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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前言
刚刚看过二顺子的视频，二顺子和妈妈找了个先生，给自己算了结婚的日子。经过先生的推算，二顺子于2023年3月17日，农历二月二十六日结婚最好。
这也与二顺子在上期视频中，对根根说的一样，再过个一二十天就结婚了。
原先我们还以为，二顺子订完婚后，怎么也得等到五一左右结婚。现实，还是给我们猝不及防，没想到二顺子结婚这么急。
毕竟，现在二顺子婚房尚未装修，婚纱照也还没有照。
即使现在开始照，按照一般婚纱馆的速度，在22天里一般也不大可能把婚纱照照完，洗出来，做成成品。
如此来看，还真说不定如很多粉丝所言，二顺子是奉子成婚呢。
▶02.事情经过
看过我文章的都知道，前几天我们连续写了几篇关于豆二两弟弟二顺子订婚的事情。
根据当地的习俗，一般在订婚不多久就要结婚。这不在昨天的视频中，二顺子和妈妈一起拿着鸡蛋，到当地的一个先生那，讨了结婚的黄道吉日。
先生根据万年历和老黄历，给二顺子算了结婚的黄道吉日。
根据二顺子的属相，先生算到二顺子，于2023年3月17日，农历的二月二十六结婚最好。
真的是不关注不知道，一关注就吓一跳。
我们在前几期文章里也说了，二顺子比哥哥豆二两小10岁。
豆二两是1996年生人，那也就是说，二顺子是2006年生人，今年不过刚刚17周岁。
这个年龄段的大多数孩子，都在读高中二年级，甚至都达不到上大学的年龄。
▶03.距离法定结婚年龄还有5年
为此，文章发出后，非常多的粉丝纷纷留言讨论，二顺子这么早结婚到底好不好。
甚至，有些人根据二两和弟弟二顺子的生活习性怀疑，二顺子是奉子成婚。
现在看来完全有这个可能。毕竟二顺子刚刚17周岁，距离咱们国家的法定结婚年龄还差整整5年。
我们国家设定这个法定结婚年龄，是有一定的依据的。男的二十二周岁，女的二十周岁，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达到最佳状态。
现在你看二顺子还这么小，虽然我们表面上看，二顺子和哥哥二两都很成熟。
但是，如果真的结婚了。就要面临挣钱养家的问题，二顺子现在还这么小，他有这个定力和耐心，面对家庭的琐事吗？
如果跟对象徐巧云发生矛盾，两个人有独立解决的能力吗？
▶04.婚后能否保持婚姻稳定幸福
虽然，他们已经谈了一年多了。但在这一年多中，彼此都是试探着交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对方的优点。
但是，一旦现在结婚在一起，面对生活的琐事，彼此是否能够习惯，是否能够包容对方等等这些都是未知数。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如果，婚后在相处过程中，彼此缺点不断展现，能否引发家庭大战，夫妻生活能否坚持下去，我们都为二顺子和对象徐巧云捏了一把汗。
当然，我们在此分析，并不是赌咒二顺子的婚后生活，只是觉得像这么小的年龄，结婚这么早，难以在短时内适应。
当然，当地可能就是这么个风俗习惯。
二顺子哥哥豆二两刚刚和媳妇潘茹过了结婚9周年纪念日。如此推算，豆二两是在2014年结婚，二两是1996年生人，所以豆二两结婚的时候也刚刚18周岁。
▶05.当地历来都有结婚早的习惯
所以，如此看来，在豆二两的家乡，如果初中上完，考不上高中，不上大学的话，应该存在普遍的早婚早育现象。
二两和潘茹看来，这些年来，虽然日子的过得艰难，不过还算比较顺利。这从二两媳妇身材婚后迅速发福可以看出来。
不光有当地的风俗习惯，也与家庭环境息息相关。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家庭中，这家有几个孩子的话，如果这家的老大考上了大学，后边的兄弟姐妹，也大多数会考上大学。
如果，老大结婚早，后面兄弟姐妹一般也会结婚较早。
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只是大多数这么办。
▶06.二顺子正抓紧筹备婚礼
因为二顺子婚期已定，而且时间非常紧张。
目前，二两正在张罗着给弟弟装修婚房。说是装修婚房，就是简单的吊个顶，给墙壁刷刷乳胶漆。
为了弟弟二顺子的订婚结婚，二两和妈妈几乎是倾其所有，拿出来大部分积蓄。
所以，在给二顺子订婚、结婚的过程中花费开支较大的情况，新房装修则是能简尽简。
这些二顺子都理解。二两也跟弟弟说了，以后二顺子挣钱了，再重新装修好一点。
二顺子的发小兼好友，根根最近也从北京回来了，专门为了参加二顺子的婚礼，而且还要在二顺子的婚礼上担任伴郎。
目前，这几天，根根都在二顺子家里帮着忙装修的事情。
▶07.写在最后。
二顺子在和妈妈找先生算结婚日期，定日子的过程中，有很多注意事项。
先生在红纸上，写下了良辰吉日和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结婚那天，新娘下车要面向东。
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婚车经过的机井、桥梁、涵洞，都要用石头压上红纸。
结婚当天，属相是虎、马、狗的都要回避。
而且新娘过门的时间在巳时，也就是上午10点左右。
看来，在农村结婚，现在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风俗习惯。
习惯就是这样，既然知道了，不遵守还不行，都一一按照要求去做，还真是麻烦。
你们当地的结婚风俗习惯，也是这样吗?
