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杰米·戴蒙主持的10点钟开始的会议已经持续了很久。
“告诉鲍勃我立刻就过来。”戴蒙吩咐助手凯茜。
罗伯特·维纶斯塔和戴蒙都曾是桑迪·威尔金融帝国的创始成员。由于他们都曾为花旗集团的创建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在不同时期，两人都曾被认为是威尔指定的该金融巨头的继承人。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最后他们都没能获得领导花旗的机会。在戴蒙被迫辞职后的十年里，他俩的关系一直非常好。
维纶斯塔个子很高、头发花白，可以算作是曼哈顿银行家的典型了。在这个6月初的早晨，他静静地坐在JP摩根位于联合碳化公司的老办公楼8层的休息室里，等着会见戴蒙。一个玻璃柜中展示着两把木制把手的手枪复制品，这两把手枪有着共同的历史：1804年，亚伦·伯尔（Aaron Burr）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在决斗中使用过这两把手枪，结果汉密尔顿被杀，他当时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
同戴蒙一样，维纶斯塔也败给了威尔，于2005年7月离开花旗集团。之后，他与同样出身于花旗集团的玛吉·马格纳（Marge Magner）合伙创建了私募股权基金布雷塞全球银行投资合伙公司（Brysam Global Partners），专门投资拉丁美洲和俄罗斯的消费信贷业务。维纶斯塔的办公室和JP摩根总部只隔着一条派克大街，在戴蒙的领导下，JP摩根已经成为维纶斯塔基金的最大投资者，同时，通过他和马格纳的苦心经营，布雷塞已成为一家盈利的公司。此外，维纶斯塔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身份：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这正是他今天拜访戴蒙的原因。
维纶斯塔是一个说话温和的人，在被领进办公室后，他对戴蒙说：“我正在考虑一些问题，需要听听你的建议。”他透露，美国国际集团董事会刚刚询问他是否有兴趣担任首席执行官，因为现任首席执行官马丁·苏利文（Martin Sullivan）可能在本周内就会被解雇。作为公司总裁，其实维纶斯塔有责任安排时间亲自前往美国国际集团的总部去提醒苏利文，他的职位已经摇摇欲坠了。
“我喜欢我正在做的事情，”维纶斯塔说得郑重其事，“没有人监督我，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情。”
“我可会监督你！”戴蒙笑着反驳道，他是维纶斯塔最大的财政支持者之一。
维纶斯塔解释说，从信用危机席卷美国国际集团至今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接受公司的最高职位。同时，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朗了，他极可能获得掌控公司的机会。但可以预见的前景也让他非常矛盾：虽然他一直想成为首席执行官，但毕竟已经62岁了，如果就此退休，就可以花时间好好追求自己的业余爱好了，比如汽车比赛。
维纶斯塔是挪威移民的第三代，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在布鲁克林的瑞奇湾区（Bay Ridge）长大，后来又去了长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汉华银行（Chemical Bank）工作，并且行政级别不断得到晋升，而且，由于深得前任老板罗伯特·利普（Robert Lipp）的赏识，他受命飞往巴尔的摩，以了解商业信贷公司究竟准备开展什么业务，这家次级抵押贷款放贷机构由威尔与其得力助手戴蒙所共同经营。相比汉华银行和维伦斯塔在纽约银行业看到的其他公司所表现出的呆板的官僚作风，威尔-戴蒙团队的源动力和创业精神显得尤为不同。
虽然事后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丝懊悔，但维纶斯塔当时还是欣然接受了威尔和戴蒙向他提供的工作邀请。上班的第一天，当他在波卡拉顿（Boca Raton）举行的会议上遇见75位商业信贷公司分支机构的管理者时，没见过大世面的维纶斯塔忽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衣冠楚楚的中年男人。后来，维纶斯塔渐渐适应了类似的刺激，包括高尔夫和酒水。最终，他在公司里舒适地成长。1998年，他参与策划了一些冲击了众多金融机构的闪电收购：普美利加金融服务公司、希尔森公司、旅行者公司和所有兼并金融公司中最大的——花旗公司。很快他们三位就在人才济济的金融业中脱颖而出。后来，戴蒙和威尔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随即戴蒙离开了花旗，4年后，维纶斯塔担任了戴蒙原来的总裁职位，表明他将很快得到进一步升迁。
针对美国国际集团目前所处的境况，维纶斯塔和戴蒙足足讨论了半个小时。作为公司的总裁，维纶斯塔比任何人都清楚公司所面临问题的严重程度，解决这些问题将是一项超乎想象的巨大挑战。公司的危险境况使他进一步肯定了自己原来的决定。“对于这份临时性的工作，我应该临危受命。”他一脸坚毅地说。
