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知名法学C刊《政治与法律》在不同期数就多次挪用公款犯罪数额如何认定这个具有很强实务性的话题，刊发了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学术论文。分别是2021年第1期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所著的《挪用公款罪的数额计算》和2021年第7期上海社科院法学所魏昌东教授所著的《“挪-还序接型”多次挪用公款犯罪数额的计算标准》。这算得上《政治与法律》2021年度经济刑法栏目最吸引读者的看点之一。
多次挪用公款犯罪数额如何认定在实务中确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不同地方法院的判决观点都不太一样，而犯罪数额认定又是量刑的必经环节，所以这个问题也经常被检察官和法官戏称为让人“烧脑”的难题。对律师而言，办理这类多次挪用的刑事案件，犯罪数额是必辩点之一，否则该律师一定不专业。因此，当带着问题来阅读这两篇文章时，发觉文章的质量很高，确实有干货，如果再进一步将二篇文章对比起来阅读，则观点的碰撞更容易引发读者的深思。
首先看张明楷教授的《挪用公款罪的数额计算》一文。从论文题目中可以看出，该文拟一揽子解决所有类型挪用公款罪犯罪数额的计算问题，多次挪用公款的犯罪数额认定仅是论文关注点之一。这也是张教授对刑法分则研究的一贯风格——提取公因式。这种研究方法，笔者在拜读张教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这本刑法学人人手一本的巨著中已早有领略。
在文中第二部分，张教授讨论了“以后次挪用公款归还前次挪用公款的数额计算”问题。他认为，即便是后续挪用归还了前次挪用的公款，犯罪数额原则上也应累计计算。为此，张教授对1998最高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解释如下：其一，第4条规定仅限于挪用公款进行其他活动，而不包括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与营利活动的情形。其二，第4条的后段规定仅限于前次挪用公款进行其他活动没有超过三个月的情形。如果前次挪用时间超过了三个月，那么，由于已经符合了法定的构成要件，就没有理由不计算在挪用数额之内。其三，对于第4条后段中“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规定的适用，也必须考虑未归还的时间，而不是仅考虑数额。其四，对于第4条的后段中的“未还”不能仅进行形式上的判断，而必须实质判断多少公款在多长时间内处于流失的危险状态。同时，为解释上述观点，张教授在该文中的【例10】中进一步以案说法。
【例10】J利用职务便利，于2013年10月至2019年7月间，以月初挪用月底归还的方式，先后53次挪用农经站代管金账户内同笔资金用于经营活动，累计数额2500多万元（单次挪用最高数额为226万元）。法院认为，行为人反复多次挪用同笔公款，且均已归还，挪用公款罪的犯罪金额不应累计计算，而应当以同一时间段对公款实际造成法律上侵害的数额认定，即挪用公款罪的数额应当以同一时间段内最高挪用数额确定。
张教授认为，法院的这一处置结论违反了全面评价原则。我国《刑法》第384条对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的行为并没有规定时间要求，既然如此，J的每一次挪用行为就都构成犯罪，即J总共使2500万元公款处于流失的危险之中，不能因为其事后的归还就否认该危险的存在。换言之，他认为本案法院的判决结果轻纵了被告人。
再来看魏昌东教授《“挪-还序接型”多次挪用公款犯罪数额的计算标准》一文。该文的副标题名为“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乍一看，多少有点“挑衅”的味道。不过，学术争鸣是一直被倡导的优良学风，用杨兴培教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就是“真理越辩越明”。据笔者不完整的检索，最近十年，直接在标题中写明“与张明楷教授商榷”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至少有40余篇，在论文中“蜻蜓点水”式地与张教授商榷的文章更是数不胜数了。例如，徐光华教授在《中国法学》上发表的《“以刑制罪”视阈下财产罪保护法益的再认识》一文中，就通过脚注的形式对张教授主张的“占有说”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但我们检索时，很难将该文统计其中。
好了，话题再回到魏教授的论文上。与张教授文章着眼于挪用公款罪全部类型犯罪数额认定不同，魏教授的文章见微知著，仅仅讨论这种“挪—还—挪型”挪用公款罪犯罪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在文中，魏教授形象地将这种类型的挪用公款行为称为“挪-还序接型”，并为其下了一个定义：是指行为人将其所管理的公款挪出使用，在先行归还后，再行挪用，以此循环往复的形态，在行为结构上呈现出反复性的“挪-还-挪”模式。核心在于，“序接性”与“主动性”，前者指行为人均于后次挪用前归还前次挪出的款项，后者指行为人系主动归还，而有别于“挪新还旧型”的多次挪用。
既然是商榷，魏教授在文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张教授观点的二个问题：一是在行为人多次挪用固定资金池中的资金时，采累计计算的原则被认定的犯罪数额完全超出行为人所实际管理的公款的情况，而且该种情形完全不存在制造如此大金额公款流失的可能性。如，甲仅管理单位的20万元公款，10次全额挪用该公款，根据张教授的观点其犯罪数额为200万元，而甲从未与此数额的公款谋过面，更无法造成此数额的公款的流失。二是从社会危害性的比较来看，如果将多次且主动归还的挪用公款的数额也一律累计计算，是将具有不同危害程度的行为做出相同的刑法评价，显然不具有正当性。魏教授进一步指出，就连张教授自己也承认，“挪—还—挪型”多次挪用公款比“挪新还旧型”的不法程度更轻，然而却在选择数额计算原则时对二者做相同的处置，不具有合理性。
在此质疑的基础上，魏教授提出“公款流失实际最大危险数额”的标准。该标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特定时间段多次挪用公款的，犯罪数额累计计算。二是以“挪新还旧”方式多次挪用公款的，以实际处于流失危险状态的数额认定。三是以“挪—还—挪”方式多次挪用公款的，以单笔最大金额或者特定时间节点上的最高数额认定。
作出上述论断，在于魏教授的理论前提：挪用公款罪的法益损害识别标准在于“公款流失危险”，这决定了行为人在主动归还所挪用公款后，由于货币随即进入正常的流通状态，挪用造成的流失风险随即消除，不具有可累积性。
