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贷款罪被抓法院判多久？
——上海刑辩律师带你了解现行司法机关对于骗取贷款罪的裁判思路
（2023）执业经验056号
前情提要：
案例①以公司的名义虚构事实向沪上多家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或承兑汇票，赚取汇票或信用证贴现利息与同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之间的利差，非法牟取利益。犯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案例②为他人介绍天和万祥、江阴天鑫、浙江华智、浙江亿马、天长信和，由该5家公司先后与浦发机械签订内贸购销合同，浦发机械因此向银行申请了总面额为10,101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天长信和在无真实贸易的情况下，应要求在面额为5,04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上背书，帮助他人将上述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虚假背书。在银行承兑汇票6个月的偿付期到期后，没有归还浦发机械资金。犯合同诈骗罪、骗取票据承兑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三十万元。
案情简介：
抗诉机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任竹青，女，1993年3月12日出生于安徽省，汉族，大专文化，原上海A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户籍地安徽省巢湖市，住上海市青浦区；2017年6月9日因本案被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徐汇区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歆之，男，1977年2月27日出生于上海市，汉族，大学本科，上海E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住上海市；2017年6月9日因本案被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徐汇区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石正兰(冒名：黄淑云)，女，1969年10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省，汉族，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户籍地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住上海市；2017年6月9日因本案被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被逮捕。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任竹青、王歆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单位犯罪）、原审被告人石正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8）沪0104刑初534号刑事判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任竹青、王歆之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任竹青的辩护人、王歆之的辩护人向本院提交了书面意见。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本院撤回抗诉。本案经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
被告人任竹青实际控制了包括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上海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等40余家企业，并将法定代表人陆续变更为其亲属或公司员工等人，先后雇佣被告人王歆之等人统一管理。被告人王歆之于2014年进入上述公司，担任财务主管，财务部具体负责上述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记账及资金往来等工作。
被告人任竹青实际控制的A公司等公司，通过网络及其他方式，联系相关的贸易伙伴，采取多家公司之间多次循环买卖同一笔货物的方式，增加贸易额，帮助相关公司夸大销售业绩，并据此签订买卖合同、开具提货仓单以及对应的大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其中，2016年11月，被告人任竹青所控公司的贸易部主管、证人吴某与证人、上海G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业务负责人张某1、安徽H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业务负责人胡某商定，以C公司名义与G公司、H公司分别签订多份买卖合同，由G公司向H公司购进总数5100吨锌锭，并销售给C公司，再经过十余家与被告人任竹青有业务往来或事先通过聊天群商定共同参与循环贸易的公司，通过重复循环支付资金、分拆货物反复多次开具提货单的方式，最终将该批货物再由A公司出售给H公司，形成贸易环。A公司在上述交易中，为H公司开具了8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1亿余元（以下所称币种均为人民币），涉及税额1,400余万元。
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被告人任竹青将A公司以100余万元的价格通过他人出售给李总（化名）。2017年1月，为处理A公司开剩的总票面约5,00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任竹青授意吴某将A公司作为贸易流中的一环，再次采用上述方法,让A公司为宁波I有限公司、D公司开具了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5,000余万元，涉及税额800余万元。
2017年1月，被告人任竹青将目连等公司出售给他人后，被告人石正兰冒名“黄淑云”，于2017年2月21日、2月28日、3月16日分三次为A公司到上海市徐汇区税务局骗领了1,20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该1,20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由A公司在没有真实业务来往的情况下，虚开给包括Z公司（已判决）在内的四家公司，其中受票单位为Z公司的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34份，价税合计1.5亿余元，涉及税额2,200余万元。
此外,被告人任竹青实际控制的A公司等公司，以虚假贸易为幌子，向沪上多家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或承兑汇票，赚取汇票或信用证贴现利息与同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之间的利差，非法牟取利益。具体分述如下：
1、2016年3月，被告人任竹青指使证人谭某向渤海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开立国内信用证，双方于2016年7月12日签订了《开立国内信用证协议》，确立了C公司5亿元的信用证额度。2016年7月13日至8月8日，C公司向渤海银行提交了国内信用证开证申请书、C公司向B公司采购锌锭的买卖合同等资料，并先后分4次存入保证金共计370,000,000元,将预期收益384,964,444.43元质押给渤海银行上海分行，渤海银行上海分行为C公司开具信用证4份，后通过B公司的多家开户行予以贴现。经审计，在上述开具信用证业务中，C公司扣除变现费用后共盈利1,572,129.76元。
2、2016年6月至8月，被告人任竹青等人以C公司向D公司、B公司购买大宗商品为名，通过提供虚假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渤海银行上海分行开具承兑汇票，金额共计21,409,500元。此后，再将上述承兑汇票通过银行予以贴现。
3、2016年8月，任竹青等人以F公司向A公司购买大宗商品为名，通过提供虚假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渤海银行上海分行开具承兑汇票，金额共计103,290,000元。此后，再将上述承兑汇票通过银行予以贴现。
4、2016年9月，任竹青等人以A公司向C公司购买大宗商品为名，通过提供虚假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开具承兑汇票，金额共计103,709,800元。此后，再将上述承兑汇票通过银行予以贴现。
5、2016年11月至12月，任竹青等人以C公司向XX等公司购买大宗商品为名，通过提供虚假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开具承兑汇票，金额共计247,941,611.11元。此后，再将上述承兑汇票通过银行予以贴现。
6、2016年11月29日至12月12日，任竹青等人以Y公司向B公司、C公司、X公司、W公司等公司购买大宗商品为名，通过提供虚假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开具承兑汇票，金额共计326,501,684.71元。此后，再将上述承兑汇票通过银行予以贴现，共盈利783,675.85元。
上述6节犯罪事实中所涉及的相关交易公司，均为被告人任竹青实际控制。A公司等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承兑汇票以及向银行申请对上述信用证、承兑汇票贴现的过程中，均向银行提供了上述公司之间的虚假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或为复印件）。被告人任竹青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被告人王歆之、石正兰被抓获到案。
