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婚礼已经进入倒计时，当大家都在议论他们的婚礼到底有多盛大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话题的热度只增不减，就是王室新婚夫妇婚前的必经事宜：婚前协议。
大家都知道，哈里王子的未婚妻梅根，曾经在好莱坞跑过不少龙套，一集片酬约5万美金，加上其他额外收入，年收入也有45万美金，虽然到不了富人层次，但也是高收入族群了，但和哈利王子比起来，应该也算是个“平民”了。
因此，用普通人的想法来说，婚前协议在他们之间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在英国，如果夫妻离婚，且没有签订婚前协议，所有财产是要夫妻平分的，所以在很多夫妻中，有钱的一方往往不敢离婚，不然自己的钱就得分对方一半。
可是那又怎样，哈里王子依然任性宣称：拒绝签婚前协议！
更直白点说，哈里王子一旦签了婚前协议，他婚前拥有的约2亿6千万人民币的资产，离婚后，就要分梅根1亿3千万···
然而哈里王子又说话了，他认为自己的婚姻是持久的，所以不需要签任何东西！好吧，错不及防的一碗狗粮。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吃这碗狗粮的，比如部分英国民众就发言了：
自己的王子自己保卫，英国的财产国民守卫!
不要啊王子！别跟你哥还有你爹比！他们俩都十多年的感情了，你和梅根才几年呢，醒醒好嘛！如果你女票拒绝签署协议，那她基本上是冲着钱去的吧？
哈里啊，有点常识真的那么难么?还是你们温莎系的都这样?
可是我想对上面英国民众说的是，梅根为了嫁给哈里王子，不仅改了宗教信仰，放弃美国国籍，退出娱乐圈，还学习王室礼仪规矩，这也算一种付出和牺牲吧？
我们继续扯回婚前协议的话题，“嫁给爱情”的还不止梅根一个，她未来的大嫂凯特王妃也一样，婚前威廉王子同样对婚前协议说NO。
要知道，戴妃去世后，威廉王子继承了大量财产，加上自己做投资，根据Business Insider去年的文章说明，他的身家估值在4000万美元左右。
不过据说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他们大婚前，外媒曝光了部分协议内容：
如果两人离婚，凯特不能要求分走威廉一半的财产，但可获得丰厚的赡养费；
若凯特日后再婚或有不得体的举止，赡养费将会减少，甚至全额删除；
协议中也提及子女监护权，孩子将归父亲威廉抚养，但凯特有权随时探访；
离婚后凯特将不再拥有王室的“殿下”头衔，也不能继续居住在王室的宫殿或城堡，须另觅住宅；
婚前协议附带保密条款，如果凯特对外泄露协议细节，将赔偿上百万英镑。
但后来这个协议，被英国王室高级官员澄清没有此事，他说虽然曾有人向威廉王子提出签署婚前协议的建议，只是王子拒绝了。
不管威廉王子有多少资产，签不签婚前协议，好像都没影响到他们的婚后生活，除了频率造娃，还在公共场合各种甜蜜，这无疑是对婚前协议的最好反抗。
话说在欧洲富人群体中，签婚前协议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戴安娜王妃生前的私人秘书就说过：如果凯特是我的妹妹，我一定会告诉她要争取一个有利的婚前协议…毕竟，凯特不仅是步入婚姻殿堂，还卷入了一桩生意。
由此来看，签婚前协议，不仅是一个“冰冷的约定”，也是弱势的一方，对自己的一种保障。
而在中国人传统思想里，签署婚前协议，是不被信任的表现，尤其是对女方而言，好像觉得自己被牵制了，婚都没结呢，就怕我分你财产了？
之所会有这种想法，主要还是受传统男强女弱思想的影响，认为家庭里挣钱多的肯定是男人，一旦离婚，自己没有劳动所得的存款，也分不到“男人挣的钱”，就会很没安全感···
不过即使这样，随着离婚率的不断攀升，签订婚前协议也越来越被人所接受，尤其是在娱乐圈，更是常见。
而刘强东和章泽天的婚前协议，更是被誉为“婚姻法教材的经典案例”。
简单点理解就是，自结婚起未来十年，刘强东的每年收入是1元，只有当京东后续对刘强东进行股权激励，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两人在这十年内离婚，那刘强东26.5亿的婚前财产，章泽天一毛也得不到。
还有已经离婚的张柏芝和谢霆锋，据说结婚前也是签了婚前协议的，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是：以后无论何种原因分手，张柏芝都可带走自己所有子女。就凭这一点，张柏芝一定是个好妈妈！
赵又廷和高圆圆也是签了婚前协议的，其中有一条是，只要高圆圆一旦怀孕，就得停止工作在家安心养胎。这就意味着，从怀孕到生产，高圆圆是不能工作的，所以大家猜测，结婚这么久，高圆圆也没怀孕，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
小S和许雅钧的婚前协议里就明确写道：婚后互不干涉彼此的社交活动，其中甚至包括小S可以去陪富豪喝酒，许雅钧可以随便去夜店。
写到这突然想到，小S和许雅钧结婚后，许雅钧经常被爆出留宿夜店和辣妹暧昧不清，每当新闻爆出后，许雅钧都会用他们的婚前协议当挡箭牌，说小S答应结婚后互不干涉双方社交的，小S也都表示信任他···看来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夫妻一方是富豪之类的人物，婚前协议就显的尤为重要了，邓文迪和默多克就是个例子。传闻默多克婚前把名下的主要资产，特别是新闻集团股权都装入了家族信托进行隔离保护，2013年离婚时，邓文迪仅获两套房产和两个女儿成为870万美元基金的受益人。