举例解释魏教授的观点：（1）如果行为人3次挪用公款从事营利活动，每次挪用30万，均未归还的，犯罪数额为90万元。（2）如果行为人3次挪用公款，第一次挪30万从事营利活动，第二次挪30万归还第一次挪用的30万元，第三再挪30万归还第二次挪用的30万元，则犯罪的数额仅为30万元，而不是90万元。（3）如果行为人第一次挪用公款30万元从事营利活动，不久后归还，第2次再挪用了50万元从事营利活动，不久后归还，第三次又挪用了80万元从事营利活动，不久后归还，则犯罪的数额为80万元，而非160万元。
当然，魏教授也注意到其观点可能受到的质疑：多次挪用公款用于营利活动，且均既遂的情况下，仅根据“公款流失实际最大危险”作为确定基准刑的根据，是否违反刑法全面评价原则？对此，其认为：虽然不采用数额累计计算的原则，但行为人多次挪用公款的事实并未得以改变，司法判决中通过对行为人认定“多次”挪用，将之作为量刑情节处理，同样满足刑法全面评价的要求，而不存在对多次挪用行为不加评论的问题。
两篇文章读到最后，有种魏教授和张教授在法庭上辩论的幻觉。张教授代表的是检察官，魏教授则代表辩护律师。从逻辑上推断，虽然两派观点都有一些难以自洽的小问题，给另一派留有批评的空间，但哪一种观点更为合适，想必接触过司法实务的同仁，特别是承办过挪用公款罪的律师、检察官、法官们一定有些自己的想法亟需评论与发表。
就笔者而言，笔者认为，挪用型犯罪的行为人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便以非法营利为目的多次挪用公款，对其的责罚也应与贪污罪等非法占有型犯罪有所区别。如果资金池中只有100万元，哪怕行为人为了营利反复挪了10次，最后认定其挪用资金为1000万元确实有点牵强。在这一点上，笔者更加认同魏教授的观点。
当然，支持张教授观点的人可能会反驳道：前面挪用的行为已经既遂为什么不定罪？犯罪既遂后还可以不评价？如何体现刑法的整体评价原则？等等。对此，笔者在魏教授已有回应的基础上进一步谈谈自己的感想：经验与逻辑是两条不同的求证道路，逻辑美的结果不一定是公正合理的，而朴素的法感也非绝对错误。当我们解释法律时，不能忘了在解释逻辑之外的常识、常情、常理，这才是我们最终要走向的灯塔。
一、刑法规定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本罪的前身是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第十一条所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挪用单位资金罪。
二、犯罪构成
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在挪用或借贷本单位资金，并且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仍故意为之。
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具体地说，它包含以下几种行为：
1、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这是较轻的一种挪用行为。其构成特征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主管、经手本单位资金的便利条件而挪用本单位资金，用途主要是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使用，但未用于从事不正当的经济活动，而且挪用数额较大，且时间上超过三个月而未还。
2、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这种行为没有挪用时间是否超过三个月以及超过三个月是否退还的限制，只要数额较大，且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的就构成犯罪。所谓“营利活动”主要是指进行经商、投资、购买股票或债券等活动。所谓“非法活动”。就是指将挪用来的资金用来进行走私、赌博等活动。
行为人只要具备上述行为中的一种就可以构成本罪，而不需要同时具备，
上述挪用资金行为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具有管理、经营或者经手财物职责的经理、厂长、财会人员、购销人员等，利用其具有的管理、调配、使用、经手本单位资金的便利条件，将资金挪作他用。
主体：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三种不同身份的自然人：一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二是上述公司的工作人员，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之外的经理、部门负责人和其他一般职工。上述的董事、监事和职工必须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三是上述企业以外的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职工，包括集体性质的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职工，另外在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所有其他职工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只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客体：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资金的使用收益权，对象则是本单位的资金。所谓本单位的资金，是指由单位所有或实际控制使用的一切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财产。
三、立案追诉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二)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
(三)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归个人使用”:
(一)将本单位资金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二)以个人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行贿罪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49号），国家出资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公司、企业改制过程中为购买公司、企业股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公司、企业的资金或者金融凭证、有价证券等用于个人贷款担保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或者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以挪用资金罪或者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在改制前的国家出资企业持有股份的，不影响挪用数额的认定，但量刑时应当酌情考虑。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国家出资企业的工作人员为购买改制公司、企业股份实施前款行为的，可以视具体情况不作为犯罪处理。
