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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确认重婚无效的诉讼中，如果提起诉讼时有效婚姻的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一方已经死亡，重婚的效力能否因此补正，应当区分重婚另一方是否善意而确立不同的规则。如果另一方明知或应当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因该行为有悖公序良俗，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应当绝对无效，从性质上不应存在阻却事由，不产生从违法到合法转化的问题；如果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重婚的婚姻效力在法定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情况下可以补正。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关于重婚之制裁
三、关于重婚阻却事由之辨析
四、重婚中的“法律婚”与“事实婚”问题
五、重婚与未到法定婚龄之区别
一
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8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基本上沿袭原有规定，仅作了部分文字修改。此规定学理上被称为无效婚姻阻却，即无效婚姻的无效条件消失后，不再产生无效效力，原本无效的婚姻成为有效婚姻。婚姻法规定的无效婚姻情形中，未到法定婚龄和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两种情形，存在无效婚姻阻却事由，对此，并无争议。但由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删除了“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无效情形，因此，目前无争议的仅有未到法定婚龄一种情形。最具争议的是重婚是否存在无效婚姻阻却情形。也即，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10条中的“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在提起诉讼时已经消失的”是否包括重婚的情形；如果包括，是否需要作进一步的区分。
二
关于重婚之制裁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重婚”。2001年婚姻法修订时，明确将重婚作为法定婚姻无效情形，民法典沿用之。同时，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上述规定构成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表明了国家对重婚行为的坚决否定态度。“关于重婚之制裁，立法上甚不一致，其中：（1）以之为无效者最多（瑞民法120条1款，德民1326条，婚姻法20条，法民184条，奥民94条1段，巴西民法207条，意民86条，葡婚姻法4条6款，西班牙民法101条1款、83条5款，英国、爱尔兰法）。依挪威婚姻法，重婚为无效，但因前婚之解销或被宣告无效而治愈。（2）以为撤销之原因者（日民744条，韩民818条，丹麦婚姻法，瑞典婚姻法）。（3）仅以为离婚之原因者，在美国大部分州依普通法之原则重婚为无效；唯有9个州仅以为离婚之原因，以保障因重婚所生子女之婚生性；且有3个州重婚时当事人之一方为善意，且于障碍除去后尚继续同居时，自其障碍除去时成立适法婚姻（阿拉斯加、马萨诸塞、威斯康辛）；并不以善意为必要者1个州（依阿华lowa）。”重婚违反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基本原则，为绝大多数国家法律所否定。
三
关于重婚阻却事由之辨析
对于重婚是否存在阻却事由的问题，一直以来即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0条没有将重婚情形排除在外，即应包括所有婚姻无效情形。而且，重婚的无效阻却，国外也有部分立法例。另外一种意见认为，重婚是严重违反一夫一妻制原则的行为，不应当存在阻却事由，即申请时，无论重婚者是存在两个婚姻关系，还是只有一个婚姻关系，都应宣告其中一个婚姻无效，构成犯罪的，还应予以刑罚制裁。笔者认为，在重婚的情形下，对于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在提起诉讼时已经消失的情况应当作进一步区分，确定不同的规则，具体为：
（一）提起诉讼时，在先的婚姻已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
婚姻无效有当然自始无效和须经法院判决确定始为无效两种。法院判决确定无效的，又分为溯及生效力和仅向将来生效力。“结婚撤销之效力，不溯及既往（……日民748条1项，韩民824条，德婚姻法37条，瑞士民法132条）”“婚姻撤销之不溯及，已属今日一般之趋势。”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0条规定，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所规定的“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是指无效婚姻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无效婚姻须经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均具有溯及力，这意味着：1.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未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前，仍作为合法有效婚姻对待；2.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该婚姻视为自始无效。因此，如果前一段婚姻是无效婚姻或者可撤销婚姻，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况下，一方与他人结婚的，仍应为重婚。但是，如果在提起确认重婚行为无效的诉讼时，前一段婚姻已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则视为自始不存在该婚姻，后一婚姻自不构成重婚。实际上，此种情况严格说来并不属于重婚效力补正的问题。