认定上述事实并经一审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吴某、任某、顾某、周某、程某、葛某、王某1、钟某、沈某、那某、王某2、刘某、张某2、胡某、许某1、冯某、叶某、郑某、王某3、李某1、许某2、孙某、谭某、高某、朱某、张某3、文某1、陈某、李某2、曹某等的证言，搜查及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公司名册、图章样图、工商信息、情况说明、产品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及认证清单、提货单、发货单、仓库入库凭证、补充说明、物流图、转账记录、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合同审批表、银行回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底帐信息查询、赃证物品照片、A公司案件线索移送书、《上海XX公司日常税务检查报告》、发票领用申请单、纳税人确认领购发票单、电话联系单、税收管理系统中的购票、增值税申报表、纳税申报表、抵扣发票统计表、发票清单、业务说明情况、相关银行业务资料、承兑协议、承兑申请书、信托受益转让合同、购销合同、《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授信合同》、《国内信用证贸易融资授信额度合同》、电子汇票、产品购销合同、质押合同等书证，上海司法会计中心会计鉴定意见书、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书，被告人任竹青、王歆之、石正兰等的供述。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任竹青、王歆之以其实际控制的A公司、B公司、C公司、D公司等单位的名义，通过提供虚假的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段，骗取银行票据承兑、信用证，金额共计人民币11亿余元，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行为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被告人石正兰结伙他人，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至税务机关冒领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金额共计人民币2,000余万，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被告人任竹青犯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对被告人王歆之犯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被告人石正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扣押的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上诉人任竹青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根据本案的事实一审认定其有骗取银行票据承兑、信用证，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因而对其量刑过重，其辩护人认为，任竹青没有欺骗银行的故意，银行不存在任何损失，其行为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上诉人王歆之及其辩护人认为，有关银行的业务是其他部门负责，王歆之虽知道公司有购买理财产品和银行贴现，但认为上述业务均为正常合法的，故认为王歆之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原审判决相同，应予确认。
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评判如下：
一、上诉人任竹青、王歆之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经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行为人通过提供虚假的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段，骗取银行票据承兑、信用证，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行为构成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上诉人任竹青系A公司、B公司、C公司、D公司等单位实际控制人，其以上述公司的名义向银行提供虚假的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多次骗取银行票据承兑、信用证，其行为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上诉人任竹青作为上述单位的主管人员应对受其控制的单位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原审法院对其以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定性，并无不当。
A公司等单位以虚构事实，向沪上多家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或承兑汇票，赚取汇票或信用证贴现利息与同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之间的利差，非法牟取利益。上述违法活动，均由单位财务部门予以配合操作，王歆之作为涉案单位财务部门负责人，应当明知公司上述行为违法，其作为单位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王歆之及其辩护人认为王歆之不应对单位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原判对上诉人任竹青的量刑是否过重
上诉人任竹青骗取银行票据承兑、信用证，金额共计人民币11亿余元，其行为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且属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照法律规定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任竹青犯罪事实、情节、对社会害程度等在法定的幅度内对任竹青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量刑适当，上诉人任竹青认为原判对其量刑过重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任竹青、王歆之犯骗取票承兑、金融票证罪，原审被告人石正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任竹青、王歆之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应予准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准许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
二、驳回上诉人任竹青、王歆之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律师解读：
骗取贷款罪具有以下构成要件：
1、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2、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积极采取欺骗手段，追求获得贷款归贷款人使用的目的。如果贷款人主观上有将贷款占为己有，不再归还的目的，则应当构成贷款诈骗罪。
3、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安全。这里的银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各类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是指除银行以外的各种开展金融业务的机构，如证券、保险、期货、外汇、融资租赁、信托投资公司等。这里的安全，是指骗贷行为使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这些资产与正常贷款相比处于相对不安全状态，不利于银行的风险防范。
4、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向银行申办贷款的过程中采取了欺骗手段。只要行为人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有虚构事实、掩盖真相的情节，或者在申请贷款过程中，提供了假证明、假材料，或者不如实填写贷款资金真实用途，以骗得贷款的顺利审批的，都属于欺骗手段。
罪名解析：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规定在第二编（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
下面一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刑事裁定书案例，可以分析上海地区司法系统对于骗取贷款罪案件的裁判思路。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华茂祥，男。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华茂祥犯合同诈骗罪、骗取票据承兑罪一案，于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作出（2015）沪二中刑初字第126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华茂祥不服，提出上诉。本院2016年7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孟某某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华茂祥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合同诈骗事实
2011年6月，被告人华茂祥在明知朱某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仍让朱某以人民币8,000万元（以下币种均同）的高价收购华茂祥的安徽天长地久酒业有限公司(下称“酒业公司”)，并于同年6月18日签订书面协议，约定朱某先以6,400万元的价格收购酒业公司80%的股权，同时约定在签订合同之日起60天内将全部款项付清。为了让朱某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收购酒业公司的费用，华茂祥利用朱某已与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浦发机械”)达成委托代理进口化工原料框架协议的机会，帮助朱某骗取该公司代理进口的化工原料进行销售后获取巨额资金。
2011年6月至2012年9月，被告人华茂祥为朱某的上海基设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基设”)、上海聚鹏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聚鹏”)两家公司寻找上游外商，并确定代理采购化工原料的品名、数量、单价，由华茂祥公司员工直接将上述信息提供给浦发机械，由浦发机械与华茂祥联系的外商签订采购协议并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为上海基设、上海聚鹏代理进口采购化工原料。嗣后，上海基设、上海聚鹏将上述化工原料报关进口后存入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下称“长江港务”)、张家港保税物流园区凯伦仓储有限公司(下称“凯伦仓储”)，华茂祥即安排员工在盖有浦发机械伪造公章的空白A4纸上制作货权转移凭证，在朱某尚未按照约定向浦发机械支付信用证议付款的情况下，将货权归属于浦发机械的化工原料擅自销售。
