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日，星期三晚上，蒂莫西·盖特纳刚刚走下全美航空公司从纽约飞抵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的航班，乘自动扶梯来到机场大厅，他的神色非常焦虑，可屋漏偏逢连夜雨，通常会在安检线外等候的司机这时也不知去向。
“该死的，司机哪儿去了？”盖特纳向紧随其后的总助理卡尔文·米歇尔（Calvin Mitchell）责问道。
虽然身居纽约联储主席的要职，年轻的盖特纳却一直表现得非常从容，不过这次他终于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所面临的压力了。大约三周前，盖特纳通过一项“最后一分钟救援”式的交易计划把贝尔斯登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明天上午他将首次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及全世界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切都马虎不得。
“电话没人接。”米歇尔一边抱怨，一边继续拨打手机联系司机。
通常，美联储会特地派一辆安全轿车去机场接盖特纳，他也已经习惯了这种在世界最大银行光环下的生活。盖特纳的日程安排精确到每一分钟，这也恰好符合他守时、挑剔和高度程序化的个性。他早就考虑到可能会发生司机耽搁晚点之类的情况，所以在听证会前一天晚上就飞了过来。
在飞机上，盖特纳已经仔细研究了一周以来反复修改的提案。一遍遍地回顾相关内容，目的是想彻底明确一点：在他看来，贝尔斯登公司的问题不仅仅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一个孤立的问题。尽管这个观点可能不受欢迎，但他仍然要强调这一事实：贝尔斯登几乎每天都依靠借款来维持高杠杆率的经营，因此与其他数百家机构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易关系，而这预示着美国金融体系可能面临更大的问题。
盖特纳这样写道：“最可怕的是系统性风险：如果贝尔斯登这种情况有增无减，那么很可能导致普遍的债务危机并对金融体系造成长期的严重破坏，最终将影响到整个经济。而且，这不是理论上的风险，也不是市场自身能解决的风险。”飞机降落前，盖特纳一直在努力推敲、提炼这些想法，并在座位前的小桌子上及时把它们写了下来。
那个周末，3月15日，盖特纳向贝尔斯登提供了290亿美元的政府担保，并最终劝服摩根大通的总裁杰米·戴蒙承担贝尔斯登公司的债务。尽管戴蒙并不太情愿，但这一举措确实保护了贝尔斯登的债权人以及数以千计与该公司进行交易的投资者的利益，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对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创。至少盖特纳要向参议员们说明这一情况，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并非媒体所报道的他的老板本·伯南克。
银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却不一定这么看。他们没有公然地蔑视盖特纳，暗地里却对他的做法表示质疑。他们认为贝尔斯登这桩交易虽然很重要，但相关政策手段却不一定受欢迎。盖特纳显然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这次政府干预的规模实在太大了。尽管盖特纳已饱受舆论批评，政客们还是不停地到处强调“道德风险”，生怕大家以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词。
然而，不光是由那群不了解情况的人所组成的合唱团对这次交易表示谴责，就连盖特纳的朋友和同事对此也颇有微词。比如，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就非常不合时宜地将救助贝尔斯登与20世纪70年代联邦政府拒绝救助陷入财政困境的纽约政府这两件事作对比。大家普遍持有这样的观点：历史上，美联储从未将如此巨额的贷款发放给私人机构。政府为什么非要干预这桩交易？毕竟，他们不是无辜的蓝领工人，而是有着高收入却无视风险的银行家。难道盖特纳乃至广大的美国民众都是白痴吗？
当然，盖特纳也有自己的支持者，这些人已经非常清楚金融业所处的危急状况。比如，他的同行，达拉斯联储主席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就曾给盖特纳发过一封电子邮件，里面用拉丁文写道：“不要让那些畜生打倒你！”
尽管非常想向参议院表示自己也对危机感到十分震惊，但盖特纳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纽约联储是一座石头城堡式的建筑，看起来坚不可摧，盖特纳就在这座建筑的顶层办公，多年来他一直提醒大家要警惕信用衍生工具的爆炸式增长。投资者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交易对手违约而造成损失，会去购买各种保险，而实际上这些衍生工具和保险最终会使投资者变得更加脆弱，因为一旦出现冲击，便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一再坚持认为，华尔街的繁荣不会持续，应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盖特纳曾在演讲中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这些观点，但是真的有人听进去了吗？事实上，金融界以外的人们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位纽约联储主席的言论，他们知道的全部只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格林斯潘以及后来的伯南克、伯南克、伯南克。
想到这些，盖特纳就感到非常沮丧，现在更让他恼火的是司机居然没来，而自己正傻乎乎地站在机场。“坐出租车吧？”米歇尔提议道。
盖特纳可以说是美国央行除了伯南克以外最有权势的人物，此时却得站在20个人后面排队等出租车。
他摸了摸自己的口袋，一脸窘迫地望着米歇尔说：“你带现金了吗？”