四、量刑标准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8号），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挪用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款物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以挪用资金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有第一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将挪用的资金退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案例解读
2009年11月至2010年12月，被告人龚某在任某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阳中心支公司三原营销服务部（简称泰康保险公司）业务员期间，将2006年至2008年曾经在其手中办理过保险的客户王某、代某、李某、陆某、张某五人所交的六份保险费共计23589.4元未向保险公司上交，个人占用，案发时仍有12006.4元未上交。
2007年至2009年，陈某、代某、刘某、阎某等15户经被告人龚某手在三原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徐木信用社贷款，期满后，龚某将代收的15户归还的贷款本金123200元，用于家庭开支、或给自己购买保险或为自己代办的保险业务垫付保险费等，案发时仍有89114.4元未归还。
另查，案发后，被告人龚某共退回赃款15000元。审理中，被告人龚某退回赃款86120.8元。三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龚某在任某人寿三原营销部代办员、徐木信用社信贷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代收的保险费、信贷资金146789.40元归个人使用，从事营利性活动或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构成挪用资金罪。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在庭审中认罪态度尚好，有悔罪表现，积极退赃，系初犯、偶犯，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符合本案事实，对其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龚某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告缓刑，缓刑考验期限为三年六个月。
解读：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从本案看，被告人龚登辉利用职务之便，将代收的保险费、信贷资金146789.40元归个人使用，从事营利性活动或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其行为符合挪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挪用资金罪定罪为宜。
六、律师解析
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有一般的挪用本资金的违法违纪行为和挪用本单位资金的犯罪行为之分。区分二者之间的界限，我们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其一，挪用本资金的数额。这是衡量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挪用单位资金罪中“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这两种情形来说，“数额较大”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达到“数额较大”，就成为区分一般的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违法违纪行为和挪用单位资金罪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挪用单位资金罪中“进行非法活动的”这种情况，虽然本法并未规定数额上的要求，但是，从有关的司法解释的精神看，挪用数额很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并不作为犯罪，而只是作为一般的违法违纪行为处理。其二，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时间。这是衡量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本罪中“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这种情况而言，“超过3个月未还”就是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必备要件。在这种情况下，挪用本单位资金是否超过3个月未还就成为区分一般的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违法违纪行为和挪用资金罪的界限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挪用资金罪中“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进行非法活动的”这两种情况，虽然本法中并无时间长短的要求，但是，如果挪用的时间很短，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不大，可以作为本法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况，不认为是犯罪，作为一般的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违法违纪行为处理。
1.挪用资金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界限：