（二）提起诉讼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
如前所述，从比较法角度看，关于重婚的婚姻效力问题，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规定不同。针对重婚在民法上产生何种法律效果，大体分为无效、可撤销和离婚原因3种。在重婚可撤销的立法例中，如果前一合法婚姻关系已经终止，一般不允许当事人再提起撤销之诉；在重婚无效的立法例中，没有相关规定，但是挪威婚姻法直接规定重婚效力可补正（挪威婚姻法规定：重婚时在第二次婚姻请求无效宣告之诉之前，第一次婚姻解除或宣告为无效时，第二次无需再举行婚式而成为有效）。俄罗斯民法间接规定重婚消失后婚姻有效（俄罗斯民法第29条规定：在审理确认婚姻无效案件时，如果法律不准结婚的条件已经消除，法院可以认定婚姻有效）。
笔者认为，对于重婚的情形，如果提起诉讼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应当区分重婚另外一方是否善意（已结婚而诈称尚未结婚再与他人结婚，其他人不知情者，谓之善意。他方明知而仍愿与之结婚者，为恶意）而确立不同的规则：
1.如果明知或应当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不宜认定重婚效力因此补正。主要理由是：
（1）一夫一妻制，是除伊斯兰教国家外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制度。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也明确规定了我国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重婚严重违背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如果仅仅因为前一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死亡或者离婚即可补正重婚的效力，不符合人民群众朴素的正义观，甚至可能引发道德风险，认定重婚行为绝对无效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双方仍有感情，在前一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死亡或者离婚后，双方重新登记即可。而且，随着婚姻登记制度逐步完善，信息化程度逐步提高，并不会对消费行政资源造成较大影响。有观点认为，如果不承认重婚效力存在补正情形，则重婚当事人可能借机在重婚消失后与他人结婚。笔者认为，该种观点实际上是道德领域的问题。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即使承认重婚效力可以补正，如果双方感情破裂，也挽回不了离婚的结局。一夫一妻制的前提应当是法律认可的夫妻关系，而不是违法形成的重婚行为。
（2）比较法研究方法需要考察各国具体国情及相关配套制度。首先，重婚效力可以补正的立法例并不普遍，在认定重婚为无效婚姻的国家中，目前仅有挪威、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有相关效力补正的规定，因此，不能仅以此即得出重婚效力可以补正的结论。有些国家将重婚规定为可撤销婚姻，表明该国法律对其否定性评价程度较轻，将是否撤销的权利赋予当事人，因此，在当事人不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重婚效力可以因此补正。但我国明确将重婚认定为无效婚姻，因此，亦不能直接借鉴可撤销婚姻的立法例，即得出我国重婚效力也能补正的结论。其次，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规则尤其有各国鲜明的传统和国情。“亲属法多为各法律体系所固有，夫妻亲子之自然关系，莫不受其社会环境、风俗、人情之影响，各有其传统，故亲属间之法律关系，多随习俗而移转，其与‘国情’不合之规定，鲜能发挥其效用。”民法典在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增加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严重违背了上述规定精神，应当坚决予以摒弃。
（3）区分善意与恶意，给予不同的评价结果，能够兼顾刑事与民事责任评价的一致性。根据刑法对重婚罪的定义，重婚需要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即需要有主观的犯罪故意。“刑法对重婚罪之处罚，以有故意者为限，民法则不以此为必要。故刑法上处罚与否，与民法上之重婚无关。”民法对重婚行为没有区分善意与恶意，主要是因为婚姻法保护的对象只是合法婚姻，重婚在婚姻法上的效果为法定离婚事由和法定离婚损害赔偿事由，该两种法律后果均是针对合法婚姻而言，不涉及第三人，即重婚中的配偶。而重婚效力补正问题恰恰涉及重婚中配偶的权益，因此，此处区分善意和恶意，符合民法基本原理，也与刑法的规则相适应。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曾规定，重婚是违法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原则上应当维持原配夫妻关系，宣布重婚关系无效。