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经法院判决，被告枣庄农商行10日内向孙女士支付存款100万元及利息，直至2021年7月由法院强制执行。
2009年孙女士去存钱100万，结果被银行内鬼换了存单；2014年案发，2018年身陷囹圄将近一个月，前后三年时间被当地警方作为刑案调查，直到最近，刚刚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存款和利息。孙女士做错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伤害？
本案民事纠纷尘埃落定，但银行给存款人孙女士带来的牢狱之灾，这笔账怎么算？是否该承担刑事责任呢？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据此规定，在客观上，诬告陷害罪需满足捏造事实、向国家机关告发、有特定对象、诬告他人等要件。具体而言，枣庄农商行所称孙女士仿造金融证券后经公安查证为不实之言，由于枣庄农商行行为确让特定对象孙女士进入了刑事追责程序，遭到羁押，如此行为和结果符合诬告陷害罪的客观方面要求。
再从主观方面看，诬告陷害罪须是当事人故意为之。《刑法》同时规定：“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构成犯罪。这也是枣庄农商行（责任人）是否需承担刑事责任最大的争议点。
据报道，孙女士将钱存入银行后不久，这笔钱相继被银行职员田某取走。田某通过掉包存折套取其他储户的资金超600万元。田某也因涉嫌伪造金融票证罪等被追责。那么对于银行相关负责人是否属故意就存在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作为银行相关管理人员，明知内部员工田某实施了犯罪行为，并且已知或者能够预见孙女士的存款被田某套取，在这种情况下，仍选择捏造事实，作虚假告发，意图使孙女士受刑事追究，那就应该是涉嫌故意犯罪，不是错告。
还有一种可能，银行相关负责人事前并不知情田某的犯罪行为，或无法预见孙女士存款“失踪”与田某有关，那么，银行方的怀疑与检举就可能并非有意诬陷，那也就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即不构成诬告陷害罪。但也得说一下，在发生存款纠纷后，银行拒绝审视自己的内部问题，直接就把储户按到“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傲慢。
如今，在存款人事实上遭遇牢狱之灾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有必要查实上述哪一种可能是事实，以使这起案件不存在没有查清的案中案。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银行管理不善导致内鬼作案的事件时有发生，此案田某就是原银行职工，其作案细节反映出银行内诸多管理漏洞。如孙女士开户的身份证复印件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等均为本人信息，但头像面部特征与本人不符，肉眼辨别系男性特征；田某连续、多次取款，且部分取款金额不小，银行柜员有审核义务，而田某又为柜员同事或前同事，为何始终没发现问题；田某在《问询笔录》中甚至表示“有时候柜员会直接替客户签”等。这些细节表明，即使不存在与田某共同作案的犯罪人，至少不能排除有银行职员渎职犯罪的可能，这也需要进一步查证、核实。
本案还有一个疑问是，存款人孙女士因被错告被无辜羁押近1个月时间，是否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呢？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只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才能予以国家赔偿。
但只要侦查机关履行拘留的法定程序，就很难证明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取拘留措施的；且本案针对孙女士的刑事拘留，亦没有超期羁押。为此，孙女士难以获国家赔偿。
面对这种遭受错误羁押的无妄之灾，却难以获得赔偿的情形，唯有要求侦查人员改变传统的“抓了再说”的强权观念，督促他们谨慎采用强制措施，这既可减少诬告可能造成他人权利受害的后果，也可减少国家为错误执法背锅，并树立司法应有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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