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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有市集人群的地方，城镇兴。规模小而叫“小镇”。在现代都市，当人们谈起此种若远若近的去处，所能想起的，可能是某个国内或欧洲的旅游小镇，也可能是城市内部尚未有“街道”之名的乡或镇。前者是远离日常生活的、在“远方”的闲暇景观，后者是在身边可见的城市扩张痕迹，它们本来处在市郊，一般是县治之下的一个乡、一个镇，在上世纪城市化建设运动以来逐步进入城区范畴。故此，一远一近，形成我们关于小镇的初步印象。
而分布在农村地区的乡镇则被忽略了。有的坐落在十字路口交叉处，有的沿着小河小道成条状蔓延，有的绕山一圈，有的矗立在峡谷内。除了工业小镇、旅游小镇和特殊的镇级市，它们中的大多数既没有红绿灯，也没有电影院，最近的城市是县城。
某西南小镇傍晚，一位老人家将背篓放在她的小推车上。（本文作者 摄）
在农村研究中，即便小镇没有被当作村落处理，也往往只是作为一个背景罢了。当社会议题如“小镇青年”“小镇做题家”火遍网络，小镇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似乎终于受到了关注，但此时，“小镇”主要泛指非北上广和非省会城市的中小城市。
那些远离城市的、散落在“乡间陌路”的小镇呢？它们并未进入现代叙事中心。于现代都市人而言，“形如陌路”。
路网之中是小镇
点开手机地图，从默认的“当前位置”移开，手指向北、向南或任何一个方向滑开，离开所在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把双指伸开，戳着屏幕往某个点向内聚拢，使比例尺缩小，还能加速去往其他地方。
随机挑个没有城市的范围停下来。改为用双指在屏幕上向外拉伸，随着地图比例尺变大，细节增多，直到山坡、河流或沙漠戈壁都有名字之时，某个小镇就浮现了。
《过昭关》（2018）剧照。
此时，它处在了地图的中心，周围散落着以“村”“庄”“沟”或“堡”结尾的地名。纵横交错的线条将村落连接了起来，没有一处被落下，每处都可找到一种或多种路线通往这个集镇，哪怕羊肠九曲。当然，这距离是有差异的，短的不过百米，长的恐怕得有十几公里。而这也是村与镇比较传统的自发秩序。
费孝通早年在《江村经济》中描述上世纪30年代的开弦弓村，他说因为受制于船的速度，从村落到镇上最远的距离大概也就八公里。这是因为人们得考虑能否在当天往返，要是无法返回，这一趟赶集是不值当的。但有意思的是，一般不会出现此种情况。“五里一村，十里一店”，有群落的地方或多或少都有交易活动发生，而这样的需求必然会推动一些交汇处成为货品集散地，只不过规模各异，大村成镇，甚至成为县府的城关镇，小一点或叫乡、场，再小一些的便只是有三两间房屋供人摆摊。所以每个村落的农人都可以找到一处去赶集、赶场，要是某些货品（如婚嫁、农具等大宗配置）在该处购不到，再前往附近更大的集镇，早出晚归，或隔日返回，背篓扁担，跋山涉水，路上辛苦一些。
《江村经济》，费孝通 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
《中国的历史之路》，[英]伊懋可 著，王湘云、李伯重 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3年4月。
并且，若是一个地方的货品需求旺盛、交易频繁，那么就有条件自动产生更多或更大的集镇。比如，伊懋可（Mark Elvin）在其经济史经典《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中对农村市场有过梳理。在18和19世纪，中国的集镇迅猛兴起，在寺庙周边、在桥头、在商人的乡间住所，一个接一个的集镇诞生。因此他说，地方性的、区域性的交流在此产生，如果有谁想象中国传统农村经济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那么他只要看看市镇的网络和密度，就会理解这些术语是何等不适用于中国”。集镇成群兴起，成为他阐释明清中国商品化发展水平的一个例证。诚然，我们也得知道，他与大多数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者一样，谈的主要是泛长三角地区的农村市场。这片区域集镇繁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除了吃穿用度的商品化，也包括出口贸易，如费孝通描述的庙港乡（后并入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蚕丝业，吴景超观察的三阳镇茶叶（见《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村庄的蚕丝和茶叶，经集镇要道，运往港口，再销至其他国家。
