结婚，都是换亲，即两家互娶对方的女儿做儿媳。后来张新照父亲变了主意，决定不再拿闺女换儿媳。张新照就一直没娶上媳妇。
张新照的侄子小张，得知叔叔被卷入舆论风波，特意从城里赶回来。他说，张家另外两个兄弟，都在外打工，“但在农村，谁家的经济都不富裕”，很难互相接济。且张新照无妻无子，长期由他照顾父母，难以抽身外出打工。
张新照多数时候打理着家里五口人的十几亩地，被问起自己一年的收入，他笑着摇摇头，露出缺失两颗门牙的牙床。
村民老李算了笔账，连声说“种地不中”，当地农村每年种一季小麦，收割后再种一季苞米。刨掉肥料、犁地等成本，若收成好，一亩地每年挣三四百块钱。这样算来，张新照十多亩地，每年进账三四千元。
张新照说，姚红瑞一句话都说不了，但他知道她爱晒太阳，“晒太阳的时候，她拿舌头舔着牙，感觉很舒服。”他拾起小枝条，在泥地上胡乱涂画，“我情愿对她好，以后的日子慢慢熬吧。”
“不把闺女嫁出去，以后谁管她”
把姑娘嫁给张新照，姚修书是放心的，“就是比姑娘大一点，才能照看。要年龄相当，对姑娘都有看法。”
安维红，是姚红瑞的后妈。年龄比姚修书小20来岁。姚修书说，闺女的生母精神不太正常，2008年失踪，再也没有回来。而安维红，“智力也有点差”，与前夫育有一对儿女，但因结扎再婚后没添个孩子。
3月9日上午，姚修书在一片荒地上凿坑种杨树，有时挖到几块砖头，又不得不换个地方——这是他上一处房子的地基，房子坍塌后，他借住到外出打工的弟弟家。
他种下了40株杨树苗，每株成本2块钱。家里3亩田每年只有一千多元收入，他等着树苗长大，那时每棵能卖100多块。
3月9日中午，姚修书种完杨树苗，妻子喊他回家吃饭。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姚家所在的桐柏县安棚镇朱洼村宁店组，是张新照村子的翻版。条件好些的人家，搬到了沿街处，村子里几乎全是平房。姚修书家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月拿六七百元补助，还能免费体检。有次体检查出了高血压。
女儿未出嫁时，安维红给家里三口人洗衣做饭， “待姚红瑞跟亲闺女一样”。但姚修书担心，自己将来有个灾有个病，媳妇会抛下自己，“我不把姑娘嫁出去，以后谁管她？”
姚家堂屋桌上，摆着再婚时拍的三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姚修书、姚红瑞、安维红的合照，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上面印着“幸福一家人”的小字。
女儿出嫁前，姚修书夫妻俩同她住在一个屋里，门口贴着“身体健康”的红纸。“我舍不得，她走了我就落单了”，安维红说，姚红瑞虽不说话，但会喊自己“姨”。姚修书更是在走路时，都在想女儿，他觉得女儿知道他们是亲人，因为“看到我会扯衣服”。
作为父亲，姚修书担心，若女儿没有生下孩子，同丈夫35岁的年龄差距，今后没人照顾她。张新照也同他说过，“没有后代，将来老了谁照看自己”。
“现在图个下辈人，下辈人还能管着他”，姚修书说。为此，他特意向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打听，得到的答案是：女儿是五六岁发烧时烧坏的脑子，生下的孩子不会有精神问题。
结婚成本水涨船高
像张新照这样“老汉娶少年妻”的例子，66岁的吕有聚知道不少。
吕有聚，在泌阳县泰山庙镇说了12年媒，自称用完了10本比指甲盖厚的通讯录，打爆了11个不足百元的老年机。每月要花300多话费，3月6日下午一点多，他就已经打了19个电话。
媒人吕有聚正在联系未婚男青年。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根据吕有聚的经验，“农村条件差的男的找对象，只要女的能生育就可以。”他说认识一个35岁的打工仔，家里条件不好，一直没娶上媳妇，最后花两三万彩礼，娶了一个二三十岁的聋哑人，“能传宗接代，小孩不哑就行。”
他知道有个70多岁的老汉，靠种地为生，早年与发妻生下了4个妮、1个男娃。老伴和儿子离世后，老汉又找了个二三十岁的新媳妇。“女的是个瘫子，吃饭也得人喂”。
吕有聚说，当地农村的婚恋市场，一直是男多女少。一年下来，有200来个男的来找他说媒，而女的只有10个8个。他大概统计过，25-35岁间几乎没啥女人来找他。
