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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月15日，云南省广南县曙光乡的一个偏僻村庄被笼罩在一片阴森的氛围中。
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一位名叫陈建军的缉毒警正暗中潜伏。
在陈建军眼前，一群毒贩子正在一个破旧的木屋中交易毒品。
他没有犹豫，径直走向他们，脸上露出坚定而冷漠的表情。
高声喊道：“我是公安局的警察！立刻举起手来，不许动！”
毒贩子们被陈建军突如其来的出现吓了一跳，但很快被他的气势所压倒，他们不得不听从命令，举起双手，毫无反抗之力。
陈建军得以控制住这群毒贩子后，立即尝试通过对讲机与外围联系。
他急切地按下对讲机上的按钮，呼叫着外界的支援。
他自称为“02”，希望能够得到回应，以便将这起毒品交易的罪犯们一网打尽。
然而，对讲机内没有传来任何回音，只有死寂和静默回应了他的呼唤。
这让陈建军的心中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时间在陈建军焦急等待中悄然流逝，但外界的回应始终没有到来。
心怀不安的他开始感到一股不祥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寒风呼啸而过，将他的衣服吹得瑟瑟发抖。
终于，其他缉毒警察赶到了现场，然而，他们面对的景象令人瞠目结舌。
陈建军的遗体静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仍然保持着握枪的姿态，右手紧紧握着手枪，仿佛在死亡的边缘守护着他的职责。
遗体上覆盖了一层奇异的白霜，犹如死神的触摸留下的痕迹。
那么陈建军的左手似乎试图抓住什么，但具体是什么却无法确定，是死前的挣扎？还是一种绝望的表达？
1982年边境毒品泛滥，成为国内长治久安的重大威胁。
在云南省的砚山县，一个名叫陈建军的年轻警察成为了缉毒队的一员，他肩负着寻找毒贩的重任，必须与这些罪犯斗智斗勇。
那年的春天，1984年3月，砚山警局接到了一条重要情报。
据称，在平远街松毛坡村，有人目击到通缉犯沙全良的身影，沙全良是公安部追捕的重点对象，通过贩毒积累了巨额财富。
然而，沙全良并非易于捉拿的目标，他在多个省份都有藏身之处，曾多次逃脱警方的追捕。
副局长陈志明得知这一情报后，亲自带领队伍前往松毛坡村，决心一举将沙全良擒获。
队伍悄然来到松毛坡村，陈志明指挥着警察们展开搜索。
经过一番努力，他们闯入了沙全良的住处，然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陈志明感到懊恼，毕竟这次行动可谓千载难逢。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陈建军失踪了！
大家的心都沉了下去，因为陈建军是一个聪明而敬业的警察，失踪的原因令人费解。
陈建军在沙全良的住处仔细搜索，他不愿意轻易放弃。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他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他停下了脚步，全神贯注地倾听。
噗噗噗……
声音越来越清晰，陈建军定睛一看，发现声音竟然来自沙全良的床底下！
他心中一喜，立刻蹲下身子，仔细观察，床底下的一块地板似乎有些松动。
他心中闪过一抹疑虑，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刑警，陈建军不禁开始怀疑，或许沙全良似乎并没有真正离开。
当陈建军将这个情况告知了副局长陈志明后，两人立刻商讨了下一步的行动。
毫不犹豫，陈志明决定亲自带领队伍前往沙全良的住所，他们决心要将真相揭开。
陈建军和陈志明带领的队伍，小心翼翼地靠近房屋，陈建军大声喊道：
“沙全良，你被包围了！出来吧！”
随着他的声音回荡，床下紧接着一道身影慌忙冲出，正是沙全良。
他的脸上带着惊恐和绝望的表情，但被刑警紧紧逮住的手腕证明了他的罪行。
几个月后，陈建军追踪到一名逃犯，这名逃犯不仅私藏了大量的枪械和弹药，还与毒品交易有关。
这个突破给了缉毒行动以新的希望，但也意味着贩毒分子将变得更加狡猾。
警方深知贩毒分子的阴险手法，他们开始使用化整为零、伪装行动、变点取货、齐头并进等策略，试图逃避打击。
然而，面对这些狡猾的对手，缉毒队决定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
陈建军被选为便衣侦查员，他将潜入毒品窝点，收集情报，并争取一个时机将贩毒分子一网打尽。
对于陈建军来说，这是一项光荣而又危险的任务。
他深知卧底工作的风险，一旦被发现，生命将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陈建军接受了这个挑战，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决心。
他知道，为了正义和社会的安宁，他必须付出一切努力。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开始了紧张而艰苦的训练，学习如何伪装自己、隐藏身份以及应对各种危险情况。
终于，等到一切准备就绪，陈建军以一个全新的身份潜入了毒品窝点。
陈建军，一个当地警察，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形象变化。
他曾经是个正直、敬业的警察，但如今他的形象却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
