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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下面这则最高法判决，给出了婚后夫妻一方借款认定为属于个人债务的条件，①借款数额远超出正常的家庭日常生活；②债权人说明该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但未提供证据证明；③债权人说明是夫妻双方共同合意借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
裁判要旨：
1、诉辩双方存在诸多款项往来，性质可能各不相同，在此情况下，双方当事人进行对账的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
2、债权人主张债务人的配偶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但案涉款项数额远超出正常的家庭日常生活，且债权人就该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债务人的配偶对该借款不承担偿还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最高法民终1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慧卿，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拥军，新疆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斯琦，新疆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詹国辉，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奉慕明，广东联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桂甫，广东联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淑华，女。
上诉人孙慧卿因与上诉人詹国辉、被上诉人张淑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新民初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慧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拥军，王斯琦、上诉人詹国辉及被上诉人张淑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奉慕明，林桂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慧卿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新民初23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孙慧卿一审要求詹国辉、张淑华偿还借款本金42350000元、利息22018423元，并支付2018年3月1日起至詹国辉、张淑华实际支付借款本金之日借款利息的全部诉讼请求（改判金额为本金1843740.42元、利息3418930.26元，合计5262670.68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詹国辉、张淑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本金错误，根据詹国辉借孙慧卿的两份《现金及利息明细》中，双方确认截止到2018年1月30日，詹国辉尚欠孙慧卿借款本金42350000元，该对账清单形成后詹国辉再未支付过任何款项。一审法院多认定850000元（分别为2015年10月13日、14日，12月2日、11日各280000元、120000元、200000元、250000元），导致对本案借款本金核算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利息金额错误。原审判决将《现金及利息明细》形成前已核减的利息850000元再次进行了核减，导致对本案利息数额认定错误。
詹国辉辩称，一、原审判决错误认定《现金及利息明细》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导致案涉借款的本息金额错误；二、原审判决不支持詹国辉主张已还款74592535.6元事实的理由不能成立；三、孙慧卿要求詹国辉与张淑华共同承担偿还借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孙慧卿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
詹国辉上诉请求：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新民初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改判詹国辉按照人民币12077464.6元借款本金向孙慧卿返还借款及支付利息；三、本案诉讼费按人民币12077464.6元进行分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2017年11月18日、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现金及利息明细》是间接证据，与双方银行流水交易凭证不吻合，不能作为直接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孙慧卿不能证明借款本金是如何计算得出，其没有完成证明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案涉款项均为投资款，而两份《现金及利息明细》是为帮助孙慧卿应付第三方催款所签，记载内容均为杜撰。二、针对詹国辉提供的银行流水，孙慧卿称该银行流水是其与詹国辉的其他商业往来，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原审判决以此理由未全部认定詹国辉向孙慧卿主张的还款金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孙慧卿辩称，一、本案借款事实清楚，欠付借款本息数额明确，孙慧卿的全部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二、一审法院对本案证据采信合法有效，詹国辉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
孙慧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詹国辉、张淑华向孙慧卿偿还借款本金42350000元；二、依法判令詹国辉、张淑华向孙慧卿支付借款利息22018423元，并支付2018年3月1日起至詹国辉、张淑华实际支付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三、依法判令詹国辉、张淑华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詹国辉、张淑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孙慧卿委托胞妹孙桂丽通过其在工商银行乌鲁木齐支行的账号（卡号为62×××13）分两次向詹国辉卡内（卡号为62×××11）汇款11000000元；2013年孙慧卿委托孙桂丽通过其在农业银行乌鲁木齐西虹东路支行的账号（卡号为62×××16）分12次向詹国辉卡内（卡号为62×××15）汇款27000000元；2014年孙慧卿委托孙桂丽通过其在农业银行乌鲁木齐西虹东路支行的账号（卡号为62×××71）分19次向詹国辉卡内（卡号为62×××15）汇款36100000元；2015年孙慧卿委托孙桂丽通过其在农业银行乌鲁木齐西虹东路支行的账号（卡号为62×××71）分8次向詹国辉卡内（卡号为62×××15）汇款15850000元，以上共计汇款41笔，金额合计89950000元。孙慧卿主张该些汇款为其向詹国辉出借的款项。
