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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商人被纪委立案会通知家人吗(商人被纪检带走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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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6-02 11: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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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内接受近百次商人宴请的落马副部级干部,再度被中纪委点名

4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了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

两年内接受近百次商人宴请的落马副部级干部,再度被中纪委点名

通报提到,2013年至2020年,李金早先后收受礼品折合共计44万余元;与家人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在酒店、公司内部食堂安排的宴请,饮用高档酒水。李金早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李金早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商务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国家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20年7月被查。

2022年4月26日上午,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受贿案,对被告人李金早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万元;对李金早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6年至2020年,被告人李金早先后利用担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商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原国家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资质审批、平台筹建、工程承揽和职务提拔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550万余元。

今年1月在央视播出的四集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三集《铁规矩 硬杠杠》也提到了李金早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的问题。

专题片介绍,2018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调查另一起案件中,有一名涉案商人交代曾多次宴请李金早,并送给他金条等贵重物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随即对李金早进行了走读式谈话。

那段时间,李金早出于恐惧,和商人老板的交往暂时收敛了,然而过了一阵,他看到组织没有再找他谈话,认为已经“过关”,又开始故态复萌,频繁出入高消费的豪华酒店或私人会所,和商人老板吃吃喝喝。尤其恶劣的是,2020年全国“两会”刚一闭幕,李金早就直奔一家五星级酒店赴宴吃喝。刚下会场,就上酒桌,堪称肆无忌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介绍:李金早参加的饭局,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比较高档的私人会所,或者高档的酒店里面。从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7月份他被立案调查期间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又接受了近100次的商人老板的宴请。

李金早严重误判了组织的态度和决心。他的问题线索并没有就此了结,他前后矛盾的表现反而引发了更多疑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他持续关注,陆续发现了更多问题,掌握了切实的证据,最终宣布对他立案审查调查。

李金早在专题片中忏悔:自己就有一种侥幸心理,回想起来确实也是教训深刻,没有按照八项规定(精神)来办,这个的确是很不应该,是很不应该的。

这个省部级高官每次进京,在神秘会所见中纪委“内鬼”

1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五集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第五集 《打造铁军》,讲述纪委监委如何坚持刀刃向内,强化自我监督。

本期出镜的落马省部级官员为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他勾结中央纪委原第九纪检监察室正处级纪检监察员吴文广,打探消息。

这个省部级高官每次进京,在神秘会所见中纪委“内鬼”

吴文广(中央纪委原第九纪检监察室正处级纪检监察员):很多的这种教训,终身的遗憾。我也不想再看到任何一个我的同事,再走上这条路,就是说机关组织上不允许做的事,一定不要做。

【解说词】吴文广,中央纪委原第九纪检监察室正处级纪检监察员。他的案件线索的发现得益于中央纪委实行的“一案双查”制度。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如发现异常,就要既查党员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又要查执纪执法过程中是否有违纪违法行为。

崔建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最初是机关通过“一案双查”,发现了吴文广一些在与地方中管干部之间私下过密的交往,涉及一些违纪问题,甚至说有一些向他们泄密,帮助他们去对抗组织的审查这些行为。

【解说词】2017年,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吴文广所在的处室对口联系的正是甘肃省,在虞海燕落马前,吴文广长期与他保持密切交往,并多次向他泄露工作机密。

虞海燕(甘肃省原省委常委 副省长):实际上就是一个权钱交易,互相利用了一下。因为吴文广呢,我认识他不久,他跟他关系好的一个老板就到兰州去做事去了。我第一次和吴文广见面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在,说这是我们朋友,以后你多关照他一下。

这个省部级高官每次进京,在神秘会所见中纪委“内鬼”

【解说词】在北京郊区有一个叫作玉泉三号的会所,虞海燕每到北京开会或出差,就会在这里和吴文广碰头。玉泉三号的投资人之一,是吴文广结交的一个叫巩传海的商人,吴文广经常在这里安排各种饭局吃请,巩传海心甘情愿地为他买单。

这个省部级高官每次进京,在神秘会所见中纪委“内鬼”

巩传海(涉案商人):他一个处级领导,我作为一个商人,到一块跟虞海燕这都属于副部级领导,在一块吃饭,很给面子。将来自己在生意上或者别的方面,能不能帮上忙,能不能求到人家办点什么事,这个心理肯定是有的。

