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在担保欺诈型贷款诈骗罪的人法律实务中，涉及到的法律知识点比较多。主要原因是由于此种贷款诈骗行为的行为方式较之一般情况下的贷款诈骗更为复杂。
除了贷款诈骗的基本行为外，还存在以欺诈手段获取第三人的贷款担保的行为。这种复合的行为模式决定了其可能触犯的法律条文存在复杂性。
我们首先来分析担保欺诈型贷款诈骗中存在的担保问题。所谓担保型贷款，众所周知，就是想要获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那么需要借贷人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担保。
这里的担保形式较为多样，可以是以人担保也可以是以物担保，人保通常情况下需要担保人有正式工作和稳定收入等。
而物保中，我们最为常见的就是以不动产等作为抵押进行担保。
对于涉担保欺诈型贷款诈骗案件，这里的人保和物保都应涉及到除借贷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合法利益。这也是这类案件的处理上较为复杂的原因。
由于涉及到了借贷人、担保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多方主体，借贷人作为担保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中间环节，其行为构成何罪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对于担保欺诈型贷款诈骗案件的处理上存在一些分歧和易混淆点，其分歧焦点还是在于借贷人的行为到底都对谁造成了侵害，借贷人行为产生的危害后果应由谁来承担，担保人与借贷人之间的争议纠纷应适用民法还是刑法。
我们认为，一起涉担保欺诈型贷款诈骗案件，可能涉及到刑法罪名一般包括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骗取贷款罪。
我们通常所讲的贷款诈骗罪，具体说来就是借贷人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时，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行为，进而实现了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目的。贷款诈骗罪中受到侵害的客体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正常的贷款管理秩序和所有权利。
此罪名与贷款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存在一定的竞合问题，贷款诈骗罪是合同诈骗罪的特殊条款。
上述两罪名适用的明显界限就是案件中涉及到的合同类型是否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借）贷款合同。
如果涉及除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借）贷款合同外的普通经济合同，那么应选择适用合同诈骗罪。
一些观点认为，在担保欺诈型贷款诈骗案件中，借贷人与担保人之间成立的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这种分析考虑了担保人作为一种非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主体，无法成立贷款诈骗罪。
但是却没有考虑到，作为担保人的第三人，其是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之间成立的合同关系，而并非与借贷人成立了合同关系，在此基础上，其实也无法以合同诈骗罪对向担保人实施了欺诈行为的借贷人进行规制。
该罪与贷款诈骗罪最为明显的区分在于借贷人在骗取银行贷款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贷款诈骗罪中，借贷人的目的在于获批贷款后为自己所有，不予返还。而骗取贷款罪中，借贷人的目的在于获批贷款予以使用，到期后会进行偿还。
例如：刘某为了获批某商业贷款维持企业经营，虚构了一些贷款申请材料，后获批贷款100万元，刘某始终按照银行还款计划还款。后经他人告发，刘某伪造申请资料获批贷款的行为暴露。
本案中的刘某因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骗取贷款罪而不是贷款诈骗罪。
我们在上面已进行了部分阐述，对于涉担保欺诈型贷款诈骗案件中借贷人对担保人的欺诈行为，首先是不应以贷款诈骗罪进行规制的，因为担保人的主体不适格。
其次，也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规制，因为担保人与借贷人之间没有成立合同关系。
那么有的人问，是否可以以诈骗罪进行规制呢，这不是明显的诈骗行为吗？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因为诈骗罪的成立同样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要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涉担保欺诈型贷款诈骗案件中借贷人对担保人的欺诈行为，借贷人主观目的在于通过欺诈让第三人提供担保，使其得以获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并予以非法占有，不予返还。
就这个维度来讲，借贷人对于担保人，不存在非法占有担保人财物的主观目的，因此也无法成立诈骗罪。
我们认为，涉担保欺诈型贷款诈骗案件中借贷人对担保人的欺诈行为属于民事欺诈。
所谓民事欺诈，就是指行为人通过采取欺骗等手段，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此而作出民事行为。
对标借贷人的主观心理及行为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借贷人欺骗担保人的目的在于让担保人对其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作出担保，借贷人的欺诈行为使担保人产生了错误认识，并自愿为其贷款提供担保。与民事欺诈的构成要件完全吻合。
对于担保人的救济途径，担保欺诈行为中担保人与欺诈人之间属于民事纠纷，可以选择通过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进行救济。
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对于同案件涉及的经济赔偿中，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把握先刑后民的原则。
而且对于一些进行涉贷款诈骗的行为人来讲，担保人通过民事诉讼取得胜诉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风险也是普遍存在的。
担保行为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所以，在此提醒大家，在他人要求自己进行担保时，一定要谨慎。
而且要始终持有“能不担保就不担保”的原则。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很多人因给他人担保，而使得陷入两难境地的情况非常多，甚至亲友之间因担保最终反目成仇的案例也不胜枚举。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一定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构成诈骗罪的不一定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不考虑追诉标准），二者逻辑上的包含关系导致法律适用中的某些困境，比如是否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一律以合同诈骗罪论处？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属于合同诈骗但未达到追诉标准时能否以诈骗罪论处？笔者仅从这两个方面对二者的界定进行论述。
