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泰州律师编辑整理，多位从业9年以上的律师，也非常认可此文的回答，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有不妥欢迎指正。
文章目录：莫名其妙地不是接到催债电话，就是收到催债短信......近日，家住巴南区的舒女士向上游新闻966966热线反映，自己近段时间非常苦恼，明明没有在任何公司借贷款，却隔三差五地接到催债电话，每天收到催债短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舒女士接到的电话、短信，其实并不是催自己还款的，而是催自己一个不怎么经常联系的朋友陈意（化名）还钱的。舒女士第一次接到催债电话是在一个月前，那时自己正在睡午觉，迷迷糊糊中接起电话，对方直接问她是否认识陈意，并称陈意欠他们钱没有还。
舒女士以为接到了诈骗电话，没再继续沟通。没想到，刚过去一两天，催债电话又来了，接二连三接到四五个类似电话以后，舒女士终于忍不住了，直接联系了陈意，并询问陈意，陈意支支吾吾地告诉她，自己网贷了一些钱，但现在已经还完了，不知道为何催债公司会打电话，并承诺自己马上解决此事。
但随后好些日子，舒女士依旧能接到催债电话。有一次接到电话时，自己又正在午休，舒女士被吵醒后，生气地将对方吼了一顿。“自那以后，我没有再接到电话了，而是开始每天持续不断地收到催债短信......”舒女士担忧地说，被电话和短信骚扰，非常影响心情，不仅如此，自己的私人号码信息如此被随意泄露，感觉很不舒服。
舒女士每天收到催收短信
贷款人：没有将朋友电话透露给网贷平台
对此，上游新闻记者联系上陈意，据陈意讲述，自己前年开始做服装生意，由于手头需要周转，于是就办了网贷。
起初，陈意每个月都会按时还款，但从今年开始，自己的服装生意每况愈下，自然暂时也就没有足够的钱还贷款，于是，陈意每天都会接到催债电话。
当问及陈意是否将朋友的电话留到网贷平台上，陈意表示否认，称网贷平台运营商会自动读取手机近期通话记录，并自动给这些人打电话、发短信，这一点，让她也苦恼不堪，因为多个接到催债电话和短信的朋友，都来找她。
“我觉得网贷公司的做法欠妥，我只是逾期还款，而不是不还款，在能联系到我本人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让第三方催债平台，三番五次给我的朋友和家人打电话？”陈意说，自己收到朋友、亲人的反馈信息后，也在及时与贷款公司协商处理。
而目前，给舒女士打催债电话的贷款公司，基本已经协商处理好，每天给舒女士发短信的某贷款公司仍在协商处理中。
网贷公司：特殊情况下会对“紧急联系人”进行催收
随后，记者联系上网贷公司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称，借款人贷款时，需要留下几个紧急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如果遇到借款人逾期，催收部门会以短信等方式提示还款。
“但是，我们在催收时，最先联系的肯定是借款人本人，联系不到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逾期影响借款人的征信记录，我们就会与紧急联系人进行提示。”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其他人接到催收短信，可以将情况告知借款本人，让借款本人来处理这件事。
对此，记者下载了一个APP进行操作，发现贷款过程中，APP会提示，为确保申请人账户的多重安全，申请过程中需要添加两位常用联系人，作为紧急安全联系人。
律师：网贷公司可能涉嫌违法
是否可以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填写此类紧急联系人信息？另外，网贷公司是否可以在能联系到借款本人的情况下，对其朋友进行催收？带着种种疑问，记者联系上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吴兴兵，吴兴兵表示，从诚实信用的角度来讲，陈意应该征得舒女士本人同意，再将电话告知网贷公司。
而网贷公司如果在能联系到借款本人的情况下，多次打电话、发短信对借款人朋友、亲人进行催收，则可能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多次发送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可以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第（一）项也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目前，舒女士可以将实际情况告知催收人员，让其不要再继续骚扰，或者向运营商反馈。如果仍然继续骚扰，还可以向公安局、银保监会、金融办举报网贷公司的骚扰行为。并可以在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依据《民法典》要求停止侵害或者赔偿损失。”吴兴兵说。
记者将持续追踪此事。
