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法院的判决、裁定进行法律监督的主要手段，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
检察机关正确行使刑事抗诉职能，不仅可以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也维护了被害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了司法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后，法院对证据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定罪量刑的标准越来越严，加上量刑建议、庭前会议，让案件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量刑环节的争议得以解决。客观上造成抗诉案件数量的下降。

一、抗诉工作的基本要求
1、依法
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独立公正的开展刑事抗诉工作，不受地方保护、部门利益、考核要求影响，防止滥用抗诉权或者怠于行使抗诉权。
实践中，一是该抗不抗，抗诉意识不强，怕影响法院关系，重配合轻监督。即使发现错误也不愿意提出抗诉。
二是不该抗诉而抗诉，滥用抗诉权、违背法律规定提出抗诉。
2、准确
案件质量是最重要的底线，要保证案件质量、审查案件要有专业性、精细化，全面把握刑事抗诉的条件和标准。
既要抗诉，又要能够准确抗诉。
3、及时
及时是刑事抗诉的工作效率要求。要严格遵守刑事抗诉案件的期限规定，对符合抗诉条件和标准的案卷，及时提出抗诉。
特别对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裁定，要提高审查效率。
4、有效
刑事抗诉工作要有实际效果，关注社会热点，回应公众的关切，突出监督重点，及时化解矛盾。
二、刑事抗诉的条件
（一）法定条件
1、刑事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采信证据是否有错误。
（1）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的事实与证据不一致，所认定的事实没有充分证据证实
认定的事实与裁判结论有重大矛盾；有新的证据证明刑事判决或者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
例如，原审以证据不足作出的无罪判决，判决后发现新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实践中一般应当作重新起诉处理。
判决后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审认定的犯罪时间、地点与客观事实有出入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一般就不作抗诉处理，以其他方式予以监督。
（2）刑事判决或裁定采信证据确有错误，导致定性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
认定事实的证据不确实的，证据不足的，证据应当排除而未排除的；主要证据直接存在矛盾，无法合理解释；不应当排除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因被告人翻供、证人改变证言，判决无罪或者改变事实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的。
2、刑事判决或者裁定在适用法律方面是否确有错误
（1）定罪错误；（2）量刑错误；（3）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所做的判决、裁定明显不当的。
根据最高检《关于加强和改进刑事抗诉工作的意见》法律适用方面，一般不应当提出抗诉：1是法律规定不明确，确有争议，抗诉的法律依据不充分；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形，量刑偏轻的；被告人患有重要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正在哺乳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唯一抚养人，量刑较轻的；被告人认罪并积极赔偿损失，被告人已经认罪并积极赔偿损失，取得个人谅解，量刑较轻的。
3、人民法院在审判中是否有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
程序公正是司法工作的应有内容。违反回避规定，审判合议庭组成不合法，证人证言未经庭审质证作为定案根据，或法院根据律师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和自行调取证据未经庭审辨认的；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力的；具有中止情形而做出判决的；合议庭没有评议直接做出判决的，等。
4、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期间是否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一是审判人员违法犯罪。二是违法行为要查证属实，不能仅仅是嫌疑。三是审判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与本案有关。
（二）客观条件
确有抗诉必要是刑事抗诉的客观条件。对一些严重的错误以抗诉的方式进行监督，对其他错误采用纠正违法通知书、提出纠正意见等其他方式监督。
《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据此，抗诉是人民检察院发现或者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提请审判机关依法重新审理并予以纠正的诉讼行为。
抗诉通常分为对一审未生效裁判的抗诉和对生效裁判的抗诉两种，前者也叫上诉审程序的抗诉，后者也叫再审程序的抗诉。《刑事诉讼法》第181条所指的是对一审未生效判决、裁定的抗诉。
有权对一审未生效判决、裁定抗诉的机关，是一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
检察机关主动抗诉案例
2014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网上新闻发布厅发布了三起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经过检察机关的抗诉，原本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的抢劫、盗窃犯，二审刑期增加到了十一年；原本被判死缓的杀人犯，二审改判死刑，立即执行；一审被重判的犯抢劫罪的未成年人得以从轻判刑。
以下是三起指导性案例，看看检察机关为什么要抗诉。
第一起案例
抢劫犯陈邓昌经常入室盗窃，数额较大。有一次，他携带螺丝刀等作案工具进入了一个出租屋盗窃了100元，没想到在客厅遇到了被害人，于是就以铁锤威胁对方不准喊叫，并逃离现场。
一审判决，法院以抢劫罪和盗窃罪判处陈邓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一审后，检察院提出抗诉，要求对陈邓昌以“入户抢劫”定罪处罚。
检察机关在抗诉意见当中强调，“入户抢劫”不仅严重侵犯公民财产所有权，更是危及公民的人身安全。因为被害人处于封闭的场所，通常无法求救，与发生在户外的一般抢劫相比，被害人的身心会受到更为严重的惊吓或者是伤害。
根据刑法的规定，“入户抢劫”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佛山中院二审采纳抗诉意见，依法改判陈邓昌犯抢劫罪，最后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12000元。最高检研究室副主任韩耀元分析了检察院抗诉的原因。
韩耀元：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重罪轻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应当提出抗诉。
第二起案例
郭明先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被告人郭明先，曾经因为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入狱，而后刑满释放。但是出狱之后若干年里面，他又多次应他人之邀参与打杀，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打手，先后杀死1人，重伤2人，轻伤4人。
一审法院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郭明先死缓。检察院提出抗诉。理由是郭明先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继续犯罪，且罪行极其严重、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四川省高院二审采纳了抗诉意见。最高检研究室副主任韩耀元做出分析。
韩耀元：这个案例对正确理解和把握死刑适用条件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死刑依法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爆炸等涉黑、涉恐、涉暴刑事案件中罪行极其严重，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严重危害公民生命权，或者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被告人，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人民法院未判处死刑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第三起案例
张某、沈某某等七人抢劫案是一起涉及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沈某某、胡某某、许某都是未成年人，都曾因抢劫罪或者盗窃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们在成年人张某教唆、召集和提供帮助下，多次在上海市内公共场所实施抢劫。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几个未成年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5年，5年六个月和七年，检察院以原判决量刑偏重，不够成累犯等为由提出抗诉。二审法院采纳了抗诉意见，改判为四年、五年六个月、五年。
最高检指出，办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起诉，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系犯罪集团的组织者或者其他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或者具有其他不宜分案起诉情形的可以不分案起诉，谈到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问题，韩耀元说，或者直接说未成年人量刑不同。
韩耀元：办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综合考量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属于初犯、偶犯、犯罪后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
通 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指引》已经2017年7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2月14日
（2017年7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刑事抗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权。通过刑事抗诉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树立和维护法治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为规范刑事抗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抗诉案件适用本指引。
第三条 办理刑事抗诉案件，应当坚持依法、准确、及时、有效的基本要求。提出或者支持抗诉的案件，应当充分考虑抗诉的必要性。