上面章泽天和邓文迪都接受了“不平等”的婚前协议，但这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做到的，比如章子怡。
话说当时章子怡和坐拥47亿美元身家的男友Vivi ，已经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因为男方坚决要签署婚前协议，并明确规定：如果离婚，女方只能获得一笔赡养费，但不会分到其他任何财产。
对此章子怡觉得自己受到了屈辱，认为即使离婚的话，夫妻财产应该平分才对，而且据说分手后，前男友连12克拉的鸽子蛋婚戒都收回了。
当然，婚前协议并不单纯是对女方的制约，也有一些个例，女方利用婚前协议限制、制裁男方，以此保障自己的利益。
前两天看见一个这样的例子，准新郎和新娘都是宁波人，原本打算在去年某月12号举办婚礼，11号领结婚证，可是在10号的时候，新郎悔婚了，原因就是新娘写的一份婚前协议，内容如下。
还有微信聊天记录。
懒得看的同学，羊也帮你们总结了一下。
1、男方婚前财产和婚后归均为夫妻共同所有，婚后由女方管理，并由女方决定每月给男方多少零花钱，男方未经许可不得私办信用卡；
2、对于生育和教育问题，以女方意见为主；
3、女方有开除婚籍的权利，且离婚后，男方需自愿放弃夫妻共同财产份额，净身出户，并且在离婚后赔偿女方120万，一年内付清；
4、男方不得与其他女性有肢体接触和精神出轨，且界限由女方定义；
5、如果离婚，子女抚养权问题，女方有优先决定权，包括抚养费、探视时间及次数；
6、遇到生活问题，男方要主动退让，做到包容、理解女方。
·······
是不是条条都觉得扎心，且不说这份协议的要求，女方将对婚姻内大小事务全权主导，且对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字未提。而男方丧失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彻底沦为附庸。
综合上面例子来看，在一般情况下，婚前协议都是较强（男）一方向较弱（女）一方提出的。反过来说，婚前协议就是牵制、屈辱女性的一项不公平条款！
除此之外，国家对于“保护男性、压制女性”的法律条款确实有变多，比如近期，国家相继颁布2018版新婚姻法、提议放开三胎政策、以及有人大代表提议婚龄降至18岁都是很好的证明。
关于新婚姻法中几点关于房产分割的部分相信大家也都从各个新闻里看到了，羊就不搬砖了，总结来说一句就是：房产证上即使有你的名字，你也不一定能分得到房子，而是要取决于出资方是谁。
虽然这个条规看着很合理，但是还有后两条啊，字面上看，开放三胎是在提高国家新生儿人口数量，增加国家劳动力，还通过降低婚龄来扩大适婚年龄，这样算下来，女人前前后后至少五六年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这就意味着：在女人有资本赚钱、存钱、买房的时候，你要去结婚生孩子，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父母没有很强经济能力给你买房的话，那你就得指望男人给你买，但即使房本上写了你的名字，日后也不一定会分你一半···
而男人呢，即使婚前没房，婚后也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奋斗挣钱，买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到时候男人还会慷慨的在房本上写上你的名字，彰显自己的伟大之心，然而那个房子你并不会分到几毛！
所以总结来说，新婚姻法和三胎政策，一方面是对职场女性的歧视加剧，赶着女性回归家庭；另一方面又不保护女性回归家庭后的权益。
因此，女生们指望婚姻法这种东西几乎没什么希望，不过对于婚前协议女生们也不用紧张，羊刚查了一下，婚前协议并没有法律意义上，规定好的条项，除了基本必须内容，其他内容均由夫妻双方协商而拟定，且内容没有明确界限，也就是说，哪怕婚后每顿吃几碗饭你都可以写进去，只要双方同意，不需要公证，也是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大家不要对婚前协议一棒子打死。
大家只要有个戒备之心就好了，如果一个相对有钱男人在婚前明确提出婚后个人财产不能分割的话，那女生们就该好好想想了，虽说爱情不能用金钱衡量，但是不舍得给你钱花的爱情一定不是值得托付的感情···
但如果是在婚前就明确好各自的原则问题，比如关于出轨、孩子教育问题、赡养老人问题等等，这种其实也未尝不可。
所以说，现在的婚前协议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产分割那么严肃单一了，而是变得多元化、开放化、随意化了。
周杰伦和昆凌的婚礼当年虐杀了大片迷妹，然而更虐的是他们的婚前协议，里面除了说明婚后夫妻双方财产各自独立，且互不干涉这点关于财产的内容，还有一条让人羡慕到飞起的内容：就是婚后昆凌不能拍接吻、拥抱、牵手的戏。摆明是在宣誓：你是我的女人，别人谁也不能碰！
更虐的是扎克伯格和华裔妻子的婚前协议，他们并没有明确财产分割，而是只有一条：每周都要有不少于100分钟的约会，且不能在公司和家里。