吕有聚说，总体而言，当地女性比男性有更大的择偶空间。只要年龄相当，女的离过婚，带两个娃也有人要，“但要是男的离过婚带着娃，那就靠边站了。”为了占据主动权，一些男性选择向吕有聚瞒报年龄。
77岁的老徐退休前在原高店乡当干部，老徐1999年退休，他记得此前下乡走访，百八十口人的村子，就有一二十个“老光棍”。
老徐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那代人，正值二三十岁，是找对象的时候。适婚人群男多女少，高店镇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再好的男人，有找不到老婆的；再赖的女人，都能找个婆家。”
根据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编写的《河南统计年鉴-2019》,2018年15岁以上的各年龄段中，河南男性未婚比例均高于女性。其中25-29岁未婚男性比例较女性高9.3%；65岁及以上人口中，未婚男性比例达3.4%，而未婚女性比例仅为0.2%。
吕有聚说，这十多年来，当地农村的结婚成本也水涨船高。吕有聚的儿子吕超，2005年结婚，当时花了2000元定金和1万元彩礼。而现在定金一般是6万6、8万8、9万9，彩礼差不多是定金的三倍，光这两项加起来，就要二三十万。大多数女方还要求男方在县城有100多平米的房子。泌阳县城房价在四五千左右一平米，一套下来又要四五十万。
按当地风俗，男方结婚还要准备“三金”。泌阳县一家珠宝店工作人员介绍，所谓“三金”，就是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近年又开始流行钻戒，全套下来，好的要两三万，便宜的也要万八千。
泌阳县民政局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证实了当地农村男性的处境：“像我们县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比较多。房价、彩礼等都是影响的因素，现在可能比较物质一点。对农村‘老光棍’的现象没有进行过调查，但自己身边的例子还是有些的。”
能否结婚 引发争议
55老汉迎娶20岁智障女子事件，一经传播，即在社会上引发广泛争议。有网友认为，两人婚姻属于双方家庭愿意，符合法定年龄，不存在被迫嫁娶行为，相关部门应尊重婚姻自由，允许双方办理结婚证；也有网友认为，该智障女子无法真实表达自己的意志，女子父母不应替其做出结婚决定，且若双方发生性关系，张新照有涉嫌强奸的可能。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律婚龄。原《婚姻法》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的规定，已被废除。
著名女性社会学者、婚姻家庭研究专家陈一筠向媒体表示，根据此前的法律规定，如果患有麻风病、传染病或其他医学上认为不适合结婚的疾病，不能登记结婚。而智障，就属于其他医学上认为不适合结婚的疾病的范畴。即便《民法典》删除了相关内容，也需慎重考虑。她认为，智障人士没有决策能力，没有独立处事能力，也不懂得保护自己，因此不应登记结婚。
3月1日，泌阳县官方人士回复媒体称：55岁的张先生和20岁智障女子同居不违法，但不能办理结婚证。依据相关政策，双方日后若有孩子，可办理准生证并上户口。
对此，北京律师王金贵认为，婚姻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法律没有禁止智障人士发生婚姻关系，“同居不违法，但不能办理结婚证”的官方表态，涉嫌妨碍当事人婚姻自由的宪法权利。
王金贵说，结婚是民事法律行为，智障女孩虽符合法定结婚年龄，但属于无民事行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能不符合自愿结婚条件，需监护人做决定。“根据《民法典》对监护人职责的规定，只要符合当事人利益，监护人可以为当事人做主。”
他还认为，“依据相关政策，双方日后若有孩子，可办理准生证并上户口”的官方回应，与不能办理结婚证形成了悖论：“如果女方都没有结婚的自由意志，还有生孩子的自由意志吗？”