戴蒙摇了摇他的脑袋：“简直是一派胡言，其他都是虚的，问题的本质在于其实你骨子里不想做这份工作。”
“我知道，”维纶斯塔连声承认，“我知道。”
“你把问题搞混了，”戴蒙强调，“首先，临时首席执行官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工作，它实际上要求履行和正式首席执行官一样的职责。如果我是董事会，我绝不会允许你这样做，而如果我是你，我也绝不会作出这种决定，因为这无异于自断后路！”
“扎布也认为董事会这次是豁出去了，”维纶斯塔说，他指的是美国国际集团前任总裁弗兰克·扎布（Frank Zarb），“他不希望在3年内换了3位首席执行官后，将来还有第4位。”
“你应该明白，如果做得好，你至少还需要任职两年，”戴蒙开始从相反的角度描述可能的情况，他身体前倾，并深呼一口气以强调他的观点，“问题是，你是否真的愿意重新掌权？如果你愿意，别忘了这份职责有多么艰巨。”
维纶斯塔点了点头以示同意，然后又提到另一件令他担心的事情：“我既不喜欢以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公开露面，也不希望看起来好像是我挤走了马丁而自己接任。”戴蒙听后却向他保证，这个问题绝对无足轻重。
董事会希望维纶斯塔愿意接任这项工作。妻子卡洛也认为他应该这么做，她一直认为他在花旗的首席执行官位置是被强行夺走的。而且，戴蒙现在也开始转向支持他的决定了。
次日，维纶斯塔驾驶一辆黑色城镇牌汽车来到松树街70号的美国国际集团办公楼，在马丁·苏利文的办公室坐下后，他非常明确地转达了他所得到的信息：“听着，马丁，董事会将于周日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你的去留问题。”
苏利文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并抱怨道：“董事会根本没有充分意识到目前的市场状况有多艰难，我也是身不由己。在我接任后，不得不和监管者一起收拾残局，但我一直相信自己能带领大家走出困境。”
“我明白，马丁，”维纶斯塔表示认同，“但你也必须看看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董事们的感觉是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董事会会议可能有三种结果：一种是董事会完全支持你；第二种是董事会认为你应该马上离任；还有一种是董事会将对你说：‘你必须在接下去一段时间里做到下列事情，否则将会被解雇’。”
苏利文低头看了看地板并问道：“你认为哪种结果最有可能发生？”
“现在要求改变的呼声不断高涨，但谁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呢？”维纶斯塔耸了耸肩说：“你把12个人扔进一间会议室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7月15日，星期日，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会会议在理查德·比蒂（Richard Beattie）的办公室召开，比蒂是董事会外部法律事务所——盛信律师事务所的总裁。参会人员中本来包括苏利文，但他没有出席。经过简短的讨论，董事会决定立即解雇苏利文，任命维纶斯塔接替首席执行官的位置。
维纶斯塔刚刚被任命管理的这家公司曾是美国商业史上最为传奇的成功范例之一。美国国际集团起源于1919年在上海一间小办公室成立的美亚保险公司（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将近半个世纪后，它的业务已经遍及亚洲、欧洲、中东和美洲，但是由于它仅拥有3亿美元的市值以及价值10亿美元的保险合同，这家私人公司还算不上强大。
然而，截至2008年，“谦逊”这个词就很少与美国国际集团联系到一起了。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国际集团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公司之一。即使以年初暴跌之后的股票价格计算，其市值也接近800亿美元，账面资产则超过1万亿。这种惊人的扩张主要源自一个人的精明和驾驭能力，这个人就是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R. Greenberg）。受底特律老虎队（Detroit Tigers）明星球员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的启发，莫里斯·格林伯格被朋友们称为“汉克”，在公司内部则被简称为“MRG”。
就如狄更斯笔下的英雄，格林伯格出身贫寒，他的父亲雅各布·格林伯格（Jacob Greenberg）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并在曼哈顿下东区拥有一家糖果店，当他在大危机期间去世时，汉克只有7岁。在母亲改嫁给一位奶农之后，汉克全家搬到了纽约州北部，在那里汉克基本上每天早晨都要在黎明前就起床帮忙挤奶。17岁那年，为了参军，他篡改了自己的出生日期，两年后，格林伯格已经是诺曼底登陆行动中奥马哈海滩登陆部队的一员了。他还曾参与解放戴考集中营的军事行动，退伍后回到美国一所法学院就读，后来则又回到部队，参加了朝鲜战争并被授予青铜勋章。