2011年6月至2012年9月，华茂祥为朱某两家公司经营期间，用下列方式共计造成浦发机械的资金缺口达2.36亿余元，具体如下：第一、华茂祥将上述化工原料销售后回笼的货款5,450万元作为朱某支付给华茂祥收购酒业公司的费用；第二，华茂祥将进口化工原料的货权从浦发机械转移至朱某两家公司，并将其中部分货物低价出售给自己控制的公司，其余直接对外销售，造成朱某两家公司负毛利10,729万余元，而华茂祥控制的公司低价购入货物再转售的过程中，产生毛利额1,751万余元；第三，华茂祥于2011年9月16日，在朱某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将999吨乙二醇的货权从浦发机械转移到张家港保税区德富康化纤原料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德富康公司”)，并由华茂祥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江苏禾硕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禾硕经贸”)收取德富康公司支付的货款，造成朱某应付浦发机械的资金缺口801万余元；第四，华茂祥于2011年10月27日，在朱某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将998.225吨乙二醇的货权从浦发机械转入江阴力能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江阴力能”)，由江阴力能向上海东合化工有限公司(下称“东合公司”)销售后收取货款，造成朱某应付浦发机械的资金缺口724万余元；第五，华茂祥经营期间，浦发机械为上海基设、上海聚鹏代理进口的各类化工原料发生短缺合计4,852.526吨，货值合计5,077万余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同案犯朱某、陆某的供述、证人黄某某等8人的证言、相关的提货单、印鉴备案表、货权转移清单、货权转移证明、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情况表、转账凭证、记账凭证、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书、协议书、委托付款书以及《资产评估报告书》、《补充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等。
二、骗取票据承兑事实
2012年12月，因被告人华茂祥的上述行为导致朱某的资金缺口不断增加，为了支付浦发机械陆续到期的信用证议付款，朱某假借委托浦发机械代理在国内采购化工品，与浦发机械签订《代理协议》，约定由浦发机械与朱某指定的国内供应商签订购销合同购买朱某委托采购的化工品；朱某支付给浦发机械20%保证金后，浦发机械向银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付款方式。协议签订后，自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间，被告人华茂祥为朱某介绍了张家港保税区天和万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天和万祥”)、江阴天鑫化工物资有限公司(下称“江阴天鑫”)、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浙江华智”)、浙江亿马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浙江亿马”)、天长市信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天长信和”)，由上述五家公司先后与浦发机械签订内贸购销合同，浦发机械据此出具了总面额为10,101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
此后，华茂祥在明知朱某的公司与天长信和无真实贸易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天长信和的负责人在面额为5,04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上背书，帮助朱某将上述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虚假承兑。浦发机械在上述10,101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共向银行垫付8,325万余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同案犯朱某、陆某的供述、证人黄某某、等7人的证言、相关的《情况说明》、购销合同、银行承兑汇票以及被告人华茂祥的供述等。
此外，华茂祥于2014年12月11日接公安人员电话通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供述了其代理朱某公司联系上游国外供应商、下游国内采购商及操作货权转移手续的事实，但否认明知朱某骗取被害单位货物。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公安机关的案发经过及被告人华茂祥的供述。另，户籍资料、刑事判决书证实华茂祥的身份及前科情况。
原判认为，被告人华茂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朱某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华茂祥又伙同朱某，以欺骗手段取得票据承兑，且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华茂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以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被告人华茂祥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三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不足之数责令退赔。
上诉人华茂祥及其辩护人提出，华茂祥没有诈骗的故意，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具有自首情节原判量刑过重及一审程序不当、补充司法会计鉴定无效等。辩护人出示了宁波市华惠进出口有限公司提货单、瑞晟（香港）石化有限公司提货单及海关编号为236520121652024049的报关单（均为复印件），散装石油和化工液体货物港口作业合同等新证据，以证明仅凭一审认定的所谓伪造的货权转移凭证是提不了货的。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认定华茂祥犯合同诈骗罪、骗取票据承兑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建议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相同。
根据现已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对二审诉讼各方意见评判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华茂祥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问题
经查，(1)上诉人华茂祥应当明知朱某没有能力以8,000万元的高价收购酒业公司。朱某的供述证实，当时商谈时就已向华茂祥讲明了其无资金来支付该酒厂转让资金的，华茂祥称可以通过委托开证方式进行融资支付。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补充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证实，上海聚鹏2011年5月31日的银行存款余额为69.96元，且该公司在开展本次支付保证金委托代理进口乙二醇前半年内无任何经营活动。华茂祥通过其控制的禾硕公司于2011年7月7日划80万元给上海聚鹏，上海聚鹏于次日支付77.2万元委托浦发机械首单代理进口化工原料的保证金。
(2)上诉人华茂祥应当明知浦发机械没有释放货权，却安排员工在盖有浦发机械伪造公章的空白A4纸上制作货权转移凭证。朱某的供述证实，伪造浦发机械的公章是华茂祥让其去操作的，然后朱再让陆某去私刻的，伪造浦发机械的公章是为了让其能未经浦发机械同意先行销货。提供给华茂祥公司盖有浦发机械公章的A4纸一次就给几十张。华茂祥的供述证实，其指示公司的华超等人，使用朱某提供的盖有浦发机械公章的A4纸制作浦发机械名义的货权转移证明；经营的业务中没有一家国企是先行释放货权的，更没有碰到过像浦发机械这种释放货权的方式。
(3)上诉人华茂祥在操作朱某的两家公司业务期间，将浦发机械的货物低价销售给自己的公司后再高价对外销售获利巨大。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补充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证实，华茂祥控制的江阴力能、禾硕公司和郎瑞福公司在2011年6月至2012年9月30日期间从朱某两家公司低价购入化工原料，再对外转售，获得毛利额1,751万余元，毛利率2.56%。华茂祥的供述证实，其不做买入（朱某的化工原料）的价格比卖出的价格高的亏本生意。
(4)上诉人华茂祥在帮助朱某诈骗浦发机械的过程中占有了浦发机械的巨额货款。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补充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证实，截至2012年9月30日，朱某两家公司账面显示应付浦发机械2.36亿余元，其中被华茂祥占有支配的共计2.25亿余元，占浦发机械损失数额的比重为95.44%；朱某两家公司从上述盗转货权过程中获取大量现金，用于收购华茂祥持有的酒业公司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书、委托付款书及证人华茂财的证言印证了上述事实。
(5)上诉人华茂祥在浦发机械派员至张家港查库时，帮助朱某掩盖骗取浦发机械的货物。证人黄某某、等3人的证言及胡某某、张某提供的华茂祥的名片证实，2012年、2013年，浦发机械曾两次派员至张家港查库，朱某介绍华茂祥是上海聚鹏在张家港分公司的负责人，华茂祥自称是浦发机械代理进口化工原料后负责内贸销售的。朱某的供述证实，其见过这张名片，是华茂祥为了应付浦发机械来查库时特别印制的。华茂祥的供述证实，在朱某带浦发机械人员来考察之前，让其做一个聚鹏公司的牌子挂在（禾硕）公司底楼大堂。
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华茂祥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有指示他人伪造货权转移证明、帮助朱某骗取浦发机械货物套取钱款，用于购买酒业公司股权等，并帮助朱某掩盖骗取浦发机械货物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辩护人提供的部分新证据材料为复印件，形式上不符合要求，而且即使认可新证据材料内容具有真实性，也不能否认上诉人华茂祥指使他人制作虚假货权转移凭证的行为，及该行为在取得涉案货权中的不可或缺性，即实质上辩护人提供的新证据不能证明华茂祥系合法取得了涉案货权。华茂祥及其辩护人出示新证据及关于华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不符，均不予采信。
二、关于上诉人华茂祥是否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的问题
