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最新标准及裁判规则梳理
《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 【寻衅滋事罪】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量刑档次（两档）：
（一）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2）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二）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
行为标准（三种类型）：
（一）无事生非型：行为人为寻求刺激 、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的。
（二）小题大做型：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 ，借故生非的。（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
（三）拒不改正型：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
情节标准（四种表现形式）：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2）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3）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4）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5）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6）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7）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以“异教徒”、“宗教叛徒”等为由，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扰乱社会秩序，情节恶劣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2）持凶器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3）追逐、拦截、辱骂、恐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4）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5）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6）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2）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的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4）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5）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公共场所是指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多次”一般应当理解为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三次以上（包括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可折抵）。二年内多次实施不同种类寻衅滋事行为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升档标准：
纠集他人三次以上实施寻衅滋事犯罪，未经处理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每次实施的寻衅滋事行为均构成犯罪 。
二是每次寻衅滋事行为未经处理，包括行政处理和刑事处理。
三是多次寻衅滋事行为的时间跨度，只要未超过法定的追诉时限期限，均可计入。
免刑从轻标准：
行为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或者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上海标准（几种特殊情形的认定）：
（一）符合以下情形之一并致一人以上轻微伤的，属于“随意殴打他人”的“其他情形恶劣的情形”：
（1）随意殴打多人的；
（2）聚众殴打他人的；
（3）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千元以上的；
（4）两次随意殴打他人的；
（5）因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抢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妨碍公务等违法犯罪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受到行政处罚两年内，又实施随意殴打他人行为的。
（二）符合以下情形之一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属于“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1）追逐、拦截、辱骂、恐吓多人的；
（2）聚众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
（3）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千元以上的；
（4）因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抢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妨碍公务等违法犯罪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受到行政处罚两年内，又实施追逐、拦截、辱骂、恐吓行为的。
（三）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五百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且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1）针对多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
（2）聚众持凶器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
（3）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4）因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抢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妨碍公务等违法犯罪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受到行政处罚后两年内，又实施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行为的。
（四）具有《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两种以上行为，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致一人以上轻微伤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百元以上的；
（3）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五） 聚众寻衅滋事未遂，情节恶劣的，对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应定罪入刑，但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聚众寻衅滋事预备，情节恶劣的，对组织者应当定罪入刑，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六）《解释》中的“持凶器”是指行为人为寻衅滋事携带凶器的情形。这里的“凶器”是指各种枪支、刀具、棍棒、砖块等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
一、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故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第一条的规定，
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
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
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部分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海检察院起诉沈某某故意毁坏财物案等有关司法解释、指导意见和案例，似乎也要求构成寻衅滋事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借故生非等主观动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随意殴打其他未成年人、多次对其他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部分第4条：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寻衅滋事罪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人实施寻衅滋事的行为时，客观上也可能表现为强拿硬要公私财物的特征。这种强拿硬要的行为与抢劫罪的区别在于：前者行为人主观上还具有逞强好胜和通过强拿硬要来填补其精神空虚等目的，后者行为人一般只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前者行为人客观上一般不以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方法强拿硬要财物，而后者行为人则以暴力、胁迫等方式作为劫取他人财物的手段。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人使用或威胁使用轻微暴力强抢少量财物的行为，一般不宜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特征的，可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上海检察院起诉沈某某故意毁坏财物案：行为人出于教训被害人的目的毁坏被害人财物，因主观上不具备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目的，客观上侵害对象具有特定性，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应定性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并以实际造成的损失认定犯罪数额。
增城人民法院审理何某某与宋某某、林宇杰、罗俊杰、刘某某寻衅滋事案：行为人随意殴打被害人致其轻伤并对被害人的车辆进行打砸，基于行为人打人、砸车的行为均出于发泄情绪的目的，行为本质属于滋事，不宜对行为人以故意伤害罪及故意毁坏财物罪进行并罚，应将前后两个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不过，无论“寻衅”还是“滋事”，都是单方的积极行为，如“随意殴打他人”，可能是因为生活琐事，也可能是无缘由地肆意挑衅，无事生非。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所列举规定的四种情形均体现了这一点。寻衅滋事的单方积极性，是相对于受害对象的被动性而言的，双方所处的状态是一方积极主动，另一方消极被动。如果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这种特征，则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刑事审判参考》第507号案例）。而且，即使认为认定寻衅滋事犯罪需要“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主观动机，也应把类似基于“与他人肢体碰撞、言语不和”等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而实施“殴打”“夺取”等行为作为“反应过度、小题大做、借题发挥”评价为寻衅滋事的“主观动机”之内。《两高解释》第一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刑事审判参考》第1026号案例的要旨都说明、印证了这一点。