穿着花衬衣和喇嘛裤，脚上穿着人字拖，在大街上追逐小姑娘，这让人们都对他大声指责，称其为"流氓"。
街坊邻居们对陈建军的行为感到极度不满，认为他可能患有精神病。
对他的变化感到困惑和愤怒，不理解为何会变成这样。
然而，陈建军的父亲陈世富对儿子的行为并不在意，认为孩子已经成年，应该自己选择自己的路。
而陈建军的妻子卿维维却感到心情受伤，对丈夫的变坏感到痛心。见不到曾经的丈夫了，无法接受他的行为。
她决定到警局告状，并表示要离婚，然而，幸运的是，他通过警局领导的劝解成功地度过了这个危机。
在谈话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家庭的未来重新铺平了道路。
尽管如此，陈建军内心深处的秘密仍然无法解释他行为的原因。
实际上，他正在适应黑道生活，为潜伏工作做准备。
这个秘密让他不得不选择沉默，为了自己的责任而选择了保守秘密的代价。
然而，陈建军为了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86年的夏日，炎热的阳光照耀着广南县南屏区的大地，却无法驱散这片土地上弥漫的毒品瘟疫。
一位年轻而勇敢的警察，名叫陈建军，悄然走进这个毒贩的巢穴，引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
自1986年8月开始，陈建军扮演着卧底侦探的角色，深入南屏区的毒贩组织中。
用虚假身份和不可动摇的决心，成功地渗透了他们的圈子。
在这漫长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经历了22次卧底任务，每次都以惊人的准确度和冷静应对，顺利地将情报带回警方。
然而，他的任务并非一帆风顺，曾经有一次，陈建军陷入了绝境。
在一次交易行动中，他被六名毒贩包围，面对这些拒捕的毒贩，他只能选择打击他们的非要害部位，以保护自己的身份。
激烈的肉搏中，与战友们勇往直前，其中一个毒贩选择了逃跑，但剩下的五个却被成功俘获。
陈建军不仅完成了卧底任务，还成功地帮助警方擒获了19名毒贩，并缴获了价值巨大的50多千克鸦片。
他的勇敢行动和出色表现使他获得了个人三等功一次，然而，他却只能将这份荣誉深埋心底，不为亲朋好友所知。
就在1987年年末，最后一次卧底毒窝任务开始。
陈建军带着紧张与兴奋进入了新的危险境地，身着便衣，潜伏于毒品交易现场，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他的心中充斥着对真相的渴望和对毒品交易的愤懑，可没想到这一次跟往常大不一样。
寂静的夜晚，时间定格在1987年12月13日，故事的舞台是位于中国广西的砚山警局和砚山大旅社，以及附近的广南县和珠琳镇。
在这个故事中，有几个关键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
首先是冯德国，一个小鱼小虾般的毒贩子，他在地下贩卖着禁药。
与他相对立的是陶顺明，一个老江湖、大毒枭的身份。
陶顺明在黑社会混迹了二十多年，多次被捕入狱，而在1986年却逃脱了监狱的囚禁。
冯德国为了寻找买主，故意散播消息。
他知道陈建军，一个曾以贵州张老板的身份与他联系的人，因此他们决定在砚山大旅社见面。
陈建军巧妙地运用一袋子的大人头来打消冯德国的疑虑，让他相信自己是认真的买家。
双方在见面后商定，在广南县碰头。
就在12月15日，陈建军启程前往广南县，并最终抵达了珠琳镇的一家贵州风味餐馆。
然而，冯德国出乎意料地没有携带任何货物，这个突发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的变故。
冯德国的弟弟冯再忠突然出现，他携带着陶顺明的指示，要求换个地方交货。
具体的交货地点并没有被提及，只有陈建军到达后才会知道。
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手扶拖拉机，这不同寻常的选择使得故事更加离奇。
手扶拖拉机沿着未知的道路前行，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停下来。
冯德国确认后方没有警察跟踪，他放心地让弟弟继续驾驶。
傍晚时分，夕阳染红了小波么村，一座三面环山的偏僻村庄，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角落里，一场危险的交易即将展开。
拖拉机的引擎声渐行渐远，标志着陈建军的到来。
悄悄进入了封闭大院农舍的二楼，这里被选为交易地点，因为毒贩们非常警觉，他们在院门口和一楼设置了岗哨。
陈建军在交易前暗中计划着，希望能拖延时间，等待他的战友们的到来。
他故意借口解手，离开了交易场地，进入了附近的厕所。这是他为了争取时间而设下的陷阱。
与此同时，陶顺明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急切地要求立即进行交易，不耐烦地踱来踱去，焦急地等待着陈建军的返回。
当陶顺明将13斤4两的鸦片重量称出来时，陈建军突然拔出手枪，露出了自己是公安局的身份。
这一幕突如其来，让陶顺明、冯德国等人不得不蹲下，并焦虑地寻找逃生的方法。
陈建军退到窗边，试图通过对讲机联系外围，希望得到战友们的支援。
然而，对讲机里只有静音，没有任何回应。
山地的阻隔使得信号传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通讯漏洞让他们陷入了极度的危险之中。
陈建军原本计划与他的老搭档戚艳明合作行动，可如今却死活联系不上大部队。
在这个险象环生的场景中，紧张与不确定充斥在每个人的心头。时间仿佛静止了，而命运的齿轮却在默默地转动着。
农舍的夜晚，寂静而深沉。
