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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县检察院党组书记张春强深入包抓乡镇督查疫情防控工作
县检察院参加“包街包巷包小区”志愿服务启动仪式
【视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检察人的坚守
县检察院对疫情防控工作再安排、再部署
爱心人士为一线检察干警捐赠物资
记抗“疫”一线的检察干警
三年多了，王大爷的生活终于回归平静。检察官耐心讲解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让他再次相信法律、信任司法，自己的债权也有了着落……
借款人去世
家人不认债务
“他们肯定跟法官打招呼了，都说他们在‘公检法’有人！”2022年1月15日，王大爷走进山东省冠县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将手里的一摞材料重重地摔在桌上，气呼呼地说道：“我就不明白了，欠债还钱，这么简单的事，法院审查了两次，判我输了两次。”
“大爷，您别急，慢慢讲……”接待王大爷的检察官递给他一杯温水，安顿他坐下。
检察官的这番举动，让王大爷的情绪缓和了许多，他开始讲起两次到法院打官司的原委——
“我是张强的老师，我们是一个村的，关系非常好，张强在世的时候经常向我借钱。2019年张强因病去世时，还欠我22万元。张强去世前，他专门给我写了一张借款22万元的借条。”
据王大爷讲述，他退休前是某学校校长，曾多次借钱给学生张强，但是张强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却拒绝承认债务。王大爷几次讨要和找人调解都没有结果。
张强的母亲甚至对王大爷说：“以后你别向我们要钱了，你要要钱就走法律途径吧，不管你告到哪里去我们都奉陪到底！”
这话让王大爷火冒三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王大爷决心要为自己讨个公道，于是聘请律师将张强的家人告上了法庭。
继承人放弃继承
债权人索债被驳回
案卷显示，2021年5月，王大爷将张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包含其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起诉至法院，要求偿还张强生前所欠借款。法院审理期间，继承人均向法院递交了放弃继承张强遗产的声明。因此，法院虽然认定张强生前向王大爷借款22万元，但根据民法典“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的规定，判决驳回了王大爷的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王大爷向法院申请再审，理由是虽然继承人表示放弃继承权，但他们仍实际占有并使用张强的遗产，他们假意放弃继承，其实是为了逃避偿还债务。王大爷还提供证据，拟证明张强有院落、房屋、车辆、变压器厂等财产。法院审查后，认为王大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
就这样，两次诉讼均以王大爷败诉告终。
债权人不服判决
向检察院申请监督
明明法院认可了自己的债权，张强名下的财产也足以抵债，为什么法院不能执行张强的财产呢？王大爷对法院的判决十分不解，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后，他随即来到检察院，请求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判决进行监督。
受理申请后，冠县检察院检察官严格按照办案程序，告知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及案件涉及的法条，并分别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张强的继承人表示，张强已经去世，生前也没有跟家里说过他向王大爷借款的事，张强是否欠王大爷的钱他们并不清楚。车辆、变压器厂确实在他们手中，只要法院或者检察院出具法律文书说明应该把这些财产给王大爷，他们就给他。但现在法院驳回了王大爷的诉讼请求，他们肯定是不会给王大爷的。
王大爷则表示，如果张强的家人不偿还张强欠自己的债务，他会一直告到底。
释法说理促和解
债权人撤回监督申请