天后碧昂丝更任性，她和老公约定，日后每生下一个孩子，老公就得奖励500万美元，虽然看似和钱有关，但以碧昂丝的身家应该完全不care这500万吧？反正我觉得他们是在虐狗。
翁虹因为有过一段失败婚姻，所以再婚时就变得非常慎重，她和老公刘伦浩在正式结婚前签订了婚前协议：1、不能随便提出离婚跟分手；2、如果有任何工作影响到感情的话，必须以感情为第一优先考虑；3、坚决不可以有家庭暴力···
好啦，看到这大家是不是觉得无论是婚姻法还是婚前协议，都不保护感情，只保护财产？
就像巴菲特所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资并不是买哪种股票，而是选择跟谁结婚。因为在选择伴侣这件事上，如果你错了，会让你损失很多，而且不仅仅是金钱上的。
不过就理性而言，建议越是弱势的一方，越是要签署婚前协议，因为有朝一日即使失去婚姻，也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当然啦，如果是上面周董和扎克伯格那种虐狗式的婚前协议，让我签一百次我也愿意啊！！！
最后，希望所有女生都能遇到一个爱自己胜过财产的人，嫁给爱情一起走到白头。
咱们今天说一说，这个不孕不育，咱们中医是怎么调理的，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因为前一段儿时间，老庞收到个锦旗，还没抽出时间挂。这是去年，我给他调理过的一对儿夫妻赠送的，他们今年生了孩子，给老庞送了一个锦旗
山东海阳庞氏中医
他们当时这个女患者，月经不规律，而且有多囊，排卵不畅，这个男患者，年龄比较大了，超过35岁了，精子质量比较差，平素乏力，腰膝酸软，两个人一块儿调理的，这个生孩子本来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的事情，不能只是女方一味的努力，经过一段儿时间治疗以后，去年成功怀上，今年生了一个闺女，然后给我送了一个锦旗，在这里表示感谢。
咱们中医调理这个不孕不育的问题，和西医的这个思路和想法是不一样的，西医是从精子活力，精子质量，精子有没有畸形，女性有没有多囊，排卵正不正常，激素分泌水平怎么样，主要从这个分角度去分析治疗
那么我们中医怎么样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把这个怀孕比喻成咱们平常在地里种地，咱们都知道一颗种子想要在土地里生根发芽最起码需要两个条件是不是，第一温度一定要暖和是不是，现在这个季节或者三九天是没有在地里种地的是不是，种了也发不了芽，第二种子种下去还要浇水对不对，也就是说要保证土壤的湿润。所以说对于女性来说，哪里是低，就是下焦的胞宫，那么我们中医怎么养这个地，简单的说就是要温阳，要叫它下焦的胞宫暖起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平时那些手脚冰凉的女性怀孕就相对困难一点，那么光有温度行不行，当然不行，还要有第二个条件，就是浇水，也就是要改善全身这个津液的这个状态，叫她气血津液比较充足，把这个地养好了，她怀孕的几率才能大一些
那么为什么要男性也一起调理呢，因为男性能贡献的就好比这个地里种的这个种子，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种子是个瘪的，质量不好，那肯定是你这个地再好，你这个芽儿也发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说男性咱们就要调理他这个精子质量，叫他这个精子质量和活力比较高
种子比较好，地同时也暖起来了，还有水的滋润，那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生根发芽儿，也就怀上了。
老庞平素调理这个地，常用的底方就是温经汤，然后再根据个人体质进行加减。
温经汤方底
1温通 改善温度：吴茱萸、桂枝、生姜
2改善津液：麦冬，当归、人参
3通 促排：芍药、川芎、牡丹皮
男性的这个精子质量比较差，咱们就要因人而异了，如果说平时总是手足冷，腰膝酸软，乏力明显，就是肾阳虚的表现，咱们常用的就是桂附地黄汤加减。
如果说平时总是熬夜，吸烟喝酒比较多，不爱运动肚子大，这个很多就是湿热内蕴和肝火旺，就需要辨证治疗了。
近日，随着各省市陆续公布《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人口调查数据，备受关注的出生人口和自然增长率出炉。
已公布数据的22个省份中，广东省出生人口最多，共计118.31万人，河南省、山东省紧随其后。
9个省区出现人口负增长，包括山西、河北、湖北、上海、江苏、湖南、内蒙古、重庆和黑龙江。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与五年前的峰值——2016年1786万的出生人数，相差700万。
我国2016年至2021年出生人口变化（数据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与十年前2012年的7.43‰相比，下跌明显。
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趋势相伴的，是结婚年龄的迅速延长。