2017年11月18日，孙慧卿同詹国辉签署了《詹国辉2015年8月-2017年11月借孙慧卿现金及利息明细》，确认了截止到签署日，詹国辉尚欠孙慧卿借款本息69112107.06元。在表末备注处：2017年11月18日孙慧卿、詹国辉经协商双方意见一致同意还款计划：2018年2月10日前詹国辉偿还借款本金20000000元，2018年2月14日前詹国辉还完借款本金12350000元，本金10000000元待詹国辉有钱立即偿付，利息按此表正常计算，2017年10月1日-2019年10月1日两年内孙慧卿不催要欠款利息，如詹国辉在欠款利息期间有钱就主动还欠款利息。欠款详见《詹国辉2015年8月-2017年11月现金及利息明细（利息再计算利息）》。
2018年1月30日，孙慧卿同詹国辉签署了《詹国辉2015年8月-2018年1月借孙慧卿现金及利息明细》，确认了截止到签署日，詹国辉尚欠孙慧卿借款本息71921774.89元（其中借款本金42350000元，利息29571774.89元），借款本金42350000元当中13500000元自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按月利率2％计息；借款本金28850000元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按月利率2％计息。借款本金28850000元当中14850000元自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按月利率2％计息；当中14000000元自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按月利率1.8％计息，每个计息周期中利息按计息利率均计算了复利。在表末备注处的约定除借款本息不同之外，与2017年11月18日，孙慧卿同詹国辉签署的《詹国辉2015年8月-2017年11月借孙慧卿现金及利息明细》一致。
2012年7月10日至2017年12月14日詹国辉通过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卡号为62×××15）向孙桂丽的银行卡汇款86笔，金额共计50849535.60元；詹国辉委托案外人李向荣通过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卡号为62×××70）向孙桂丽的银行卡汇款2笔，金额共计450000元；2015年12月31日詹国辉向孙桂丽招商银行的银行卡汇款1笔，金额280000元；2015年3月23日至2015年6月26日詹国辉通过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卡号为62×××15）向孙慧卿的银行卡汇款22笔，金额共计24304000元。
另查明，张淑华与詹国辉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就本案系争的借贷关系，詹国辉、张淑华当庭予以认可，詹国辉、张淑华对收到孙慧卿出借款项89950000元不持异议，以及孙慧卿认可的还款金额55186479.39元，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民间借贷的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二、张淑华是否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一、关于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
孙慧卿主张詹国辉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42350000元,詹国辉抗辩认为未还借款本金仅为12077464.6元，其理由为：一是双方签订的”借款现金及利息明细”表是孙慧卿向第三方借款，为应付第三方的催讨，将该表用于向第三方证实已将款项转借给詹国辉，故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未约定借款利息，詹国辉所偿还的均为借款本金，未付部分仅为12077464.6元；三是除孙慧卿认可的还款之外，还有多笔还款未计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2017年11月18日、2018年1月30日孙慧卿同詹国辉签署的现金及利息明细表均有双方的签名，詹国辉对此提出的抗辩理由，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现金及利息明细表中2016年1月14日和2月2日的两笔还款，以及2017年11月15日和12月14日的两笔还款均与银行汇款记录一致，并且2017年12月14日的还款是2017年现金及利息明细表签字后发生的还款，计入了2018年现金及利息明细表，该些对账行为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因此该两份现金及利息明细表是孙慧卿与詹国辉的真实意思表示，对签订人均有约束力。詹国辉在2017年11月18日的现金及利息明细表上写有”两年以内不能起诉”，仅是其单方所写，并无孙慧卿认可的表示，而在2018年1月30日的现金及利息明细表中已无此内容。詹国辉一方作出的限制对方诉权的表示，侵害了我国法律赋予民事主体请求人民法院给予司法保护的权利，应为无效。而对于备注中约定”孙慧卿在2017年10月1日-2019年10月1日两年内孙慧卿不要催要欠款利息”此约定是孙慧卿同詹国辉经协商确定的还款计划中的一部分，在此段内容之前有关于詹国辉应当限期还款的约定，在此段内容之后还有”如詹国辉在欠款利息期间有钱就主动还欠款利息”的约定，故从备注全文内容来看孙慧卿两年内不催要利息并非是放弃利息的意思表示，而是有条件的暂不催要利息，亦不能成为詹国辉认为孙慧卿两年不要利息是借款不真实的抗辩依据。综上，詹国辉认为现金及利息明细表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孙慧卿与詹国辉之间未订立借款合同，在现金及利息明细表签订之前并无利息的约定。在2015年8月1日之前，詹国辉主张已还款104笔，金额为74592535.6元，孙慧卿对其中的11笔汇入孙桂丽招商银行卡中金额为695066.7元的汇款和22笔汇入孙慧卿银行卡中金额为24304000元的汇款(共计金额为24999066.7元），不认可是借款的还款，而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的汇款。一审法院认为，詹国辉在还款74592535.6元后在2015年8月1日仍与孙慧卿形成尚欠本金为42350000元的现金及利息明细表明显不符合常理，结合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陈述，以及詹国辉未提供其他证据印证该33笔汇款为偿还的借款，孙慧卿认为不是偿还本案借款的理由更为合理，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74592535.6元扣除该33笔款项金额后，余额为49593468.9元，与已还借款本金之间的差额为1993468.9元，孙慧卿主张为詹国辉支付的利息。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该法律规定并不禁止借款人向贷款人自愿支付利息。本案中詹国辉支付的1993468.9元并未计入2018年的现金及利息明细表中，而詹国辉支付的方式为银行汇款，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款项用途，并且在现金及利息明细表中双方约定了利率。综合以上因素，孙慧卿的该项主张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予以支持。