本案的主办检察官李锐对法院卷宗及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后，认为法院判决并无不当。然而，法院两次驳回了王大爷的诉求，却并没有告知他在张强的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情形下，王大爷作为张强的债权人该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自己的债权。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明确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李锐认为，如果直接作出不支持王大爷监督申请的决定，恐怕王大爷仍旧不能服判息诉。虽然法院判决没有错，但判决认可了张强欠款的事实及张强身故后留有房产、车辆及变压器厂等遗产的事实。如果能给双方讲清楚法律认定的原委，促成双方和解，就能够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确定工作方向后，李锐和自己的办案团队商讨下一步的处置方案，即分别约见双方当事人，释法说理，尽最大努力促成双方和解。
约见王大爷的那天，一开始，王大爷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解释，还是执着地认为张强欠债，他的家人用他的遗产还债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偏执地认为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就是因为对方跟法官“打了招呼”。李锐拿出民法典，一遍又一遍地向王大爷解释其中关于继承的相关规定，并向他说明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债权人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债权，并讲明实现债权的具体途径。
李锐一边疏导王大爷的情绪，一边释法说理，3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大爷才渐渐释然了。他对李锐说：“检察院给我解释明白了，我现在心里敞敞亮亮的！法院判得没有错！就算你不支持我的监督申请，我也服气！”
“李检察官，您可以帮我们调解吗？”王大爷明白了法院判决的缘由，开始考虑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觉得继续走法律程序比较耗费时间、精力，并且闹得太僵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但是借款必须要拿回一部分。
从王大爷的言语中，李锐感受到他要回借款的态度明确且坚定。李锐再次联系了张强的继承人。一开始，张强的家人还是坚持放弃继承遗产，毕竟法院两次审查后，王大爷也没有从他们手中拿走遗产。李锐跟他们讲明如果他们放弃继承遗产，王大爷申请遗产管理人来处理遗产的话，他们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权衡利弊后，张强的继承人也有了跟王大爷和解的意向。
经过检察官的释法说理和反复沟通，最终，王大爷和张强的家人都同意作出让步。多次协调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继承人一方将变压器厂过户给王大爷，该案就此了结，双方一切经济纠纷从此两清。
王大爷对张强的家人说：“咱们以后见了面，还是照常说话打招呼！”
“您是长辈，到时候我先跟您打招呼！”张强的儿子立马接话道。
2022年3月15日，王大爷和张强的家人在检察院签署了和解协议。债务纠纷解决后，双方冰释前嫌，两家和好如初。
张强的儿子说：“这个和解方案以前也有人提过，但是我们都没有同意，当时闹得很不好，双方心里也都有气，结果闹到了法庭上。我也不是一定要争什么东西，就是想争口气，现在对这个处理结果特别满意！”
“李检察官，谢谢您把法律规定、案件证据跟我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才知道是自己想错了。”说到这里，王大爷也有些不好意思了，“您那么耐心细致地为我讲解，我对检察院的工作特别满意。”
签完和解协议的第二天，王大爷将撤回监督申请书递交到了冠县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
为了帮助王大爷化解矛盾，处理好债务问题，又不影响正常工作进度，在办理此案期间，李锐经常加班加点。但通过这起案件的办理能让老百姓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公正，李锐感到十分欣慰。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检察官说法