合同诈骗罪处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从刑法目的解释出发，其保护双重法益即社会主义市场秩序与他人财产权利，此处的合同必须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要求出发，刑法的法律概念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概念要保持一致性，如果刑法概念不同于其他部门法，那么刑法应当予以明确。既然《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了“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那么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也应该沿用民法概念中的外延，不能随意进行扩张或缩减，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加工承揽合同等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典型的经济合同，而体现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或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合同（注：张明楷教授认为部分行政合同可以成为本罪的合同）不属于此处的合同。
例如，行为人利用伪造的遗赠扶养协议向继承人骗取被继承人的遗产的，不属于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型诈骗虽然可能利用了合同形式，但该行为并不具有侵犯市场秩序的性质，对行为人也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注：张明楷教授认为法人之间的借款合可以成为本罪的合同）；刑事审判参考陈景雷等合同诈骗案中中“被告人陈景雷等人以农户名义与农机主管部门签订的购机补贴协议不受市场秩序制约”，该案只构成普通的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体现市场秩序，否则即使行为人利用了合同骗取对方财物，只能以普通的诈骗罪论处。2014年4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立法解释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体现社会福利不受市场秩序调节的关系纳入诈骗罪范畴，从立法解释层面佐证了上述论断。
一般来讲，合同经过要约、承诺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得以固定，进而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任何诚意，而只想使对方履行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直接侵犯了合同双方相互信任的信赖关系，从根本上动摇商品交易的基础。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就是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过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也明确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签订、履行合同过程是该罪的时空条件。如果骗取财物的行为没有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而是发生在签订合同之前或履行合同之后，那么该行为也只能以普通的诈骗罪论处。
比如王贺军合同诈骗案“被告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揽项目需要活动经费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实施的，在与被害人签订所谓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王贺军非法占有，其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该案也只是以普通的诈骗罪论处。
合同诈骗罪利用合同是本罪的应有之义，行为人利用合同这种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形式，故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诱骗对方支付财物后却不支付相应的对价（注：无偿保管、仓储、委托合同中无须支付对价的一方不可能成立合同诈骗罪，但保管、仓储、委托一方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赠与合同中赠与一方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但受赠一方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以此来实现不劳而获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如果获得财物并没有利用合同，或者虽然利用了合同但对方并非基于合同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物，此时的合同并没有搭建起行骗与被骗的因果关系桥梁，那么该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仅仅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直接以普通诈骗罪认定即可。
比如葛玉友等诈骗案中“三被告人并没有利用合同的签订、履行来实施诈骗，而是采用合同之外的其他诈骗方法，即在碎布料称重过程中，通过事先在空车上装载石块、水以增加“空车”自重，在装载碎布料前再卸掉，使被害人对一车碎布料的真实重量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的手段进行的”，该案件也只构成普通诈骗罪。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应当是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关的财物，如合同标的物、定金、预付款、担保财产、货款等。经济合同承载的是等价交换的信用体系，是权利与义务的对价，但行为人却利用了签订、履行合同中对方基于信赖利益支付的定金、预付款或者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等方式骗取对方的财物，其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履行，而是为了不劳而获，而被害人也正是基于合同约定的义务交付了相应财物。如果行为人在与他人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其他与合同无关的事由为借口，骗取他人钱财的，则不是合同诈骗。
比如王贺军合同诈骗案中“被告人王贺军非法获取的被害人钱财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其诈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伴随合同的签订、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财物亦不是合同的标的物或其他与合同相关的财物。虽然王贺军事后也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该案只是普通的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如果只是以这两个罪名作为“大前提”，那么作为“小前提”的犯罪行为可能会有以下几种“结论”：同时符合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此时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应该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符合诈骗罪但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此时严格依照罪刑法定原则以诈骗罪定罪处罚；不符合诈骗罪或合同诈骗，以无罪处理。争议比较大的是：犯罪数额未达到合同诈骗罪的追诉标准，但达到诈骗罪的追诉标准，是否可以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张明楷教授认为“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没有达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但达到普通诈骗罪数额较大标准的，应认定为普通诈骗罪。