但广东律师毛一凡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婚姻关系具有极强的人身属性，当事人本人的意愿是其成立的基础，女子父母不应当也无权承诺结婚。智力障碍虽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无效婚姻情形，但结婚需要双方当事人真实、明确的意思表示。智力障碍女子能否理解婚姻、两性关系的含义，能否真实表达自己的意志，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法律上都存疑，民政部门也没有为他们办理结婚登记。同样，若双方发生性关系，该男子很可能涉嫌强奸。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在这个事件中，需要综合考虑医学上的鉴定，女子自身的态度，监护人是否为了她的利益，女子所嫁的男人经济条件、心智条件是否能照顾好她。“如果智障人士的情况严重到无法表示是否同意结婚，比如无法言语，无法正常传达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个智障人士不适合结婚。”阮齐林说。
当事人或许并不了解外界的诸多争论。 3月3日傍晚，张新照不见了。
堂屋和厨房都挂上了锁，平日停在院子里的电动车，也不知去向。
张家屋门紧锁，3月3日傍晚以后，张新照再也没有出现过。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张家门口，堆着相关部门送的慰问品，两箱鸡蛋、两箱牛奶、四箱方便面、一提火腿肠……还有轮椅拆封后的纸箱子。前些日子，姚红瑞伤到了腿，据媒体报道，轮椅是当地残联和镇里送来的。
姚修书说，结婚前，闺女夜里在自家院里摔了一下，“动着了肌肉”。也正是因为腿疼，流传的婚礼视频上，姑娘才会大哭，“平日见了旁人也不哭，还笑。” 姚修书把矛头对向了拍摄女儿婚礼视频的人，“要不是这个女的，根本没这事儿。”
对于张新照的去向，姚修书说，他应该是带姑娘上医院看腿去了。桐柏县有5家医院，说不清楚在哪家看病。
“我担心她，等着她回来”，姚修书说。
（文中张新照、姚红瑞、姚修书、安维红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杜寒三编辑胡杰校对薛京宁
来源：新京报
12月12日，谐音“要爱要爱”，因此被称之为“世界示爱日”，也是领证的好日子。这天，数十对新人在宝鸡市金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参加了集体宣誓仪式，更有聋哑新人在与婚姻登记员进行手语交流后开心领证。
登记员用手语与聋哑新人交流
“我是婚姻登记员王乙欢，很高兴能为你们办理结婚登记。你们是自愿结婚吗……”12月12日下午，宝鸡市金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员王乙欢，用手语和一对新婚聋哑夫妇交流并为他们办理了结婚登记，同时为他们颁发结婚证。
“这是今年我办理的第二对聋哑人结婚登记。”王乙欢说，刚开始当我用手语询问的时候，这对新人很惊讶，办理完结婚登记后他们都表示感谢。
据悉，婚姻登记工作日益复杂，要求必须能够表达自愿结婚的意愿，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方可登记。以前为聋哑人办理婚姻登记服务，询问情况了解意愿时全部都是通过笔纸交流，很不方便，碰上不会写字的交流更是麻烦。金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创新工作方法，从2016年4月开始聘请专业的手语老师教登记员学习手语，要求所有登记员能用手语与聋哑人沟通，为聋哑人办理各项婚姻登记服务。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婚姻登记处通过手语已经为10对聋哑人办理婚姻登记服务。
数十对新人参加集体宣誓仪式
同日，金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还举行“宣誓仪式”活动，受到新人们的青睐和称赞。数十对新人参加了集体宣誓仪式。
在浪漫温馨的音乐声中，新人们闪亮登场，他们十指相扣，集体宣读结婚誓词，并许下了一生爱的承诺。宣誓仪式虽然很短暂，却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使结婚登记变得更加温馨、更有纪念意义。