多地经历了初婚年龄进一步“上升”。以安徽省为例，据其民政厅的最新数据，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判断，“当下的中国正处在百年人口大变局的前夜。未来两三年内极可能迎来中国人口增长由正转负的重大转折”。
生育率低，一定是件坏事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告诉南风窗，在生育问题面前，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口总量、生育数量，还要充分考虑人口质量、人口结构。
他还指出，人口调整有窗口期。抓紧时间提高人口素质，也许比催生更有意义。
数字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有段著名的论述：“生孩子以维持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一句通盘的话。所谓通盘的话是因为这里并不指定谁得生孩子。”
但他随后写道：“从具体的个别例子说，实在并没有一定要生孩子的道理，可是，生育既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若是社会不把这件事作为通盘性的责任，社会完整也就乏了保障。谁不愿把这责任让别入去担负，自己优哉游哉地逍遥于为子女做犬马的劬劳之外？”
费老的话扼要地说明，生育长期在中国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强调个体自由的新一代年轻人面前，承担“通盘性责任”的人越发减少。
一个最明显的数字，是国际通行的总和生育率：2.1。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考虑到死亡风险，平均每对夫妇需要生育约2.1个孩子，才能让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
最新数据表明，当下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一数字，是国际学术界认为的“极低生育率”水平。
历年来中国女性总和生育率（图源：网易新闻）
连续十多年人口负增长的日本，总和生育率约1.4。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于今年提出概念——中国人口已经步入“零增长”阶段。
在这一阶段，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正负100万人。而在2021年，全国仅新增7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0.34‰——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跌破1‰。
田丰对南风窗分析，中国学术界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人口拐点”的概念。但今天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口拐点下降速度过快，比预期早，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比预期要大”。
在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中，田丰认为，一孩生育率最值得重视。近年中国一孩生育率锐减，“如果不愿意生一孩时，二孩、多孩就更不可能”。
一孩生育率与何相关？2019年底发布的《生还是不生？来自16万人的生育调查》中指出，主力育龄妇女大幅减少是当前出生人口大幅跳水的重要原因。
《报告》指出，1987年至1992年， “出生人口从峰值2529万大幅降至1875万，导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2013年达到高点1.72亿后迅速下降，2018年降至1.62亿人”。
田丰则认为，在过往的经验里，20岁至29岁是黄金生育年龄，只有在这一年龄段结婚生子，女性才有可能多孩。但现在，人们的初婚年龄往后延长，同时带来一大重要变化——生育结构的改变。
这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国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减少、路径窄，导致了新一代的年轻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竞争过盛、被迫内卷，”田丰说。
“在‘内卷’时代，人们教育年限延长。而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奔向更好的生活，自然要压制生育欲望、牺牲黄金生育年龄，率先实现个人愿景。”
生育文化
极低生育率背后的社会心态是什么？提出“低生育陷阱”概念的学者鲁茨提出三个分析机制，认为低生育率国家如果缺乏政策干预，出生人口会因这些“自我强化”机制持续减少。
一是人口学角度。随着人口负增长惯性，潜在母亲数量的减少将导致出生人口持续降低。
二是社会学机制，即年轻一辈受父辈低生育率的影响而降低生育意愿。