欢迎大家流言讨论！
在最新两集的《再见爱人2》中，苏诗丁和卢歌这对花束般的旧日恋人骤然发现曾经最亲密的对方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而原本令人大喊窒息的张婉婷，似乎迎来了通向改变的裂隙……自去年《再见爱人》开播以来，人们在这档离婚综艺中倾注的关注远超于对同期婚恋类综艺。最重要的原因是相比后者，恰恰是离婚将亲密关系更为真实的一面推至我们面前。
当然，作为一档真人秀节目，《再见爱人》无论呈现得再真实，恐怕也离普通人的状况相去甚远。事实上，离婚从来不是一个单独事件。从一个想法，到和配偶的谈话；从法律文件上的状态变更，到抚养身份的变更……离婚作为一个过程，不仅关乎个体对于亲密关系理想形态的认知，更是个人、法律、社会、经济结构等方向的交会点。
《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是一本有关日本社会的离婚民族志。作者、美国文化人类学者艾莉森·阿列克西就离婚的不同阶段展开探索，试图剖析人们是如何想象、执行离婚，并最终在心理上跨过离婚这道坎。通过对日本离婚状况的调查，作者也在书中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是如何被人们当作伦理价值来处理家庭关系，特别是在社会中传统的家庭合约开始转变、分崩离析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第五章“离异后的生活”。阿列克西指出，离异女性的现实和大众媒体中的形象不符，离婚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女性可以当家作主而男性疲于应对。正相反，离婚后，女性的生活要糟糕得多。
《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美]艾莉森·阿列克西著，徐翔宁 / 彭馨妍译，薄荷实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
对于日本女性来说，
离婚代价始终高昂
2006年时，梅37岁了。有一次我们去艺术展的路上，梅和我讲述了她找工作失败的经历。她离婚有五年了，虽然有发型师的资格证，但是找不到正式工作。因为受过相关训练，她最近申请过一家染发颜料公司的职位并进入了最后一轮面试。面试官说，虽然她的资历和考试成绩很好，但这个岗位不适合她。面试官说她年纪太大了，比她的上司年纪还大，不想要这样的人，担心会出问题。日本年长女性受这方面影响很大。类似的情况在日本既不少见，也不违法，梅自己也没觉得吃惊。她连说带比画地描述面试悲剧的结果。她转向我，手肘弯曲，小臂在胸前交叉，比出了个“叉”的手势，同时说“不行”（batsu）。这个词和体现词义的手势，都明确传达了她拿不到这份工作的意思。
整个战后时期，离婚带来巨大的社会污名始终难以消除。离婚，尤其对女人来说，是“极度失败，终生耻辱”。她们很难再婚，找到好工作，或者租到房子。离异父母的孩子也同样面临污名带来的困境，找工作、找配偶、升学都会受限。离婚污名威力如此巨大，很多家长因此选择不离婚，从而保护孩子。当梅被拒绝后，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离婚在其中的作用。但也可能是年龄，或者性别的原因。梅作为一个过了35岁的离异女性，找到高薪工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日剧《离婚的二人》剧照。
离婚污名虽然一直存在，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它渐渐与贫困产生了愈发紧密的联系。离婚可能使人陷入贫困，离异女性的贫困率高得吓人。21世纪初，74%的离异女性、64%的离异母亲年收入低于300万日元（3万美元），在收入分布中属于最低的两成。离婚可能引发贫困，贫困也使离婚概率大大增加：低教育、低收入阶层的离婚比例也更高。上述规律同样适用于再婚比例：收入低的人们再婚的可能性小，享受不到婚姻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日本的贫富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离婚已经成为加剧贫困的通道，进一步扩大了贫困中的性别差异。
对于日本女性来说，离婚代价高昂。虽然女性更常提出离婚，更愿意协商说服丈夫离婚，但她们也不成比例地承担着离婚的后果。随着离婚污名渐渐隐身，离婚的代价大多体现在生活质量、收入等方面。贫困的概率大幅增加。总体来说，两个相关原因致使女性，特别得到监护权的母亲，面临高致贫风险。第一，日本的劳动力市场高度性别分化。离异女性要么选择中产收入的临时岗位，要么选择低收入的长期职位。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第二，法律系统没有能力强制执行子女抚养费判决。很多母亲得到的抚养费数额比协议数额少。由于上述原因，贫困取代污名，使离异后的风险和威胁大幅增加。
许多人主动提出离婚，离婚后也很庆幸自己走出了这一步，但她们很快就陷入贫困，或者在贫困边缘挣扎。经济状况是大多数人都会考虑的问题，女性常会采取多种不同策略让自己经济上过得去。有人如履薄冰相信前任会遵守承诺，有人同时做多份兼职，有人则有一天钱过一天日子，放弃为将来存钱的打算。在本章中，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和大众印象中离婚代表女性处于主导地位、男性无力招架相反，女性离异后的生活在多种标准下都变得更糟了。离婚后，女性离开的不仅是前配偶，还有稳定的薪水，政府提供的福利，社交网络的支持与同情。但是在大众印象里，离婚由女性掌控，对女性有利。这种大众印象掩盖了离婚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而这样的后果将在离异女性的生活中被进一步放大。
