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章来自群内的淮宁法官公益分享
作为一名长期审理家事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我和同事们在审理离婚案件的过程中都会例行问一句：同意调解吗？
很多当事人误以为调解就是和好，往往斩钉截铁来一句：“不调解！有什么好调的！”然后我们就得花时间来解释一番……
其实调解呢，有调解和好，也有调解离婚，而且，调解离婚往往是解决婚姻官司的最佳途径。
所以，在法院诉讼离婚的时候，如果法官愿意花时间为你们调解，请一定珍惜这个机会。
为什么要珍惜这个机会？
因为越到后期，双方的矛盾越容易被激化，尤其是经历了开庭、质证阶段后，两人非常容易撕破脸，调解的成功率大大降低，还会增加彼此的怨恨情绪。
万一对方为了争一口气将案件拖入二审、再审等程序，那可真是耗时耗力，还未必有一个好的结果。
说白一点，调解就像谈判一样，也是一件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调解离婚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调解离婚就好一些呢？
一、调解离婚和协议离婚，两者孰优？
大体上看，二者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
1，程序上的不同
一般来讲，在民政局协议离婚优点是比较方便，只要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提供有关证件和资料以及照片等即可随时领取离婚证。
但是明年民法典开始施行之后，就要适用“离婚冷静期”的相关规定了，届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而且一方反悔的几率会大很多。
而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则程序较为繁琐，需先行立案。
但是现在各地法院在立案庭都会设置诉前调解程序，如果双方调解基础较好、已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的话，很快就能处理结案。
如果双方没能在立案时调解成功，到了案件审理阶段，民事审判庭的法官也会继续进行调解，也有调解成功的可能性。
办理所需的时间一般就是简易程序案件审限内，即三个月内。
2，离婚的费用不同
民政局的离婚成本很低，一般是工本费9元 存档费等其他费用40元。
而法院调解离婚，财产在20万元以下的，是根据不同城市、地区的收费标准按件收取50-300元费用不等，财产在20万元以上则是收取一定的比例。
而且如果涉及到房产评估，申请评估的一方还要单独缴纳评估费用，评估费的多少跟地域、评估机构以及房屋面积等因素相关。
3，对协议内容的审查程度不同
民政局对于离婚协议的内容基本不审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就可以。
因此，协议书中涉及对财产、子女、债权债务的处分，往往是根据当事人对法律的认识，一旦措词不规范、考虑不周全，极易产生纠纷，留下隐患。
而在法院调解离婚，经过律师（如果双方至少有一方请了律师的话）、法官的层层把关，调解书的每一条款都会逐条进行审查，合法、严谨，并确保今后可供强制执行，没有隐患，能够更彻底的解决问题。
4，强制执行的效力不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民政局协议离婚所备案的离婚协议书虽然有效，但是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当一方不履行协议内容时，另一方必须向法院另行起诉解决，而且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内容，并不是百分之百会得到法律的支持。
一旦产生纠纷，仍需法院判决。
如果是通过人民法院达成的调解协议离婚，法院出具的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任何一方不履行法院的调解协议，对方即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通过查封、冻结、甚至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使对方必须遵守协议。
因此，如果大家不是必须立即办理离婚，对必要的经济支出有能力承受，有共同财产需要分割、有子女需要约定抚养及探望权需要行使的，建议还是在法院调解离婚更有保障。
二、什么情况下法院会调解离婚？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大家和我一起来代入法官角色思考一下。
当我们拿到一个离婚案子的时候，首先会干什么？
会根据原告的起诉状了解一下原告方的想法，主要是了解原告的诉求，通俗来讲就是原告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关于事实和理由部分，很多时候原告的诉状并不会真实反映其内心的想法（有些时候是律师代写），而且基于双方敌对的情绪，会夸大或编造对方的过失，也几乎绝对不会提及自己的问题。
但是很多被告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这个部分，“他居然说是我的错”“真是倒打一耙”，请记住，这部分并不是重点！
如果你同意离婚，这部分内容完全可以忽略，就算涉及到婚姻过错，也是需要证据支撑的，咱们质证的时候再考虑不迟。
然后，我们就要给被告打电话了，正常情况下我们会约Ta到法院见面简单聊一下，或者电话了解一下案情。
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观察Ta的每个细节，如果跟双方都沟通过了之后，对于当事人是否达到婚姻破裂的程度，我们已经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了。
有些原告虽然哭哭啼啼要离婚，但并不是真正要离，而是想通过离婚让对方或其父母做出某种让步以达到某种目的。
有些当事人，明显还在气头上，你跟Ta说什么，Ta只会不停地指责甚至咒骂对方，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冷处理，待其情绪冷静下来再说。
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还在带入角色噢，基本了解了原、被告各自的想法和目的之后，接下来我们想一想，作为法官，什么样的案子，我们会下大工夫进行调解离婚呢？
1，初步判断调解成功率高的
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毕竟谁也不愿意白费力气不是。
如何判断成功率？
主要是看当事人的分歧情况，比如双方几乎没什么财产，主要是关于抚养费的金额争执不下，那么调解成功率就是极高的；如果双方财产类型比较多样化，原告想分一大半，被告只想给一小半，还对孩子的抚养权争夺得非常激烈，这种情况调解难度就要大大增加了。
2，判决会很难写的
例如牵涉面广、财产权属不明、名目繁多、抚养权难判定、举证难的。
3，容易激化矛盾的
有些当事人过于情绪化，且脾气不太好，甚至威胁、恐吓对方和法官的，此时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调解，防止出现责任事故。