经查，(1)同案犯朱某、陆某的供述及证人华某某等人的证言证实，华茂祥为朱某介绍了天和万祥、江阴天鑫、浙江华智、浙江亿马、天长信和，由该5家公司先后与浦发机械签订内贸购销合同，浦发机械因此向银行申请了总面额为10,101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证人华某某还证实，华茂祥称要用天长信和“走走账”，后天长信和在无真实贸易的情况下，应华茂祥的要求在面额为5,04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上背书，帮助朱某将上述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虚假背书。(2)证人黄某某的证言证实，在银行承兑汇票6个月的偿付期到期后，朱某没有归还浦发机械资金。(3)华茂祥的供述证实，其明知朱某的实际经营状况、没有DOP的库存，朱某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浦发机械的银票，当时也没考虑太多是出于帮忙性质，介绍天和万祥等公司作为虚假的上游供应商，配合朱某骗取浦发机械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本院认为，上诉人华茂祥帮助朱某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票据承兑，金额达5,040万元，属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华茂祥关于其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的辩解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不符，不予采纳。
三、上诉人华茂祥是否具有自首情节
本院认为，华茂祥虽能在接公安人员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也能供述其代理朱某公司联系上游国外供应商、下游国内采购商及代理操作货权转移手续的事实，但否认明知朱某骗取被害单位货物仍为朱某操作业务的主要犯罪行为，未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不符合自首的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辩护人关于华茂祥具有自首情节的相关辩护意见，与本院查证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四、关于对上诉人华茂祥的量刑是否适当的问题
本院认为，上诉人华茂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朱某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华茂祥又伙同朱某，以欺骗手段取得票据承兑，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原判鉴于华茂祥无法定、酌定从轻情节，依法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华茂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以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被告人华茂祥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三十万元；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量刑适当。综合上述评判意见，本院确认，原判认定华茂祥犯合同诈骗罪、骗取票据承兑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上诉人华茂祥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不符，不予采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正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回到题目，骗取贷款罪被抓法院判多久？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021.03.01
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近似罪名：【伪造货币罪】【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持有、使用假币罪】【变造货币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高利转贷罪】【贷款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职务侵占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地方司法文件：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的通知 2012.11.09 浙高法〔2012〕325号
32.刑法第175条之一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⑴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
⑵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
⑶虽未达到上述二项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
⑷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情节的其他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⑴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⑵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特别严重情节的其他情形。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法分则部分条款犯罪数额和情节认定标准的意见 2012.11.26
11.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
（二）虽未达到“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前项规定的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虽未达到“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前项规定的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有关条款数额、情节标准的意见 2012.12.22
175条之一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重大损失：
1、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
4、其他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特别重大损失：
1、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2、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印发《关于办理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的通知 2015.08.26 浙检发研字〔2015〕9号
一、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欺骗手段”是指行为人在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时，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掩盖客观事实，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信任的行为。
行为人编造虚假的资信证明、资金用途、抵押物价值等虚假材料，导致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高估其资信现状的，可以认定为使用“欺骗手段”。实践中，刑法第一百七十五之一“欺骗手段”的具体认定可参考刑法关于贷款诈骗罪的相关规定。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司法局关于刑法部分罪名数额执行标准和情节认定标准的意见 2017.01.01 津高法发〔2016〕18号
12.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
（二）虽未达到“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第一项规定的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虽未达到“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第一项规定的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经济犯罪案件办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2017.12.22 苏高法〔2017〕243号
二、部分常见经济犯罪定罪处罚标准
（一）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含单位）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一般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特别重大损失”。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关于办理骗取贷款犯罪案件相关问题的参考 2020.05.15
2.数额的认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追诉标准（二）》中的“骗取数额”仅指本金，不包括贷款利息及持续“借新还旧”情形下的多次数额；“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限定为侦查机关立案时逾期未偿还的贷款本金，且应扣除已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缴纳的保证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的通知 2020.07.22
在办理骗取贷款等犯罪案件时，充分考虑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实际情况，注意从借款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属于明显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是否与银行工作人员合谋、受其指使，是否非法影响银行放贷决策、危及信贷资金安全，是否造成重大损失等方面，合理判断其行为危害性，不苛求企业等借款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 2022.05.15
第二十二条〔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案（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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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钰淇 律师