几个月前，只要盖特纳稍微改变一下主意，他的人生就会完全不同，很可能他现在就是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而非银行的监管者了。
2007年11月6日，美国经济开始遭受第一波信用危机的冲击。当天下午3点30分，花旗帝国的缔造者和大股东桑迪·威尔通过预约与盖特纳通了电话。11月4日，也就是两天前，在宣布了花旗创纪录的亏损之后，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O. Prince）被迫辞职。威尔深谙世事并善于笼络人心，他曾因慧眼识珠并悉心培养出杰米·戴蒙这位青年才俊而声名鹊起，如今威尔想跟盖特纳谈谈并邀请他加盟花旗。他问盖特纳：“你觉得由你来管理花旗怎么样？”
盖特纳已在纽约联储任职4年，加盟花旗的邀请起初听起来让人有点诧异，但他马上就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的利益冲突。他不假思索地立即答复道：“我不是合适的人选。”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一周里，威尔的邀请还是让盖特纳对未来思考了许多：工作、收入和责任。他也和妻子卡罗尔讨论过这件事情，甚至在拉契蒙特牵着爱犬奥多比散步时也想着这件事情。拉契蒙特是一个距纽约市区一个小时车程的富人居住区，盖特纳一家的生活看起来非常滋润，他的年薪是398 200美元，对于监管部门的公务员来说已经相当可观。但如果与住在枫树山的邻居相比，他们的收入则明显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了。除了每月在Gjoko美容美体馆（Gjoko Spa & Salon）花80美元理发外，盖特纳再没什么奢侈的消费，但是上高二的女儿爱丽丝即将步入大学，小儿子本杰明也已经上初二了，尽管不至于捉襟见肘，但孩子们的教育费用毫无疑问将是一笔大的花销。
最后，盖特纳给他的老朋友罗伯特·鲁宾打电话以确定自己没有做错决定。鲁宾是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和美国前财政部长，同时也一直是盖特纳的良师益友，他委婉地向盖特纳表示，自己正在推荐维克拉姆·潘迪特（Vikram S. Pandit）管理花旗，并鼓励盖特纳继续留任现在的职位。但不管怎么说，执掌花旗这种重量级的邀请至少说明，盖特纳最近在金融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这也表明他赢得了信任，得到了认可。
其实，在纽约联储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盖特纳都能觉察出华尔街对他心存不恭。部分原因是他的做派与传统的央行官员不太一样，那些金融界的人不是很买他的账。在美联储95年的历史中，曾有8人担任过纽约联储主席，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华尔街做过银行家、律师或经济学家，而盖特纳之前却一直是财政部官员，是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鲁宾的忠实追随者。此外，盖特纳的威信还因其他一些因素而大打折扣：尽管已经46岁了，他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并且钟爱滑雪，讲话还时不时地带些脏字。
一些华盛顿的官员、记者，甚至一些银行家被盖特纳的风格吸引住了，他那冷酷的表情和自嘲式的智慧帮助他在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决策专家的形象。尽管在开会时他常表现得心不在焉，但当其他人发表完意见后，他会对整个讨论做入木三分的分析并加上流畅连贯的点评。
然而，在不喜欢他的那些人看来，盖特纳的这些表现无非是在耍把戏，以彰显自己控制局面的能力。纽约联储每个月都要为华尔街的巨头们举办一次午餐会，而这些巨头正是纽约联储平时监管的对象。此时，盖特纳通常会懒散地坐在座位上呷着健怡可乐，一言不发，脚不停地抖来抖去。他就像自己的偶像格林斯潘一样让人捉摸不透，但他缺乏一种能让华尔街大亨们信服的庄重感。
“他看起来也就12岁！”
2003年1月，当彼得·彼得森第一次见到盖特纳时，他吃惊地喊出这句话。彼得森是雷曼的前首席执行官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彼得森作为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为纽约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多诺（William McDonough）寻找合适的接班人。麦克多诺已经在纽约联储主席的位置上干了10年，即将退休。麦克多诺原来是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一位极富魅力的行长，1998年9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名声大噪。当时他召集了14家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共筹得36.5亿美元的私人援助资金以挽救一家岌岌可危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彼得森在寻找接班人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他挑选的最佳候选人都对此不感兴趣。于是他顺着候选人名单往下看，当蒂莫西·盖特纳这个不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时，他决定安排一次会面。但见过盖特纳后，彼得森犹豫不决，因为他看起来年轻、瘦弱，讲话轻声细语，近乎含糊不清。
举荐盖特纳的劳伦斯·萨默斯试图打消彼得森的顾虑。他告诉彼得森，盖特纳看上去瘦弱，实际上很强硬，盖特纳是在和他共事过的同事中，唯一一个敢直接走进办公室对他说“劳伦斯，在这件事上，你简直是脑子进水了”的家伙。