对于重婚行为应根据重婚的原因、情节和后果予以适当处理。凡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确实因生活困难而与他人重婚的，可以不按重婚罪论处，但应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婚姻问题的解决，原则上应维持原来的婚姻关系。在具体处理案件时，既要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也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婚姻基础、感情好坏、重婚时间长短、有无子女等全面加以考虑，妥善处理。对那种原来夫妻感情还好，并有恢复和好可能的，应尽量做好调解工作，争取与原夫和好。如果原来夫妻感情不好，女方坚决不愿回去的，或者重婚的时间长，与后夫感情很好，而且已生儿育女的，经动员教育无效，可以说服原夫调解或判决离婚。无论离与不离，均应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不要简单强制女方回原夫家。女方同意回去的，也应做好家庭和群众工作，消除舆论障碍和女方的思想顾虑。同时，要防止侵犯人权和抢婚械斗事件的发生。对重婚纳妾或者好逸恶劳、贪图享受、重婚骗财屡教不改的分子，应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并解除其非法婚姻关系。上述规定虽然已经废止，但其规定精神实际上也是区分了善意恶意。当然，由于当时考虑到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对于后婚给予了一定的宽容。该规定的社会条件已与现时完全不同，不应再考虑该种重婚原因的复杂性，而应当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婚姻和谐稳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2.如果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可以认定重婚效力因此补正。如前所述，关于重婚的法律后果，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只是针对有效婚姻如何保护作了规定，对于重婚中善意一方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法律没有作出规定，存在补充的必要。从刑法规定看，如果一方不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不能认定为重婚罪，认定重婚罪需要当事人明知。但是，在民事上，并不区分当事人是否明知，只要存在重婚行为即可以认定为重婚。因此，虽然不能构成刑法的重婚罪，但该重婚行为并不因当事人的善意而有效，此时如何保护重婚中善意的一方是需要政策考量的。笔者认为，对重婚中善意的一方，在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补正婚姻效力，是保护善意一方合法权益的重要路径。主要考虑是：首先，由于其并不知道对方有合法婚姻，主观上不具有可苛责性，法律应当对其善意设置相应的保护规则；其次，从比较法上看，也有重婚信赖保护的立法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22条第3款规定：配偶之他方与已有婚姻关系的人结婚的，如配偶他方为善意，此后前婚已经被解除，不得再请求宣告婚姻无效。即重婚双方或一方信赖原来婚姻已经解除或信赖不存在婚姻而结婚者，因此构成的重婚不得宣告无效。
四
重婚中的“法律婚”与“事实婚”问题
通说认为，有配偶的人与他人登记结婚，构成法律上的重婚；虽未登记结婚，但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构成事实上的重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法复［1994］10号）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１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２月１日民政部发布）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虽然该司法解释已被废止，但刑事审判实践中仍一直按照此规定精神处理重婚问题。
笔者认为，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虽然民事上已不承认事实婚姻，但有配偶而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可以认定为重婚行为，可将其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和法定的离婚损害赔偿事由。因为，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条的规定，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本着举轻以明重的原则，既然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可认定为法定的离婚事由和离婚损害赔偿事由，则在有配偶的情况下，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是公然对一夫一妻制的违反，认定为重婚行为，并将之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和离婚损害赔偿事由，符合立法目的。当然，认定此种情况下为重婚，是从保护合法婚姻的角度而言的，并不意味着承认该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事实行为为婚姻。