让案件结果在法律上合法
在群众心中合理
债务人生前欠债未还清，去世后其家人声明放弃遗产继承，从而也不再有履行债务人生前债务的义务，相信有不少人也会像此案的债权人王大爷一样想不通这个理儿。因此很有必要对遗产继承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说明：在遗产继承中享有财产因死亡而转移给他人的死者为被继承人；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为遗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被继承人的合法遗嘱承接被继承人遗产的人为继承人；继承人依照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被继承人所立的合法遗嘱享有的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就是继承权。在我国，大部分民众只对继承权的主体有所了解，对于继承顺序、继承类别、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时遗产管理人的指定程序等更为细致的法律规定均不了解，这给检察机关释法说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案中，因原告不理解民法典继承编的相关规定，导致法院判决虽然合法，但是当事人不认可，从而引发后续的一系列纠纷。经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的依法监督和耐心解释，申请监督人王大爷终于理解了民法典规定的在继承人均选择不继承遗产时遗产的处理方式，从而化解了他一直认为“对方在公检法有人”“司法不公”的心结，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努力把法律要求的公平正义、检察机关追求的公平正义转化为人民群众认可的公平正义不仅是依法办案、公正司法的“硬标准”，也是对每一起案件的承办人做好释法说理工作、打开当事人心结的“软要求”。只有让公平正义看得见、讲得明，才能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才能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作为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要努力办好群众身边每一件具体小案，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让案件结果在法律上合法，在群众心中合理，是每一名检察官的职责所在。这也是我们依法能动履职，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山东省冠县检察院 李锐）
（检察日报 作者：匡雪 温邱娜）
文 | 罗晓兰 何香奕
编辑 | 毛翊君 陶若谷
养老院里又吵架了，“你们把那个病带进来了，把我们感染了”。之前他们也常吵，甚至动手。封闭管理了三年，大门一直上着锁，老人情绪都不好。
放开后，老人吵得更凶，觉得“外面的人哪里都可以去”，他们也想出去。护理员向秀梅只能一遍遍重复，“莫出来，外面有那个病。”老人们仍旧闹，说不舒服，“我们又不是坐牢”。里面最年轻的两个人——低智的小伙子和一个50多岁的女人，趁向秀梅不在，各自翻墙出去了。
养老院挨着村子，里面的人陆续去世，只剩14人。平日里冷清，老人就下下棋，看看电视，晒晒太阳。到了冬天，日子短了，每天只吃两顿饭，剩下的时间围一起烤火，聊天。翻墙出走的两个人也不知道去哪里，就四处转转，找人说说话。
小伙子的妈妈在他出生时去世，父亲快60岁，说年纪大了，没法照顾他，把他送到了这里，是这里唯一的年轻人。翻出去的时间向秀梅不太清楚，但她知道出去过不只一次，病毒大概率他们带回来的，因为别人都出不去。
12月25日左右，这两个人开始发烧，另外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症状了。院里没有卫生室和医生，向秀梅买不到药，也没人问她院里的情况。另一个护理员躲在家里，再也不接触老人。向秀梅一个人做饭，搞卫生，给他们煮金银花茶，熬中药和红糖生姜茶，靠这个抵抗。
翻墙的两个人在屋里睡了两天，吃不下饭，她又给他们熬粥。感染后，有的老人没有直系亲属，也没人来探望。这几天向秀梅也开始咳嗽，但没替班的，唯一让她省心的是，老人们再也不闹着要出去了。“外面有那个病，有点怕。”两个被传染的老人也没那么严重，低烧不到38℃，跟其它人坐一圈，在院子里安安静静地烤火，都戴着口罩。
