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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根据《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财产分割意见》)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男女平等原则。男女平等原则既反映在《婚姻法》的各条法律规范中，又是人民法院处理婚姻家庭案件的办案指南。该原则体现在离婚财产分割上，就是夫妻双方有平等地分割共同财产的权利，平等地承担共同债务的义务;
(二)照顾子女和女方利益原则。这里的“照顾”，既可以在财产份额上给予女方适当多分，也可以在财产种类上将某项生活特别需要的财产，比如住房，分配给女方。毕竟从习惯势力上、从传统因素的影响所造成的障碍上、从妇女的家务负担、生理特点上讲，离婚后一般妇女在寻找工作和谋生能力上也较男子要弱，更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要特别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不能列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三)有利生活，方便生活原则。在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不应损害财产效用、性能和经济价值。在对共同财产中的生产资料进行分割时，应尽可能分给需要该生产资料、能更好发挥该生产资料效用的一方;在对共同财产中的生活资料进行分割时，要尽量满足个人从事专业或职业需要，以发挥物的使用价值。不可分物按实际需要和有利发挥效用原则归一方所有，分得方应依公平原则，按离婚时的实际价值给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四)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不得把属于国家、集体和他人所有的财产当作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不得借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名义损害他人合法利益;
(五)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在共同生活中消耗、毁损、灭失的，另一方不予补偿。这是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符合夫妻关系和婚姻生活本质的要求，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二、不离婚能否分割财产?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明确规定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重大理由”的可以要求分割财产。重大理由有：
1、 一方有隐匿、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沟通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离婚的行为;
2、 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中发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在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要达到“严重”的程度，如果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消费、经营支出就不能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另外，不离婚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不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一般是在解除婚姻关系的时候，所以原则上夫妻不离婚的话，其实不能主张共同财产，但要是有重大理由，同时对债权人利益不会造成损害的话，也是可以在尚未离婚的情况下分割共同财产。当然，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上是离婚夫妻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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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在8天后就要废止了，回顾这部法律从颁布到如今，也是几经修改，现在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取而代之的是《民法典》。
《婚姻法》在中国的颁布与实施是非常艰难的，要知道在中国两千年来，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对于女性权益的保障少之又少。在1911年8月，清政府拟定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的民事法律草案。草案分民法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等五编。亲属编共分七章，其中包含婚姻、亲子、监护等条款。继承编中也包含了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条款，使得婚姻家庭法成为民法典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5年，司法部附设的法律编查会制定了民法草案，1925年草案修订完成，1930年12月26日公布，1931年5月5日会同《民法亲属编施行法》《民法继承编施行法》同日实施。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民法亲属编》顺应时代潮流，吸收了世界各国在婚姻立法方面的先进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该法认为，中国旧的婚姻家庭制度为数千年来社会组织之基础，所以在不少方面又采取了妥协态度，如既明确规定“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结婚年龄规定男18岁，女16岁，又规定成年男女年龄均为20岁，未成年男女结婚，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有同意权和撤销权。规定双方自愿离婚，但并未规定离婚后财产分割等问题。这其中最具封建烙印的是，法律规定娶妾并非婚姻，所以无所谓重婚。
新中国的成立，给了中国女性说“不”的权利
20世纪50年代，从战争硝烟中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发动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婚姻家庭改革运动，试图在全社会强行推行新的婚姻制度和观念，重塑中国人的婚姻家庭生活。1950年的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
就是这部法律，让被压抑了数千年的中国女性，总算有了说“不”的权利。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宣传处设计的宣传画，1954年
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就开始布置新婚姻法的起草工作。9月20日至10月6日，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央妇委布置了起草婚姻法的任务。会后，中央妇委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为做好婚姻法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赴山西、河北、察哈尔、天津等地调查。调查中发现，在已解放的农村中，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少的占33.3%，最多的达99%；在已解放的城市郊区中，婚姻案件少则占民事案件的11.9%，多的占48.9%。婚姻案件中离婚及解除婚约的，在上述农村中平均占54%，城市或城郊中少则占51%，多则占84%。