因此，在确认重婚无效的语境下，如果重婚的行为是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条规定，行为如果发生在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后的，不认可为事实婚姻，即婚姻不成立，而没必要认定为无效；行为如果发生在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前的，应当认定该事实重婚的婚姻无效。
五
重婚与未到法定婚龄之区别
有观点认为，未到法定婚龄与违反一夫一妻制的重婚行为，严重性程度相当。重婚只是违反了一夫一妻制度，而与幼女或少女结婚，不仅严重违反了法定婚龄制度，甚至严重侵犯人权。如果未到法定婚龄的婚姻效力可以补正，则重婚的婚姻效力亦应可以补正。
笔者不同意该种观点，主要理由是：
（一）从比较法角度看，结婚是否需要达到一定婚龄，各国规定不同，很多国家未将未到法定婚龄作为婚姻无效事由
如瑞士民法典第120条规定，下述情形，婚姻无效：1.结婚时，配偶一方已有婚姻关系；2.结婚时，配偶一方患有精神病或因继续存在的原因无判断能力；3.配偶双方因血亲或姻亲关系而被禁止结婚。日本民法典第742条规定，婚姻，限于下列各项情形，为无效：1.因认错人或其他事由，当事人之间无结婚意思时；2.当事人不进行婚姻申报时。但是，申报只欠缺第739条第（2）款所载条件时，婚姻不因此而妨碍其效力。可见，重婚为大多数国家所禁止，但未到法定婚龄在很多国家并不是法定的婚姻无效事由。
（二）从禁止原因看，未到法定婚龄的婚姻，主要是当事人行为能力存在一定欠缺
“从各国或地区的有关立法规定来看，通常是以达到法定婚龄作为具有结婚行为能力的一般标志。这是由婚姻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是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起点。人们只有达到一定年龄，才具备适婚的生理和心理条件，才能对作为人生大事的婚事作出理性的判断和决定，才能在婚后承担对配偶、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一般认为，结婚的实质要件分为公益要件与私益要件，未到法定婚龄仅是对私益要件的违反，不主要涉及他人合法权益保护和社会公共利益；而重婚则是对公益要件的违反，涉及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基本原则以及对合法婚姻配偶的保护。“亦有将实质要件分为私益要件与公益要件者。公益的要件，谓因公益上之婚姻禁止，私益的要件，谓关于结婚能力（包括婚姻适龄、行为能力、性交能力）、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及关于婚姻意思之要件。一般公益的要件之欠缺，使婚姻无效，私益的要件之欠缺，使婚姻为得撤销。”对于两者区别，学者也多有论述，如有的认为，未到法定婚龄应属于可撤销的原因；有的认为，不能为了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而过于扩大无效婚姻的范围，因为婚姻在本质上仍为民事主体之间的私法关系，结婚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因而，除重婚的婚姻为无效婚姻外，其他的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婚姻均应为可撤销婚姻；有的认为，患有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和未到法定婚龄应属于可撤销的原因，因为这两种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性地违背结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民法典编撰虽然仅将疾病婚从无效婚改为可撤销婚，没有将未达法定婚龄改为可撤销婚，但在社会危害性上，未达法定婚龄与重婚的危害性不同，基本是一致的意见。虽然法律上两者均为无效婚姻，没有作出特别区分，但实践中，有针对性地细化相关规则不仅符合基本法理，也与公民的法感情一致。由于未到法定婚龄不涉及婚姻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在当事人达到法定婚龄、有自我判断力后仍愿意维持婚姻的，是对原来共同生活状态的认可，法律没必要再强行干预。当然，如果是与被拐骗少女结婚的，因为已经触犯刑法，且涉及胁迫结婚的问题，与一般未到法定婚龄不同。而重婚涉及的是整个社会秩序，是对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冲击，且涉及合法婚姻当事人以及婚生子女的保护，与未达法定婚龄不可同日而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未到法定婚龄者不得结婚，但也有许多国家在规定法定婚龄的同时，还规定了特许制度，即法定婚龄以下的当事人，依法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请，经有关机关批准后，该当事人即可在未达到法定婚龄时结婚。