从朝鲜回到纽约后，格林伯格以自己的方式得到一份周薪75美元的工作，在大陆灾害保险公司（Continental Casualty）做承保实习生。很快，他就升任公司的助理副总裁，负责意外和健康保险。1960年，美国国际集团前身的创始人科尼利厄斯·范德·斯塔尔（Cornelius Vander Starr）邀请格林伯格加盟了他的公司。
斯塔尔曾经是加利福尼亚州布雷格堡的一位冷饮柜操作员。他是20世纪初期典型的那种不安分的美国人，这些人通常自诩为投机分子、发明家或企业家。在房地产业初试身手之后，他进入了保险业。27岁那年，他乘船来上海兜售保险单。在那里，他发现市场完全被英国保险公司所占领，但他们只面向欧洲的公司和侨民开展业务。于是，斯塔尔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向本地的中国人出售保险产品。1948年，在共产党事实上执掌政权后，他离开中国，并将业务扩展到亚洲其他地区。在部队中一位朋友，战后驻日本占领军的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帮助下，斯塔尔得以接手一笔大生意，即为美国军方提供若干年的保险服务。在日本将本国保险市场向国外保险公司开放之前，美国国际集团的日本公司就已经经营着总公司规模最大的海外财产保险业务了。
1968年，斯塔尔已经76岁高龄，并且疾病缠身，氧气瓶和成瓶的药片一直伴其左右，他任命格林伯格为总裁，负责打开美国市场，同时却任命戈登·特维迪（Gordon B. Tweedy）为公司董事长。尽管如此，格林伯格很快便弄清楚了他们当中谁将是继任领导人。任命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他和特维迪针锋相对地争论一个问题，当特维迪站起来开始大声陈述他的观点时，格林伯格向他怒斥道：“坐下，戈登，你给我闭嘴，现在一切由我说了算。”斯塔尔于那年12月去世，但他的铜像至今仍矗立在美国国际集团总部，作为一项装饰供游览者参观。次年，美国国际集团首次公开上市，格林伯格成为首席执行官（之后不久特维迪便离开了美国国际集团）。
在格林伯格的带领下，美国国际集团迅速成长，业务扩展到130个国家，同时还开拓了飞机租赁和生命保险业务，通过不断的扩张和兼并，公司的盈利也持续增长。格林伯格自己则成了集权式首席执行官的绝佳典型。他使股东崇拜，员工害怕，但对公司以外的人来说，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尽管他身材瘦小，但面相威严。生活方面，他对自己非常严格，每天中午只吃鱼和蒸蔬菜，定期通过跑步机或乒乓球来锻炼身体。除了对他的妻子科琳和一只名为“雪球”的玛尔济斯犬，他对其他人都非常冷漠。在美国国际集团内部，他以脾气火爆闻名，他那永不枯竭的动力驱使他了解属于他的公司内部发生的每件事情。曾有传言，他雇用了曾在中央情报局（CIA）工作过的特工，除此之外，几乎公司总部的每个角落都有他安排的保安人员。
对于外界来说，美国国际集团上演的最大一幕戏剧是格林伯格企图建立一个保险王朝，事实却恰恰相反，他制造了该保险皇室内部的血海深仇。
他的儿子杰弗里·格林伯格（Jeffrey Greenberg）在布朗大学和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受过良好教育，毕业后接替了汉克的位置。但在与父亲爆发多次冲突之后，杰弗里于1995年离开了美国国际集团这个他曾工作17年的地方。在这之前两周，他的弟弟伊万（Even）被提拔为行政副总裁，这是他16个月之内的第三次升迁，父亲的目的是确保他能成为杰弗里的竞争对手。虽然他以前是个嬉皮士，很早就表露出对随父从商不感兴趣，但因为哥哥的离开，伊万自然成了唯一确定的继承人。然而，伊万很快就和公司不愿放权的元老产生了冲突，最终与哥哥一样离开了公司。后来，杰弗里逐步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经纪人马什-麦克伦南保险公司（Marsh & McLennan）的首席执行官，而伊万则成为世界最大的再保险公司之一安达公司（Ace Ltd）的首席执行官。
但是，最终导致汉克·格林伯格走向没落的不是家族成员之间的冲突，而是和监管者之间的矛盾。虽然不如以前那样任性和好战，但格林伯格选择了错误的时间来反抗联邦政府的权威。安然公司（Enron）倒闭后，新世纪初期的头版新闻充斥着各种公司丑闻，监管者和检察官开始底气十足地严厉惩罚不配合调查的公司。2003年，美国国际集团同意支付1 000万美元来了结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通过欺诈性保单帮助一家印第安纳州的手机经销商隐瞒1 190万美元损失的指控。当时证券交易委员会指出，与其欺骗行为相比，这笔罚金并不算太高，因为美国国际集团曾试图隐瞒一些关键材料，这些材料与最初向调查人员提供的解释是矛盾的。