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庆乡镇为背景的《奇人安世敏》（2000）。
当年，蒋旨昂为写《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到重庆的甲乙两乡（他作了匿名处理）做社会调查，当地校长说“这里的米，原仅够吃”，到了抗战时期更加缺乏了。还有一位前副乡长告诉他，“本乡若收获10成，则可外销，7成则仅够自给”。相比于长三角地区，这更接近那个时候比较普遍的农村经济情况。纵然如此，人们还是有前往集镇的需求和意愿。当然不是每天都是“逢场天”，按他的统计，这两个乡一月各有九次赶集，连饭馆也分别有二十余家。甲乙两乡距离重庆城五六十公里，算是出城和进城的通道，饭馆是会多一些。因此严苛地讲，这也是围绕在城市周边的集镇。在城市扩张后，两乡或许已经进入郊区范畴也未可知，按照当时的城乡状况，自然还是属于农村地区的集镇。
《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蒋旨昂 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1月。
为什么说小镇是当地人的集散中心，由此可见一二。我们如今在手机地图上看到的线条，则是其现代版见证。不同的是，随着土道被改造，水泥路、柏油路减少了道路的弯曲和陡峭。
朝向城市的入口
现在，进入小镇。
《平原上的夏洛克》（2019）剧照。
在通往集镇的道路上，一路可见庄稼或草地——这得取决于你去的是西北草原还是华北平原抑或西南山地，当然沿海渔村小镇另有一种景观了。一样的是，路边的建筑一般会渐渐变多，或是低矮的楼房，或是连成片的平房，并且可能在屋顶装有彩钢板，远远望去，是此起彼伏的蓝色屋顶。再走几步，可能会发现一家夹在楼房之间的加油站。如果汽油居多，柴油次之，往往说明这里的私家车增加了。而过去，路上往来多是燃烧柴油的货车、拖拉机。在更早的时候，也有商店专售煤油，那时的农人赶集买回家用作照明。
有意思的是，站在这里试图区分出哪里是集镇、哪里是村庄，其实是十分困难的。当地的老人家能说出从哪里起是“街上”，或是“村里”。有乡镇生活经历的年轻人也能回忆一些。如果从土地性质来看，城镇国有建设用地自然属于集镇，而集体土地则一般是农村。但单凭视觉对此无法识别。作为路人，你只能看到路边的建筑产生了变化，认为开有商店的、房屋越密集的大概就是集镇了。其实这种方法会出错。这当中有比较复杂的宅基地问题。刘守英的《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提出一个基本判断，即宅基地制度是中国农村最复杂的一种土地制度安排。在用地目的上，宅基地一方面是保证农人能居其所，另一方面是规划用地界限，保证耕地不被占用。然而，宅基地向耕地扩张，甚至建房入市，却是已经浮现的棘手问题。陶然的《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认为这是城市化快于市民化、城乡户籍改革晚于城镇化的结果。我们现在站的地方便是这个矛盾的体现。这里紧靠集镇，是农村人口移向集镇后的可选之地，假如口岸佳，还可能在一楼门面开店做点生意。问题在于，宅基地并未转为城镇国有建设用地，房屋转让与法律冲突。基于信任关系的民间“习惯法”则成为维系转让的某种事实依据。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排排的房屋在此拔地而起，在外观和用途上已经城镇化。集镇规模也因此变大。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增订本），刘守英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陶然 著，辽宁人民出版社·一頁folio，2023年2月。
沿着道路再往前走一段，在某个地点看到有一些客车陆续出入，那么多半是到了小镇的车站。它往往设在本镇某一端，至于在哪端，其选址一般是看哪头到县城（或市辖郊区老城）更方便。要是我们碰巧不是在这个方向进入小镇，还得穿过整条街才可能看到车站。
如果是周日，在县城上学的学生通常会在车站乘车去上学，到了周五，回到镇上，再从这里回到各村。不过有时，司机也可能开着车在街上慢慢行驶，见人招手就停车，以提供更多方便。如此，乘客也可少走一些路。
开往市里或省城的长途大巴车，同样可能沿着街找乘客，这个过程叫“捡人”。或许这也是因为司机住在小镇或乡下，附近几个村子的乘客人数就可能够开一趟，因此一般不会开去车站始发，也可能是因为司机这班车的乘客过少，运营成本高，不得利润，得多转一两圈“捡几个人”，等人数凑够了再出发。如果最终没有凑够到能覆盖成本的人数，可能会把车上的乘客“打包”转给在其他小镇的大巴。此做法，据说在有的地方也叫“卖猪仔”或“倒猪仔”。这是戏谑的叫法了。类似的叫法有“野猪儿”，即非正规的的士，“野的”。