（三）从民法典编撰的价值取向上看，民法典第一条立法目的中专门明确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婚姻家庭编的一般规定中，又增加规定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在具体规定上，民法典将“疾病婚”从无效婚姻改为可撤销婚姻，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婚姻自主权的价值取向，将是否维持既存婚姻状态的决定权交给当事人。按照民法原理，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应当自始无效，仅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许可受损害一方予以撤销。这体现了法律对已经发生的身份事实的宽容。在男女双方的结合虽不符合结婚的要件，却并未因此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将撤销该婚姻的权利赋予当事人本人，更符合婚姻关系作为基本民事关系的实质。因此，虽然未到法定婚龄目前仍然规定为无效婚，但在当事人达到法定婚龄，有婚姻的行为能力以后，充分尊重其意愿，允许效力补正，是符合立法本意的。但重婚行为，尤其是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有配偶而仍与之结婚的人，法律不应当保护其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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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丹 最高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司法杂志社、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以被监护人真实意愿为前提“私人定制”的监护人，不必是直系亲属，不必是法定继承人，可以是任何人，甚至是陌生人
每一位老年人的监护，都充满着诸多具体的细节。而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意定监护实践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如发生紧急情况，尽善会先行垫付医疗及服务费用，此后再找公证处报销。每年年底，公证处会出具一份详细的资金使用报告。”
作为“托付余生的另一种可能”，意定监护对于更大范围的老年群体而言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
尽善与黄阿姨的“链接”，并没有因为老人的离世而终止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欣 吴振东
退休工资月均4500元，4200元要支付给养老院。
83岁的樊先生想“搬家”了，因为“看病吃药不够花。”
他已经在养老院住了近20年。2004年，樊先生与前妻离婚并卖掉唯一的住房。前妻带着养子和一半房款离开，他自己则住进了养老院。
“换一家养老院”的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年过八旬的樊先生“卡”在了“没有监护人”。
在接收高龄老人时，养老机构大多希望通过约定“监护人”的方式，确保住养老人财务有人保证、日常事件有人联系、紧急情况有人决定。
但樊先生犯了难，因为“家已经没了”。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还叠加着高龄、少子、独居、孤老等复杂因素。谁能第一时间替老人签字就医，谁来替老人主张治疗方式，谁来帮老人变卖房产、提取存款，谁来主持他们的身后之事……越来越多老年人可能遇到涉及入住机构、医疗救治、财产监管、身后丧葬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几经辗转，樊先生“换一家养老院”的心愿最终实现。出现在他“监护人”一栏的，是一家名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尽善”）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社会组织。
为解决失能失智、孤寡、独居、心智障碍子女家庭和丁克家庭老人等特殊老年人，在无法独立完成人身照护和财产管理时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近年来，上海探索由社会组织提供意定监护服务，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空白栏的新选项
2022年，当80多岁的黄姓阿姨被确诊为胰腺癌时，她在养老院信息登记表上的“监护人”栏也是一片空白。
早年失子，后又丧夫，改嫁后第二任丈夫也已离世，当医生诊断黄阿姨只剩3个月左右寿命时，老人孑然一身，住在养老院里。“必须要有监护人签字”，这是手术的前提条件。黄阿姨希望将遗产捐给养老院，由养老院做她的监护人。但是作为养老服务提供方，养老院觉得此举并不妥当。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海全市户籍人口为1505.19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53.66万人，占总人口的36.8%。老年人口中，纯老家庭老年人数达171.93万人，其中80岁及以上纯老家庭老年人数33.05万人；独居老年人数30.06万人，其中孤老人数为2.24万人。
多年从事老年普法和法律援助的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随着空巢、独居、孤寡老人占人口比例上升，因无子女、子女在外、家庭矛盾严重等问题导致监护缺位，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
与此同时，我国的家庭规模日益缩小。“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减少0.48人。“单纯依赖配偶父母子女和近亲属等法定监护资格人来解决老年人的监护需求，也面临困难。”华东政法大学婚姻家事法与妇女权益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李霞说。
一纸意定监护协议，将黄阿姨和尽善“链接”在了一起。
根据民法典，意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也就是说，以被监护人真实意愿为前提“私人定制”的监护人，不必是直系亲属，不必是法定继承人，可以是任何人，甚至是陌生人。这是一种与法定监护相对应的，超越亲缘、血缘、婚姻关系的监护方式，既填补了法定监护的缺口，又体现了对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的尊重和保护。