次年，在与联邦调查人员进行了长期周旋之后，美国国际集团同意支付1.26亿美元罚金以平息所面临的刑事和民事指控。美国国际集团协助匹兹堡金融服务集团（PNC Financial Services）将7.62亿美元的债务和不良贷款从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出去。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内容，美国国际集团的一家子公司接受了一份延期起诉协议。这意味着如果该公司遵守和解协议的条款，司法部会在13个月后撤销其刑事指控。（当初对大型会计公司安达信的控诉导致了它的倒闭，之后，政府开始采取延期指控协议的方法来处理此类案件，这是缓刑的一种。该方法在涉及麻醉毒品的案例中经常被用到。）
这家接受13个月延期起诉协议的子公司是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或简称为FP，这家公司的财务欺诈行为使其自身的业务一切从零开始，甚至几乎把美国国际集团摧毁。
FP成立于1987年，是格林伯格和霍华德·邵信（Howard Sosin）进行合作的结果。霍华德·邵信是来自贝尔实验室的金融学者，被大家称为“衍生品奇爱博士”。简单地说，衍生品就是一些建立在相关基础资产（比如住房抵押贷款、天气状况等）之上的金融工具，它们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不过就像电影《奇爱博士》结尾的炸弹，衍生品也可以把公司摧毁，事实也恰恰如此，沃伦·巴菲特曾称之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邵信原来在迈克尔·米尔肯的德崇证券工作，这是一家注定要失败的垃圾债券运营商。后来，这家以比佛利山为根据地的强大集团卷入了一场世纪丑闻，并于1990年申请破产倒闭。在德崇证券倒闭之前，邵信离开了这家公司。出于寻找资产殷实、信用级别较高合作者的考虑，1987年邵信带着由13位原德崇证券员工组成的团队逃往美国国际集团，其中包括30多岁的约瑟夫·卡萨诺（Joseph J. Cassano）。
邵信一直在曼哈顿第三大街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工作，他的公司规模小，杠杆率高，其运营非常像一只对冲基金。公司成立初期异常窘困：运到办公室的租用家具搞错了，员工们只好将就着坐在儿童椅上，在极小的桌子上办公。尽管如此，很快他们就创造了与原先在德崇证券同样庞大数额的利润。参照一些对冲基金的操作实践，利润中的38%归邵信的公司，其余归母公司所有。
业务成功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国际集团拥有标准普尔评级公司评定的AAA信用等级，这使基金的资本运行成本低于其他任何一家公司，而且可以让公司以较低的成本承担更多的风险。格林伯格早就认识到AAA评级意义重大并小心翼翼地捍卫它。“你们这帮FP的家伙绝对不能碰我的AAA信用等级，否则一定让你们好看。”他警告他们。
邵信为公司受到短期管理的束缚而感到恼火。1994年，和格林伯格吵翻后，邵信与其他创始人一起离开了公司。
然而，在邵信离开很久以前，格林伯格就着迷于FP这台盈利机器所带来的利润，并建立了一个“影子小组”来学习邵信的商业模式，以防他会离开。格林伯格请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一个隐蔽的计算机系统来追踪邵信的交易活动，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进行反向设计了。经过格林伯格的苦心相劝，卡萨诺终于同意留下来，并被提拔成为首席运营官。
卡萨诺出生在布鲁克林，父亲是一位警官，相较于邵信所具备的那些天资——“数量化投资”、数量分析、博士学位以及创造性地设计了复杂的交易程序，卡萨诺值得称道的是其组织技巧，而非金融方面的才干。
1997年末，所谓的亚洲流感大规模爆发，泰国的货币危机引发了一系列金融连锁反应，卡萨诺开始寻找一些比较安全的投资。在调研期间，他会见了一些来自JP摩根的银行家。他们正在设计一类新的信用衍生产品以向信托产品提供担保，该产品被称为广基指数信托担保产品。这个名字略显笨拙，但它巧妙的首字母缩略词BISTRO则为人们所熟知。亚洲金融危机中，一些银行和其他世界经济体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JP摩根正在寻找一种降低坏账风险的方法。
通过BISTROs，一家银行可以将几百笔公司贷款置于该账户上，先计算这些贷款的违约率，然后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将这些贷款进行打包，最后拆细出售给投资者。虽然蕴含着某种不祥的预兆，但这的确是一种天衣无缝的策略。这些类似于债券的投资被形容成一种保险。通过这些操作，JP摩根得以控制贷款的风险，同时投资者也可以因承担风险而获得收益。
最后，卡萨诺决定从JP摩根购买BISTROs，但深谋远虑的他另外安排了自己的智囊团来仔细研究这个产品。根据基于公司债券多年历史数据建立的计算机模型所进行的计算，他们认为这种新的交易策略信用违约互换，看上去十分安全。一系列违约事项同时发生的概率是很小的，不足以引发一次大萧条。所以，只要不出现上述震级的灾难，掉期交易者一年就可以获得数百万美元的盈利，就好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2001年进入公司高层的卡萨诺全力推动美国国际集团大规模发行信贷违约掉期产品。2005年初，美国国际集团已经成为该领域的一个大玩家，以至于卡萨诺自己都一直不明白这一切怎么发生得如此之快。“我们怎么做了这么多的交易？”在与位于康涅狄格州威尔顿（Wilton）的子公司进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他这样问他的高级销售主管艾伦·弗罗斯特（Alan Frost）。
