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载于《商事法律文件解读·总第135 辑》，杜万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出版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当 事人的近亲属作为诉讼代理人。关于近亲属的范围，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从不同的立法目的出发，存在着不同的规定：
1．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之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该条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相对较小。
2．民法通则规定的近亲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 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该条规定的近亲属的 范围，只包括了配偶、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和最亲近的旁系亲属。这个范围比继承法第十 条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之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的继承人的范围稍大。
3．行政诉讼中的近亲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 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抚养、赡养 关系的亲属。这个范围是目前最为广泛的。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审判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 (2)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本规定所称近亲属，包括与审判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关系的亲属。
本解释起草过程中，多数意见提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对诉讼代理人修改主要 体现两个原则：一是满足当事人的法律服务需求，方便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是有利于规范诉讼制度，抑制非法有偿代理行为。《92年意见》关于近亲属范围的规 定过于狭窄，尤其是在未成年人诉讼案件中，近亲属范围过窄，使得为未成年人指定其亲属担任代理人的工作增加困难。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的范围相对民事实体法中的 近亲属的范围应当有所扩大，建议不仅包括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还应当包括近姻亲以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为此，本解释对可以被委托为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范围作了适当扩张，明确规定“与当事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关系以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以当事人近亲属的名义”作为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湖北省汉江中级法院（2017）鄂96民终349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与当事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关系以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以当事人近亲属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本案中，汤艳军为符凤祥连襟，与符凤祥具有近姻亲关系，具备法律规定的诉讼代理资格。虽然汤艳军未在一审开庭审理前提交与符凤祥系近姻亲关系的证明材料，但在庭审中其向法庭陈述了二人系近姻亲关系的事实，法庭根据其当庭提交的身份证明材料及授权委托书继续开庭审理并无不当，一审开庭后汤艳军、符凤祥亦补交了相应的近姻亲关系证明材料。对陈传勇关于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沈阳市于洪区法院（2018）辽0114民初6310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与当事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关系以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以当事人近亲属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近姻亲关系是指三代以内有共同祖先的血缘关系，姻亲是以婚姻关系为中介而产生的亲属。血亲的配偶是指自己直系、旁系血亲的配偶。本案中，欧静华系原告欧静萍的妹妹，系原告欧子江的姐姐，原告欧静萍、欧静华、原告欧子江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欧静华与张向东系夫妻关系，故张向东与二原告构成近姻亲关系，故张向东可以以二原告近亲属的名义作为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新余市中级法院（2019）赣05民终104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与当事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关系以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以当事人近亲属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潘蠢牙系张莹配偶潘小金的哥哥，潘蠢牙与张莹具有近姻亲关系，潘蠢牙具备代理张莹进行民事诉讼的资格。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已对案外人陈素梅进行询问，陈素梅陈述其根据潘小金指示向黄传金转款1,390,842元。综上，黄传金主张潘蠢牙不具备代理资格、陈素梅向其转款1,390,842元与本案无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以上内容转自：法眼观察
一般来说，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都是我们的近亲属，不过法律规定的近亲属又不一样。而三大诉讼法中关于近亲属的界定是不一样，刑诉法的近亲属指的是哪些人呢？下面小编为您整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对于近亲属的区别。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
参考法条：《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六)“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参考法条：《民通意见》12.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行政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参考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争议许久的证人出庭和证人的权利保障问题也出台了新的规定，刑诉法的近亲属出庭作证有特免权制度对长期以来，我国在证人制度中实行的是强制作证主义，法律规定如实作证是任何一个知晓案情的公民的义务，不如实提供证据被视为妨碍司法机关办案的行为，甚至要受到刑法的制裁。如在《刑事诉讼法》第48条中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 84 条第 1 款：“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