二者侵犯的客体和对象不同。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的使用权，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的所有权，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既包货币形态的资金和有价证券等，也包括实物形态的公司财产，如物资、设备等。
在客观表现不同。挪用资金罪表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职务侵占罪表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挪用资金罪的行为方式是挪用，即未经合法批准或许可而擅自挪归自己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方式是侵占，即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挪用本单位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并不要求“数额较大”即可构成犯罪；职务侵占罪只有侵占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才能构成。
在主观上不同。挪用资金罪行为人的目的在于非法取得本单位资金的使用权，但并不企图永久非法占有，而是准备用后归还；职务侵占罪的行为人的目的在于非法取得本单位财物的所有权，而并非暂时使用。
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不退还的，这里所说的不退还，是指在挪用本单位资金案发后，人民检察院起诉前不退还。一般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挪用本单位资金不退还的，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主观上想退还，但客观上无能力退还，另一种是客观上虽有能力退还，但主观上已发生变化，先前的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故意已经转化为侵占该资金的故意。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在挪用本单位资金后，确属犯罪故意发生转变，不再想退还，而是企图永久非法占为己有，在客观上有能力退还而不退还的，因为属于刑法中的转化犯，仍应根据处理转化犯的原则，直接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2.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的界限：
在主观上二者都有挪用的故意，有时犯罪对象也可能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但是，这两种犯罪也有以下主要区别：
侵犯的客体和犯罪对象不同。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的使用权，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资金，其中，既包括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资金，也包括公民个人所有、外商所有的资金。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款的使用权和国家机关的威信、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等，既有侵犯财产的性质，又有严重的渎职的性质，因此，本法将挪用公款罪规定本法分则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专章中，而不是“侵犯财产罪”专章中。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对象限于公款，其中主要是国有财产和国家投资、参股的单位财产，即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所有的款项。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对象不同，客体不同，社会危害性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别。本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在客观上的三种不同情形的排列顺序，与本条第1款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在客观上的三种不同情形的排列顺序不同，也说明立法者对这两种犯罪打击的重点的不同。在处罚上挪用公款罪也比挪用资金罪严厉得多。
犯罪主体不同。挪用资金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国家工作人员除外。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因此，本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有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依照本法第384条关于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总之，科学地界定挪用资金罪，依法打击挪用资金的犯罪活动，对于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卢潇然律师个人简介：男，1991年出生，硕士学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先后实习于办事处、法院、检察院，积累了丰厚的基层法律工作经验。现任河南泰豫恒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副书记、高级合伙人、破产事务部负责人。专业方向为公司、合同类纠纷。担任多家国有企业及大型民营企业法律顾问，以严谨的工作态度、高度的工作责任感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其为核心的团队分为诉讼与非诉两个方向。诉讼团队主要负责民间借贷、建筑合同施工合同、股权转让、买卖合同、交通事故等纠纷以及执行程序中相关法律问题；非诉团队主要负责公司企业法律顾问、破产重整、尽职调查等相关非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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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将挪用的资金退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典型案例