涉及未成年人的，应当将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案件作为抗诉重点。
第四条 办理刑事抗诉案件，按照司法责任制改革确定的办案、审批机制运行。
第二章 刑事抗诉案件的启动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通过审查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裁定、受理申诉等活动，监督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的规定》等规定。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现尚未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
（一）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书、裁定书后，人民检察院通过指定专人审查发现错误；
（二）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在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在法定抗诉期限内提出是否抗诉的意见；
（三）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由上下两级人民检察院同步审查。作出一审判决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是同步审查的主要责任主体，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负督促和制约的责任；
（四）其他途径。
第七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在抗诉期限内，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而没有提出抗诉的案件，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下级人民检察院在抗诉期限内未能及时提出抗诉的，应当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现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
（一）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裁定书后，人民检察院通过指定专人审查发现错误；
（二）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提出申诉，刑事申诉检察部门经复查发现错误；
（三）根据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转送的材料和反映的意见，对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裁定审查后发现错误；
（四）在办案质量检查和案件复查等工作中，发现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
（五）出现新的证据，发现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裁定错误；
（六）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其他案件已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
（七）其他途径。
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直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者指令作出生效判决、裁定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三章 抗诉情形与不抗诉情形
第九条 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
（一）原审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导致定罪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
1．刑事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一致的；
2．认定的事实与裁判结论有矛盾的；
3．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
（二）原审判决或裁定采信证据确有错误，导致定罪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
1．刑事判决、裁定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确实的；
2．据以定案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或者所证明的案件事实与裁判结论之间缺乏必然联系的；
3．据以定案的证据依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未被排除的；
4．不应当排除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或者不予采信的；
5．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
6．因被告人翻供、证人改变证言而不采纳依法收集并经庭审质证为合法、有效的其他证据，判决无罪或者改变事实认定的；
7．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无罪或者改变事实认定的。
（三）原审判决或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1．定罪错误，即对案件事实进行评判时发生错误：
（1）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的；
（2）混淆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造成罪刑不相适应，或者在司法实践中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
2．量刑错误，即适用刑罚与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不相适应，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导致量刑明显不当：
（1）不具有法定量刑情节而超出法定刑幅度量刑的；
（2）认定或者适用法定量刑情节错误，导致未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
（3）共同犯罪案件中各被告人量刑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明显不相适应或者不均衡的；
（4）适用主刑刑种错误的；
（5）适用附加刑错误的；
（6）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缓刑错误的；
（7）适用刑事禁止令、限制减刑错误的。
（四）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有下列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情形之一，可能影响公正裁判的：
1．违反有关公开审判规定的；
2．违反有关回避规定的；
3．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的；
4．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5．除另有规定的以外，证据材料未经庭审质证直接采纳作为定案根据，或者人民法院依申请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和合议庭休庭后自行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没有经过庭审质证而直接采纳作为定案根据的；
6．由合议庭进行审判的案件未经过合议庭评议直接宣判的；
7．违反审判管辖规定的；
8．其他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情形的。
（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所作判决、裁定明显不当的。
（六）人民法院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所作的裁定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行为，影响公正审判的。
第十条 下列案件一般不提出抗诉：
（一）原审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采信证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被告人提出罪轻、无罪辩解或者翻供后，认定犯罪性质、情节或者有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无法排除，导致人民法院未认定起诉指控罪名或者相关犯罪事实的；
2．刑事判决改变起诉指控罪名，导致量刑差异较大，但没有足够证据或者法律依据证明人民法院改变罪名错误的；
3．案件定罪事实清楚，因有关量刑情节难以查清，人民法院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处罚的；
4．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后，证明部分或者全部案件事实的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人民法院不予认定该部分案件事实或者判决无罪的。
（二）原审判决或裁定适用法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法律规定不明确、存有争议，抗诉的法律依据不充分的；
2．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量刑偏轻的；
3．被告人系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量刑偏轻的；
4．被告人认罪并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量刑偏轻的。
（三）人民法院审判活动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其严重程度不足以影响公正裁判，或者判决书、裁定书存在技术性差错，不影响案件实质性结论的，一般不提出抗诉。必要时以纠正审理违法意见书形式监督人民法院纠正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形，或者以检察建议书等形式要求人民法院更正法律文书中的差错。
（四）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原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严重错误或者社会反响强烈的以外，一般不提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抗诉：
1．被告人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
2．定罪的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主要证据存有疑问的；
3．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被告人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方谅解的；
4．罪犯被送交监狱执行刑罚后，认罪服法，狱中表现较好，且死缓考验期限将满的。
（五）原审判决或裁定适用的刑罚虽与法律规定有偏差，但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社会认同的。
（六）未成年人轻微刑事犯罪案件量刑偏轻的。
第四章 刑事抗诉案件的审查
第十一条 审查刑事抗诉案件，应当坚持全案审查和重点审查相结合原则，并充分听取辩护人的意见。重点审查抗诉主张在事实、法律上的依据以及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