为了防止证人违反作证义务，我国法律还在实体方面作了保障。在实体上，我国《刑法》第 310条规定了窝藏、包庇罪和第 305 条规定了伪证罪。法条中并未有除外规定，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窝藏、包庇、伪证行为，不论其与被窝藏、包庇或为之作伪证的犯罪分子有何身份关系，都一律予以同样的定罪和量刑，这里面包括近亲属。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并成为了制约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一个大困难。
怎样促进证人出庭作证，成为了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面对的共同难题。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同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了庇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作证是常见的，更多人的心理是既害怕作伪证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又害怕自己的证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使犯罪人受到法律的追究。为避免这种矛盾，证人往往选择以不知情为借口拒绝作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没有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总结一下三大诉讼法关于近亲属的界定的区别，《民事诉讼法》相对于《刑事诉讼法》的近亲属多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了民事诉讼法中的近亲属，还包括其他具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另外继父继母、养子养女也都属于刑诉法的近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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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纪执法实践中发现，党员干部亲属利用党员干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案例并不少见。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关于“亲属”的认定并不明晰，相对法律规定更加笼统，未明确扶养、赡养等拟制关系及亲属代际，也未划定清晰的外延界限，对比“特定关系人”等概念，较难切割划分，实践中存在困惑。如何科学、合理把握《条例》中的“亲属”范围，从纪法衔接角度值得探析。
纪法规定的异同
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法规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两者既有机统一，也相互补充、互相促进。《条例》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五条等条款，对党员干部的亲属利用其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问题进行了规制，将有关主体表述为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但未就亲属范围进行界定。
《民法典》中的亲属除配偶之外，还包括血亲，即具有血缘关系的自然血亲和由法律认可而人为设定的拟制血亲；基于婚姻关系产生的姻亲，即血亲的配偶、配偶的血亲，以及配偶血亲的配偶。若没有限定，亲属范围将非常广泛。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近亲属之间才有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不尽相同，但三大实体法和三大程序法都明确了近亲属范围：刑法中的“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民法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法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早在2007年，针对查办违纪案件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纪委印发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同年，“两高”也出台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两个文件对特定关系人均表述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可见，在不同法律中，亲属的范围存在一定的交叉和空白，基于消除纪法衔接盲区，推动精准监督执纪执法，界定“亲属”范围有重要意义。
以案说纪
2015年8月至2019年12月，李某担任A国有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其间，其同胞妹妹的养子宋某（未办理收养手续，但家庭关系密切）成立货物运输公司，承接A公司部分货运业务。2019年2月，宋某接受商人袁某请托，向A公司分管领导打招呼，帮助袁某在未经招投标的情况下，承接A公司办公楼整体维修项目。为表示感谢，袁某送给宋某现金5万元。李某虽然事后知晓但未制止，也未从中获利。
本案中，基于与李某的密切关系，认定宋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并无异议，但对李某的行为认定存在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宋某作为李某的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李某知道后未退还或上交，按司法解释，应当认定李某具有受贿故意，以受贿罪论处。第二种意见认为，宋某并非李某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李某与宋某没有共同受贿故意，也未直接或授意他人帮助请托人谋取利益，其不构成受贿罪，属于纵容、默许亲属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行为，应当按照违反廉洁纪律追究责任。第三种意见认为，宋某并非李某近亲属、特定关系人，因未办理收养手续，也不应认定为李某亲属。李某明知下属单位存在违规行为而不制止，属于失职失责，应当按照违反工作纪律追究责任。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该案中主体间关系是区分定性的关键，首先可以肯定宋某与李某并非近亲属，同时两人之间不存在因共同利益而形成紧密的互惠互利关系，体现不出利益趋同性，也不符合纪法条文关于特定关系人的定义。其次，宋某与李某同胞妹妹虽未办理收养手续，但存在事实收养关系，双方家庭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为周围群众所公认，这种密切关系，为宋某利用李某职务影响提供了便利，也正因为此，可以追究宋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李某主观上没有受贿犯意，客观上没有共谋、帮助行为的情况下，以事后未劝阻作为定罪标准不免过于牵强。
从纪律角度看，基于宋某与李某妹妹的事实收养关系，宋某是李某的外甥，属于拟制的旁系血亲，可以认定为亲属，应当按照《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党员干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给予李某相应党纪处分。
《条例》中“亲属”范围的认定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划定亲属范围将直接关系到纪法适用。围绕亲属范围的认定，笔者认为应当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贯通运用纪法“两把尺子”。