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作为原告提出离婚的占58%—92%。起草小组边调查边研究解放区群众的婚姻家庭状况、解放区政府颁发的婚姻条例，同时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制度，批判吸收了国民政府颁布的民法亲属篇、继承篇等相关内容，于1948年冬拟出草案。
邓颖超作为一名妇女运动领袖，一直在关注着民众的婚姻问题。结合长期的革命实践，这一次重新起草婚姻法，邓颖超态度鲜明，主张写上“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邓颖超认为，中国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的痛苦最多，早婚、老少婚、买卖婚是普遍现象，如不根绝就谈不上婚姻自由。妇女要求离婚，往往不允许，即在党内也如此。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是主要根据妇女利益提出的，如果加上很多条件，反而给下边的干部一个控制的借口。“现在各地各级政府法院，所积压的婚姻案件及发生自杀惨剧的，多因一方坚持离婚但不能离婚所造成。证明几个解放区现行的婚姻条例没有规定一方要求坚持离婚者可以离婚的一条，已不能适应群众的需要。故在修改的新的婚姻条例上必须加上这一条。”“我是坚持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即离。……考虑婚姻条例每条内容，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利益出发，不能从一部分妇女利益出发，更不能有为了限制或照顾少数男人的观点。其结果反对多数妇女不利。”
除了邓颖超，还有王明。194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法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王明负责，委员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起草《婚姻法》。1947年4月，王明带着法制委员会全体成员，来到山西省临县后甘泉村，集中精力起草两部法律：《宪法》和《婚姻法》。
王明确定的婚姻法起草方针是：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总结解放区婚姻立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苏联、朝鲜及东欧等国家经验，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实际出发。当《婚姻法》草稿修改到一定程度时，王明把草稿提交给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妇联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征求意见，并将征求上来的意见，分类研究处理。“为了表示对妇女组织意见的重视，王明请示中央同意后，把写出的草案，首先拿到法制委员会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及其他有关机关代表参加的联席会上通过”，接着，拿到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修正通过。
俞云阶，自由婚姻美满幸福，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1953年
王明对起草《婚姻法》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这个《婚姻法》经反复斟酌，前后修改一共41稿。
另一方面，邓颖超也同样为《婚姻法》的形成做着努力。1950年1月21日，邓颖超将由妇委会起草的婚姻条例草案呈交中央，并附上条例起草过程和有关争论的说明。中央立即将该婚姻条例草案分别送各民主党派、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以及政务院政务委员会议，各有关司法机关、群众团体征求意见。
1950年4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会议最终审核通过了这部法案，4月3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予以公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基本法，自1950年5月1日起施行。
《婚姻法》的颁布彻底扭转了女性地位
1950年的《婚姻法》共8章27条，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婚姻法律，其主要变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婚姻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第2条规定：“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从这些原则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新婚姻制度是对传统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彻底否定。打破旧有的婚姻陋俗、建立新的婚姻风尚是婚姻法的基本精神。
1957年春节，辽宁沈阳风动工具厂的工人夫妇在婚礼仪式上(新华社发)
第二，关于结婚问题。《婚姻法》第3条明确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一规定明确了婚姻当事人的意愿才是婚姻成立的基础。
第三，废除了漠视子女利益的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实行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婚姻家庭制度。《婚姻法》第13条规定：“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双方均不得虐待或遗弃。养父母与养子女相互间的关系，适用前项规定。溺婴或其他类似的犯罪行为，严加禁止。”第14条规定：“父母子女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第15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或歧视。”第16条规定：“夫对于其妻所抚养与前夫所生的子女或妻对于其夫所抚养与前妻所生的子女，不得虐待或歧视。”这些规定，确立了新型的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使子女的利益保障有了法律的依据。
第四，废除了男尊女卑的夫妻制度，建立了男女平等的夫妻关系。关于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婚姻法》第7~12条明确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有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夫妻双方均有选择职业、参加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些规定明确了妇女在家庭中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使妇女的人格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使传统的夫为妻纲失去了法律的依据。
第五，强调离婚自由，但反对轻率离婚。新中国以法律保障男女结婚自由的同时，同样以法律保障男女离婚自由权，目的在于使那些陷于婚姻痛苦而坚决要求离婚的当事人尤其是妇女及时得到解放。但同时又反对草率离婚的行为。《婚姻法》第17~19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男方要求离婚，须于女方分娩一年后，始得提出。但女方提出离婚，不在此限。”
人民日报关于颁布《婚姻法》的报道
第六，关于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上，突出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原则。《婚姻法》第20~22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血亲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灭。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所生的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责任；离婚后，女方抚养的子女，男方应负担必需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全部或一部，负担费用的多寡及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女方再行结婚后，新夫如愿负担女方原生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全部或一部，则子女的生父的负担可酌情减少或免除。”