有孩子的年长女性最有可能
感受到离婚污名带来的焦虑
对于离婚污名的具体感受因人而异，随性别、年龄、年代以及是否有子女而变化。在我接触的人群中，有孩子的年长女性最有可能感受到离婚污名带来的焦虑，尤其是那些五十多岁甚至更年长的女性。这并不是说污名不存在，而是年长女性更容易感受到它，并产生焦虑。年轻男女相对而言不太能直接体验到离婚污名，但很多人在思考污名的间接影响。引言部分提到过佐藤女士，她住在松山市，家中已经有孙辈成员了。她在丈夫提出离婚二十多年之后才同意他的请求。佐藤女士婚后生活并不开心，她丈夫出轨，并且有了孩子，想要和那个女人结婚。但佐藤女士很担心离婚对孩子、对她自己有影响。她丈夫在1975年提出离婚，她到1994年孩子们都结婚之后才同意。在2005年我和她谈话时，她回想当初为了孩子而拖了许多年才离婚的过程。她把自己的想法和当代日本流行的看法作对比，特别是关于什么方式对孩子是最好的，佐藤女士有自己的想法。她说道：
总的来说，夫妻应该为了孩子而在一起，我是这么看的。怎么说呢，女人也许不能这么讲，特别是在日本这里。日本女性在婚姻里很辛苦。很多女性就是为了孩子才没离婚。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像欧洲人、美国人一样思考了。她们离婚并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孩子。我听说对孩子来说，离婚或者分居可能比夫妻间一直吵吵吵要好。
鉴于佐藤女士曾经尽她所能避免离婚来保护她的孩子，她特别强调了家长角度的风险和保护意识，以及这些意识的变迁。对她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最保险的做法是不离婚。但是在新世纪正相反，她了解到，家长们离婚也是为了保护孩子。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第二个离婚污名的例子讲述的是离婚对家庭成员的影响。1965年，在父亲的要求下，真弓的父母离婚了，母亲拿到了真弓与其他子女的抚养权。虽然经济上拮据，但真弓在申请大学之前并不了解离婚污名的影响范围。她对视觉艺术感兴趣，所在高中是重点学校。她和朋友们都申请了东京某大学一个顶尖的视觉艺术项目。结果她的朋友们都被录取了，而她没有。她的申请材料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真弓觉得她没有被录取是因为父母离异。我们无法了解过程真相，但真弓很确信。户籍卡是申请材料的一部分，上面不仅有父母离婚的记录，也有她从父亲的户籍转到母亲户籍的信息（母亲享有监护权）。1978年真弓申请大学时，要么是父母离婚真的影响了她的录取，要么是离婚这件事确实污名化到让人觉得可能会影响到录取。
对比之下，现在我接触到的年轻人知道有污名存在，但很少亲身感受到歧视。比如，我问安藤有没有经历过离婚污名时，她笑了，说很少的。据她描述，她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两人没有孩子且都有高薪工作。他俩2001年离婚时，都是30出头。安藤的薪水养活自己绰绰有余，离婚没有对生活质量造成任何影响，但让她在工作中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她是一名商业咨询师，有很多客户。如果离婚后她改回婚前姓氏，所有客户都会知道她离婚了，更别提同事们了。她不想见到这种情况。因此，她离婚之后也没改姓，继续用安藤，只和办公室里最亲近的同事讲了事情经过。
但没过几星期，办公室里所有人就都知道了。虽然大家工作时候都很专业、很礼貌，但下班后聚餐喝醉了就开始调侃她。拍拍她的头，说：“你现在是个30岁的‘叉’了！一切都结束了，真的吗？”安藤说现在好些了，因为办公室里还有其他离异女性，离婚都是因为工作繁重，难以找到“生活和工作间的平衡”。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安藤不仅会受到醉酒同事的调侃，在约会时也有潜在风险。虽然她不缺约会对象，但她得想好什么时候讲离婚的事。
我：离婚之后，你会觉得约会或者谈恋爱让人尴尬吗？
安藤：是的，有时很难进退自如。如果有个我喜欢的人，对他说出真实情况挺难的。如果我在约会，我会用“嗯，实际上……”开头，然后引出我离过婚这件事。我不想粗鲁地对待他。如果他只是一个朋友，我不会介意。但如果是有感觉的人，会很难。
安藤透露离婚经历的表达方式，不经意间佐证了戈夫曼对于污名的描述。戈夫曼的理论和安藤描述的如出一辙。戈夫曼认为，身受污名笼罩意味着时刻要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要展示吗？要提吗？要透露真实情况吗？还是撒个谎糊弄过去？每个问题都涉及何时、怎样、在哪、对谁说的方方面面。”安藤远不是唯一一个我知道用“实际上……”这个开头犹犹豫豫地表述离异状态的人。
近年来，很多离婚人士的群体，尤其是线上群体，创造了离婚新词汇，看上去很可能成为身份认同政治的起源。和改变其他污名词汇的努力相似，离异人士对于“叉叉”有不同见解。有人接纳这个说法，把它当成成熟的标志。有人则用“圈圈”代替“叉叉”来表示离异身份。社交媒体上，很多人用“圈圈”来表示自己的婚姻状态。虽然符号上是一个小改变，但社会、情感和图像意义上，“圈圈”都是“叉叉”的反面。如果“叉叉”代表缺乏、错误、禁止、不可能等负面意义，那么“圈圈”正相反，代表认可、正确、适当等正面信息。“圈圈”很像美国文化中的大拇指，离异人士想要通过圈圈来取得一般意义上的认可。虽然“圈圈”在网上和流行词汇中相当有存在感，但现实里除了自嘲以外，我没见人用这个词。