一旦有一方非常“难搞”，不仅有可能会延伸到二审，增加诉累，还极有可能会导致执行艰难。
那如果我们的案子不太符合上述几种情况，但是我们又希望法官多下功夫来做调解工作，尽量成功调解离婚，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主张，最好是围绕自己的主张准备好相关证据（如果自己不清楚如何举证的，可以咨询一下律师），了解自己所拥有证据证明力如何，初步判断自己的诉求法官会不会支持；
其次，一定要在法官面前表现出强烈的调解意愿；
再次，跟法官对话切忌情绪化，所谓调解，一般是双方都做出一点让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守好自己的底牌，在一些自己重视的利益上多争取一点，在不那么重要的部分适当舍弃；
最后，在调解的时候尽量克制自己，维持表面和气，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打一打感情牌，适当满足一下对方的面子和虚荣心，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揪住细节不放啦。
那么，法官在调解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原则和技巧、方法呢？
一般来说，调解离婚有合法、自愿等一些原则，在这呢，我就不花篇幅进行详细解释了，因为比较宽泛，总体来说就是调解协议内容不能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无论是调解活动的进行还是调解协议的形成都要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
而法官调解的方式也不太好归纳，因为每一个离婚案件都有它的独特性，而当事人也都性格不一，法官会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自己观察到的细节，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一般都是使用“背对背”调解的方式，也就是法官单独跟原告、单独跟被告交谈，为其分析利弊，引导双方达成调解。
三、在调解离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相信这是本文大家最关心，也是最精华的部分。
1，尽量配合法院的调解工作
一个对于法官来说很常见的离婚案件，往往积累了当事人数十年的恩怨。
很多当事人特别想让法官身临其境，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一股脑地倾诉，其实在双方都同意离婚的前提下，再纠结谁对谁错真的意义不大。
所以，一定要言简意赅地跟法官讲清楚自己最主要的诉求，不能放弃的部分是什么。
如果有些话不方便对方听到，可以要求私下跟法官表达。
如果法官的工作比较繁忙，调解工作做得比较粗糙，而你觉得你们的案件其实还是有调解成功的可能性，也可以主动跟法官要求再进行一次调解。
当然，如果涉及到核心利益，比如房产归属、抚养权归属等，还是要尽力争取，不必为了调解成功而牺牲太多，最后得不偿失。
2，涉及到财产分割、抚养费给付、探望权行使的时候尽量细致、具体
要具体到何种程度？
关于金钱给付的，具体到以什么方式给，一次性给还是分期给，逾期之后的违约金等等。
关于探望权行使的，最好是详细规定非直接抚养权人是每周看一次，还是每月看两次（探望的频率可以完全由双方自由约定），具体探望的方式是哪一天几点钟哪一方将孩子接走，哪一天另一方将孩子接回。
我相信很多姐妹会问，那实际生活这么复杂，真要这么严格执行吗？
其实不必介意，在双方都配合的情况下，实际探望时双方可以自行协商，根据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进行调整。
如果对方不配合了，再用这个标准去申请强制执行即可。
因为探望权案件的执行非常困难，如果能在调解书中写得具体一点，也就更方便法院进行强制执行。
3，少一点情绪，多一点理性
情绪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我们女性天生就是情感动物，就是没有大多数男人那样理性。
在调解离婚的过程中，很多姐妹们往往会被对方的一言一行所牵动，关键时刻头脑无法冷静，一冲动就拒绝调解或者在对调解内容不确定的时候就一拍定音，事后又对达成的协议并不满意，然而彼时已经后悔晚矣。
因此，建议在调解离婚的时候带一个比较冷静的好友或者亲属，在必要时候提醒自己保持理智。
结语：调解离婚的好处在哪？
很多时候不是在于眼前我们所争取到的利益，而是在于它为这些协议内容在今后的顺利履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判决离婚也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在双方仍处于争锋相对的情况下，处于夹缝中的孩子怎么办？对方刻意创造不能执行的条件，导致执行无法到位怎么办？……
既然不能“此生不复相见”，那就没有必要非得撕破脸皮。好好地结束，才能更好地重新开始，不是吗？
离婚是一件大事，当时人在实现协商调节过的情况下还是无法解决的时候，如果存在特别充足的理由，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帮助解决的，离婚诉讼涉及到很多程序性问题，而且对于已经是第二次起诉的离婚案件的话在时间方面也有规定的，因此，2018新婚姻法二次起诉需要多久的时间？下边就跟随石家庄小普一起来了解吧。
2018新婚姻法二次起诉需要多久的时间？
原告只有在 6个月后才能再次起诉离婚
夫妻选择起诉离婚时，并不是说法院必须判决准许离婚。按照婚姻法的关系，只有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法院才会准予离婚。因此，发生离婚诉讼纠纷时，如果具有下述情形的话，法院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会准许离婚：
1、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的，或一方生理有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
2、婚前诀法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奇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
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精致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
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
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同居生活，无和好可能的。
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
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2年，却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有分居满1年，互不履行伏击义务的。