90后宋义下了高铁，租车回村。司机说自己的爷爷刚感染去世，血氧低，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宋义更加害怕，他朋友的姥爷也感染了，拉血，无法进食。前一晚视频时，爷爷奶奶说“感冒了”，喉咙痛，发烧38.5℃。他买了第二天一早的机票，从天津到西安，再倒车回家。他爷爷82岁，前列腺肿大，奶奶79岁，做过宫颈癌化疗。
12月22日傍晚，宋义进了村，发现路上都没人了。三天前，村里办了场婚宴，来了近百人。第二天，吃过席的村民陆续开始发烧，包括宋义的爷爷奶奶。虽然刚放开时他就买了药寄回家，但他觉得村医不是正儿八经的医生，之前也是农民，老人想做基础病的治疗，村医只会推荐去大医院。他不敢大意。
进了家，他发现爷爷奶奶情况还好，就是浑身疼，没胃口，平时吃的药伤了胃，喝不了梨汤。但当晚，朋友的姥爷去世了。他还是担心，和老人睡在一个炕上，寸步不离守着。爷爷奶奶有时疼得叫唤，他赶紧起来看，不时摸摸，测体温。老人白天嗜睡，晚上失眠，他陪着熬夜，找话题聊天。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姐弟三人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几乎每晚都在家族群里视频。老人住不惯城市的楼房，要在村里落叶归根，他们就在院子里装了监控。宋义60岁的二叔独居，发烧没药，他的儿子外出躲债，多年没回家了。村里另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腿脚不便，闭门了两天，住在镇上的儿子来看了下，又走了。
感染潮爆发时，村医在微信群里问，有没有老人是抗原或核酸阳性，没有一个人回复。几天后，村民陆续走出家门，隔着五六十米就喊，这几天有没有感冒？好了没？确认对方是病友，不会相互感染，才走近。大家聚在一起吐槽，村医平时就知道催交新农合费，“他就不是个医生”。
还有人每天去镇上的私人诊所输液。村子离镇上5公里，多数老人没车，靠走路，单程要30分钟，天寒地冻的，更不舒服了。宋义说，老人们也不去镇卫生院，说一去就要抽血，流程多，刷走社保卡里的钱。私人诊所第一次排起了队，退烧药没了，只有些感冒药。
但老人们仍然去吃席。放开后，婚礼密集举办，宋义的爷爷奶奶还没恢复，就要去参加镇上另一场婚宴。他劝阻，老人说不去不行，“别人会骂的”。都是有往来的亲戚，以后家里也会有事。年轻人拗不过，代表他们去了。席上一片咳嗽声，来的大多是老人，一见面就问：“阳了吗？”
同一个镇，已经有老人在感染后去世。宋义的爷爷奶奶在一周内基本恢复，他们觉得是安宫牛黄丸“救了命”。离开的前一天，宋义闲逛到那次婚宴的主家门口，村民围上来聊天，“身体很难受”“那就是（阳）了”，都笑嘻嘻的，刻意回避被谁感染的问题。
村南头的小广场空了，在王明乐家的院子里，原本每天聚集的一两百号跳舞的老人，现在都躺在了家里。
大概从12月20日开始，病毒从10公里外的县城蔓延过来，村子安静下来。门户紧闭，熟人间即使是感冒，看见了也绕路走。王明乐发现，很快，全村很多人都感染了，60岁以上老人约占1/4，大多是独居的留守老人。有四五个老人感染后去世了，葬礼从简，邻居们也不敢去参加。
王明乐在乡镇和县城都买不到药，看到朋友圈有人卖退烧药“安乃近”，涨价好几倍，他花八九百元买了1000片，挨家挨户给老人送。两年来，这些老人几乎每天在一起跳舞，蹦野迪。
28岁的王明乐是组织者，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他一打开音响，穿着花衬衫的老人身体就开始随着晃动，爬满褶皱的双手跟着摇摆。不跳舞时，也会涌到王明乐家里聚聚，如果有事，还会交请假条。
之前聚在王明乐院子里的老人们。吕萌摄
生病后，看见王明乐进来送药，老人们没法起身。他们半倚在床上，额头上敷着毛巾，有人特别冷，盖了两层被子，对王明乐说，“可难受了，可别染上这个病。”家人在外赶不回照顾，老人浑身酸痛，有的烧到39℃，没胃口，大多数靠扛，“在床上躺十来天才好”。
王明乐看见村医在卫生室给人吊水，不上门服务，他过去也没找到药。他想给他们煮梨汤喝，发现集市上梨都被抢光了。作为村里没阳的人，他也不敢乱跑，一个人躲在家里，还有自己的事要愁。
他初中辍学后四处打工，后来回老家开代驾公司，也卖酒。今年以来疫情严重，没生意，公司从五六十人降到十来人，前段时间倒闭了。现在，他在朋友圈卖口罩、酒精消毒液，也上集市卖烟花，赚点生活费。母亲车祸离世，父亲几个月前娶了继母，最近查出乳腺癌晚期，要切掉一个乳房，需要五六万的手术费。父亲干了一辈子煤矿工人，没攒下钱，只能靠他。
王明乐感到后悔，之前带着老人去KTV蹦迪，买日用品，花了几十万，太大手大脚了。他现在有些抑郁，甚至有“了却一生”的想法。他开始羡慕老人，“除了有些孤独，无忧无虑的。”