陶顺明孤独地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心中弥漫着无尽的不安。
他心里明白，身处这样的境，即将面对的是来自正义的审判，看到对方联系不到人，毒贩趁机而逃。
突然，一声枪响划破了黑夜的宁静，陶顺明的身体猛然一震。
他急忙站起身，眼神紧盯着门口，这声枪响是陈建军示警的信号，意味着危险正向他逼近。
没有犹豫，陶顺明迅速冲向楼梯，用力一跃，向下扑倒。
他手中的火药枪发出凶猛的声响，子弹飞射而出，朝着陈建军疾射而去。
陈建军躲闪不及，一颗子弹命中他的腹部，鲜血喷涌而出。
他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但并没有放弃，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决绝，反手就向陶顺明的左胸开了一枪。
陶顺明挣扎着往外跑了几步，就直挺挺的倒地身亡了。
就在这时，冯德国察觉到事态不对，急忙呼叫其他毒贩前来支援。
陈建军的勇敢行为，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愤怒地涌向农舍。
冯德国的母亲也参与了围攻，眼中闪烁着狠厉的光芒，毫不留情地向陈建军扑去。
然而，陈建军只开枪打伤了冯母的大腿，没有放弃对正义的捍卫。
冯德国见状，眼中闪过一丝狡诈的笑意。
他抓起一块木方板，毫不犹豫地砸向陈建军的头部。
木板狠狠地撞击在他的头骨上，发出恐怖的撞击声。
陈建军壮烈地牺牲，头骨粉碎性骨折，腹部深受铁砂子的创伤。
因为天气寒冷的缘故，遗体躺在地上，上面覆盖着一层白霜。
家人得知这个噩耗后，悲痛不已，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当陈建军的遗体被送回家后，父母和亲人们，泪水湿润了他们的眼眶，悲痛的呻吟回荡在夜空中。
陈建军的右手紧紧扣动着扳机，尽管他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双眼仍然怒视前方。
眼神中透露出，对那些犯罪分子的愤怒和对正义的坚定。
陈建军的母亲见状，轻轻地伏在儿子的耳边，她的声音微弱而坚定：
“儿啊，你是我们的骄傲。你为正义而战，为了保护无辜的人民。
一位革命烈士。你的牺牲将永远铭记在心，你的勇敢和牺牲将激励更多的人继续前行。”
就在这一刻，陈建军闭上了双眼，仿佛他的使命已经完成，英勇付出得到了认可。
这段催人泪下的告别之词，仿佛是对陈建军英勇事迹的最高褒奖。
他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颂，人们将追认为革命烈士，以表彰他对国家和人民作出的伟大贡献。
陈建军的无畏和坚毅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
被授予一级英模的荣誉，成为无数人敬仰的楷模。
事迹被记录在革命史册中，永远激励着后来的一代人，勇往直前，为了正义而战。
那个农舍的夜晚，成为了一段传奇的开篇，而陈建军，作为其中的主角，用他的生命演绎了英雄的光辉。
他的牺牲不仅点燃了对罪恶的抗争之火，也点燃了人们内心对于勇气和正义的敬仰之情。
陈建军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一道闪耀的光芒，引领着人们前行，直至永远。
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身边出现一两个外国友人已经不算是什么稀奇事。不过与黄头发白皮肤的欧洲人相比，人群中的黑人往往更引人注目。
久居中原，也许没有太多深刻的体验。
但是对于沿海的发达地区来说，黑人早已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比如：广州。
前有三元里，后有宝汉直街，每一处都让人感觉身处非洲。
越来越多的黑人选择在中国安家扎跟，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其实，黑人并不是近现代才来到中国的。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唐代就有黑人活动。而且彼时的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昆仑奴”。
一个奴字，把当时黑人的社会地位诠释的淋漓尽致。
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他们来中原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被购买。
众所周知，黑种人最大的特征就是肤色黑和卷发。而中原的汉族人恰恰相反，是黄皮肤和直发。
所以当中原人第一次看到黑人时，第一反应就是新奇。
如果能把这些奇怪的人购入家中，以供欣赏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就这样，有钱的大户人家开始将黑人购入中原。
再加上他们主要来自昆仑地区，“昆仑奴”这个称号便由此得来。
虽说是奴隶，但很多中原人对他们还是只敢远观不敢近其身。原因非常简单，昆仑奴的外表看起来实在太凶了。而且身体强壮，力气又大，一看就不好惹。
实则不然，据唐文记载，昆仑奴性格平和，乖巧能干。
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主人非常忠诚。只要是主人布置的任务，他们都会无条件顺从。如此听话又低廉的劳动力，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唐朝的大肆进军以外，黑人的第二次入华是在清朝闭关锁国年间。广州作为当时唯一一个能对外交流的口岸地区，自然涌进了不少黑人朋友。