曾有研究者对2017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办理意定监护公证的180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在办理意定监护的当事人中，70～90岁的老年人占比最高，达到70%。
已经与尽善签订监护协议的16个个案，男女比例各占一半，平均年龄82岁。“其中，一半被监护人有子女，另一半没有子女。有两位老人已经过世。”尽善总干事费超说。
黄阿姨就是已过世的两位老人中的一位。
她的病程发展快，在医院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53天。这期间，“尽善的小朋友”经常播放她喜爱的沪剧，举着手机让她与养老院院长视频通话。老人还吃到了社工和志愿者在疫情较为严重的时期接力转运送进医院的香蕉和梨。
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陪同被监护老人就医（2023年4月19日摄） 受访者供图
生命后期的“拐杖”
对于老年群体而言，监护人责任重大、监护时间长，就像是老年人生命后期阶段的“拐杖”。
“我们碰到过这样的求助：一位轻度认知症的老人求助寻找一家养老院入住。但老人孤身一人在上海，孩子都在海外。必须解决监护权和决策权问题，我们才能对接后面的服务。”有着9年养老行业从业经验的费超表示。
根据上海市闵行区对全区14个街镇（工业区）的特殊和困难老人的摸排，截至2020年7月底，全区空巢独居老年人超3.3万人。
“对于孤老、失独等身边无其他法定监护人，或法定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的老年人，在其民事行为能力丧失或者欠缺时，民政部门或其住所地具备条件的村居委会将依法承担监护人职责。”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吴学年说，“但是现实中，承担兜底监护责任的村居委会和民政部门人手有限，无法完全代理所辖区域内特殊老人的所有事项。”
为有效解决现实问题，闵行区2020年开始探索特殊老年人公共监护制度。同年7月，专门从事监护服务的尽善获批成立。
“相较于自然人，社会组织作为机构，具有稳定性专业性优势，掌握的社会资源更丰富，对资源进行筛选识别和灵活搭配的能力更强。”李霞认为。
尽善团队目前只有5人，“但养老从业经历丰富，对上海养老和医疗资源较为熟悉，在承担监护责任时，能为老人选择更适合的服务。”费超说。
在上海的探索中，老年人可以通过意定监护协议明确监护人和监护职责，并通过提出资产处分委托公证、资金保管公证和遗嘱公证等对支持其生活的资产资金做出处分安排。老人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后，公证机构依照之前明确的资产保管约定，履行相应的资产和资金支付义务，用于老人的日常生活和医疗等。
对于缺乏资金的特殊老年人，同样有着制度化的兜底保障。
2020年7月，闵行区民政局发布了《闵行区推进公共监护人制度实施方案（试行）》，明确了开展公共监护人经费保障的多种渠道：对于孤寡老人，由被监护人居住地的街镇（工业区）人民政府、居（村）委会承担项目所需经费；对于困难老人、其他特殊老年人，由区慈善基金分会、区老年基金分会或社会爱心企业对接项目，承担项目经费。
得益于此，尽善帮助樊先生向慈善组织申请了一笔为期5年共计7.2万元的监护专项资金，用于补充其退休金与医疗救治等费用之间的差额。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2021年3月实施的《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明确指出，“本市支持专业性的社会组织依法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担任监护人或者提供相关服务”。
在上海中福会养老院，保健医生（左）给老人做血氧监测（2023年1月7日摄） 方喆摄/本刊
一步步填充每一个细节的实践
生命的衰老，是一个能力不断递减的漫长过程。每一位老年人的监护，都充满着诸多具体的细节。而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意定监护实践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服务中，尽善会与被监护人签订一揽子协议。在近3年的探索中，尽善逐步建立起包括人身照管、医疗决定、权益维护、财产管理、身后丧葬等监护职责在内的意定监护服务流程，并初步形成了《咨询信息表》《基础信息表》《意定监护服务协议》《身前预嘱》《授权说明书》《日常探视记录表》《监护服务记录表》等标准化工作规范。
在一揽子协议中，设有代理期和监护期。在代理期内，尊重老人个人的决定权，尽善仅做辅佐决策或帮助执行。如果老人突然昏迷或者丧失行为能力，则自动转入监护期，由尽善履行监护责任。
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尽善设置了意定监护的收费标准。除了少量的基本费用，对于突发的事件，尽善会按照实际服务小时数核定费用，并经由公证处进行第三方监督。
2022年12月10日，徐姓老人所在的苏州某养老社区致电尽善，告知老人原因不明昏迷，已由120就近送医。尽善随即调配工作人员赶赴医院现场开展监护服务，直至陪同老人转至康复医院，监护服务结束，总时长共174.5小时。
随后，一份《尽善监护服务记录表》送达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人员。这份材料详细记录了服务背景、内容和详细流程。公证处审核后，按监护协议中的费用约定，从公证处代为监管的老人财产资金中支付此次医疗监护服务费用。
在现实操作层面，老人健康状况突变、急需用钱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发生紧急情况，尽善会先行垫付医疗及服务费用，此后再找公证处报销。每年年底，公证处会出具一份详细的资金使用报告。”费超说。
