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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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显著发展，但城乡收入差距一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2020年我国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十四五”计划正扬帆起航，我国实现了现行标准下的全民脱贫。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内经济发展仍极不平衡，东部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西部发展最为薄弱。

作为西部地区中经济发展最为薄弱的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很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背景

我国人均GDP已经由改革开放时期的385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全球占比1.8%，到2019年70892元人民币、全球占比16.58%，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20年中国完成了历史性地全民脱贫，同时“十三五”顺利收官、“十四五”顺利起航，我国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国际地位都有了显著提升。

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并且有整体上升趋势，我国的居民基尼系数早于1996年便突破了国际警戒线0.4，并且此后几年间仍有逐步上升态势。

作为农业大国，截至2020年底我国还有5.52亿农村人口，但其收入却一直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可知，1978年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同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43.3元，城乡收入比为2.57；

2019年在国家脱贫攻坚的大政策背景下，农民收入已经得到了大幅提高，大量的贫困人口达到了脱贫水平，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6020.67元，可城乡收入比为2.64，形势依旧严峻。

国外研究现状

一、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对于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通常被认为主要有制度政策及信息非对称性等因素。

1.非正规金融是受制度政策影响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是麦金农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探究发表了金融抑制理论。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现阶段采用名义利率解决企业，尤其是高风险企业的资金紧缺问题是不妥当的。

在实行金融抑制的大背景下，银行进行放贷往往是追求一个较为保守的存贷款利率而非为了解决某个高风险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

因而这些企业往往更加倾向于追寻场外市场或者一些非正规金融市场以缓解自身资金短缺压力，非正规的金融市场便应运而生了。

2.非正规金融是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产生的。利用信贷均衡配给模型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研究。

主要是考虑到了与非正规金融相比，正规金融借款人的质量等信息往往不能够被完全掌握。

所以这对贷款人来说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风险，所以在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下贷款人往往更倾向于非正规金融。

而正如所提到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在获取借款人信息方面较有优势，往往更容易掌握当地私人信息，从而更容易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因此非正规金融越来越受欢迎也日益得到了发展与完善。

二、非正规金融对经济的影响

1.非正规金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尽管非正规金融是金融业发展的产物，麦金农等专家仍旧坚持非正规金融所带来的的弊远大于利，不仅会阻碍政府颁布的一些货币政策的实行，还会损伤中小企业家的经济利益。

2.非正规金融利于经济发展。有学者早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否定了麦金农等学者对非正规金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看法。

并指出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囤积着大量受压制的非正式金融市场，而货币当局是很难对其进行管控的，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在金融市场的实际利率过高，相较之下非正规金融可以作为资本流动的重要途径并更有利于企业进行投资。

这样一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本流动问题就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

后指出麦金农一派未能认识到以上的问题，所以大多数采用他们的理论来引导经济发展的国家成效并不显著甚至与期望相去甚远。

此外，有学者根据自己的认识总结出一套新的理论：政府难以约束的、无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及融资效率高的非正规信贷市场是一个相当具有竞争力且非常灵活的信贷市场。

随着金融中介的发展，非正规金融市场也已经逐步演变成了一个竞争充分并且资金流动效率非常高的信贷市场。

国内研究现状

一、非正规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认为就目前相关研究来看，关于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之间，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结构之间的匹配程度不高的说法其实是学界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两个“悖理”。

不过较为幸运的是，我国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悖理”的影响，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合理性在这里得以体现。

姚耀军提出了一种看法，基于索洛增长理论的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的研究得出上文提到的非正规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发展存在显而易见的经济增长效应。

聂高辉、邱洋冬通过对2005年以来的数据建立面板模型，从中发现：首先非正规金融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有着十分明显的作用，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非正规金融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另外，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呈现“倒U”型的非正规金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正规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二、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通过构建收入增长模型和收入分配模型，学者胡宗义、唐李伟等人得出结论：对于居民收入方面，一定程度下非正规金融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越有利农民收入的增长。

但由于政府对非正规金融的抑制等因素导致非正规金融不能完全发挥其作用，所以非正规金融规模和效率的扩大和提高对于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无法做到有效的改善。

三、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1.如同非正规金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也是呈现“倒U”型。

乔海曙、陈力两位学者将2007年的2861个县域截面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法进行了研究，证实了上述在县域层面金融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

具体看：在分位数较大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小，相对金融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的，金融发展处于中等程度的地区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因为金融发展而得到扩大。章奇等将1978-1998年分为两个阶段：1978-1988、1988-1998。

将这段时间内GDP中银行信贷的占比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用来研究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对于1988-1998这个阶段，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确实会因为金融发展而产生较大的差距。苏静则是更进一步的对其进行研究，利用VAR模型研究了非正规金融的效率和规模与农民收入和内部收入的影响。

通过研究得出，非正规金融的效率和农民收入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对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

另外一方面，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扩张对农民收入提高或减小的影响与时间有关。短期之内，规模变大，农民收入也会变多；长期扩张的话，反而对于农民收入增加了负面影响。

3.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金融发展有关。其中胡宗义等收集研究了31个省市的相关情况，利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不论是非正规金融还是正规金融都将会对城乡收入差距增大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当中非正规金融影响力要更加显著。

张宁也是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查找分析，他调查了江苏农村地区1200余户的基本情况，得出了结论：参与非正规金融概率小的，一般人均年收入较高，即便有参与也是作为资金贷方进行金融活动；

一般来说收入比较低的家庭多选择资金借入，在调查数据中人均年收入最低的农户分组中，对于资金借入一般选择非正规金融零利息的方式，比例能高达94%。

因为非正规金融的理性和道义的双重属性，其造成了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冉光和通过对1990-2008年非平稳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有关。

4.非正规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无明显关系。以陈钊、陆铭为代表的学者，利用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内生决定机制对国内现状进行分析。

他们认为我国经济虽然增长，但是城乡差距持续增大且城市化水平落后，这一现象说明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之间其实关系不大。

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可以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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