孙慧卿根据《詹国辉2015年8月-2018年1月借孙慧卿现金及利息明细》主张詹国辉尚欠借款本金42350000元，同时认可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詹国辉偿还了5593010.49元，依据分段计算已经产生的利息扣减偿还款后，主张截至2018年2月28日的利息22018423元（已扣除复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孙慧卿借款利息的主张，有双方在现金及利息明细表中确认的借款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予以支持。对于詹国辉偿还的5593010.49元，孙慧卿主张偿还的均为利息，对此依据约定的利率、偿还的日期和金额逐一进行核对（详情见随后附表）：其中一笔金额为1126139.22元的还款，在现金及利息明细表中未记载还款日期，但从表中所处的位置在2016年1月1日之前，并且抵扣的是2015年的利息，故将此还款日期确定为2015年12月31日，其余还款依照表中记载的还款日期予以确定如下：表中借款本金13500000元，从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詹国辉共还款1976139.22元，依照约定的利率已产生利息1368000元，还款差额部分608139.22元应冲减本金，冲减后本金13500000元的余额变为12891860.78元，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产生利息6789713.34元（12891860.78元×0.02月利率÷30天×790天）。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11日，詹国辉针对借款本金28850000元还款2600000元，扣减应付利息1364398.80元的余额1235601.20元应冲减本金，冲减后本金28850000元的余额变为27614398.8元。从2016年3月12日至2016年12月31日产生利息5412422.17元(27614398.8元×0.02月利率÷30天×294天）。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借款本金14850000元（包含在本金28850000元中）产生利息4197600元，此期间詹国辉还款1016871.27元，扣减后未还利息为3180728.73元。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借款本金12764398.8元（借款本金27614398.8元-14850000元）产生利息3216628.5元（12764398.8元×0.018月利率×14个月）。综上，确认詹国辉尚未偿付的借款本金为12891860.78元＋14850000元+12764398.8元，合计41114398.8元,截至2018年2月28日未偿付的利息为6789713.34元＋5412422.16元＋3180728.73元＋3216628.5元，合计18599492.74元。对孙慧卿的诉讼请求中借款本金和利息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孙慧卿主张詹国辉承担从2018年3月1日至实际支付借款本金之日的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九条关于逾期利率的规定，予以支持。
二、关于张淑华是否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詹国辉向孙慧卿所借款项达89950000元，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孙慧卿主张詹国辉将借款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孙慧卿要求张淑华与詹国辉共同承担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詹国辉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原告孙慧卿借款本金40506259.58元，利息18599492.74元，并自2018年3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其中借款本金27741860.78元按照月利率2%计息，借款本金12764398.80元按照月利率0.18%计息）；二、驳回原告孙慧卿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63667.12元，由被告詹国辉负担345483.76元，由原告孙慧卿负担17183.3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詹国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一、孙慧卿与詹国辉签订的《现金及利息明细》是否真实有效；二、案涉款项数额应如何认定。
一、关于《现金及利息明细》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
第一，关于《现金及利息明细》真实性一节。詹国辉认可两份《现金及利息明细》由其本人签字，但辩称是因第三方向孙慧卿催讨债务，为帮忙所签。首先，詹国辉在2017年11月及2018年1月为帮忙而分别签署两次本金内容完全相同的《现金及利息明细》与常理不符，詹国辉对其辩称的理由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次，詹国辉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其实施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应当具备相应的预见，因此案涉《现金及利息明细》应视为詹国辉的真实意思表示，詹国辉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二，关于《现金及利息明细》记载本息与银行流水凭证不符一节。孙慧卿辩称双方采取滚动借款及还款形式，故银行凭证与双方确认本息数额不符。本案中，双方都承认存在诸多款项往来，性质可能各不相同，在此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对账行为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且原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亦印证了孙慧卿陈述的真实性，詹国辉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三，关于詹国辉主张应以12077464.6元作为本金数额向孙慧卿返还借款本息一节。詹国辉称其与孙慧卿之间均为投资款，欠款本金应为12077464.6元。首先，关于双方之间款项为投资款，詹国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观点；其次，关于案涉借款本金数额，双方在《现金及利息明细》中已确认并签字认可。詹国辉虽主张根据银行明细显示其已偿还款项75642535.6元，但其在一、二审中均认可与孙慧卿之间除案涉款项外，尚有其他大量资金往来，对于以上款项是否全部偿还案涉借款，詹国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詹国辉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借款本息的数额问题
关于本金部分，当事人签字确认的《现金及利息明细》中本金部分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记载的本金数额经詹国辉两次签字确认应认定有效。而一审判决在认定《现金及利息明细》的真实性同时，又否认双方确认的本金数额，同时，詹国辉又未提供证据证明2015年10月13日、10月14日、12月2日、12月11日共计850000元的转款未计算在已偿还的款项中，一审判决将该850000元再次扣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关于利息部分，孙慧卿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利率范围，因此孙慧卿主张詹国辉返还本金42350000元及利息22018423元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另，关于张淑华应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孙慧卿虽主张张淑华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但案涉款项数额远超出正常的家庭日常生活，且至二审期间孙慧卿就该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未提供证据证明，孙慧卿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詹国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孙慧卿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新民初23号民事判决；