因为行为并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要件，故不存在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法条竞合关系”；陈兴良教授则认为“特别法与普通法竞合的情况下，除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以外，应当采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原则。哪怕按照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适用法条，有时会出现难以实现实质正义的情形”，两位学者从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不难看出张明楷教授是将立案追诉标准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巧妙避开了法条竞合情况下是否有重法优于轻法的适用空间的讨论，而陈兴良老师则坚守法条竞合下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适用原则不动摇。
笔者认为必须以立法目的以及体例解释角度解决该问题，立法者在诈骗罪这一普通法条之外又另行制定了合同诈骗罪这一特殊法条，就是考虑到合同诈骗行为有其特殊的犯罪构成和特别的社会危害性，必须特别加以规定，那么此时只有适用特殊法条才能符合立法愿意，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在规定了诈骗罪的同时又规定了“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那么合同诈骗行为就不能再按照诈骗罪定罪处罚；即使未达到合同诈骗罪的追诉数额，只能认定为不构成犯罪，合同诈骗罪是此时的“最优解”，不能通过对刑法适用的解释即符合合同诈骗的行为必然构成诈骗罪而退而求次以诈骗罪论处。当然如此一来可能会带来“所谓”法律适用的严重不公：“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还侵犯了市场秩序，而诈骗罪则只侵犯他人财产权利，在同等条件下，合同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介于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追诉标准之间的合同诈骗行为不构成犯罪，而同样犯罪数额的普通诈骗犯罪则构成诈骗罪，社会危害性较重的行为不被追究，社会危害性较轻的行为反而需要负刑事责任，显然是不公正的”。笔者必须强调，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线，如果为了打击犯罪而“寻找”罪名无异议饮鸠止渴，此处的不公顶多只是针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言，罪刑法定原则较之处于更高层次，不能以牺牲罪刑法定原则为代价追求罪责刑相适应的效果，如果特殊法条规定的刑罚偏轻或者入刑门槛过高，不能适应惩治犯罪的需要，那么应当通过修改完善法律或司法解释来解决，而不是将这部分权利让渡给裁判者，让裁判者为了实现个人心中的公平正义混淆立法与司法的界限，“量刑反制定罪”理论绝不是实现量刑均衡的一剂良药，反而是本末倒置之举，很可能践踏罪刑法定原则，释放出洪水猛兽。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的区分与适用在理论与实践中依然有很大争议，但争议点即为辩点，刑辩律师在深耕理论的同时必须警惕以类比推理入刑、以量刑反制定罪等有罪推定思维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侵犯。诚如学者所言“法益侵害的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一种实质违法的判断，它应当受到构成要件判断的限制。只有在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这种实质判断，否则必将危及罪刑法定原则”。
不偿还贷款诈骗立案标准为非法占有，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在一万元以上，诈骗贷款金额较大，构成贷款诈骗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以非法占用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构成融资诈骗罪。
另外根据我国最高院与公安部关于贷款诈骗罪的司法解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
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罚款2-20万元；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5-50万元；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罚款5-50万元。
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经济合同、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使用虚假产权证明作为担保或者超过抵押价值重复担保的使用虚假证明、以其他方式诈骗贷款的。
今日律司，行为人未使用前四种方法，客观贷款条件和手续等完全符合相关规定，但隐瞒行为人在贷款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事后转移贷款、担保物或者携款逃跑等不归还贷款的意图，骗取贷款使用上述方法之一骗取贷款的，本罪成立；同时使用几种方法骗取贷款的，也只能成立一项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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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偿还贷款诈骗立案标准为非法占有，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在一万元以上，诈骗贷款金额较大，构成贷款诈骗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以非法占用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构成融资诈骗罪。
另外根据我国最高院与公安部关于贷款诈骗罪的司法解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
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罚款2-20万元；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5-50万元；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罚款5-50万元。
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经济合同、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使用虚假产权证明作为担保或者超过抵押价值重复担保的使用虚假证明、以其他方式诈骗贷款的。
今日律司，行为人未使用前四种方法，客观贷款条件和手续等完全符合相关规定，但隐瞒行为人在贷款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事后转移贷款、担保物或者携款逃跑等不归还贷款的意图，骗取贷款使用上述方法之一骗取贷款的，本罪成立；同时使用几种方法骗取贷款的，也只能成立一项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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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场所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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