202 3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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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钰淇，上海博拓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任职于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法院。专业领域为刑事辩护、合同纠纷，擅长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并在多起疑难案件的辩护中取得撤销案件、不起诉、法定刑以下量刑的良好辩护效果。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丰富的办案经验，认真、负责的执业态度广受委托人信赖和好评。
曾办理、参与过的部分有社会影响力的刑事、民事案件：
* 周某涉嫌诈骗罪判处缓刑案
* 鲁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判处缓刑案
* 李某涉嫌买卖武装部队证件罪案（已取保）
* 李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已取保）
* 王某涉嫌开设赌场罪案
* 王某涉嫌盗窃行政复议案
* 徐某与上海某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 王某与上海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 邓某与张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 蒋某与陈某租赁合同纠纷案
* 白某与候某、河南省某汽车运输总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 许某与某水利局、某乡人民政府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 王某与海南某建设有限公司、海南某建设有限公司新乡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 樊某与某市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三分公司、李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 秦某与陕西某物流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市某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 徐某等与滕州市某锅炉制造有限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案
* 河南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某橡胶有限公司、郭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 河南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市某置业有限公司担保物权纠纷案
* 河南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与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 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张某、张某、韩某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
* 彭某与中国西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某分公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答：先看一个案例：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于某某因生意原因向他人借款，到期无能力偿还。从2014年5月至2014年12月，于某某借口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无法转账，向本单位同事刘某、于某、周某等16人骗取工资银行卡（借记卡）、身份证，在该16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同事身份和借记卡通过他人办理了工商银行逸贷业务。承办逸贷业务的中国工商银行黄骅支行，将单次最高20万元至6万元不等的合同贷款金额全额转入于某某控制的借记卡账户中。于某某共计骗取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骅支行贷款1,542,400元，用于偿还债务。于某某的行为被同事发现后，于某某承认用同事的工资卡办理了逸贷业务，并承诺由其偿还贷款。除于某某和个别银行卡出借人偿还部分诈骗款外，尚有1077721.55元至案发没有偿还。后被告人于某某逃匿。
二审审理期间，于某某的亲属代其退赔了被害单位中国工商银行黄骅支行损失1,077,721.55元，被害单位出具了谅解书，请求办案机关从轻、减轻或免除对于某某的处罚。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
一、被告人于某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二、责令被告人于某某退赔中国工商银行黄骅支行损失款1077721.55元。
于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于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于某某仅具有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的故意和行为，应以骗取银行贷款罪定罪；于某某的行为虽构成欺诈，但当时并不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和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审判决：
一、撤销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2020）冀0983刑初94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某某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
逸贷本质上是一种消费贷款，于某某通过他人办理的逸贷业务，是在刷卡消费或网上购物之前，将合同贷款金额预先打入相应借记卡账户中，反映出银行未按照逸贷业务办理流程办理贷款。于某某并未冒用其同事身份办理信用卡，也无法使用其控制的借记卡在逸贷合同金额外透支。因此，于某某预先获取贷款的情形，与冒用他人信用卡（贷记卡）、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恶意透支的行为存在明显差异。故行为不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于某某通过骗取同事工资卡、身份证来非法获取贷款，其目的是偿还债务，被同事发现后，其承诺承担还款义务，其并没有非法占有银行贷款并将贷款转嫁给同事的目的，其后期因无力偿还各种债务逃匿的行为造成银行损失无法弥补，故其行为应以骗取贷款论。
综上，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某某冒用他人身份，从银行套取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于某某的亲属代为退赔银行损失1077721.55元，获得被害单位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原判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成立，应予以采纳。
案例索引：
一审案号：（2020）冀0983刑初94号|
二审案号：（2020）冀09刑终649号
骗取贷款罪与信用卡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的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客观方面，区别主要体现在主观方面。在客观方面，骗取贷款罪要求：一是以欺骗手段取得；二是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这与信用卡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具有一定“共性”。 而在主观方面，骗取贷款罪旨在将不以非法占有目的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纳入打击范围。因此，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界分骗取贷款罪与信用卡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的关键。
结合案例，首先，从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方面，上诉人于某某并未冒用其同事身份办理信用卡，也无法使用其控制的借记卡在逸贷合同金额外透支。于某某利用逸贷合同预先获取贷款的情形，与冒用他人信用卡（贷记卡）、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恶意透支的行为存在明显差异。故其行为不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其次，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方面：一是在贷款用途上，上诉人于某某虽然通过骗取同事工资卡、身份证来非法获取贷款，但其目的是用于偿还债务。二是在履约能力上，于某某申请贷款时确有履约能力的，其在被同事发现后，也承诺承担还款义务。因此不能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三是在无法偿还原因上，于某某因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资金周转等因素导致贷款无法按期归还，不能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综上，于某某虽因无力偿还各种债务而逃匿的行为， 给银行造成严重损失，但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或贷款诈骗罪。
最后，结合骗取贷款罪的一般成因：一是借款人强烈的融资需求促使其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二是贷款人对信贷管理流程及工作人员疏于监管。均与案例中，上诉人于某某因生意原因向他人借款，到期无能力偿还而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同时贷款方银行的逸贷业务办理流程存在漏洞的事实相符。因此于某某的行为应认定为骗取贷款罪。
刘红亮律师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主要犯罪形式，目前本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发布之前，该罪甚至可以判处死刑。本罪无疑是重罪，本篇阐述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正确理解以及实务中本罪的认定、量刑、无罪及罪轻辩护要点。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表现及方式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表现
