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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文/奉友湘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时，皇帝下诏书时，经常把我的姓放在最前面；“奉公守法”，我们在青少年时常常接受这样的教育；“奉上级指示”，过去政府部门发通告时，总是把我的姓放在文首。
我，就姓这个“奉”。
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奉姓人口特别稀少，“百里挑一”都挑不出一个来。实际上，奉姓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几，说“万里挑一”，绝对不过分。也就是说，你在一生中能遇到一个姓奉的，简直就是幸运之至了。在古代，估计奉姓像现今的大熊猫一样珍稀，连宋代编写《百家姓》的作者都不知道。除非他跟奉姓有不共戴天之仇，否则不会故意把奉姓遗漏。
奉姓的罕见，常常引起别人的好奇。不少人都说，从来没见过姓奉的人。甚至有人在念我的名字时，常常读成“秦友湘”。你若纠正他，他会跟你辩解：只听说有姓秦的，哪有姓奉的呢？以为是写错了呢！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交往中，与别人互通姓名，常有人不知是哪个“奉”。为解释清楚，说个明白，我翻烂地图，百般检索，终于将各地以“奉”字开头的地名烂熟于胸。对川渝人，我常说“奉节的奉”；见到上海人，我会说“奉贤的奉”；初见浙江人，我便说“奉化的奉”；遇到辽宁人，我声称是“奉天的奉”；如果是江西人，我就说“奉新的奉”；对河南人，我解释是“奉先寺的奉”。为让问我“贵姓”的人明白我姓这个“奉”，我差不多要绞尽脑汁了。
姓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样的大姓，自然很有人多势众的自豪感。而我姓了奉这样的小姓，也备感荣幸。物以稀为贵，姓以稀为奇。罕见的姓氏往往容易被人记住。
我在《四川日报》当记者时，采访过一位省领导。几个月后，我们又在一次会议上相遇，他一口就叫我“小奉”，让我大为惊讶和感动，心想这领导太厉害了，连一个小记者都记得。他却谦虚地说，你这姓好记。
不过，在很长时间里，我只知道“奉天承运”，但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奉”来自何方。
后来，四川宣汉县档案馆的奉政名先生编写了一本《奉氏家族文化》，找我请书法家题写书名，我才初步了解奉姓的来龙去脉。
2006年，奉政名又同一批奉姓精英共同编辑《中国奉氏文化》，邀我任编审，我更深入地了解到了奉姓的源流、发展、迁徙和分布。小小的奉姓，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华姓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缕独特馨香。
我们常说，咱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56枝花。”而小小的奉姓，也是多民族的姓氏呢！
据奉氏族谱记载和奉正名研究，奉姓中有汉、瑶、佤、苗、傣、布朗、阿昌、土家8个民族，占到全国所有民族的七分之一。一想想，多开心啊，奉姓里居然有那么多身穿漂亮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实际上，汉族的许多奉姓人，原来也是少数民族，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改为汉族的。当然，这也正常，各个姓氏都有这种情况。如汉族李姓中有许多是其他民族改姓的。古蜀成汉时期的李特一族就是氐族。唐代以前，鲜卑族也有许多改为李姓的。
那么，奉姓到底源于何时、何地？开姓始祖是谁？
根据奉政名的考证，奉姓有10多个源流。由他姓改奉姓的比较多，比如由嬴姓改奉，秦姓改奉，凤姓改奉；此外还有以号为奉姓，以封地为奉姓，以官职名称为奉姓，由帝王赐姓奉等，大体上脱不了中国姓氏来源的普遍规律。
奉姓出现较晚，现在所知见诸文献的均在秦汉以后。《康熙字典》载奉姓，并注明汉有马军使奉挥。《中华大字典》记载东汉有光禄大夫奉肸。还有词典记载宋代有名医奉真，等等。
稀有的奉姓中似乎找不出几个大人物可以炫耀。不过，在奉姓源流中，不乏身份高贵的开姓鼻祖。
第一个最厉害，说奉姓是源自秦国嬴姓，始祖是秦孝公的弟弟嬴季昌。
据湖南新化奉氏家谱记载，嬴季昌因为反对商鞅变法遭到迫害，于是潜逃出秦。他从秦国一路狂奔到桂林象郡，后又沿着采药人的足迹悄遁于江西永丰，最后在安徽凤阳隐居下来，并更名奉吉，成为奉姓开姓始祖之一。
到了宋代，这支奉姓出了一个叱咤风云的镇国上将军——奉朝瑞。因湘西发生叛乱，奉朝瑞领命带兵讨伐。奏凯后获封世袭万户侯，继续镇守南藩。于是，他的子孙便在今湖南新化县奉家镇一带扎下根来，世代相传。
第二个源流也蛮厉害，以封号改姓奉。
说的是汉初娄敬，向汉高祖刘邦先后献上迁都、和亲、移民之策，均得到采纳。刘邦封娄敬为郎中令，赐姓刘，号奉春君。后来，这位奉春君的一部分后人以号为姓，改姓奉。这一说法始载于南朝何承天著《姓苑》，算是有书为证。有些奉姓谱牒也认为自己的先祖就是奉春君。