电影《小武》（1998）剧照。
这不禁让人想起冯友兰的《辩城乡》。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城里的狗，看见一辆汽车，行所无事，坦然地躲在一边。而乡下的人，看见一辆汽车，不是惊奇地聚观，即是慌张地乱跑。”是啊，汽车是现代知识的一部分，传统的农人初次见到显然不知何种怪物驾临。数十年后，汽车早已经和乡镇紧紧联系在一起。经由这个现代机械，人们经小镇车站，去往城市找出路谋生。
这就是小镇的入口了。它处在进出小镇的节点，加油站、宅基地、车站，每一处都见证着这里发生的城乡流动。
菜市场最是热闹处
电影《吉祥如意》（2020）剧照。
走过路口，继续往小镇里走，不多久就会来到热闹的菜市场。因集镇地势、交通和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菜市场的位置有所不同，有的沿着主干道几分钟即可到，有的则需要拐几道弯。其实集镇也不大，逛一逛，总归是能到。况且有一点是不会差的，不管菜市场究竟坐落在哪个角落，必定是四面八方都比较方便到的地点，最理想的一种类型便是多条道路交汇的中间，从岔口往某个方向搭建了棚，建了房，或在门面内陈设，或在地摊上摆放，具体采取哪种方式由各家的资本和成本考虑而定。过去，如果遇上繁忙时段，背着背篓的、提着袋子、骑着电瓶车或牵着骡子的老老少少络绎不绝。
我们虽叫它菜市场，但其内部包罗万象，单是果蔬这一项就有不同类型，有专门做生意的、从镇外进货的摊位，也有农闲季节摘点菜来卖的老人家，有时还有流动车厢。再如，服装店、五金店、餐馆、烧饼摊、茶馆也都可能一并摆在场内。而有的小镇，寺庙或许同样紧挨着菜市场。
往年，稍有规模的集镇，它的菜市场范围都可能没有固定边界，凡是有人群往来的路边随时都能变成菜市场沿线。现在劳动力往城市打工、往城市迁移的安了家，在街上能见到的行人不如从前多了。不过，进入菜市场所能感受到的，用人声鼎沸形容依然不为过。这是因为，哪怕在人比较少的情况下也能听到多种声音。
人们问价、挑选，有时也寒暄几句，要是在价格上没有达成一致还会有一番讨价还价。出生在农村的孩子，打小就经常跟着家长赶集买卖，小小的个子，被大手牵着走，看见离地一两尺的箩筐、蔬菜、水果，听着上面大人之间的交谈，形成一种他们独有的、与家人的童年记忆。
电影《过年》（1991）剧照。
过年期间的菜市场更热闹了。在外的人们忙忙碌碌，一年到头，最放松的莫过于春节这几天。
在某个摊位，或某家超市门外，你或许能见到三四个人凑在了一起说笑，“哪天回来的？”接着，其中有人取出几个袋子里的水果递给其他人。假如有小孩在身旁，想必还有大人拍着肩膀，笑着感叹怎么都长这么大了。再小一点的孩子，他们蹲下，把孩子抱起来也是有可能的。他们说着过去一年的打工经历和见闻，暂且把漂泊在外的辛酸苦辣搁置在脑后，希望去把握这短暂的轻快日子。
在小镇街角，熟人见面，以“逗孩子”等方式打招呼。新京报制图/师春雷
他们的聊天可能会突然被某辆车的滴滴声打断。这是过去十几年逐渐兴起的一个新现象，就像刚才在加油站看到的，私家车加速增长，在春节期间的道路拥堵程度堪比城市高峰期。然而大多数小镇并没有红绿灯，本来，在平时确实没有这组交通信号灯的需求，但到了季节性的拥堵时刻就立马不能应对。开车走亲访友，恐怕大半天都没开出一条街。而行人与车、车与车的关系也变得紧张。
无处可避的闲话
望着堵得水泄不通的车辆，可能使人多少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从时效和成本的角度看，驾车回家未必比购票坐车或飞机划算，有时恐怕相反，除去路途的疲惫不说，就拿必须经过拥堵到随时可能发生剐蹭的小镇街道这点来说，这个选择也需要慎重。
《驶向现代性: 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张珺 著，席煦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3年3月。
那么，为什么还要驾车回家？张珺在《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写道，人们宁愿牺牲舒适度（如堵车）也要获得一种有车的尊严，而这是公共交通工具不能提供的。这个描述或许也能部分地移到小镇。但其实，是否是“驶向”现代性是未定的。假如把现代性等同于经济增长或某种摩登生活方式，自然有此论。但要是从人的思考方式及其哲学来论，驾车还是嵌入到社会制度文化之中的，而不是完全由理性支配，这就不是“驶向”现代性了。摩西·芬利在《古代经济》中认为，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是以等级和身份为中心，一切经济行为不过是改变社会位置的渠道，而非是为了效率和利益。照此看，这反倒是“背离”现代性。对古代经济和现代经济的经典区分，能解释生产，可能解释不了多少消费。在消费领域，我们似乎从来都是“古代经济人”。