从实际情况来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表现较为复杂。“虚开”是指开票人为了取得非法所得或者牟取其他私利，在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的行为。换而言之，完全没有发生交易或进行了交易但开票金额不真实，开票方和实际销售方不一致均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根据上述行为来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主体也可以分为三种情形：开票者、受票者、介绍者。
依据：《刑法》第20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四种违法形式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方式可以分为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违法形式。为他人虚开，主要是指他人没有接受开票单位提供的销售或劳务，开票单位却为他人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此方式是当前最为普遍存在的虚开方式。为自己虚开，主要是指开票单位在没有对外提供销售或劳务情况下，却为自己虚开发票，此方式多出现在同一实控人控制下企业或关联企业间的非法开票行为。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主要是指接受发票单位并没有接受开票单位提供的销售或劳务等，却以支付报酬或其他条件让开票单位为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此种模式下，通常存在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将犯罪行为认定为自然人犯罪，另一种是认定为单位犯罪，并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介绍他人虚开，是指明知道开、受票双方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而积极居间联络、撮合双方间发票虚开的第三方，该第三方一般系自然人。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一）本罪中的犯罪数额
数额认定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与辩护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本罪中虚开的税款数额和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都是本罪定罪量刑依据。
虚开税款数额，是指行为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所载明的税额，即应税货物的计税金额和其适用增值税税率的乘积。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指的是在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数额。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依据：《刑法》第205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二）本罪的立案追诉的标准
2022年5月15日期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进行了调整：虚开税额从5万元上调为10万元，同时，将“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5千元”修改为“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5万元”。
依据：《立案追诉标准（二）》第56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10万元以上或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虚开发票，1. 虚开发票金额累计在50万元以上的，2. 虚开发票一百份以上且票面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3. 5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虚开发票，数额达到第1.2项标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以上情况下应当立案追诉。
（三）本罪量刑时“数额较大”和“其他严重情节”的标准
《刑法》第205条规定，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数额较大”，造成国家税款损失3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属于刑法第204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四）本罪量刑时“数额巨大”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标准
《刑法》第205条规定，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虚开的税款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数额巨大”， 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5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属于刑法第204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8]226号）第二条，在新的司法解释颁行前，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号）第三条的规定执行，即虚开的税款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数额较大”；虚开的税款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数额巨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号）第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204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一）造成国家税款损失3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一）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5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
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无罪辩护要点
（一）行为人不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的不构成本罪
本罪在主观上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行为人因过失而误开、错开增值税等专用发票的，不构成犯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要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要求行为人主观具备偷骗税款的故意，但在实践中还有其他非以偷骗税款为目的“虚开”的情况。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时候逃税已不是企业虚开专票的主要动机，更多的企业是将虚开的专票用于抵扣企业的经营成本，或是用于自我包装、虚增业绩以促成交易，又或是出于挂靠、无法开票等原因，有些并未实际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
根据2018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无罪案中，最高院、最高检明确指出，非骗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处理。最高院认为张某强借用其他企业名义为自己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虽不符合当时的税收法律规定，但张某强并不具有偷逃税收的目的，其行为未对国家造成税收损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应定罪处罚。
2016年7月22日李某甲、李某乙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审刑事裁定书中二审法院也指出，如果不从立法宗旨和立法体系认识到保障国家税款不流失的立法目的，也不从社会危害性方面认识到客观上不会、也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仅从形式上将只要有虚开行为一律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明显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定罪要求，属于客观归罪。
依据：（2016）最高法刑核51732773号案例，（2016）川15刑终113号刑事裁定书
（二）“挂靠代开”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在实务中，认定是否存在挂靠关系十分重要，挂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属于虚开，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及其解读中明确，挂靠方以挂靠形式向受票方实际销售货物，被挂靠方向受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属于虚开。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以“挂靠”有关公司名义实际经营活动并让有关公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性质>征求意见的复函》（法研[2015]58号）第1条指出，挂靠方以挂靠形式向受票方实际销售货物，被挂靠方向受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由挂靠方适用被挂靠方的经营资格进行经营活动，并向挂靠方支付挂靠费的经营方式在实践中客观存在，且带有一定普遍性。相关法律并未明确禁止以挂靠形式从事经营活动。