二、寻衅滋事罪的四种类型
根据刑法的规定，寻衅滋事罪主要包括四种类型：随意殴打他人型、追拦辱骂恐吓型、强拿强占任意毁损型和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型。
（一）随意殴打他人型
根据《两高解释》第二条的规定，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
（一）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
（二）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三）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
（四）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
（五）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七）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实践中，比较困难的是如何区分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
张明楷老师认为，寻衅滋事罪中的“随意殴打他人”中的“随意”，一般意味着即使按照犯罪人的理性，殴打行为也不具有可以被一般人“理解”、“接受”的原因与动机。从行为人角度而言，随意，意味着行为人殴打他人没有任何自我控制。殴打行为是否随意，并不是一种纯主观的判断，而是基于客观事实作出的判断。客观上殴打的次数越多，遭受殴打的人数越多，被判断为“随意殴打”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一般人的“理解”、“接受”不是单纯以行为人的动机作为判断资料，而是必然同时考虑其他相关要素。所以，“随意”的判断具有相对性。例如，行为人虽然只是殴打他人一次，但殴打的原因是他人对行为人提出了良好的建议。对此应评价为随意殴打，因为即使站在行为人的立场，也会认为殴打的原因不可思议。再如，数人中只有一人作出了对行为人不利的举动，而行为人却殴打了在场的数人。对此也应评价为随意殴打，因为行为人殴打无辜数人的行为，不能被一般人“理解”、“接受”。反之，行为人殴打他人七八次，殴打的原因是他人讽刺了行为人的举动。即使殴打的原因本身或许可以被一般人“理解”，但殴打的次数不能被一般人“理解”。所以，随意并非单纯的主观要素，而是基于客观事实作出的判断。
所以，张明楷老师认为，随意殴打他人致人轻伤的行为，完全可能既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也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对此，按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即可。例如，马某与王某在小公共汽车上因买票问题与售票员肖先生发生口角。两人将肖先生拳打脚踢后仍不解气，下车后购买了 3 把西瓜刀，纠集另一同伙一起持刀找到正在打电话的肖先生，将其砍成轻伤，造成经济损失4700 多元。第一种意见认为，马某的行为仅仅是一种寻衅滋事的行为。他随意殴打肖先生，致其轻伤，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特征。第二种意见认为，马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因为马某殴打的对象明确，并非针对不特定多数人。两种观点都是从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而言的，前者抓住随意性的特征，后者抓住并非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事实，但都难以说服对方。其实，马某的行为既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特征，也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作为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刑法理论和实践一般认为，寻衅滋事过程中殴打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一般应定故意伤害罪，值得指出的是，寻衅滋事“随意殴打他人”的，亦有可能演变为故意杀人，尤其是间接故意杀人，如属此种情形，则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二人以上共同寻衅滋事随意殴打他人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对直接致人重伤、死亡的行为人，应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对其他参与殴打的人是否应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应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关键是要看各行为人之间在共同殴打过程中所形成的临时共同故意中是否包含伤害的内容以及他们各自的行为与被害人的重伤、死亡是否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如果这两方面条件都满足，就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共犯论处，反之，就只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刑事审判参考》第225号案例）
这其实也牵涉出一个问题：主观动机对认定寻衅滋事犯罪真的重要吗？因为，实务中，当行为人故意造成被害人重伤害或死亡的危害结果时，司法人员几乎不可能讨论案件中行为人犯罪的动机。而当行为人造成的危害结果是轻伤害或者轻微伤时，司法人员却又去探究行为人的犯罪动机以区分两个罪名。这就不免会产生以下疑问：成立寻衅滋事罪到底是否要求行为人具有犯罪动机（主要是流氓动机）？
司法实务中，有认为对于事出有因的殴打他人行为，如果起因是与他人肢体碰撞、言语不和等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属于小题大做、借题发挥的寻衅滋事，除非该矛盾是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即以认定寻衅滋事为原则，不认定为例外。如果起因是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行为人并非“寻衅”而是基于积怨殴打他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行为人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拒不改正，继续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的，可认定为“寻衅滋事”，即以不认定寻衅滋事为原则，认定为例外。
作案对象不特定的，一般构成寻衅滋事；作案对象特定的，既可能构成寻衅滋事，也可能构成其他犯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医疗纠纷引发的殴打他人案件为例，如果行为人殴打对象是为其治疗的医务人员，或者是其误认为参与治疗的医务人员，作案对象相对特定，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若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殴打医务人员，破坏公共场所秩序的，才可构成“寻衅滋事”。如果行为人进入医疗机构后不加区分，见医务人员就动手殴打，作案对象具有随意性，“滋事”的故意十分明显，则应认定为“寻衅滋事”。（《刑事审判参考》第1026号案例）
（二）追拦辱骂恐吓型
根据《两高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节恶劣”：
（一）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二）持凶器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
（三）追逐、拦截、辱骂、恐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五）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
（六）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实践中，需注意把握辱骂他人类型的寻衅滋事罪与侮辱等罪的关系。
按照张明楷老师的观点，辱骂他人造成严重结果，完全可能既符合侮辱罪或者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也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同样，侮辱罪的成立不要求出于特定动机，故出于流氓动机侮辱他人的，也可以成立侮辱罪。反之，不具有流氓动机而辱骂他人，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成立寻衅滋事罪。所以，当辱骂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同时触犯寻衅滋事罪与侮辱罪时，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原则从一重罪即可，不必在两者之间寻找所谓关键区别。例如，2003 年 8、9 月份，涉嫌强奸犯罪的嫌疑人张某在某县看守所第四监舍羁押期间，强迫同舍的李某吃屎、喝尿、舔刘某屁股，逼迫李某头朝下倒立在厕所里张开嘴，让同监舍的人往其嘴里撒尿，玩“倒栽葱”游戏，并让同舍的人用小绳拴住了李某生殖器拉着圆圈转，戏称“ 放羊娃”。且多次随意用沾水的鞋底殴打李某和同监舍其他人员。对本案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在看守所的行为只构成侮辱罪，理由是看守所不属于公共场所，且张某殴打同舍人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强迫同舍其他人受其侮辱，故属牵连犯，只应定侮辱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在看守所的行为构成侮辱罪和破坏监管秩序罪。因为破坏监管秩序罪指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有法定破坏监管秩序的情形之一，情节严重的行为。第三种意见认为其在看守所的行为构成侮辱罪和寻衅滋事罪。
倘若不是看重寻衅滋事罪与相关犯罪之间的似是而非的区别，而是注重判断行为符合何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容易得出合理结论的。其一，张某虽然以暴力手段侮辱李某，但并没有辱骂他人，所以，该行为触犯了侮辱罪，但并没有触犯辱骂他人类型的寻衅滋事罪。其二，张某多次随意用沾水的鞋底殴打李某和同监舍其他人员的行为，既触犯了寻衅滋事罪，也触犯了破坏监管秩序罪。因为监狱、看守所也是多数人生活的场所，不能将其秩序排除在社会秩序之外。由于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重于破坏监管秩序罪的法定刑，故对该行为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其三，以暴力手段侮辱李某的行为，与多次随意用沾水的鞋底殴打李某和同监舍其他人员的行为，明显属于两个性质不同的行为，应当实行数罪并罚。结局，对于张某的行为应以侮辱罪与寻衅滋事罪实行数罪并罚。
（三）强拿强占任意毁损型
根据《两高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