《古代经济》，[英]M.I.芬利 著，黄洋 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5月。
在小镇街上尤其能感受到这个“古代经济人”的影子。与城市相比，人们在乎的不只是同事、朋友的看法，也包括邻居时刻投来的表情，而与乡村相比，私家车开上街则是想象中的整个“老家人”，尤其是有机会碰到某个其他村的熟人或半熟人。这个人际社会网络的规模，是城市和乡村都没法比拟的。
谁家买了新车，这是哪个村的豪车，诸如此类的问题无处不在。在这些对话中，我们会发现有人被夸耀了，有人被嫉妒了，有人被否定了，而剩下的，显然就是被忽视了。这便是闲话的力量。
《Hello！树先生》（2011）剧照。
走到茶馆或某条狭窄的巷子，有可能听见一些闲话，多是家长里短、婚娶感情。不过这类场景总是不多见的。坦露个人更多真实想法和情绪的闲话，大多都不会出现在公开场所，因此，走在集镇的街道上也不能观察到多少。
《小镇美国》，[美]罗伯特·伍斯诺 著，邵庆华 译，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19年8月。
闲话自有它的产生和传播机制。伍斯诺（Robert Wuthnow）的《小镇美国》讲生活在非市区小镇的人们同样为闲话发愁，有受访者就埋怨，昨天和医生说的话，明天就可能在餐馆、理发店听到旁边有人正在谈论这个事。这仿佛是规模起的作用。在集镇，每个人有条件并且也必须认识每个人，相应地，每个人也都被认识、被关心。
如果路过人群，听见了公开的闲话，那么，他们谈论的就是没有多少异议的事件或人物，参与者都异口同声表达某种态度，如“做得不对了”“太不孝顺了”。这时的道德评判有能力改变当事人，维护着小镇的伦理道德秩序。不过一旦评判错了，被谈论的人就委屈了，有苦没处诉说，没有道理地被边缘。
终将到来的离开
还没到学校去看一看。
赶上学生上学的时间点，跟着背包人群自然能快速知道学校位置，如果没有赶上，还是去菜市场的那个办法，问个路也就知道了，人们都愿意热情指路。
《遥望南方的童年》（2007）剧照。
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一般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往返学校和家庭之间，在早中晚都可以在街上见到他们。学校食堂提供午餐的，中午这个点就见不着了。到了高年级，尤其是上了初中，便有“走读生”和“住校生”之别。在采取封闭或半封闭管理的学校，住学校宿舍的学生多是周五下午离校，周日下午返校，在这个时间点能见着这些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在路上遇见他们时，他/她可能刚去理发店换了个新发型，顺道去超市买了接下来一周的吃用。差不多逛完街了，便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拐个弯进校。
小镇的初中在当地人的口中习惯被叫作“镇中”，如果有多所初中，那么成立最早的那一所公办中心学校往往具有这个名号。因为罗斯高（Scott Rozelle）在2017年说部分农村地区约有63%的孩子没有上过高中而引起争议，这个数据与真实情况究竟有无差距，有多大差距，是可以商榷的。不同的资料收集和统计之法，必然导致结论差异。重要的是，这让农村的高中升学率成为一个新闻话题。然而对新闻话题，人们终究有失去讨论热情的那一天，果然这也没有持续多久。过去十年，从梁晨等著的《无声的革命》到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都使人们注意到农村生源在名校下降的现象。而另一个同等重要的人群是连大学都没上的孩子。林小英将出版的《县中的孩子》把焦点从大学往前拉到高中。“县中”是被忽视的，其实“镇中”更是无人问津。而在那些远离城市的农村，中考比高考的影响更大，因为这将决定他们是就此重走父母辈的打工之路，还是迈进高中等待下次筛选。
当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成绩最优秀的“镇中”的孩子可能不会参加高考，而是选择更难考的“中师”（指各地的中等师范学校），成为“中师生”，一毕业就接受分配到学校教书。而这其实同样说明，在这里，影响最大的就是初中毕业的考试结果和选择。