二、詹国辉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孙慧卿借款本金42350000元，利息22018423元及自2018年3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其中借款本金28350000元按照月利率2%计息，借款本金14000000元按照月利率0.18%计息）；
三、驳回孙慧卿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63667.1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2582.66元，由詹国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广宇
审 判 员 王东敏
审 判 员 陈纪忠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周 谧
书 记 员 郭 姣
俗话说婚姻大事岂可儿戏，可是随着时代发展，大家对婚姻的观念也越来越自由，不说娱乐圈的分分合合，绯闻满天飞，单是我们现实中，谁没有认识几个“离过婚”的人？
在结婚的时候海誓山盟，但很多人却在步入神圣的婚姻殿堂之后，匆匆而退，而有很多人因为有了孩子，有了牵绊，虽然结了婚，却貌合神离，这些人是真的将婚姻当做了儿戏。
最近这些年，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离婚的人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农村，曾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被打破了，离婚率一路飙升，，如今不比城市里面低多少，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理想中的婚姻当然是美好的，但是现实却很残酷，我国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近几年的离婚率一直在上升，而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离婚率一直在最高的位置，最大的北京高达39%，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难道连枕边人都无法相信了吗？
这并不是说小编反对离婚，因为两个人实在过不下去的话，没必要勉强，但是离婚和结婚是一样的，都应该得到慎重的考虑，免得后悔一生。当两个人不得不离婚的时候，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离婚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可是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离婚？主要的原因是很多人大多是相亲结婚，夫妻缺乏感情基础，而婚后男子很多选择外出打工，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夫妻之间聚少离多，感情逐渐淡了，或者就是夫妻之间观念不同，婚前匆忙结婚没有了解清楚，因为摩擦和矛盾升级而导致婚姻破裂。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因，比如外遇、二房政策、三年之痒等种种因素，都会造成夫妻的离婚。情感关系的破裂，百分之八十是因为第三者的介入；自从2016年《婚姻法》发布之后，离婚变得更简单了，加上二房限购政策出来之后，很多人选择“离婚”买房。
但是根据数据显示，如果一场婚姻经过协商、打官司的话，那么离婚的概率会变得很小，换句话说，就是离婚的当事人很多是因为一时冲动才选择离婚，在四川，法院发出10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要求夫妻进行三个月的冷静，结果只有一对夫妻坚持离婚。
在这么好的反馈下， 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地方选择了冷静期制度的方法，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实仔细想一下，很对人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很容易冲动，加上离婚那么简单，于是有时候就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就离婚的，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后悔，可是重新结婚？基本不存在的。因此离婚冷静期的设置是十分有必要的。
离婚冷静期的制度让离婚越来越难，但是却给了一些人思考和反悔的机会，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各位读者们，你们对于离婚冷静期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题：从民法总则到民法典草案：中国民法制度将迎新时代
新华社记者杨维汉
民法，社会生活的记载与表达。民法典，“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在即，民法典草案即将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中国民法典呼之欲出。我国的民法制度也将迎来民法典时代。
一部民法典，提升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中国民法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座“大厦”的重要支柱，必将为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根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蹄疾步稳：民法典立法之路一步一个脚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为编纂民法典提出了很多议案、建议和立法报告，倾注了大量心血。
“大会临近，心情激动。”孙宪忠经历了从表决通过民法总则到民法典草案“合体”亮相，仿佛看到小树苗正在成长为参天大树。
时光回溯到2014年10月，编纂民法典——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这一重大立法任务。
我国民法典编纂采取“两步走”：第一步出台民法总则；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并将修改完善的各分编草案同民法总则合并为完整的民法典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民法典的编纂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意义重大。具有纲领性作用的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定，统领各分编，因此广受关注。