【解说词】巩传海通过吴文广向虞海燕打招呼,顺利介入了兰州市的一些工程项目,这个自来水厂项目就是其中之一。巩传海的公司其实没有实力去做工程,靠这层关系拿到工程后转给其他企业,从中收取“中介费”数百万元。对于吴文广提出的要求,虞海燕尽量满足,也叮嘱其亲信金晋哲想方设法和吴文广搞好关系,正是因为吴文广所在的岗位,能了解到他最关心的信息。

金晋哲(甘肃省兰州市委原副秘书长):虞海燕也告诉我,以后要加强跟吴文广的联系。他觉得吴文广还是比较有用的,他说认识太高级别的领导没有用,就是这些具体办事的人,他能掌握住你的事情。我也有意识地去走近他,去通过各种方式去拉拢腐蚀他。

【解说词】几方各有所图,一拍即合。吴文广不仅向虞海燕打招呼为老板拿项目,甚至胆大妄为,请他帮忙干预司法。

金晋哲:吴文广的一个朋友关押在兰州。然后吴文广就跟虞海燕说这个事,出面协调一下,就是看尽量能够取保,取保了之后放出来。虞海燕也答应了,也给相关部门做了安排,这个事是吴文广亲自交办的,也督促了很多次。

【解说词】吴文广这个关押在兰州的所谓朋友,实际是他办案过程中主谈的一名涉案老板。该老板的家人找到吴文广,希望他帮忙捞人,吴文广于是不遗余力地为该老板取保奔走斡旋,从中收取好处费。吴文广利用虞海燕的权力帮老板们办了事,作为回报,自然就得给虞海燕想要的东西。2014年,中央巡视组在对甘肃省第一轮巡视中,接到了关于虞海燕的问题举报并移交中央纪委。由于举报内容并不具体,中央纪委按照程序决定先对虞海燕进行函询。虞海燕写好回复材料后,请吴文广这个内行先行过目,把关之后再报给中央纪委。

吴文广:就是说这个材料,说是他已经写好了,然后先让我看看他们怎么表述的,然后就说是还有一些什么材料需要附,这样行不行。

【解说词】然而,函询之后虞海燕没能就此蒙混过关,中央纪委决定对他开展初核。吴文广当时是初核工作组成员之一,他担心虞海燕一旦出事自己也将暴露,因此极力用各种手法从中破坏。

崔建楠:吴文广将初核涉及到的问题向虞海燕金晋哲等人透露。等于是作为被审查对象对前期初核审查的这个过程和查证的内容随时掌握,所以使他这个前期,他所参与的这个初核工作无功而返,实际上就是在抹案了。

【解说词】吴文广的抹案企图终究没能如愿,虞海燕最终落马,一案双查的线索也转到中央纪委机关纪委,随即机关纪委展开了核查,又掌握了吴文广的一些违纪违法情况。

崔建楠:我们又对他进行了一些外围摸查,同时又发现了他跟一些商人老板之间的密切交往,同时呢,也发现他的家庭财产有巨额的来源可疑之处,这样我们报请了领导,对他进行了立案审查。

【解说词】机关纪委很快就查清了吴文广违纪违法的事实,给予其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将其收受500多万元财物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买房钱不够?晋宁一局长让商人刷卡,7年后得知商人被查退回房款

掌上春城讯 这是一起以涉嫌受贿罪立案、却以行贿罪判决的案件。本案中,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监委以涉嫌共同受贿对商人崔剑立案调查,在办理过程中进一步发现行贿问题线索,并以涉嫌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最终,法院判决崔剑犯行贿罪。

本案的查处如何从受贿延伸到行贿?为什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指控未得到法院认定?量刑时,如何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基本案情

2010年至2014年期间,商人崔剑在经营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吴岗箐崔剑苗圃过程中,为承揽晋宁区林业局工程项目及获取林业局苗木补助款,在时任林业局局长宋汝华(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已被判刑)和该局办公室主任兼财务科长钱某(另案处理)的帮助下,多次获得市级苗木基地建设补助款,并在获取补助款后,分别于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三次送给宋汝华、钱某等人30万元,于2014年送给钱某等人5万元。

2010年5月22日,宋汝华以购房钱款不够为由,请崔剑帮其支付购房款,崔剑考虑到其经营的苗圃需要宋汝华的支持,便通过刷卡方式为宋汝华支付购房款61.468万元。2017年6月29日、7月26日,昆明市公安局晋宁分局怀疑崔剑所收林业工程款不正当找到崔剑调查,宋汝华内心惧怕,将购房款退还崔剑。

