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97年《刑法》的修改，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被分离出来，形成了特别法条与一般法条的关系。根据法的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的原则，当某一行为同时具备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一般会以前者对行为人进行追究。二者的区别主要集中在：行为人的诈骗手段是否利用了经济合同；侵犯的法益除了被害人的财产外，是否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能否准确地区分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和履行的过程中的行为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仅仅是一起简单的违约行为抑或是合同欺诈行为，对于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以及贯彻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保护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以下就此角度浅析该罪在实务中的运用与界定。
《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前文所述，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特殊形式，本罪的制定旨在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及人民的财产，因此合同诈骗罪必然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完全具备诈骗罪的构造。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被害人必须是合同对方当事人。因此，合同诈骗罪的构造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欺骗行为，使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进而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最终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同时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即行为人隐瞒事实真相，虚构或者是以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
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在外观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从本质而言，二者存在若干不同之处。
合同欺诈从本质上来说仍然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虽然会对经济秩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远小于合同诈骗，未达到刑事犯罪的标准，不受刑法调整，因此实施合同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需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后果。而合同诈骗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企图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客观上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对于国家的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需要承担的是刑事范畴的法律责任。
在合同欺诈行为当中，行为人根本目的是促使合同签订和在履行的过程中使自身实现利益最大化。主观上，合同欺诈的行为人愿意履行合同。但针对合同诈骗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骗取他人财物且并不具有履约的意图。实际办案中，可以结合当事人签署合同时的约定、履行合同的能力、具体履约的表现及获得财物后的处置方式对行为人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
合同欺诈行为体现在合同中的内容虚假成分较少。行为人往往通过夸大事实或隐瞒部分真相的方式继续履行自身义务进而参与经济活动，以实现经济目的。其次是手段不同，在实施合同诈骗的行为时，行为人常会使用虚假的身份信息，以此躲避侦查并逃避法律责任；而在欺诈行为中行为人往往会使用真实身份进行经济活动。最后是方式不同，合同诈骗中，订立合同是行为人达到犯罪目的时使用的方式；而在欺诈中，具体的表现方式为：虚构事实（部分或者全部）或者隐瞒真相、履行合同不积极。
行为人主观意图不同。合同诈骗罪一般出现在经济合同中，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只是通过签订经济合同的手段来达到不法目的。违约行为主要是指合同一方因为某种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完全履行，违约方并没有一开始就抱有不履行合同的心理，只是因为自身原因或者客观原因发生变化从而无法履行合同，主观上不带有诈骗的目的。若行为人主观上不存在诈骗，客观条件变更只是合同无法履行，应当按违约来处理。
行为人所 “侵犯”对象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务的所有权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对象是将公私财物所有权据为己有。违约行为是给对方带来一定损失，减少可得利益，而不是侵犯其财产所有权。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判定侵犯对象能够更好的界定合同诈骗罪和违约行为之间的差异，从侵犯对象进行对比能够更直观的判定出二者之间的区分。
行为人最终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罪严重触犯刑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由刑法规范进行调整。行为人对合同诈骗罪的法律要负责双重法律后果，不仅要负责刑事责任，如果给对方造成损失，还要负担民事责任。违约行为的法律后果则是根据合同具体的约定来确定违约责任，进而承担民事责任，受民法调整。
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实施犯罪行为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作为手段，虚构相关事实、条款，使被害人对合同内容陷入错误的认识，进而错误处分财产，导致自身财物损失。在整个过程中，行为人无任何履行合同的意愿。若剥离掉行为人利用合同作为手段这一要件实施诈骗行为，则仅构成普通的诈骗罪。
其次，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物，而合同诈骗侵犯的不仅有公私财物，还侵犯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协调有序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合同的政策管理制度的完善，因而合同诈骗罪被规定在《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
最后，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立案标准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4月6日）中第69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由此得知，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2万元以上。特别注意的是，若行为人的涉案金额尚未达到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但却达到了普通诈骗罪立案标准金额，那么司法机关是否应当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该问题在司法实务中尚有争议，基于所侵犯的客体不同，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针对那些未到合同诈骗罪立案标准，却符合普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一般不定为普通诈骗罪。
随着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交易等经济活动愈加频繁，当事人因合同的签署、履行产生的纠纷也随之增加，其中涉刑案件也随之增多。2019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2019】26号），强调要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合法财产与犯罪所得、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做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依法严格把握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防止随意扩大适用，妥善解决民刑交叉问题。笔者认为，依前文所述，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以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对评价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谨慎运用，不能随意利用刑事手段干涉民事纠纷，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中,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保留由当事人自己处理、解决纠纷的最大空间，否则滥用刑事手段干涉民事纠纷不仅浪费司法资源，更有违刑法的谦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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