从（2018）黑0127刑初99号陈祖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一审判决中可以看出，一审法院也认为，以挂靠形式向受票方实际销售货物，被挂靠方向受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应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陈祖琪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另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行政犯，对相关入罪要件的判断，应当依据、参照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挂靠方以挂靠形式向受票方实际销售货物，被挂靠方向受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属于虚开。既然挂靠代开行为不具有行政法上的违法性，更不应具有刑法违法性。
（三）没有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的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构成本罪所需的“骗取国家税款”“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应当特指“骗取抵扣税款”、“造成国家增值税损失”。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不会造成增值税损失，只造成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损失的，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此时行为人通过虚增成本达到少缴企业所得税目的的行为只能认定为逃税罪。
根据《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综述(2004)》的意见：1)为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虚假繁荣，相互对开或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2)在货物销售过程中，一般纳税人为夸大销售业绩，虚增货物的销售环节，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依法缴纳增值税并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3)为夸大企业经济实力，通过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增企业的固定资产、但并未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国家税款亦未受到损失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
最高检《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指出，“对于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非骗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处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移送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但，能否参照该条款规定把没有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的虚开行为排除在虚开犯罪外是存在争议的。《立案追诉标准（二）》修订后，进一步强调了入罪的判断重在是否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危险，而非行为模式本身。对于非以骗税为目的且不可能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均属于《意见》适用的对象，应当依法排除在虚开犯罪之外。
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轻辩护要点
除了认罪认罚、补缴税款、从犯、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情节，情节轻微的可以争取定罪免罚等。针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还可以从争取降低犯罪数额上做数额辩护，也可以做单位辩护。因在单位犯罪中，单位犯罪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相比于个人犯罪处罚也会较轻。另外，本罪除了徒刑外还有财产刑，因此通常在为当事人争取较轻的人身自由刑的同时我们也会尽量争取较少罚金，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合法利益。
【律师简介】
刘红亮律师，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股权高级合伙人，刑事一部副主任、工会副主席。2019 年、2020年、2021年度盈科优秀刑事辩护律师，2020年被法治日报社法制网理格视频评为年度“最具权威律师”，2019 年被华律网评为年度风云刑辩律师。
作品：2020 年民主与法制出版社《攻防有道-刑事辩护的攻略与技巧》（合著）
擅长：重大非吸、诈骗、销售伪劣产品等经济类犯罪，贪污、贿赂等职务类犯罪、涉黑涉恶等黑势力犯罪，贩卖运输毒品类等犯罪，故意杀人、强奸等暴力性犯罪案件，以及代理刑事控告等。
刘红亮律师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主要犯罪形式，目前本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发布之前，该罪甚至可以判处死刑。本罪无疑是重罪，本篇阐述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正确理解以及实务中本罪的认定、量刑、无罪及罪轻辩护要点。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表现及方式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表现
从实际情况来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表现较为复杂。“虚开”是指开票人为了取得非法所得或者牟取其他私利，在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的行为。换而言之，完全没有发生交易或进行了交易但开票金额不真实，开票方和实际销售方不一致均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根据上述行为来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主体也可以分为三种情形：开票者、受票者、介绍者。
依据：《刑法》第20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四种违法形式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方式可以分为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违法形式。为他人虚开，主要是指他人没有接受开票单位提供的销售或劳务，开票单位却为他人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此方式是当前最为普遍存在的虚开方式。为自己虚开，主要是指开票单位在没有对外提供销售或劳务情况下，却为自己虚开发票，此方式多出现在同一实控人控制下企业或关联企业间的非法开票行为。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主要是指接受发票单位并没有接受开票单位提供的销售或劳务等，却以支付报酬或其他条件让开票单位为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此种模式下，通常存在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将犯罪行为认定为自然人犯罪，另一种是认定为单位犯罪，并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介绍他人虚开，是指明知道开、受票双方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而积极居间联络、撮合双方间发票虚开的第三方，该第三方一般系自然人。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一）本罪中的犯罪数额
数额认定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与辩护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本罪中虚开的税款数额和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都是本罪定罪量刑依据。
虚开税款数额，是指行为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所载明的税额，即应税货物的计税金额和其适用增值税税率的乘积。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指的是在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数额。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依据：《刑法》第205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二）本罪的立案追诉的标准
2022年5月15日期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进行了调整：虚开税额从5万元上调为10万元，同时，将“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5千元”修改为“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5万元”。
依据：《立案追诉标准（二）》第56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10万元以上或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虚开发票，1. 虚开发票金额累计在50万元以上的，2. 虚开发票一百份以上且票面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3. 5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虚开发票，数额达到第1.2项标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以上情况下应当立案追诉。
（三）本罪量刑时“数额较大”和“其他严重情节”的标准
《刑法》第205条规定，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数额较大”，造成国家税款损失3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属于刑法第204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四）本罪量刑时“数额巨大”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标准