当然，比奉春君更早的有战国时赵国赵惠文王的太傅和相邦李兑，他被封为奉阳君。他的子孙有没有以号为姓的呢？按奉春君的例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三个源流是以官名“奉常”为姓。
秦汉之际有九卿之首名“奉常”，掌管国家宗庙礼仪，权高位重，声名显赫。担任过“奉常”职位者的后人，为纪念先人，以“奉常”官名为姓，改姓奉。这一说法在一些奉姓谱牒中得到了证实。
第四个源流是以封地为奉姓。
全国以奉字开头的大地名不少，历史上可能更多。一些被分封的部族便以奉字开头的封地为姓。有封地的都是贵族，非王即侯，所以其身份地位不言而喻。
由此可见，奉姓族人的血液里流淌着秦风的剽悍，汉水的智慧，尊显的威仪。正是各个流派的奉姓像涓涓细流般汇聚在一起，才壮大成一条生机勃勃、奔腾向前的奉姓河流。
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变迁，奉姓人口主要集中于南方的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广东、江苏、湖北、安徽、江西等地。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全国奉姓有20万余人，在全国各大姓氏总人口中排480多位。
湖南、广西奉姓人口最多，各有4.5万多人，四川有2.2万多人，加起来差不多占全国奉姓人口的60%。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是全国奉姓人口最多的县，达到2.35万多人，约占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其次是广西全州县，有1.5万多人；第三是湖南宁远县，有0.9万多人。
根据谱牒记载，我这一支奉姓源于今湖南新化县奉家镇，是宋代始祖奉朝瑞的后裔。那么，怎么又到了四川内江呢？说来简单，这跟清初开始的移民运动“湖广填四川”有关。据相关资料表明，清康熙年间以来，湖广各地有10多支各流各派的奉姓人入川创业。经过300多年繁衍生息，川内奉姓人口已达2万多人，分布于成都、南充、遂宁、达州、广安、内江、资阳、绵阳、德阳、广元等10多个市20多个县、区。奉姓人口最多的地区是遂宁市，有6000多人，旺苍县也有3000多人。
在内江市东兴区白合镇边塘坊冲村，有个小地名叫王狮湾深水凼，青翠的土丘上巍然矗立着一座大坟。因坟前有一牌坊式墓碑，人们俗称此坟为花坟山，称此碑为花碑。这就是我所在的这支奉姓入川始祖奉怀珠的墓。
据碑文记载，奉怀珠安葬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立碑。这座牌坊式墓碑高达丈余，三厢四柱，颇为雄伟。碑石嵌在石柱间，上面镌刻着奉怀珠迁川时间，后裔至“锡”字班的名字及奉姓的班行。四根石柱上镌刻着当地名流的题联：
亿世保宗祊水源木本思衡岳 万年昭享祀马鬛牛眠壮蜀山 己卯科举人拣选知县易鸿昭拜题
内水又开新世系 南湘遥望旧家山 里人张大鼎拜题
这两联表达的是差不多的意思，虽然奉怀珠入川以来子孙后代繁荣兴旺，家业发达，但饮水思源，不要忘记根本、老祖宗在湖南。知道来时路，方能行更远。先辈早就明白这样的道理。
从相关资料得知，题第一联者易鸿昭乃时任知县，举人出身。他曾编过光绪年间的《内江县志》。张大鼎其人查不到任何信息，想必是当时内江县的著名乡绅。知县和地方名人亲自题写奉家入川始祖墓碑对联，说明当时奉氏家族在当地还是颇有面子的。
从奉怀珠墓碑碑序中得知，他与家人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千里迢迢从湖南宝庆府新化县石马乡五都来到四川。此时，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已经有40多年了，成都周围的良田沃土想必已被先来的移民占据。奉怀珠和家人于是辗转川内，8年后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当时的内江县王狮湾（今内江市东兴区白合镇郊）落户定居。
据雍正年间所编的《四川通志》记载，到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人口仅9万多人。此时已经移民30多年了，可见以前人口之稀少。康熙二十五年，内江县“民出就食，所存者不过数十家耳”。
奉怀珠一行就在此记载的情况10多年后，来到这块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的地方扎下根来。他们很有可能是较早来到内江县的湖广移民。此地没有高山大河，只有浅丘小溪，曾经遍布良田沃土。据《华阳国志》记载，东汉时，内江县叫汉安县，这里家家耕田种稻，挖池养鱼，是为景色优美的鱼米之乡。
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奉怀珠和家人一定吃尽了苦头。经过上百年奋斗，奉怀珠一支人丁兴旺，产业发达。到嘉庆十三年（1808年），他的孙辈、重孙辈在创业地附近的复兴场（今白合镇）建起了奉氏祠堂，置下了产业。他的一个孙子奉圣谟还成了正八品官员。从品级上推测，奉圣谟估计是县丞之类的官员，县丞是知县的得力助手，相当于当代的常务副县长。