“交易者知道我们随时可以停止这些交易，”弗罗斯特答道，“所以他们的抢购反而导致我们不断发行新产品。”
虽然泡沫正在不断膨胀，但卡萨诺和其他美国国际集团员工却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太多的担忧。2007年8月，当信贷市场开始失灵时，卡萨诺告诉投资者：“不是我信口雌黄，从理性的角度考虑，虽然我们处境艰难，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任何交易中发现哪怕是1美元的损失！”他的老板马丁·苏利文对此表示认同，“这就是我晚上不会失眠的原因。”
如果你被金融工程的错综复杂所吸引，那么你会发现担保债务凭证的金字塔式结构非常漂亮。银行可以根据信用等级和收益率来打包分散的贷款，进而创造出相应的担保债务凭证产品。美国国际集团和其他公司所犯的错误是，他们被担保债务凭证巧妙的结构设计所吸引，并相信高信用等级的产品毫无疑问是安全的，公司不需要预留多少资金来对它们进行担保，因为担保债务凭证产品基本不可能带来损失。
由于沉浸在高额收益的喜悦之中，美国国际集团的高层一直坚信公司是无懈可击、固若金汤的。他们觉得自己在2005年底就已经成功地避开了危机，因为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为与次级抵押担保证券相挂钩的担保债务凭证产品进行承保了，这个决定使得他们避免了接下来两年发行的有毒担保债务凭证所带来的侵害。但归根结底，公司内部自信的最大源泉是美国国际集团自身独特的性质，美国国际集团并不是一家受短期金融市场波动影响的投资银行，此外，它几乎没有外债，而且持有约400亿美元的可支配现金、拥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总资产。因此，简而言之。美国国际集团的庞大规模使得它大而不倒。
2007年12月，苏利文在曼哈顿大都会俱乐部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时，极为自豪地夸耀说，美国国际集团已跻身全球前五大公司之列。另外，他还强调他的公司“不依赖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或者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公司有能力让已经贬值的投资复苏，这才是关键所在”。
他承认美国国际集团为一些金融产品提供的担保存在很大风险，虽然目前这些信用衍生工具被视为拥有最优等级，但它们未来的前景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之后他又话锋一转：“但是由于这项业务的操作非常谨慎，承保这些产品所规定的起赔点非常高，数倍于预期损失的金额，因此我们相信这项业务发生经济损失的概率几乎为零。”
然而从那以后，外界与美国国际集团自身对公司风险状况的看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购买了美国国际集团担保的最优等级产品的客户也许还能收回投资，但同时他们也发现这些资产的账面价值正在不断缩水。市场对担保债务凭证的信心则已经彻底崩塌了，信用评级机构立即降低了几百亿美元市值担保债务凭证的信用等级，甚至包括AAA等级的产品。
2007年，美国国际集团最大的客户之一高盛集团要求前者按掉期合同的规定支付数亿美元的担保品，基于信息披露的考虑，美国国际集团在11月一并公布了所面临的此类担保纠纷。12月的一次会议上，已经在瑞士信贷工作多年的保险行业分析师查尔斯·盖茨（Charles Gates）向卡萨诺提出尖锐的质疑：“你对那些最优等级信用违约掉期和相关担保品的评估结论和你的交易对手存在着天壤之别，这应该怎么解释？”
“这只能说明市场有些失灵了，”卡萨诺以他的布鲁克林口音回应道，“否则你怎么认为呢，查尔斯？严肃地说，事实如此，市场机制失灵了。我并不是轻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实际上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此类交易中，我们和其他交易对手在抵押担保方面产生了一些纠纷，其中也包括查尔斯所提到的问题，它涉及我和詹姆斯（James Bridgwater）[14]谈论的某些关于市场不透明和无法合理定价的问题。”
与高盛之间的纠纷极大地刺激了卡萨诺，而另一个交易对手美林公司也希望美国国际集团能提供更多的担保品，只是不像高盛那般激进。这些情况导致的结果却是，卡萨诺似乎对他能让这些公司无功而返感到沾沾自喜。2007年12月5日，他甚至宣称：“经常会遇到有客户要求赎回担保品，我们就对他们说：‘赎回可以，但我们不同意你们所提出的金额’。于是，他们说了一声‘噢’就离开了。”