为此，来自村里的孩子，为了到中考这一环能如意过关，爷爷奶奶可能从小学起就到镇上租房或买房照看。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程猛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2月。
如何通过上学改变未来的命运是他们的重负。程猛的《“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将此表述为“苦修”，也因为过分专注考试而“发展极不均衡，秉持着内在的羞涩，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处于劣势，深刻体会着人情冷暖却又不通人情世故”。
走进学校，运动操场、教学楼、宿舍楼、食堂，一所城市学校应有的基础设施在这里也有。但其他文化设施如图书室，有的有，有的可能就没有。而一个正在持续变化的情况是，在这里上学的学生数量不如以前那样多了。更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往了县城或市区甚至更大的城市读书。与此同步发生的是人口的外迁。伍斯诺在美国小镇发现了同样的趋势，当地人向他讲了许多去留的苦水，一方面故土难离，另一方面因为产业转走，小镇变小，学校被合并、撤销。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在这个阶段，则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当初中毕业生某天终于坐上大巴前往城市读书或打工，离开车站，如果向车窗看一眼，最后出现在视线里的是那一排排在宅基地修建起来的建筑，蓝色的屋顶。多少人曾经以为在这里买房就能从此扎根，哪怕拿不到房本，也要在集镇有个居所，渴望距离城市更近一些。
我们也要结束这场小镇漫游了。如果在离开的某个路口见到老人家，碰巧他/她不忙，不妨走过去再摆谈几句。
作者/罗东
编辑/刘亚光 李阳 罗东
校对/薛京宁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翻翻日历，才周一！
青年君看着放暑假撒欢的孩纸们，流下了羡慕嫉妒恨的泪水……
“临渊羡鱼”不是青年君的风格！于是乎，青年君研究起古代的放假制度，以期发现一些可供借鉴的假期。就比如唐代，除了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就连儿子弱冠、老子诞辰（无为而治的老子，不是“儿子”的老子）、亲属结婚甚至九月准备冬衣都会放假……历代都有哪些假期，青年君为你一一道来。
汉：上5天休1天，放假回家洗澡啦
在汉代以前，官员也有休息制度，如秦朝时官员的休假称呼为“告归”，只不过自汉代起，官员休息写入法律，有了明确的规范。汉代开创并确立了“五日一休沐”的制度。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官员每五日洗沐归谒亲。”《汉律》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让官员回家休息沐浴、和家人团聚。
汉代时，官员上班是寄宿制，平时大伙儿在官署宿舍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有放假才能回家。古代的达官贵族很重视“沐头浴身”，湿的头发不能束冠，也就不能在朝堂“上班”了，所以汉代给了专门的假期来沐浴。该制度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代，前后共实行了 800 多年。汉代官员除了日常的做五休一，每年冬至、夏至也会各放五天假。
唐：冠假、寒衣假……变着法儿放假
到了唐代，因为大多数官员和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因而五天一次的“休沐”变成了十天一次的“旬假”，假期一下子缩水到了一个月三天。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到：“十旬休假，胜友如云”，清晰记录了大家趁着“旬休”举行的聚会。
唐代春节可以放假七天，从腊月二十八开始，一直放假到初四。虽然有七天假，但家在外地的京官们也无法回家与家人团聚。因为大年初一，大家必须从暖烘烘的被窝里爬出来去给皇上拜年。
但是，别急着同情唐代人，唐代的休息日一点都不少，因为唐代有很多很多的节日，“老板”变着法儿给大家放假，简直太幸福了有木有~~除了清明、端午、中秋、重阳这种节日，儿子行弱冠礼、子女结婚、亲属结婚、五月的田假、九月准备冬衣的寒衣假、重要诞辰（老子寿辰、佛诞放假1天，皇帝寿辰放假3天）等都会放假。唐代林林总总有五十多个节日，假期达到八十几天。