截至目前，尽善已接受200多例咨询，深入对接跟踪52例，签订意定监护协议16单，监护服务场景涉及养老院入住和转院、医院入住、麻醉检查、抢救急救、康复病房、身后殡葬、遗嘱执行等不同类型，累计完成监护时长超过1000小时。
意定监护未完待续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将“完善老年监护制度”作为构建老年友好社会的重要指标。
“目前，还有20~30份监护协议正在排队公证。”身处社会监护服务一线，尽善感受到包括老年人群在内的全社会对意定监护、由社会组织提供监护服务的需求越发迫切。
然而，作为“托付余生的另一种可能”，意定监护对于更大范围的老年群体而言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
“意定监护关乎生死、养老、财产等生命中的重大决定。在正式签订协议前，老人们往往会经历长达半年左右的详细咨询以及心理建设。”尽善项目总监孙虎告诉记者，有一位老人对尽善的“考察”已经持续了2年多，目前还在继续。
这种慎重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意定监护工作的探索刚刚启程，有待完善。
谁来监督监护人，是业内最为关注的问题。“比如，如果当事人行为能力已经产生问题，难以在监护人有不当行为时自行维权。此时，由谁来监管监护人？”张玉霞说。
日益增加的急迫需求，呼唤着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李霞表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委任监护人。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否以其残余能力委任监护人及监护事项？委托事项并授权、意定监护人（代理人）义务、意定监护协议的变更、撤销或解除、协议费用、监护监督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细化。
在实践层面，虽然现行法律对意定监护协议并不强制要求公证，但尽善的绝大多数业务都进行了公证。
从上海的实践来看，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公证机构承担了辅助、干预、监督、信托等多重职能。比如，对于本人委任非近亲属担任监护人的，公证处会在征求本人的意见后，根据情况将意定代理和监护的信息通告居住地的村居委会、民政部门或法院，目的在于提示这些组织和部门履行临时照料、兜底监护、监护监督等职责。
“除了已有的公证机构，还可以增加村居委会、民政部门、法院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作为监护监督者，定期查访当事人情况，接受监护机构定期报送的服务情况。”李霞说。
尽善与黄阿姨的“链接”，并没有因为老人的离世而终止。
2022年9月，在上海市普陀公证处，老人生前保管于此的遗嘱解封。她希望能从自己遗产中拿出一部分，“按照每户1000元人民币的标准，无偿捐赠给普陀区长征镇内与她有着类似境遇的，尤其是生活比较困难的失独家庭。”
遗嘱的执行人，也是尽善。
以监护为起点，链接、延伸养老看护、遗物整理、遗嘱执行、身后事务委托等其他事项，为人生下半场做好整体规划安排，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更多空间由此打开，照进现实。■
现役军人是国防安全的重要保障，怎样保障军婚的稳定来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与现役军人离婚，法律是有特别限制的，下面我们看看法律的具体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一条 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应当征得军人同意，但是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六十四条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一条所称的“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前三项规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及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予以判断。
本条仅适用于现役军人配偶提起的离婚诉讼，军人一方提起的离婚诉讼，或者军人与军人间的离婚诉讼并不受此规定限制。也就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征得军人同意，军人不同意则不能判决离婚。除非军人有下列情况：（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
军人是指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现役、具有军籍的干部和士兵，不包括没有军籍的职工，转业、退伍、退休、离休的军人和已经退役的革命残废军人，以及编入民兵组织或者预备役的军官、士兵和正在服刑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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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和网址，转载请注明来源】2018年婚姻保护法(婚姻法解释2018年) http://www.gdmzwhlytsq.com/hyxw/358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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