最后一个机制为经济。低生育国家往往伴随人口老龄化，在社会带来的悲观经济预期下，年轻人不愿意生育。
图源：电视剧《82年的金智英》
田丰对南风窗表示，这些年，中国社会一大变迁的表现是：生育文化在家庭、代际之间的冲突。
“中国有传宗接代的生育文化传统，但这种生育文化如今不再流行。我身为70后，习惯了家里有几个小孩的环境。但80后、90后呢？他们认为一个家庭一个小孩才是正常的，取而代之的是‘生育恐惧症’‘养儿无用论’。”
生育文化的变迁，在田丰等社会学家看来，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曾在受访时建议，中国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首先要提振20至44岁青年人的生育信心——“加强适龄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
不过，即使生育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并不意味着低生育社会是不可逆的。多个被低生育困扰的欧亚国家进入21世纪，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回升。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曾在2016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将这些国家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 1.3 以下的极低水平，此后小幅回升至1.5左右，例如日本、德国。
2021年3月，德国共迎来65903名新生儿，创下23年来新高。根据德国的家庭福利政策，新生儿父母可享有共14个月的“带薪产假”，双方可以自由分配产假时间，休产假的一方每月可获得300至1800欧元的“父母津贴”
第二类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曾从 1.2 左右的极低水平大幅回升到1.6至1.8的较高水平，如俄罗斯、爱沙尼亚等——上述趋势与国家经济密切相关；第三类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本来就较高，但近年也在回升，如法国、英国。
第四类国家包括亚洲国家韩国、新加坡，它们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势头较弱，一直徘徊在极低水平。
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8年人口动向调查出生·死亡统计暂定结果》，2018年韩国去年合计出生率为0.98名，这意味着韩国女性在育龄期(15~49岁)生育的平均婴儿数还不到1名。
各国生育率随着各国家庭政策的颁布而变动，但效果不一。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总结：欧洲各国的家庭政策基本都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工作—家庭平衡的支持、对儿童发展的支持、对育儿家庭的财政支持”。
田丰则表示，低生育率的中国社会，很难与其他国家的举措一一类比。
“举个例子，我国不孕不育率近年升高，这并非中国人不想生，而是生不了的问题。而对于这一群体，我们缺乏辅助措施。”
田丰坦言，目前学术界仍未完全弄清楚阻碍中国年轻人生育的原因。
“我们应该先判断，究竟是年轻人打心底不想生，还是生育成本过高阻碍了其生育欲望，亦或是结婚年龄的延长让其错过生育。”
日剧《我，到点下班》中，女主从职场女性角度表示：有了孩子以后女性容易收到母职惩罚
人口总量不是唯一标准
鉴于目前的生育政策难以短期起效，现阶段是时候讨论的“元问题”是：人口负增长，一定是坏事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低生育率是未来中国最大的人口风险。按照目前的超低生育率水平，他预测，“三百年后中国人口将锐减至2800万上下。”
“为防止出现过于严峻的人口亏损问题，尤其是青年赤字和人力短缺，中国需要树立 ‘人口储备’的战略意识。” 穆光宗强调。
田丰告诉南风窗，理解一个国家的人口问题，不止观察人口总量，还要观察该国的人口结构。
“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我国的年轻一代大多数为独生子女。而老龄人口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而持续增长。目前，中国已整体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已整体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他代表了学术界另一派的观点，认为人口总量并非衡量人口问题的唯一要素。中国适度的人口规模，田丰认为，只要人口总量和经济发展相互匹配，足以支撑我国养老事业和社会稳定即可。但在这个阶段，提高人口素质变得重要。