不过将黑人入华推向顶峰的，当属改革开放。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加快对外交流的脚步，中国的大门也是越开越大。
趁着这个契机，黑人朋友再次出动了。兜兜转转，广州成为了他们的不二之选。
其实，黑人愿意留在这里并不单单是因为经济繁荣，而是气候适宜。相对于寒冷干燥的北方而言，南方沿海城市明显湿润温和，与非洲环境极其相似。
无论是收入还是生活，想必都比非洲贫民窟要好上数倍吧。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有更好的选择，非洲朋友又怎会甘心留在自己的国家呢。
就这样，广州入住的黑人越来越多。更有甚者，整条街道上都看不到一个中国人。
比如说越秀区的宝汉直街，也就是赫赫有名的“非洲街”。
每当夜幕降临时，整条街都会遍布吃饭喝酒和闲坐聊天的黑人。乍一看，仿佛置身于非洲本土。
别看宝汉直街仅有短短的300米，但街上却汇聚了不少黑人开设的店铺。他们在这里居住，在这里赚钱，甚至结婚生子。
很多人都说，宝汉直街是非洲朋友绝望的边境和希望的起点。
可回过头想想，愈来愈多的黑人入住对我国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隐形隐患呢？
据统计，广州黑人在巅峰时期的数量高达30万人。如此惊人的数目不禁让人细思极恐，这可是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县的人口。
黑人朋友们的到来，虽说可以为社会带来充足的劳动力，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会消耗大量的资源。
我国本就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口只能对环境造成无尽的压力。
不过，这也不是我们拒绝非洲朋友的主要原因。最关键的是，他们的身份太鱼龙混杂了。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久居中国的黑人主要分为四类。
第一类就是生意人，换而言之就是非洲富商。这些人大多有着不错的经商头脑，一进入中国就在商界混的如鱼得水。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贡献，非洲富商很容易就可以获得在华永久居住权。既然已经安了家，接下来要做的自然是娶妻生子了。
毋庸置疑，非洲富商的第一选择就是中国女孩。
就这样，中非混血的“黑二代”顺理成章地出生了。
所幸这种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孩子长大后基本上也吃不了什么亏。
与其相比，前来广州的打工族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为了生活，这些人不远万里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出于国籍和语言的原因，他们大都从事着体力劳动。或搬运货物，或工地打工，而且签证一到期就必须立刻回国。
基于这样的环境下苟活，他们自然没有在中国久居的打算。
如此一来，非洲打工族同中国女孩结婚的个例就更少了。毕竟，没有哪个女孩愿意远嫁非洲的贫民窟吧。
即便如此，一批又一批的非洲打工人群体还是非常庞大。
尤其是到了年初年末的时候，广州的地铁上更是挤满了黑人朋友。即便背井离乡，他们仍然愿意闯荡一番。
除了赚钱以外，第三类来中国的人目的就有些纯粹了：上学。
这些学子们一般都有着良好的家境，然后在家人的支持下来到中国留学深造。学成以后，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留在学校所在的城市参加工作。
当然，也会有一少部分人坚定回国，造福家乡。留在中国工作的，久而久之也会与当地女孩成家。
高学历人才的结合，“黑二代”的智商必定也不会太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洲留学生的出现促进了中非文化交流，实属一件好事。
其实无论是求职还是求学，中国都会本着一个包容的态度去接受非洲朋友。
可偏偏还有第四类人，实在不容忽视。
这类人的来华途径就比较特殊了，偷渡。很显然，这些人大多是通过非法手段来到我国的。既然没有在相关机构备案，便也没有合法身份。
如此一来，偷渡客自然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没有办法，他们也只能通过频繁更换零工艰难维持生活。
生活没有保障的前提下，社会隐患也会相继增多，尤其给当地治安稳定造成了极大地困扰。
一旦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查处的难度系数就会非常大。
最头疼的是，这批偷渡客还是四类黑人朋友中最多的一个群体。久而久之发展下去，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考虑到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向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处理好关系。即便是贫穷的非洲朋友，我们仍然笑脸相迎。
殊不知宽容的背后，实则隐藏着巨大的隐患。
2009年，一非洲男子非法入境。为了躲避警方的警察，逃跑过程中不幸坠楼身亡。谁知还没等中国发言，非洲那边率先提出了强烈不满。
也是这一次，让我国重新正视非法入境的问题。