第十二条 办理刑事抗诉案件，应当严格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全面、细致地审查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以及诉讼程序，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准确分析认定人民法院原审裁判是否确有错误，根据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决定是否提出（请）抗诉。
（一）对刑事抗诉案件的事实，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1．犯罪动机、目的是否明确；
2．犯罪手段是否清楚；
3．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是否查明；
4．犯罪的危害后果是否查明；
5．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二）对刑事抗诉案件的证据，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1．认定犯罪主体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2．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3．涉及犯罪性质、认定罪名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4．涉及量刑情节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5．提出抗诉的刑事案件，支持抗诉意见的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
6．抗诉证据之间、抗诉意见与抗诉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7．抗诉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三）对刑事抗诉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1．适用法律和引用法律条文是否正确；
2．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认定是否正确；
3．具有法定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4．适用刑种和量刑幅度是否正确；
5．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裁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第十三条 审查抗诉案件一般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认真研究抗诉书或提请抗诉报告书，熟悉案件的基本情况、重点了解不同诉讼阶段认定案件事实的差异，公诉意见、历次判决或裁定结论有何差异，将判决或裁定理由与抗诉理由或提请抗诉的理由进行对比，初步分析案件分歧的焦点所在；
（二）审阅起诉书、判决书或裁定书，核对抗诉书或提请抗诉报告书所列举的公诉意见、判决或裁定结论、判决或裁定理由等内容是否存在错误；
（三）审阅卷中证据材料。在全面审阅的基础上，重点审查判决、裁定认定案件事实所采信的证据，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提请抗诉所认定的证据，特别是对认定事实有分歧的，应当仔细审查各分歧意见所认定、采信的证据；
（四）根据卷中证据情况，提出对案件事实的初步认定意见，注意与判决、裁定的认定意见有无不同；
（五）初步列出案件分歧的焦点问题，包括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以及法律适用方面的分歧意见等；
（六）分析判决、裁定是否存在错误，提出抗诉或提请抗诉的理由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存在疏漏，研判是否支持抗诉或决定抗诉；
（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必要时可以到案发地复核主要证据，对尚不清楚的事实和情节提取新的证据；
（八）根据复核证据的情况，进一步提出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和适用法律的意见，分析判决、裁定是否确有错误，抗诉理由是否充分，最后提出是否支持抗诉或者决定抗诉的审查意见。
第十四条 办理刑事抗诉案件，应当讯问原审被告人，并根据案件需要复核或者补充相关证据。
需要原侦查机关补充收集证据的，可以要求原侦查机关补充收集。被告人、辩护人提出自首、立功等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材料和线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管辖规定交侦查机关调查核实，也可以自行调查核实。发现遗漏罪行或者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侦查。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向侦查人员调查了解原案的发破案、侦查取证活动等情况。
在对涉及专门技术问题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时，可以委托检察技术人员或者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文证审查，或者请其提供咨询意见。检察技术人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具的审查意见或者咨询意见应当附卷，并在案件审查报告中说明。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死刑抗诉案件，除依照本指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审查外，还应当重点开展下列工作：
（一）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原审被告人的辩解；
（二）必要时听取辩护人的意见；
（三）复核主要证据，必要时询问证人；
（四）必要时补充收集证据；
（五）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可以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六）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抗诉案件过程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的，应当对案件线索逐件登记、审查，经检察长批准，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单位办理。
第十七条 承办人审查后，应当制作刑事抗诉案件审查报告，阐明是否提出抗诉或者是否支持抗诉的意见。
刑事抗诉案件审查报告应当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格式，并重点把握以下要求：
（一）充分认识审查报告制作质量直接影响对案件的审核和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
（二）承办人制作审查报告，可以根据案件汇报的需要及案件本身的特点作适当的调整；
（三）事实叙写应当清晰、完整、客观，不遗漏关键的事实、情节；
（四）证据摘录一般按照先客观性证据后主观性证据的顺序进行列举，以客观性证据为基础构建证据体系，对客观性证据优先审查、充分挖掘、科学解释、全面验证；同时，要防止唯客观性证据论的倾向，防止忽视口供，对口供在做到依法审查、客观验证基础上充分合理使用；
（五）引用判决或裁定的理由和结论应当全面客观，分析判决或裁定是否错误应当有理有据；
（六）审查意见应当注重层次性、针对性、逻辑性和说理性；
（七）对存在舆情等风险的案件，应当提出风险评估和预案处置意见。
第五章 按照第二审程序抗诉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严格落实对人民法院判决、裁定逐案审查工作机制。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在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后，应当及时审查，承办检察官应当填写刑事判决、裁定审查表，提出处理意见。
对于下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抗诉案件中遇到干扰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协调和排除干扰工作，以保证抗诉工作顺利开展。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抗诉，应当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以内提出；对裁定的抗诉，应当在接到裁定书后的第二日起五日以内提出。提出抗诉应当以抗诉书送达同级人民法院为准，不得采取口头通知抗诉的方式。
第二十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在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制作抗诉请求答复书，在收到请求后五日以内答复请求人。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收到人民法院判决书五日以后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由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受理。
第二十一条 办理职务犯罪抗诉案件，应当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和《关于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进一步加强同步审查监督工作的通知》等要求，重点解决职务犯罪案件重罪轻判问题。
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认为应当抗诉的，应当在法定时限内依法提出抗诉，并且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下级人民检察院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书后，应当在二日以内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抗诉的，应当及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不应当抗诉的，应当将不抗诉的意见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不同意下级人民检察院不抗诉意见的，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调卷审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经调卷审查认为确有抗诉必要的，应当报检察长决定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抗诉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上下两级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已经同步审查的，上一级人民法院针对同一案件作出的第二审裁判，收到第二审裁判书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及时审查，一般不再报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同步审查。
第二十二条 决定抗诉的案件应当制作刑事抗诉书。刑事抗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原判决、裁定情况；
（二）审查意见；
（三）抗诉理由。
刑事抗诉书应当充分阐述抗诉理由。
第二十三条 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刑事抗诉书和检察卷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经本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当一并报送本院检察委员会会议纪要。