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于离婚经批评教育、处分、活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却无和好可能的
9、一方重婚，对方提出离婚的
10、一方好逸恶劳，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于共同生活的。
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
12、一方下楼不明满2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却无下落的。
13、收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收对方亲属虐待，或对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
14、因其他原因岛主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7项 规定告知：“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法律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离婚案件主 要是解除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与一般财产案件不同，不适用一事不二审的原则，若采用与一般财产案件同样的规则，则意味着当事人只有一次诉讼离婚的机会。 这是由离婚案件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即首次离婚请求被判决不准予后，当事人即刻又上法院提出请求离婚的情况发生，对再次起诉离婚的时间我国法律规定为间隔6个月，从第一次判决生效之日起算。这样的规定客观上是给当事人一个冷静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以挽救感情尚未真正破裂的婚姻。
适用此项规定时，应当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此项限制仅针对原离婚诉讼的原告。原离婚诉讼中的被告，则不受此限。若被告在6个月内以原告的身份提出离婚诉讼的，即使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人民法院亦应受理。二是原告在判决不准离婚或者调解和好后6个月内不得提出离婚诉讼，其限制条件是没有新情况、新理由。这是指原离婚诉讼所请求离婚的事实、理由没有变化或者没有本质变化的情况下才加限制。如果出现了说明感情确已破裂的新情况、新理由，或发生了其他变化，也可在6个月内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查后确属新情况、新理由的，应当依法受理。
2018新婚姻法二次起诉需要多久的时间？总之，夫妻离婚不是小事，所以各位在进行离婚的申诉的识货一定要小心谨慎，当然法院也是会慎重决定审理的结果的，所以法院也不会随便判决准许离婚。
比起痊愈的手指，更多的问题难以治疗，甚至难以被人意识到。 比如他的不通人情世故、他的拙，比如他动不动就出现的暴脾气。
9月7日，刘忠林展示结婚证，登记结婚的日期是2019年1月30日。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女人，猜不透。”
说起自己的婚姻，51岁的刘忠林像个为情所困的少年。他在长而柔软的沙发上寻找适合思考的坐姿，一会儿把脸埋进怀里的沙发枕，只露一双眼睛；一会儿双手握拳，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用食指揉揉鼻梁；一会儿又转过身子，整个人扑在沙发垫上。
无论坐姿如何，他每隔几分钟就要抬眼看看沙发旁边的墙壁。那里挂着一张婚纱照，照片里的女人扶着白色纱帘侧身望向画框外，镶有水钻的头纱在顶灯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刘忠林本是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会民村的一个农民，21岁时，有人在村里的耕地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他被警方列为犯罪嫌疑人。
从那时起，刘忠林的命运被彻底改变。25岁时，他因故意杀人罪被辽源市中级法院判处死缓，47岁刑满释放出狱。49岁时，吉林高院对案件再审，宣告他无罪。51岁，他拿到了460万元国家赔偿。
拿到钱后不到一个月，刘忠林就和认识不久的女朋友结了婚，婚后半年他又要起诉离婚：他认为小他22岁的妻子是为钱而来，决定快刀斩乱麻，把她从自己的生活中切割出去。
墙上的那张照片，是一整套婚纱照中的一张，整套照片的相册被他放在卧室的衣柜里。“早就想撇了，没顾得上。”刘忠林说。但他空闲时间很多，之前几次把相册拿出来，始终下不了扔掉的决心。“要是我舍得，也就把这个照片摘下来了。”
爱情，它是个难题
刘忠林与妻子周晓（化名）的矛盾，源于8月初一个混乱的清晨。
吃早餐时，刘忠林接了姐夫王贵贞的电话，妻子问起时，他却说是做橱柜的工匠打来的。周晓查看手机后戳穿了这个谎言，摔了筷子，给了他一个耳光，被他还了两拳，之后摔门而去。
自打2019年1月结婚，这是她头一次因为与丈夫吵架回娘家。她向自己的父亲抱怨，“两口子过日子，怎么能瞒着？”
当时，在外地打工的周父不觉得女儿回娘家有什么问题。他结婚三十多年了，夫妻俩种着40多亩玉米地，盖起一栋宽敞的农宅，养着鸡、鸭、鹅和一只肥壮的阿拉斯加犬，还生养了一个女儿。他知道夫妻会吵架，女人会赌气或佯装赌气跑回娘家，男人则要提着礼物上门好言相劝，把老婆接回家。
卧室里仍然处处是新婚的痕迹。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但周晓没等来刘忠林，却等来了一张法院传票——吵架的第二天，刘忠林就向法院起诉离婚了。
就因为这点矛盾？“就是这点矛盾。”刘忠林说。他始终对那天早上的事耿耿于怀，把那支被妻子摔断的筷子收在柜子里，逢人便展示，作为自己受到伤害的证据。
从起诉到开庭的20多天，他做足了心理准备，翻来覆去审视这段出现了裂痕的婚姻，越想越觉得有问题：
结婚前，周晓就要买车、买房，刘忠林没驾照，车就登记在周晓名下；买房时，刘忠林掏出身份证，想被列为不动产权证书上的权利人，却被周晓挡了回去；两人说好要生孩子，备孕半年，依然没有喜讯；周晓回娘家时留下了一件外套，刘忠林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周晓给别人转账的单据，这笔钱他从未听说过。
起诉离婚的几天后，刘忠林为45万的房子、28万的车子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以防周晓转移财产。他说如果周晓真的心怀不轨、要骗他的钱，他就要拿出当年申诉的韧劲儿一路告下去，甚至“让她也尝尝坐牢的滋味”。他还找到了介绍他和周晓认识的媒人，如果媒人与周晓合谋，他会一并追究。
离婚官司开庭时，周晓带着律师出现了。这更让刘忠林心寒：她居然请律师，居然跟我打官司，看来是真的想要分财产了。
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周晓的善意。周晓曾给他发信息，表示可以离婚，但不要财产：“放心吧，你的车你的房没想要，钱花不了一辈子，重要的是日子过得舒心”。申请财产保全时，法院也说周晓承认房子、车子都是刘忠林的，不会跟他抢。