倘若这些偷渡客在国内娶妻生子，“黑二代”问题就会立刻凸显。出于父母身份的原因，这些孩子长大后自然不能上中国的户口。
没有身份，他们既上不了学，也就不了业。到头来，“黑二代”终究还是会走上父母出卖劳动力的老路。
很显然，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资料显示，我国在2017年非法滞留黑人数量超过了70万。预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会增加到1500万。
其中25岁以下的黑人及混血儿数量，足足高达四分之一。长久以往下去，中国很快就会成为第二个“黑人的天堂”。
而第一个，是法国。
据说在法国新出生的人口中，黑人比例占比达到了惊人的51.3%。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法国的人口老龄化太严重了。
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劳动力稀缺，他们只能对黑人移民采取宽松的政策。只要在法国长期居住五年，就可以自动获得永久居住权，
最让人心动的是，这些黑人移民还可以和本地人享有同等的福利。更何况多子本就是非洲的“优良传统”，基于如此优渥的条件下，传宗接代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随着黑人的占比进一步扩大，法国面临的种族问题势必非常严重。倘若政府仍然坐视不理，恐怕真要成为“黑人的天堂”了。
有了法国的前车之鉴，我们决不能再走这条老路。
与其相比，日本的应对之策就比较值得借鉴了。简单概括，他们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字，钱。
首先第一条，禁止企业雇佣没有身份的黑人员工。一旦发现有此现象，就必须承担巨额处罚。
与钱和利益有关，自然没有任何企业敢对黑人网开一面。
既然在日本待不下去，黑人兜兜转转还是要回国。反正都要走了，日本索性好人当到底。
第二条来了，对于拥有合法身份的黑人，可以享受“福利遣返”政策。
也就是说，只要愿意主动回国，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笔补助金。如此一来，变相被驱逐回国的黑人想必也没有太大怨气了。
当然，日本也不是对所有黑人全都拒之门外。对于那些优秀的技术人才，他们甚至还要利用高薪吸引对方留下。
毕竟人才的背后，全都是数不完的财富。
借着日本的经验，广州市公安局在2020年成立了“清理整顿三非专业队”。顾名思义，“三非”就是指非法就业、非法居留和非法入镜的外籍人员。
从源头上严格把控，才可以彻底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2021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又印发了《举报“三非”外国人奖励办法》。
相信在多种措施同时实施的力度下，很快就会取得成效。
从古至今，中国都是好客之邦。
我们欢迎所有合法入境的外国友人，一起进行文化交流和沟通。
至于非法入境的朋友们，很遗憾只能“请”出去了。
五年来，人们总能在网络上听到这个故事——关于一个偷来的“家”。2017年前后，21岁的马亮从四川流浪到陕西渭南，遇到了在城中村游荡的8岁男孩轩轩。
流浪“兄弟”曾经在荒野里的“家”（图/《今日说法》节目）
当时的“事实孤儿”轩轩和马亮成为了“兄弟”，他们游离家庭之外，隐身于城市角落，在嘈杂的城中村中过起了如影子一般的生活。直到一个凌晨，警察在街边抓住了刚偷完东西的马亮，他们才被“看见”，而这个“家”也开始走向散场。2018年6月，马亮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对负责该案的警察周佼来说，事情却远未“散场”，而是走向了另一个开端。几年来，她不同程度地参与着两人的生活，让轩轩获得了走入校园的机会，也试图让出狱后的马亮能回归“正轨”，不再流浪。
一些改变在发生，还有很多事是很难改变的。关于兄弟俩的故事，周佼想让人们看到“灰暗”处的一道希望：如果有一束光照进了两个人的生活，会怎样？但更现实的问题是，这束光能照多远，照多久呢？
马亮被抓后，周佼常带轩轩回警队吃饭玩耍（图/《今日说法》节目）
一种特别的连结
最开始，这和周佼办过的很多案子类似，只是一起年轻人的侵财案件——马亮砸碎了多辆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
但很快，案件的不同显露出来。在马亮的背后，还有当时8岁的轩轩。在巡特警大队值夜班巡逻时，周佼总能碰到深夜在网吧或者街上闲逛的孩子，他们大多数是和祖辈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
办案的过程中，周佼觉察到，马亮和轩轩生活在一起，不单单是为了让轩轩帮助他销赃。她逐渐厘清，为什么一个年轻人愿意带着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流浪在荒地的草丛中。
周佼的关注是从那场并不顺利的讯问开始。审讯室里一片安静，马亮将头深深地低下去，面对周佼的提问，他一句话也不说。周佼发现马亮格外排斥自己，她走到他旁边，马亮就别过头去。后来，他埋着头嗡嗡地对着周佼的男同事说，“让她出去”。
周佼以为是自己此前的态度太过严肃，她让同事出去，单独和马亮“对峙”。“现在就我们两个了，你必须得看着我。”周佼提起了轩轩，安静了一会，马亮怯懦地微抬起头，又不太敢看她。周佼说他眼神里不是恐惧，而是不好意思，“像办了错事的小孩，被大人抓住了。”