他分析，从社会养老角度来看，我国从“养得起”到“养不起”，有一个大约两代人的时间窗口期——这中间关乎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过程。
因此，“要有高素质的人口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社会整体生产水平，支撑社会的养老成本。”
一个需要思考的命题是，我们的教育如何跟得上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
田丰多年致力青年农民工和青少年文化的研究，曾为“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写过一本名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书。在他的调研里，很多像“三和大神”一样贫穷家庭的小孩有一个共同心态：“他们不再相信教育改变命运，不再把高考当做人生最大的希望，甚至在高考或中考前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
教育也需要跟上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图源：电视剧《小欢喜》）
他因此主张，未来的教育改革应向贫穷家庭的人群倾斜，通过教育给予他们期许，让其坚信接受教育是一种改变命运的手段。
田丰告诉南风窗，现在有两个不同的战略选择。一个是在接下来的窗口期，人口数量保持在较高水平，达到能够养老的人力资源水平。另一个则是在人口规模下降情况下，个人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支撑起沉重的养老成本。”
但他认为，个体是否生育受生育文化影响很大，很难改变一代人的想法。
“我们要做好低生育率下经济发展转型的长期准备，寻找让1个人的生产效率，等于1.5个人的办法。” 田丰说。
（
编辑：韩璐莹
近日，随着各省市陆续公布《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人口调查数据，备受关注的出生人口和自然增长率出炉。
已公布数据的22个省份中，广东省出生人口最多，共计118.31万人，河南省、山东省紧随其后。
9个省区出现人口负增长，包括山西、河北、湖北、上海、江苏、湖南、内蒙古、重庆和黑龙江。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与五年前的峰值——2016年1786万的出生人数，相差700万。
我国2016年至2021年出生人口变化（数据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与十年前2012年的7.43‰相比，下跌明显。
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趋势相伴的，是结婚年龄的迅速延长。
多地经历了初婚年龄进一步“上升”。以安徽省为例，据其民政厅的最新数据，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判断，“当下的中国正处在百年人口大变局的前夜。未来两三年内极可能迎来中国人口增长由正转负的重大转折”。
生育率低，一定是件坏事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告诉南风窗，在生育问题面前，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口总量、生育数量，还要充分考虑人口质量、人口结构。
他还指出，人口调整有窗口期。抓紧时间提高人口素质，也许比催生更有意义。
数字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有段著名的论述：“生孩子以维持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一句通盘的话。所谓通盘的话是因为这里并不指定谁得生孩子。”
但他随后写道：“从具体的个别例子说，实在并没有一定要生孩子的道理，可是，生育既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若是社会不把这件事作为通盘性的责任，社会完整也就乏了保障。谁不愿把这责任让别入去担负，自己优哉游哉地逍遥于为子女做犬马的劬劳之外？”
费老的话扼要地说明，生育长期在中国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强调个体自由的新一代年轻人面前，承担“通盘性责任”的人越发减少。
一个最明显的数字，是国际通行的总和生育率：2.1。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考虑到死亡风险，平均每对夫妇需要生育约2.1个孩子，才能让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
最新数据表明，当下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一数字，是国际学术界认为的“极低生育率”水平。
历年来中国女性总和生育率（图源：网易新闻）