在那年秋天的董事会会议上，当再次被问及高盛抵押品问题的时候，卡萨诺勃然大怒，大声责骂道：“每个人都认为就高盛聪明，高盛说这是正确的估值方法，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都相信了，只是因为这是高盛说的。告诉你们，我弟弟就在高盛工作，而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白痴！”
2005年，在格林伯格因另一桩重大会计丑闻而被迫卸任之后，维纶斯塔就一直忙于应对美国国际集团内部积聚已久的金融产品公司所造成的问题，即便此时他还没有成为首席执行官。纽约总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甚至威胁要对格林伯格进行犯罪指控，因为刚刚结束的调查表明，美国国际集团和德国科隆再保险公司（沃伦·巴菲特所有的一家保险公司）旗下一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使美国国际集团的现金储备虚增了5亿美元。
2008年1月下旬，在布雷塞全球银行投资合伙公司拐角位置的办公室里，维纶斯塔注意到，提交给董事会成员的月度报告里存在一些令人震惊的内容：金融产品公司向次级抵押产品提供的担保总额已经超过5 0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面向欧洲银行的业务。从金融产品公司的角度看，这部分业务运用了极为巧妙的金融工程设计。根据监管规定，银行贷款额度受到总资本水平的限制。而美国国际集团所提供保险业务的迷人之处在于，至少在短期内，通过相关保险业务的操作，银行可以在不筹集新资金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经营杠杆率。
维纶斯塔做了一下初步的核算，结果令他感到震惊：随着抵押贷款违约数量的迅猛增长，美国国际集团因此赔付的金额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天文数字。
他立即联系了美国国际集团的外部审计机构普华永道，通知其负责人第二天在他的办公室召开秘密会议，以仔细评估这家陷入困境的子公司所面临的问题。尽管当时苏利文还是首席执行官，但没人向他透露有关这次会面的消息。
2月上旬，审计人员要求美国国际集团在当前市场低迷的背景下，对公司每一笔信用违约掉期进行重新估价。几天后，美国国际集团极为尴尬地披露，公司的会计核算方法存在“重大缺陷”——这往往是针对重大问题所采用的委婉表述。与此同时，蒙受耻辱的美国国际集团不得不修订11、12月损失估计值，这一调整使得披露的亏损金额由10亿美元猛增至50亿美元。
维纶斯塔还在自己位于科罗拉多州维尔的滑雪屋度假时，就给马丁·苏利文打电话，命令其解雇乔·卡萨诺。“你必须对他采取一些措施。”维纶斯塔说。
苏利文吓了一跳，随即又反应过来，即便公司必须对其盈利情况重新编写报表，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那些只是账面上的损失。“是这样的，你应该了解，实际上我们一分钱也不会损失。”他冷静地回答道。
现在轮到维纶斯塔进行反击了，他说：“那不是问题所在，你知道，我们即将披露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大缺陷！你也知道，审计人员说卡萨诺不够坦率，也不够合作。”
苏利文很清楚目前针对卡萨诺的争议，但是真的有必要因此解雇他吗？
“现在已经有至少两位知名的首席执行官被解雇了。”维纶斯塔提醒他。花旗集团的查尔斯·普林斯和美林公司的斯坦·奥尼尔都是在公司发现大规模资产减记后于2007年秋天被取代的。他补充说：“你必须采取一些公开措施，以向其他机构传递相应的信息。”
最终，苏利文屈服了，不过还是希望能给卡萨诺最后一次机会，他建议说：“我们可以考虑留下他当顾问。”“为什么？”维纶斯塔追问道，这个建议让他感到困惑而又烦躁不安。苏利文解释说，金融产品公司的业务比较复杂，如果没有别人来帮忙，他根本管理不过来，最起码刚开始会是这样。
维纶斯塔已经变得相当恼怒：“这简直是倒行逆施！你最好再仔细想想，公司内部的情况和外界的看法都需要综合考虑。这个家伙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经营公司，但你却坚持要把他留在身边？”
随后，苏利文开始激发维纶斯塔的竞争意识。他的思路是，先不考虑他的商业计划其实存在诸多问题，如果公司留下卡萨诺，他就不会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这样做至少对公司是有利的。所以苏利文回答说：“如果把他放在顾问的位置上，他就会受到竞业禁止规定的束缚，不会跳槽到其他公司，也不会挖走我们的员工。”
从这个角度考虑，维纶斯塔转而认同苏利文的看法了。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况且顾问也很容易被摆脱掉。
“好吧，”他表示同意，“但我要提醒的一点是，你留他做顾问，首先应该明确如何控制他的权限。尽量让他少干涉公司的业务，否则留任就是个疯狂的举动。”
卡萨诺最终接受了月薪100万美元的顾问职务，但是苏利文和其他高层仍十分担心员工的流失问题。卡萨诺的权利被架空，金融产品公司又披露了50亿美元的损失，人们纷纷猜测公司的顶尖设计团队很快就会离职。接替卡萨诺职位的威廉·杜利（William Dooley）向苏利文提出了一个请求：“我们有必要抓紧制订保留人才的计划，否则将会失去整个团队。”