人们对离婚的态度在不断转变
2003年酒井顺子出版了非虚构作品《“丧家犬”的呐喊》，深受读者喜爱。该作品用戏谑的口吻讨论离婚、污名以及亲密关系等话题。和英国小说《BJ单身日记》很像，这本书诙谐幽默且刻薄地给“丧家犬”提供了行动指南。“丧家犬”指的是那些未婚、未育的单身女性。酒井认为自己就是一只“丧家犬”，在书中陈述了种种或明或暗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用亲密关系状态来谴责评判当代女性。在她的陈述中，“丧家犬”是更有趣的一群人。在书中酒井批判了“被主流价值观洗脑的人，用婚姻状况将女性分成赢家和失败者的想法是愚蠢的”。“丧家犬”因为这本书而变成流行词汇，一大波媒体跟进讨论。我遇到很多人也喜欢讨论什么叫“赢家”，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上，什么叫“赢家”。
一个未婚年轻女士也说了和这本书相似的看法。她描述了“赢家”的通俗含义，同时也强调赢家概念本身的荒谬。据她描述，大众观念里女性赢家应在婚前有个好学历、好工作，然后和律师医生一类的成功人士结婚。最好丈夫上的是类似于庆应义塾一类的精英大学。（如果读者对日本学校不熟悉，可能没法立刻理解其中的语气。这位年轻女士是在讽刺庆应义塾大学的毕业生自视甚高。）女性赢家结婚并有两个完美小孩之后，就不应该工作了，而是成为一个全身心投入家庭的母亲。整个“赢家”定义的问题在于，婚姻决定一切，只有嫁得好，嫁给一个“赢家”丈夫，女性才是“赢家”。就像酒井在书中讥讽的那样，婚姻质量或者稳定与否，都不是“赢家”标准的一部分。酒井认为，未婚或者离婚与大众观念相反，是勇敢、自信、理性的证据。《“丧家犬”的呐喊》启发读者重新审视用亲密关系定义“赢家”“失败者”的鄙视链。
日剧《离婚的二人》剧照。
《“丧家犬”的呐喊》出版时，书中对于亲密关系鄙视链的讽刺与大众观点的变迁不谋而合，人们开始反思亲密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着怎样的影响。如果说在传统规范中，相比于未婚，已婚的人是“赢家”，那么在当代辩论中这种联系就没那么明确了。在日本，选择不婚、离婚、丁克的人群数量日增，越来越多的人在从前的标准下是失败者，但现在却不一定。原因在于，标准在变化。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对话里人们对于离婚愈发理解、认同的态度上。中青年对离婚的态度和老一辈人形成鲜明对比，离婚比很多其他选择好，而且也没有文献中描述的那般让人抬不起头。
我第一次听人说离婚比没结过婚好的时候，差点以为听错了。悦子三十多岁，活泼聪明也豁达，但不幸的是，她丈夫五年前去世了，她成了寡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想要给她介绍对象。（事与愿违，我丰富的离异知识没能转化成牵线搭桥的技能。）有一次，悦子和我在厨房里一起准备晚饭，一个朋友建议她去见某个男人，那人是个律师！听上去不错吧？我并不认识那个男的，但我认识这个朋友，而且听上去这个男的不错，至少可以见一面。悦子并不十分情愿，解释说她觉得那个男的说不定很奇怪。他已经47岁了，却从没结过婚。悦子觉得从没结过婚比单身更可怕，这个男的肯定有问题。她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他结过婚然后又离了，看上去就正常多了，那至少意味着他可以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并且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从来没结过婚”可能意味着他从来没有过亲密关系，单身如此之久，他可能是脾气太糟了，且不肯作出改变。悦子同意见面，但并不感到兴奋，他们见了一面之后便没了下文。悦子的直觉和偏好说明在各种关于亲密选择的讨论中，人们对离婚的态度在不断转变。
“不平等社会”：
日渐增长的贫富差距
《“丧家犬”的呐喊》用讽刺的态度重新定义了赢家和失败者。无独有偶，在日本国内同样的词汇也用来描述日渐增长的贫富差距。二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个著名的中产阶级社会，从70年代到90年代，全国调查显示超九成国民认为自己是中产。虽然阶级一直都存在，但是那段时间里阶级差异在大众认知、媒体作品、政策以及研究中显得若有若无。战后早期，基本的人口学信息显示，自认为是中产的人群中有很大的内部差异。有的中产是需要工作来补贴家用的母亲，有的则是接受顶尖教育的精英，信仰消费至上主义。但是种种差异并没能阻挡“民间社会学”中日本独有的阶层平等学说（Kelly，1986：605）。日本媒体发明了一系列词汇让抽象的中产社会变得更具体，比如“一亿总中流”，意思是日本有一亿人属于中产阶层。
流行文化对共有中产身份的认同离不开想象中的精英教育系统。贫富差距在经济蓬勃发展的那段时间里，确实减小了，尤其是和二战以及战后早期相比。7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家庭收入增加，白领和蓝领收入差距也在减小，减小的主要原因是所受教育大致相似”。那段时期外国对日本的研究也强调了严格的教育系统带来的精英化后果，学历对后续人生有很大影响。七八十年代的观念与当下不同，人们普遍认为教育系统是维持日本社会平等的重要机制。
《下流社会》[日]三浦展著，陆求实/戴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0月。