12月底，老人陆续恢复，回到广场晒太阳，有十几个老人出现在王明乐家的院子里。他们面色憔悴，偶尔聊到去世的同龄人，很快就跳过了这个话题。“谁都逃不掉，这次感染上了，以后就没事了。”老人不了解新冠病毒，觉得比起城里老人，农村人常干活，体质比较好，所以不严重。
大家有一个月没跳舞了，王明乐也不确定以后是否会继续，一会儿觉得自身难保，一会儿又想应该跳下去。
刘宁是广东江门L村唯一的医生。三年前为了生计，他辞掉这份干了20多年的工作。那时因为疫情，他所在的乡村卫生站不能接诊发热病人，每个月还有人上门检查。乡里也有别的村医抱怨，由于防疫措施不达标，时不时被罚钱，他觉得压力太大，去了外地打工。
这次开始感染后，村民只能去其他村或者卫生院看病。刘宁听说情况，赶了回来。才到三天，药已经所剩无几，也打不通医药公司电话，直接跑去市里的药店，“买到了一些，（比平时）贵了五分之一。”
刘宁还没有感染，总让病人在门外通风的地方等着，他戴着口罩，边问诊边观察风向，风往他的方向吹，就转一个方位，怕自己传染上。有次遇上一个男人说起87岁的父亲感染，可能快不行了，刘宁问要不要过去看一下，但对方说“这么大年纪，算了”。
在西安郊区的桂北村，46岁的村医黄大举也是第一次无药可发。他的卫生室每隔几分钟就有人敲门，很多人挨家沿着诊所和药店找来，甚至到过市里，都一无所获。幸运的是，有天他翻出积压的一瓶“安乃近”，赶紧把这原本不值钱的1000片退烧药分成100份小袋，又在社交平台上发消息，让有需求的人免费来取。
据公开资料，“安乃近”一般不作首选用药，仅在急性高热、病情急重，又无其他有效解热药可用的情况下用于紧急退热。且在2021年底，国家药监局决定注销“安乃近片”的注册证书，因收集到多例关于它的不良反应。但在这次感染潮中，一些村庄还是用了这个“药”。
不少人从网上看到消息赶来找黄大举。“他们说家里有老人，就是没发烧也得给。”仅仅一天，他就发完了药。有位父亲从铜川开了100多公里车专程过来，哽咽着说孩子烧了好几天，黄大举最后把原本给自家老人备的药送给了他。
为了不感染家人，黄大举一直住在卫生室，但父母、丈母娘、老丈人还是相继发烧，他也只能开头疼粉。一位在药企工作的朋友看到了黄大举发药的消息，主动联系说刚到一批货，但价格比平时贵了一半，黄大举觉得这波情况很快会过去，先订购了一箱。结果到了之后，8分钟发完了这120盒，还是有人继续上门。
徐强的求药证明。讲述者供图
过去的半个多月里，不停寻药的还有26岁的徐强。他在贵州铜仁市下辖的核桃湾村，辗转借到表弟家的一点药，又发朋友圈求助，收到陌生人支援的一点剩余药品。但对于已经断药两周的村庄，这已经是难得的好消息。村医挨个联系症状比较严重的病人，每个人只发三天的量。
核桃湾村一直没什么人戴口罩，12月初生活基本无异，徐强看到一线城市抢药的新闻，也没想着囤药。直到一周前，奶奶突然说有些腰疼，第二天就起不了床了，他才感觉有些不对，赶去村卫生室时，已经挤满了人，村医只能开一些中药或者输液。村长跟他说，80%的人都感染了。没有抗原，两三个有症状的老人家属都以为是普通感冒，用枇杷花煮水喝。
73岁的李康仁说一句话，叹一次气。作为村里唯一的护理员，他也阳了，两天起不来床。感染的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有个90多岁的，各个都耳聋眼朦。只有两个义工，每天煲滚水，煮金银花。
村内没什么药了，之前的流行感冒消耗了太多，感染者能吃上几粒布洛芬，但没有感冒药。李康仁在购药平台上申请，也没了。市区离这里近百公里，没医生过来，来的两个护士只说重病的可以去医院。
但老人好些残疾，没人看护去不了医院。十几个人装了假肢，双腿截肢的坐轮椅，或20公分高的助行小车。护理员李康仁还有双腿，但脚溃疡，常常发炎流水，走路要慢行。还有老人瘫痪，义工得给他们擦身，喂饭，换纸尿裤——他们身体很差，曾送到医院救治，从鬼门关拉回来。
按照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服务于麻风病人的民间组织，以下简称“汉达”）的统计，截至12月30日，有13个麻风村至少60人感染。这只是一部分，广东麻风病发病人数全国第一，全省目前有63个麻风村。
汉达最近调研了近700名麻风病治愈存活者，近半是超过80岁的老人。社工冯洁珍在10天前接到第一个村的感染消息，陆续有村长打电话求助，说缺药。茂名有麻风村感染人数过半，其中一个肺癌患者在医院去世了。
麻风病康复者。讲述者供图
“大难临头啊”，突然的大面积感染，73岁的李康仁不清楚村里谁是零号病人。12月26日，他也开始头晕，发烧，没心思统计人数。他耳背，土白话说得有气无力，“死了就乜事都冇（什么事都没了）。”11岁得麻风病后，他到这里隔离了大半辈子。父母在他年轻时去世，唯一的哥哥也走了，他没有伴侣，不怕感染后去世，反复说了几次“死”。