（二）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的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五）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强拿硬要，是违背他人意志强行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既可以表现为夺取财物，也可以表现为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对其中的财物宜作广义解释，即包括财产性利益。例如，乘坐出租车后，迫使对方不收受出租费用的行为，也宜解释为强拿硬要行为。强拿硬要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不需要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
损毁财物，是指使公私财物的使用价值减少或者丧失的一切行为。任意与随意的意义相近，但其程度低于随意的要求，侧重于说明行为不具有合法根据与理由。就损毁财物而言，任意，意味着行为违背被害人的意志。
占用公私财物，是指不当、非法使用公私财物的一切行为。“任意”不仅是对损毁公私财物的限制，也是对占用公私财物的限制。占用公私财物的行为必须具有不正当性，但并不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实践中，需要正常处理：
1.寻衅滋事罪与敲诈勒索、抢劫罪的关系。
按照张明楷老师的观点：强拿硬要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完全可能既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也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对此，宜按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对于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的关系，也应当作上述理解与区分。
例如，苏某与同伴杨某酒后来到一加油站内，由杨某持刀在站长室门口“ 放哨”，苏某闯入站长室内，无故殴打站长李先生，致李站长轻微伤。当苏某强行拿走李站长手机时，同伴杨某通知他警察即将赶到，苏某将手机还给了李站长，并一直等到警察出现。第一种意见认为，苏某、杨某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因为苏某殴打李站长，以暴力手段夺取李站长的手机，只因警察及时赶到，才没能得逞，所以，应是抢劫未遂。第二种意见认为，苏某、杨某的行为应定性为寻衅滋事罪。苏某犯罪的动机不在谋财而在滋事，寻求的并非财物而是刺激。可是，苏某明明强行拿走李站长的手机，手机就是财物，怎么能认为苏某“不在谋财”、“ 寻求的并非财物”呢？如果苏某、杨某的暴力行为达到了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当然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但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也完全可能符合强拿硬要类型的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所以，应当认为，苏某、杨某的行为同时符合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宜从一重罪论处。
总之，对于以暴力、胁迫手段强取他人财物的，首先判断是否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如若不符合，再判断是否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如仍得出否定结论，还需判断是否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例如，2002 年 12 月 29 日，马某用机动三轮车拉木材（属乱砍滥伐木材），被林站工作人员发现，对其罚款 300 元。马某怀疑系村民曹某举报所致，于第二天纠集数人到曹某家里殴打曹某，并向曹某索要 500 元钱，补偿损失。曹某无钱，被继续殴打，无奈借钱 300 元，交给马某后，马某才带人离去，临走时，威胁曹某不许报案。显然，如果本案马某的暴力、威胁行为没有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则不能认定为抢劫罪。而由于马某敲诈勒索的数额没有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也不成立敲诈勒索罪。但是，将马某的行为评价为强拿硬要情节恶劣，故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不过，实践中，法官似乎仍然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例如：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审理项某寻衅滋事案。法官认为，行为人吸食冰毒后为寻找刺激狂砸警车，并在他人指责的情况下砸坏公共场所其他财物的，其行为指定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且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已超出故意毁坏财物的评价范围，应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审理唐某寻衅滋事罪案。法官认为，对于持刀当街砸车的行为的定性应从主观心态、犯罪的起因、犯罪对象的选择、犯罪所处的环境等方面进行判断，在与被害人发生摩擦的情况下行为人于傍晚基于暴力威慑，针对素昧相识的被害人实施持刀砸车的，不仅仅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利益，还损害了社会安定，该行为应定性为寻衅滋事罪。（
出于教训、报复他人的目的，使用轻微暴力强拿硬要财物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其暴力强度并未超出寻衅滋事罪所涵括的程度，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以寻衅滋事罪定罪评价更为客观和准确。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人在随意殴打、强拿硬要或任意毁损公私财物时，一般不隐瞒自己身份，通常还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其最终或者说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精神刺激，炫耀自己的威能，故此类案件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比较轻微，司法机关查处起来也较容易。但抢劫罪的行为人则往往对被害人隐瞒身份，通常选择陌生人作为作案对象，给被害人造成的人身伤害也往往较为严重，侦破查处起来也更加困难。因此，正确区分抢劫罪和寻衅滋事罪，不仅要考量其犯罪构成的迥异，在行为性质不甚明确时，还要依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凭借社会一般观念，权衡一下行为人应受处罚的轻重和处刑后可能会产生的社会效果，以期最终准确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和罪名。（《刑事审判参考》第517号案例）
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以轻微暴力强索他人少量财物的行为，如果没有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后果或者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社会秩序等其他后果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社会危害大，确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也要控制抢劫罪的适用，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特征的，尽量选择适用寻衅滋事罪。（《刑事审判参考》第1002号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一般也不认为是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随意殴打其他未成年人、多次对其他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2.寻衅滋事罪与聚众哄抢罪的关系。
行为人不以聚众方式强拿硬要、任意占用他人财物的，当然不可能成立聚众哄抢罪；反之，行为人以聚众方式强拿硬要、任意占用他人财物的，完全可能同时符合寻衅滋事罪与聚众哄抢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以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张明楷）
3.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关系。
任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既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也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不能认为，“任意”损毁公私财物的，不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因为成立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并不以“非任意”为要件。也不能认为，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不成立寻衅滋事罪；因为任意损毁数额较小财物的行为可能成立寻衅滋事罪，任意损毁数额较大财物的，更能成立寻衅滋事罪。所以，当任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同时触犯上述两罪时，司法机关的任务，不是在两罪之间找出区别，而是以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例如，在公路收费站，乙驾驶的汽车与甲驾驶的汽车抢道，甲即大发雷霆，过了收费站便将乙的汽车拦下，并用随车携带的工具砸碎乙车的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失（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数额标准）。倘若以甲的行为是否指向特定的人与物、主观上是否出于耍威风、逞意气的动机为标准，区分甲的行为是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还是构成寻衅滋事罪，是缺乏说服力的。本文认为，应认定甲的行为同时触犯上述两罪，宜从一重罪论处。（张明楷）
实践中，行为人在派出所外对警车进行打砸，并踢玩警灯取乐的，该行为系任意毁坏财物并起哄的行为，基于此行为扰乱社会秩序，且主观上具有滋事的目的，以寻衅滋事罪论处，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雷友全等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妨害公务、寻衅滋事案。
（四）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型
根据《两高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起哄闹事，是指用语言、举动等方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使公共场所的活动不能顺利进行，或者说，妨碍不特定或多数人在公共场所的有序活动。起哄闹事行为，应是具有煽动性、蔓延性、扩展性的行为，而不是单纯影响公共场所局部活动的行为。例如，甲与乙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因为争座位而相互斗殴的行为，不能评价为起哄闹事的行为。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数人共同起哄闹事，但本罪的成立并不以数人共同实施为前提。换言之，起哄闹事类型的寻衅滋事罪，并不是必要的共犯。