八月秋凉，虫鸣响亮，刘忠林常常彻夜难眠，她究竟是不是冲着钱来的？他几次给她发信息，像个初次恋爱的少年一样质问半年来的种种生活细节：转账是为什么？究竟有没有偷偷避孕？他想通过对方的只言片语确认这段婚姻的含金量，“你跟我结婚是真心还是假心，请你回答。”
周晓很少回复，只有一次发了一条长长的信息，里面的几句让他心动：“以后不在身边的时候肉要少吃，买点营养品，自己做点饭吃，别总在外面吃，不健康。毕竟夫妻一场，一日夫妻百日恩。”
“记者，你说她对我还有感情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刘忠林双手捂着脸，从指缝间看过来。
9月7日，刘忠林家玻璃杯的托盘上还罩着喜庆的红纱。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从小胖子到“杀人犯”
如果没有那场牢狱之灾，刘忠林体悟爱情的时间大概要提早20多年。
那时，他还是个小学辍学后就一直种苞谷的农民，家里人都叫他“小胖子”。除父母外，小胖子还有一个大哥，家中有四间低矮、狭小的土坯房，推开木门是一片空地，空地外便是自家的5亩苞谷田。
小胖子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在寒天雪地中的强负重、长行军后累出肺病，只能做做饲养牲畜一类的事，母亲的精神有些问题，没有工作。
虽然自小便和哥哥一起打理家里的田地，但刘家的日子始终不好过，吃穿用度经常要由亲戚接济。大姑家和小胖子家同村，表哥常春祥总叫兄弟俩来家吃饭，家中替下的衣服也会送给小胖子穿。
在表哥、表姐的记忆里，小胖子自小寡言少语，既没表现出对贫穷现状的不满，也没讲述过对优裕生活的向往。在一切亲人聚会的场合，他都是配角，站在一旁很少插话。
但小胖子有他自己的乐趣。村子挨着水库，水库边是笔直高耸的松树。冬天时，他喜欢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棉帽和手套，提着铁桶，拿着手腕粗的锥子到水库去，在冰层上凿个口子。长时间闷在水里的鱼群感受到冷冽而新鲜的空气，会争先恐后往冰面上跳。小胖子站在一边，捡满一桶鱼就提回去，父亲会把鱼收拾干净，剁成大块和豆腐一起炖，烟气从房顶的烟囱里腾腾升起。
但这样的快乐在小胖子成年时戛然而止。从18岁起，先是母亲走失，之后父亲过世，没多久哥哥也外出打工了，家中只剩刘忠林一人。据封面新闻报道，他独居时每日种地，空了便上山弄些木头回来，不喜欢凑热闹，很少与人往来。
9月10日，刘忠林旧家的土坯房。因为多年无人住，灶台已经不能使用。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1990年10月28日，会民村的庄稼地里挖出一具女尸，经鉴定为同村走失一年的少女郑某。据封面新闻2018年报道，发现女尸的当晚，警察把睡着的刘忠林从被窝里拽了出来，塞进警车，送到了辽源的看守所。
表哥常春祥说，那次事件不久，刘忠林的亲哥回过村里一次，以四千多元的价格卖掉了家里的房和地，又到看守所给弟弟留下了200块钱，之后便南下打工，又入赘到山西的一户人家，再没过问过刘家的事。
可常春祥不相信小胖子会杀人，每隔几个月便骑上两小时自行车到看守所转一圈，留下新衬衫、黑色方口布鞋以及50元或100元现金就走——他当时每月工资28块，钱都是从亲戚朋友手里凑来的。
案件侦查、起诉、审理的四年多，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刘忠林不能会见亲属。直到1994年7月，刘忠林案一审宣判时，常春祥才在法庭上再次见到小胖子。
虽然只有刘忠林自己的口供，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物证，辽源中院仍判刘忠林犯故意杀人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常春祥与被告席上的刘忠林隔着老远，只记得他话都说不利索，光顾着哭。
“拙”
判决后，刘忠林从辽源市的看守所被转到了长春市的监狱。
东丰县城离长春160多公里，一早出发赶车，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监狱，等探视回来已是日暮。那几年，常春祥得了肝硬化，不好两地奔波，收入
刘忠林感觉自己被遗忘了。他给村里人写信，希望他们帮他伸冤，求他们去看看他，但最初的十几年，始终没人去探望。
他比过去更加孤僻，更加少言寡语了。12个人一间的号子里，他只和一个自称有冤在身的人说话，对别人不理不睬，也从不解释自己的冤屈。他认为其他人都是罪有应得，和他“没有共同语言”。
监狱里，每个犯人都要劳动，织毛衣、做门窗框，但刘忠林不做：我没罪，凭什么干活？他说自己为此挨了不少打，浑身是伤，鼻血直流。但他依然不服从，依然拒绝劳动，以致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被打后，他还是不肯和人交流，脾气上来就乱砸东西，不锈钢盆、饭碗，抓到什么就使劲往地上一掼，或者砸在窗户玻璃上，等着再挨下一顿狠打。
因为不做工、砸东西，刘忠林被送进了“小号”——禁闭室。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张单人床大不了多少的监室，里边除了一个敞着口的抽水马桶外，别无他物。
“小号”不在监狱的主建筑里，墙薄，四面透风。冬天，屋里只有两片薄薄的暖气片，早晚供热两次。刘忠林被送进去时是一月，长春日均气温零下10摄氏度左右，虽然穿着棉衣棉裤，他的手脚依然冰冷。
从“小号”出来，刘忠林得到了不必工作的特许，平日里只负责监室内的卫生。扫地、拖地、抹桌子，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做，心情不好时干脆展开被子，缩在下面睡大觉。
他把自己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称为“拙”——一个东北话里骂人的字眼，意思是不懂变通，愚笨任性。
刘忠林就这样“拙”了十几年，之后才渐渐平静下来，嘴上“认罪”以获得减刑，也参加劳动，做门窗，绑扫帚。小学毕业的他，还从管教那里借来一本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翻找查询后写下了自己蒙冤的经历，并寄往吉林省高级法院。他想为自己申诉，但信件一次又一次石沉大海。
26年的伤疤
在辽源老家，刘忠林的大姑、老姑两家人始终惦记着这个外甥。他们相信他没杀人。表哥常春祥曾到全村人家挨个敲门，希望找到女尸案的目击者，或说服谁站出来为表弟的品行做证明。老姑则说服了女婿王贵贞，让他帮忙替侄子伸冤。
王贵贞答应下来是2008年春节，那之后，他到长春的监狱会见室中见了刘忠林一面。他就问了刘忠林一个问题：“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是你杀的，就好好服刑改造。不是你杀的，姐夫帮你申诉。”
对面的刘忠林泣不成声，伸出了自己的双手——当初被翘掉指甲、血肉模糊的十根手指依然肿着，指甲支离破碎，指尖上结了痂。刘忠林说，那是他十几年前招供的原因，“姐夫你替我申诉吧，我不能冤枉下去。”
2018年4月，刘忠林展示受伤的手指。 新京报记者 袁静伟 摄
从那时起，王贵贞放下了内蒙煤矿上的车队生意，频繁来往于长春、北京，开始了10年申诉之旅。他总是坐夜车的硬座，省下一晚旅馆钱，到了北京就住在天坛医院旁边的小旅馆，一夜几十块。有时候天气不错，手头又紧，他干脆在桥洞和地下通道凑合。两本案卷加起来一千多页，王贵贞复印了带在身上，每见一个律师就要留下一份，咨询费一次至少几百块。