第二十四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支持或者部分支持抗诉意见的，可以变更、补充抗诉理由，及时制作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阐明支持或者部分支持抗诉的意见和理由，在同级人民法院开庭之前送达人民法院，同时通知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五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不支持抗诉的，承办部门应当制作撤回抗诉决定书，在同级人民法院开庭之前送达人民法院，同时通知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并向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书面说明撤回抗诉理由。
第二十六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不当的，可以提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复议，并另行指派专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报告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同意后，将复议结果书面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按照第一审程序审判的案件，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重新审判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
第六章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
第二十八条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适用行为时的法律。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包括：
（一）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
（二）终审的判决和裁定；
（三）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的判决和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
第三十条 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案件，原则上应当自人民法院作出裁判之日起二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需要复核主要证据的，可以延长一个月。属于冤错可能等事实证据有重大变化的案件，可以不受上述期限限制。
对于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错误提请抗诉的，一般应当在收到生效判决、裁定后三个月以内提出，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
对于人民法院第一审宣判后人民检察院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抗诉，或者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未提出抗诉的案件，没有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的，一般不得为加重被告人刑罚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被害人提出申诉或上级人民检察院指令抗诉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案件，应当制作提请抗诉报告书。提请抗诉报告书应当依次写明原审被告人基本情况，诉讼经过，审查认定后的犯罪事实，一审人民法院、二审人民法院的审判情况，判决、裁定错误之处，提请抗诉的理由和法律依据，本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情况等。
第三十二条 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提请抗诉报告书一式十份和侦查卷、检察卷、人民法院审判卷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经本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当一并报送本院检察委员会会议纪要。
调阅人民法院的案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案件，原则上应当自收案之日起一个半月以内作出决定；需要复核主要证据或者侦查卷宗在十五册以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需要征求其他单位意见或者召开专家论证会的，可以再延长半个月。
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自收案之日起三个月以内作出决定。
属于冤错可能等事实证据有重大变化的案件，可以不受上述期限限制。
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再自行缩短办案期限；对原判死缓而抗诉要求改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原则上不得延长期限。
第三十四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抗诉后，应当制作刑事抗诉书，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为由提出的抗诉，提出抗诉时应向人民法院移送新证据。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应当将抗诉书副本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需要对原审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
第三十六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抗诉的，应当向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做好不抗诉理由的解释说明工作，一般采用书面方式。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刑事申诉案件作出决定后，应当制作审查提请抗诉通知书，通知提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七章 出席刑事抗诉案件法庭
第三十七条 对提出抗诉的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人民法院决定召开庭前会议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参加，依法履行职责。
第三十八条 检察员出席刑事抗诉法庭的任务是：
（一）支持抗诉，对原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或者裁定提出纠正意见；
（二）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三）对法庭审理案件有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况进行监督；
（四）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第三十九条 收到刑事抗诉案件开庭通知书后，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应当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熟悉案情和证据情况，了解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材料是否发生变化；
（二）深入研究与本案有关的法律、政策问题，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
（三）制作出庭预案；
（四）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决定支持抗诉的，应当制作支持抗诉意见书，并在开庭前送达同级人民法院。
第四十条 出庭预案一般应当包括：
（一）讯问原审被告人提纲；
（二）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侦查人员提纲；
（三）出示物证，宣读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播放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举证和质证方案；
（四）支持抗诉的事实、证据和法律意见；
（五）对原审被告人、辩护人辩护内容的预测和答辩要点；
（六）对庭审中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况的预测和相应的对策。
第四十一条 庭审开始前，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应当做好以下预备工作：
（一）了解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以及其他应当到庭的诉讼参与人是否已经到庭；
（二）审查合议庭的组成是否合法；刑事抗诉书副本等诉讼文书的送达期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是否指定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三）审查到庭被告人的身份材料与刑事抗诉书中原审被告人的情况是否相符；审判长告知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是否清楚、完整；审判长对回避申请的处理是否正确、合法。法庭准备工作结束，审判长征求检察员对法庭准备工作有无意见时，出庭的检察员应当就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请审判长予以纠正，或者表明没有意见。
第四十二条 审判长或者审判员宣读原审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后，由检察员宣读刑事抗诉书。宣读刑事抗诉书时应当起立，文号及正文括号内的内容不宣读，结尾读至“此致某某人民法院”止。
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出庭检察员应当在宣读刑事抗诉书后宣读支持抗诉意见书，引导法庭调查围绕抗诉重点进行。
第四十三条 检察员在审判长的主持下讯问被告人。讯问应当围绕抗诉理由以及对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有争议的部分进行，对没有异议的事实不再全面讯问。
讯问时应当先就原审被告人过去所作的供述和辩解是否属实进行讯问。如果被告人回答不属实，应当讯问哪些不属实。针对翻供，可以讯问翻供理由，利用被告人供述的前后矛盾进行讯问，或者适时举出相关证据予以反驳。
讯问时应当注意方式、方法，讲究技巧和策略。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不清、不全、前后矛盾，或者供述和辩解明显不合情理，或者供述和辩解与已查证属实的证据相矛盾的问题，应当讯问。与案件无关、被告人已经供述清楚或者无争议的问题，不再讯问。
讯问被告人应当有针对性，语言准确、简练、严密。
对辩护人已经发问而被告人作出客观回答的问题，一般不进行重复讯问。辩护人发问后，被告人翻供或者回答含糊不清的，如果涉及案件事实、性质的认定或者影响量刑的，检察员必须有针对性再讯问。辩护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或者采取不适当的发问语言和态度的，检察员应当及时请求合议庭予以制止。
在法庭调查结束前，检察员可以根据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审判长（审判员）发问的情况，进行补充讯问。
第四十四条 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需要出庭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申请人民法院通知并安排出庭作证。