在经济增长前期，索耶研究发现日本和其他富裕国家相比，收入上更为平等。他的结论似乎证实了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日本社会独特的财富公平分配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个说法和当时流行的“日本人论”遥相呼应——日本人拥有的独特品质是经济“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在这个保守派政府格外推崇的观点中，日本的民族同一性是日本成为平等、精英、中产社会的大前提。将近十年之后，学者们重新计算了索耶的数据，发现他的结果是错的。与他的结论、大众认知正相反，日本的贫富差异其实比其他发达国家大得多。感情和体验上的中产认知其实从来就没有真实发生过。
虽然日本从来就不是大众认知中的中产社会，但中产社会形象却一直是人们认知当代收入不平等的参照。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衰退，收入差距显著增加。从90年代起，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同时，大众对不平等的认知也在逐步深入。例如，2004年的某调查显示，64.5%的参与者感到不平等程度“高”，或者“有些高”。在2006年，“不平等社会”成为“年度词汇”最后一轮的热门选项。
上述例子不仅体现出媒体对于不平等的关注，也反映出真实的人口变化。从80年代中期到2000年，绝对贫困的比重（收入低于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增加了五个百分点，比同水平国家高出不少。2000年，总人口中15%的人处于相对贫困区间。在这一时期，许多人在非正式员工岗位上工作。与正式员工相比，薪水低，福利少，稳定性也差。1984年只有15.3%的劳动力在非正式员工岗位上工作，但是这个比例到2008年增长到34.1%。虽然工作内容一样，但非正式员工岗位的薪水平均来说是正式员工的40%—70%。非正式员工数量增长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到2006年，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0%的人与收入最低的10%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已是从前的20倍（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认识越来越深。在这个大背景下，婚姻状态中新“赢家”和“失败者”的讨论日益流行起来。
日剧《凪的新生活》剧照。
离婚和女性贫困变得高度相关
几十年来大量学术研究显示，离婚后男女在经济状况上存在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中，离异女性的生活质量和财富水平均显著下降，男性则略微下降甚至上升。这个规律在维茨曼1985年极富争议的著作《离婚革命》（The Divorce Revolution）出版后广为人知。维茨曼在书中声称在她的研究对象中，女性因离婚生活质量下降73%，而男性则生活质量上升42%，性别差异有115%之巨。她主要关注当时新颁布的“无过失”离婚选项，研究得出结论“该规则在理论上试图平等地对待两性，但在实际应用中剥夺了女性（特别是年长的家庭主妇以及年轻妈妈）在旧法中享有的合法经济庇护”（同上，xi）。但后来的学者发现维茨曼的数据有问题。彼得森在十年后用维茨曼的原始数据重新进行计算后，反驳了她的结果。在彼得森的计算结果中，女性的生活质量仅下降27%，男性升高10%。他发现大体趋势和维茨曼所述相近，但程度上远没有原作中描述的那样极端。而且，男性也会经历一些负面影响。虽然维茨曼原著作最终在学界失去效力，但它已经被引用了太多次，现在依旧影响着美国的法律、政策，以及大众认知。
上述令人深思的争论引发了一系列后续研究，探索离婚对财富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和彼得森得出的结果相似，很多学者也发现，离婚对女性在经济上伤害更大，虽然男性也可能有损失。在这个大趋势中，学者们也做了细化研究：美国的无孩女性离婚后生活质量和男性相似，因为没有孩子的支出。只有富有的男性在离婚后没有财富损失；中低收入男性的生活质量会显著下降。
近期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离婚和阶级紧密相关。离婚不仅会减少女性的相对财富，而且在低社会阶层中，离婚发生的概率更高，在美国、韩国和日本皆是如此。阿马托和普雷维蒂发现，低社会阶层不仅更可能离婚，而且他们也更倾向于用问题行为（比如暴力）而不是亲密关系问题（比如性格不合）来解释离婚。大量的研究显示，离异女性可能面临的经济问题并非日本独有。
电影《佛罗里达乐园》剧照。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离婚和女性贫困逐渐因两种机制而变得高度相关。第一，离婚使贫困风险增高，离异的女性更可能陷入经济困境。第二，贫困也增加了离婚风险，低社会经济阶层女性更可能离婚。两种机制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使日本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上述机制以及相关危害从90年代才开始，是最近才显露出的重大变化。