盖特纳的成长环境需要他不断地适应陌生人和新的情况，因此养成了讲话直截了当的习惯。盖特纳小时候过着行军打仗般的日子，跟随父亲彼得·盖特纳从一个国家移居到另一个国家。彼得·盖特纳是一位国际发展问题方面的专家，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起初是美国政府的国际发展事务官员，随后又在福特基金会任职。那段时间，蒂莫西还在上高中，却分别在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印度和泰国等地待过。蒂莫西的家族中有许多人从事政府工作，比如，他的外公查尔斯·穆尔（Charles Moore）曾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演讲稿撰写人并兼任总统顾问，他的舅舅乔纳森·穆尔（Jonathan Moore）则在美国国务院工作过。
追随父亲、外公和舅舅的脚步，蒂莫西考入达特茅斯学院，主修政府和亚洲事务研究专业。20世纪80年代初，达特茅斯的校园成了文化战争的主战场，右翼势力创办的校报《达特茅斯评论》点燃了这场战争。那份校报造就了著名的保守派作家如迪内什·迪索萨（Dinesh D'Souza）和劳拉·英格拉姆（Laura Ingraham）。报上刊登了许多煽动性的文章，其中一篇刊载了学院的同性恋社团成员名单，还有一个专栏竟然用所谓的“黑人英语”撰文反对平权运动。因为这些事，达特茅斯学院的自由主义派学生对这份校报进行了抗议示威，蒂莫西则从中调解，劝服抗议者将愤怒转化为有效的行动，随之创立了一份针锋相对的出版物。
大学毕业后，蒂莫西·盖特纳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深造，并于1985年取得硕士学位。同年，他和恋人、达特茅斯学院的同学卡罗尔·索南菲尔德结婚。婚礼在他父母位于科德角（Cape Cod）的度假别墅里举行，伴郎则是他的父亲。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推荐下，盖特纳进入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咨询公司工作，为基辛格撰写的一本书做前期调研，并给这位前国务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工作中，盖特纳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有权势的人手下有效地工作而不仅仅是变成一个马屁精，他凭直觉就知道应该如何让这些大人物感受到自己对他们的尊崇。在基辛格的支持下，他随后进入了美国财政部，成为一名驻东京使馆的助理财务专员。盖特纳球技好，打球又卖力，是使馆网球场上的常胜将军。在那里，他可以很好地和东京主要刊物的记者、外交官以及同行进行非正式的交流讨论。
在日本期间，盖特纳亲眼目睹了泡沫经济由严重的通胀转变为过度紧缩的全过程。由于工作关系，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注意到了盖特纳，随后开始提拔他并逐步委以重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期间，一家被《时代周刊》称为“拯救世界委员会”的机构帮助发展中国家筹集了超过1 0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而盖特纳恰好是该机构的幕后工作人员。当一揽子救助计划被提出后，他自然而然地被招至萨默斯麾下。盖特纳是幸运的，因为是亚洲发生了危机，而他碰巧又是亚洲事务方面的专家。而且，新的工作让他早在达特茅斯学院时就展现出的外交才能变得日臻成熟，因为他经常需要在萨默斯和鲁宾之间调解斡旋，萨默斯喜欢强势干预，而鲁宾则较为谨慎。
1997年秋，韩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盖特纳积极推动美国采取救援措施。感恩节那天，盖特纳在自己家中与萨默斯通电话，他沉着冷静地列出了一系列理由，以说明美国应该帮助韩国稳定局势。后来，克林顿政府在经过内部多方讨论后，开始着手制订救助韩国的一揽子计划，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将提供高达35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之外，美国将另外向韩国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这项计划实际上与盖特纳最初的建议十分相似。第二年，盖特纳就被提拔为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
盖特纳与萨默斯关系密切，甚至在实际工作中也会经常故意开他的玩笑。为了戏弄萨默斯，盖特纳多次趁他外出演讲时窜改有关新闻报道，当萨默斯回到财政部时，盖特纳就会一本正经地把窜改后的报道拿给他看。看着萨默斯大发脾气，打电话威胁记者并要求纠正不实报道时，盖特纳才告诉他这只是个玩笑。他们的密切关系还不止于此。多年来，他们和财政部的同事都喜欢一同前往佛罗里达州由尼克·波利泰里尼（Nick Bollettieri）开办的网球学校打网球，大名鼎鼎的尼克·波利泰里尼曾培养过安德烈·阿加西（Andre Agassi）和鲍里斯·贝克尔（Boris Becker）这样的网坛巨匠。拥有六块腹肌的盖特纳，在球场上的能力与他的决策才能一样出众。一位前财政部官员李·萨奇斯（Lee Sachs）这样评价他：“盖特纳一直对触地球有很好的控制力。”
克林顿卸任后，盖特纳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后又被聘用到纽约联储工作。尽管曾供职于民主党政府，盖特纳还是被共和党出身的彼得森委以重用。
纽约联储主席一职是美国中央银行系统第二重要的职位，担负着重大职责，因为纽约联储不仅负有管理财政部大部分国债的责任，而且是政府在全国金融中心的耳目。在美联储12家地区储备银行中，只有纽约联储的主席是利率委员会的终身成员。另外，由于纽约的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纽约联储主席的年薪是美联储主席的两倍。
尽管盖特纳的个性并不适应这种环境，但他还是逐渐适应了在纽约联储的工作，并且因善于深思熟虑、促成共识而声名远播。他还非常勤勉地通过自学弥补所缺的知识，比如他自学了衍生品市场的知识，并开始质疑风险分散的相关理论。在他看来，分散风险的做法实际上会使一些原本孤立的问题复杂化，从而带来更大的风险——尽管他原来在美联储的老板艾伦·格林斯潘并不这么认为。
盖特纳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提道：“这些变化看似让金融体系更能承受一系列大范围的冲击，但实际上它们没有消除风险，没有终止市场狂热或恐慌的趋势，没有消除某家大型金融中介机构倒闭的可能，更没有使更大范围的金融系统免受其害。”