探亲假：“诸文武官若流外以上长上者，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一给定省假三十日；其拜墓，五年一给假十五日，并除程。”如果家中父母居住在 300 里以外的地方，每隔 3 年有 30 天的时间作为“定省假”；而如果家中父母居住在 500 里以外的地方，每隔 5 年有 15 天的时间作为“定省假”，这些“定省假”不包括旅程时间。（唐代《假宁令》）
婚假：“诸婚，给假九日，除程。周亲婚嫁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以下一日，并不给程。周以下无主者，百里内除程。”依据这项规定，官员本人结婚，要给予其九天的假期。至于周亲等其他亲属结婚，也要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给予其一到五天数量不等的假期。（唐代《假宁令》）
丧假：“诸丧，斩衰三年、齐衰三年者，并解官。……诸师经受业者丧，给假三日。”家中父母去世，文官解官 3 年，武官是100 天；近亲去世，放假时间是 7 天、15 天、20 天、30 天不等；远亲去世，放假时间是 1 至 5 天；自己的授课老师去世，放假时间是 3 天；适逢亲人忌日，放假 1 天。（唐代《假宁令》）
冠假：冠假即为加冠之礼而专门设定的假期。古时候，男子到二十岁后，都要举行加冠之礼，以表示自己告别了童年，已长大成人。在唐代，不仅自己在举行加冠之礼时可以享受冠假，而且其五服之内的亲属举行加冠之礼时，也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只是在休假时间上有所区别。（唐代《假宁令》）
寒衣假：9月份左右有15天备制寒衣假，也称授衣假。《诗经·豳风·七月》中写到：七月流火，八月未央，九月授衣。这时放假是因为天气逐渐变冷，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以便更好地迎接冬天的到来。（唐代《学令》）
除各种法定的假期外，唐代的官员还可以视各种特殊情况临时请假。但请假要有一定的限度。《唐六典》中说，如果有事请假，京官“职事三品以上给三日，五品以上给十日” ，且在一个月之内，不能请两次事假。若有病请假，假期可以延长，但也要有限度，即连续请假不得长达一百天，否则就解除其职务。
唐代的休假制度比较宽松，婚假、丧假、探亲假等已十分完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伦理道德的遵行和对人性的尊重。
宋：假期最多的朝代！
宋朝官员宴饮休闲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节日最多的朝代，逢节必休，更有“黄金周”，如元旦、寒食、冬至各7天假，圣节、上元、中元、夏至、腊月各3天假，合计每年假期有120多天。大大小小的假期加起来，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都在休假……需要注意的是，宋代时，老子寿辰、佛诞的假日取缔了，只剩下皇帝的生日可以放假。
假期一多，最高兴的当然是“公务员”队伍中的文人。如苏轼借着“黄金周”长假，留下许多千古绝句。《赤壁赋》第一句，就点出了写作时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七月半是中元节，苏轼趁此假期去泛舟赤壁，好不乐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千古名篇就此流传。
唐宋两代，文学成就斐然。某种程度而言，两朝相对成熟、宽松的休假制度也给文人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不过，宋代过于宽松的休假制度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吏政松懈。
元：上朝多好！放假，要啥自行车？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元代建立后，或许是因为曾经严酷的生活环境，统治者认为给朝廷工作就是一种放松，不属于劳动的范畴。再加上之前宋代政府冗员太多，造成吏政涣散。元代皇帝怕重蹈覆辙，于是休假几乎没有了，全年也只休息16天而已。
明：宝宝想哭！老板是个工作狂！
朱元璋
明代初期，比元代也好不了多少。据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工作狂”，所以明代官员每年只有18天假期，分别是元旦5日，冬至3日，元宵节10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像朱元璋那般“沉迷工作”。朱元璋死后，明代的皇帝顺应官员的申请，“被迫”答应增加假期，增加3天月假，加上原来的18天，每年休假有50多天。