对起哄闹事行为是否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判断，应以行为时的全部具体状态为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场所活动的重要程度、进入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活动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是判断行为是否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重要资料。例如，行为人是在公共活动开始时起哄闹事，还是在公共活动结束时起哄闹事，行为是导致公共场所的少数人不能从事正常活动，还是导致公共场所的多数人不能或者难以从事正常活动，对于判断结论会有重大影响。（张明楷）
实践中，应注意正确处理寻衅滋事罪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关系。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既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也可能成立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虽然可以认为，是否聚众是该两罪之间的重要区别。可是，起哄闹事类型的寻衅滋事罪，既可以一个人单独实施，也可能以聚众方式共同实施。当行为人以聚众方式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时，“是否聚众”便不再是两罪之间的区别。所以，司法机关面对具体案件时，依然要首先判断行为是否符合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再判断行为是否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如只能对其中之一得出肯定结论，则以该罪论处；如对两者都得出肯定结论，则从一重罪论处。（张明楷）
三、共同犯罪、数罪并罚、想象竞合及其他
1.多次未处理
《两高解释》第六条纠集他人三次以上实施寻衅滋事犯罪，未经处理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2.择一重罪处罚
《两高解释》第七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同时符合寻衅滋事罪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抢夺罪、抢劫罪等罪的构成要件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犯罪，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的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规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公安部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部分第（五）项 编造以发生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劫持航空器威胁、重大灾情、重大疫情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为内容的虚假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虚假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他人在信息网络上散布，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同时构成寻衅滋事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八）项 以“异教徒”、“宗教叛徒”等为由，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扰乱社会秩序，情节恶劣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3.共同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为其提供资金、场所、技术支持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4.从轻处罚
《两高解释》第八条行为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或者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5.专家观点
张明楷：刑法第 293 条的规定具有明显的补充性质。
第一，寻衅滋事罪的成立，不以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为前提。
第二，只要行为成立其他犯罪的，原则上应以其他犯罪论处。不过，寻衅滋事罪虽然在罪名的设置上具有补充性，但并不意味着刑法第 293 条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也以犯罪论处。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重于故意轻伤、敲诈勒索罪、盗窃罪的基本法定刑。于是，不排除在一行为同时触犯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盗窃等罪的情况下，以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例如，行为人甲随意殴打他人三次，其中最后一次致人轻伤。倘若将最后一次行为独立地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前两次行为可能不成立随意殴打类型的寻衅滋事罪，于是，对甲只能适用故意轻伤的法定刑（最高刑为 3 年有期徒刑）。倘若将甲的三次行为评价为随意殴打类型的寻衅滋事罪，则可以适用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最高刑为 5 年有期徒刑）。显然，后一种处理有利于罪刑均衡。
第三，当行为人实施的多次行为，不仅触犯故意伤害、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罪，而且另触犯了寻衅滋事罪时，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例如，当行为人的多次行为中，一次触犯了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之外的其他行为依然符合“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要件时，对于行为人应以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实行数罪并罚。这是由前两个结论导出的当然结论。
对于很多无法用具体法定概念囊括的违法行为，我国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寻衅滋事”。这个罪名一般是指在公共场合无事生非打架、肆意挑衅闹事的行为。
寻衅滋事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是什么
前端时间网上热度很多的唐山打人事件就被定性为寻衅滋事，殴打他人。那么是不是寻衅滋事的案件覆盖范围很广，只要司法机关像定罪就可以用这个呢？当然不是的。寻衅滋事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有严格的规定。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寻衅滋事行为包括以下几种：
（一）结伙斗殴的：
一般这种行为的目的是私仇宿怨等，并且是要求群架；
（二）追逐、拦截他人：
目的是取乐、寻求精神刺激，无故追逐他人或者拦截异性的行为；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
指以蛮不讲理手段，强行索要他人商品财物，或者随心所欲损坏占用公私财物的行为；
（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这个比较宽泛，但是基础要求就是破坏公共秩序，并且大部分发生在公共场所。
一般来说，寻衅滋事都是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罚款或者拘留，但是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也可能会被刑事立案：
1、在两年内实施三次以上寻衅滋事行为的。
2、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一人以上轻伤或三人以上轻微伤的，持械随意殴打他人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3、追逐、拦截、辱骂他人、致使他人无法正常生活、工作，或者造成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4、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或者任意占用公私财物三次以上的。
5、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寻衅滋事的立案标准就是上面的五种情况，一般来说情节严重的寻衅滋事，其刑期越久。例如寻衅滋事致人轻伤，轻伤一人是一年六个月的刑期，每多加一个人轻伤，刑期多加六个月到一年。那么以上就是寻衅滋事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了，大家有什么看法或者意见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击下方，即刻咨询法律问题
文/肖辉 （最高人民法院）
载《人民司法》
.......(略)笔者结合实践中的几个典型案例，从传统寻衅滋事犯罪、网络寻衅滋事犯罪两个角度谈一下实践中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
一、关于传统寻衅滋事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规定的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一个罪名，1997年刑法首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概念，2001年刑法修正案（八）又对之进行了修订，予以进一步完善。为在实践中准确适用该罪名，2013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寻衅滋事解释》），对传统寻衅滋事犯罪的四种类型包括随意殴打型、追逐辱骂型、强拿损毁型以及起哄闹事型进行了详细规定。寻衅滋事罪是常见多发的一种犯罪类型，理论界因刑法对寻衅滋事犯罪的行为方式采取了相对宽泛的措辞，认为存在着定罪模糊、难以操作、自由裁量空间大等问题。严格把握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准确适用法律，避免寻衅滋事罪成为“口袋罪”，始终是实务界追求的目标。笔者从寻衅滋事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等罪名的界限这几个方面，谈一下传统寻衅滋事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寻衅滋事行为人的主观心态
《寻衅滋事解释》第1条对寻衅滋事的认定作了一般性的规定，其中第1款规定的是无事生非型寻衅滋事，即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规定的四种行为方式时，构成寻衅滋事罪。第2款规定的是小题大做型寻衅滋事，即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规定的四种行为方式时，构成寻衅滋事罪。
前一种无事生非型，行为人一般是出于耍威取乐的动机，为了填补精神空虚，寻求精神刺激，在没有任何前因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行为人酒后实施犯罪的情况比较常见。如张稳财、安国虎寻衅滋事案，二人酒后无故踢倒防疫卡点的警示锥筒，并在防疫执勤人员询问后，拿刀恐吓、辱骂执勤人，二人的行为就属于典型的无事生非型。但实践中更多的行为人是属于借故生非型，即因日常生活中的摩擦或琐事，借题发挥。这种行为人往往辩解事出有因，《寻衅滋事解释》特别规定对于矛盾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此时，辨别行为人作案的起因是定罪的关键。如常仁尧寻衅滋事案，此案曾在网络上引发广泛的热议，关于常仁尧是否曾受到老师的体罚，在20多年后殴打老师是否属于小题大做，其将殴打老师的视频散布在网络上的行为是否有违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网友都曾有争论。在调查中未发现有充分证据证明老师对常仁尧的教育方式明显不当，即使常仁尧对老师的教育方式不认同，也不能成为其随意辱骂、殴打老师并在网络上予以炫耀的理由。常仁尧的行为确实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有违公序良俗，对其定寻衅滋事罪是妥当的。