对于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证人的证言笔录，检察员应当当庭宣读。对于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存在疑问、确实需要证人出庭作证，且可以强制其到庭的，检察员应当建议人民法院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和接受质证。
向证人发问，应当先由提请通知的一方进行；发问时可以要求证人就其所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进行陈述，也可以直接发问。发问完毕后，经审判长准许，对方也可以发问。
检察员对证人发问，应当针对证言中有遗漏、矛盾、模糊不清和有争议的内容，并着重围绕与定罪量刑紧密相关的事实进行。发问应当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做到简洁清楚。
证人进行虚假陈述的，应当通过发问澄清事实，必要时还应当出示、宣读证据配合发问。
询问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照询问证人的规定进行。
第四十五条 需要出示、宣读、播放原审期间已移交人民法院的证据的，出庭的检察员可以申请法庭出示、宣读、播放。
需要移送证据材料的，在审判长宣布休庭后，检察员应当与审判人员办理交接手续。无法当庭移交的，应当在休庭后三日以内移交。
第四十六条 审判人员通过调查核实取得并当庭出示的新证据，检察员应当进行质证。
第四十七条 检察员对辩护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材料，应当积极参与质证。质证时既要对辩护人所出示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发表意见，也要注意辩护人的举证意图。如果辩护人运用该证据材料所说明的观点不能成立，应当及时予以反驳。对辩护人、当事人、原审被告人出示的新的证据材料，检察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进行讯问、质证，并就该证据材料的合法性、证明力提出意见。
第四十八条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开始进行法庭辩论时，检察员应当发表抗诉案件出庭检察员意见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论证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证据错误之处；
（二）指明被告人犯罪行为性质、严重程度，评析抗诉理由；
（三）论证原审判决书适用法律、定罪量刑是否正确，有误的，应提出改判的建议。
第四十九条 检察员对原审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观点，认为需要答辩的，应当在法庭上进行答辩。答辩应当抓住重点，主次分明。与案件无关或者已经辩论过的观点和内容，不再答辩。
第五十条 对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确有错误的，如果案件是依照第一审程序审判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案件是依照第二审程序审判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对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申诉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确有错误的，由派员出席法庭的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部门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办理。
第八章 刑事抗诉工作机制
第五十一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于拟抗诉的重大案件，应当在决定抗诉前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汇报。上级人民检察院要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组织开展工作情况通报、工作经验推广、案件剖析评查、优秀案件评选、典型案例评析、业务研讨培训、庭审观摩交流等活动，推动刑事抗诉工作发展。
第五十二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刑事抗诉个案和类案专项指导，主动帮助下级人民检察院解决办案中遇到的问题，排除阻力和干扰。对于重大普通刑事案件、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疑难复杂案件、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反映强烈的案件以及其他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抗诉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抗诉前工作指导，必要时可以同步审查，确保抗诉质量。
第五十三条 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时，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应当依法列席。列席人员应当在会前熟悉案情、准备意见和预案，在会上充分阐述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和理由。承办检察官应当按照列席要求，为检察长或者受委托的副检察长做好准备工作。
第五十四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与同级人民法院有关审判庭加强经常性的工作联系，就办理抗诉案件中认识分歧、法律政策适用等问题充分沟通交流。
第五十五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引起媒体关注的敏感刑事抗诉案件，应当建立快速反应工作机制，依法查明事实真相，适时公开相关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主动接受舆论监督，树立人民检察院维护司法公正的良好形象。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指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规则有哪些，什么情况下有权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不予监督受理的救济途径——复查申请
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或行政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或行政判决、裁定，有权提出抗诉。
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行政判决、裁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抗诉。
第三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所认定事实没有证据或者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
(二)原判决、裁定对有足够证据支持的事实不予认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采信了伪证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的;
(四)原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进行调查取证，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认定事实的;
(五)原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进行调查取证，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认定事实的;
(六)原判决、裁定所采信的鉴定结论的鉴定程序违法或者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的;
(七)原审法院应当进行鉴定或者勘验而未鉴定、勘验的;
(八)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错误认定法律关系性质的;
(二)原判决、裁定错误认定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
(三)原判决、裁定确定权利归属、责任承担或者责任划分发生错误的;
(四)原判决遗漏诉讼请求或者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判令被告承担责任的;
(五)原判决、裁定对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或者对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的;
(六)适用法律错误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提出抗诉：
(一)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书记员依法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二)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未经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裁定的;
(三)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未经传票传唤而缺席判决、裁定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六条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民事案件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
第三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提出抗诉：
(一)人民法院对依法应予受理的行政案件，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
(二)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当事人撤诉违反法律规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至八十六条的规定适用法律、法规、规章的;
(四)原判决、裁定错误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存在或者效力的;
(五)原判决、裁定认定行政事实行为是否存在、合法发生错误的;
(六)原判决、裁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举证责任规则的;
(七)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八)原判决确定权利归属或责任承担违反法律规定的;
(九)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十)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行为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八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由检察长批准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三十九条抗诉应当由有抗诉权的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
第四十条人民检察院决定抗诉的案件，应当制作《抗诉书》。《抗诉书》应当载明：案件
《抗诉书》由检察长签发，加盖人民检察院印章。
第四十一条抗诉书副本应当送达当事人，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二条人民检察院发现本院抗诉不当的，应当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撤回抗诉。