连续十多年人口负增长的日本，总和生育率约1.4。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于今年提出概念——中国人口已经步入“零增长”阶段。
在这一阶段，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正负100万人。而在2021年，全国仅新增7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0.34‰——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跌破1‰。
田丰对南风窗分析，中国学术界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人口拐点”的概念。但今天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口拐点下降速度过快，比预期早，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比预期要大”。
在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中，田丰认为，一孩生育率最值得重视。近年中国一孩生育率锐减，“如果不愿意生一孩时，二孩、多孩就更不可能”。
一孩生育率与何相关？2019年底发布的《生还是不生？来自16万人的生育调查》中指出，主力育龄妇女大幅减少是当前出生人口大幅跳水的重要原因。
《报告》指出，1987年至1992年， “出生人口从峰值2529万大幅降至1875万，导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2013年达到高点1.72亿后迅速下降，2018年降至1.62亿人”。
田丰则认为，在过往的经验里，20岁至29岁是黄金生育年龄，只有在这一年龄段结婚生子，女性才有可能多孩。但现在，人们的初婚年龄往后延长，同时带来一大重要变化——生育结构的改变。
这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国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减少、路径窄，导致了新一代的年轻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竞争过盛、被迫内卷，”田丰说。
“在‘内卷’时代，人们教育年限延长。而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奔向更好的生活，自然要压制生育欲望、牺牲黄金生育年龄，率先实现个人愿景。”
生育文化
极低生育率背后的社会心态是什么？提出“低生育陷阱”概念的学者鲁茨提出三个分析机制，认为低生育率国家如果缺乏政策干预，出生人口会因这些“自我强化”机制持续减少。
一是人口学角度。随着人口负增长惯性，潜在母亲数量的减少将导致出生人口持续降低。
二是社会学机制，即年轻一辈受父辈低生育率的影响而降低生育意愿。
最后一个机制为经济。低生育国家往往伴随人口老龄化，在社会带来的悲观经济预期下，年轻人不愿意生育。
图源：电视剧《82年的金智英》
田丰对南风窗表示，这些年，中国社会一大变迁的表现是：生育文化在家庭、代际之间的冲突。
“中国有传宗接代的生育文化传统，但这种生育文化如今不再流行。我身为70后，习惯了家里有几个小孩的环境。但80后、90后呢？他们认为一个家庭一个小孩才是正常的，取而代之的是‘生育恐惧症’‘养儿无用论’。”
生育文化的变迁，在田丰等社会学家看来，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曾在受访时建议，中国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首先要提振20至44岁青年人的生育信心——“加强适龄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
不过，即使生育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并不意味着低生育社会是不可逆的。多个被低生育困扰的欧亚国家进入21世纪，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回升。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曾在2016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将这些国家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 1.3 以下的极低水平，此后小幅回升至1.5左右，例如日本、德国。
2021年3月，德国共迎来65903名新生儿，创下23年来新高。根据德国的家庭福利政策，新生儿父母可享有共14个月的“带薪产假”，双方可以自由分配产假时间，休产假的一方每月可获得300至1800欧元的“父母津贴”
第二类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曾从 1.2 左右的极低水平大幅回升到1.6至1.8的较高水平，如俄罗斯、爱沙尼亚等——上述趋势与国家经济密切相关；第三类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本来就较高，但近年也在回升，如法国、英国。