刘忠林、王贵贞和律师们的努力终于起了作用。2012年3月28日，吉林高院对案件启动再审，但此后迟迟没有开庭。2016年1月，刘忠林从监狱里走了出来，不是被宣判无罪，而是刑满释放。
老姑的女儿、王贵贞的妻子王焕珍记得，表弟离开监狱，是农历腊月里一个寒风直往人心里钻的下午。她雇了一个司机，早上7点便等在长春的监狱门口。可几个批次的刑满释放人员出来，她始终没听见表弟的名字。
下午3点，有人念到了“刘忠林”，一群穿着灰色单衣单裤的人了走出来。王焕珍使劲辨认，看到了那张熟悉的圆脸。她没敢叫小胖子，问了一句“你是刘忠林？”26年前的少年彼时已经年近五旬，他低头看看女人，“你是我二姐？”
王焕珍开始抹泪，拉着表弟到车里，从内衣内裤到棉袄棉裤都换了新的，亲手把扣子挨个系上。刘忠林说，“姐你别哭，人都出来了，哭啥？”他还想把监狱里新发的翻毛大头皮鞋留下，被表姐制止了，她说“这里的东西一件都别带出去”。
与入狱时的全乎人小胖子相比，出狱时的刘忠林身上多了许多深浅不一的伤疤，右脚大脚趾被截肢，十根手指指甲破碎。常春祥说，他的指甲是灰的，指尖肿着，血痂中偶尔会渗出血来，吃饭只能用食指和大拇指指肚勉强捏住筷子；脚趾的残疾让他行动不便，兄弟俩一起爬山，上山时还好，下山时刘忠林只能侧身缓缓挪动。
2018年4月20日，拿到无罪判决书的刘忠林。 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治愈的和无法治愈的
为了医治刘忠林皮肤、指甲的问题，王焕珍专门找了中医，刘忠林隔一段时间就去敷药，一次7天。如今，他的五指已经痊愈，长出粉白的指甲，未痊愈的五指也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治疗。
比起痊愈的手指，更多的问题难以治疗，甚至难以被人意识到。比如他的不通人情世故、他的拙，比如他动不动就出现的暴脾气。
平日里一有事，刘忠林会马上给表哥、表姐打电话，交水电费、银行打流水单等都耽搁不得。常春祥、王焕珍一听见电话铃响就知道有事要办，常春祥至今记得表弟的“命令”：你给我办事，就得办完。
只要着急，刘忠林就不分时间地给人打电话、发信息。为他申诉的律师张宇鹏、为他申请国家赔偿的律师屈振红，常在深夜收到他的微信视频电话，两人从没接过。“他白天有事做还不会胡思乱想，晚上闲下来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屈振红说。
2016年春节后，王贵贞和常春祥带着刘忠林到内蒙打工，想让他到草原上散散心。按照王贵贞的说法，春寒后，矿区外的草地冒出绿色，鸟鸣响亮起来。刘忠林在那里为汽车补胎、打气，很轻松，空余时可以去摘野菜、捡鸟蛋。
刘忠林却不这么想。“矿区那么大灰尘，吹得满脸都是，工钱也不高，总觉得手头紧。”但他从不肯把这些不满说出来，只是沉默地酝酿着心中的情绪。直到有一天，他被常春祥和工友误解为多拿多占、捡食堂的便宜，抄起手边的不锈钢盆猛地摔在地上，发火、咒骂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一切都与在监狱时一样。
那之后，刘忠林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矿区，王贵贞和常春祥开着皮卡车在草原上找了好几天。常春祥至今不理解那次矛盾的由来，只觉得刘忠林的脾气发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
9月7日，刘忠林向记者展示消费凭证、转账记录等文件，这些将成为他离婚、分割财产的证据。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从2016年到2018年，刘忠林在表姐夫的介绍下在内蒙古、大连、长春和通辽等地换了不少工作，帮人看厂、在酒店做杂役，等等。他不时会与老板、同事吵架，一气之下出走。这让王贵贞很苦恼，逐渐减少了和他的联系。
除了人情往来，困扰刘忠林的另一个问题是钱。出狱后第一次在表哥家过春节时，刘忠林便流露过这个意思。常春祥记得，“他有时候不大高兴，觉得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
最大的一笔进项出现在2019年1月。当时，刘忠林被吉林省高院再审宣判无罪已有9个月，在屈振红的帮助下，他从吉林省高院拿到了460万元国家赔偿。这是他失去自由9127天换来的，除197万精神损害抚慰金外，每蹲一天监狱可以得到287.74元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他说自己出狱后最好的一份工作是公交车保安，一个月能挣差不多4000块。460万，够他做将近一个世纪的保安。
屈振红和法院的人反复交代，这是你后半辈子的养老钱，一定要多加小心。刘忠林也反复告诉每个人：“这是我的钱，是国家赔偿给我的。”
他早就听说过那些拿到国赔后挥霍殆尽的蒙冤者故事：赵作海拿到65万，被大儿子偷着取走14万，被传销组织骗去20万，被理财公司骗去30多万；陈满拿到275万，用100万投资了一个传销项目，最终被吞走大半。他说：我不会做赵作海！
从后来的情况看，刘忠林确实守住了自己的赔偿款。他曾向吉林高院借款50万买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拿到赔偿款后还了钱，又把200万存进银行，3年定期，剩下的留在卡里，作为生活开支。
他曾主动提出要给表姐夫王贵贞5万元，以感谢他多年的奔走。王贵贞觉得5万少了，十多年申诉的花费，5万连个零头都不够。
“给5万还是情分，超过5万就是明算账，没感情了。”刘忠林为此与王贵贞产生了争执，之后，王贵贞带着厚厚一摞支付票据来到刘忠林家，坐在茶几前开始算账，还找了另一位表姐作见证。半天的清算后，刘忠林发现表姐夫为他花了59万余元，他加了点零头，一共给姐夫60万。
没过多久，王贵贞又试探性地问，能不能再加点，“这么些年，我在内蒙的车队说扔下就扔下了，多少也要给点辛苦钱。”刘忠林嘴上应下却不肯转账，拖来拖去不了了之，“反正他不该管我要这个钱。”
得知国赔下来后，刘忠林失联多年的亲哥哥也回来了，问常春祥索要弟弟的地址。常春祥怕他是冲着钱来的，就推说自己不知道。亲哥哥住在县医院附近的宾馆里，满县城转悠，却见不着弟弟的影子，几天后离开了。
2019年1月7日，刘忠林在辽源中院领取国家赔偿决定书。 受访者供图
“她还能回来不？”
恢复清白之身后，成家的事被刘忠林提上日程。他50岁了，比他大5岁的王贵贞，儿子已经大学毕业，还交了女朋友。
常春祥、王贵贞先后介绍了两个女人，都是四十多岁，与刘忠林年龄相当，刘忠林却没相中。俩人咂摸出了表弟的心思，“他想找个年轻点的，四五十岁的不行。”
2018年年底，经媒人介绍，刘忠林认识了1990年出生的周晓。她坐在他家客厅里，长发、圆脸，说话响亮又实诚，刘忠林挺满意。
亲戚们不大赞成这桩年龄差异巨大的婚事，怕两人婚后会有代沟，更怕女方结婚的动机不纯。但刘忠林不管那一套，“他们说这个婚结不成，我偏要结。”在国赔款下来的第23天，刘忠林和周晓就到民政局领了证，紧接着又以周晓的名义买了房和车。
3月22日的婚礼上，刘忠林穿了一身黑色便装，周晓穿了租来的红色婚纱。表姐王焕珍为他雇了婚庆公司，车队、摄像等环节一应俱全。50多人的婚宴上，只有9人是刘忠林的亲属——他没有朋友，其余都是女方家人。
婚礼结束后的将近半年，刘忠林在亲戚的视线里消失了，深夜的电话和微信全没了。直到8月，他的婚姻出现危机，频繁的电话、微信才重新出现。
王焕珍记得，离婚官司开庭前夜，她在凌晨3点接到了表弟的电话：“二姐，明天你来吗？”第二天她果真坐到了法院旁听席上，看着刘忠林和律师的背影，像是为他撑腰。