因此，盖特纳很清楚华尔街的繁荣最终将走向衰落，而且根据他在日本的经验，不大可能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当然，他没有办法准确预测华尔街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终结。不论怎么研究和准备，他也不可能应付得了2008年3月初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马修·斯考金（Matthew Scogin）把头探进罗伯特·斯蒂尔位于拐角处的办公室，问道：“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开始新闻发布会的提问演练了。”
斯蒂尔看了看他的高级顾问，叹了口气说：“好吧，就这样吧。”
保尔森和盖特纳、伯南克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均被安排于4月3日上午在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贝尔斯登的艾伦·施瓦茨（Alan Schwartz）和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则紧随其后。但保尔森突然需要立即飞往中国进行一次官方访问，所以副手斯蒂尔将代他出席听证会。
和盖特纳一样，斯蒂尔的名气也仅限于金融界，因此他觉得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上作证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他的手下一直在一遍遍地进行“模拟提问”，想通过这种老套的华盛顿方式帮他做好听证会准备。在提问演练中，斯蒂尔的手下扮演一些刁钻的国会议员，向他提出那些政客可能问的各种问题，这种训练也是为了确保斯蒂尔在受到言辞攻击时能够尽可能地保持头脑清醒，并能清晰表达。
尽管斯蒂尔在国会议员面前展现的形象是一位经验丰富而又自信的演讲者，但这次所面临的挑战要比以往大得多。他知道除了会被问及“贝尔斯登救援”之类的棘手问题外，等待他的还有一个难答的问题：为什么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所谓由政府支持的企业买进了如此多的抵押贷款。尽管几十年来“两房”（指房利美和房地美，下同）一直是政界和学界讨论的敏感话题，它们被指责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但从未像现在这样饱受如此猛烈的抨击。
鉴于贝尔斯登的倒闭，参议员们可能会将这几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其中，信贷紧缩的首要原因就是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购买了太多以次级抵押贷款为支持的证券。现在，正是这些次级抵押贷款打击了房地产市场的信心，而房利美和房地美主导着房地产市场，并认购了超过40%的次级抵押贷款，这些抵押贷款因为市场的信心下挫而迅速贬值。这反过来又影响了银行贷款的发放。对此，保尔森曾这样评价房利美和房地美：“它们的证券产品像水一样在所有金融机构之间流动。”
保尔森甚至在财政部例会上讲话都会结结巴巴，相比之下，机智帅气的斯蒂尔更适合做发言人，因此他经常会抢老板保尔森的风头。斯蒂尔与保尔森初识于1976年，那时斯蒂尔刚从杜克大学毕业来到高盛位于芝加哥的办事处工作。和保尔森一样，斯蒂尔没什么家庭背景，他从小在杜克大学校园旁边长大，父亲起初是自动点唱机的维修工，后来卖人寿保险，母亲则在杜克大学精神病学实验室做兼职。在高盛时，斯蒂尔就已经成长为了一位颇具雄心的银行家，同时也是颗冉冉升起的新星，1986年他前往伦敦开拓股权资本市场并帮助公司在欧洲立足。
斯蒂尔在高盛上市时就已经是公司合伙人，现在身价已超过1亿美元。早在4年前他就决定退休了，因为他尽管担任过无数高级职务，却始终没有机会接近最高宝座。虽然内心深处仍希望能成功地杀回私营部门，但和许多高盛前辈一样，他也想在公共服务方面多投入一点时间。他曾在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这让他在公共服务领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2006年10月10日，斯蒂尔接受保尔森的邀请前往财政部担任主管国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
现在，斯蒂尔和斯考金一起走进会议室，准备进行最后一轮的模拟提问，他知道这时候自己必须真正进入游戏角色了。财政部的同事戴维·内森、首席顾问詹姆斯·威尔金森以及公共事务助理部长兼政策规划部主任米歇尔·戴维斯早已在会议桌边就座了。
他们都很清楚最有可能提到的话题是：贝尔斯登的收购价最初定为每股两美元，政府在这场谈判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其实，连财政部的工作人员都对此事一无所知。最清楚此事的只有那些当事人，比如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和贝尔斯登的艾伦·施瓦茨，这两位将在听证会那天详述当时发生的事情。
斯蒂尔知道低价收购是由保尔森推动的，目的是向外界发出强烈信号，表明贝尔斯登的股东不会从政府救助中渔利，但财政部工作人员从未公开证实此事。实际上，为了保尔森和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财政部最好不要承认那天发生的事情——3月16日，星期天下午，保尔森给戴蒙打电话：“我觉得这次收购应该以很低的价格成交。”
斯蒂尔知道应该在听证会上回避这件事。在模拟研讨会和其他会议上，戴维斯及其他一些人也都强调，斯蒂尔必须避免卷入关于收购价应该定为两美元还是10美元的争论中。斯蒂尔需要把握的关键点是保尔森此举完全是顾全大局，股东本来就不该从纳税人投入的资金中获利。另外，他们还鼓励斯蒂尔坚决阐明财政部其实并没有明确同意贝尔斯登的交易，无论如何，斯蒂尔都应该把矛头转向联邦储备委员会，因为它才是唯一有权批准此次交易的政府机构。
在模拟提问开始前，内森简要地向斯蒂尔汇报了主要进展。内森介绍了他最近与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属下谈话的情况。理查德·谢尔比是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深的共和党议员，内森提醒道：“谢尔比将很难对付。”