（二）关于随意殴打他人的理解，即准确区分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的界限
随意的字面意思是随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殴打他人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必要条件在于殴打行为的随意性。笔者认为，认定随意，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要看殴打他人的动机是何原因，殴打的对象是否带有选择性，是否有逞强斗狠、寻求刺激、发泄情绪的心理；客观上要看殴打他人的过程中，是否对时间、地点有所选择，打击部位的强度，打击使用的工具，言语上是否带有辱骂和威胁性。
实践中，定性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的不同。首先，两罪侵害的客体不同。寻衅滋事罪侵害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中的公共秩序。殴打型的寻衅滋事是通过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进而侵害社会秩序，行为人的行为更多地是侵犯了与社会秩序相关联的法益，比如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通常会引起围观、报警甚至对周围人造成伤害，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引发恐慌，在案发当地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而故意伤害罪侵害的客体是公民人身权利中的身体健康权。其次，行为方式不同。寻衅滋事罪是随意殴打他人，殴打的一般是不特定的对象，随机偶遇、琐事争执、一言不合出手打人，其行为指向的是不特定的对象。故意伤害罪是故意殴打他人，殴打的则一般是特定的对象，矛盾久远、关系特殊（邻居或亲属）、时常争吵、借机打人，则多半是故意伤害罪。但需注意的是，有的情况下对特定对象随意殴打，情节恶劣的，同样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再次，犯罪手段不同。寻衅滋事罪中随意殴打他人实施的行为一般持续的时间较长，殴打次数比较多，造成的影响比较大，多存在胁迫被害人道歉，甚至要求被害人下跪、故意为难被害人等情节。故意伤害罪则多以损害他人身体健康为目的，以破坏他人的肢体、器官、组织完整和正常机能为追求，多存在提前准备棍棒、匕首、道具的情形，殴打时间持续较短，手段比较凶残，殴打部位也是身体的重要部位。最后，造成的后果不同。寻衅滋事罪不要求被害人达到轻伤以上的后果，故意伤害罪要求被害人的伤情达到轻伤以上。
王小军寻衅滋事案中，王小军借酒滋事，仅因一名防疫执勤人员劝解其疫情期间尽量不要聚餐，就在检疫卡点无故殴打多名执勤人员，其行为就符合典型的随意殴打他人，且严重影响了防疫期间的公共秩序。常仁尧寻衅滋事案中，虽然常仁尧殴打的对象是特定的，侵害了被害人即常仁尧老师的健康权，但其殴打行为更多是侮辱性的，包括扇耳光、言语辱骂等，并未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此外，常仁尧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不仅引发现场群众围观，而且通过网络传播视频的方式，严重影响了被害人及家人的工作生活，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其行为更多的是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
（三）关于寻衅滋事罪和妨害公务罪的界限
疫情期间，辱骂、殴打防疫执勤人员，损毁防疫设施，无端滋扰防疫卡点的现象偶有发生，这种行为妨害疫情期间的公共管理秩序，影响执勤工作人员的工作秩序，定性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两罪虽然都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但侵害的客体有所不同。妨害公务罪侵害的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的正常秩序，而寻衅滋事罪侵害的是公共秩序，范围相对要宽泛。其次，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不同。妨害公务的行为人目的是让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正常履行公务行为，而寻衅滋事的行为人一般出于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心理。最后，犯罪手段不同。妨害公务罪主要是暴力、威胁的手段，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则更广泛，不仅包括殴打、辱骂、恐吓等暴力、威胁的手段，还包括强拿硬要，任意损毁或占用公私财物等行为。
张稳财、安国虎寻衅滋事案中，二被告人虽有踢倒警示锥筒、踢踹防疫卡点帐篷等破坏防疫设施的行为，但并非因拒绝接受检疫、劝返等防疫措施而引发，属于醉酒后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的主观目的。且因案发是凌晨时分，二被告人的行为也没有对防疫卡点的管理秩序造成实质妨害，定性为寻衅滋事罪更为妥当。
二、关于网络寻衅滋事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网络谣言的发展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的，信息网络日益普及，确实极大便利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经济社会也得以快速发展。但伴随而来的是，一些不法分子将信息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平台，有的在信息网络上捏造事实恶意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有的利用社会敏感热点问题，编造虚假信息在网络上散布，误导民众，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有的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负面信息相要挟，索取钱财；还有一些专门从事造谣、炒作、删帖等活动的“网络公关公司”“网络推手”，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提供删帖、发帖等服务。上述违法犯罪活动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场管理秩序。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效规制网络谣言及相关犯罪，2013年9月5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诽谤解释》），明确规定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的认定及处罚问题，为依法惩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寻衅滋事等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该解释对规范网络不法言行，依法惩治网络造谣犯罪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是从法律层面上规范网络造谣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需要关注的是，该解释目的不仅仅在于惩罚网络造谣犯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保护正常合法的网络交流活动，所以在适用时应严格依照法定标准，避免滥用。
《网络诽谤解释》第5条规定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的两种行为方式。第一种是第1款规定的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该款规定主要反映出信息网络的工具性特征。适用时要注意利用信息网络辱骂特定的个人，可能存在寻衅滋事罪和侮辱罪的竞合，本款规定强调的是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同时对社会秩序造成了现实的破坏，如两罪都构成，则依照处罚较重的罪即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第二种是第2款规定的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这种情形在实践中如何把握，有较大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信息网络已经成为公共场所的一种新的形式和载体、如何认定虚假信息、如何理解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及如何区分寻衅滋事罪和诽谤罪。下面结合案例，从这几个方面谈一下笔者的理解。（一）如何理解信息网络已经成为公共场所的一种新的形式和载体
传统的寻衅滋事犯罪是在公共场所实施的犯罪，公共场所是一种现实的空间，是我们身体可以进入的一种空间，包括真实存在的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场所。故《网络诽谤解释》出台后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行为定性为寻衅滋事罪，曾一度引发争议。
笔者认为，首先，要区分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与网络空间内的虚拟犯罪行为。就刑法规定的犯罪而言，有些只能在现实中才可以实施，比如身体接触型的暴力犯罪，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等；有些可以借助网络作为工具实施，比如利用信息网络盗窃、诈骗，会造成现实中被害人财产的损失。这种借助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往往因为传播范围广、速度快、更具隐蔽性等，造成的危害后果更大。就寻衅滋事罪而言，刑法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四种情形，其中第（一）项随意殴打、第（二）项追逐拦截、第（三）项强拿强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等行为是不可能通过信息网络直接实施的，是只有在现实空间才能实施的犯罪。但有的行为如第（二）项中的辱骂恐吓是可以通过网络实施的，如果造成现实中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可以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此外，实践中有在现实中实施的寻衅滋事犯罪，通过信息网络扩大影响后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情形，这种情况社会影响往往更为恶劣。常仁尧寻衅滋事案中，常仁尧拦截、辱骂、殴打其初中时的班主任，不仅引发现场群众的围观，而且常仁尧将录制的视频在信息网络包括多个微信群和朋友圈扩散传播，被众多媒体平台连续报道，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更加可以认定其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