苏利文很欣赏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为美国国际集团一直是按照利润的一定比例来计算员工薪酬的，而公司又刚刚蒙受了最高纪录的亏损，因此他向薪酬委员会汇报：“这些员工未来得到的薪酬极可能是零，这不单纯是一个业绩糟糕的季度，这些损失恐怕下季度乃至转年也无法弥补。”就如苏利文所汇报的一样，对大部分金融产品公司的员工来说，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要比待在原地有意义得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华尔街大部分依据账面业绩而不是整个公司的利润来计算薪酬的公司相比，金融产品公司的薪酬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考虑了股东和员工利益的平衡。）
3月上旬，在多次要求苏利文重新制定员工留任计划之后，美国国际集团董事会最终通过了一项薪酬支付计划，分别于2009年、2010年支付了1.65亿美元和2.35亿美元。当时，任何美国国际集团以外的人都不会在意这个决定，更别提能想到这个决定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政治噩梦，招致铺天盖地的谴责甚至是死亡威胁，最终致使愤怒的国会要求收回这些奖金。
5月，美国国际集团披露了第一季度惨淡的业绩，即91亿美元信贷衍生品的资产减记以及78亿美元的亏损，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损失。标准普尔立马将美国国际集团的评级降低了一个等级至AA级。4天后，即5月12日，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作为美国国际集团盈利最多的子公司之一，经营飞机租赁业务的国际租赁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Lease Finance Corp.）正通过出售或者拆分的方式与其母公司进行分离。
与此同时，考虑到糟糕的季度业绩以及筹集75亿美元资金的努力，已经83岁高龄的汉克·格林伯格正力劝美国国际集团推迟召开年会。“当我看到一家伟大的公司陷入衰退的时候，我和其他上百万投资者一样深感忧虑，”格林伯格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公司正深陷泥潭。”
私下里，美国国际集团的其他股东也开始寻求变革。2008年5月14日，就在年会召开的前两天，布雷塞全球银行投资合伙公司往维纶斯塔的办公室发了一份传真。这是一封来自美国国际集团前董事伊莱·布罗德（Eli Broad）的信件，他曾在1998年以180亿美元股票的价格把企业年金业务巨头太阳美洲保险公司（SunAmerica）卖给了美国国际集团，并和格林伯格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关系。布罗德在信件中提到了两位极具影响力的基金管理者——美盛资产管理公司（Legg Mason Capital Management）的比尔·米勒和戴维斯精选顾问公司（Davis Selected Advisers）的雪拜·戴维斯（Shelby Davis）。这两家公司一共控制着美国国际集团大约4%的股份，因此他们希望能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改善公司高级管理层和挽回公司信誉的可能措施”。
第二天晚上，维纶斯塔和另一位美国国际集团董事莫里斯·奥菲特（Morris Offit）前往布罗德位于第五大街的雪莉荷兰酒店会见3位投资人。随行的还有谢尔比·戴维斯（Shelby Davis）的儿子、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克里斯·戴维斯（Chris Davis）。从酒店奢华的卧室就可以看到中央公园的迷人景色以及整座城市的轮廓，在这里，布罗德很快就开始对苏利文和公司的业绩发出一连串的抱怨。
在大致听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后，维纶斯塔打断了布罗德的发言：“听着，在你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提前声明，我们正在筹集资金，因此不能向你透露任何还未公开的信息。我们非常乐意倾听，也会尽力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他说完后，会谈的气氛开始变得非常尴尬，所有在场的人员都感到不舒服，因为针对他们关心的问题，维纶斯塔和奥菲特只谈到一些董事会都已经知道的事情，除此之外几乎只字未提。“你们根本不会提供任何我们所不知道的信息。”布罗德最终无奈地说。
召开年会的那天上午，虽然承受着来自股东的辞职压力，苏利文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苏利文在美国国际集团大楼的第8层工作，年会开始前，他和股东们一一握手问候。此外，他还亲切地和一位投资者谈论上周日曼彻斯特联队以2:0战胜维根队的比赛，这场胜利使该队的积分胜过切尔西队，在本赛季的最后一天取得联盟冠军。这次胜利让苏利文和这些美国国际集团股东稍感欣慰：为了能让商标持续4个赛季印在队员的运动衣上，该公司已经向曼联支付了1亿美元。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抚慰怨愤的股东了。第二天，《华尔街日报》的新闻标题犀利地写道：“美国国际集团除了让人同情，别无其他。”