封建思想残余阻碍《婚姻法》的推行
《婚姻法》的内容颠覆了当时的封建陈规，推行起来难度可想而知。遇到的阻力首先来自人们心目中旧有的封建婚姻家庭观念。首先，很多民众认为《婚姻法》就是“离婚法”，“破坏家庭法”在干部群众中甚至有着“婚姻自由，天下大乱”“好女人没有离婚的”“女人不离婚，离婚不正经”等说法，认为这样的法律还是不执行的好。不少基层干部对违反《婚姻法》的行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或者有意宽纵、袒护，甚至他们自身也做出直接干涉男女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对要求离婚的妇女暗中刁难，不给开介绍信，认为自由结婚、离婚是很可耻的行为，使《婚姻法》难以贯彻执行。
其次，将婚姻自由错误理解为轻率结婚和轻率离婚。个别地方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基层干部没有注意到婚姻问题的复杂性和社会性，不经过调查研究，未经过调解就轻率地准予离婚，而后又不准复婚。
广州区胡莲被丈夫遗弃一年多，且其丈夫在香港来信表示愿意脱离，胡莲为了解除婚姻痛苦，向区人民政府申请离婚，并且找到了对象。但区人民政府一直拖延而没有给她办理离婚手续，致使她不能与人结婚，而生活又无法解决，结果沦为妓女。
村妇女干部宣传《婚姻法》
甚至有一些干部进城后，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有新欢，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许多进城干部参加革命前的婚姻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方大多是文盲，有的还是小脚，本身就没有多少感情。进城后，与城市的女青年接触多了，有不少人就想与家乡的糟糠之妻离婚，但出于中国传统道德的约束，原配又大多是在家里操劳家务、照顾老少的有功之臣，这批人也不敢简单地说离就离，于是便冒出了“离婚不离家”这种模式，即干部们口头上和原配夫人宣布离婚，女方仍住其家，地位不变，男方可以再婚。
这些农村妇女往往不解其中奥秘，觉得自己反正不离家，只当是男人在外边“娶小”了。甚至有干部同新婚夫人回家，还要原配安排生活，新婚妻子生子，还要原配来伺候月子。
针对上述情况，1951年9月26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要求各地政府立即与有关部门一起，有重点地组织一次关于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10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等19个单位组成婚姻法执行情况中央检查组，分赴华东、中南、西北、华北四大行政区，会同各行政区有关部门进行检查，历时近2个月。检查结果表明，华北及山东等老解放区执行婚姻法情况较好；中南与华东的许多地区执行中等，自主婚姻部分存在，买卖婚姻已绝迹，包办婚姻与早婚则仍普遍存在；西北等新解放区，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婚姻法贯彻得很不够，严重地存在着包办婚姻与早婚现象，有的地区直到检查组下去，人们对于贯彻婚姻法的工作仍有抵抗情绪。
以上检查情况，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2年11月和1953年2月，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先后发出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发动人民群众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和土地改革尚未完成的地区除外）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贯彻婚姻法的运动。一方面要开展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性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中划清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界限；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教育的方针，对一般干涉婚姻自由和违反婚姻法行为的干部或群众，主要进行批评和教育，对极少数虐杀妇女及干涉婚姻自由造成严重恶果的犯罪分子，则依法惩处。
1953年3月，全国开展了“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为加强领导，政务院成立了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各大行政区和北京、天津等城市相继成立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印发2000多万份宣传材料，利用报纸、刊物、画报、连环画等宣传工具，通过座谈、报告、广播、说唱、戏剧、幻灯、电影等多种形式，在全国70%的地区向广大群众展开宣传。
北京市民收听《婚姻法》宣讲广播
在新旧婚姻观念的交锋中，城乡妇女具有了新的婚姻意识，逐渐形成了新的择偶条件。多数未婚女青年的择偶条件是以政治感情作基础，要求对方爱劳动、追求进步、爱学习，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进工人、劳动模范更是姑娘们羡慕和追求的对象。
1950年的婚姻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基本法，以破旧立新为起点，对封建婚姻制度及家庭关系进行全面改造。这次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传统思想观念和旧有家庭关系的基础，也从根本上触动了旧的传统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在全社会逐步建立起新型婚姻家庭关系，并且促进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改变。
参考资料：《邓颖超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汤兆云；《王明起草第一部（婚姻法）前后》江海波；《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离婚自由争论最大》王思梅；《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 顾秀莲；《1950年的中国妇女》刘晓丽。
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实习生 吴茜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这是1956年风靡全国的评剧电影《刘巧儿》中的选段。“生死婚姻自己不能当家”这样一句唱词，真实地描述了封建婚姻制度下妇女所受的束缚。而“自己找婆家”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大胆地唱出了新中国妇女渴望自由、追求平等的愿望。
时光回溯到71年前，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正式实施，成为了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这部被毛泽东誉为“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颁布、实施，为实现男女平等奠定了法律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的根基，促进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转变。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新时代，正式开启。
1953年3月22日，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宣传贯彻婚姻法游园大会。这是两名青年在观看宣传小册子。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五亿多人口的大国，