其次，基于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应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寻衅滋事行为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网络的普及，信息网络与人们的生活已经密不可分，成为现实生活的重要延伸和组成部分。网络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虚拟空间，实际上也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网络公共秩序也成为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现实的需要，《网络诽谤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罪。刑法寻衅滋事罪第（四）项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可以看出表述上并不相同，一个是公共秩序，一个是公共场所秩序。可以看出，虽然信息网络具有无可争辩的公共空间的属性，网络秩序也体现出典型的公共秩序特征，但司法解释并没有直接将网络秩序解释为公共场所秩序，也没有直接将网络空间解释为公共场所。《网络诽谤解释》规定为公共秩序，是基于寻衅滋事罪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犯罪，这种适度的扩大解释并未超出法律的规定。司法实践也证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确实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予以定罪处罚。彭某寻衅滋事案中，彭某为谋求个人的不正当利益，伙同他人编造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大量散布，引发网民大量点击、评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共秩序。
最后，虽然《网络诽谤解释》未明确规定信息网络为公共场所，但这种属性已经在现实中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从字面含义来看，公共场所是指属于社会的、公共共有的场所。公共场所既可以包括现实社会真实存在的，当然也可以包括门户网站、面向公众开放的论坛等互联网上开放性的电子信息交流场所。将微博、门户网站等开放性的网络公共平台理解为公共场所，完全符合社会公众的认知。同时基于信息网络的互通性，微信、QQ等较封闭的即时通讯工具上的内容也能非常快速地传递到网络公共平台上。故信息网络作为公共场所，早已随着信息网络与现实社会的紧密程度，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
（二）如何认定网络寻衅滋事犯罪中的虚假信息
《网络诽谤解释》首次定义了虚假信息的概念。谣言并不等同于虚假信息，谣言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定义为没有根据的信息，在《辞海》中定义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从此可看出谣言的特征不在于虚假性，而在于不可靠性及未经证实性。而司法解释中的虚假信息，本质特征在于虚假性，要求有事实和证据证明信息是虚假的，或者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但以普通社会公众来看明显是虚假的。虚假信息一般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虚假信息应该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描述，而不能只是单纯的主观性评论。如果只有对事实的评价性观点，即使评论是带有偏见的，甚至是歪曲了客观事实，也不宜认定为虚假信息。
其次，虚假信息的内容包括全部虚假和部分虚假，其中部分虚假要求对关键性信息进行了篡改，如事件的起因、政府处理的情况。如果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只是对细微末节或者不重要的环节进行了改编，不宜认定为虚假信息。
最后，虚假信息应该与现实生活是有关联的。如果虚假信息与现实没有关联，则必定不会影响到现实的公共秩序，所以一般对于涉及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不实言论，不认定为虚假信息。
如彭某寻衅滋事案中，彭某编造的虚假信息有涉及其工作单位济南某商业银行的，有涉及单位工作人员的，都是编造的具体事实。编造的事实经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查证部分内容是虚假的，另有部分内容是查无实据。
（三）如何认定网络寻衅滋事犯罪中的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寻衅滋事犯罪属于结果犯，要求必须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才可以定罪。现实社会中的公共秩序混乱比较容易认定，如果网络上实施的行为造成现实社会的公共秩序混乱也容易认定，难点在于网络上的公共秩序混乱应如何认定。
首先，从信息传播的范围来看，相关信息需被大量转发、评论、报道，这是虚假信息引起社会公众关注并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前提。如信息被大量转发、评论、报道，并已引发不良社会舆论，可认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常仁尧寻衅滋事案中，常仁尧将殴打、辱骂被害人的视频发布在多个微信群和朋友圈，后信息被广泛扩散，引起众多网络媒体平台连续转发报道。根据统计，11天14个小时就获取舆情信息99648条，其中微博数据总量达76771条，传播受众人数达6.8亿余人次。从网络点击的数据统计来看，本案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传播范围广，足以认定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其次，从信息大量传播造成的后果来看，相关信息被大量转发、评论、报道后，引发相关部门采取一定的措施，对现实空间的公共秩序造成影响，可认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彭某寻衅滋事案中，彭某编造、散布的虚假信息，关系到国家金融机构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公职人员生活作风等事项，不仅被新浪、搜狐、凤凰、网易、腾讯等十余家网络媒体转载报道，网民大量点击、转发及评论，点击量超过千万人次，而且相关政府部门还专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对彭某发布信息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和澄清。从彭某发布信息导致的后果来看，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最后，如信息被及时、有效地删除，未被大量转发、评论、报道，未造成广泛影响的，或者政府部门或其他权威机构仅在发布虚假信息后进行了公开辟谣，均不宜认定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四）应准确定性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谣言的行为
就茅春花诽谤案与彭某寻衅滋事案来看，茅春花因对村里事务不满，利用其新浪账号多次在新浪网上发布捏造事实的帖子，诽谤包括派出所民警、村书记等8名被害人。而彭某因对职级待遇和未能进入领导班子成员心生不满，雇佣网络推手王某见进行网络炒作，彭某将道听途说、主观推测的不实材料交给王某见加工后，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发布虚假信息，内容有涉及单位的，如“济南某商业银行隐瞒涉及金融诈骗案，从而造成银行资产损失近30亿元”，也有涉及特定自然人的，如“丁某某与宗某、王某某与鲁某均有不正当两性关系并生育子女”。从两个被告人的主观心态来看，均因对个人遭遇不满，通过信息网络散布谣言。从两个被告人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谣言的行为来看，比较复杂，谣言内容可能针对的是社会热点的敏感话题，又不可避免地涉及特定的人；谣言的后果可能既影响到社会公共秩序，也一并侵害个人的名誉权。准确定性信息网络上散布谣言的行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根据犯罪对象的根本指向。《网络诽谤解释》第2条规定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罪，是指发布的是诽谤信息；第5条规定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寻衅滋事犯罪，是指编造、散布的是虚假信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其中，诽谤信息是指针对特定自然人而捏造的损害名誉的谣言，虚假信息则是针对不特定多人、集体或针对公共事件而编造的足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谣言。如果谣言针对的不是特定的自然人，而是不特定多人，就符合寻衅滋事罪，反之则符合诽谤罪。同一个谣言，既有指向公共事件的，又不可避免地夹杂特定自然人的，就需要综合行为人的动机和谣言的内容、影响，综合判断其犯罪对象的根本指向，进而准确定性。如彭某散布的虚假信息，虽然有部分文章是针对特定自然人的，但其犯罪的根本指向还是针对其工作的济南某商业银行这个集体。而茅春花的所有诽谤文章，针对的都是特定的自然人。
根据入罪条件的差别。诽谤罪是情节犯，应符合诽谤行为情节严重的入罪条件，包括《网络诽谤解释》规定的被点击、浏览5000次、被转发500次的数量条件。而寻衅滋事罪是结果犯，需要满足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后果条件。如茅春花诽谤案，茅春花诽谤的贴文经统计被实际点击6000余次，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而彭某寻衅滋事案中，彭某发布的虚假信息则不需要明确具体点击、浏览的人数要求，统计点击量，是为了证明其行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根据犯罪客体的不同。诽谤罪侵害的主要是公民的名誉权，一般对公共秩序造成损害的程度有限。而寻衅滋事罪侵害的主要是社会公共秩序。虽然虚假信息也可能夹杂侵害到特定自然人的名誉权，但根本上讲，还是破坏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如茅春花诽谤案，虽然茅春花发布的诽谤贴文中也侵害了当地公安机关的形象，但主要侵害的是8个被害人的名誉权。而彭某寻衅滋事案，虽然彭某编造、散布的虚假贴文中也有涉及具体自然人的，但主要侵害的是国家金融管理机构及管理秩序，属于破坏社会的公共秩序。
根据诉讼程序的差异。寻衅滋事罪是公诉案件，而诽谤罪原则上只能是自诉案件，如果要适用公诉程序，需要符合《网络诽谤解释》第3条的规定，满足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条件。如茅春花诽谤案，茅春花之所以被提起公诉，是因为其行为不仅严重损害8名被害人的名誉，而且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符合《网络诽谤解释》规定的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文/肖辉 （最高人民法院）
载《人民司法》
.......(略)笔者结合实践中的几个典型案例，从传统寻衅滋事犯罪、网络寻衅滋事犯罪两个角度谈一下实践中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
一、关于传统寻衅滋事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规定的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一个罪名，1997年刑法首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概念，2001年刑法修正案（八）又对之进行了修订，予以进一步完善。为在实践中准确适用该罪名，2013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寻衅滋事解释》），对传统寻衅滋事犯罪的四种类型包括随意殴打型、追逐辱骂型、强拿损毁型以及起哄闹事型进行了详细规定。寻衅滋事罪是常见多发的一种犯罪类型，理论界因刑法对寻衅滋事犯罪的行为方式采取了相对宽泛的措辞，认为存在着定罪模糊、难以操作、自由裁量空间大等问题。严格把握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准确适用法律，避免寻衅滋事罪成为“口袋罪”，始终是实务界追求的目标。笔者从寻衅滋事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等罪名的界限这几个方面，谈一下传统寻衅滋事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寻衅滋事行为人的主观心态