《刑法》第205条规定，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虚开的税款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数额巨大”， 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5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属于刑法第204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8]226号）第二条，在新的司法解释颁行前，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号）第三条的规定执行，即虚开的税款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数额较大”；虚开的税款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数额巨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号）第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204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一）造成国家税款损失3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一）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5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
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无罪辩护要点
（一）行为人不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的不构成本罪
本罪在主观上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行为人因过失而误开、错开增值税等专用发票的，不构成犯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要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要求行为人主观具备偷骗税款的故意，但在实践中还有其他非以偷骗税款为目的“虚开”的情况。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时候逃税已不是企业虚开专票的主要动机，更多的企业是将虚开的专票用于抵扣企业的经营成本，或是用于自我包装、虚增业绩以促成交易，又或是出于挂靠、无法开票等原因，有些并未实际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
根据2018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无罪案中，最高院、最高检明确指出，非骗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处理。最高院认为张某强借用其他企业名义为自己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虽不符合当时的税收法律规定，但张某强并不具有偷逃税收的目的，其行为未对国家造成税收损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应定罪处罚。
2016年7月22日李某甲、李某乙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审刑事裁定书中二审法院也指出，如果不从立法宗旨和立法体系认识到保障国家税款不流失的立法目的，也不从社会危害性方面认识到客观上不会、也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仅从形式上将只要有虚开行为一律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明显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定罪要求，属于客观归罪。
依据：（2016）最高法刑核51732773号案例，（2016）川15刑终113号刑事裁定书
（二）“挂靠代开”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在实务中，认定是否存在挂靠关系十分重要，挂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属于虚开，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及其解读中明确，挂靠方以挂靠形式向受票方实际销售货物，被挂靠方向受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属于虚开。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以“挂靠”有关公司名义实际经营活动并让有关公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性质>征求意见的复函》（法研[2015]58号）第1条指出，挂靠方以挂靠形式向受票方实际销售货物，被挂靠方向受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由挂靠方适用被挂靠方的经营资格进行经营活动，并向挂靠方支付挂靠费的经营方式在实践中客观存在，且带有一定普遍性。相关法律并未明确禁止以挂靠形式从事经营活动。
从（2018）黑0127刑初99号陈祖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一审判决中可以看出，一审法院也认为，以挂靠形式向受票方实际销售货物，被挂靠方向受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应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陈祖琪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另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行政犯，对相关入罪要件的判断，应当依据、参照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挂靠方以挂靠形式向受票方实际销售货物，被挂靠方向受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属于虚开。既然挂靠代开行为不具有行政法上的违法性，更不应具有刑法违法性。
（三）没有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的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构成本罪所需的“骗取国家税款”“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应当特指“骗取抵扣税款”、“造成国家增值税损失”。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不会造成增值税损失，只造成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损失的，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此时行为人通过虚增成本达到少缴企业所得税目的的行为只能认定为逃税罪。
根据《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综述(2004)》的意见：1)为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虚假繁荣，相互对开或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2)在货物销售过程中，一般纳税人为夸大销售业绩，虚增货物的销售环节，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依法缴纳增值税并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3)为夸大企业经济实力，通过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增企业的固定资产、但并未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国家税款亦未受到损失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
最高检《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指出，“对于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非骗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处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移送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但，能否参照该条款规定把没有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的虚开行为排除在虚开犯罪外是存在争议的。《立案追诉标准（二）》修订后，进一步强调了入罪的判断重在是否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危险，而非行为模式本身。对于非以骗税为目的且不可能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均属于《意见》适用的对象，应当依法排除在虚开犯罪之外。
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轻辩护要点
除了认罪认罚、补缴税款、从犯、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情节，情节轻微的可以争取定罪免罚等。针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还可以从争取降低犯罪数额上做数额辩护，也可以做单位辩护。因在单位犯罪中，单位犯罪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相比于个人犯罪处罚也会较轻。另外，本罪除了徒刑外还有财产刑，因此通常在为当事人争取较轻的人身自由刑的同时我们也会尽量争取较少罚金，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合法利益。
【律师简介】
刘红亮律师，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股权高级合伙人，刑事一部副主任、工会副主席。2019 年、2020年、2021年度盈科优秀刑事辩护律师，2020年被法治日报社法制网理格视频评为年度“最具权威律师”，2019 年被华律网评为年度风云刑辩律师。
作品：2020 年民主与法制出版社《攻防有道-刑事辩护的攻略与技巧》（合著）
擅长：重大非吸、诈骗、销售伪劣产品等经济类犯罪，贪污、贿赂等职务类犯罪、涉黑涉恶等黑势力犯罪，贩卖运输毒品类等犯罪，故意杀人、强奸等暴力性犯罪案件，以及代理刑事控告等。
仲裁开庭经验 仲裁开庭审理的程序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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