2016年6月，民法总则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标志着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2017年3月，民法典编纂完成了关键的“第一步”。作为中国民法典开篇之作的民法总则，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2018年8月，民法典编纂迈出“第二步”，各分编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其中包括6编，即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共1034条。
此后，2018年12月、2019年4月、2019年6月、2019年8月、2019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
2019年12月23日，“完整版”中国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现场，一本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摆放在与会人员面前。
7编加附则、84章、1260个条文……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与2017年制定的民法总则终于“合体”面世。编、分编、章、节……厚重的草案文本中，体例结构的“大树”枝繁叶茂。
“草案‘合体’，标志着民法典编纂进入收官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说：“民法典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完善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必将有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适应发展：民法典编纂要把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设好
大到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小到缴纳物业费、处理离婚纠纷……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都要能够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从国家发展看，我国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并存。因此，编纂民法典被喻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2016年，民法典编纂工作进入立法程序之前，我国已修改婚姻法，出台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为编纂工作打下基础。
法随时变。民法典立法适应发展、与时俱进。“编纂民法典，既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性整合、修改完善，既需要保持现行法律的稳定性，也需要适应新情况进行适当的立、改、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有关负责人介绍。
“编纂民法典就是通过立法体系化、科学化整合，消除立法中的矛盾，使现行民法制度成为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律系统。”孙宪忠说。
从将绿色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到强化对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从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３类，到新增非法人组织为民事主体；从增设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到加大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从人格权独立成编强调维护公民人格尊严，到增加物业服务合同、保理合同等；从明确禁止高利放贷、禁止性骚扰，到解决高空抛物难题，保护人民“头顶上的安全”……
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法律中作出规定。民法典立法，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现行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孙宪忠说，体系化和科学化的法律制度可以把治国理念，转化为可以操作的规范，然后借助于立法，把这些理念变为具体的法律条文，使公民得以遵守，使司法者得以运用，从而落实对国家的治理。
以人民为中心：让民法典更好保护人民权益
“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民法典草案共收到13718位网民提出的114574条意见。”2020年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透露的数字，可见民法典立法的参与之广。
民法典草案于2019年12月28日至2020年1月26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公众普遍认为，编纂民法典，以法典化方式确认、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取得的法治成果，充分彰显、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优势。
岳仲明透露，公众提出了很多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意见：建议明确小区车库、车位的归属；建议进一步降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的表决要求；建议对居住权制度作进一步完善；建议严格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对有关条款的表述进行研究；建议对胁迫婚姻的撤销，规定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撤销权；建议增加试收养规定；建议降低录音录像遗嘱的形式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痛点难点问题，是民法典编纂牢牢把握的关键所在。“对于公众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收合理意见建议。”岳仲明说。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诉求、满足新时代人民法治需求、全方位保护人民民事权利，立法机关努力倾听人民心声、聚焦社会热点问题，让立法的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社会生活规则的最大共识。
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与现代民事法律规范融合，以法治承载道德观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法治建设更加深入人心。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立法全过程。
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许，正在向我们走来。
新婚姻法关于借款2018(新婚姻法有关夫妻之间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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