《寻衅滋事解释》第1条对寻衅滋事的认定作了一般性的规定，其中第1款规定的是无事生非型寻衅滋事，即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规定的四种行为方式时，构成寻衅滋事罪。第2款规定的是小题大做型寻衅滋事，即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规定的四种行为方式时，构成寻衅滋事罪。
前一种无事生非型，行为人一般是出于耍威取乐的动机，为了填补精神空虚，寻求精神刺激，在没有任何前因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行为人酒后实施犯罪的情况比较常见。如张稳财、安国虎寻衅滋事案，二人酒后无故踢倒防疫卡点的警示锥筒，并在防疫执勤人员询问后，拿刀恐吓、辱骂执勤人，二人的行为就属于典型的无事生非型。但实践中更多的行为人是属于借故生非型，即因日常生活中的摩擦或琐事，借题发挥。这种行为人往往辩解事出有因，《寻衅滋事解释》特别规定对于矛盾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此时，辨别行为人作案的起因是定罪的关键。如常仁尧寻衅滋事案，此案曾在网络上引发广泛的热议，关于常仁尧是否曾受到老师的体罚，在20多年后殴打老师是否属于小题大做，其将殴打老师的视频散布在网络上的行为是否有违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网友都曾有争论。在调查中未发现有充分证据证明老师对常仁尧的教育方式明显不当，即使常仁尧对老师的教育方式不认同，也不能成为其随意辱骂、殴打老师并在网络上予以炫耀的理由。常仁尧的行为确实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有违公序良俗，对其定寻衅滋事罪是妥当的。
（二）关于随意殴打他人的理解，即准确区分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的界限
随意的字面意思是随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殴打他人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必要条件在于殴打行为的随意性。笔者认为，认定随意，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要看殴打他人的动机是何原因，殴打的对象是否带有选择性，是否有逞强斗狠、寻求刺激、发泄情绪的心理；客观上要看殴打他人的过程中，是否对时间、地点有所选择，打击部位的强度，打击使用的工具，言语上是否带有辱骂和威胁性。
实践中，定性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的不同。首先，两罪侵害的客体不同。寻衅滋事罪侵害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中的公共秩序。殴打型的寻衅滋事是通过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进而侵害社会秩序，行为人的行为更多地是侵犯了与社会秩序相关联的法益，比如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通常会引起围观、报警甚至对周围人造成伤害，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引发恐慌，在案发当地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而故意伤害罪侵害的客体是公民人身权利中的身体健康权。其次，行为方式不同。寻衅滋事罪是随意殴打他人，殴打的一般是不特定的对象，随机偶遇、琐事争执、一言不合出手打人，其行为指向的是不特定的对象。故意伤害罪是故意殴打他人，殴打的则一般是特定的对象，矛盾久远、关系特殊（邻居或亲属）、时常争吵、借机打人，则多半是故意伤害罪。但需注意的是，有的情况下对特定对象随意殴打，情节恶劣的，同样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再次，犯罪手段不同。寻衅滋事罪中随意殴打他人实施的行为一般持续的时间较长，殴打次数比较多，造成的影响比较大，多存在胁迫被害人道歉，甚至要求被害人下跪、故意为难被害人等情节。故意伤害罪则多以损害他人身体健康为目的，以破坏他人的肢体、器官、组织完整和正常机能为追求，多存在提前准备棍棒、匕首、道具的情形，殴打时间持续较短，手段比较凶残，殴打部位也是身体的重要部位。最后，造成的后果不同。寻衅滋事罪不要求被害人达到轻伤以上的后果，故意伤害罪要求被害人的伤情达到轻伤以上。
王小军寻衅滋事案中，王小军借酒滋事，仅因一名防疫执勤人员劝解其疫情期间尽量不要聚餐，就在检疫卡点无故殴打多名执勤人员，其行为就符合典型的随意殴打他人，且严重影响了防疫期间的公共秩序。常仁尧寻衅滋事案中，虽然常仁尧殴打的对象是特定的，侵害了被害人即常仁尧老师的健康权，但其殴打行为更多是侮辱性的，包括扇耳光、言语辱骂等，并未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此外，常仁尧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不仅引发现场群众围观，而且通过网络传播视频的方式，严重影响了被害人及家人的工作生活，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其行为更多的是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
（三）关于寻衅滋事罪和妨害公务罪的界限
疫情期间，辱骂、殴打防疫执勤人员，损毁防疫设施，无端滋扰防疫卡点的现象偶有发生，这种行为妨害疫情期间的公共管理秩序，影响执勤工作人员的工作秩序，定性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两罪虽然都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但侵害的客体有所不同。妨害公务罪侵害的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的正常秩序，而寻衅滋事罪侵害的是公共秩序，范围相对要宽泛。其次，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不同。妨害公务的行为人目的是让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正常履行公务行为，而寻衅滋事的行为人一般出于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心理。最后，犯罪手段不同。妨害公务罪主要是暴力、威胁的手段，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则更广泛，不仅包括殴打、辱骂、恐吓等暴力、威胁的手段，还包括强拿硬要，任意损毁或占用公私财物等行为。
张稳财、安国虎寻衅滋事案中，二被告人虽有踢倒警示锥筒、踢踹防疫卡点帐篷等破坏防疫设施的行为，但并非因拒绝接受检疫、劝返等防疫措施而引发，属于醉酒后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的主观目的。且因案发是凌晨时分，二被告人的行为也没有对防疫卡点的管理秩序造成实质妨害，定性为寻衅滋事罪更为妥当。
二、关于网络寻衅滋事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网络谣言的发展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的，信息网络日益普及，确实极大便利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经济社会也得以快速发展。但伴随而来的是，一些不法分子将信息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平台，有的在信息网络上捏造事实恶意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有的利用社会敏感热点问题，编造虚假信息在网络上散布，误导民众，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有的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负面信息相要挟，索取钱财；还有一些专门从事造谣、炒作、删帖等活动的“网络公关公司”“网络推手”，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提供删帖、发帖等服务。上述违法犯罪活动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场管理秩序。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效规制网络谣言及相关犯罪，2013年9月5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诽谤解释》），明确规定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的认定及处罚问题，为依法惩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寻衅滋事等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该解释对规范网络不法言行，依法惩治网络造谣犯罪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是从法律层面上规范网络造谣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需要关注的是，该解释目的不仅仅在于惩罚网络造谣犯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保护正常合法的网络交流活动，所以在适用时应严格依照法定标准，避免滥用。
《网络诽谤解释》第5条规定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的两种行为方式。第一种是第1款规定的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该款规定主要反映出信息网络的工具性特征。适用时要注意利用信息网络辱骂特定的个人，可能存在寻衅滋事罪和侮辱罪的竞合，本款规定强调的是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同时对社会秩序造成了现实的破坏，如两罪都构成，则依照处罚较重的罪即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第二种是第2款规定的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这种情形在实践中如何把握，有较大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信息网络已经成为公共场所的一种新的形式和载体、如何认定虚假信息、如何理解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及如何区分寻衅滋事罪和诽谤罪。下面结合案例，从这几个方面谈一下笔者的理解。（一）如何理解信息网络已经成为公共场所的一种新的形式和载体
传统的寻衅滋事犯罪是在公共场所实施的犯罪，公共场所是一种现实的空间，是我们身体可以进入的一种空间，包括真实存在的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场所。故《网络诽谤解释》出台后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行为定性为寻衅滋事罪，曾一度引发争议。
笔者认为，首先，要区分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与网络空间内的虚拟犯罪行为。就刑法规定的犯罪而言，有些只能在现实中才可以实施，比如身体接触型的暴力犯罪，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等；有些可以借助网络作为工具实施，比如利用信息网络盗窃、诈骗，会造成现实中被害人财产的损失。这种借助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往往因为传播范围广、速度快、更具隐蔽性等，造成的危害后果更大。就寻衅滋事罪而言，刑法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四种情形，其中第（一）项随意殴打、第（二）项追逐拦截、第（三）项强拿强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等行为是不可能通过信息网络直接实施的，是只有在现实空间才能实施的犯罪。但有的行为如第（二）项中的辱骂恐吓是可以通过网络实施的，如果造成现实中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可以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此外，实践中有在现实中实施的寻衅滋事犯罪，通过信息网络扩大影响后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情形，这种情况社会影响往往更为恶劣。常仁尧寻衅滋事案中，常仁尧拦截、辱骂、殴打其初中时的班主任，不仅引发现场群众的围观，而且常仁尧将录制的视频在信息网络包括多个微信群和朋友圈扩散传播，被众多媒体平台连续报道，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更加可以认定其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