法院并未当庭宣判，返回家中的刘忠林陷入了漫长的相思。他的家里，至今留有新婚后各种喜庆的装饰。天花板边缘粘着一条塑料绳，上面是蓝色粉色的小花，盛着玻璃杯的托盘用绣着金色双喜字的红纱盖着，卧室墙上贴着装饰画，上面是一对肥白的婴儿，用艺术字体写着“龙凤宝宝”。
两人曾计划要个孩子，墙上贴着“龙凤宝宝”的画。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他开始回想生活中的各种细节：两人一起做饭时，他煮饭，她炒菜；一起出去逛街时手牵着手，他叫她的名字，她叫他“老公”。一天深夜，他还给自己的微信换了头像，那是两人的合影，头凑在一起，微笑注视着镜头。
9月12日清晨，距离那次摔断筷子的争吵一个月后，刘忠林终于决定去周晓的娘家走一遭。他曾在那个60多公里外的农家院度过了2019年的春节，一大桌子菜、一大家子人，异常热闹。
路上，他拨打了周晓微信视频电话却没有接通，他马上让司机调头，打道回府。他有些害怕，担心被老丈人责难，“我胆小，直接上她家，万一被她家里人打了咋整？”
可两天后他又去了。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他到商店买了月饼礼盒，打车直奔周晓的娘家。茂密的苞谷地边，农家院里没有周晓，岳父岳母正在杀猪，看见他来了便请进门。他留下月饼，没说什么就离开了，想着下次去，或许就能见到婚纱照上那个穿着亮闪闪的白纱的女人。
“记者，你说她还能回来不？”
比起痊愈的手指，更多的问题难以治疗，甚至难以被人意识到。 比如他的不通人情世故、他的拙，比如他动不动就出现的暴脾气。
9月7日，刘忠林展示结婚证，登记结婚的日期是2019年1月30日。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女人，猜不透。”
说起自己的婚姻，51岁的刘忠林像个为情所困的少年。他在长而柔软的沙发上寻找适合思考的坐姿，一会儿把脸埋进怀里的沙发枕，只露一双眼睛；一会儿双手握拳，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用食指揉揉鼻梁；一会儿又转过身子，整个人扑在沙发垫上。
无论坐姿如何，他每隔几分钟就要抬眼看看沙发旁边的墙壁。那里挂着一张婚纱照，照片里的女人扶着白色纱帘侧身望向画框外，镶有水钻的头纱在顶灯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刘忠林本是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会民村的一个农民，21岁时，有人在村里的耕地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他被警方列为犯罪嫌疑人。
从那时起，刘忠林的命运被彻底改变。25岁时，他因故意杀人罪被辽源市中级法院判处死缓，47岁刑满释放出狱。49岁时，吉林高院对案件再审，宣告他无罪。51岁，他拿到了460万元国家赔偿。
拿到钱后不到一个月，刘忠林就和认识不久的女朋友结了婚，婚后半年他又要起诉离婚：他认为小他22岁的妻子是为钱而来，决定快刀斩乱麻，把她从自己的生活中切割出去。
墙上的那张照片，是一整套婚纱照中的一张，整套照片的相册被他放在卧室的衣柜里。“早就想撇了，没顾得上。”刘忠林说。但他空闲时间很多，之前几次把相册拿出来，始终下不了扔掉的决心。“要是我舍得，也就把这个照片摘下来了。”
爱情，它是个难题
刘忠林与妻子周晓（化名）的矛盾，源于8月初一个混乱的清晨。
吃早餐时，刘忠林接了姐夫王贵贞的电话，妻子问起时，他却说是做橱柜的工匠打来的。周晓查看手机后戳穿了这个谎言，摔了筷子，给了他一个耳光，被他还了两拳，之后摔门而去。
自打2019年1月结婚，这是她头一次因为与丈夫吵架回娘家。她向自己的父亲抱怨，“两口子过日子，怎么能瞒着？”
当时，在外地打工的周父不觉得女儿回娘家有什么问题。他结婚三十多年了，夫妻俩种着40多亩玉米地，盖起一栋宽敞的农宅，养着鸡、鸭、鹅和一只肥壮的阿拉斯加犬，还生养了一个女儿。他知道夫妻会吵架，女人会赌气或佯装赌气跑回娘家，男人则要提着礼物上门好言相劝，把老婆接回家。
卧室里仍然处处是新婚的痕迹。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但周晓没等来刘忠林，却等来了一张法院传票——吵架的第二天，刘忠林就向法院起诉离婚了。
就因为这点矛盾？“就是这点矛盾。”刘忠林说。他始终对那天早上的事耿耿于怀，把那支被妻子摔断的筷子收在柜子里，逢人便展示，作为自己受到伤害的证据。
从起诉到开庭的20多天，他做足了心理准备，翻来覆去审视这段出现了裂痕的婚姻，越想越觉得有问题：
结婚前，周晓就要买车、买房，刘忠林没驾照，车就登记在周晓名下；买房时，刘忠林掏出身份证，想被列为不动产权证书上的权利人，却被周晓挡了回去；两人说好要生孩子，备孕半年，依然没有喜讯；周晓回娘家时留下了一件外套，刘忠林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周晓给别人转账的单据，这笔钱他从未听说过。
起诉离婚的几天后，刘忠林为45万的房子、28万的车子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以防周晓转移财产。他说如果周晓真的心怀不轨、要骗他的钱，他就要拿出当年申诉的韧劲儿一路告下去，甚至“让她也尝尝坐牢的滋味”。他还找到了介绍他和周晓认识的媒人，如果媒人与周晓合谋，他会一并追究。
离婚官司开庭时，周晓带着律师出现了。这更让刘忠林心寒：她居然请律师，居然跟我打官司，看来是真的想要分财产了。
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周晓的善意。周晓曾给他发信息，表示可以离婚，但不要财产：“放心吧，你的车你的房没想要，钱花不了一辈子，重要的是日子过得舒心”。申请财产保全时，法院也说周晓承认房子、车子都是刘忠林的，不会跟他抢。
八月秋凉，虫鸣响亮，刘忠林常常彻夜难眠，她究竟是不是冲着钱来的？他几次给她发信息，像个初次恋爱的少年一样质问半年来的种种生活细节：转账是为什么？究竟有没有偷偷避孕？他想通过对方的只言片语确认这段婚姻的含金量，“你跟我结婚是真心还是假心，请你回答。”
周晓很少回复，只有一次发了一条长长的信息，里面的几句让他心动：“以后不在身边的时候肉要少吃，买点营养品，自己做点饭吃，别总在外面吃，不健康。毕竟夫妻一场，一日夫妻百日恩。”
“记者，你说她对我还有感情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刘忠林双手捂着脸，从指缝间看过来。
9月7日，刘忠林家玻璃杯的托盘上还罩着喜庆的红纱。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从小胖子到“杀人犯”
如果没有那场牢狱之灾，刘忠林体悟爱情的时间大概要提早20多年。
那时，他还是个小学辍学后就一直种苞谷的农民，家里人都叫他“小胖子”。除父母外，小胖子还有一个大哥，家中有四间低矮、狭小的土坯房，推开木门是一片空地，空地外便是自家的5亩苞谷田。
小胖子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在寒天雪地中的强负重、长行军后累出肺病，只能做做饲养牲畜一类的事，母亲的精神有些问题，没有工作。
虽然自小便和哥哥一起打理家里的田地，但刘家的日子始终不好过，吃穿用度经常要由亲戚接济。大姑家和小胖子家同村，表哥常春祥总叫兄弟俩来家吃饭，家中替下的衣服也会送给小胖子穿。
