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打赏主播案件分析（挪用公款构成犯罪案件讲解）

古有烽火戏诸侯为博美人一笑，今有直播间里豪掷千金为讨主播欢心。更有甚者，打赏所用钱款居然来自挪用的公款。近日，“90后出纳挪用公款2000多万打赏女主播”的新闻词条冲上热搜。如此大的数额、如此荒唐的选择，引起了网络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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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出纳挪用公款打赏，公司追回钱款路艰辛

本案中，济南一位90后男出纳，为了讨女主播芳心，一念之差挪用公款进行打赏，一开始是几十万，几百万，后来挪用资金超过1000万后。他自认无力偿还，更加变本加厉，最后挪用了总计4800万公款进行消费，其中2000多万打赏给了女主播。

最终该男子被判12年，没收个人财产80万。但刑事判决中未涉及向主播及直播平台追缴涉案赃款问题。

随后，被挪用公款的公司选择通过民事诉讼，将主播所在的平台方斗鱼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斗鱼存在侵权行为，请求判令斗鱼返还该员工在该平台打赏的该公司公款。

对于上述民事诉讼，斗鱼方面回应，斗鱼对该员工充值消费的财产来源并不知情，也未实施任何侵犯该公司权益的行为，后续会按照法院诉讼程序积极应诉。

司法机关披露出来的材料显示，警方在案发后查清了涉案赃款的流向，冻结了收受赃款的武汉瓯越网视有限公司（斗鱼运营方）银行账户内的1000余万元、广州虎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虎牙运营方）银行账户内的260余万元、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B站运营方）银行账户内的40余万元。案件办理过程中，上述被冻结款项先后被移交至检察院和法院。

被挪公款的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其寄希望于案结后，法院可以判决将追缴的赃款返还公司。

通州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冻结在案的三家直播平台的钱款涉及众多法律主体和多重法律关系，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不宜直接在刑事审判中通过刑事追缴程序处理，可另行依法解决。

02

公款打赏案件频发，追回钱款是否有法可依？

事实上，近年来，挪用公款打赏主播案件屡见不鲜。

苏州吴江的一名小伙子周某，两个月挪用20万公款打赏网络女主播。

广西河池市一名女出纳，半年时间挪用公款打赏给该男主播超过430万元。

北京顺义国企员工于某，挪用公款785万打赏女主播。

……

法治网研究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直播打赏”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到二审追诉至中级法院的共有37件，挪用公款案件有7起。这些案件中，既有向主播及平台追缴赃款的刑事判决，亦有未提及追缴相关赃款的刑事判决。

挪用公款打赏主播的钱款能否追回，成为此类案件衍生出的一个热议话题。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百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

胡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若有证据证明挪用公款打赏女主播符合以上情形的，则网络直播平台、网络直播服务机构、网络直播发布者所获收益应当依法全额追缴。

法治网研究院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还提出：“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

对此，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秦庆芳分析，认定是否善意，应当考量是否明知、是否无偿或低价取得、取得是否合法等因素。对于打赏主播的钱款，在认定是否可以追缴时，关键在于如何认定“打赏”的性质。如将“打赏”认定为一种赠与，该款项的取得可能因属于无偿取得，而被追缴；如将“打赏”认定为一种服务付费（付费欣赏表演），则不适用无偿取得，不得追缴。

“我个人认为，打赏是用户自愿的一种行为，并未在用户与主播之间设定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无偿、单务合同，更符合赠与的法律性质。”秦庆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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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直播打赏乱象刻不容缓

当前，包括挪用公款在内的直播打赏乱象频发，各界都在呼吁规范网络打赏行为。

3月17日，国家网信办开展了2022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聚焦影响面广、危害性大的问题开展整治，其中第一项即为开展“清朗·打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象”专项行动，将从严整治激情打赏、高额打赏、诱导打赏、未成年人打赏等行为。

胡钢表示，目前网络直播存在平台责任失守、主播表演失范和充值打赏失序等问题，对直播打赏行为的定性还存在是赠与还是消费的司法争议。但是，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已明确要求对互联网医疗、线上教育培训、在线娱乐等新业态，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这说明我国对新业态新模式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将及时补齐法规和标准空缺。

对于如何针对直播平台企业加强打赏监管，胡钢建议，可以在总结已有政策规范和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互联网文化条例》、修订《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统一规制线上线下营业性演出，清晰界定平台责任，明确规范表演内容，合理限定打赏限额，适当设置打赏冷静期和延时到账期等，以加快营造稳定公平的营商环境和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共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秦庆芳建议，平台作为承载主播和用户的桥梁，应适时进行监管干预，引导直播行业良性发展。首先，平台可以制定较为详细、责任明确的主播和用户的注册规则，对主播级别和用户级别的打赏金额、打赏行为作出规范。

其次，平台可以设立监管机制及惩罚措施，禁止虚假宣传、PK打赏、打赏抽奖、线下交易等刺激消费的行为，如发生上述行为，可采取禁播、封号等方式予以惩戒。

再次，在发生挪用公款打赏事件后，平台还应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将犯罪所涉及的账户信息打赏情况在后台进行跟踪汇总，并向侦查机关提供相关信息。

最后，平台也应当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优势，发挥法制宣传作用，通过设置法制宣传页面、专栏等，向用户予以宣传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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