第四类国家包括亚洲国家韩国、新加坡，它们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势头较弱，一直徘徊在极低水平。
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8年人口动向调查出生·死亡统计暂定结果》，2018年韩国去年合计出生率为0.98名，这意味着韩国女性在育龄期(15~49岁)生育的平均婴儿数还不到1名。
各国生育率随着各国家庭政策的颁布而变动，但效果不一。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总结：欧洲各国的家庭政策基本都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工作—家庭平衡的支持、对儿童发展的支持、对育儿家庭的财政支持”。
田丰则表示，低生育率的中国社会，很难与其他国家的举措一一类比。
“举个例子，我国不孕不育率近年升高，这并非中国人不想生，而是生不了的问题。而对于这一群体，我们缺乏辅助措施。”
田丰坦言，目前学术界仍未完全弄清楚阻碍中国年轻人生育的原因。
“我们应该先判断，究竟是年轻人打心底不想生，还是生育成本过高阻碍了其生育欲望，亦或是结婚年龄的延长让其错过生育。”
日剧《我，到点下班》中，女主从职场女性角度表示：有了孩子以后女性容易收到母职惩罚
人口总量不是唯一标准
鉴于目前的生育政策难以短期起效，现阶段是时候讨论的“元问题”是：人口负增长，一定是坏事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低生育率是未来中国最大的人口风险。按照目前的超低生育率水平，他预测，“三百年后中国人口将锐减至2800万上下。”
“为防止出现过于严峻的人口亏损问题，尤其是青年赤字和人力短缺，中国需要树立 ‘人口储备’的战略意识。” 穆光宗强调。
田丰告诉南风窗，理解一个国家的人口问题，不止观察人口总量，还要观察该国的人口结构。
“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我国的年轻一代大多数为独生子女。而老龄人口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而持续增长。目前，中国已整体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已整体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他代表了学术界另一派的观点，认为人口总量并非衡量人口问题的唯一要素。中国适度的人口规模，田丰认为，只要人口总量和经济发展相互匹配，足以支撑我国养老事业和社会稳定即可。但在这个阶段，提高人口素质变得重要。
他分析，从社会养老角度来看，我国从“养得起”到“养不起”，有一个大约两代人的时间窗口期——这中间关乎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过程。
因此，“要有高素质的人口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社会整体生产水平，支撑社会的养老成本。”
一个需要思考的命题是，我们的教育如何跟得上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
田丰多年致力青年农民工和青少年文化的研究，曾为“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写过一本名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书。在他的调研里，很多像“三和大神”一样贫穷家庭的小孩有一个共同心态：“他们不再相信教育改变命运，不再把高考当做人生最大的希望，甚至在高考或中考前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
教育也需要跟上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图源：电视剧《小欢喜》）
他因此主张，未来的教育改革应向贫穷家庭的人群倾斜，通过教育给予他们期许，让其坚信接受教育是一种改变命运的手段。
田丰告诉南风窗，现在有两个不同的战略选择。一个是在接下来的窗口期，人口数量保持在较高水平，达到能够养老的人力资源水平。另一个则是在人口规模下降情况下，个人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支撑起沉重的养老成本。”
但他认为，个体是否生育受生育文化影响很大，很难改变一代人的想法。
“我们要做好低生育率下经济发展转型的长期准备，寻找让1个人的生产效率，等于1.5个人的办法。” 田丰说。
（
编辑：韩璐莹
离婚时女方没有正式工作能否取得孩子的抚养权
【本文标题和网址，转载请注明来源】女方结婚2年不孕, 财产怎样分割给男方(结婚八年财产如何分割) http://www.gdmzwhlytsq.com/hyxw/352775.html
首页
找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