逐渐地，马亮向周佼打开了一部分的自己。渭南只是他漫长流浪路上的一个站点，他早想过离开，但是轩轩在他身后边跑边哭，祈求他留下。那一刻他想到自己在这个年纪时，追着要离开的母亲——马亮在幼年时被母亲抛弃，父亲外出打工，他和姐姐成为留守儿童。母亲当时没有回头，但马亮为轩轩留了下来。
周佼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连结。“马亮和轩轩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马亮并不是在利用轩轩帮他销赃，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两个人的生活和家庭在某些方面是比较相像的，孩子愿意跟他在一起，因为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非常照顾他。”
办案时，周佼查看过一段监控视频。凌晨的街上，马亮的背影显得异常宽阔。头上扣着帽子，披着大罩衫，宽大的袖子支棱着。那是因为他的腋下夹着几箱牛奶，手上也拎着。十几箱牛奶反复运了好几趟。轩轩不爱喝鲜牛奶，马亮强迫他喝，说多喝牛奶就能长高、长壮，不被欺负。有一次轩轩卖完东西，兜里揣着一千多块钱，跑着玩的时候丢了。他哭着回去找马亮，马亮轻声说，“丢了就丢了”。马亮从不让轩轩偷，还叮嘱他长大了不要跟自己学。
马亮被抓后，周佼和同事带着轩轩去找那些偷来的东西，东西被藏在那块荒地的各个角落里。结束后，周佼让轩轩上车，但他拉着周佼的手，转到了车尾处。他从脖子上拿下一个粉色的水晶小狐狸吊坠，又从兜里掏出来五六颗黄金转运珠。他跟周佼说这些是哥哥从别人车上拿的，问周佼，这些东西还回来，哥哥是不是能尽早回来。这让周佼触动。
在这之前，轩轩曾问周佼，马亮什么时候能回来。周佼告诉他，“哥哥拿了别人的东西，我们先要第一时间把东西还回去，哥哥才能尽快回来”。
轩轩想马上见到马亮，但马亮告诉周佼，并不希望弟弟看到自己被抓后的样子。他们在试图为对方着想，而周佼也在想怎么做才是对他们负责的。
周佼明白，兄弟俩都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他们背后还有更多类似经历的孩子与年轻人，单纯的惩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改变他们未来的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周佼说。“原本缺乏关爱，如果重新进入社会，他还是没有安全感和爱，很容易再误入歧途。”
“今天没了他（马亮），我担心会再来另外一个他，我想对孩子好，想真正挽救他。”周佼说。
周佼在看守所看望马亮（图/《今日说法》节目）
亲爱的小孩
马亮话不多。周佼知道他喜欢唱歌，有时音乐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他的言语表达。在看守所时，周佼去看他，他清唱了一首《稻香》。媒体到看守所采访他时，马亮在记者的录音笔里给轩轩留下了一首《亲爱的小孩》，“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唱那首歌时他几度哽咽。
周佼在一线跑了15年，她见过孤注一掷的亡命毒贩，也处理过为逃出传销组织而盗窃财物的年轻人。
一次她去外地抓捕，两个年轻人被骗去传销，为了逃离窝点，偷了同屋人的存折。一见面，她就问女孩子，这么晚了冷不冷，这几天吃饱了不，有没有挨打？管教后来告诉周佼，她一走女孩就哭，这么多年没人管她，周佼问她那几句话，让她感受到被关爱。周佼很心痛，“她也没办法，为了不挨揍，为了生活，为了不干违法的事，结果触犯了法律，她真的错了吗？”
几年前，周佼去监狱看马亮。她也尝试给这个似乎封闭住自己内心的年轻人带去点力量——一个MP3，那是一个在安徽生活的初中生寄过来的。了解马亮的故事后，他录了一段话，希望马亮加油，不要放弃，里面还下载了不少歌曲。
周佼想以此鼓励马亮，让他能感受到爱。长时间缺少家庭的关爱，流浪时曾多次被抢、被骗，马亮变得很消极。他说之前流浪时曾有个人想跟自己做朋友，他们一起在网吧过夜，第二天一早马亮兜里的钱没了，那个人也不见了。在渭南时，马亮也几乎不和轩轩以外的人交流。有时周佼会想起，马亮曾轻描淡写地跟她谈起过死亡。他说未来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如果有一天活够了，会买上一瓶白酒，喝干了躺在雪地里，睡着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些话像一根刺，有时想起来就扎周佼一下。
马亮被抓后，轩轩回到了家，但大多数时间还是游荡在城中村里。父母在刚刚成年后未婚生下他，一岁半时他被扔给了收废品为生的爷爷奶奶，此后母亲杳无音信。父亲五年没有探望过他一次，也没有给他提供过生活费，只是偶尔会给爷爷打来电话。轩轩的奶奶有轻微心智障碍，爷爷是这个家庭唯一的支柱。
不忙的时候，周佼会把轩轩接到警队吃饭，改善伙食。周佼的同事还特意给轩轩买了一套Hello Kitty图案的餐具，专门放在办公室。有时下了班，周佼会顺便去轩轩家里看他，给他买衣服，带他买吃的。
很多东西需要买两份。轩轩还有个比他小四五岁的妹妹，是叔叔家的孩子。两人的情况如出一辙，妹妹也是非婚生子女，很小就被叔叔留在爷爷这里。靠废品回收为生的爷爷，不得不接受两个孩子。
周佼第一次见到轩轩时是冬天，他穿着单薄的拉链卫衣，两只手缩在袖子里，脸上挂着鼻涕。遇到马亮前，轩轩没去过学校，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城中村里游荡，晚上有时不回去，爷爷也不特意去找，“丢不了，我知道”。
跟马亮在一起后，轩轩很少回家。爷爷曾跟媒体透露，他知道轩轩在外面跟一个年轻人一起生活，但他并没有把轩轩接回家。
