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请求权原论》（孙山著）一书在知识产权研究的领域中，察究基本概念，深入理论底层，沿着正确的方向，并结出了丰满的果实。
本书的“书眼”取名“请求权”，但遍览全书，却别有意蕴，“法益”才是贯穿首尾，反复论证的核心。知识是人类生活的主宰。知识产权法保护下的知识、技术，是企业、社会乃至国家获得并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知识产权法是我国传统民法的有机组成。作为私权工具，知识产权法肩负私权的组织、确认、运用和保护的根本任务。民法典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繁复的规则体系，并不是一个管理财产的被动的静态秩序体系。其优势在于，可以运用系统化思维，提炼、确认、整合与组织私权，构筑科学的私权体系。它以市场经济中的人类活动为镜像，把市场主体、权利性质、归属秩序和状态、法律行为、交易规则、违约后果、侵权责任、法律救济等规范与制度整合在一起，把私权的管理和运行纳入一个高效的系统，建立起高效的市场连接的技术，并降低这种连接的成本，旨在促进私权的最大化效用，提高将法律上的权利转化为财富的能力，为让社会保持持久的竞争力提供尽可能全面、精细、周全的服务。其中，私权体系的设计、规范和法律管理作为创新体系的基础，又是提高创新能力的关键。而对私权的确认、分类和整合是构建私权体系的前提。和全球化下日益庞杂、高速变动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相比，民法典用“权利”和“法律规定的利益”这种私权模式，难以构成科学完善的私权体系。
“法益”的出现，为认定和保护那些没有上升为法定“权利”的“未名”权利，以及未落入“法律规定的利益”，创造了一个内涵科学、外延确切的概念。“法益”不但为完善私权制度作出重要贡献，并成为私权体系的基础要素。本书系统地梳理了“法益”概念的产生和运用历史，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法益”概念，不但有效地解决了利益的分层以及法律调整问题，还在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和不受保护的“利益”之间划分了明确的界限。可为我们展示出一个层次分明、秩序井然的立体画面：第一层，是“利益”的汪洋大海，属于公共空间。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技术以及不入“法眼”的“小事情”，公众可以任意驰骋，天高海阔，自由利用，法律不予问津。第二层，是隐形水下，寻常不见，与液态海水截然两造的、固体的巨大冰山。这属于需要保护的“法益”。第三层，是高出水面的冰峰。它与水下的冰山，以及液态的汪洋大海之间，三者界限分明、清晰可见，是法律赋权明文规定保护的绝对权利。但那只是冰山之一角。“法益”，是法律权益的兜底概念。它把包括具有对世效力的绝对权，私权主体通过约定构建的相对权利，以及既无法律赋权，又有保护价值的利益作为“法益”，悉数收法律保护之“囊中”，从而实现了法律对私权领域正当利益的全面保护。“法益”，又如同一条丝线，把权利串在一起，既方便认定，又方便运用和保护。可见，本书中，“法益”才是事情的源头，是关系之实在。请求权不过是被法律保护的客体之法律表征。如若没有“法益”做基础，“请求权”理论和制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法益”概念及其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转变相对落后的财产意识，树立现代社会的财产观念。这些观念至少包括如下几点：第一，“财产是一种抽象概念。它指的不是物、物质或其他东西，而是指人们之间关于‘物’的多种权利或关系”。第二，财产的本质是一种好处，即“利益”。“利益”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其中的一些“利益”，无论它们来自何处，以何种手段获得，只要它能被人占有、支配，并成为可以交易的对象，该“利益”都可以成为“财产”，而一旦被法律认可，即为正当权益。第三，创造是获得知识、技术的唯一来源。知识、技术是获得财产的真正原始手段。财产不同于获得财产的手段。财产的质是同一的，但获得财产的手段是多元的。树立这个认识，并转化为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内在标志。第四，财产的本体始终如一。财产形态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财产形态，生生息息，变动不居，你方唱罢我登场，呈现出随着知识、技术积累而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法益”概念及其理论，运用到知识产权制度中，有助于和传统民法财产体系的融合。私权所保护的利益，除了创造成果，就是劳动成果，或者经营管理成果等，他们全部来自个体人的智力及体力。依产业链论，创造与劳动在同一链条上，并在产业链中居于劳动的上游。可见所有财产形态，同根同源。创造作为一切财富的源泉，既是财富的启蒙因素，又是开疆破土、不断拓展财富新界的唯一力量。因此，在私有财产体系中，知识产权是最全面、最集中反映财产权利本质、构成、特征和本体的一种民事权利，可谓私权的标本。
哪里有权利，哪里就要给予救济。根据这一原则，民法典设立了第129条兜底条款：“民事权利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法律规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取得。”通过这一保障，为那些数不胜数，已知但未名，以及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不可预测的正当利益的保护，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所有民事法律，凡是违反这一开放原则的，必须作出修改。著作权法的修改，从作品条款，到权利条款，都贯彻了这一原则。2020年版的著作权法对“作品条款”和“权利条款”，从封闭模式，改为开放模式。把第3条“作品条款”第（九）款修改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把第10条“著作权权利体系”的兜底条款第（十七）款修改为“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这一巧思，正视真相，尊重逻辑。也是让思想冲出牢笼的“觉醒”。如同一剂强心针，打开了作品和著作权权利体系的“闸门”，激活了著作权法的生命。同时为“法益”的适用开辟了空间。“法益”概念和制度，既是一个发现，也是一项发明。它反映了人类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法益”既可以作为民事权利的公约数，解决某些基于知识、技术的财产权益长期以来苦于名不正、言不顺，不保护斩不断、保护理还乱的问题。又可以为这些保护提供经济学和法学上的合理性、合法性根据，从而形成保护知识财产的理性秩序。“法益”所反映的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有利于知识产权法和民法典本体的深度融合。
“法益”概念及其理论，通过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行，有利于成文法和判例法的优势互补，提升法治水平。“法益”对于知识产权司法中推行案例指导制度，借鉴和汲取英美判例法的精髓，大有裨益。通过该制度可以显而易见地提高司法水平。同时，有利于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我们正面临的局面是，受不断更新迭代的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量子等基础技术工具的催动，人类技术正在全方位、全天候、高速度、可持续进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模式跃进到一个里程碑式的新时代。繁荣的副产品，产生了大量法律纠纷，也催生了新的规则。中国知识产权司法所面对的纠纷，数量巨大，涉及技术前卫，引发的法律问题复杂。尽管我们有了民法典，有了单行知识产权法律对有名权利作了详尽的列举式的赋权规定。但是，法律条文再多，也无法满足变幻无穷的生活需求。
我国从2010年开始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为“法益”概念和理论开辟了实践空间，其中，给知识产权法律司法适用“法益”理论，开辟了肥沃的土壤。制定法和判例法，都各有其先天的优势和缺陷。在漫长的历史中都在互相交叉、取长补短，呈现出以传统为主，但又相互融合的状态。因而实践中已经既没有纯粹的制定法，也没有纯粹的判例法国家。案例指导制度的出现，就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形成了一个务实、开放式的法律体系。相信，在知识产权领域，如设计有方，执行有力，矢志不渝，持之以恒，案例指导制度有条件大放异彩。
本书主要讨论的“法益”“请求权”概念，是民法乃至法学学科的核心概念。笔者认为，以探究法学的“大词”为根基，深耕知识产权法学，是知识产权研究的理性方向，是问题意识的智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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