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事情往往引发复杂的争议，刑法的罪名也是如此。在刑法中，对于“传授犯罪方法罪”罪状的规定很简略，刑法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
现在司法实务中的问题与争议来了：什么样的行为构成刑法上的传授犯罪方法？是不是所有的涉及犯罪行为的方式方法，都是这个罪名的方法呢？比如，张三计划要把李四打伤，王五想讨好张三，便出主意说：大哥，你可以用棍子把李四那斯打伤。后来张三果然用棍子将李四打成了轻伤。那么，王五说的这个用棍子打人的方法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中的方法吗？
我认为显然是不能构成的。因为，用棍子把人打伤是个人都会，根本不需要他人来传授与教会。王五就是不出这个主意，张三也知道用棍子把李四打伤。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李主任与行贿人约定好，行贿人送20万元钱给他。因赵某是李主任所在单位的法律顾问，他便问赵某如何去收受这个20万钱会安全一些。赵某便出主意说，你不要出面，可以让一个朋友去收钱，你朋友拿到了钱再交给你，并且收钱的地点约在车站。李主任照办，成功拿到了钱。后来案发，李主任供出收钱的方法是赵某说的。那么，赵某是否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呢？
很明显，赵某的行为也不构成这个罪。因为，李主任不会蠢到不知道如何去收钱。便是没有赵某的主意，李主任也知道让别人帮他去收钱更安全些，说不定要李主任自己想法子，还会更隐蔽、更保险一些呢。
刑法制定“传授犯罪方法罪”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传授了犯罪方法从而使得原来有犯罪意图的人得以实施犯罪，如果没有传授犯罪方法的人，有犯罪意图的人就不知道如何去实施犯罪。也就是说，传授犯罪方法的人，对侵害法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打击不足以保护法益。相反，若是一个人说的犯罪方法，是有犯罪意图的人也知道的方法，那此人便没有对侵害刑法保护的法益发挥作用，也就不应当受到刑法之追究。
另外，我们将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与教唆行为相比较也能得出上述观点。教唆犯是以教唆行为引发了他人的犯罪意图进行实施了犯罪，这种教唆行为就不要求具有“专业性”，只要足以引起他人的犯意即可。但传授犯罪方法罪，针对的是在犯罪人已有犯意的情形下，因为有人传授犯罪方法而导致犯意得以实施，那么这种“方法”应当是犯罪人所不知道的方法，否则就是没有他人的传授自己也能实施了，他人所说的方法在实施犯罪中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也就不应当追究他人的刑事责任了。
我在权威的法律专业网站检索了与传授犯罪方法相关的法律、法规、立法与司法解释以及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没有看到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与最高检、最高法司法解释这样的高位阶的规范性文件关于传授犯罪方法的具体解释，但有多个省级政法机关与部委规章对传授犯罪方法有相对具体的解释。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办理盗窃燃气及相关案件法律适用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向燃气使用人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依法严厉打击窃电和破坏电力设备违法犯罪活动的意见第八条：“
公安部《关于加强互联网禁毒工作的意见》解读中规定：“对于利用互联网
从上面列举的这些规定可见，刑法上所称的传授的“犯罪方法”是指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方法，是一般人不经过他人的传授与自己的学习就不会使用的方法。
另外，我随机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看了数个经过二审的“传授犯罪方法罪”刑事判例。其中包括了传授如何对女人使用迷药后实施奸淫的方法；如何将散装的白酒配置与包装成假冒知名品牌的瓶装酒的方法；如何制作雷管的方法；如何制作毒品的方法；如何盗窃电梯主板的方法。
通过这些案例也可以明显看出，传授犯罪方法罪中所要求的方法，都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或技术含量的，一般人不通过学习是不知道或不会使用的方法。
刑法要求罪刑法定，要求具有谦抑性。如果任意扩大刑法罪名适用的行为类型，就会随意扩大刑法的打击对象，无法保障国民的自由与安全，就会违背刑法的立法宗旨与目的，损害刑法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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