与真实情况相比，内森的提醒算得上轻描淡写。实际上，谢尔比对保尔森的做法极为不满，不仅是因为救助贝尔斯登这件事，他对保尔森最近所做的另一件事也反应强烈。在救助贝尔斯登后没几天，保尔森又在布什总统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增加了一项条款，提高准许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抵押贷款的上限。谢尔比曾为此好几天都不回财长的电话，以至于最后保尔森对谢尔比的属下厉声质问道：“难道他不知道我是财政部长吗？”
此外，他们知道还要小心对付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邦宁（Jim Bunning），他是出了名的不折不扣的“市场万能主义者”。模拟提问会上展示了一张邦宁的照片，斯蒂尔对着照片开玩笑说：“您质疑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吧，所有这些都是胡扯，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这下您满意了吧，参议员先生！”
模拟提问会的准备工作一直进行到斯蒂尔赶往听证会的前几分钟。现在的主要目标是避免最后一刻发生意外情况，一定要确保斯蒂尔和财政部毫发无损。财政部的工作人员认真地查阅了当天上午的报纸，以确信没有针对贝尔斯登的新评论，因为参议员极可能引用来自专栏作家的尖锐观点。幸运的是，报纸上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新信息。
准备妥当后，斯蒂尔和他的助手们乘坐财政部的专车驶向国会。此时参议院办公大楼的听证室已经开始热闹起来，摄像人员正忙着安装设备，摄影师则忙着调试灯光。斯蒂尔就座后马上注意到，尽管贝尔斯登的艾伦·施瓦茨下午才需要作证，但他已经早早地来到了听证室，两人还打了声招呼。紧挨着斯蒂尔两边的分别是盖特纳和考克斯，考克斯的右边则是伯南克。从解决当前金融问题的角度看，坐成一排的这几位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
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Dodd）发问道：“这次行动究竟属于为防止金融市场系统性崩溃而采取的合理救助，还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放着为房贷苦苦挣扎的民众不管，而用纳税人的300亿美元来救助一家华尔街公司？”
此问一发，现场气氛突然躁动起来，委员会的委员们严厉批评监管者对金融公司疏于监管。更重要的是，他们质疑政府为接管贝尔斯登的交易提供资助是否会开创先例，使其他公司今后铤而走险进行豪赌，因为这些公司都知道反正赌输了会由纳税人来埋单。
对此，伯南克急忙解释政府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是保护美国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体的安全。我相信，如果美国民众能明白我们是在努力保护经济体而非华尔街银行家，他们就会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采取的行动。”
接着是一个斯蒂尔早有准备的问题：每股两美元的收购价格是不是由财政部决定的？
斯蒂尔回答道：“先生，正如您所说的，在刚刚过去的96个小时中，财政部长和财政部的其他许多成员都积极地参与到了这件事当中，并且前前后后进行了许多讨论。”
“与此同时，任何这种类型的并购都有多种条款和条件。我认为财政部对此事有两点看法，其一，正如伯南克主席所提出的：为维护稳定而联合采取措施将使整个市场产生有利的结果；其二，因为其中牵涉到联邦基金和政府资金，所以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关于这点，保尔森部长有自己的看法。”
“考虑到政府参与其中，他认为价格不应该太高，而应该尽量定得低一些，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关于具体的操作细节，交易谈判实际上是在纽约联储和其他两个公司之间完成的。”
大多数时候，在面对银行委员会的质问时，美联储、财政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基本都是各执己见而很少合作。这次它们却都把对贝尔斯登的救助定义为在极端情况下采取的措施，而并非所谓新政策的开端。在一家规模庞大的银行的倒闭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破坏的情况下，政府出手救助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应。
盖特纳向委员会表示，这些情况与美国1907年经济危机以及大萧条时期没什么不同，他还接着解释了华尔街的恐慌与国家经济健康的关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后果将是家庭的工作收入减少，房贷、教育以及日常生活成本上升，退休储蓄资产贬值，失业率上升。”
正如斯蒂尔所解释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不是为了全世界，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因此应该感谢他们付出的努力。最后，盖特纳自信地告诉国会议员们，堤坝的漏洞已经被堵上了。
杰米·戴蒙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恰当的比喻。他坐在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办公室楼下的会议室里，一边看着有线电视关于上午听证会的转播，一边与公关部主任、他信赖的密友约瑟夫·伊万格里斯蒂（Joseph Evangelisti）商量怎样才能很好地解释低价收购贝尔斯登的交易，同时听起来又不像是从纳税人手里得到了好处。
两人一起推敲着各种方案，伊万格里斯蒂建议道：“必须让普通大众清楚我们所冒的巨大风险，要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解释。”
与斯蒂尔不同，戴蒙从没在自己位于公园大道的办公室里进行过应对棘手问题的预演准备，他只是在参议院会议室里利用最后几分钟做了一些简单准备。一位参议院的工作人员把他领进会议室，所以他不必在长廊里等候。