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抗诉，应当制作《撤回抗诉决定书》，送达同级人民法院，通知当事人，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三条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不当的，有权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决定。
下级人民检察院接到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撤销抗诉决定书》，应当制作《撤回抗诉决定书》，送达同级人民法院，通知当事人，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依据2021年8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人民检察院民事监督规则》第一百二十六条 当事人认为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作出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存在明显错误的，可以在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作出之日起一年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查一次。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经初核，发现可能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移送本院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审查处理：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有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四）有证据证明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的；
（五）有证据证明检察人员办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行为的；
（六）其他确有必要进行复查的。
负责民事检察的部门审查后，认为下一级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错误，应当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予以撤销并依法提出抗诉；认为不存在错误，应当决定复查维持，并制作《复查决定书》，发送申请人。
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职权复查下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的案件。
对复查案件的审查期限，参照本规则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当事人申请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的案件，应当在三个月内审查终结并作出决定，但调卷、鉴定、评估、审计、专家咨询等期间不计入审查期限。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厅长
一级高级检察官 元明
2021年6月党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强化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监督”“综合运用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及时纠正定罪量刑明显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问题”“完善审判监督工作机制”。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意见》要求，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尤为重要。
一、刑事抗诉的基本定位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刑事抗诉是刑事审判监督的重要手段，依照法定职权通过诉讼程序，对法院作出的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要求进行改判。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的二审抗诉和再审抗诉制度，其性质都是法律监督。刑事抗诉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专有权力，是对法院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对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树立和维护法治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积极适应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检察改革的要求，履行刑事抗诉职责，依法办理了一大批抗诉案件，成效显著。进入新时代，为落实《意见》对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决定由最高检第二检察厅牵头统筹刑事审判监督综合指导工作，并增设专门办案组，不断加强刑事抗诉业务指导，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法律智慧和监督智慧，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新期待，加大刑事抗诉工作力度，进一步提升刑事抗诉工作能力和水平。
二、刑事抗诉的现状及问题
从业务数据来看，当前刑事抗诉工作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出刑事抗诉8903件，同比上升7.2%；法院同期审结6099件，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4069件，占审结总数的66.7%，同比减少0.4个百分点；检察机关撤回抗诉2000余件，同比有所上升。2021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提出刑事抗诉6733件，同比上升8.9%；法院同期审结4275件，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2846件，占审结总数的66.6%，同比增加0.3个百分点；检察机关撤回抗诉同比有所上升。
从各地反映情况看，刑事抗诉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二审撤回抗诉率、二审抗诉意见采纳率、再审抗诉意见采纳率等方面同比均有所下降，部分指标下降明显，反映出检察人员对刑事抗诉标准把握不准，抗诉案件的质量下降较大。抗诉案件改判数及改判率的大幅下降以及维持原判率的大幅上升，反映出刑事抗诉案件的抗诉理由和抗诉意见被法院采纳的比例下降，而发回重审率的上升进一步增加了所办案件的“案-件比”，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和司法成本，办案效果有待提升。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做了进一步调研分析。近年来，随着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刑事司法标准趋于统一，加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和量刑规范化的推进开展，刑事裁判质量不断提升，客观上导致可抗诉案件减少、改判率、发回重审率降低等情况，刑事抗诉面临着现实压力和新的挑战。如，撤回抗诉数和撤回抗诉率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影响较大，有的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反悔上诉，这种情形导致一审判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件不复存在，原本因“认罚”而获得的“从宽处理”应当被剥夺，故检察机关以“判决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而被告人在发现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以后，容易出现“上诉后要加重刑罚，将付出程序和实体代价”的患得患失心理，于是在上诉期内又撤回上诉，这样检察机关一般也会相应地撤回抗诉。因此，必然导致撤回抗诉数和撤回抗诉率在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不过，除客观性因素、制度性影响外，检察机关更要从自身查找刑事抗诉工作质量不高的原因。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监督意识不强、能力不足。有的检察官司法理念存在偏差，重指控犯罪、轻审判监督，落实“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还不到位，监督意识不强，对监督工作重视不够。刑事抗诉案件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实质性争议多、办理难度大，有的检察官能力不足，审查判断运用证据的能力和案件研判能力欠缺，职责履行不到位，责任心不强，担当精神不足，不想监督、不愿监督、不敢监督。还有的检察官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存在释法说理不够全面、细致的问题，仅对刑期作必要说明，未能充分阐释认罪认罚的性质及法律后果，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尚未真认罪、真认罚的情况下，单纯为追求从轻处罚结果同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继而引发后续连锁反应。
其次，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磨合期”有一定影响。内设机构改革后，虽然各级检察院都成立了业务研究指导小组等来解决共性、互涉问题，但有些基层检察院的一个办案部门同时接受上级检察院二至三个办案部门的指导，如对因为自首认定的不同而提出抗诉的，上级检察院不同部门之间把握的标准不一致，作出的解答可能存在分歧，导致下级检察院无所适从。而对于因量刑情节问题而提出的抗诉，很难得到审判机关的认同。正因为如此，最高检刑事检察部门职能重新调整，明确由第二检察厅负责刑事抗诉工作综合指导任务，加强对刑事抗诉的指导。
再次，部分案件存在认识分歧。一些案件因检察机关、法院对事实认定、证据审查判断、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分歧，导致撤回抗诉或抗诉意见未获法院采纳，抗诉改判难度大。对于这类案件，上级检察院没有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加强指导，未与法院密切沟通协调，工作力度有待加大。
最后，刑事抗诉业务指导机制还不够健全。下级检察院在提出抗诉之前，未能及时充分向上级检察院汇报案情、寻求指导，导致对案件症结和抗诉点把握不准；上级检察院在审查下级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案件时，更多局限于书面审查，与下级检察院案件承办人沟通不足；在整个抗诉案件办理过程中，上下级检察院在补强证据、完善证据链条方面配合不够，没有形成有效合力。一旦抗诉前指导或抗诉后补证工作不到位，就很有可能导致撤回抗诉。抗诉工作中，既存在没有拓宽思路、深挖抗源和找准抗诉点的普遍性问题，又存在意气用事、“一抗了之”，想抗、敢抗却又抗不准的典型性问题。
此外，办案考核机制激励导向不明显。对检察官个人而言，制约多，激励少，存在“多做多错，构成犯罪即可”的消极心态；对单位和部门而言，基层检察院建设考核实施细则未能全面合理评价抗诉案件，影响抗诉积极性。
三、强化刑事抗诉的建议
刑事抗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针对目前刑事抗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刑事抗诉工作：