“今天恰好是我的生日，寓意也很好，我们就商量着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来领证。今天的颁证宣誓仪式举办很有意义，让我感觉到婚姻是神圣的，能够参与进来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仪式结束后，准新娘刘女士十分开心。
据了解，结婚登记集体颁证仪式是金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倡导广大市民树立文明婚姻新观念，增强市民婚姻家庭责任意识的一项具有影响意义的集体活动。该活动旨在提升年轻人结婚登记法制意识，让新人初步形成崇尚家庭美德，建设幸福家庭的良好风气。 华商报记者 李琳 文/图
10月18日，安徽男子刘义功求助媒体，登报寻找19年未见的儿子，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转天就有电话打进来，告诉他儿子找到了。这本来是一桩好事，但事情后续的走向却越来越有火药味，直到几天前，刘义功将可能是他的亲生儿子的养父韩平军连同当初报道的记者一起拉黑了。韩平军觉得，刘义功根本不想认这个儿子了，因为孩子是聋哑人，认下了是个累赘，这正是最让他恼火的地方，因为刘义功的寻子打破了他们家的平静，现在没个结果，徒增了孩子的心事。舆论也开始谴责刘义功当年不负责任，现在依然自私。对此，刘义功23日接受津云新闻采访时表示，当年他不是遗弃，现在也没有嫌弃，他只是要先确定，孩子确实是他的亲生儿子。
抱养聋哑儿 视如己出养大
2001年5月11日，刘义功和妻子抱着刚出生12天的儿子前往济源市人民医院就诊，孩子患的是肺炎，住院数天后，刘义功和妻子留下孩子离开了医院。住在济源市5公里外玉阳村的韩平军正想领养一个孩子，因为医疗事故，韩平军双腿残疾，担心自己无法生育，听说医院有个孩子没人要，他赶紧和妻子跑了去。孩子当时还在暖箱里，已经痊愈，并欠着1千来块钱的医药费。“当年家里卖了头猪，挣了一千多一点，刚好够孩子的医药费，我就把钱交了，那是我们的全部家当，走的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孩子很健康。”韩平军说。
口袋空空的韩平军和妻子是幸福的，他们把这个小婴儿抱回家，取名韩阳，细心呵护，但慢慢的，他们发现了不对劲，家里电视声音再大都吵不到这个孩子，韩平军带着孩子去了医院，诊断结果为神经性耳聋，韩平军猜测耳聋可能与孩子患肺炎后用的药有关系，他并不讳言自己偶尔也冒出过抱怨的闪念，觉得自己抱养个孩子还是残疾运气不好，但这并不妨碍他爱着儿子，对他倾注所有心血。
韩阳小时候上的是聋哑学校，没有感受到自己与周围人的不同，初中他学习渐渐跟不上了，初中毕业后进入社会，他开始发觉自己的缺陷，性格也受到了影响。“从十四五岁起，他跟我说别人小看他，笑话他，性格也变得暴躁了。”韩平军说。
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抚养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更难，教育韩阳的时候，韩平军总要格外顾及儿子的感受，韩阳沉迷游戏，韩军平就去找游戏厅的老板，韩阳骑着电动车带两三个聋哑孩子，韩平军宁可砸了车再买一辆也不打韩阳一下，“他们这种孩子，一根筋，想干啥就干啥，但是不能打他，打他就伤了他的心。”
韩阳17岁那年，韩平军带他去郑州植入了人工耳蜗，其实这个手术医生并不建议做，因为植入人工耳蜗最佳的年龄是在6岁以前，最晚不应超过8岁，但韩阳强烈要求做手术，韩平军依了儿子。除去国家担负的部分，韩平军个人还要再支付2万余元，现在韩阳戴着耳蜗能听到声音，但人们说的话对他来说如同外语，他依然不会说话，只能含糊地叫“爸爸”“妈妈”，为了能和儿子交流，韩平军自学了简单的手语。
不上学后，韩阳跟着父亲一起拉铁渣，父子俩配合得很默契，眼看儿子大了，韩平军在县城买了一套三室的房子，准备给儿子当婚房。儿子的身世，韩平军本打算隐瞒一辈子，谁想到一则登报寻子的新闻打破了平静的日子。
韩平军和韩阳
养父想见面 寻子父亲不肯来