在表哥、表姐的记忆里，小胖子自小寡言少语，既没表现出对贫穷现状的不满，也没讲述过对优裕生活的向往。在一切亲人聚会的场合，他都是配角，站在一旁很少插话。
但小胖子有他自己的乐趣。村子挨着水库，水库边是笔直高耸的松树。冬天时，他喜欢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棉帽和手套，提着铁桶，拿着手腕粗的锥子到水库去，在冰层上凿个口子。长时间闷在水里的鱼群感受到冷冽而新鲜的空气，会争先恐后往冰面上跳。小胖子站在一边，捡满一桶鱼就提回去，父亲会把鱼收拾干净，剁成大块和豆腐一起炖，烟气从房顶的烟囱里腾腾升起。
但这样的快乐在小胖子成年时戛然而止。从18岁起，先是母亲走失，之后父亲过世，没多久哥哥也外出打工了，家中只剩刘忠林一人。据封面新闻报道，他独居时每日种地，空了便上山弄些木头回来，不喜欢凑热闹，很少与人往来。
9月10日，刘忠林旧家的土坯房。因为多年无人住，灶台已经不能使用。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1990年10月28日，会民村的庄稼地里挖出一具女尸，经鉴定为同村走失一年的少女郑某。据封面新闻2018年报道，发现女尸的当晚，警察把睡着的刘忠林从被窝里拽了出来，塞进警车，送到了辽源的看守所。
表哥常春祥说，那次事件不久，刘忠林的亲哥回过村里一次，以四千多元的价格卖掉了家里的房和地，又到看守所给弟弟留下了200块钱，之后便南下打工，又入赘到山西的一户人家，再没过问过刘家的事。
可常春祥不相信小胖子会杀人，每隔几个月便骑上两小时自行车到看守所转一圈，留下新衬衫、黑色方口布鞋以及50元或100元现金就走——他当时每月工资28块，钱都是从亲戚朋友手里凑来的。
案件侦查、起诉、审理的四年多，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刘忠林不能会见亲属。直到1994年7月，刘忠林案一审宣判时，常春祥才在法庭上再次见到小胖子。
虽然只有刘忠林自己的口供，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物证，辽源中院仍判刘忠林犯故意杀人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常春祥与被告席上的刘忠林隔着老远，只记得他话都说不利索，光顾着哭。
“拙”
判决后，刘忠林从辽源市的看守所被转到了长春市的监狱。
东丰县城离长春160多公里，一早出发赶车，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监狱，等探视回来已是日暮。那几年，常春祥得了肝硬化，不好两地奔波，收入
刘忠林感觉自己被遗忘了。他给村里人写信，希望他们帮他伸冤，求他们去看看他，但最初的十几年，始终没人去探望。
他比过去更加孤僻，更加少言寡语了。12个人一间的号子里，他只和一个自称有冤在身的人说话，对别人不理不睬，也从不解释自己的冤屈。他认为其他人都是罪有应得，和他“没有共同语言”。
监狱里，每个犯人都要劳动，织毛衣、做门窗框，但刘忠林不做：我没罪，凭什么干活？他说自己为此挨了不少打，浑身是伤，鼻血直流。但他依然不服从，依然拒绝劳动，以致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被打后，他还是不肯和人交流，脾气上来就乱砸东西，不锈钢盆、饭碗，抓到什么就使劲往地上一掼，或者砸在窗户玻璃上，等着再挨下一顿狠打。
因为不做工、砸东西，刘忠林被送进了“小号”——禁闭室。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张单人床大不了多少的监室，里边除了一个敞着口的抽水马桶外，别无他物。
“小号”不在监狱的主建筑里，墙薄，四面透风。冬天，屋里只有两片薄薄的暖气片，早晚供热两次。刘忠林被送进去时是一月，长春日均气温零下10摄氏度左右，虽然穿着棉衣棉裤，他的手脚依然冰冷。
从“小号”出来，刘忠林得到了不必工作的特许，平日里只负责监室内的卫生。扫地、拖地、抹桌子，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做，心情不好时干脆展开被子，缩在下面睡大觉。
他把自己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称为“拙”——一个东北话里骂人的字眼，意思是不懂变通，愚笨任性。
刘忠林就这样“拙”了十几年，之后才渐渐平静下来，嘴上“认罪”以获得减刑，也参加劳动，做门窗，绑扫帚。小学毕业的他，还从管教那里借来一本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翻找查询后写下了自己蒙冤的经历，并寄往吉林省高级法院。他想为自己申诉，但信件一次又一次石沉大海。
26年的伤疤
在辽源老家，刘忠林的大姑、老姑两家人始终惦记着这个外甥。他们相信他没杀人。表哥常春祥曾到全村人家挨个敲门，希望找到女尸案的目击者，或说服谁站出来为表弟的品行做证明。老姑则说服了女婿王贵贞，让他帮忙替侄子伸冤。
王贵贞答应下来是2008年春节，那之后，他到长春的监狱会见室中见了刘忠林一面。他就问了刘忠林一个问题：“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是你杀的，就好好服刑改造。不是你杀的，姐夫帮你申诉。”
对面的刘忠林泣不成声，伸出了自己的双手——当初被翘掉指甲、血肉模糊的十根手指依然肿着，指甲支离破碎，指尖上结了痂。刘忠林说，那是他十几年前招供的原因，“姐夫你替我申诉吧，我不能冤枉下去。”
2018年4月，刘忠林展示受伤的手指。 新京报记者 袁静伟 摄
从那时起，王贵贞放下了内蒙煤矿上的车队生意，频繁来往于长春、北京，开始了10年申诉之旅。他总是坐夜车的硬座，省下一晚旅馆钱，到了北京就住在天坛医院旁边的小旅馆，一夜几十块。有时候天气不错，手头又紧，他干脆在桥洞和地下通道凑合。两本案卷加起来一千多页，王贵贞复印了带在身上，每见一个律师就要留下一份，咨询费一次至少几百块。
刘忠林、王贵贞和律师们的努力终于起了作用。2012年3月28日，吉林高院对案件启动再审，但此后迟迟没有开庭。2016年1月，刘忠林从监狱里走了出来，不是被宣判无罪，而是刑满释放。
老姑的女儿、王贵贞的妻子王焕珍记得，表弟离开监狱，是农历腊月里一个寒风直往人心里钻的下午。她雇了一个司机，早上7点便等在长春的监狱门口。可几个批次的刑满释放人员出来，她始终没听见表弟的名字。
下午3点，有人念到了“刘忠林”，一群穿着灰色单衣单裤的人了走出来。王焕珍使劲辨认，看到了那张熟悉的圆脸。她没敢叫小胖子，问了一句“你是刘忠林？”26年前的少年彼时已经年近五旬，他低头看看女人，“你是我二姐？”
王焕珍开始抹泪，拉着表弟到车里，从内衣内裤到棉袄棉裤都换了新的，亲手把扣子挨个系上。刘忠林说，“姐你别哭，人都出来了，哭啥？”他还想把监狱里新发的翻毛大头皮鞋留下，被表姐制止了，她说“这里的东西一件都别带出去”。
与入狱时的全乎人小胖子相比，出狱时的刘忠林身上多了许多深浅不一的伤疤，右脚大脚趾被截肢，十根手指指甲破碎。常春祥说，他的指甲是灰的，指尖肿着，血痂中偶尔会渗出血来，吃饭只能用食指和大拇指指肚勉强捏住筷子；脚趾的残疾让他行动不便，兄弟俩一起爬山，上山时还好，下山时刘忠林只能侧身缓缓挪动。
2018年4月20日，拿到无罪判决书的刘忠林。 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治愈的和无法治愈的
为了医治刘忠林皮肤、指甲的问题，王焕珍专门找了中医，刘忠林隔一段时间就去敷药，一次7天。如今，他的五指已经痊愈，长出粉白的指甲，未痊愈的五指也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治疗。