根据碑文记载，奉怀珠有6个儿子、17个孙子。后来，仅是用于祭祀的田产就买了28亩。由此可见，到为奉怀珠立碑树传时的光绪年间，奉家在当地一定相当发达了。这种繁荣一直维持了较长的时间，到“民国”时期，奉家至少在镇上有住宅商铺，农村有祖屋田产。
我这一支奉姓属于幺房，而且基本上代代是老幺。我的先祖奉廷相是奉怀珠的第四子。经圣荣—帝瑞—锡高—名世，到我父亲奉孝模，他又是弟兄中最小的，人称奉幺爷。他字文山，后来以此为名。到我，再到子、侄及他们的下一代，330年才传到第十代。而长房恐怕已经繁衍到十二三代了。据2006年不完全统计，怀珠始祖的后代已有400多人。
300多载春秋更替，我们这支奉姓十数代人在四川这片沃土上开拓与耕耘，奋斗与振兴，终于成为重建与复兴蜀地的“老四川”。我们应感谢先辈们背井离乡的勇毅果决和艰辛开创，没有他们当年开天辟地般的先行，就没有后世子孙在四川的繁荣。我们也应感谢撰写谱牒的先人们，没有他们一代代的辛勤记载，我们今天就无以看到前人深邃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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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64岁的吴绍进听老辈人讲过一些。如果不是侄子吴宗辉问起来，他不会想到，在老屋阁楼上竹篾箱里装着的那些破破烂烂的纸片，竟与他的家族紧密相关。
吴宗辉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生，学校的契约文书博物馆收藏的10万多件文书，他翻过不少。那些文书，多源自乡间农户。2017年暑假，回到老家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大伯把一沓沓文书摊在他面前，吴宗辉此时才知道，家里不仅有百余件旧文书，而且时间跨度长达200年。多年来，这些记录了家族诸多重大事件的契约、账簿、字据，用旧报纸随意包裹着，放置在少人问津的角落，纸张已经脆化，水浸、虫蛀的痕迹触目皆是。
在庆元、在丽水、在浙江，在千千万万农户的阁楼上，还藏着多少这样的文书？它们的境遇如何？返校后，吴宗辉与余承霖、石靖菁、周思敏等同学自发成立了“民间文书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组。近两年来，课题组成员分头行动，奔赴浙江各地的多个村落展开田野调查。
下乡：走近历史
俗话说：“口说无凭，立字为证”。自古以来，无论是买卖租赁、分家继承，还是雇佣赋役、纠纷诉讼，文书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些年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就不乏记录契约的铭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宋元以来的民间文书更是展示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不过，或许是因为文书实在太常见了，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
课题组的第一次调查，就到了吴绍进家。
课题组正在清点吴绍进所藏民间文书
“这个东西，平常谁会去特地看啊？要不是宗辉发现，我都不知道这个有用。”面对周思敏的提问，吴绍进直言不讳。
范延周招赘文书
经过清点，吴家所藏文书共计114件。年代最早的，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一件田契，文书约定：范义舜将自家田产“卖与本家礼行叔”。而写在一张红纸上的招赘文书，则记录了1946年这个家族的又一件大事：范延周年岁已高，无力耕种，“左思右想，朝夕不安”，决定将女儿“配与西垟村吴达德为妻”，“生下男儿，长子继入范家为嗣”，“二、三子继入吴家为嗣”。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吴家收藏的文书大多与范氏有关。
在金华、衢州、绍兴等地，课题组也找到了多个藏有文书的农户。生活在金华市婺城区的曹大伯，虽然没上过学，识字不多，但听朋友说古旧字画很值钱，就赶在老房子拆迁前，到里面好好搜寻了一番。没找到字画，却在酒窖里找到了200多件文书，装文书的木箱已经霉烂了，纸张也潮乎乎的。
“（文书）原来是一包一包地包起来的，有的三五张，有的七八张，外面再有个纸套子一样的东西套住，看不见里面长什么样。”按照那位朋友的指点，曹大伯把盖着红色印章的文书挑选出来，因为有了官印就更值钱，他又买来毛笔、糨糊，把破损的文书按自己的想法修补了一番。
“您考虑过您的修补对文书会有什么伤害吗？”调查时，余承霖这样问。
课题组将金华市档案馆藏两张文书残页成功缀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这个我们不懂的，没那么娇气的吧，我看都好好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是卖出去了。”曹大伯这样答。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与古村落、古民居相生相伴的民间文书正面临着湮散的危险。”课题组指导教师李义敏说，很多民间文书的持有者对其价值不甚了解，文书大多随意存放在阁楼上，在旧房改造、拆迁的过程中，随时有被损毁、丢弃的可能，有的被零散售卖，抢救性的科学搜集、保护和整理刻不容缓。