离婚在当代日本是重要的单亲家庭致贫原因。大约40%的单亲妈妈和25%的单亲爸爸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最重要的是，离婚妈妈比其他打工人挣得少。2010年，单亲妈妈家庭平均收入不到有孩家庭的一半，有孩家庭平均年收入为658万日元（约65,800美元），单亲妈妈即便需要供养同等数目的小孩，她们的收入平均也只有291万日元（约29,100美元）。绝大多数（85%）单亲妈妈在家务以外都有工作，但依旧赚钱不多（Zhou，2008）。46%的单亲妈妈做临时工或者兼职，42%有永久职位。单亲妈妈选择工资低、“勉强算作全职的工作”，主要是因为她们想要稳定收入，即使代价是放弃更高的薪水（Ono，2010：171）。高薪全职岗位的工作时间相对缺乏灵活性，对家长不友好。虽然妈妈们越来越多地和前夫协商子女的抚养费问题，但就像前一章提到的那样，执行机制的缺陷让很多妈妈无法将抚养费纳入预算。
离婚致贫的另一面是，从80年代起，女性的经济状况（相对贫困）成为离婚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林和与田用教育程度作为衡量社会阶层的变量，发现从1945年到1974年，高中学历与高等学历在离婚率上并没有显著差别。但其后年代中，两者的离婚率产生显著变化。1980年后结婚的夫妻中，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夫妻更可能离婚。基于上述研究，“离婚风险主要聚集在社会经济金字塔的下部”，并且离婚率在近三十年中快速上涨。与流行观念中女性经济上离得起才离婚相反，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离不起婚的女性最可能离婚。
日剧《最完美的离婚》剧照。
离婚使隐形的社会规范现身
日本人离婚时依旧会面对污名困扰。即使年轻一代不那么关注离婚如何伤害到自己或者孩子的将来，但离婚仍然是需要解释、需要证明的一个概念范畴，相当扎眼。无论是醉酒同事开的玩笑，还是侮辱性的“删节线”称呼，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离婚使隐形的社会规范现身。一旦脱离隐形规范，人们便会注意到你。
当代日本人对离婚最深的刻板印象是，离婚证明女性获得了主导地位。虽然很多人都这样看，但女性离婚后的现实是另一幅图景。离婚使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特别是有孩子的女性。经济上的“赢家”和“失败者”的差距进一步增大。
然而即便真相如此，离婚到底好还是不好，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本章中介绍的所有女性都认为，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她们依旧会选择离婚。她们并不知道自己离婚后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她们选择离婚是因为想要自由、稳定的生活，以及生活上的多样可能性。也许有些人得到了，但是由于个人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存在，稳定非常难。就像梅令人感伤的叙述中提到的那样，离婚的艰难只在离婚后才显现出来，她变得更加胆小怕事，一切都变得难以承受，选择愈发受限。只有经历过，你才会知道离异后的日常生活会变得多么沟壑丛生。
电影《婚姻故事》剧照。
原文作者/艾莉森·阿列克西
摘编/王青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卢茜
云鬓间工艺精巧的发钗微微摇曳，半遮容颜的团扇握在两手间，红色刺绣礼服的拖尾在身后铺展成扇形。门缓缓开启，侯明明款步走进她的结婚礼堂。同牢、合卺、结发等一连串穿越2000年而来的婚礼仪式，在红色帐幔和点点微黄灯光的映衬下展开。在孔子故里曲阜举办结婚仪式，侯明明和爱人选择了汉式婚礼。“有当地文化特色，和整个城市古色古香的氛围很契合，形式也另辟蹊径。”
在山东一所高校读研究生的孙晓在兔年春节期间和男友举办了订婚仪式。常刷社交媒体的她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自己操办订婚仪式，于是她和男友也打算试试。近3个月里，从查资料、构思流程，到置办东西、和可以帮忙的亲朋好友约定时间，两人全部自己操持。“订婚仪式背景板、伴手礼、喜糖盒等都是从电商平台购买，主持词由男友亲自撰写，订婚书由男友的祖父手写，司仪由我舅舅担任，录像工作由我的‘发小’完成”。自己筹办订婚礼的过程，成了两人难以忘怀的人生瞬间。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网友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1835份有效问卷，受访者年龄集中在18岁至35岁。调查结果显示，75.10%受访者表示会亲自根据自己的个性、爱好设计；92.37%受访者认同婚礼花销多少、隆重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心投入，留下美好回忆。
不要“模板”要个性，这届年轻人用创意宣誓爱
孙晓最初选择自己筹办订婚礼，是因为春节期间婚庆市场火爆，很难找到性价比高的婚庆公司。但现在，她计划结婚仪式也自己来。“订婚仪式能办好，婚礼肯定也可以，我们自己办也更有意义”。
自己全权策划婚礼，或在婚庆公司规划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想法，成了一些年轻人青睐的表情达意方式。中青校媒调查显示，75.10%受访者表示会根据自己的个性、爱好设计；10.19%受访者表示会把婚礼设计全交给婚庆公司；6.81%受访者表示自己了解不多，会请另一半多多费心；3.92%受访者会选择礼堂包办一站式婚礼。比起父母代为操办婚姻大事的传统，调查显示，仅2.18%受访年轻人选择把婚礼交给父母长辈代为操办。