上游新闻记者 范圣卿 实习生 吉家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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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再跟他们说是我欠钱，不要去我家，我父亲年纪大，要是出了事要承担责任的，但他们还是逼我的老父亲还钱，给我们最后通牒是10天内必须还。”
9月2日，当事人周先生向华商报记者证实，父亲是因为被逼债病倒去世的，作为欠贷未还者，他起诉了这家银行北京分行，9月16日，北京西城区法院将开庭审理此案。
今年38岁的周先生是河南驻马店人，2017年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工作，一个月有4000元收入，租住在昌平，“2018年12月份，在父亲出事以后我就回到老家。”
“银行给我手机发贷款短信，有网址，我就在上面操作，在他们银行一共贷了12万。”周先生介绍，2017年10月，被告银行北京分行以信用卡的形式向他发放这笔贷款，期限24个月，每月还款3966元，还款至2018年4月。
“当时填完身份证号、姓名、手机号，银行就打了电话，贷款20分钟就打到我的银行卡里。上面有利息、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后来我算下来，我后来还了一点，有11万的贷款，结果利息加违约金翻到16万多。”
周先生解释，因为之前给父亲买保健品，结果有40万元被骗资金未退回，最终造成贷款逾期。
周先生称，当时自己根本没钱还，生活很困难。“被骗后我已经把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再要借钱还贷款，人家肯定不给的，连我电话都不接，微信也不回。”
周先生解释贷款的原委，“当时被骗以后生活拮据，80多岁的父亲身体也不好，这笔贷款主要是用在我父亲吃药、我们父子在北京的生活，包括我被骗以后借钱还账。”
周先生没想到，贷款逾期，会彻底改变父子俩的人生轨迹。“我父亲年龄大了，身体虚弱，我一直没告诉他我被骗了，也不敢跟我父亲说贷款逾期。”
时隔4年多，周先生仍记得2018年5月7日，自己因为贷款逾期未还被叫到银行信用卡中心的一幕。
“上午9点多，我去银行，当时从催收部走出来的银行工作人员，穿工服、戴工牌，是他把我带到小会议室，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带着另外两个穿便装的人进来，我后来知道这两人是外面的无业人员。”
周先生回忆，“对方是3个人男的，威胁我还款，让我拿手机一个一个给我所有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不打走不了，一直从早上9点多到下午1点多，我没经历过这个事，实在无奈，就给我的一位同事打电话，以借钱的名义让同事过来，我同事来了之后，也给对方说我被骗了，没有钱，这样逼也没用，但银行扣了我的身份证。”
周先生表示，之所以让同事来，“是想让人知道我被银行的人控制”，如果有什么不测发生，至少有这位同事知道是怎么回事。
周先生告诉华商报记者：“一直到下午5点多，他们看我也借不来钱，银行工作人员和一名无业人员就把我带到当地派出所，以派出所的名义逼我还钱，让我摁手印、抽血、量身高，给我拍照，说是给我做‘防控’，说我在15天内不能离开北京。”
周先生说：“当天对方开车带我去我住的地方，当天晚上我父亲就知道这事了，他一直坐在墙边也不吭声，对方反复强调说限我10天必须还完，也就是5月17号必须还清，不还完会再来。”
周先生强调说：“我当时一再说不要去家里，我父亲年龄大，要是出了事，你们要承担责任的，但他们说不行，他们想的是我父亲有钱，让我父亲代我还贷。”
“最后通牒5月17号，我父亲问我钱给人家还了没，我说没有，后来他也没吱声。”
周先生在起诉书中称，“5月17日上午10点，银行工作人员再次打电话威胁还款，说不还完款下午过去找我和父亲，并声称我是诈骗，让公安抓我。”
周先生告诉华商报记者，“下午6点多，我父亲突然倒地昏迷，打120送到医院抢救，17号下午银行工作人员还给我打电话催款，我说我父亲都住院抢救了。”
“扣在银行，我一天都没借到钱，才带我去我家逼我父亲还款。”周先生认为，父亲病倒去世和银行催债有关系，“当时如果不是银行催债，不去我家逼我父亲，我父亲也不会昏迷。”
周先生的父亲转到河南驻马店住院治疗，“我父亲一直没好，9月份去世时是83岁。他是没事的，坐在家里说话各方面也正常，主要是逼债后精神受到很大影响，心理压力太大。我不是说催债者亲手杀了我父亲，而是说影响到他的精神，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才病倒的。”
周先生接受采访表示：“我后来也咨询过法律部门，这种贷款并不是正规贷款，如果正规贷款，不会给我超过3万。”
周先生证实，他写了材料向银保监会投诉。“我多次反映他们放贷催收，上海银监局后来要求他们总行和我联系，说我可以暂时不还这些贷款，等我有钱了再还，还说利息也不要了，只还本金，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一次不还，我只是手头困难，需要给我时间。”
周先生表示：“也做过处理，认定银行相关人员催收话术不当，对相关人员也处罚了，但我认为对他们批评教育处理太轻了，对我的伤害太大了。”
周先生向银保监投诉，上海银保监局要求对责任人追责，但周先生认为处理太轻