2018年5月12日，A市某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费某，以村委会名义与村民王某签订《购房合同》，约定置换一套面积135平方米的还建楼房，总价22万元。王某支付现金1万元，并商量少付1万元，费某表示同意。同日，张某按照费某的要求，转账20万元至费某个人账户，费某以个人名义出具收条，并加盖村委会公章。次日，费某将20万元借给他人用于承包工程。一年后，费某向集体归还其中的5万元。案发后，费某归还全部被挪用的资金。此外，费某还利用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11万元。
A市B区纪检监察机关给予费某开除党籍处分，并将其涉嫌挪用资金犯罪、受贿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费某因犯受贿罪和挪用资金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漫画解读
分析点评
费某挪用村集体资金20万元，借给他人用于承包工程，超过三个月未还，属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行为。2000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问题的批复》，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本人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或者以个人名义将所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费某的违法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
从本案的违纪违法事实看，费某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期间涉嫌挪用集体资金、受贿，其系《监察法》规定的基层组织管理人员，属于监察对象。费某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本应廉洁自律、服务群众，守好集体的“钱袋子”，但他却对党纪国法毫无敬畏，受私欲蒙蔽，先是违规将集体资金存入个人账户，后又挪作他用，挪用数额和期限超过涉罪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费某挪用的是村集体资金，区别于国家资金，因而构成挪用资金罪，而非挪用公款罪。本案暴露出少数基层干部纪法意识淡薄，特别是在部分有特殊资源或正在开发建设的地区，村级腐败易发多发。狠刹基层“微腐败”，要提高选人用人的标准和要求，严把政治关、品行关、廉洁关，培养和选用更多政治素养高、纪法意识强的基层干部。还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特别是要强化对农村“三资”的监管，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廉”动力。
法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在提起公诉前将挪用的资金退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典型案例
2018年5月12日，A市某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费某，以村委会名义与村民王某签订《购房合同》，约定置换一套面积135平方米的还建楼房，总价22万元。王某支付现金1万元，并商量少付1万元，费某表示同意。同日，张某按照费某的要求，转账20万元至费某个人账户，费某以个人名义出具收条，并加盖村委会公章。次日，费某将20万元借给他人用于承包工程。一年后，费某向集体归还其中的5万元。案发后，费某归还全部被挪用的资金。此外，费某还利用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11万元。
A市B区纪检监察机关给予费某开除党籍处分，并将其涉嫌挪用资金犯罪、受贿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费某因犯受贿罪和挪用资金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漫画解读
分析点评
费某挪用村集体资金20万元，借给他人用于承包工程，超过三个月未还，属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行为。2000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问题的批复》，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本人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或者以个人名义将所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费某的违法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
从本案的违纪违法事实看，费某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期间涉嫌挪用集体资金、受贿，其系《监察法》规定的基层组织管理人员，属于监察对象。费某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本应廉洁自律、服务群众，守好集体的“钱袋子”，但他却对党纪国法毫无敬畏，受私欲蒙蔽，先是违规将集体资金存入个人账户，后又挪作他用，挪用数额和期限超过涉罪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费某挪用的是村集体资金，区别于国家资金，因而构成挪用资金罪，而非挪用公款罪。本案暴露出少数基层干部纪法意识淡薄，特别是在部分有特殊资源或正在开发建设的地区，村级腐败易发多发。狠刹基层“微腐败”，要提高选人用人的标准和要求，严把政治关、品行关、廉洁关，培养和选用更多政治素养高、纪法意识强的基层干部。还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特别是要强化对农村“三资”的监管，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廉”动力。
关于规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中 第二套住房认定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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