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陕西西安未央区检察院通报，姚某因危险驾驶被宣告不起诉，他和公司领导拿着锦旗到检察院表达谢意。事情源于2021年12月，交警发现姚某酒驾，血液酒精含量为144.32mg/100ml，达到醉驾标准。事后，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将姚某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检察官审查查明，姚某虽系酒驾，但犯罪情节轻微，系初犯偶犯，具有坦白情节。姚某酒驾是因父亲突然晕倒，着急看望父亲，公司也证实姚某工作表现良好，踏实认真。综合考虑，检察官拿出相对不起诉处理意见，得到联席会员额检察官、分管领导肯定。
初犯偶犯、探望父亲、工作认真……当这些条件与“醉驾不起诉”联系在一起，难免令人迷惑：从宽的标准究竟包括哪些？又是否有坚决不能碰的“硬杠杠”？简而言之，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边界在哪里？
“醉驾入刑”源自于2011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其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要处拘役，并处罚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也明确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以姚某的情况来看，其血液酒精测试值远超80mg/100ml的醉驾认定标准，所以网友才会有疑虑——这也能从宽？再看新闻中解释的缘由：情节轻微应当指的是没有产生交通肇事等严重后果，初犯偶犯则令人生疑——哪条法规中有这样的规定？至于坦白情节，也让人摸不着头脑，莫非是被交警查获后、在监测数据面前没有抵赖？
最有争议的，就是“着急看望父亲”和“工作表现良好”两条：首先，着急看望晕倒的父亲，不等于送晕倒的父亲就医，不属于紧急避险的范畴；其次，看望父亲完全可以打车或找代驾，并非没有适宜的替代选择；最后，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与是否醉驾相关，却与日常工作表现毫无关系，单位出面证明并无说服力。总之，在公众印象中，“平时表现”和“动机”似乎不应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不过，“醉驾入刑”确实不等于“醉驾一律入刑”。《刑法》中对于犯罪的定义，也强调“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尤其是近两年来，最高法和各地司法机关也出台了各种指导意见，就是否起诉，明确了若干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规定，“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过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不可否认，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重要依据，湖南的标准是150mg/100ml，浙江的标准是170mg/100ml，如果没有从重情节，都可以不起诉或免于刑事处罚。
因此，仅从144.32mg/100ml的血液酒精浓度来看，当地检方的决定并无问题，关键在明确依据和理由。更重要的是，这个理由不仅要服众，体现法律精神和逻辑，而且要让公众事先知晓。否则，就难逃“看人下菜碟”的质疑，譬如只要是初犯偶犯或遇到紧急情况，是否都会被认定为从轻情节？如果曾经见义勇为被表彰，是否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两倍标准也可以不起诉？如果不回应，人们就只能靠猜，更难以避免有些人因此抱有侥幸心理而以身试法。如此，“醉驾入刑”以来形成的良好治理效果就可能打折扣。进一步说，对于醉驾的起诉或量刑指导意见，应当有权威统一的标准，最好能由最高法和最高检予以明确。
法治是文明社会的基石，每一个判例都是公众法治信仰的基石。尤其是关注度高的案例，更应当成为一堂生动的法制课，由此才有利于形成“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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