针对收购贝尔斯登一事，戴蒙简单明了地说道：“买一幢别墅与买一幢正在着火的别墅是两回事。”他认为这一句话就足够了，每个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意思。
戴蒙想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美联储和财政部官员应该对交易行为进行监管，但他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为公司股东的利益着想天经地义，自己并没有义务去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他倒是有点担心收购所带来的问题要远大于所获得的价值。
尽管戴蒙在公开亮相时表现得非常谦卑，但他很清楚这笔交易对自己来说实在是成功之举。在财经媒体眼里，收购贝尔斯登是漂亮的大手笔。媒体总是关注着戴蒙，并且喜欢把他描绘成一个被美化了的吝啬鬼，一个为了压缩成本而退订办公室报纸的执行官，一个并非只会空想的金融家。如今，随着摩根大通跃升为行业翘楚，人们开始视戴蒙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转世，摩根，这位19世纪的金融家曾帮忙缓解了1907年的经济危机。
《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戴蒙突然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称他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也毫不为过。”《华尔街日报》评价他“迅速变身为华尔街最后一位可以依靠的银行家”；《巴伦周刊》的评价则更是简练：“杰米·戴蒙万岁！”
戴蒙近来不断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溢美之词，想到过一会儿就要在听证会上发言，他更是有点飘飘然了。大多数首席执行官都害怕受到国会的质询，比如之前贝尔斯登的艾伦·施瓦茨就花了好几天时间与华盛顿高级律师罗伯特·班尼特（Robert S. Bennett）反复讨论他的证词，而在戴蒙看来，自己首次在国会上作证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在举行听证会的前一天晚上，戴蒙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让他们到时注意收看电视。
由于出身银行世家，杰米·戴蒙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他的爷爷从土耳其士麦那（Smyrna）移民到纽约，把家族姓氏帕帕迪麦秋（Papademetriou）改为戴蒙，并找到一份股票经纪人的工作，不过这个工作在当时很难称得上有什么吸引力。杰米的父亲西奥多也是一个股票经纪人，而且做得非常成功。12岁的西奥多在玩转瓶游戏时遇到了西弥斯，后来与她结为伉俪。西奥多的事业很成功，使得他有能力把家从皇后区搬到了公园大道的一个公寓里，在那里他抚养了杰米、彼得和特德三个孩子。杰米9岁时的一天，父亲问孩子们长大后想干什么，大儿子彼得说想当医生，杰米的双胞胎哥哥特德说不知道，但杰米却自信地说：“我想成为富人。”
杰米·戴蒙从曼哈顿上东区的布朗宁男校毕业后，进入塔夫茨大学研读心理学和经济学，随后他又在哈佛商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因聪慧而傲慢颇具名气。有一次，哈佛第一学年的秋季学期刚开始几周，一位教授正在企业运营课上讨论一家酸莓企业供应链管理的案例，戴蒙突然站起来打断他：“我觉得您说错了！”接着，教授惊讶地看着戴蒙走到教室前面，在黑板上写下了供应问题的解决方案，随后教授羞愧地承认道：“戴蒙说的对。”
在高盛的暑期工作结束后，戴蒙从桑迪·威尔那里得到了一些关于事业发展的建议。桑迪·威尔是个交易商，身型肥胖，嘴里总是叼着一根雪茄。戴蒙家族与威尔家族的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变得密切起来，因为当时威尔的经纪公司收购了希尔森汉米尔公司（Shearson Hammill），而戴蒙的父亲正好是希尔森汉米尔公司的首席经纪人。早在塔夫茨大学上学时，戴蒙就写了一篇关于海登斯通公司（Hayden Stone）收购希尔森公司的论文。他母亲把这篇论文拿给威尔看，威尔对戴蒙的分析感到非常满意。
威尔问戴蒙：“我可以把这篇文章给在座的人看吗？”
戴蒙答道：“当然可以，另外，我可以凭这个得到一份暑期工作吗？”威尔欣然应允了。
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戴蒙同时得到了高盛、摩根士丹利和雷曼的工作机会。威尔把戴蒙邀请到他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公寓，希望戴蒙能加入自己的公司，并让他在美国运通公司做自己的助理。威尔那时刚把希尔森公司以将近10亿美元的价格卖掉了，然后做了美国运通公司的高管。威尔告诉当时只有25岁的戴蒙：“我不会给你很高的薪水，但你可以跟我学到很多东西，并且这个过程会很有乐趣。”于是，戴蒙就这样跟随了威尔。
结果威尔和戴蒙在公司的任期都很短暂，尽管威尔曾宣称“犹太人要接管美国运通公司”，但最终却发现自己仍受制于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根本没法独立决断，同事和董事会也对他日渐疏远。所以，威尔于1985年辞去了公司总裁一职，而戴蒙的才能却得到了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赏识，公司希望他能留任。当时，戴蒙的妻子刚刚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处于这样一个人生阶段，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就此安定下来，但他还是决定追随威尔——尽管威尔着手开办的公司尚未安定，而且只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几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戴蒙眼睁睁地看着威尔总是把马提尼酒当饭吃，直到醉倒在办公室沙发上。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押错了赌注，因为威尔看起来一事无成，戴蒙甚至怀疑自己的导师是不是已经大势已去了。