10月18日，河南媒体发布了安徽男子刘义功寻找19年前失散的儿子的消息，当天晚上，韩平军的同事看到了这条新闻。“转天早上6点18分，我同事给我发微信，说觉得刘义功跟我儿子长得很像，我也觉得像，6点半，我联系了刘义功，很快警察就上门了，是刘义功委托警察来的，警察说要给我儿子做DNA，我不同意，大人还没见面就做DNA，万一孩子不是他们的，我和儿子咋说，于是警察想了个办法，让我儿子抽烟，然后他们把他吸过的烟嘴拿走提取DNA作比对。”韩平军说。
两名警察上门来，虽然穿着便衣，但开的是警车，他们佯装互相让烟，拿到了韩阳吸过的烟嘴，将烟嘴装进一个透明袋子后，警察离开了，留下韩平军面对满腹狐疑的韩阳。“儿子做了个打手铐的动作，意思是问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让警察找上门，我说不是。”韩平军说。19日晚，村里已经开始议论纷纷，韩阳的同学们也开始给韩阳发信息询问，韩平军知道藏不住了，便对儿子如实说了，“他问我在哪捡的他，我说在医院，他问我捡到他时多大，我用手比划了一下，很小，他很惊讶我把他从那么小一点养到现在1米75的个子，当时没看出孩子伤心，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走吧，去上海吧’。”
自从联系上刘义功后，韩平军就在等待与刘义功见面，他从没有阻拦孩子见亲生父母的想法，听说刘义功在上海的条件比他强，他更清楚自己不能拦着孩子往好处奔。韩平军的妻子自从出了这事，提起来就哭，韩平军也曾与妻子抱头痛哭，但终究还是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他唯一的要求是刘义功先来见他，他觉得于情于理，刘义功都应该先来河南，他期望两家坐在一起，商量一下孩子的事，但刘义功不仅迟迟不愿来河南，态度也让刘平军感觉越来越消极，“我在10月20号前后就告诉了刘义功孩子聋哑的事，他一开始还挺着急见面，问孩子的耳朵还能不能治，后来就不那么积极了，他说让孩子先去上海，还要加我儿子微信，我都没有允许，我养了19年的儿子，他啥也不说，就让我儿子去找他，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劲。”
在与刘义功的微信交流中，韩平军多次要求刘义功先来河南与他见面，刘义功均未答应。12月，济源市公安局出具了鉴定结果，结果显示刘义功和妻子时红莲是韩阳的生物学父母亲，韩平军把这份鉴定结果也给刘义功发了过去，但刘义功推说忙，还是不肯来河南。几天后，韩平军与报道此事的记者都被刘义功拉黑了。
韩平军与刘义功的微信对话
韩平军觉得，孩子是聋哑人这件事，是刘义功态度转变的核心原因，当他意识到孩子可能成为累赘，他就不再想认这个孩子了。
寻子父亲回应：我首先要确定他真的是我的孩子
刘义功已经注意到了网上对他的负面评价，网友指责他19年前遗弃孩子不负责任，19年后找到孩子又因为孩子有残疾不想认，是极度自私。刘义功告诉津云记者，当年他不是遗弃孩子，现在也没有不想认孩子。
2001年刘义功和妻子把孩子留在医院离开后，5月27日，当地一家媒体报道了此事，称济源市人民医院有一婴儿被父母狠心遗弃，弃子的说法由此而来。“当年我22岁，我老婆19岁，我们没领结婚证，不能去医院生孩子，找了个接生婆生下孩子，孩子刚出生几天就病了，我们抱去济源市人民医院，医生说是肺炎，我们当时不懂肺炎有多严重，医生说没办法治了，我们想抱去郑州治，医生也没让，我老婆产后身体特别差，半个月都没怎么吃喝，医生说你还是先救救大人吧，于是我们放弃了治疗。我们努力地给孩子治过，打了两瓶白蛋白，一瓶500多元，那是2001年啊，我下一天煤矿才挣20块钱，走的时候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也想带孩子走，但医院说孩子抱出去就会死，走之前我结清了所有的医药费。”刘义功告诉津云新闻。
离开河南后，刘义功和妻子来到上海，白手起家打拼多年，承包经营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终于在上海立了足。2002年刘义功夫妻俩就曾回济源打听，获悉他们的孩子没有死且被人领养了，但因为当年网络不发达，他们不知如何寻找儿子。