今年5月初，赵紫妍和刘船把自己的婚礼办成了“大型舞蹈秀场”。因跳舞结缘的他们在北京开办“CICIDance”舞蹈和多媒体工作室，婚礼当天，共同工作的许多舞蹈老师前来“助阵”——他们打扮成花仙子和小精灵，把自己排演的舞蹈剧搬上婚礼舞台。赵紫妍和刘船也为婚礼准备了一支舞，不过他们没有穿上华丽或帅气的街舞服装，而是穿着朴素的日常服饰，戴上灰白的假发和镜链垂在耳边的“老花镜”，演绎微微驼背的“老年的自己”。“我们把这段表演安排在婚礼的最后，表达要一直携手到白头的含义。”赵紫妍介绍，这个环节是她准备最精心、也最满意的，“既希望给宾客不一样的感受，也是我们俩对彼此表达爱和忠心。”
自己策划婚礼是刘船对妻子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他既是婚礼的“男主角”，又担当起“编剧”“导演”“舞美”等多重角色。为了给赵紫妍保留悬念和惊喜，刘船特意对一些婚礼环节保密，亲力亲为操持起各个环节。他3天对比了将近100家酒店，亲自策划、把关婚礼的每个环节，单是调试灯光，就在礼堂反复打磨了两个多小时。“我希望把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给我最爱的妻子一个什么都不缺、而且比预期更好的婚礼。”婚礼前，刘船心里还有几分忐忑，不清楚尚不知道婚礼全流程的爱人是否会满意。“婚礼当天，我的新娘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公主一样走下美丽的楼梯，看见她的王子满心欢喜地注视着她。我能感觉到她的快乐，是得偿所愿的快乐。我也就放下了所有包袱，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刘船说。
就读于天津一所高校的农子豪想象中自己未来的婚礼，是一场宫崎骏动画风格的主题婚礼，“比如婚礼的主舞台可以布置得像《哈尔的移动城堡》那样，红毯设计成种满鲜花的阶梯。”在他看来，相比于传统的中式或西式的婚礼，主题类的仪式更能满足新人在兴趣上的需求，能给双方和宾客们都留下更深刻的婚礼印象和体验。“希望那一天，婚礼的大屏上可以播放动漫里的经典场景。我和她穿着哈尔和苏菲的服装走到台前，复刻动漫里的浪漫和幸福。”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受访青年比较注重在婚礼中呈现自己的个性和想法，但也会根据实际多方面考虑。28.66%受访者认为必须体现自己的想法，会非常用心设计；54.93%受访者表示最好能体现个性，但会兼顾筹备的时间成本和预算；11.28%受访者表示想要有体现，但和家人的计划有冲突，需要平衡；3.87%受访者表示不太需要体现自己的想法，避免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筹备婚礼前，侯明明的理想婚礼是在户外办一场小型的户外派对，“只邀请比较亲近的亲戚和朋友，举行一个简单又温馨的仪式，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但等到真的操办起来，要考虑的问题比她想象中多得多。“婚期在6月中旬，典礼又在中午举办，户外天气很热，而且我们在当地也没找到非常心仪的户外场地。”她和爱人要考虑的，还有家人的接受程度。“如果办成简约风，长辈可能觉得不够喜庆，婚礼规模的大小，也需要顾及父母的社交圈子和当地的习惯。”综合考虑下来，侯明明和爱人不再单纯执着于两个人对婚礼的浪漫想象，能够容纳较多来宾、同时兼具个性的别致汉式婚礼成为两个年轻人和家人的共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婚礼的形式变得更为多样。“从原来的结婚肯定要有一场婚礼，到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可以选择去举办一场婚礼。”就读于山东财经大学的范婧如表示，无论是当下流行的晚宴聚会，还是旅游结婚，甚至是两个人单纯宅在家里享受假期……只要新人双方达成共识，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是珍贵而有意义的。“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度过最重要的一天，不也很浪漫吗？”
选择性继承，近八成受访青年对传统婚俗去粗取精
在如今各地的婚礼习惯中，一些蕴含各种寓意的传统习俗仍被保留沿用。关于家乡所在地区是否会沿用传统婚礼仪式、摆设等习俗，30.79%受访者表示有很多传统仪式沿用至今；50.68%受访者表示有一些，但不多；6.54%受访者表示基本没有，11.99%受访者表示不太了解。对于传统的婚礼习俗，受访者没有全盘否定，78.80%受访者表示可以去粗取精，沿用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或有氛围的；12.86%受访者认为传统中蕴含当地风俗文化，应该沿用；也有7.19%受访者认为传统习俗繁文缛节老套，希望可以省去。
对于侯明明来说，接受传统习俗是一个不断心理建设的过程。“婚礼前要有儿女双全的亲戚帮忙给婚房铺床，床上要放红枣桂圆，床下放芝麻杆；婚车经过桥梁时要放鞭炮，等等。”这些看起来产生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习俗，对喜欢文艺、清新风格的侯明明来说并不能全盘接纳，但父母、祖辈比较在意这些传统仪式所蕴含的寓意。因此不同于由两个年轻人主导的结婚典礼，传统习俗方面的安排都由父母操持，侯明明和爱人根据自己的接受程度做减法。好在长辈也能够体谅年轻人的喜好和情绪，在两代人的协商下，婚礼流程顺畅地推进，也让大家都很满意。