清：确立星期天为公休日的休假制度
清朝前期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休假制度，后来朝廷把常规休假和元旦、冬至、元宵三节的假日合并到一起。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西方国家影响，把星期天作为公休日，逐渐确立了星期天为公休日的休假制度，并且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常来说，不管哪朝哪代，休假制度都与当时的生产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一直是中国人对待学习和工作的态度。如今，尤其对在大城市打拼亦或是在基层锻炼的年轻人而言，加班加点几乎不可避免。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但休息为了明天更持久地奋斗——如果能效仿一下唐宋两代，多来几个“莫名其妙”的假期，青年君绝对有底气代表大家：举双手赞成！
参考资料：张美侨《沉郁与欢娱：唐长安节假日里的佛、道之争》、程亮明《唐代官员的休假制度研究》、程超《古代的休假制度》及网络资料。
来源：千龙网
上夜班职工有没有高温费？坐办公室职工有没有高温费？是否办公室安装了空调就不需支付高温费？还有的职工“一半时间在露天”工作，该不该发高温费？如果职工当月有请假的情况，能否扣除请假当天的高上夜班职工有没有高温费？坐办公室职工有没有高温费？是否办公室安装了空调就不需支付高温费？还有的职工“一半时间在露天”工作，该不该发高温费？如果职工当月有请假的情况，能否扣除请假当天的高温费呢……今天，小编为您一一解答！
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费是一回事么？
很多人易将防暑降温费与高温津贴混为一谈，但严格意义上来说，防暑降温费并不等同于高温津贴。
高温津贴是对劳动者在夏季高温环境下作业付出的超常劳动消耗的一种额外补偿。支付高温津贴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除了高温津贴，夏天还有一种福利叫防暑降温费。防暑降温费属于职工福利。如果劳动者不是高温作业，不符合高温津贴的领取政策，夏季仍领到了降温费或降温实物，那就说明公司的福利待遇比较好。防暑降温费是否支付以及支付的标准均由用人单位在规章制度、集体合同或劳动合同中规定或约定。
在《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明确向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作为用人单位的义务后，一些省份取消了之前的防暑降温费，取而代之的是高温津贴。
一般情况下，非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在夏季工作并不能当然获得防暑降温费，而对于有明确规定的地区如天津，从事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除可以享受高温津贴外，仍可以享有防暑降温费；非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亦可以享有防暑降温费。
实际上，高温津贴的发放不以白班或夜班为界限。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均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因此，如果上夜班，工作场所的温度并没有降到33℃以下，劳动者就应该拿到高温津贴。
除了露天工作外，企业对坐办公室或室内作业的职工，也可能需要支付高温费，当然其前提是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不含33℃）。
有人说，企业如果安装了空调，就不需支付高温津贴了。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是这样，但如确有证据表明工作场所尽管安装了空调，但是仍未将温度降低到33℃以下（不含33℃），企业仍需支付高温津贴。
根据生活常识和经验法则可知，如果工作场所未安装空调，结合上海的气候特点，很难在每年6月至9月将温度降低到33℃以下，所以当双方发生争议，应由企业对于已经采取措施将温度降低到33℃以下进行举证，否则企业将承担不利后果。