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严格依照刑法关于近亲属的范围认定，不能随意扩大，否则将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对于违纪和一般职务违法行为，亲属的范围应当适当大于近亲属，以期达到严格执纪执法的目的，但也不宜进行无限延伸。
例如，与党员干部同村、同宗族但相隔数代且往来较少的远房亲戚，可否列为亲属？笔者认为不宜列为。《条例》相关条款的制定，旨在要求党员干部在从严管好自己的同时，也要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默许他们利用党员干部的身份谋取非法利益。从实践角度考虑，一是党员干部与这些人要有密切的社会交往，如此才有利用影响力之可能；二是党员干部能够对他们进行管理、劝诫，具有管教基础。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而言，笔者认为《条例》中亲属范围不仅要涵盖法律层面对近亲属的最大范围限定，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纳入，同时也要将其他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纳入，从而帮助准确定性量纪。
（
执纪执法实践中发现，党员干部亲属利用党员干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案例并不少见。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关于“亲属”的认定并不明晰，相对法律规定更加笼统，未明确扶养、赡养等拟制关系及亲属代际，也未划定清晰的外延界限，对比“特定关系人”等概念，较难切割划分，实践中存在困惑。如何科学、合理把握《条例》中的“亲属”范围，从纪法衔接角度值得探析。
纪法规定的异同
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法规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两者既有机统一，也相互补充、互相促进。《条例》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五条等条款，对党员干部的亲属利用其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问题进行了规制，将有关主体表述为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但未就亲属范围进行界定。
《民法典》中的亲属除配偶之外，还包括血亲，即具有血缘关系的自然血亲和由法律认可而人为设定的拟制血亲；基于婚姻关系产生的姻亲，即血亲的配偶、配偶的血亲，以及配偶血亲的配偶。若没有限定，亲属范围将非常广泛。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近亲属之间才有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不尽相同，但三大实体法和三大程序法都明确了近亲属范围：刑法中的“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民法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法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早在2007年，针对查办违纪案件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纪委印发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同年，“两高”也出台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两个文件对特定关系人均表述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可见，在不同法律中，亲属的范围存在一定的交叉和空白，基于消除纪法衔接盲区，推动精准监督执纪执法，界定“亲属”范围有重要意义。
以案说纪
2015年8月至2019年12月，李某担任A国有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其间，其同胞妹妹的养子宋某（未办理收养手续，但家庭关系密切）成立货物运输公司，承接A公司部分货运业务。2019年2月，宋某接受商人袁某请托，向A公司分管领导打招呼，帮助袁某在未经招投标的情况下，承接A公司办公楼整体维修项目。为表示感谢，袁某送给宋某现金5万元。李某虽然事后知晓但未制止，也未从中获利。
本案中，基于与李某的密切关系，认定宋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并无异议，但对李某的行为认定存在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宋某作为李某的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李某知道后未退还或上交，按司法解释，应当认定李某具有受贿故意，以受贿罪论处。第二种意见认为，宋某并非李某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李某与宋某没有共同受贿故意，也未直接或授意他人帮助请托人谋取利益，其不构成受贿罪，属于纵容、默许亲属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行为，应当按照违反廉洁纪律追究责任。第三种意见认为，宋某并非李某近亲属、特定关系人，因未办理收养手续，也不应认定为李某亲属。李某明知下属单位存在违规行为而不制止，属于失职失责，应当按照违反工作纪律追究责任。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该案中主体间关系是区分定性的关键，首先可以肯定宋某与李某并非近亲属，同时两人之间不存在因共同利益而形成紧密的互惠互利关系，体现不出利益趋同性，也不符合纪法条文关于特定关系人的定义。其次，宋某与李某同胞妹妹虽未办理收养手续，但存在事实收养关系，双方家庭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为周围群众所公认，这种密切关系，为宋某利用李某职务影响提供了便利，也正因为此，可以追究宋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李某主观上没有受贿犯意，客观上没有共谋、帮助行为的情况下，以事后未劝阻作为定罪标准不免过于牵强。
从纪律角度看，基于宋某与李某妹妹的事实收养关系，宋某是李某的外甥，属于拟制的旁系血亲，可以认定为亲属，应当按照《条例》第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党员干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给予李某相应党纪处分。
《条例》中“亲属”范围的认定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划定亲属范围将直接关系到纪法适用。围绕亲属范围的认定，笔者认为应当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贯通运用纪法“两把尺子”。
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严格依照刑法关于近亲属的范围认定，不能随意扩大，否则将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对于违纪和一般职务违法行为，亲属的范围应当适当大于近亲属，以期达到严格执纪执法的目的，但也不宜进行无限延伸。
例如，与党员干部同村、同宗族但相隔数代且往来较少的远房亲戚，可否列为亲属？笔者认为不宜列为。《条例》相关条款的制定，旨在要求党员干部在从严管好自己的同时，也要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默许他们利用党员干部的身份谋取非法利益。从实践角度考虑，一是党员干部与这些人要有密切的社会交往，如此才有利用影响力之可能；二是党员干部能够对他们进行管理、劝诫，具有管教基础。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而言，笔者认为《条例》中亲属范围不仅要涵盖法律层面对近亲属的最大范围限定，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纳入，同时也要将其他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纳入，从而帮助准确定性量纪。
（
1460/刑事案件家人代为上诉(家属代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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