虽然自己对婚礼有很多畅想，但范婧如表示：“仪式并不能成为婚礼的代名词。”在她看来，受家庭或是地域的影响，许多人的婚礼难以避免地被“塞入”了很多传统婚俗。她认为，婚俗的传承应当有一定的选择性，“摒弃按部就班的不良婚俗，因地制宜地融合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诠释‘中式浪漫’。”
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其木格是蒙古族，她对家乡传统婚俗非常向往。“内蒙古有很传统的婚俗，像鄂尔多斯婚礼早在2006年就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木格介绍，蒙古族的传统婚礼包含多个环节，如哈达定亲、佩弓娶亲、挡门迎亲、献羊祝酒等，像《送亲歌》这样在内蒙古广为流传的歌曲，就诞生于传统婚俗。“婚礼仪式中新人和参与者都需要穿上传统的服饰。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和汉族等民族融合后的婚礼流程，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喜好。”在其木格眼中，传统婚礼仪式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沿用这些仪式，也可以让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初次共同经营生活，超九成受访者把婚礼视作“婚姻的试炼”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超过五成受访者希望婚礼规模在中小型以下。2.45%受访者认为私下庆祝即可，不需要仪式；21.74%受访者喜欢两个人或和父母、几位亲友一起的小型仪式或旅行结婚；29.97%受访者青睐有一些好朋友参加的中小型婚礼；31.55%受访者期待较为隆重、较多亲朋好友参与的仪式，也有13.79%受访者没有特别的倾向。
范婧如对婚礼规模的设想是“小而美”：“新人双方都只邀请亲密的人参加，大家彼此都很熟悉，也不用在仪式中假装客套，大家一起度过轻松而温暖的一天。”
赵紫妍和刘船都倾向于小型仪式，因此省去了婚礼很多繁琐的流程，把时间留给彰显两人个性的环节。比起婚礼的形式，刘船更在意仪式中的情感表达。“重要的是体现出两个人的个性，以及在亲朋好友祝福的目光中表达对彼此的爱。”刘船的这一理念最终促成了让赵紫妍惊喜、满意的婚礼。赵紫妍曾以为自己的婚礼会和别人的相差无几，没有想到在两人的设计和同事们的加持下，她拥有了带着两人独特印记的婚礼。赵紫妍遥想道，等自己80岁、90岁时，回忆起自己的婚礼，一定还能回味起那一刻的幸福。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93.18%受访者认同婚礼筹备过程是两个人和家庭一起共同面对生活、经营生活的开端。
订婚筹备繁琐，吵架不可避免，孙晓和男友常常因为物料颜色这种小事吵起来。但每次争吵过后，两个人还是积极地想办法解决。不知不觉间，两人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两人的情绪也在订婚仪式当天到达了高潮，当这对年轻人在自己亲手布置的典礼现场交换戒指，孙晓、男友和双方的父母都泪如雨下。“仪式也是一种考验，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营造共同的生活。经过订婚的磨合，我们有信心应对未来的挑战。”
在刘船看来，婚礼是两个人宣告要真正一起面对生活的仪式，“婚礼上的誓词，就是告诉亲朋好友，我们不仅很爱对方，而且还要更懂得如何爱对方。”而筹办婚礼也被他视作见证和巩固感情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她就是我的动力，我能明显感觉到，我想给她最好的婚礼的心非常坚定，这既是爱也是责任，所以即使筹办婚礼非常紧张、疲惫，也会觉得是享受，看到她快乐、满意就觉得一切都值得。我也能看到妻子为我们共同的仪式付出真心和精力，会感到非常幸福。”
在侯明明看来，筹备婚礼也是婚姻生活的一次实习。它不仅关乎自己和爱人，也是两个年轻人融入彼此家庭的经验积累。“婚礼之前，遇到什么事都是两个人沟通决定就可以。但从婚礼开始，需要更深入地和双方父母沟通，也会学会更多地考虑他们的感受。我觉得这也是婚礼给我们俩带来的成长。”尽管如今回忆起来，一场婚礼既让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见证两人成长的美好时刻，也成为家族共同的甜蜜回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侯明明、孙晓、其木格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实习生 杨紫琳 见习记者 罗希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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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和网址，转载请注明来源】2006年婚姻法法定结婚年龄(2006年的法定结婚年龄) http://www.gdmzwhlytsq.com/hyxw/357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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