同村的病友每年死十个八个，从最多时的500多人，减少到现在的58人。村里有个98岁的女人，已经不认人了，每天要哭几个钟。“这些并不是行政村，而是卫生系统里的一个单位。”冯洁珍介绍，它们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麻风病无法治疗，病人全被送来集中隔离。
不知是否会遗传，男女被分开住，即使有的村子允许村内结婚，也要结扎，不能生育。后来有了特效药，但社会歧视、残疾带来的无法自力更生，又将大多数人推回这里。
大半个世纪过去，多数老人举目无亲。疫情期间，有老人重病住院，因为医院封闭管理，又没有直系亲属，社工进不去，到去世都没有一个人探望。在那之前，冯洁珍曾陪他回老家寻亲，被弟媳关在门外，弟弟蹲在地上抽烟，始终不看他一眼，不说一句话。后来找到老人的哥哥，对方已经瘫痪了，说不了话，分别30年的兄弟俩抱头痛哭。但很快，哥哥和弟弟都先他去世了。
冯洁珍说，很多老人宁愿感染也要放开，封闭了3年，没了外界探访，老人精神状态受到影响，比之前还要苦，“疫情后老人的死亡速度增长，有花都的村子一年内少了一半人。”
李康仁所在的松树港位于粤西，比较偏远，志愿者少，医生一年就进去一两次，比如春节时慰问一下，仿佛是座孤岛。他记得，去年就汉达一家协会到访过。原本有五六个义工，两三年前调走了大半，“组织安排，点知啊（怎么知道啊）。”
感染后，老人都在低烧，咳嗽，头闷痛，不怎么吃饭，“各个都说很难受”。同屋的老人相继去世，一人一间屋子，大多数自己护理自己，在床上躺躺，在门口坐坐，靠熬。仅有的一点退烧药要没了，治疗其它症状的感冒药还没买到，“希望有这些减轻点痛苦”。
汉达在给麻风村分发退烧药。讲述者供图
汉达在网上筹药，几位艺术家发起“为农村老人排队领退烧药”的话题，给他们捐了退烧药，快递还没寄到松树港，得继续筹感冒药、止咳药、嗓咽喉药和血氧仪。
2022年最后一天，阳了近一周的李康仁还没康复，头天夜里又低烧。他和四五个邻居打了摩的，走20分钟到镇上打针。两天内，村里感染的人增加了近10个。即使天冷，他们也不舍得开空调——每人每月的补助不等，李康仁的是620元，要省点电费。
从12月15日开始，44岁的村医陈峰闲了下来，每天只有两三个发热病人来卫生室接诊。和其他地方不同，村里的高峰期在12月初之前就结束了。
11月中旬，邢台当地卫生院开会要求村医可以接待发热患者，必须备好退烧、清热解毒的药，不能上门输液，还发放了2000多个抗原。转变很突然，但被要求不能公开宣传。那时，河北省内已有石家庄“放开”的消息——在11月14日取消了常态化核酸点，地铁和公交也将不再查验核酸有效期。
一个多星期后，临近的保定也多区结束“居民健康管理”，恢复自由流动。就在那段时间，陈峰的村里开始从十多人出现抗原阳性，一下变成每天都不断接到问诊电话。他告诉患者不要出门，如果家里没药，他开车去送。
他发现，最早一波感染的是返乡大学生。村里刚有病例时，村民还有些害怕，陈峰告诉村民“吃几天药就好了”，大家才敢出门。然后感染病例迅速增多，从早到晚，他跑几十甚至上百个地方送药，放到门口就离开。其中有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感染，症状较轻，输液后平稳下来。
这次治过第一批后，他才开始大量进药，认为“属于伤寒类疾病范畴”。但许多公司停止了业务，还有些业务员阳了，没人送货，他直接开车去把药拉回来。
陈峰剩下的药。讲述者供图
直到半个月全国开放以后，药价蹭蹭上涨。他不敢多进药，只能以两天的量分袋开药，“怕突然间降价，或者说我干预价格。”因为断货，陈峰不断更换替代药，最早用感冒清热冲剂，又换成感冒疏风丸，后来只能买到感冒疏风片。
这个时候，村里的感染高峰期已经过去，卫生室也重归平静。现在卫生室的药品还有一些库存，他打算年前再进一批药，“希望那时候价格可以恢复正常。”
在重庆市江津区A村和河北邯郸市鸡泽县B村，感染高峰期也已经过了，村医从12月初到中旬从早忙到晚，现在很少再有人上门。有医生十多天前抢的药才刚刚到货；以前十元一盒的布洛芬，涨到了三十块，五毛一针的安痛定注射液，现在进价两块，医生就尽量开相对便宜的VC银翘片、清热解毒口服液。
（文中所述“感染率”均为讲述者根据症状判断，由于没有抗原，无法统计阳性感染者的准确数据。向秀梅、宋义、刘宁、徐强、陈峰为化名。作者吕萌、魏荣欢对本文亦有贡献，版式设计由作者解亦鸿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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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婚姻法规定继承人是(2020年新婚姻法离婚规定)
离婚后带走孩子报警(离婚后带走孩子犯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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