访店：深入现实
几年前，一个商贩有意把曹大伯的文书全部买走。曹大伯又咨询了那位朋友。朋友劝他，不能被那么一点钱吓住，不妨先卖出去几件，等行内人都知道了他家有好东西，就会引发竞争，到那时，不愁卖不上好价钱。于是，曹大伯把家藏的文书拆分开，陆陆续续卖给了几个商贩。到课题组入户调查时，原来的239件文书，只剩下了43件。
古玩商贩间的竞争，确实存在。除了走家串户“跑地皮”的小贩，还有开古玩店的老板。随着民间文书研究兴起，不少高校、科研机构、个人都在购买民间文书，而把农户与买家联系到一起的，正是那些古玩商贩。通过对古玩商贩的走访，课题组发现了不少问题。
丽水市松阳县有一家古玩店，店主经手的文书不下万件，大部分收购自“跑地皮”的小贩。
“小贩为辨别文书的类型和品相，往往会将农户收藏的民间文书拆包。店主在出售过程中，为追求利润，会对文书进行二次拆分：先抽取珍稀品种，以高价售出，再将剩余的文书进行分类，根据不同购买者的要求按类出售。”这是石靖菁在调查中的发现。
“说实话，不分开的话，赚不了什么钱。”店主有他的难处，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不得不把销路好、价格高的文书拣选出来优先出售。
丽水市的另一位古玩店老板是收集客家契约文书的大户。因为散放的文书不容易查找、翻阅，他就按自己的方法对不同来源的文书进行分类，再将相同类别的文书粘贴在一个长卷之上，有的卷子长达65米。为了熨平那些保存不善的文书，他还专门购置了一个装裱专用的电熨斗。
商贩们之所以拆分文书，还有源自买方的需求：财税博物馆只对与财税相关的文书有兴趣，科举博物馆只专注科举文献，研究法律史的学者只搜集诉讼文书……
各地的情况一条条汇集起来，课题组的成员们不免忧虑：由赋役、买卖、诉讼、婚姻等各种元素构成的社会生活，才称得上是完整的社会生活。民间文书如今收藏在哪家哪户，自有其历史渊源，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拆分，都会导致“骨肉分离”——文书失去了原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系统性和完整性一旦被破坏，就再难复原。而不恰当的装裱，既破坏了民间文书原来的保存生态，又让原本脆弱的纸张经受高温熨烫之苦，寿命将受到极大影响。
整理实践：探路未来
不仅浙江有民间文书，近些年，在安徽、福建、贵州、四川、河北等地，都涌现了大量民间文书。民间文书搜集的速度如此之快，保护、整理能跟得上吗？
从农户到商贩，再到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收藏机构，课题组追随着文书流动的足迹，步步深入。他们不仅协助浙江师范大学搜集了万余件民间文书，还协助金华市档案馆、兰溪县档案馆等单位对千余册民间文书进行编目、整理。
在协助金华市档案馆修复馆藏文书时，余承霖发现，有两页残损的文书，虽然一页在“坊下庄”册，另一页在“坊上庄”册，但将这两个残页拼接到一起，不仅残损的边缘可以契合，而且文字内容也对得上。
“经过老师的指导，我们认定，二者本属一页，应该拼合到一起。”余承霖说，在调研、实践过程中，除了实地了解民间文书“生存”的状况，他们也尽力将那些已被分裂、打散的民间文书进行系统整合。
习惯于把文书装裱成长卷的那位古玩店老板，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与清代嘉庆年间一起诉讼案有关的63件文书，经他装裱成9米长卷后，出现多处错乱。课题组成员合力研读，根据整个案件的发展逻辑对文书进行了重新编排，使之脉络清晰。
“宋元以来的民间文书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继秦汉简帛、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之后的又一个文化宝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认为，“民间文书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组从多方面调查民间文书搜集与保护的现状，发现民间文书在保存、流通、收藏、保护、整理等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为民间文书的搜集与保护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板。
有人问：那些老人都不在了，留着这些文书还有什么用？有学者答：人虽然不在了，但是文书还在，我们可以从文书中认识历史，认识生活，认识他们，认识我们自己。这群年轻的学子秉承着的，正是这样的信念。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20日09版）
离婚后田产证还有么(离婚后取得房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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