2011年初,崔剑经宋汝华介绍参与晋宁区二街镇锁溪渡村核桃基地建设项目。期间,崔剑仅向该项目供应核桃苗3000至5000株,未进行过施工、种植等工作。2011年5月,崔剑与同事李某申领本该支付给项目建设方的99万元核桃基地退让补偿款。项目建设方考虑到崔剑与宋汝华的关系,并考虑到以后有求于宋汝华,遂同意签署委托崔剑领取补偿款的委托收款证明。崔剑凭借该证明领取99万元后,意图使其合理化,于2012年6月找项目建设方补签了核桃基地施工合同。

2018年5月18日,晋宁区监委通知崔剑到案调查时其主动到案,2018年5月19日,晋宁区监委对崔剑涉嫌受贿案予以立案调查。

查处过程:

【立案调查】2018年5月19日,崔剑因涉嫌受贿罪被晋宁区监委立案调查。

【移送审查起诉】2018年10月23日,晋宁区监委将崔剑涉嫌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案移送晋宁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提起公诉】2018年12月5日,晋宁区人民检察院以崔剑涉嫌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向晋宁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判决】2019年8月8日,晋宁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崔剑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涉案赃款61.468万元,没收上缴国库。

为何对崔剑以涉嫌共同受贿立案调查?在行贿罪中,崔剑是否构成自首?

晋宁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刘月涛:2018年,晋宁区纪委监委在查办二街镇锁溪渡村集体林权非法流转案过程中,发现锁溪渡村核桃基地建设项目投资方本应付给建设方云南欣格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的补偿款99万元,却付给了仅为项目提供了约5000株树苗,未参与项目其他建设的崔剑。崔剑向该项目提供的核桃树苗总价值仅约7.5万元,据此,我们认为崔剑领取该99万元不合理。

我们对欣格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因犯职务侵占罪已被判刑)及股东袁某(因犯行贿罪、职务侵占罪已被判刑)进行询问。袁某陈述,之所以把99万元补偿款给崔剑,是因宋汝华给予了该公司帮助,宋汝华让袁某将99万元补偿款给崔剑。杨某陈述,宋汝华虽未直接安排其将该99万元给崔剑,但因袁某暗示宋汝华在崔剑苗圃中有利益关系,考虑到公司利益,遂同意由崔剑领取99万元补偿款。

经查,崔剑系宋汝华在晋宁公安分局工作时的同事之子,宋汝华与崔剑一直以叔侄相称,两人关系密切。我们认为,崔剑领取99万元补偿款利用了宋汝华的职务影响力,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同时,该核桃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期间,晋宁区林业局本应拨给项目建设方的5万元种苗补助款也被崔剑领取。崔剑在领取相应款项后,找袁某、杨某伪造了核桃基地建设施工协议,意图使领取的99万元补偿款和5万元种苗补助款合理化,该事实有相关书证,李某、袁某、杨某的证言相印证。

本案中,晋宁区纪委监委是在办理其他问题线索中发现崔剑存在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嫌疑的,并研判崔剑存在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嫌疑,但此时并不掌握行贿的有关证据。综合调查取证情况,我们将宋汝华作为重点工作对象,鉴于宋汝华案情况复杂,且宋汝华具有长时间从事公安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的经历,我们遂将案件的突破口选定涉嫌共同受贿的崔剑。因此,我们以崔剑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调查。

崔剑到案后,交代了其在宋汝华关照下多次获得苗木补助款,并按照宋汝华要求,送给钱某约11万元等情况。此后,崔剑进一步如实交代了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有关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崔剑在行贿方面具有自首情节。

本案是如何开展取证工作的?怎样做到证据确实充分?

刘月涛:崔剑到案后供述,在承接晋宁区林业工程项目期间,其所经营的苗圃在宋汝华关照下,多次获得市级的苗木补助款,在获取补助款后向宋汝华、钱某行贿45万元。2010年5月22日,宋汝华以购房钱款不够为由请崔剑支付房款,考虑到其所经营的苗圃需要宋汝华的支持,崔剑便通过刷卡方式为宋汝华支付房款61.468万元。直到2017年7月,宋汝华才将购房款归还。2011年初,宋汝华介绍其参与锁溪渡村核桃基地建设项目,为项目提供树苗,未进行过项目其他建设。