但局面很快就有了转机。威尔收购美洲银行失败后，商业信贷公司的两名经理竭力劝说威尔和戴蒙从母公司购买他们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总部设在巴尔的摩，专门从事次级债业务。威尔为这笔交易投资了600万美元（戴蒙则投资了42.5万美元），随后商业信贷公司脱离了原来的母公司，转由威尔掌控。戴蒙将自己定位为企业运营的执行者，醉心于削减成本，谁也没想到，这家至精至简的商业信贷公司日后将成为一个新金融帝国的重要基石。为了建立这个金融帝国，威尔和戴蒙前后进行了100多次并购。1988年，两人用16.5亿美元收购了美邦证券公司的母公司普美利加金融服务公司（Primerica），成功杀回了华尔街。1993年，两人又花了12亿美元从美国运通公司手中购回希尔森公司。
戴蒙和威尔作为黄金拍档从此声名鹊起：威尔是战略家和交易商，比他小20多岁的戴蒙则是数理高手和经营奇才。他们已经超越了师徒关系，更像是一对结婚已久但又经常拌嘴的夫妇。在曼哈顿中心普美利加公司的办公室里，总裁和首席财务官经常激烈地争论，争吵声甚至会传到走廊里。开会时，只要觉得桑迪说了些蠢话，戴蒙就会对他翻白眼。
“你真是个该死的白痴！”威尔经常会朝戴蒙大喊大叫。
“不，你才是个该死的白痴！”戴蒙往往毫不示弱。
1996年，在和旅行者集团完成了一笔40亿美元的交易后，公司需要有人来负责新组建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日常运营。威尔暗中逼迫戴蒙提拔女儿杰西卡出任管理者，她当时37岁，正负责美邦证券公司的共同基金业务。戴蒙和杰西卡早在少年时代就认识了，但戴蒙并不认为她是一流的经理，因此戴蒙对委托她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持有异议。一名高级执行官赶紧把戴蒙拉到一边提醒他：“提拔她，不然会毁掉你自己。”然而戴蒙并未听从这个建议，他明确告诉威尔和其他人，那个职位最好让更有经验的执行官来担任，杰西卡不适合。
第二年，杰西卡宣布离开公司，但她并不怪戴蒙，相反，她强调离职产生的积极影响。她对父亲威尔说：“现在，我们又可以成为纯粹的父女了。”但威尔却一直对此耿耿于怀。随着公司日益壮大，他和戴蒙之间剑拔弩张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亲密关系了。1997年，旅行者集团并购了所罗门兄弟公司，威尔让德里克·莫恩（Deryck Maughan）这个曾帮助所罗门兄弟公司走出国债丑闻的英国人与戴蒙一同掌管所罗门美邦公司。新的权力分配尽管合乎逻辑，却让戴蒙极为不满。
大萧条时代后期，《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于1933年获得通过，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不得涉足对方业务。而旅行者集团和花旗公司83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却改写了该法案所制定的美国金融体系的规则。因此，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兰姆（Phil Gramm）和艾奥瓦州的共和党众议院议员吉姆·里奇（Jim Leach）提出了一个新议案，该议案随后废止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没想到，恰恰是这次并购给戴蒙带来了更大的伤害：他不知疲倦地促成交易，但当他准备在并购后公司由18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中占据一席之地时，却惊讶地发现根本没有自己的份。虽然被任命为公司总裁，但归戴蒙直接管理的下属却只有首席财务官海蒂·米勒（Heidi Miller）。
那年夏天，由于俄罗斯政府债券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濒临崩溃，混乱的局面导致花旗集团第三季度的业绩报告令人大失所望。就在报告发布后几天，局势的动荡终于达到了巅峰状态。那个周末，公司安排在西弗吉尼亚的度假胜地绿蔷薇酒店举行一次为期4天的执行官会议，会议的高潮部分有一场需要正装出席的晚宴和舞会，午夜时分许多夫妇都在舞池里开始交换舞伴。戴蒙在美邦经济公司的铁杆同盟史蒂文·布莱克（Steve Black）来到莫恩身边，并邀请其夫人跳舞，在公司内部派系纷争不断的情况下，这一举动其实是抛出一根意欲缓和矛盾的橄榄枝，但莫恩并不领情，把布莱克的妻子孤零零地留在舞池里，狂怒的布莱克立马跺着脚冲到莫恩面前。
布莱克大吼道：“你一再对我无礼我也就忍了，但你不能这样对我太太！”布莱克狠狠地威胁莫恩差点动手要揍他。
戴蒙试图从中调解，他追上准备离开舞池的莫恩：“我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此怠慢布莱克的妻子，你到底是无心还是故意？”
莫恩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要走。戴蒙也被激怒了，他一把揪住莫恩，生生把他拽了回来，其间还弄掉了莫恩夹克上的一颗纽扣。
戴蒙对他吼道：“我跟你讲话，你居然敢背对着我！”
威尔听说这件事后，觉得戴蒙做得不对。一星期后，他和一起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约翰·里德（John Reed）把戴蒙叫到公司位于纽约阿蒙克（Armonk）的办公地点，要求戴蒙辞职。
对戴蒙来说，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和威尔离开美国运通公司后所做的一样，戴蒙花了很长时间找工作。其间，他拒绝了许多公司的邀请，据说其中包括网络零售商亚马逊。戴蒙对银行以外的领域知之甚少，所以他一直在等待属于自己领域的机会，最终他接受了美国第一银行的高级职位，这是一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二流综合性银行。这正是戴蒙一直在寻找的合适跳板，他开始着手提高企业运行效率，调整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并把公司发展壮大，直到他有实力促成2004年与摩根大通的交易，这笔交易把他推向了首席执行官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接班人的位置。