轩轩已经过了入学的年纪，但周佼知道不能再放任他离家游荡。她开始四处找学校，咨询入学条件。最终渭南一所公立小学愿意破格接收已经9岁的轩轩，让他进入学前班学习，半年后升入一年级。学校为轩轩免去了书本费、杂费和餐费。
入学前，周佼带着轩轩补打疫苗，做全身体检，买了保险。她还给轩轩买了内衣裤、袜子，找地方让爷爷带着他去洗了澡。
去学校与老师见面的那天，周佼特意穿上警服，跟爷爷一起将轩轩送进学校。去学校的前一晚，周佼告诉轩轩，见到长辈要问好。轩轩抬头天真地问，长辈是什么？会面时，班主任王艳闻到了很浓的酒味，她转头问，“爷爷是喝了酒吗？”轩轩却兴奋起来，“你是狗吗？你的鼻子怎么这么好使。”在办公室里，轩轩从沙发上跳上跳下，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
许多应该在他这个年纪建立起的礼仪和规则意识，轩轩还是一片空白。
轩轩曾生活的城中村
重建
马亮被正式批捕后，轩轩开始了校园生活。
轩轩刚来时，王艳心里并不踏实。她了解轩轩此前的生活环境，“害怕带不好他。”轩轩比班上的孩子大两三岁，王艳让大家喊他哥哥。排座时，王艳将轩轩的位置正对着讲台，其他孩子的课桌在他周围，方便跟他互动。刚开始，轩轩无法适应课堂，常在课桌上蹭来蹭去，王艳只能反复给他讲课堂规则。
对于轩轩，王艳一直在避免让他成为那个“例外”。她不想小心翼翼地去呵护，也不想提起轩轩的过去，而是希望他跟其他学生一样，顺其自然地融入班级。有家长看到过马亮和轩轩的新闻报道，问王艳，轩轩是不是报道中的那个小孩，王艳只回答“不是”。周佼也曾有过担心，害怕有家长介意轩轩的成长经历，“担心自己的孩子被影响”。
周佼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有时候班上组织活动，需要大家带点活动费，好几次王艳都能多收到几份，那是一些家长不约而同想帮轩轩也交一份。冬天时，有家长给轩轩买保暖衣，交给王艳。还有家长买成套的书送到家里。有些家长、同事买来或者捐来的衣服，王艳都叠好放在学校的柜子里，有时以奖励的形式发给他。
“早上到了要问好”“放学离开要告知老师”……王艳一点点为轩轩建立起规则。轩轩对校园生活适应得很快，字也越写越好。老师布置的作业，他在学校里能完成得很好。“回家了就要差一些”，家庭教育的缺失，常让王艳感到无力。“现在的家庭能给予孩子的就是一些正常的生活，吃饭、穿衣。”
爷爷60多岁了，一条腿有些瘸。每天他都要喝至少半斤白酒，说喝酒是为了镇痛。有时喝了酒去接轩轩放学，王艳严肃地告诉他，接送孩子坚决不允许喝酒，后来学校干脆让他写了安全责任书。
有一天轩轩突然没去上学，那是考试期间，他才只考完一门。王艳焦急地找到周佼，周佼给爷爷打电话才得知轩轩感冒了。后来爷爷告诉周佼，是轩轩跟叔叔一起在网吧呆到凌晨，回家后感冒了。
王艳经常去轩轩家里家访。一进屋，两张床一宽一窄，占了整间屋子。床上堆满了旧衣服、杂物。晚上睡觉时，衣服杂物就被推到一边。有时带着表格去填，家里写字的地方都没有，带回来的表格上常粘着油泼辣子的印子。轩轩慢慢长大，王艳跟爷爷争取，要给轩轩独立的空间学习。后来爷爷把屋子隔壁的小杂物间给轩轩空了出来。
疫情期间，教育部门和学校给轩轩准备了一部智能手机，用来上网课，每天早上王艳都给轩轩打电话叫他起床，督促他上课。为了让轩轩在家里学习时遇到问题能有人讲解，有时叔叔来接轩轩放学，王艳就把叔叔拉到一旁，将作业习题上的难点先给他讲一遍。
轩轩个子不算高，看起来也比其他孩子瘦弱一些，但很擅长体育。足球和篮球是他最喜欢的运动，还加入了校足球队和篮球队。每天参加学校的集训，周末还会去市里的活动中心训练。今年学校的篮球联赛，轩轩的班级拿了第一名。“主要靠轩轩。”王艳笑着说。
轩轩的爸爸已经结婚，并且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前两年，轩轩的爸爸带着妻子和小儿子回到了渭南，也做废品回收生意。他在车站附近租了房子，有一段时间带着轩轩一起生活。但王艳发现，那时轩轩每天晚上都睡沙发。每次轩轩跟王艳提起继母，他都会说“我妈妈”。轩轩似乎很享受身边有妈妈的陪伴，但是王艳说，他跟继母相处的时间也很短。后来弟弟要上学，继母带着弟弟又回到了南方。现在，他仍旧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王艳特意给爸爸打电话，要他多给孩子点关爱。有时王艳布置一些学习任务，也会打电话请他督促孩子。“电话打完，今天的古诗给我背诵了，到了第二天，爸爸又忘了，我还得再提醒一遍。”
虽然在尽自己所能给轩轩多一些关心、照顾，但王艳非常清楚，这无法替代家庭。“我现在就是力所能及，对孩子多给予一些爱，让他慢慢地有一个规矩意识。其他的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王艳曾在采访中说。
2017年，关于马亮和轩轩的事情陆续被报道出来，很多媒体去采访都会给轩轩带礼物。那时轩轩觉得很骄傲，会把收到的文具带去学校，还跟王艳炫耀，“有阿姨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但渐渐地，他不再愿意接触媒体，也不提起从前的事情。“娃长大了，有了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可能不想让别人议论这个事。”王艳说。
五年前，王艳专门建了一个她和轩轩的相册，里面都是两人平时的合照或是轩轩的日常，有几百张照片。那里记录了轩轩的成长轨迹，他长高了，脸有了少年的棱角感。
2019年，爷爷带着一家人搬了家。搬家时，轩轩问周佼，搬家了哥哥回来找不到我怎么办？在周佼的印象中，那之后轩轩没再跟自己主动提起过马亮。
兄弟俩曾停留过的荒地与如今的样貌
未知的未来