第一，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持续更新监督理念，着力提升监督能力。一是强化监督意识，树立正确抗诉工作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要求，坚持以办案为中心，提高对刑事抗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构建以二审程序抗诉与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并重、以抗诉精准化为目标的刑事抗诉新格局，正确处理抗诉的质量、数量与效果的关系，切实把法律监督落实到每一个办案环节、每一项检察业务之中。要正确处理依法指控犯罪与强化法律监督的关系，把刑事审判监督放在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同等重要的位置，对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坚决依法提出抗诉。二是发挥专业条线优势，加强对法院判决、裁定的审查，提高监督能力。要积极适应内设机构改革和业务整合的新要求，加大培训力度，完善办案组织，深入推进专业化建设，有效提升各业务条线检察官的办案技能，着力增强审判监督能力，尤其要强化从审查判决裁定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加强刑事审判监督理论研究，依托检察人才库，鼓励和推动对刑事抗诉重大问题的研究，发现和培养一批刑事抗诉理论研究专家，申报相关课题，争取形成有分量的理论成果。三是树立质量与数量并重的观念，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力求一定的抗诉规模，切实加大支持抗诉力度，着力提高抗诉率。准确把握抗诉工作原则，增强抗诉实效。二审程序抗诉要保证案件质量，对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杜绝为面子而抗诉、为考核而抗诉的错误倾向；审查监督程序抗诉要注重抗诉的必要性，纠防冤错案件，同时深刻反省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倒查审查逮捕、起诉环节把关不严的问题和责任，吸取教训。刑事抗诉案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裁判确有错误，抗诉理由充分且有抗诉必要。要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坚持抗准原则，严格把握抗诉的标准与条件，夯实抗诉基础，切实做到精准抗诉。四是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正确处理监督与配合的关系，加强与法院的沟通配合，建立健全日常联系机制。通过刑事抗诉依法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对于正确的判决、裁定，做好当事人的息诉服判工作，共同维护审判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第二，强化释法说理，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进一步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一是健全完善认罪认罚案件抗诉标准，对法院采纳量刑建议后被告人无正当理由反悔上诉，或者量刑建议并无明显不当而未被采纳的，依法审慎提出抗诉。二是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过程中的释法说理工作，检察官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应当就案件的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主刑和附加刑的适用情况等，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进行全面、充分的沟通，尽最大可能消除分歧。在组织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应当明确告知其提出上诉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三是持续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稳适用，通过完善认罪协商机制，不断推动控辩双方围绕量刑问题，展开实质性平等沟通与协商，以确定刑量刑建议更好地激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激励机制”，以真实控辩合意防止事后因量刑问题引发上诉、抗诉以及程序回转等问题。同时，要不断提高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能力，提升量刑建议采纳率，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加平稳有效适用。
第三，健全完善刑事抗诉业务指导机制。一是加强对案件资源、数据的深度挖掘分析，提升业务数据收集、汇总、分析和应用能力，形成大数据驱动型的法律监督新模式。二是发挥各刑事检察部门“统一牵头、专人研究、类案指导、条线指导和个案指导相结合”作用，加强刑事抗诉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指导，精准发力。上级检察院重罪检察部门要承担起统筹协调和综合指导的任务，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联合其他刑事检察部门共同强化刑事抗诉工作指导，采取务实举措，加大督导力度，推动刑事抗诉工作部署要求落实到位。最高检第二检察厅组织编写了“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专刊”，总结推广各地经验做法，加强刑事审判监督理论和实务学习研究，及时反映全国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动态，深入分析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三是积极开展抗诉案件质量评查和专项监督活动，深入总结剖析本地区抗诉案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原因，研究解决对策，积极收集、整理、审查、编发相关典型案例。四是发挥检察一体优势，建立健全抗诉工作上下联动机制，加强抗诉前指导和抗诉后补证，降低撤回抗诉率，增强抗诉实效。五是抓好最高检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相关文件的落实。2014年最高检《关于加强和改进刑事抗诉工作的意见》、2018年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指引》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关于抗诉条件、抗诉政策把握等规定至今并未过时，应当持续抓好落实。
第四，加强检法沟通，建立联络机制。一是积极探索检法沟通联络机制。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解决法律适用、政策把握以及证据采信等方面的认识分歧，统一司法尺度。通过双向沟通，解决疑惑、促进共识，赢得法院对抗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二是推动建立与涉案单位会商机制。对分歧较大的抗诉案件，根据情况主动联系涉案单位及评估、鉴定等有关机构共同协商，多方听取意见，确保案件既抗得准，又抗得恰到好处。三是推动建立抗诉工作汇报机制。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抗诉工作情况，邀请人大代表、社会公众等观摩评议抗诉案件庭审，增进社会大众对抗诉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实现刑事抗诉工作“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人民检察杂志微信公众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厅长
一级高级检察官 元明
2021年6月党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强化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监督”“综合运用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及时纠正定罪量刑明显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问题”“完善审判监督工作机制”。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意见》要求，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尤为重要。
一、刑事抗诉的基本定位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刑事抗诉是刑事审判监督的重要手段，依照法定职权通过诉讼程序，对法院作出的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要求进行改判。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的二审抗诉和再审抗诉制度，其性质都是法律监督。刑事抗诉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专有权力，是对法院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对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树立和维护法治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积极适应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检察改革的要求，履行刑事抗诉职责，依法办理了一大批抗诉案件，成效显著。进入新时代，为落实《意见》对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决定由最高检第二检察厅牵头统筹刑事审判监督综合指导工作，并增设专门办案组，不断加强刑事抗诉业务指导，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法律智慧和监督智慧，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新期待，加大刑事抗诉工作力度，进一步提升刑事抗诉工作能力和水平。
二、刑事抗诉的现状及问题
从业务数据来看，当前刑事抗诉工作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出刑事抗诉8903件，同比上升7.2%；法院同期审结6099件，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4069件，占审结总数的66.7%，同比减少0.4个百分点；检察机关撤回抗诉2000余件，同比有所上升。2021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提出刑事抗诉6733件，同比上升8.9%；法院同期审结4275件，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2846件，占审结总数的66.6%，同比增加0.3个百分点；检察机关撤回抗诉同比有所上升。