摩根大通曾经是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领头羊，现在则被竞争对手所超越，实力下降到了中流水平。戴蒙和他的团队一起加入了摩根大通，该团队拥有优秀的并购专家和成本控制专家，随后，银行经理的薪水遭到大幅缩减、健身房被责令关闭、卫生间的电话线被拆除，连日常的新鲜花卉盆景也被搬走。一看到戴蒙从胸前口袋里拿出每日待办事项的便签，主管们就明显开始紧张起来，因为便签的一面记着戴蒙当天要办的大小事项，另一面则是被他称作“欠我东西的人”的名单。
截至2008年，摩根大通发展顺利，万众瞩目。而此时曾富有竞争力的花旗集团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与花旗不同，摩根大通充分利用规模优势，通过裁汰冗员和交叉销售按揭贷款给支票用户而大发其财。戴蒙极具洞察力，他几乎理解银行各个方面的纷繁难懂之处（而他的首席执行官同行们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公司各部分也明显挤压出大量利润。最重要的是，随着信用危机的蔓延，与竞争者相比，戴蒙擅长经营的优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管理的摩根大通很少使用杠杆工具来增加收益，也不在类似于资产负债表表外项目等地方玩花招。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后，其他银行开始步履蹒跚，摩根大通却依然稳健、强大。事实上，就在贝尔斯登陷入危机的前一个月，戴蒙曾在一个投资者会议上夸耀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坚若磐石”。他说：“坚不可摧的资产负债表表明流动性非常充足，这很有利于我们应对将来的危机。”
戴蒙还补充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出现。依我的经验，像现在这样的情况确实会创造出一些机会，但不一定会马上出现。”
一个机会比他预期的更快地出现了。
3月13日，星期四，戴蒙和妻子及三个女儿正在东48号大街的希腊餐厅阿维拉（Avra）共进晚餐，庆祝戴蒙52岁的生日。六点左右，晚饭才刚开始，戴蒙用来联系家人和应付公司突发事件的手机突然响了，戴蒙颇为不满地接了电话。
“杰米，我们正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电话是拉扎德公司的银行家加里·帕尔（Gary Parr）代表贝尔斯登给戴蒙打来的。他问道：“你可以跟艾伦谈谈吗？”
戴蒙吃了一惊，他离开座位，走向路边的人行道。几个星期前就有关于贝尔斯登的传闻了，但这个电话却意味着事态远比他预想的要严重得多。没几分钟，贝尔斯登的首席执行官艾伦·施瓦茨就打来电话告诉他，他的公司急缺现金，需要帮助。
“需要多少钱？”戴蒙问道，他很震惊但竭力保持冷静。
“可能要300亿美元左右。”
夜空下的戴蒙一阵眩晕，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但最后他还是答应会尽力帮施瓦茨走出困境。他马上打电话向盖特纳表示，摩根大通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但他愿意参与救助贝尔斯登。
第二天，3月14日，星期五，美联储把摩根大通的贷款注入了贝尔斯登，以解决贝尔斯登所面临的流动性危机，并为贝尔斯登制定长远计划，提供了28天的喘息时间。然而，美联储和财政部都不想让这个悬而未决的局面拖这么长时间，于是周末就开始催促戴蒙对贝尔斯登进行收购。摩根大通派出了300人的团队进驻贝尔斯登的办公大楼，这些人将把搜集到的材料反馈给戴蒙和他的执行官。
截至周日上午，戴蒙已经分析了足够多的关于贝尔斯登的资料。他告诉盖特纳，摩根大通准备撤离，放弃收购，因为贝尔斯登资产负债表上的问题非常严重。但盖特纳不愿接受戴蒙退出的决定，他提出了增加这笔交易吸引力的条款。
他们最终达成协议，美联储同意为贝尔斯登持有的问题债券资产提供300亿美元担保，但摩根大通将负担最先发生的10亿美元损失。
毫无疑问，这些谈判的内容受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密切关注。他们的疑问在于，摩根大通是否有意地利用自己的杠杆同政府过分地进行讨价还价，从而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
戴蒙满头银发，西服的袖口里露出干净的白色衬衫，看上去非常庄严，他不卑不亢地描述着促成与贝尔斯登交易的一系列事件。他平静地陈述道：“这并不是为妥协而故作姿态，而是纯粹的事实。”在戴蒙的讲话中，事实真相非常清楚，那就是他和盖特纳都是好人，他们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成功地力挽狂澜。他对委员会的成员们说道：“我可以自信地说，如果今天在诸位面前所谈的这次政府和私人部门的非凡联合行动没能阻止贝尔斯登的倒闭，我们恐怕都将面临更多艰难的挑战。”
最终，那天的听证会没有出现硝烟与战火，没有留下经典的对白，也没有出现任何历史性的时刻。但是它向美国公众介绍了随后6个月里为大家所熟知的一系列人物，也让美国公众有幸感受了高端金融圈子里那些巨头们的生活，尽管这个高端金融圈当时正面临着风雨飘摇的局面。参议员们想要给贝尔斯登一事下定论太难了。这桩交易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必要？它是真的解决了问题，还是仅仅将更大的风险延缓到以后？
在所有银行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强烈自由市场偏好的邦宁是最反对这笔交易的，或许他也是最有先见之明的一位。他说：“贝尔斯登的失败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可我并不赞成美联储插手救援……据我所知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
邦宁还不安地问道：“接下来怎么办呢？如果美林、雷曼或是其他这类公司也面临倒闭呢？难道政府接着出手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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