今年10月18日，消息在媒体发布后，转天就有人告诉他19年未见的儿子找到了，这速度快得让刘义功甚至有些措手不及，对于他为何迟迟不肯去河南与韩平军见面，刘义功说出了自己的原因，“我说让孩子来上海，其实是想再做一次血液的DNA比对，我至少要先确定，孩子真的是我的。我咨询了很多人，去了上海专门鉴定DNA的机构，人家说一根烟嘴是做不出鉴定的，至少需要3-5根烟嘴，我老家的医生也说一根烟嘴不行，而且最可靠的还是血液鉴定，警方也跟我说过，烟嘴鉴定不可靠。另外，我们当年去打听，当地人一直告诉我们，孩子被一家姓袁的人家收养了，可是现在是姓韩的人家。还有，我们夫妻俩的DNA录入了全国打拐办的数据库，但是上海警方查不到济源市公安局的这份鉴定报告，警察告诉我们，这种鉴定报告对我们当事人应该是透明的。”
刘义功告诉记者，他一点没有嫌弃孩子的意思，得知孩子是聋哑人，他就开始给孩子想出路，“聋哑人有聋哑人可以做的事，总不能一直玩吧，我们都有离开的那天，到时他怎么办。我在网上查过聋哑人怎么学开车，还问过我一个开汽车修理厂的朋友，能不能让我孩子跟他学汽修，我朋友答应了。”
两个父亲的交流从一开始就不是特别顺利，不仅韩平军怀疑刘义功嫌弃孩子，刘义功也在怀疑韩平军想甩包袱，“一大早6点多就给我打电话，真的都不用考虑一下吗，那么干脆地就能跟我联系吗？”
韩平军告诉媒体，刘义功说过以后和孩子当亲戚走就可以了，他认为刘义功是在委婉地表达不想认孩子的意思。“话是我说的，我承认，那天是济源的警察对我说‘老刘啊，人家把孩子养那么大，你不能带走啊。’，我说‘不带走，当亲戚走。’我们也说过让孩子来上海学门手艺，学会了还回济源，守在养父母身边，但所有事的大前提是我要做血液DNA比对，结果出来是我的孩子，可以留在你身边，你不要我带走，不是我的孩子我也给你热热闹闹地送回去。”
刘义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拉黑韩平军和记者，是因为他觉得和韩平军已无法沟通，现在他选择通过警方和韩平军沟通，拉黑记者前，他也告诉过记者，有事去向警方了解。
母亲和孩子 小心翼翼地对话
当韩平军和刘义功两位父亲互相僵持的时候，时红莲和韩阳已在网络上对话了，韩平军不许韩阳加时红莲的微信，韩阳便悄悄加了时红莲的QQ，韩阳知道，时红莲很可能就是他的母亲，但在相认之前，他们彼此的身份是“找孩子的母亲”和“找父母的孩子”。
谈起与韩阳的对话，时红莲很开心，“我对他说‘当年我把孩子弄丢了，现在一想这事，头就像炸了一样疼’，没想到他说‘你也别太伤心了’，我当时觉得这孩子真善解人意啊。我说我找孩子找得很辛苦，他说‘祝你好运，希望你早日找到孩子。’”
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流像是小心翼翼的互相试探，“我问他‘邀请你来上海玩，你会来吗？’，他说‘听我爸的。’我问他‘你看你长得像我吗？’，他说‘我看挺像的。’，我说‘我也觉得像，那我们做个DNA好不好？’，然后他就不理我了，转天他问我，什么是DNA，我说就是鉴定书啊，然后他又不回我了。我让他给我发他的照片，我想看看他的样子，结果他一发就撤回，一发就撤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加了他的QQ后，我第一时间进入他的QQ空间，还保留下来一张他十几岁的照片，但我再想进去，空间就锁了。”
现在韩阳已经不再与时红莲对话了，韩平军告诉津云记者，韩阳并不恨他的亲生父母当年抛下他，在得知他的亲生父母很可能出现了后，韩阳很高兴，他拿着一张韩平军和妻子的合影告诉养父，他决定去找他的亲生父母，如果他想养父母了，就看看照片，这个举动曾令韩平军伤心不已，但左等右等等不到与亲生父母相见，韩阳从频繁询问父亲渐渐变成了不再过问。“儿子和前段时间不一样了，他心里藏事了，也不和我去运铁渣了，总是出门。刘义功把我拉黑后，儿子好像有点恨他了。”韩平军说。
韩平军家的生活已经被搅乱了，此时刘义功却不再做声，这让韩平军很是气恼，他甚至带着儿子去咨询过律师，准备以起诉刘义功的方式为自己讨个说法，但说到以什么名义起诉，韩平军却又答不上来，只含糊地说“找个他没理的理由就行”。
采访中说到气头上，刘义功也说“他要这孩子我都不一定给”，但随即又自言自语“可从良心来讲，不给又能怎么办呢。”刘义功说，接下来他打算和韩平军约在郑州见个面，他仍然坚持要做血液DNA检测，“他在郑州做，我在上海做，两个一比较，不就清楚了。”
津云新闻记者 顾明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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