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
新中国成立之前，封建婚姻制度与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交织融合在一起，不但使绝大多数妇女陷入痛苦的深渊，也给很多男子造成巨大痛苦，阻碍着社会的进步。
1948年9月20日至10月6日，党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据时任中央妇委委员的罗琼回忆，会议期间的一天傍晚，中央妇委会副书记（代理书记）邓颖超对妇委会的同志们说：“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今天，找你们来，想先交给你们一项任务，先吹吹风。”刘少奇谈到，“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
说罢，刘少奇转身从一个小书箱里取出一本小册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这是1931年毛泽东亲自签发的，是从封建婚姻制度下解放妇女群众，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条例。“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刘少奇嘱咐。
当年10月5日，刘少奇作了一个关于妇女工作的报告，其中特别阐述了中央对于起草新的《婚姻法》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原则和态度。他强调说：“结婚、离婚都应该是自由的，这是广大妇女群众的要求，因为这样做对妇女有利。”他还指出，一些解放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婚姻的旧传统，必须修改。
每章每条字斟句酌
从起草到结稿共修改41次
中央妇委随即成立了以邓颖超为组长的起草小组，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等人参加，具体执笔是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王汝琪。
其他人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但大家通过分成若干小组到已解放的城乡进行调查，了解当时各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婚姻家庭生活状况、政府颁发的婚姻条例及实施经验，特别是对广大群众反对封建婚姻的迫切要求进行了反复考察，深切地了解农村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约束的痛苦。
罗琼生前曾回忆，“讨论问题时，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因为这是为新中国和五万万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分量……”
1948年冬，中央妇委与中央法律委员会拟出草稿，此后又共同逐条审阅各个根据地的婚姻条例，借鉴苏联、朝鲜等国的婚姻制度，从起草到结稿的一年半中，41次修改其稿，具体条款多则修改30到40次，少则修改10到20次，起草小组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每章每条都是字斟句酌。
“离婚自由”的争论
“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
“当时争论最大的是有关离婚自由问题。”罗琼在后来回忆。
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9条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
“新的《婚姻法》要不要写进去，大家争论激烈。有的同志反对离婚自由，认为婚姻是人生大事，怕离婚太自由了不利于社会稳定。在农村，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 ；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有新爱，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罗琼说。
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市的基层干部在街头书写宣传婚姻法的板报。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对于这一问题带来的争议，邓颖超态度鲜明：“我主张这一条。理由是中国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的痛苦最多，很多材料可以说明。早婚、老少婚、买卖婚是普遍现象，如不根绝就谈不上婚姻自由。妇女要求离婚，往往不允许，即在党内也如此。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是主要根据妇女利益提出的。”
中央妇委将《婚姻法》草案呈送中央时，起草小组负责人邓颖超附了一封亲笔信，对《婚姻法》的起草过程和有关争论内容做了说明：“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已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
“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卑”
1950年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简称“法制委员会”）致信董必武并请转报刘少奇，报告了《婚姻法》草案的准备情况。
接到中央妇委起草的《婚姻法》草案后，中央将该草案分别送各民主党派、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以及政务院政务委员会，各有关司法机关、群众团体征求意见，并举行了多种多次的座谈会，对《婚姻法》草案的内容和文字做了多次的修改。
1950年1月28日，法制委员会又向中央呈报了修改意见，对征求意见后的《婚姻法》草案做了说明。法制委员会把邓颖超坚持的“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的主张写进了呈报的修改意见中。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当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应自一九五○年五月一日起公布实施。自公布之日起，所有以前各解放区颁布的有关婚姻问题的一切暂行条例和法令均予废止”。
1950年5月1日，首都北京20万群众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国际劳动节的庆典。那一天，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节日的气氛中正式实施。
“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在短短的几年内，婚姻法的颁布和宣传贯彻彻底涤荡了旧婚姻家庭制度的污泥浊水，牢固树立起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新风尚。“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新时代正式开启。
参考文献
【1】《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23-27；
【2】《第一部婚姻法诞生：确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原则》，中国妇女报，2021年4月16日；
【3】《婚姻法如何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0年3月6日；
【4】《第一部婚姻法诞生：确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原则》，2021年4月25日，湛江女声，202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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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哪一年公布的 婚姻法颁布的时间及各个修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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