2019年2月上海银保监局出具的银行业举报事项答复书显示，经核查，周先生名下信用卡欠款逾期，该行信用卡中心北京分中心催收人员于2018年5月5日致电并与周先生约定5月7日至北京分中心现场协商还款。由于5月7日的沟通过程无录音录像，故银保监局难以还原当时的场景，判断催收人员是否存在阻拦周先生离开、辱骂恐吓周先生父子等不当催收行为。
答复书指出，“但我局在核查中发现，该行信用卡中心个别催收人员在向周先生电话催收过程中存在不当催收话术。对此，我局已要求该行信用卡中心进一步规范催收话术，对相关责任人员予以追责，并对协商还款流程采用录音等方式予以优化。”
9月3日，华商报记者联系到愿意为周先生作证的何女士，“我给他作证，还有我的一个亲戚也给做了证，因为我们是实际看见的。”
何女士说，当时她和亲戚也是去办卡，“看到那个管信用卡的，就揪着他在小屋里拉扯，他害怕，想跟我们一块走，就给他拉回来了。对方是两个人，应该是信用卡管理中心的，他们阻拦是挺厉害的。”
“我们坐电梯，他想跟着我们，对方是两个男的，有一个人穿着银行工服，挺厉害的，对他推推搡搡的，拉着衣服，不让他坐电梯，拉拽不让他走。”
何女士称周先生离开银行受到限制，“就像是对犯人似的那样。”
“当时逼我还钱把我逼得都差点自杀。”周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处理结果，“处理太轻，给我父亲造成生命都没有了，所以我不同意他们这样的处理。他们催债打电话我都有通话记录，我也报案了，有报案记录，可以让警方去调取通话清单。”
周先生表示，一再申诉无果的情况下，他在今年3月份正式起诉涉事银行。“前后13个月，我跑了十几趟，终于法院立案，原定是7月份开庭，后来因为疫情延期到9月16号开庭。”
起诉书显示，案由为生命权、健康身体权纠纷，周先生和两位姐姐将涉事银行列为第一被告，将上门催债的银行工作人员列为第二被告，请求判令两被告因违规催收给原告造成的精神伤害进行书面道歉，判令两被告因违规催收造成其父病倒住院至离世所产生的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丧葬费、护理费、康复费、营养费、误工费共计45万余元。
“我为什么一直放不下这个事呢？我父亲是无辜的，欠钱是我欠，找我都可以，起诉我也可以，但不能逼我父亲，他那么大年纪，让他去哪筹这个钱？”
周先生告诉华商报记者：“当时去我家之前，我都跟银行催债的说了好几次，不要对我父亲说这个事，但他不听，还是到家里逼我父亲，我主要无法忍受这一点，我希望能惩罚催债者。”
“我也跟银行说了我被骗的经历和我的家庭情况，但银行还是指使催债者上门逼我们，威胁恐吓。我认为他们没有良知，完全以赚钱为目的，我父亲是被他们逼债才病倒去世的，我请求法院追究银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谈及具体诉求，周先生表示一直在坚持讨一个公道：“我们要求银行和催债者向我书面道歉，承担我父亲住院抢救的费用，包括丧葬费，还有我的误工费，我最在乎的是银行催债对我造成的伤害，这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父亲已经走了。”
经历此事，周先生难以释怀，后悔当初贷款。“以正当的名义放款，年龄在50岁以下25岁以上的，银行放贷要多少给多少，如果不还就是诈骗，也可以采取手段逼债，不还就给家人打电话，银行可以起诉，还可以再涨利息，银行催债逼债，可以让你无法工作。”
9月3日，华商报记者联系涉事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服工作人员记录记者电话后表示可以工作联系单的形式反馈给北京分中心，向相关部门反馈，会有同事反馈，但截至发稿，暂未收到回复。
“我承认去过他家里，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不存在。”9月3日，周先生起诉的第二被告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证实，“我已经接到法院传票，我会去应诉。”
第二被告表示，“他的信用卡逾期的处置不是由我处置，我不是负责人，那天他到信用卡中心协商还款，当时是由我和案件处置负责人来跟他沟通的，这个事情我是做记录。”
“我当时是信用卡中心资产保全主任，那天我正好加班。”第二被告表示，当天沟通到很晚，周先生的手机一直在自己手里，他在给他的朋友和家人打电话，“如果限制他自由，他可以打110，旁边就是派出所，出警不到5分钟。”
“他说正好他父亲一个人在家，我就顺便开车送他回家，在车上聊得比较高兴，这样他才会有我的手机号。我问他有困难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他说工作收入不稳定。那天来他说身上还不到30块钱，说回家要给父亲买菜做饭，我还在村口给他父亲买了10块钱煎饺，他们家进胡同口就是治安警亭。”
第二被告称虽然见了周先生的父亲，但绝对没有催款。“他是邀请我去他家，说他确实有困难，他还交代让我说是他的同事。进他家铁门，他敲门，是房东开的门，我们两个人有说有笑进去的，正对门的那个地方有摄像头，我进他父亲的屋，不到3分钟；我和他（周先生）拉着手聊了5分钟就走，周给我送出来的。”
“他是过了两年之后才起诉，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第二被告表示，周先生投诉之后，自己曾给行里写过一份情况说明，但行里内部具体怎么处理的不清楚，自己也没有被处罚。