从各地反映情况看，刑事抗诉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二审撤回抗诉率、二审抗诉意见采纳率、再审抗诉意见采纳率等方面同比均有所下降，部分指标下降明显，反映出检察人员对刑事抗诉标准把握不准，抗诉案件的质量下降较大。抗诉案件改判数及改判率的大幅下降以及维持原判率的大幅上升，反映出刑事抗诉案件的抗诉理由和抗诉意见被法院采纳的比例下降，而发回重审率的上升进一步增加了所办案件的“案-件比”，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和司法成本，办案效果有待提升。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做了进一步调研分析。近年来，随着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刑事司法标准趋于统一，加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和量刑规范化的推进开展，刑事裁判质量不断提升，客观上导致可抗诉案件减少、改判率、发回重审率降低等情况，刑事抗诉面临着现实压力和新的挑战。如，撤回抗诉数和撤回抗诉率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影响较大，有的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反悔上诉，这种情形导致一审判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件不复存在，原本因“认罚”而获得的“从宽处理”应当被剥夺，故检察机关以“判决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而被告人在发现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以后，容易出现“上诉后要加重刑罚，将付出程序和实体代价”的患得患失心理，于是在上诉期内又撤回上诉，这样检察机关一般也会相应地撤回抗诉。因此，必然导致撤回抗诉数和撤回抗诉率在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不过，除客观性因素、制度性影响外，检察机关更要从自身查找刑事抗诉工作质量不高的原因。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监督意识不强、能力不足。有的检察官司法理念存在偏差，重指控犯罪、轻审判监督，落实“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还不到位，监督意识不强，对监督工作重视不够。刑事抗诉案件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实质性争议多、办理难度大，有的检察官能力不足，审查判断运用证据的能力和案件研判能力欠缺，职责履行不到位，责任心不强，担当精神不足，不想监督、不愿监督、不敢监督。还有的检察官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存在释法说理不够全面、细致的问题，仅对刑期作必要说明，未能充分阐释认罪认罚的性质及法律后果，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尚未真认罪、真认罚的情况下，单纯为追求从轻处罚结果同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继而引发后续连锁反应。
其次，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磨合期”有一定影响。内设机构改革后，虽然各级检察院都成立了业务研究指导小组等来解决共性、互涉问题，但有些基层检察院的一个办案部门同时接受上级检察院二至三个办案部门的指导，如对因为自首认定的不同而提出抗诉的，上级检察院不同部门之间把握的标准不一致，作出的解答可能存在分歧，导致下级检察院无所适从。而对于因量刑情节问题而提出的抗诉，很难得到审判机关的认同。正因为如此，最高检刑事检察部门职能重新调整，明确由第二检察厅负责刑事抗诉工作综合指导任务，加强对刑事抗诉的指导。
再次，部分案件存在认识分歧。一些案件因检察机关、法院对事实认定、证据审查判断、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分歧，导致撤回抗诉或抗诉意见未获法院采纳，抗诉改判难度大。对于这类案件，上级检察院没有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加强指导，未与法院密切沟通协调，工作力度有待加大。
最后，刑事抗诉业务指导机制还不够健全。下级检察院在提出抗诉之前，未能及时充分向上级检察院汇报案情、寻求指导，导致对案件症结和抗诉点把握不准；上级检察院在审查下级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案件时，更多局限于书面审查，与下级检察院案件承办人沟通不足；在整个抗诉案件办理过程中，上下级检察院在补强证据、完善证据链条方面配合不够，没有形成有效合力。一旦抗诉前指导或抗诉后补证工作不到位，就很有可能导致撤回抗诉。抗诉工作中，既存在没有拓宽思路、深挖抗源和找准抗诉点的普遍性问题，又存在意气用事、“一抗了之”，想抗、敢抗却又抗不准的典型性问题。
此外，办案考核机制激励导向不明显。对检察官个人而言，制约多，激励少，存在“多做多错，构成犯罪即可”的消极心态；对单位和部门而言，基层检察院建设考核实施细则未能全面合理评价抗诉案件，影响抗诉积极性。
三、强化刑事抗诉的建议
刑事抗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针对目前刑事抗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刑事抗诉工作：
第一，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持续更新监督理念，着力提升监督能力。一是强化监督意识，树立正确抗诉工作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要求，坚持以办案为中心，提高对刑事抗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构建以二审程序抗诉与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并重、以抗诉精准化为目标的刑事抗诉新格局，正确处理抗诉的质量、数量与效果的关系，切实把法律监督落实到每一个办案环节、每一项检察业务之中。要正确处理依法指控犯罪与强化法律监督的关系，把刑事审判监督放在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同等重要的位置，对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坚决依法提出抗诉。二是发挥专业条线优势，加强对法院判决、裁定的审查，提高监督能力。要积极适应内设机构改革和业务整合的新要求，加大培训力度，完善办案组织，深入推进专业化建设，有效提升各业务条线检察官的办案技能，着力增强审判监督能力，尤其要强化从审查判决裁定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加强刑事审判监督理论研究，依托检察人才库，鼓励和推动对刑事抗诉重大问题的研究，发现和培养一批刑事抗诉理论研究专家，申报相关课题，争取形成有分量的理论成果。三是树立质量与数量并重的观念，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力求一定的抗诉规模，切实加大支持抗诉力度，着力提高抗诉率。准确把握抗诉工作原则，增强抗诉实效。二审程序抗诉要保证案件质量，对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杜绝为面子而抗诉、为考核而抗诉的错误倾向；审查监督程序抗诉要注重抗诉的必要性，纠防冤错案件，同时深刻反省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倒查审查逮捕、起诉环节把关不严的问题和责任，吸取教训。刑事抗诉案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裁判确有错误，抗诉理由充分且有抗诉必要。要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坚持抗准原则，严格把握抗诉的标准与条件，夯实抗诉基础，切实做到精准抗诉。四是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正确处理监督与配合的关系，加强与法院的沟通配合，建立健全日常联系机制。通过刑事抗诉依法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对于正确的判决、裁定，做好当事人的息诉服判工作，共同维护审判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第二，强化释法说理，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进一步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一是健全完善认罪认罚案件抗诉标准，对法院采纳量刑建议后被告人无正当理由反悔上诉，或者量刑建议并无明显不当而未被采纳的，依法审慎提出抗诉。二是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过程中的释法说理工作，检察官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应当就案件的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主刑和附加刑的适用情况等，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进行全面、充分的沟通，尽最大可能消除分歧。在组织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应当明确告知其提出上诉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三是持续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稳适用，通过完善认罪协商机制，不断推动控辩双方围绕量刑问题，展开实质性平等沟通与协商，以确定刑量刑建议更好地激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激励机制”，以真实控辩合意防止事后因量刑问题引发上诉、抗诉以及程序回转等问题。同时，要不断提高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能力，提升量刑建议采纳率，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加平稳有效适用。
第三，健全完善刑事抗诉业务指导机制。一是加强对案件资源、数据的深度挖掘分析，提升业务数据收集、汇总、分析和应用能力，形成大数据驱动型的法律监督新模式。二是发挥各刑事检察部门“统一牵头、专人研究、类案指导、条线指导和个案指导相结合”作用，加强刑事抗诉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指导，精准发力。上级检察院重罪检察部门要承担起统筹协调和综合指导的任务，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联合其他刑事检察部门共同强化刑事抗诉工作指导，采取务实举措，加大督导力度，推动刑事抗诉工作部署要求落实到位。最高检第二检察厅组织编写了“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专刊”，总结推广各地经验做法，加强刑事审判监督理论和实务学习研究，及时反映全国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动态，深入分析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三是积极开展抗诉案件质量评查和专项监督活动，深入总结剖析本地区抗诉案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原因，研究解决对策，积极收集、整理、审查、编发相关典型案例。四是发挥检察一体优势，建立健全抗诉工作上下联动机制，加强抗诉前指导和抗诉后补证，降低撤回抗诉率，增强抗诉实效。五是抓好最高检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相关文件的落实。2014年最高检《关于加强和改进刑事抗诉工作的意见》、2018年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指引》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关于抗诉条件、抗诉政策把握等规定至今并未过时，应当持续抓好落实。
第四，加强检法沟通，建立联络机制。一是积极探索检法沟通联络机制。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解决法律适用、政策把握以及证据采信等方面的认识分歧，统一司法尺度。通过双向沟通，解决疑惑、促进共识，赢得法院对抗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二是推动建立与涉案单位会商机制。对分歧较大的抗诉案件，根据情况主动联系涉案单位及评估、鉴定等有关机构共同协商，多方听取意见，确保案件既抗得准，又抗得恰到好处。三是推动建立抗诉工作汇报机制。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抗诉工作情况，邀请人大代表、社会公众等观摩评议抗诉案件庭审，增进社会大众对抗诉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实现刑事抗诉工作“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人民检察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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