比起痊愈的手指，更多的问题难以治疗，甚至难以被人意识到。比如他的不通人情世故、他的拙，比如他动不动就出现的暴脾气。
平日里一有事，刘忠林会马上给表哥、表姐打电话，交水电费、银行打流水单等都耽搁不得。常春祥、王焕珍一听见电话铃响就知道有事要办，常春祥至今记得表弟的“命令”：你给我办事，就得办完。
只要着急，刘忠林就不分时间地给人打电话、发信息。为他申诉的律师张宇鹏、为他申请国家赔偿的律师屈振红，常在深夜收到他的微信视频电话，两人从没接过。“他白天有事做还不会胡思乱想，晚上闲下来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屈振红说。
2016年春节后，王贵贞和常春祥带着刘忠林到内蒙打工，想让他到草原上散散心。按照王贵贞的说法，春寒后，矿区外的草地冒出绿色，鸟鸣响亮起来。刘忠林在那里为汽车补胎、打气，很轻松，空余时可以去摘野菜、捡鸟蛋。
刘忠林却不这么想。“矿区那么大灰尘，吹得满脸都是，工钱也不高，总觉得手头紧。”但他从不肯把这些不满说出来，只是沉默地酝酿着心中的情绪。直到有一天，他被常春祥和工友误解为多拿多占、捡食堂的便宜，抄起手边的不锈钢盆猛地摔在地上，发火、咒骂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一切都与在监狱时一样。
那之后，刘忠林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矿区，王贵贞和常春祥开着皮卡车在草原上找了好几天。常春祥至今不理解那次矛盾的由来，只觉得刘忠林的脾气发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
9月7日，刘忠林向记者展示消费凭证、转账记录等文件，这些将成为他离婚、分割财产的证据。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从2016年到2018年，刘忠林在表姐夫的介绍下在内蒙古、大连、长春和通辽等地换了不少工作，帮人看厂、在酒店做杂役，等等。他不时会与老板、同事吵架，一气之下出走。这让王贵贞很苦恼，逐渐减少了和他的联系。
除了人情往来，困扰刘忠林的另一个问题是钱。出狱后第一次在表哥家过春节时，刘忠林便流露过这个意思。常春祥记得，“他有时候不大高兴，觉得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
最大的一笔进项出现在2019年1月。当时，刘忠林被吉林省高院再审宣判无罪已有9个月，在屈振红的帮助下，他从吉林省高院拿到了460万元国家赔偿。这是他失去自由9127天换来的，除197万精神损害抚慰金外，每蹲一天监狱可以得到287.74元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他说自己出狱后最好的一份工作是公交车保安，一个月能挣差不多4000块。460万，够他做将近一个世纪的保安。
屈振红和法院的人反复交代，这是你后半辈子的养老钱，一定要多加小心。刘忠林也反复告诉每个人：“这是我的钱，是国家赔偿给我的。”
他早就听说过那些拿到国赔后挥霍殆尽的蒙冤者故事：赵作海拿到65万，被大儿子偷着取走14万，被传销组织骗去20万，被理财公司骗去30多万；陈满拿到275万，用100万投资了一个传销项目，最终被吞走大半。他说：我不会做赵作海！
从后来的情况看，刘忠林确实守住了自己的赔偿款。他曾向吉林高院借款50万买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拿到赔偿款后还了钱，又把200万存进银行，3年定期，剩下的留在卡里，作为生活开支。
他曾主动提出要给表姐夫王贵贞5万元，以感谢他多年的奔走。王贵贞觉得5万少了，十多年申诉的花费，5万连个零头都不够。
“给5万还是情分，超过5万就是明算账，没感情了。”刘忠林为此与王贵贞产生了争执，之后，王贵贞带着厚厚一摞支付票据来到刘忠林家，坐在茶几前开始算账，还找了另一位表姐作见证。半天的清算后，刘忠林发现表姐夫为他花了59万余元，他加了点零头，一共给姐夫60万。
没过多久，王贵贞又试探性地问，能不能再加点，“这么些年，我在内蒙的车队说扔下就扔下了，多少也要给点辛苦钱。”刘忠林嘴上应下却不肯转账，拖来拖去不了了之，“反正他不该管我要这个钱。”
得知国赔下来后，刘忠林失联多年的亲哥哥也回来了，问常春祥索要弟弟的地址。常春祥怕他是冲着钱来的，就推说自己不知道。亲哥哥住在县医院附近的宾馆里，满县城转悠，却见不着弟弟的影子，几天后离开了。
2019年1月7日，刘忠林在辽源中院领取国家赔偿决定书。 受访者供图
“她还能回来不？”
恢复清白之身后，成家的事被刘忠林提上日程。他50岁了，比他大5岁的王贵贞，儿子已经大学毕业，还交了女朋友。
常春祥、王贵贞先后介绍了两个女人，都是四十多岁，与刘忠林年龄相当，刘忠林却没相中。俩人咂摸出了表弟的心思，“他想找个年轻点的，四五十岁的不行。”
2018年年底，经媒人介绍，刘忠林认识了1990年出生的周晓。她坐在他家客厅里，长发、圆脸，说话响亮又实诚，刘忠林挺满意。
亲戚们不大赞成这桩年龄差异巨大的婚事，怕两人婚后会有代沟，更怕女方结婚的动机不纯。但刘忠林不管那一套，“他们说这个婚结不成，我偏要结。”在国赔款下来的第23天，刘忠林和周晓就到民政局领了证，紧接着又以周晓的名义买了房和车。
3月22日的婚礼上，刘忠林穿了一身黑色便装，周晓穿了租来的红色婚纱。表姐王焕珍为他雇了婚庆公司，车队、摄像等环节一应俱全。50多人的婚宴上，只有9人是刘忠林的亲属——他没有朋友，其余都是女方家人。
婚礼结束后的将近半年，刘忠林在亲戚的视线里消失了，深夜的电话和微信全没了。直到8月，他的婚姻出现危机，频繁的电话、微信才重新出现。
王焕珍记得，离婚官司开庭前夜，她在凌晨3点接到了表弟的电话：“二姐，明天你来吗？”第二天她果真坐到了法院旁听席上，看着刘忠林和律师的背影，像是为他撑腰。
法院并未当庭宣判，返回家中的刘忠林陷入了漫长的相思。他的家里，至今留有新婚后各种喜庆的装饰。天花板边缘粘着一条塑料绳，上面是蓝色粉色的小花，盛着玻璃杯的托盘用绣着金色双喜字的红纱盖着，卧室墙上贴着装饰画，上面是一对肥白的婴儿，用艺术字体写着“龙凤宝宝”。
两人曾计划要个孩子，墙上贴着“龙凤宝宝”的画。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
他开始回想生活中的各种细节：两人一起做饭时，他煮饭，她炒菜；一起出去逛街时手牵着手，他叫她的名字，她叫他“老公”。一天深夜，他还给自己的微信换了头像，那是两人的合影，头凑在一起，微笑注视着镜头。
9月12日清晨，距离那次摔断筷子的争吵一个月后，刘忠林终于决定去周晓的娘家走一遭。他曾在那个60多公里外的农家院度过了2019年的春节，一大桌子菜、一大家子人，异常热闹。
路上，他拨打了周晓微信视频电话却没有接通，他马上让司机调头，打道回府。他有些害怕，担心被老丈人责难，“我胆小，直接上她家，万一被她家里人打了咋整？”
可两天后他又去了。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他到商店买了月饼礼盒，打车直奔周晓的娘家。茂密的苞谷地边，农家院里没有周晓，岳父岳母正在杀猪，看见他来了便请进门。他留下月饼，没说什么就离开了，想着下次去，或许就能见到婚纱照上那个穿着亮闪闪的白纱的女人。
“记者，你说她还能回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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