第二被告表示，周先生这个事跟自己没关系，2019年10月左右他就离职，“不是因为他这个事儿，我是自愿离职的。”
华商报记者 李华 编辑 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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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贷逾期未还，莫先生不停接到骚扰电话和短信，短信称他“涉嫌金融诈骗罪”。此外，还有人多次打电话到其所在公司。
莫先生质疑，自己到该公司只有一年，“他们是如何知道我公司的？”莫先生还表示，他希望协商还款数额，但未达成一致。
该网贷平台第三方合作公司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否认曾发骚扰短信、打骚扰电话给莫先生的公司，并拒绝透露公司名字。
该借贷平台则向澎湃新闻表示，会与客户协商延后还款时点，并妥善管理第三方服务公司，在服务态度和工作方法方面加强约束，严格执行既有服务策略。
债务人莫先生收到的恐吓催收短信。
消费者投诉
莫先生说，2018年11月23日，他从一家网贷平台借款20000元（分24期），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2020年5月23日，他进行了第18期还款，合计还款本息22622.4元。
莫先生称，此后，因为疫情原因，他无钱还款，一直逾期。
还款记录显示，前18期，莫先生每期还款1256.8元。2020年6月23日，第19期到期，应还本息变为936.8元，莫先生从这一期开始逾期。
因为一直逾期，每一期都有违约金。截至2023年2月27日，莫先生剩余总待还金额为10239.2元。
莫先生称，自从违约后，他经常接到催还款电话和短信。他称，近三个月，基本每隔一天就会收到一条短信，如“有关你恶意逾期案，于调解期内未履行清偿义务，已构成恶意欺诈的基本事实，立案材料整理完毕，请本人和家眷配合相关部门核查”，“今明两日相关传票和诉讼副本法律文书欠款合同，发往身份证户籍地村委会，村委通知家人”等。
还有短信假冒开庭信息，如“莫某某因涉嫌金融诈骗罪，审理时间：2023年2月22日10时，距开庭不足24小时，请做好诉前准备，传票今日将送达原账单地址，若缺席出庭拒不归还，桂林市法院将作出败诉判决，处1年以上刑责并处2-5万不等罚金，诉前调解回Y退订T。”
“打电话和发短信不算什么。”莫先生说，对方还多次往他公司打电话。
其提供的截图显示，2022年10月3日，有同事发微信：“办公室的电话快被骚扰电话打的想拔线了，全是找莫某某的。你问问咋回事？服了，一个早上不停打办公室座机。”
“我到公司只有一年，他们怎么知道我公司的？”莫先生说，电话是和网贷平台合作的第三方公司打的，自己有些工作要高空作业，弄得工作都没心情。
莫先生称，一直没还钱，一是自己经济困难，二是觉得利息太高。
公司同事通知莫先生遭到催收骚扰短信轰炸。
企业回应
莫先生说，后来，他致电网贷平台客服，表示愿意还款，但需协商还款金额。在这之前，多次都是第三方公司工作人员和他谈，双方一直没有谈妥。
莫先生提供的录音显示，2023年2月15日，他致电网贷平台客服，提出希望和其公司工作人员协商，而不是和第三方公司人员协商。
此后，自称是该网贷平台贷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致电莫先生，称需要莫先生将剩余本金5436.97元还清。对此，莫先生不同意。后者表示，最低可以减免到5000元。“多一分不要你的，少一分也不行”，该工作人员说，这个减免是系统定好的，打再多的客服电话也没用。
双方最终未达成一致。
2月27日，澎湃新闻致电前述第三方公司，接线者表示，他们确实是和上述网贷平台合作的第三方公司，确实处理过莫先生的事情，但其否认公司曾发恐吓短信给莫先生，以及给莫先生公司打骚扰电话。其拒绝透露公司名字。
北京市京哲律师事务所温爱律师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软暴力”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
温爱律师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若催收机构通过编造借款人涉嫌犯罪的短信，恶意骚扰借款人公司等“软暴力”手段催收，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严重影响他人正常工作、生活，破坏社会秩序，该种催收行为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
温爱律师呼吁，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完善对于催收行业的监督管理。从事催收行业的工作人员也应当约束自我行为，遵守行业规范，合理合法催收。
银行会向死者家人讨要死债吗(银行会向家人催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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