尽管维纶斯塔和奥菲特保证将努力增加公司的流动性，但试图筹集新资金的决定导致了进一步的混乱。JP摩根和花旗率先敦促美国国际集团进行额外的资产减记并将此公布于众。此时，高盛和其他公司针对持有的信用违约掉期，要求美国国际集团额外追加100亿美元的担保，这让美国国际集团进一步受到重创。JP摩根的银行家已经知悉华尔街上的传言，并且非常清楚美国国际集团的估值方法与其他人不同。对于这些银行家来说，美国国际集团的财务主管基本都是外行，没有一位值得他们称赞——苏利文不行，公司首席财务官史蒂文·本辛格（Steven J. Bensinger）也不行。
这种轻蔑是相互的，JP摩根团队的骄傲自大也让美国国际集团的高层感到失望。JP摩根和花旗受美国国际集团委托执行一项规模巨大的资本筹集计划，并因此得到不菲的收入，两家银行都获得了超过8 000万美元的顾问费。他们一味提醒美国国际集团如何对资产进行重新定价，这种高压手段不仅收效甚微，反倒让美国国际集团更加坚持自己的立场。
JP摩根坚持要求美国国际集团公开资产状况。周日下午，讨论资金筹集计划的电话会议结束之后，苏利文亲自发表讲话，声音听起来不像平常那么愉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我们准备暂且停止争论。我认为要么你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要么由我们自己来操作。”
JP摩根的银行家挂断了电话并讨论他们的应对策略。作为代表，史蒂文·布莱克（Steven Black）从南卡罗来纳给苏利文打电话：“好吧，你想让我们暂且停止争论可以，但是我们也不准备参与资金筹集计划了。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中途退场，我们会说那是因为对于一些资产潜在损失的评估，我们和美国国际集团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在威胁面前，美国国际集团除了妥协别无选择，筹集资金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美国国际集团也不希望和这家主要银行的争论变得公开化。因此，更加令美国国际集团的高层主管暴跳如雷的是他们和JP摩根关于估值方法的争论竟然被公布于众，并且JP摩根还不愿意属上自己的名字，文中只把它称作“另一所全国性金融服务公司”。
在盛信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大会议桌上，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刚刚投票推选维纶斯塔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他便急着向董事会陈述自己的观点。
他强调现在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与格林伯格达成和解，他是美国国际集团最大的股东，控制着全公司12%的股份，公司和他之间的任何纷争都将导致代价高昂的干扰。“无论如何，他都永远和公司联系在一起，”维纶斯塔补充道。
在董事会会议结束之后，维纶斯塔回到他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公寓。他忐忑不安地拨通了格林伯格的电话，格林伯格是喜欢摆架子的人，让他接听电话总是需要久等一会。
“汉克？你好，我是罗伯特·维纶斯塔，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董事会刚刚进行了讨论，并决定解雇马丁……”
“他总算走了。”格林伯格低声咕哝。
“……另外，明天将会发布一条消息，我是新任首席执行官。”
经过片刻难熬的沉寂之后，格林伯格终于说，“嗯，祝贺你，鲍勃，”声音微乎其微，“你能及时通知我，这很好。”
“汉克，我知道你和公司之间还存在许多矛盾。但我希望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并且愿意尽力寻找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
“我洗耳恭听，”格林伯格回答道，“我非常愿意帮助公司解决问题。”
这两个人相约于当周找时间共进晚餐。放下电话的时候，维纶斯塔更加确信与格林伯格进行商谈是非常必要的一步，这甚至可能刺激公司股价。但格林伯格是一个难缠的谈判高手，任何交易都需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问题是，维纶斯塔根本不清楚他究竟还有多少时间。
公司不去仲裁，公司不去仲裁调解可以申请赔偿吗
【本文标题和网址，转载请注明来源】08金融危机(2008金融危机) http://www.gdmzwhlytsq.com/hyxw/370214.html
首页
找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