在周佼的牵动下，一个包括政府、社会和学校在内的支持体系，逐渐围绕着轩轩搭建起来。轩轩家现在是建档贫困户，是重点帮扶对象。很多爱心人士也试图通过周佼给轩轩提供物质经济支持。周佼的一个朋友为轩轩提供了一笔资金作为轩轩的教育基金，希望能在之后给轩轩带来一定的经济保障。对方希望这笔钱能由周佼保管，但周佼拒绝了，她把这笔钱做了公证。
经济保障是对轩轩和其他同样境况孩子的基本保障。但周佼有自己的担忧，钱或物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2019年7月，包括民政部、公安部在内的十二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民政部等部门要督促监护人落实监护责任。
如今，轩轩的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如果他们不在了怎么办？组建了新家庭的父亲能否承担起照护轩轩的责任？如果轩轩不能顺利升入初中、高中，他的未来会怎么样？在周佼看来这些仍是未知。
轩轩的爷爷爱打麻将，周佼第一次见爷爷，就是在麻将馆里找到的他。她无奈地说，“娃都没人管，还在打麻将”。周佼说自己不可能督促爷爷一辈子，“这不现实”。但爷爷对此并没有什么打算，之前媒体问爷爷，以后的生活有计划吗？爷爷反问，啥计划？“过一天算一天，我没计划。”
周佼担心轩轩会再次游离于家庭，从目前的轨道上“消失”。在周佼看来，马亮和轩轩的处境应该被更多人“看到”，也应该更早被“看到”，这意味着有更多力量能在需要时拉他们一把。
在荒地生活那段时间，城中村宾馆老板娘、汽车维修部老板都曾买过轩轩卖的手机。轩轩曾在一个二手手机店卖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还送给老板一条烟。那是台专门用于设计的电脑，至少价值六七千元，老板只付给轩轩两百多块钱。马亮被抓后，老板被依法刑事拘留。周佼很疑惑，“你不关心孩子的东西是哪来的吗？又哪来的烟送你？”老板说自己曾问过轩轩东西哪来的，轩轩回答说是家里的，他就信了。
周佼说，对于留守儿童和事实孤儿，家庭、学校和社会方方面面都应该加入进来，给出自己的关注和关爱，不能总是等着“犯了事，警察管”。
去年六月，马亮的刑期满了。出狱回家那天，马亮的管教干部特意开车将他送到家人入住的酒店，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因为马亮的情况特殊，大家都想给他多点关爱。”周佼说。
当时疫情反复，父亲在工地上摔伤了，一直在工地养伤。马亮暂住在姐姐家，在姐姐的药店里帮忙。马亮回来后，周佼没有联系他，她想给马亮一些时间适应现在的生活。马亮也没有联系周佼。姐姐说，可能因为周佼负责他的案子，马亮有点怕她，但又有些崇拜她。有次姐姐发现，马亮在百度上搜索周佼的名字。姐姐曾给周佼拍了些马亮的照片，“照片里他状态看着蛮好，在帮姐姐理货”。
回到家后，姐姐觉得马亮这几年吃苦了，给他买了新衣服、鞋，还有一部两千多块的手机。不知什么原因，马亮把手机卖了，花几百块钱买了部二手的，剩下的钱还给了姐姐。回来后，马亮还是继续着一些原来“流浪”时的习惯——他不用固定的手机号，只买那种带预存话费的号码，话费用完号码就作废了。
流浪是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的。马亮十四、五岁后，开始反复离开家，父亲和姐姐没刻意找过他，“每次走了还会回来，反反复复至少四五次了。”姐姐曾说。
2012年冬天有一则旧新闻，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榆林的一处民房里居住，以盗窃周围居民的生活用品为生，后被警方送到儿童救助站，那个少年就是马亮。十几天后，他被父亲领回了家。
2016年，马亮拿走了家里的三千块钱，再也没回去。
马亮出狱后，周佼想把身边的资源都发动起来。她想，如果他现在还喜欢唱歌、表演，可以找剧组让他体验。“我的朋友还有一些社会人士也想捐些钱，如果马亮将来想创业，大家也能支持他。”
姐姐跟周佼说，“这些都得要他自己愿意才行”。
马亮和轩轩一直没有再见面。姐姐告诉周佼，回家后马亮曾问起轩轩的现状，姐姐说上学了。马亮提高声量，“真的上学了？”姐姐再次确认后，他没再说话。
现在轩轩14岁，读五年级。马亮已经27岁，像轩轩一样回到“正轨”，接受被安排和规划清晰的未来，似乎并不是他需要的。在回归家庭半年后，他再次离开了。家人像多年前一样，再一次失去了他的消息。周佼试图寻找他，但是马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周佼很无奈，但她也不能再做更多了，“他是个成年人，没有理由硬把他带回来。”
如今，城市腹地的那块荒地上，几栋高楼拔地而起。兄弟俩曾栖身无数夜晚的地方，已经被开发成住宅区。小区大门上贴着醒目的红色售楼广告，上面写着“欢迎业主回家”。小区门口人来人往，这块地方正逐渐热闹起来。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在网上问，那对流浪的兄弟现在怎么样？有一个网友回答，“马亮已经出狱了，他现在过得非常开心幸福，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那条发布于2022年11月的回答获得了超过一万个点赞。这是个很多人希望看到的结局。（文中马亮、轩轩为化名）
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记者佟晓宇）
来源： 法治网
被警察抓什么情况下见不到家人(突然被警察抓走家人不能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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