其次，基于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应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寻衅滋事行为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网络的普及，信息网络与人们的生活已经密不可分，成为现实生活的重要延伸和组成部分。网络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虚拟空间，实际上也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网络公共秩序也成为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现实的需要，《网络诽谤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罪。刑法寻衅滋事罪第（四）项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可以看出表述上并不相同，一个是公共秩序，一个是公共场所秩序。可以看出，虽然信息网络具有无可争辩的公共空间的属性，网络秩序也体现出典型的公共秩序特征，但司法解释并没有直接将网络秩序解释为公共场所秩序，也没有直接将网络空间解释为公共场所。《网络诽谤解释》规定为公共秩序，是基于寻衅滋事罪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犯罪，这种适度的扩大解释并未超出法律的规定。司法实践也证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确实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予以定罪处罚。彭某寻衅滋事案中，彭某为谋求个人的不正当利益，伙同他人编造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大量散布，引发网民大量点击、评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共秩序。
最后，虽然《网络诽谤解释》未明确规定信息网络为公共场所，但这种属性已经在现实中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从字面含义来看，公共场所是指属于社会的、公共共有的场所。公共场所既可以包括现实社会真实存在的，当然也可以包括门户网站、面向公众开放的论坛等互联网上开放性的电子信息交流场所。将微博、门户网站等开放性的网络公共平台理解为公共场所，完全符合社会公众的认知。同时基于信息网络的互通性，微信、QQ等较封闭的即时通讯工具上的内容也能非常快速地传递到网络公共平台上。故信息网络作为公共场所，早已随着信息网络与现实社会的紧密程度，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
（二）如何认定网络寻衅滋事犯罪中的虚假信息
《网络诽谤解释》首次定义了虚假信息的概念。谣言并不等同于虚假信息，谣言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定义为没有根据的信息，在《辞海》中定义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从此可看出谣言的特征不在于虚假性，而在于不可靠性及未经证实性。而司法解释中的虚假信息，本质特征在于虚假性，要求有事实和证据证明信息是虚假的，或者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但以普通社会公众来看明显是虚假的。虚假信息一般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虚假信息应该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描述，而不能只是单纯的主观性评论。如果只有对事实的评价性观点，即使评论是带有偏见的，甚至是歪曲了客观事实，也不宜认定为虚假信息。
其次，虚假信息的内容包括全部虚假和部分虚假，其中部分虚假要求对关键性信息进行了篡改，如事件的起因、政府处理的情况。如果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只是对细微末节或者不重要的环节进行了改编，不宜认定为虚假信息。
最后，虚假信息应该与现实生活是有关联的。如果虚假信息与现实没有关联，则必定不会影响到现实的公共秩序，所以一般对于涉及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不实言论，不认定为虚假信息。
如彭某寻衅滋事案中，彭某编造的虚假信息有涉及其工作单位济南某商业银行的，有涉及单位工作人员的，都是编造的具体事实。编造的事实经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查证部分内容是虚假的，另有部分内容是查无实据。
（三）如何认定网络寻衅滋事犯罪中的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寻衅滋事犯罪属于结果犯，要求必须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才可以定罪。现实社会中的公共秩序混乱比较容易认定，如果网络上实施的行为造成现实社会的公共秩序混乱也容易认定，难点在于网络上的公共秩序混乱应如何认定。
首先，从信息传播的范围来看，相关信息需被大量转发、评论、报道，这是虚假信息引起社会公众关注并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前提。如信息被大量转发、评论、报道，并已引发不良社会舆论，可认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常仁尧寻衅滋事案中，常仁尧将殴打、辱骂被害人的视频发布在多个微信群和朋友圈，后信息被广泛扩散，引起众多网络媒体平台连续转发报道。根据统计，11天14个小时就获取舆情信息99648条，其中微博数据总量达76771条，传播受众人数达6.8亿余人次。从网络点击的数据统计来看，本案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传播范围广，足以认定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其次，从信息大量传播造成的后果来看，相关信息被大量转发、评论、报道后，引发相关部门采取一定的措施，对现实空间的公共秩序造成影响，可认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彭某寻衅滋事案中，彭某编造、散布的虚假信息，关系到国家金融机构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公职人员生活作风等事项，不仅被新浪、搜狐、凤凰、网易、腾讯等十余家网络媒体转载报道，网民大量点击、转发及评论，点击量超过千万人次，而且相关政府部门还专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对彭某发布信息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和澄清。从彭某发布信息导致的后果来看，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最后，如信息被及时、有效地删除，未被大量转发、评论、报道，未造成广泛影响的，或者政府部门或其他权威机构仅在发布虚假信息后进行了公开辟谣，均不宜认定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四）应准确定性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谣言的行为
就茅春花诽谤案与彭某寻衅滋事案来看，茅春花因对村里事务不满，利用其新浪账号多次在新浪网上发布捏造事实的帖子，诽谤包括派出所民警、村书记等8名被害人。而彭某因对职级待遇和未能进入领导班子成员心生不满，雇佣网络推手王某见进行网络炒作，彭某将道听途说、主观推测的不实材料交给王某见加工后，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发布虚假信息，内容有涉及单位的，如“济南某商业银行隐瞒涉及金融诈骗案，从而造成银行资产损失近30亿元”，也有涉及特定自然人的，如“丁某某与宗某、王某某与鲁某均有不正当两性关系并生育子女”。从两个被告人的主观心态来看，均因对个人遭遇不满，通过信息网络散布谣言。从两个被告人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谣言的行为来看，比较复杂，谣言内容可能针对的是社会热点的敏感话题，又不可避免地涉及特定的人；谣言的后果可能既影响到社会公共秩序，也一并侵害个人的名誉权。准确定性信息网络上散布谣言的行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根据犯罪对象的根本指向。《网络诽谤解释》第2条规定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罪，是指发布的是诽谤信息；第5条规定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寻衅滋事犯罪，是指编造、散布的是虚假信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其中，诽谤信息是指针对特定自然人而捏造的损害名誉的谣言，虚假信息则是针对不特定多人、集体或针对公共事件而编造的足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谣言。如果谣言针对的不是特定的自然人，而是不特定多人，就符合寻衅滋事罪，反之则符合诽谤罪。同一个谣言，既有指向公共事件的，又不可避免地夹杂特定自然人的，就需要综合行为人的动机和谣言的内容、影响，综合判断其犯罪对象的根本指向，进而准确定性。如彭某散布的虚假信息，虽然有部分文章是针对特定自然人的，但其犯罪的根本指向还是针对其工作的济南某商业银行这个集体。而茅春花的所有诽谤文章，针对的都是特定的自然人。
根据入罪条件的差别。诽谤罪是情节犯，应符合诽谤行为情节严重的入罪条件，包括《网络诽谤解释》规定的被点击、浏览5000次、被转发500次的数量条件。而寻衅滋事罪是结果犯，需要满足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后果条件。如茅春花诽谤案，茅春花诽谤的贴文经统计被实际点击6000余次，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而彭某寻衅滋事案中，彭某发布的虚假信息则不需要明确具体点击、浏览的人数要求，统计点击量，是为了证明其行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根据犯罪客体的不同。诽谤罪侵害的主要是公民的名誉权，一般对公共秩序造成损害的程度有限。而寻衅滋事罪侵害的主要是社会公共秩序。虽然虚假信息也可能夹杂侵害到特定自然人的名誉权，但根本上讲，还是破坏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如茅春花诽谤案，虽然茅春花发布的诽谤贴文中也侵害了当地公安机关的形象，但主要侵害的是8个被害人的名誉权。而彭某寻衅滋事案，虽然彭某编造、散布的虚假贴文中也有涉及具体自然人的，但主要侵害的是国家金融管理机构及管理秩序，属于破坏社会的公共秩序。
根据诉讼程序的差异。寻衅滋事罪是公诉案件，而诽谤罪原则上只能是自诉案件，如果要适用公诉程序，需要符合《网络诽谤解释》第3条的规定，满足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条件。如茅春花诽谤案，茅春花之所以被提起公诉，是因为其行为不仅严重损害8名被害人的名誉，而且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符合《网络诽谤解释》规定的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仲裁开庭经验 仲裁开庭审理的程序是怎样的
【本文标题和网址，转载请注明来源】寻衅滋事办案程序(寻衅滋事案件办理的流程是怎样的？) http://www.gdmzwhlytsq.com/hyxw/351778.html
首页
找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