反之，如果工作场所已安装空调，一般来说可以将温度控制在33℃以下。当双方发生争议后，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企业能够举证证明工作场所已安装空调，如提供车间内部场景及室外照片，显示车间内有空调出风口，室外有空调外机等，就应由劳动者就其工作场所温度高于33℃进行举证，否则劳动者将承担不利后果。
有的企业工作场所面积较大，只有少量空调设备，实际难以保证劳动者所在工作区域温度降低到33℃以下，同时也未有支付高温费，有的劳动者就到上级有关部门甚至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经有关部门查实确属工作场所温度高于33℃的，劳动者也可要求企业支付高温费。
另外，对于一些具有高温性质的岗位，还有原劳动部曾经规定的高温作业工种等特殊性质的岗位，按生活经验判断，即使安装了空调，工作岗位的温度也难以降低到33℃以下。如果双方发生争议，应由企业对于已经采取措施将温度降低到33℃以下（不含33℃）进行举证，否则企业也将承担不利后果。
还有些劳动者说自己的工作“一半在露天”，该不该发高温费？这类人员如何发放高温津贴也往往会给用人单位带来困惑。
由于一些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对哪些岗位可以享受高温津贴看法不一，各单位的情况也存在着不小差异。上海市曾明文规定：对于劳动者工作场所的性质难以确定的特殊情况，企业应结合实际，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等形式，合理制定发放办法。
但需指出的是，如果职工的工作岗位，在企业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被设定为高温岗位的，就应全额发放高温费，而不能只发“一半高温费”；如果职工的工作岗位，在企业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未被设定为高温岗位，但是按照企业的规章制度支付一定数额的高温费的，按企业的规章制度执行。
当然企业设定的应支付高温费的岗位应当合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半露天”工作的职工，只要其岗位职责表明，必要时需露天作业的，职工支付高温费的请求往往也会得到支持。如有的保安尽管大部分时间在室内工作，但是根据工作守则规定，每天有一个小时必须到室外巡逻的，法院也可能支持其高温费的请求。
至于日常坐办公室的职工经常外出开会或办事，尽管路上也会遭遇高温侵袭，但毕竟不是在露天工作，是否应支付高温费，一般可按企业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执行。
还有的用人单位问，如果劳动者当月有请假的情况，能否扣除请假当天的高温费呢？
高温津贴是为保障企业职工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身体健康，针对炎夏季节高温条件下从事经济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职工发放的特殊补贴。
如果劳动者在依法享受婚假、丧假、探亲假、病假以及事假等假期期间，用人单位可按月平均工作日21.75天折算后，扣发当天的高温津贴。如果职工每月高温费300元的话，缺勤1天，公司可以扣除他13.79元。从理论上讲，企业如此操作无可厚非。
当然，如果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中将高温费列入婚假、丧假、探亲假或病假等工资计算基数的，那么职工请婚假、丧假、探亲假或病假等，也不能扣除高温费。
另外，高温费尽管列入工资总额，但是毕竟带有福利的特点，即不以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为对价。也许有的职工会说：“我请一天假你就扣除我13.79元高温费，我加一天班你怎么不增加我13.79元高温费呢？”
所以建议用人单位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相应的规则。比如当月休假多少天以上的，单位可以扣除相应的高温费。如果劳动者当月休假未超过规定天数的，用人单位还是全额发放高温费为宜。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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