对于崔剑供述,宋汝华承认帮助崔剑获取过市级苗木补助款,并通过钱某与钱某共同收取崔剑钱款30万元;辩称购房款系其向崔剑借款,且已于2017年7月将该款还给崔剑;承认介绍崔剑参与锁溪渡村核桃基地建设项目,但否认崔剑领取99万元与其有关。

关于苗木补助款,钱某陈述,其按照宋汝华安排,多次为崔剑苗圃争取市级苗木补助款提供帮助,后收到崔剑返款30万元。2014年,其帮助崔剑苗圃申报苗木补助款后,崔剑又返其5万元,其未告知宋汝华。

崔剑、宋汝华、钱某三人证言以及大量林业工程合同、苗木补助款拨付凭证、崔剑苗圃领款凭证等书证证实,宋汝华、钱某帮助崔剑苗圃多次获取市级苗木补助款,崔剑在收到补助款后,将部分钱款返给宋汝华、钱某。基于书证、证人证言,认定崔剑涉嫌行贿罪的证据是充分的。根据在案证据,我们认定崔剑向宋汝华、钱某行贿30万元,向钱某行贿5万元。

对于购房款,我们调取了宋汝华房产资料、崔剑银行转账记录,印证了崔剑帮助宋汝华支付购房款的事实。经调取宋汝华及其家人银行存款情况,发现宋汝华买房时,其家庭具备足够的支付能力,故其关于购房款系其向崔剑借款的辩解不成立。崔剑供述,如果宋汝华不当林业局长就不会为其支付房款,支付房款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宋汝华关照承揽更多的林业工程,从中获利。大量林业工程合同、苗木补助款拨付凭证和崔剑苗圃领款凭证等书证证实,2010年至2014年期间,崔剑苗圃承揽了相较于其他企业更多的林业工程项目,并在宋汝华、钱某的帮助下,多次获得上级苗木补助款。综上,我们认定,该61.468万元为崔剑向宋汝华行贿款。

辩护人为何认为崔剑支付的购房款不是行贿款?如何看待该意见?

晋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该案主办检察官)肖瑜:本案中,辩护人认为崔剑为宋汝华支付购房款不是行贿款,而是借款。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崔剑在为宋汝华垫付房款时,并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没有请托宋汝华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存在利益输送;二是在借款发生后,崔剑曾经三次向宋汝华催款;三是宋汝华主观上也认为这笔钱属于借款,并且多次主动表示还钱,因崔剑推托,最终在案发前还清。

对于辩护人的意见,结合本案事实,我们主要从证据情况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来考量。客观证据反映出,第一,从二人关系看,崔剑、宋汝华自称是叔侄关系,正是因为崔剑与宋汝华的关系密切,崔剑知道宋汝华的职权能为自己谋取何种利益,才会为宋汝华支付购房款。第二,林业局出具的大量收款凭证能证实崔剑苗圃在宋汝华任职期间与林业局有大量的承揽工程、经济往来。且在该笔购房款发生后的2010年至2014年期间,崔剑在经营过程中,为多承揽林业局工程项目及获取苗木补助款,又多次送给宋汝华和钱某35万元,崔剑也得以领取苗木补助款,且其利用宋汝华的职权在承揽工程方面谋取竞争优势,属于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2017年,公安机关因其他案件找崔剑调查,宋汝华才退还购房款,从该款项发生到归还经历了7年之久,根据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崔剑曾向宋汝华讨要过该笔款项,而且在此期间,崔剑也承揽了林业局的工程及领取苗木补助款。能够反映出崔剑主观上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通过帮宋汝华支付房款为名,行行贿之实,且崔剑也谋取到了不正当利益。故应认定崔剑为宋汝华支付61.468万元钱款的行为构成行贿罪。

为何认为公诉机关关于崔剑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指控不成立?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为何适用2016年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晋宁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该案审判长)张锐华:结合本案证据,我们认为公诉机关关于崔剑的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指控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本案中,首先,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袁某、杨某请被告人崔剑办事;其次,没有证据证明崔剑利用宋汝华的影响力为袁某、杨某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再次,也没有证据证明崔剑利用与宋汝华的特殊关系,使宋汝华为袁某、杨某谋取了不正当利益。综上,崔剑的行为不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本案对被告人量刑时适用了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据是:本院结合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据认定崔剑的行贿金额为96.468万元。因崔剑行贿行为发生在2010年至2014年间,如按照201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应认定为“情节严重”,应认定崔剑的行贿情节严重,其法定刑就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依照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认定为“情节严重”,则不能认定被告人崔剑的行贿情节严重,其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据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故本案适用了2016年4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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